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留在法国已经没用。塞鲁斯更改他的订位，如此他才可以和安德烈一块从尼斯飞回纽约，两位男人都不大甘愿，但也心急地想要回家。
　　塞鲁斯提议他们避开空中厨房的餐点，前往机场之前，他们愉快地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漫游尼斯的市场，挑选野餐材料。在一商务能还算舒适的座位上坐稳，塞鲁斯立即召来空服员，交给她一个袋子，里面装有熏鲑鱼、综合干酪、新鲜的棍子面包．以及一瓶勃良第白酒。“用餐时，”他对她说，“或许你可以用这个招待我们。这是我们的午餐。”
　　空服员接过袋子，她的微笑有些动摇，不过塞鲁斯没有给她回答的机会。“你是个可爱的女孩，”他说，面露喜色。“我们的肠胃很敏感。——你能不能留意一下，不要让葡萄酒冰得太冷？冰过但不要冻着？”
　　“不要冻着？”她严肃地重复。“好。”
　　安德烈看着她拎着袋子走向厨房，暗忖自己为何没做过这档子事。不管菜单上的描述是如何的栩栩如生，空中的厨师立意良好的美食学早已扭曲，从未奏效，羔羊肉、牛肉、海鲜、小牛肉，面粉裹这个、原汁偎那个——班机上的食物永远是班机上的食物：神秘、凝结，而且无味。还有那些葡萄酒，即使他们标明着“由我们的空中斟酒传者特别挑选。”但很少能够名副其实。
　　“你经常做这种事吗，塞鲁斯？”
　　“总是如此。大多数人没做，我才觉得很奇怪。飞机上我唯一可能接受的是白兰地和香槟，因为他们无法加太多工。我看到酒送过来了。准备一下吧！”
　　七0 七空中巴土在起飞之前，先经过地面上的收缩与隆隆驶离的程序。两个男人从容地品味香槟，透过窗户望到一群人在机场的露台上挥别。对安德烈来说，这是改变——相当怡人的改变——旁边坐着旅伴，这提醒了他，他最近大多是一个人度过的。他必须承认，是他自己的错。他有露西，甜蜜、单身的露西，结果他是怎么对待她的？在机场打电话给她，让她落在穿红色吊带裤男人的手中。正当他决定要对露西多下点功夫之际——事实上，他一回去便要尝试——塞鲁斯的头转向他，就好像他一直在解读安德烈的心思。
　　“结过婚吗，安德烈？”
　　“几乎。”他惊讶地发现，她的脸孔在他的记忆中很模糊。“大约五年以前。当时我开始必须到处旅行的工作，我猜她没有耐心在那边等我回去。她嫁给牙医师，搬到斯卡代尔镇去。我想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东奔西跑，这就是我的生活。”
　　塞鲁斯叹了一口气。“我旅行得太少。人家说距离是维持婚姻的秘诀；我试了两次，两次都以泪水收场。”眉毛充满哲学味道地一扭，他喝了口香槟。
　　“还喜欢女人吗？”
　　“当然。问题是，我一直无法辨认出赝品来。”
　　这是安德烈首次看到塞鲁斯的脸上露出黯淡的神情，于是他决定停止讨论婚姻的危险性。“跟我谈谈这个做假画的家伙。你说你知道他是谁。你见过他吗？”
　　“老天爷，没有。他一直不把头抬起来，就他所从事的工作而言，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你不可能在画廊的鸡尾酒会上与他不期而遇，或是收到他的名片。我甚至不晓得他住在哪一个国家。”班机上的电视屏幕以高档音量打开时，塞鲁斯皱了眉头，兴高采烈的声音正在教导乘客逃生的秘诀，以应付坠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他将身体靠向安德烈，好让他听到自己说的话。“他的名字是法兰岑，尼可·法兰岑，原本住在阿姆斯特丹。这个荷兰人对这种事相当在行。你曾听过弗美尔吗？”
　　安德烈摇头。
　　“有一个也是荷兰人，叫冯·梅贺伦，非常善于模仿弗美尔的画作——使用古代的画布、手磨颜料，所有的把戏他都会——而且听说搞出一大难来。有一阵子把全部的人都骗倒了。多多少少，你都必须钦佩那些顶尖的摹仿画家。他们也许是混蛋，不过很有才气。总之，法兰岑专门摹仿印象派画家，就如我们亲眼看到的，他做得好极了。其实，有谣言说，他的作品正挂在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里，每个人都信以为真。他一定是以此为乐。”
　　“怎么可能？难道画作没有经过专家的鉴定吗？”
