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米纳确实是在半夜上船的，她走得十分隐秘，面戴守孝的黑纱，但登上的不是古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而是开往沼泽地圣·胡安市的普通船。圣·胡安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度过了青年时代。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还乡之情越来越浓。她不顾丈夫的意见和当时的风俗习惯，除了一位十五岁的由她家的女仆照料长大的养女之外，没有带任何人。但是，她把自己的行程预先通知了各船船长及各个港口当局。当她作出那一轻率的决定时，她对儿女们说，要到伊尔德布兰达姨妈那儿调整三个月，但内心已决定长期留在那儿。乌尔比诺大夫十分了解她倔强的脾气，他感到万分难过，但还是低声F气地答应下来，将它视为上帝对自己沉重罪过的惩罚、可是，当轮船的灯光还没有在他们眼前消失时，他们已在感到懊悔了。
　　他们虽然保持着形式上的通信，谈谈儿女们的情况及家中的其他事情，但是几乎两年过去了，谁也没有找到一条回头之路，每一条解决矛盾的道路都被他们的自尊心堵死了。孩子们第二年学校放假时到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去，费尔米纳尽力表现自己对新的生活很能适应，至少乌尔比诺医生从孩子们的信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那些日子里，里约阿查的主教正骑着他那头著名的披金绣边马农的白骡子在那一带热情地巡行。来自远方的朝圣者、手风琴手、食品小贩和卖护身符的人纷纷跟在主教后面。有三天的时间，庄园里云集着残疾人和各种患不治之症的人。这些人实际上并不是来听主教博学的讲道和请求赦罪的，而是来向骡子乞求赐福的，据说这匹骡子能背着主人做出种种奇迹。主教过去是个普普通通的牧师，当年就是乌尔比诺家的熟人。一天中午，他从讲道的地方逃到伊尔德布兰达庄园来吃午饭。午饭中间，他们只谈了些尘世的事。吃过午饭，他把费尔米纳叫到一边，想听听她的忏悔。但是她既客气又坚定地拒绝了。理由很明确，她没有什么好反悔的。尽管那不是她的目的，但她起码也意识到了，她的这一回答将会传到应该传到的地方去。
　　乌尔比诺大夫多少有点恬不知耻地说，那两年的痛苦生活，不是他的过错，而是由于妻子的一种坏习惯，她喜欢闻家人和自己脱下的衣服，以便凭气味决定该不该送去洗，尽管粗看上去还很干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直到丈夫在新婚之夜发现她这一行为之前，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种动作会招人非议。丈夫还察觉她每天至少三次把自己关在盥洗室里吸烟，他对这一点倒并不在意，因为她这样出身的女人，常常三三两两地关起门来谈男人，吸烟，喝廉价烧酒，甚至喝得象泥瓦匠那样醉醺醺地倒在地上。但是对她碰到什么衣服就嗅的习惯，他不仅认为不合适，而且认为有害健康。她把丈夫的意见当做玩笑。对丈夫的意见，当她不屑争论时，她都是这么对待的。她说，上帝把勤快的黄鹏鸟的鼻子安到她脸上，不单是为了摆设。一天早上，她上街买东西时，佣人们在家中嚷叫起来，闹得四邻不安，因为她三岁的儿子失踪了，他们找遍了旮旮旯旯，哪里也找不到。她回家时，全家都在惶惶不安。她象鹰犬似的转了两三圈，在谁也想不到的一个衣柜里找到了他。丈夫惊得目瞪口呆，问她怎么会到那儿去找，她回答说：
　　“衣柜里有股屎味。”
　　事实上，她不仅能用嗅觉来判断衣服该不该洗，孩子到哪儿去了，而且还用嗅觉来判断她一切生活领域中特别是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方向。婚后，尤其在婚后初期，乌尔比诺一直在观察她这一点，当时她处在一种业已存在了三百年但使她极端厌恶的环境中，她对一切都是门外汉，然而她在剑锁纵横的珊瑚丛中却能游刃有余，不同任何人发生冲突，这表明她深请世情，有一种超然的本能。这种令人可怕的本领可能出自宿慧，也可能出自一副铁石心肠。不管其来源如何，有时它也会带来祸患。一个倒霉的星期天，在去做弥撒前，费尔米钢又纯粹出于习惯，嗅了嗅丈夫头一天下午穿过的衣服，她立刻惶惶不安起来，觉得同床共枕的丈夫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先嗅外套和坎肩，一边嗅一边从扣眼上摘下短链怀表，从兜里取出自动铅笔、钱包和为数不多的零钱。