那天，我到艾普村的药房采买牙膏和防晒油两样简单又健康的小商品。
　　待我回到家，从袋子将东西掏出，乖乖，药房小姐竟偷偷附送一本令我困惑的小册子：一份印刷精美的彩色广告。
　　封面上有一只蜗牛坐在马桶上t，这只蜗牛看来有些悲伤，坐在马桶上面显然已经很久，可是还没有达到目的。它的触角下垂，双眼无神。
　　在这幅滑稽又悲伤的图片上，赫然写着“便秘”两个大字。
　　天啊，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看来像是个得了便秘的人吗？还是买牙膏和防晒油这件事特别引起这位药剂专家的注意——暗示我的消化系统不良。
　　也许这位小姐在我身上发现了我不知道的事，我开始阅读这份广告。
　　上面写道：便秘很平常，动不动就会惹上身。阁下请注意，每五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腹胀及肠胃的毛病。
　　对于一个像我这般不善观察的人而言，实在看不出那些走在街上，坐在酒吧、咖啡馆，甚至是喜好整天待在餐厅里用餐的人，有任何的异状。
　　在这些地方真的有20％的客人，每天吃下两大顿丰盛的美食大餐，尽管他们患有腹胀气的毛病？
　　如果是，那他们真可封为忍痛茹苦的掩饰高手！
　　我可一直以为普罗旺斯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地方之一。这里的空气清净，新鲜丰富的蔬果当道，烹调独钟橄榄油，压力在此地荡然无存。
　　真的是再也寻觅不到比这里更健康的地方了，这里的人看起来是如此、如此地肤色透红健康！
　　假如在这些脸色红润及胃口极佳的人当中，可以找出20％患有“肠胃阻塞症”的人，那么他们还可能隐藏哪些其他的疾病呢？
　　于是我决定特别注意普罗旺斯人的抱怨及治疗大法，慢慢地我发觉其实有一种地域性的疾病，甚至已经扩展到全国了，那就是——忧郁症。
　　法国人从不会觉得精神不济，顶多只会担心身体是否会出现“危机”，而最普遍的就是“肝危机”。
　　因为平日喝下太多的茴香酒，经常享受五道菜大餐及饮遍从汽车大展开幕到政党开年会的荣誉酒——肝脏终于发出了抗议。
　　当然最简单的药方就是不喝酒，改喝大量的矿泉水。而最有效的方法莫过到药房走一趟，让柜台后方富有同情心的白衣女郎诊断一番。
　　以前老是想不通为什么大部份的药房，都将椅子放在外科用支架和蜂窝炎治疗药箱中间，我现在终于得到答案了。因为客人可以更舒服地等待。
　　那时，终有某位生病的老兄不停地按摩他那肿大的喉咙，沙哑地解释身上脆弱不堪的肾脏、老不顺畅的肠子，或任何让人咬牙切齿的小毛病，以及他是如何变成这副德行的漫长故事。
　　受过耐性及诊疗训练的药剂师仔细地聆听，提出问题，然后建议几个可能减轻病痛的方法——药包、药瓶、药罐就都出笼了。
　　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了结论：对病痛倾诉不休的老兄小心地将这些小纸头折起来。有了它们，他才可从社会局申请大部份的医药费。
　　15分钟或20分钟过后，大家又往前挪动一二个座位。
　　事实上，尚保有几丝气色的人才有办法到药房。至于病情较严重或是自认病重者，这里的任何偏远地方都会有一个让都会访客惊羡不已的急救专家网络——在大城市可只有百万富翁才能如此舒服地“生病”。
　　所有的城镇、村落都有自己的救护车服务，24小时待命着。合格的护士会到家里探访，而医生也是如此。听说这种服务在伦敦早已绝迹。
　　去年夏天，我们就曾深刻地体验到法国医疗制度。这个活例子就是班森，一个第一次到欧洲旅行的年轻美国观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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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亚维依车站接班森时，他以沙哑的声音打招呼，手帕捂着嘴，咳嗽不停。
　　我问他怎么了，他指着喉咙喘息地说：“摩那，摩那！”
　　摩那？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我知道美国人有比我们复杂的疾病。他们不讲淤血，讲血肿；他们不说头痛，而说偏头痛。
　　我低声地说新鲜空气会让他好过些，扶他上车。
　　在回家的路上，我才知道原来“摩那”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的别称，这是那种因病毒感染所引起的喉咙发炎。