　　“当然有。不过名画都会被系谱、历史、一连串专家的意见和背书所跟随，很像是法律上的判例。当一副画被承认是真品并历经时间的考验，这将是一项强而有力的保证。专家也是人；他们相信专家。如果他们没有期望所看到的是赝品——还有，如果赝品够水准的话——那么他们极可能没法辨识出来。在正常情况下，我也会说狄诺伊的塞尚是真的，因为它画得实在太美了。不过由于你的缘故，亲爱的孩子，我的眼睛早就摆好阵势，要认出假画来。”塞鲁斯停了一下。“而我确实看到了假画。”
　　安德烈甩甩头。“听起来就像是国王的新衣。”
　　塞鲁斯露出微笑，对着空服员挥挥空酒杯。“有点类似。人们看到的都是他们被设定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调查之所以不寻常，是因为这幅画的拥有人也加入了骗局。为了某种原因，狄诺伊想要让原画消失，不过他自己一个人是做不来的。除了我们的朋友法兰岑。还有看管法拉特岬的那个老顽童之外，一定还有别人牵扯其中。不止是家人，还有外人。”
　　空中小姐倒人更多的香槟时，塞鲁斯停下来对她施展魅力，此时安德烈想到了他先前提到的巧合。“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他说，“不过我从巴哈马群岛回来时，我的公寓被窃贼闯入，所有的摄影器材全被偷走——相机、底片、幻灯片档案。其他的东西倒还留着”
　　派因的额头充满了惊讶。“你看，你看。然后主编开始不接你的电话。”
　　“卡米拉？”安德烈大笑。“我想象不出她有这个能耐，背着一袋相机从太平梯滑下去。”
　　“我没有说是她做的。”塞鲁斯若有所思地用塑胶搅酒棒拌匀他的香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他们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一起搭计程车下车之后，便各自分手。塞鲁斯准备向艺术村的居民放出风向球，看看能否获得荷兰人的行踪。安德烈则同意再做尝试，想办法恢复与卡米拉的交谈渠道，计程车载着他入城时，他考虑了几条途径。继续打到办公室，似乎毫无用处，但是打到她家，又完全不可行，因为她把她家的电话号码视为国家机密。在建筑物大厅埋伏已经证明无效。看起来唯一的方法是，一大早杀向她的办公室，给她个措手不及，然后帽子拿在手上，声称再没工作就会饿死。
　　这一趟与塞鲁斯的旅行，对他很有益处；他的直觉已经被证实不是无的放矢，而且即使法国到纽约有时差，他觉得精神还很好，随时可以往前迈进，挖出更多的秘密。他打开门锁，进人自己的公寓，即刻把袋子丢在门边，直接走过去按电话答录机上的留言。
　　“甜心，你在哪？我担心得不得了。”是卡米拉，用她那最佳的诱惑嗓音，低而沙哑，语调欠缺诚意；每当她有目的时，就会以这样的方式说话。“我打电话给你办公室那个小妹，她好像完全不晓得你的去处。我非见你不可。已经隔了那么久，我有很令人振奋的消息告诉给你。不要再躲了，赶快打电话给我。再见。”
　　然后是——
　　“欢迎归来，游子。猜猜怎么着？战争结束了。卡米拉打了两次，而且她像是彬彬有礼。她一定是吓坏了。总之，她说有甜头要给你。对了——我没有跟她说你去哪里。记得给我电话，OK？”
　　安德烈注视手表，扣掉六个小时，了解到此时才过了五点。他打到了办公室去。
　　安德烈深深吸了一口气，省掉简短的互相问候。“露露，我一直在想，而且我已经决定，我当保持距离的崇拜者太久了，应该是停止的时候到了。不对，等等，我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我希望遥远的部分将会结束。我想要这样子。也就是说，如果你……嗅，完了。听着，我在电话上解释不来。六点钟去接你可以吗，我们一块用餐？”
　　他可以听到露西的呼吸声，背景里传来的另一个电话在响。“安德烈，我有约会。”
　　“把它取消。”
　　“就这样？”
　　“没错。”安德烈很肯定地对自己点头。“就这样。”
　　似乎是永无止境的停顿。
　　“安德烈？”
　　“是的？”
　　“不要迟到，还有，不要告诉我你要去机场。”
　　半个小时之后，淋过浴、刮过胡子的安德烈走在西百老汇贷上，吹着口哨，手里握着一枝长梗白玫瑰。而西百老汇的某个乞丐，由于精确地察觉到这个心情如此之好的路人，因此当他拖着步伐走向安德烈时，很惊异地收到一个灿烂的微笑和一张十元美金。
　　安德烈按下门铃，把花梗咬在牙齿之间，将头自办公室门的边线探入时，还有几分钟才六点。