她把这些东西逐一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嗅了没卷边的衬衣。嗅衬衣时，她取下了领带夹、袖口上的黄色的晶扣和假领上的金扣，接着她又嗅了裤子，同时取出了带着十一把钥匙的钥匙圈、带珍珠母外壳的折刀。最后，她嗅了内裤、袜子和绣着字的手绢。毫无疑问，每件衣物上都带有一种他们那么多年共同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气味，一股说不出的气味。既不是花香，也不是人造香水味，而是人体本身的味道。当时她什么也没有说。此后，她不是每天都能嗅到这种味道的。她所以嗅丈夫的衣服，已不是出于想知道衣服是不是已经脏得该送出去洗了，而是出于一种无法忍耐的五内俱裂的焦虑。
　　费尔米纳无法从丈夫的习惯来推断他衣服上的气味来自何方。问题不可能出在上午下课以后到午饭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因为她想，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女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刻匆匆忙忙地谈情说爱，更不会接待客人，她们得清扫屋子，整理床铺，上街买东西和做午饭。何况，在那种时候，她们的某个孩子说不定会被砖头打破了脑袋提前从学校回家，如果让孩子看到母亲上午十一点钟赤身裸体地躺在被褥狼藉的房间里，而且更糟糕的是，还和医生在一起，那就不可收拾了。所以，衣服上的气味只能是在出诊时，或者是晚上下棋、看电影的时候染上的。这种情形就很难弄清了，因为费尔米纳同她的许多女友相反，她过分自负，不愿自己去监视丈夫的行踪，也不会求别人替她这么做。看来，出诊是最适合干这种对妻子不忠的事情的时刻，但最易被人发现。乌尔比诺医生对自己全部病人都有详细的出诊记录，连酬金都有一本细帐，从初诊一直到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画十字，写上一句为他们灵魂祝福的话，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绝无疏漏。
　　过了三个星期，费尔米纳有几天没有从丈夫衣服上嗅到那种气味。可是后来又突然出现了，而且一连几天，那种气味特别浓烈。其中有一天是星期日，他们举行家庭舞会。他和她一刻也没有分开，可那气味依然从丈夫的衣服上刺鼻地散发出来。一天下午，她违反她的习惯与愿望，进了丈夫的书房，干了一件她从来不会干的事情。她用一个精致的孟加拉放大镜，查看他近几个月出诊的错综复杂的记录。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走进那间充满杂酚油香露的书房。里边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皮封面书（不知是什么动物的皮），还有学校里各班级的模糊不清的画片、荣誉证书以及多年收集的奇形怪状的等高仪和匕首。那间书房在她眼里一向是丈夫私生活的秘密圣殿，她难得进去，因为它与爱情无关。以前她也去过几次，但都是跟丈夫在一起，那是为了处理几件急事。她感到她无权单独进去，更不用说是去进行自己都认为是不体面的搜查了。但她毕竟走了进去。她在搜查时，她的恐惧几乎并不亚于她的焦急。她迫不及待地想发现真情，但又怕伤害她的尊严，伤害她天生的自尊心。天哪，那简直是鬼使神差的自我折磨。
　　她什么也没查清楚。丈夫的病人除去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外，也是他个人秘密的一部分。病人没有注明身分，认识他们不是凭着面孔，而是凭着病症，凭着眼睛的颜色或心脏诊断书，凭着肝的大小，舌苔的厚薄，尿液中的凝块和夜间高烧时的幻觉。病人们信任她的丈夫。认为有了他，他们才能活着；而实际上，他们是为他而活着。这些人到头来只不过在他开的医生证明书的末尾得到他亲笔写的这么一句话：请你放心，上帝正在门口等你。在徒劳无益地翻了两小时之后，费尔米纳快快地离开了书房，她感到自己受了不正派行为的诱惑。