　　“就像破碎的玻璃拼不回来一样。”班森整个人缩在太阳眼镜及手帕后面说：“打电话给我在纽约布鲁克林当医生的哥哥。”
　　回到家后，我们发现电话坏了，由于刚好是连续周末假期的开始，所以我们将有三天没有电话可用。
　　若是寻常时候，那简直棒透。可是，老天！现在我们得打电话到布鲁克林。
　　据班森说，有一种新发现的特别抗生素可以治疗所有不同种类的“单核白血球增多症。”
　　他给我这个特效药的名字，我只好赶到波美特镇（Beaumeties）找公用电话，投下五块法郎打到布鲁克林医院找班森的哥哥。
　　然后我又打电话给一名医生，要求他可否到家里一趟。
　　医生在一小时内就来了，他检查病人，班森戴着眼镜在漆黑的房间休息。
　　“先生……”医生才一开口，班森就打断他。
　　“摩那！”他指着喉咙说。
　　“什么？”
　　“摩那！医生，单核白血球增多症。”
　　“好像听过有这种病。”
　　医生看看班森发炎的喉咙，拿出一支棉花棒，他打算取样做病毒测试。
　　这下好了，我们的班森先生会不会脱裤子呢？
　　班森疑惑地从医生肩膀望去，看着医生取出一支试管，一面把卡文克莱牛仔裤褪到一半。
　　“告诉他，我对抗生素过敏，他应该打电话给我在布鲁克林的哥哥。”
　　“你说什么？”医生问。
　　我解释问题的症结，不知医生的药箱里会不会刚好有这种特效药。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互视而且瞪着班森的光屁股，它们痛苦地痉挛着，像班森痛苦的咳嗽声。
　　医生说他得给班森打些药以减轻发炎，并解释这种特效药的副作用很小，我将这些讯息转述给班森。
　　“好吧！”他趴下，医生就像西班牙斗牛士，用一副极其优雅的姿势将针筒插下去。
　　“好了！”
　　班森在一旁等待可让他昏睡的药物起作用，医生说他会派护士一天来打两次针，而检验结果星期六即可揭晓；只要一有结果，他马上就可以开处方。
　　他祝我们有个美好的夜晚，班森捂着手帕呜呜地应答。
　　我想，“一个美好的夜晚是不可能了！”
　　护士来了又回去，检验结果出来，医生照约定的时间，在星期六抵达。
　　我们这位年轻人说得没错，确实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不过我们可以用法国药来治。
　　医生振笔疾书，像个灵感泉涌的诗人，一个处方接着一个处方从笔下挥洒而出，似乎每个处方都用得着。
　　他递过来一叠写满文字的纸，祝我们周末愉快。
　　哎，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了！
　　连续假日的星期天，想在法国乡下找一家开门营业的药房可不简单，而方圆几里内唯一的药房是位于卡维隆外围的“保卫药房”。
　　我在八点半赶到那儿，遇见一个和我一样手中握着一叠厚厚处方的老兄，我们一起望着张贴在玻璃门上的告示，上面写着：“十点钟开始营业”。
　　此人叹了一口气，上下打量着我。
　　“急诊吗？”
　　“不是我，是我的朋友。”我回答。
　　他点点头，解释他肩膀有关节痛，脚上长霉菌，不打算在太阳下枯等一个小时，他坐在大门边的走道上，开始研究起手中那一大叠药方的第一张。
　　我决定先行离开去吃早餐。
　　“最好在十点前回来，”他说：“肯定会有很多人的。”
　　他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星期天上药房是午餐前的习惯吗？
　　我对他的劝告不予理会，向他道谢后，在一家咖啡馆阅读一份过期的《普罗旺斯日报》。
　　我在十点前回到药房，乖乖，似乎全卡维隆的人都聚集在门口了。
　　有几十打的人手里拿着大叠的处方站在那儿，互相交换疾病症状情报，就好像钓鱼客在描述他得奖的大鱼一般。
　　喉咙发炎先生吹嘘着他那足以致命的喉咙肿痛；静脉瘤太太则骄傲地细数着她的静脉瘤病史。此起彼伏愉快地聊着天，时而问问时间，往犹深锁的药房大门挤去。
　　终于，在“总算开门了”和“她出来了”的低语声中，一名女孩从药房后出现，识相地躲在一边以让蜂拥的人群通过。
　　我再次体会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排队的习惯在法国是不存在的。
　　大概等了半个钟头之久，好不容易在混乱中逮到一个空档，把我的处方交给药剂师。
　　她取出一个塑胶袋，装进一些盒子、瓶子，在每张处理过的处方上盖章。
　　她留下一张副本，另一张则还给我。
　　很快地塑胶袋就满溢出来了，尚剩一张处方，药剂师失踪约莫有五分钟之久，然后出来表示缺货，并要我到别家药房试试看。