　　露西的合伙人史蒂芬从桌上抬起头来。“嘿，安德烈！真是令人感到意外。我不知道你这么在乎。”
　　安德烈在进门之前，把嘴里的玫瑰取下，他觉得自己的脸热了起来。“露西呢？”
　　史蒂芬咧嘴而笑。“在戴她的假睫毛。一会儿就好。最近如何？”
　　安德烈听到身后的门打了开来，回头看到露西，穿着蓝色牛仔裤以及宽松的白色高领毛衣，后者刚好衬托出她那漂亮的奶油巧克力肤色。她注视着安德烈手中的玫瑰。
　　“来，”他说，把玫瑰送给她。“这个刚好可以配你的毛衣。”
　　史蒂芬的头从一张严肃、专注的脸庞转到另外一张。“太可惜了，露西，”他说。“你错过了开场。”他转向安德烈。“法国人有这个习惯吗？嚼玫瑰？”
　　安德烈从长沙发上抬起露西的外套，帮她穿上。他的手指拨拨她的颈背，好释放出夹在衣领下的头发。他用力吞吞口水。“提醒我送给你的合伙人一大束毒藤。”
　　史蒂芬眉开眼笑地望着他们离去，很高兴地看到，几个月前已经很明显的事情，终于有了进展。他拿起电话打给女朋友。他决定带她到好一点的餐厅吃饭，或许也送些花给她。浪漫是会传染的。
　　回到家没几分钟，塞鲁斯·派因便开始与同行联络。虽然他有一则听起来多少有点正派的故事，但他所认识的正派画商都是同样的说词。我们处理的全是真品，他们告诉他，而且他几乎可以感受到他们那目中无人的鄙视。他很清楚，大多数至少都被骗过一次，但是提醒他们并不会使事情更加顺利。于是塞鲁斯放弃，开始翻阅通讯簿，想找个比较愿意接受事实的人。在他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他翻到V 开头的地方，看到威里耶这个名字。他记起了当时的谣言以及后续的公然出丑。要是有任何人可能帮他忙，那就非威里耶莫属了。
　　威里耶曾经是八十年代的宠儿，那时候大把大把的钞票似乎毫无间断地涌入纽约的艺术界。他削瘦。偏好细条纹西装，是英国人，而且与贵族稍微有点亲戚关系（很神奇的，随着他待在美国的时间越久，这层关系变得越来越近），还有一双正直的眼睛。拍卖公司向他请教、博物馆对他言听计从、收藏家有点担心地邀他造访他们的房子。大家告诉他，他注定要出名，注定要荣登研究机构和博物馆的委员会一员，而且最终注定要获得有关当局应有的报酬。
　　然而“最终”还是不够好。“最终”不能跟即刻到手的现钞相比，威里耶开始帮某些名画收藏者的忙，他们的收藏品来源往往有可疑之处。对这些拥有人来说，他的认可就是白花花的银子，而他们对他的感谢也是以传统而实际的方式进行。威里耶飞黄腾达起来，然后变得很贪婪，这在艺术界当然不算罪恶。不过更糟的是，他变得太有自信、太不小心。还有，或许更不幸的是，他变得喜欢炫耀铺张。他的双井公寓、他的本特利古董车、他在汉普顿的土地、他那成群的金发女郎，以及他在八卦专栏里被特别报导的派对。他们称他为艺术金童，而他也欣然接受。
　　只是他的垮台既快又嘈杂，由媒体以特殊的口味报导，此一口味在新闻记者们抓到某位比他们幸运的人没穿裤子时，变得更为明显。事情的导火线是一帧由威里耶宣布为真品的十七世纪名画，卖了几百万美金。新买家在保险代理人的要求下，把画送去试验。可疑之处逐渐浮出，于是再做更多的试验。结果显示，将画布固定在框上的钉子属于十八世纪，而画布本身则是近代的材质。这帧画被视为赝品。消息传出，其他曾经购得过威里耶认可的名画的买家，加入了这股送画实验室做科学试验的潮流。更多的假画浮现出来。几星期的时间，艺术金童变成可疑的骗子。
　　诉讼与反诉讼迫使威里耶卖掉财产。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发美女理所当然地消失了，有关当局不再眷顾他，最后他沦落为替一些对他的眼光比对他的名声更有兴趣的人服务，以此勉强维持生计。塞鲁斯·派因的电话，在他这段特别落魄的时刻，当然颇受欢迎。挂上电话不到三十分钟，威里耶已经坐在派因的书房里，迅速干掉一杯伏特加。
　　“你能来真好，威里耶先生。如我先前告诉你的，我不想再浪费任何的时间。”派因耸肩以示歉意。“我敢说你知道顾客都是那副德性——他们要每件事情早早在昨天就完成。”
　　威里耶的身材瘦弱，外表落魄。他身上那套白里条纹西装，虽然剪裁得很好，但需要整烫。他的衬衫领子已经开始磨损，他的头发有的卷，有的没卷，盖住衣领，显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未曾造访理发师。他对着塞鲁斯微笑，露出一口黄牙。“事实上，目前我不是太忙，”他一边说，一边转杯中的冰块。“也许我可以拨出时间来。”