　　在幻觉的驱使下，她开始发现丈夫的变化。她发现他说话躲躲闪闪，在桌上食欲不振，在床上无精打采，动辄发火，时不时地以讥讽的口吻训人。他在家中已不象过去那样平静安详，倒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结婚以来，她从来不注意他晚上什么时候回家，现在却连几分几秒都算得清清楚楚。为了套出真情，她不惜跟他耍花招，可事后又出于心理上的矛盾觉得自尊心受到了致命伤害。一天晚上，她在幻觉中惊醒过来，似乎丈夫正在黑暗中用憎恶的目光注视着她。她感到不寒而栗，正象年轻时发现阿里萨来到她的床边时不寒而栗一样，只不过阿里萨的出现与仇恨毫无关系，纯粹出于爱情。再说，这一次，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幻觉：丈夫确实从凌晨两点就醒来了，一直坐在床上看她睡觉。但当她问他为什么时，他却矢口否认，重新把头放在枕头上说：
　　“该是你在做梦吧。”
　　经过这天晚上的事和在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其它一些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以后，费尔米纳感到神思恍惚，简直要发疯了。她不太清楚事情要到什么时候了结，也不知道梦幻从何处开始。最后，她发现丈夫没有出席星期四的圣体节去领圣餐，而且最近几个星期中每个礼拜日都没领过圣餐，更没有腾出时间来进行精神净修。她问他在这些精神修炼方面的不同寻常的变化原因何在时，得到的回答是含混不清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从八岁第一次领圣餐起，从来没有在一个如此重要的节期不去领圣餐。这样，她意识到丈夫不仅已犯下了严重的罪过，而且他还决心继续犯下去，毫无悔改之意，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愿去找忏海牧师。她从没想过自己会为失去爱情而受到煎熬。可是这毕竟是事实。为了不致在痛苦中死去，她决意往正在毒害着她的五脏六腑的毒蛇窝里放一把火。她真的这么干了。一天下午，她在平台上补袜子，丈夫午睡刚醒，正在读书。在他快读完的时候，她突然放下手中的活儿，将眼镜推到额头上，神态自若地对丈夫说：
　　“医生。”
　　他正聚精会神地在读《企鹅岛》，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部小说。听到妻子在叫，他漫不经心地“噢”了一声作为回答。她继续说：
　　“你对着我的脸看。”
　　他照办了。他正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妻子的脸，但他无需摘下眼睛就感觉到她的火焰般的目光在灼烤着他。
　　“怎么啦？”他问。
　　“怎么啦！你自己清楚！”她说。
　　她没有再说什么，重新放下眼镜，继续织补她的袜子。乌尔比诺医生明白，长期以来的困惑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同当时他预想的形式相反，她感受到的不是剧烈的地震，而是一次平静的打击。他感到如释重负，既然事情迟早要发生，早发生比晚发生更好，反正芭芭拉·林奇小姐的幽灵已经进入了他的家庭，这是事实。
　　乌尔比诺医生是四月前同她结识的，当时她正在“广慈医院”的门诊部候诊。一见到她，他就意识到一件无可挽救的事在自己的命运中终于发生了。她是个黑白混血姑娘，高高的身材，修长的四肢，优雅文静，细嫩的皮肤，温柔的性格，甜得跟蜜糖似的。那天早上，她穿一件红底白点的衣衫，戴一项同样布料的帽子，帽檐很宽，帽影一直渡到眼睛，异常性感。乌尔比诺大夫通常是不看门诊的，只是在有暇路过那里时进去提醒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一下，让他们记住准确的诊断胜过一切药物。这次，他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使自己能在那位不期而遇的混血女郎进行病情检查时正好在场，并且小心地让他的学生们从他的一举一动中意识到他同她过去素不相识。他几乎没望她一眼，却把她的一切资料牢牢记在脑子里。当天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以后，他就按照她在门诊时留下的地址，吩咐车夫驱车而往。她果然住在那儿，当时正值阳春三月，她正好在平台上乘凉。