　　尽管如此，情况也还不算太糟，至少重要的药都在袋子里。
　　对我来说，这些药已经够让一群人死而复生了！
　　班森又是吞，又是吸的，以他的方式试着每个药方。
　　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经从死亡坟墓的阴影中逃出，觉得好多了，有足够的力气和我们一起到梅纳村的药房找剩下的那种药。
　　我们到达时，已有一位老先生坐在凳子上，手上的袋里装满了万灵丹，他好奇地想知道我们这些外国人会得什么外国病。
　　一直等到我们的药都齐备，他凑过头想一探究竟。
　　药剂师打开袋子，拿出一个用锡箔纸包装的东西，大约有头痛药片般大。
　　她拿给班森，告诉他说：“一天二次。”
　　班森摇摇头，用手摸着喉咙说：“太大了，我吞不下这么大的玩意。”
　　我们翻译给药剂师听，那位老先生在药剂师回答前咯咯大笑起来，危险地摇晃凳子，用长满瘤的手背擦眼睛。
　　药剂师面带微笑，优雅地将锡箔纸包的药高高举起说：“这是栓剂。”
　　班森看来有些迷惑，那位老先生还在大笑，从凳子上跳下，把栓剂从药剂师手上抢过来。
　　“你看！”他告诉班森，“我们是这么用的。”
　　他老人家在离柜台不远处找了一处空间，朝前一趴，将栓剂举过头，手臂飞快地往后移动，将药用力往裤子底部刺进去。
　　他看着班森说：“懂了吗？这是塞在屁股里面的。”
　　班森还是摇头表示：“哎，老天，这实在很奇怪！”他戴上太阳眼镜，后退几步，“在我们那里，我们不用这个的。”
　　我们试着解释这是种让药进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一点都不为所动。告诉他如此可以治喉咙发炎，他不觉得好笑起来。
　　我常在想，回去后，他会如何告诉他在布鲁克林的哥哥关于法国人的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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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没多久，我在树林遇见我的邻居马索，告诉他栓剂的事，他当成一个笑话——不过这对一个确实发生过戏剧性故事的病人，可就不好笑了：当他到医院去割盲肠，醒来却发现左腿已被切断。
　　“真的吗？”我说不可能，但马索坚持是真的。
　　“假如我生病的话，我一定去看兽医，在那里至少还是清醒的，我可不相信医生。”他说。
　　幸好，马索对法国医疗界的见解并不能反映大部分的真实性。在普罗旺斯，也许有对截肢有瘾好的医生，但我们不曾碰见过。
　　事实上，除了这次“单核白血病”的接触外，我们只看过一次医生，而那次是为了反击官僚作风而去的。
　　那是为了取得我们的居留证，几个月的文件来往所发生的战争。
　　这种居留证是发给在法国的外国居民，我们跑遍市政府、警察局、税捐局，然后又回到市政府。
　　每至一处，就被告知尚缺其他表格，当然呷！这些表格要到别处拿。
　　终于我们确信已有一套完整的证明书、申请书。照片及生命统计资料，我们骄傲地走进市政府去。
　　文件被仔细地检查，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应该不会再拖延了吧！我们既无犯罪记录，又不打算抢法国人的饭碗。
　　好了！文件检查完毕，我们终于是合法的居民了。
　　市政府秘书微笑友善地递给我们两份表格，她说必须做健康检查以证明我们身心皆健康，奔牛村的芬耐隆医生会很乐意替我们检查的，所以我们又上路到奔牛村。
　　芬耐隆医生很迷人，也很活泼，他帮我照X光，一起做了个简短的问卷调查。
　　有没有神经病？没有。
　　有没有癫痫症？没有。
　　有没有毒瘤？酗酒吗？容易昏倒吗？
　　我想是否会被问到排便习惯以防我们增加法国便秘人口？不过对移民局而言，这似乎不重要。
　　我们在表格上签字，芬耐隆医生也签了字。然后他打开抽屉，拿出另外两张表格，很抱歉地说：“当然呷！你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
　　他耸肩解释，在发给卫生证明书前，我们必须拿着表格到卡维隆做血液测试。
　　“我的天，我们还要做什么特殊测试呢？”
　　“是……”他看起来颇觉抱歉地说：“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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