　　“太好了，太好了。”塞鲁斯放下饮料，身体向前倾，眉毛竖了起来。“当然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威里耶点头。“我的委托人的收藏非常可观——大部分是印象派，再加上一两个像哈克尼这样的近代画家。他把其中几幅藏在日内瓦的公寓里，其他的则留在多斯加尼的老家。不用说，也是相当精致。总之，他变得有点紧张。不久前，那个地方发生很多窃盗案。这件事你可能听说过。当局把风声压下来——因为这会对观光业，投资不利，全是些老掉牙的借口。无论如何，我的委托人不太想把珍贵的名画留给防盗系统和老管家保护。我会不会说得太快？”
　　事实上，威里耶比他还快。他以前全部听过。故事大概先说，然后再讲重点。而重点总是一成不变的模糊不清。但是他看到了获利。“他一定担心得很，”他说。“你想我能不能再来杯伏特加？”
　　“我亲爱的伙伴。”塞鲁斯一边继续说，一边为威里耶斟酒。“有两幅画他特别关心，所以我给了他忠告。”他把酒杯递给威里耶，坐下来。“把原画存在银行，”我告诉他，“然后请人画些复制品。你觉得呢？”
　　我就知道，威里耶对他自己说。他想要找人伪造。“非常明智。”
　　“他也如此认为。不过他坚持要第一流的复制。”
　　“当然。你能告诉我你的委托人是谁吗？”
　　“他不想泄露身份。都这样的，不是吗？不过我可以跟你说，他财力雄厚。”塞鲁斯注视威里耶一会儿，接着说道，“而且他不小气。我敢说费用一定没有问题。”
　　从头到尾跟着剧本走，威里耶暗忖。出钱找上等货。“画家是谁？”
　　“毕沙罗，还有塞尚。”
　　“嗯。”威里耶把他原先想到的价钱乘以二。法兰岑是最佳人选。不过他必须先把事情考虑清楚。我也许可以帮你忙，派因先生。能给我二十四小时吗？
　　在搭计程车回公寓的途中，威里耶盘算着他可以分到多少介绍费，或是是否该冒着直接联络法兰岑的危险而一人独吞。最好不要，他遗憾地决定。最后总会给他知道，到时候又会多一个人再也不找他。有仇必报、贪婪的死猪。几千块美金对他来说根本是九牛一毛。计程车停到路边时，威里耶以厌恶的眼神望着他目前居住的烂建筑。他付给司机过低的小费，快步走过人行道，驼着肩膀抵抗身后传来的流利诅咒。
　　喝下另一杯伏特加让运气好些之后，他拿起电话。
　　“他在吗？我是威里耶先生。”
　　“霍尔兹先生正在用餐，先生。”
　　“有重要的事情。”妈的，当男管家不属于你时，他们真是讨厌。
　　一分钟过去了。电话被转到另外一只，传来咔哒声。“喂？”
　　威里耶强迫自己和气一点。“抱歉打扰你，鲁弟，不过有件事情你可能会感兴趣。有工作给法兰岑，我知道你喜欢亲自跟他接触。”
　　“替谁？”
　　“塞鲁斯·派因，他替一个匿名的欧洲人询问。他不告诉我他的名字。他需要毕沙罗和塞尚。”
　　霍尔兹从书房的门看出去。他在考虑时，卡米拉的笑声从走廊对面的餐厅过来。他知道派因，而且经常在画展上遇到他。这个人的名声不错，将来也许用得着。只要霍尔兹继续做藏镜人，威里耶会替他承担任何可能的不愉快。“很好，”霍尔兹说道。“明天我会打给法兰岑。等你听到我的消息，再把电话给派因。虽然——”霍尔兹发出很容易被误认为笑声的声音“——我不知道‘给’这个字用得信不恰当。”
　　威里耶吃了一惊。这只小赠殊的花招还是这么频繁。“这个嘛，”他说，“我可能会向他收点介绍费。”
　　“当然。不过我不会要你跟我分享。就算你欠我人情好了。我明天会和你联络。”走回餐厅时，霍尔兹有相当足的理由觉得自己真是慷慨。他从法兰岑那边分到的百分之五十将会是六位数。一丝一毫都有助益，他对自己说。他坐下时，对着宾客微笑。“请原谅，”他说。“我住在佛罗里达的母亲晚餐吃得早，她以为我们这里也是。”他尝了一口早春的羔羊肉，盘算着也许百分之六十可能更为合适，因为国际电话费实在贵得离谱。
　　在此同时，威里耶检视冰箱的内容物——剩下半瓶伏特加和一包放了很久、已经卷曲的肝泥香肠——他决定以即将赚到的费用壮胆，外出用餐。在他买给那个下贱的混蛋香槟之后，应该还会留下不少钱。他决定买那种没有标明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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