　　这是一座典型的安第列斯式的房屋，整座房子直到锌皮屋顶都刷成黄色，窗帘是粗麻布的，廊檐上挂着石竹和裁类植物的花盆。这儿是滨海的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区，房子部架在粗大的木柱上。图尔皮亚尔乌在房檐下的笼子里调瞅不已。对面人行道边有所小学校，蜂拥而出的学生们迫使车夫拉紧了缰绳，以免使马受惊。真是走运，芭芭拉·林奇小姐认出了医生。她以老相识的姿态同他打招呼，请他去喝咖啡，等乱纷纷的人群过去以后再走。他一反常态，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她的邀请，并且听她谈了她的身世。这正是他从那天早上以来唯一使他感兴趣的事，也是在未来几个月中搅得他坐立不宁，影响到他全身心的事。刚结婚时，有一次，一个朋友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遇到一场发狂的热恋，使他们夫妻的稳固关系受到威胁。乌尔比诺医生自以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坚实的道德基础，对这种预言只是付之一笑。然而，如今看来，这位朋友倒是言中了。
　　芭芭拉·林奇是一位神学博士。她是令人尊敬的新教牧师约纳坦叶卜林奇的独生女。这位新教牧师是个瘦小的黑人，经常骑着一匹骡子到沼泽地的贫穷村落去宣扬上帝，但她所信奉的上帝与乌尔比诺大夫的上帝不同，大夫为了蔑视这位上帝，不愿用大写字体来加以表达。林奇小姐讲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句法有时不大通顺，这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到十二月，她就二十八岁了。不久前她刚同另一位牧师——他父亲的学生——离了婚。他们两年的婚后生活过得很不痛快，因此她没有再婚的欲望。
　　她说：“我只爱我饲养的那只图尔皮亚尔鸟，别的什么都不爱。”
　　可是，乌尔比诺医生是个非常严肃的人，没想到这话是故意对他说的。相反，他糊涂地自问，这么多便利条件凑在一起，会不会是上帝为了以后加倍索取而布下的圈套。然而，他立刻又把这种想法作为神学上的蠢话从脑袋中驱逐出去，因为他当时正处在惶惑之中。
　　快告别的时候，他偶然提起了上午的诊断。他知道，要博得病人的欢心，便必须谈病人的病。果然，这个话题引起了她的兴趣，他也答应第二天下午四点亲自来为她作一次更详细的检查。她慌了，可是他让她放心，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从来都是只向财主收费不向平民伸手的。”然后，他在他的袖珍记事本上写道：“芭芭拉·林奇小姐，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地，星期六，下午四时。几个月后，费尔米纳必将读到那张载有详细的诊断记录。处方及病情发展的卡片。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突然想起，这是新奥尔良水果船上迷人歧途的那些女艺术家之一，然而，地址却使她想到住在那里的很可能是个牙买加人，而且显然是个黑女人，于是她很容易地排除了她是丈夫喜欢的女人。
　　乌尔比诺医生星期六提前十分钟赴约，林奇小姐尚未穿好衣服就跑出来接待他。从在巴黎的时候起，即使要参加一场口试，他也未曾如此紧张过。她躺在麻布床上，第一件柔软的丝织混纺衣服，美极了。她身上表现出的一切都是绝伦的：美人鱼般的大腿，令人神魂颠倒的皮肤，迷人的乳房，洁白整齐的牙齿。她整个身躯都散发出一股健康体魄的气息，这就是费尔米纳在丈夫衣服上发现的那种人体的味儿。
　　林奇小姐看外科门诊是因为患有一点小病，她非常诙谐地称它为“倒霉的绞痛”。可是，乌尔比诺医生认为那是一种非同小可的症候，因而他触摸了她的全部内脏器官，与其说是认真细致，不如说他别有用心。在检查过程中，医生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才智，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位令人赞叹的女人，她的内脏和她的外表一样美丽。那时，他完全陷于欢愉之中，不再是加勒比海岸最优秀的医生，却成了上帝创造的一个被本能搅得六神无主的可怜的人。在他严格的医疗生涯中，只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当时他受到了奇耻大辱，因为愤怒的病人一下子把他的手推开，在床上坐了起来，说：“您可以干您愿意干的事，但这样可不行。”林奇小姐则相反，完全听任他的摆布。当她确信医生已不再在为病理而思考时，她说：
　　“我原以为这是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浑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象是刚从池塘里爬出来似的。他用毛巾擦了擦手和脸。
　　“伦理道德！”他说，“您以为医生都是无动于衷的人吗？”
　　她感激地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我原先以为不允许的事，并不意味着不能干。”她说。
　　“您想，一个声誉卓著的男子，居然看上了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
　　“我一刻也忘不了您。”他说。
　　他这话是以颤抖的声音说出来，委实有点令人怜悯。可是她报以一阵狂笑，笑声几乎震撼了整个卧室，使他从窘态中猛醒过来。
　　“我在医院里一见到您就看出了这一点，大夫。”她说，“我是黑人，但不是笨人。”
　　乌尔比诺医生要达到目的又谈何容易！林奇小姐要求得到真正的爱，并且既要不损害名誉，又要做到不为人知。她认为，她的这些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她给了乌尔比诺大夫以引诱她的机会，然而即使她一个人在家时，她也未能让他登堂入室。她唯一过头的事，就是允许他重复那任意违反伦理道德的触摸和听诊，但条件是不能走得太远。而他呢，由于不能发泄折磨着他的情欲，便几乎每天都去纠缠她。实际上，他要维持和林奇小姐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太软弱了，没有勇气及时中断，以致完全不能自拔，不得不继续往前走下去。他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尊敬的林奇先生生活没有规律，随时骑上骡子就出门去。骡背上一边驮着圣经和福音宣传品，另一边驮着食物。可又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回来。另外，对面学校学生们读课文时，眼睛总是透过窗户往街上张望，他们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街对面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从早上六点起全部门窗都打开了。他们看见林奇小姐往房檐上挂笼子，教图尔皮亚尔乌读他们的课文。看见她包着一块花头巾，一边做家务，一边用她那美妙的加勒比嗓子也在学着朗读课文。然后，他们看见她下午坐在门厅里独自用英语读圣诗。
　　他们必须选个孩子们不在的时间。只有两个时间有可能；十二点到两点午餐时——这也是大夫午餐的时刻；傍晚孩子们回家时。这后一个时间一向是最好的时间，可那时，大夫的出诊已结束，离回家吃饭只剩下几分钟了。对他来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本身的地位。他不能不驱车前往，然而他的车子人人熟知，并且时刻都应停在门口。他满可以象他社会俱乐部的所有朋友那样买通车夫，把他变成同谋，可这又违反他的习惯。因此，当他拜访林奇小姐的目的已变得十分明显时，穿仆人制服的车夫竟敢对他说，是不是过一阵子再到门口来找他，这样车子就不需停那么长时间了。乌尔比诺医生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他斩钉截铁地打断他说：
　　“从我认识你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他说，“好吧，权当你没说吧。”
　　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要医生的车子停在门口，就休想隐瞒病情了。有时，如果距离近，医生自己走路去，或者另租一辆马车、以避免来自不怀好意或轻率的猜测。然而，这种欺骗于事无补，因为给药店开的处方可以使真相大白。到了这等地步，乌尔比诺医生开的处方也只能真假交错，以维护病人神圣的权利，让他们永远带着自己病症的秘密平静地死去。他本来可以为自己的车停在林奇小姐的家门口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但是那种欺骗不会持续很久，更不会象他希望的那样，永远这样下去。
　　世界对他简直变成了一座地狱，因为一旦首次的疯狂举动得以满足，两个人都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乌尔比诺医生永远也不会下决心去冒出丑的风险。在狂热的胡言乱语中，他什么都可以允诺，可是事后，一切又得留待以后再说了。相反，越是想和她在一起，害怕失去她的心理也越发加深了。他们的会面一次比一次仓促。一次比一次困难。他不再想别的事情，只是天天着急地等待下午这个时刻的到来。他取消了其它所有的约会。他把一切置诸脑后，唯独没有忘记她。但是，随着车子越来越接近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地时，他就越是恳求上帝让他在最后一刻出个什么问题，好迫使他过门而不入。他常常以这种矛盾而痛苦的心情走向林奇小姐的家。
　　有时他从街角看到坐在平台上读书的尊敬的林奇先生的棉花似的头发，或者看到他坐在大厅里，向本区读过福音书的孩子们讲解教义，他便感到高兴。那时，他轻松愉快地往家里走，为自己不再偷情而感到庆幸，但过后他马上又渴望所有的时间都能变成下午的五点钟。
　　当车子过分显眼地停在门口时，他们每次要在一起长时间地厮混就不可能了。到了三个月之后，他们的做法就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林奇小姐一看见他惊慌失措地进来，二话没说，就赶快进入自己的臣室。每逢他来的时候，她早已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措施，穿件肥大的裙子，一条漂亮的带荷叶边的牙买加衬裙，不着内衣，也不着短裤。她认为，这样可以帮他克服恐惧心理。可是，她为使他成功所做的一切都被他破坏了。他气喘吁吁地跟她走进卧室，汗珠象黄豆粒似地从脸上滚下来。进屋时，他把手杖、药箱、巴拿马草帽等一股脑儿地扔在地上，弄得叮当作响，然后便拖着裤子，连上衣的扣子都来不及解开，鞋都来不及脱就心惊胆战地做起爱来，没有尽兴就惦着离开。当他重新系上衣扣的时候，她还觉得只是刚刚开了个头。然而，他恪守给自己规定的框框：做完一切，不超过做一次静脉注射的时间。然后他便回家去。在路上，他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恨不得死去，他诅咒自己缺乏勇气，不敢向费尔米纳吐露隐情，和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绝裂。
　　他没有进晚餐，下意识地在做着祈祷。当妻子睡前在屋里把一切整理好时，他在床上佯装读午睡时翻阅的书籍，他一面捧着书打瞌睡，一面慢慢地沉溺在林奇小姐的不可避免的丛莽中，沉溺在她躺卧着的树林的蒸汽中，以致完全不能自拔。那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想到的就只有明天下午五点差五分这个时间，想到她在等他。除此之外，他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早在几年前，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身体大不如过去。他承认那只是些症候。这些症候，他在书上读到过，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有些上了年纪的患者，原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疾病，可突然一下子他们开始说自己患起了各种疾病，就跟医书上描述的综合症一模一样，实际上那些症候都只不过是精神幻觉罢了。他的拉萨尔博特列雷儿科临床课的老师曾劝他把儿科作为他最重要的专业。因为小孩子是最老实的，只有确实病了时才说有病，他们向医生陈述病症时不会用通常的词语，只讲具体症状，没有半点虚假。成人则相反，到一定年龄之后，有时只有症状而无实病，或者是，病很严重，可症状却不怎么明显。他用缓冲剂来为这些病人治疗，以延长他们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暮年，他们对自己的疾病已经习以为常，对慢性病或常犯的小病也就根本不放在心上了。乌尔比诺医生不能理解的是，象他这样的医生，自以为什么都见过，居然征服不了无病怕病这种忧虑不安的心清。更糟的是，他完全从职业的偏见出发，本来可能已经病了，却不相信。还在四十岁时，他就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在课堂上说：“我在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有个人理解我。”可是，到了陷入林奇小姐的迷宫时，他已经不能把这句话当做玩笑了。
　　他的成年病人的所有实的或虚的病症，现在都集中到他身上来了。他清楚地感觉到心脏的形状，无须压摸就可以说出它的大小。他感到自己的肾脏已经出了毛病，发出了睡猫般的哼叫。他感到胆囊在闪闪发光，感到血液在动脉里嗡嗡鸣响。有时，他早上醒来感到自己就象一条透不过气来的鱼儿。有时感到心脏里充满了水；有时感到双脚不听使唤；有时又感到象在学校军事操练时那样，忽而出现一次心跳间歇。这些症状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着，最后他终于感到恢复了健康，因为上帝是伟大的。可是，他不是象对待他的病人那样，让自己服用缓冲剂，而是让自已经受恐惧和惶惑。真的，他在生活中唯一需求的，是有人理解他，即使到了五十八岁也是一样。
　　他求助费尔米纳，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他最爱的人，也是最爱他的人。在她面前，他刚刚使自己的良心平静下来。
　　这件事发生在她打断他下午的阅读，要他对着她的眼睛凝视之后，当时他第一次发现他的事情已经败露。然而，他不明白她是怎样发现的，因为要说费尔米纳仅仅用嗅觉发现了这件事，那是难以想象的。不管怎么说，许久以来，这个地方就不是一座有利于保密的城市了。第一批家用电话刚安上不久，几对看上去关系很稳定的夫妻就由于匿名电话离了婚。许多家庭由于害怕关系破裂而不再使用电话，或者在若干年中拒绝安装电话。乌尔比诺大夫知道他的妻子自尊心很强，对于通过匿名电话控告她丈夫不忠的人是不会理睬的，而且他也很难想象有哪个人竟如此大胆，在向她控告这件事时通报自己的真实姓名。相对说，他害怕的是那种传统办法：一个无名氏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张条来，这可能要遭殃，不仅可以保证发信人、收信人都不露真名，而且还可以由于他高贵的血统而把这件事神秘地与神圣的上帝联系在一起。
　　妒嫉从不光顾他的家，这是三十多年平静的夫妻生活中，乌尔比诺医生曾多次在公众面前自我夸耀的话。就是在现在，这话也一点不假，他就象瑞典火柴，只在自己的盒子上磨擦点燃。然而，他不知道，一个如此自负、自尊而又倔强的女人，面对丈夫的被证实了的不忠行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他在按照她的要求注视她的眼睛之后，除了重新低下头去以掩饰自己的惶恐外，没有别的举动。他一面想着对策，一面仍然装着误入小说里阿尔卡岛上秀丽的河川之中。费尔米纳也没有再说什么。织补完袜跟，她将东西乱糟糟地扔进针线盒，去厨房吩咐做晚饭，然后上卧室去。那时，乌尔比诺医生下定决心，下午五时不再到林奇小姐的家中去。永远爱她的许诺，单独为她找一所僻静的住所使他能泰然地与她偷情的幻想，恩爱的、至死不渝的誓言等等，所有在爱情的烈火中他对她的允诺，都将永远结束了。林奇小姐从他那儿得到的最后的东西就是一个绿宝石头饰。那是车夫交给她的，他既没有给她留话，也没有给她纸条。那头饰放在一个用药笺包着的小盒子里，使车夫以为那是急救药品。他这一生再也没有去看过她，连偶尔一次也没有。
　　只有上帝清楚，他勇敢地作出这一决定是多么的痛苦。他一个人在盥洗室里不知洒下多少辛酸的泪水，才摆脱了内心的磨难而勉强活着。五点钟时，他没有去找她，而是在他的忏悔牧师前做了深深的忏悔。第二个星期日，他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去领了圣餐，但是他的灵魂终于复趋平静。
　　在同林奇小姐作出了断的当天晚上，他一面脱衣就寝，一面对费尔米纳重述了他一连串痛苦的失眠，一阵阵内心针扎似的疼痛，使他欲哭无泪，以及其它一些难以使人理解的眷念的感情的流露……。
　　当时，每逢他跟她讲起这些情况时，总是把它归咎为年老体衰。他必须把这些话找一个人发泄出来，要不然他会憋死——这也是为了避免道出外遇的真情。不管怎么说，把心里的话讲出来，这是夫妻之间的习惯。
　　费尔米纳一边接过他脱下的衣服，一边专注地听他讲述，既不看他，也不说话。她嗅闻着每一件衣服，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快。她把衣服随意一团，然后扔进装衣服的柳条筐里。她没有发现异样的味道，但这说明不了什么，也许明天又有了。在寝室对面的小圣坛面前跪下来祈祷之前，他以一声悲怆而诚实的叹息结束了对病症的叙述，说：“我觉得我要死了。”
　　费尔米钢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回答说：
　　“也许这样最好，果真如此，我们两人也就安宁了。”
　　几年前，在一次得重病时，他也曾讲过类似死的问题，她给了他一个同样粗暴的回答。乌尔比诺医生把它归因于女人的残酷无情，一切都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地球才依然围着太阳转，因为当时他不知道她总是筑起一道愤怒的屏障，免得让他看出她的恐惧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最怕的就是失去他。
　　那天晚上却正好相反，她真希望他死去，这确实发自内心的冲动。乌尔比诺想到这一点，真是惊恐万分。后来，他听得她在黑暗中嘤嘤而泣，并且咬着枕头不让他听见。这使他陷入茫然之中，因为他知道，她不会由于疾病或内心痛苦哭泣。她只有在十分激怒时才会这样做。如果这种激怒又是由于他的过错引起，那更会哭得没完没了。她越哭越气，她不能原谅她自己这种伤心落泪的软弱。他不敢去安慰她，他知道那等于去安慰一头被长矛刺中的母老虎，他也没有勇气告诉她，引起她伤心哭泣的根源已经消失了，而且也从他的脑海里永远抹掉了。
　　疲劳把他征服了几分钟。他醒来时，她已点着了蜡烛，烛光十分暗淡，她没有入睡，但已不再哭泣。在他入睡的时候，她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多年来在她心灵深处积下的沉渣，被妒嫉重新搅动起来了，而且浮出了表面。她一下子变老了。看着她利那间出现的皱纹和干瘪的双唇，灰白的头发，他不禁怦然心动。他鼓起勇气对她说，已经两点多了，她应该入睡了。她背过身去，但声音里已听不出一丝怒气。
　　“我有权知道她是谁。”
　　他向她讲出了一切，心里着实轻松了不少，他认为事情已为她所知，她只是想核对一下细节而已。当然，事情并不是象他想象的那样，在他讲述时，她又重新哭泣起来，而且不是象起初那样轻松哭泣，而是哭得泪流满面。那带苦咸味的眼泪在她宽大的睡衣里燃烧着、烤灼着她的生命。她希望他断然否定一切，但他没有这样做，她因受侮辱而勃然大怒，以最恶毒的语言大喊大叫地咒骂这个社会有那么多婊子养的无所顾忌地践踏别人的名誉，即使面对他不忠的铁的证据，他也面不改色，严然象一个男子汉。当他告诉她那天下午他曾去找了他的忏悔牧师时，她更是怒上加怒。从中学时代起，她就认为教堂里的人缺乏任何上帝启示的美德。这是他们和睦的家庭中的一项根本的分歧。在过去的共同生活中他们都回避了这一点，可是眼下她丈夫居然允许忏悔牧师介入到他们的隐私中来，这实在走得太远了，因为那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事，还把她也址了进去。
　　“这等于把事情通报给城门楼下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人。”她说。
　　对她来说，这可算到了头了。她敢肯定，不等她丈夫忏悔完，她的名声就会到处传开。她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侮辱比起羞愧、愤怒和丈夫无情无义的偷情，更加令她难以忍受。最糟糕不过的是，他竟然去跟一个黑女人去偷情。他纠正说，是个黑白混血的女人。但是，那时他用词再精确也无用，她已经作出结论了。
　　“反正是一路货！”她说，“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是黑女人的气味。”
　　这事发生在某个星期一。星期五晚上七时，费尔米纳登上了开往大沼泽地圣·胡安市的一艘普普通通的小轮船。她随身带了一只箱子，由养女作伴，蒙着面纱，以避免和相识的人们见面，特别是避免他们问起她的丈夫。两人事先商定，乌尔比诺不去港口送行。他们不厌其烦地整整谈了三天，最后决定她去费洛雷斯·德马利亚镇——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坐落在那里——使她在那儿有充分的时间深思熟虑，然后做出最后的选择。儿女们知道母亲前往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但不了解内因，许久以来，他们自己也一直渴望有机会到那里去，但未能成行。乌尔比诺医生绞尽脑汁安排好一切，以便在那个邪恶的社会没有人做出居心不良的猜测。他把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如果说阿里萨对费尔米纳的出走没有发现任何迹象的话，那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迹象，而并不是由于他缺乏通风报信的渠道。文夭丝毫也不怀疑，妻子一旦怒气平息，就会回到家中来。可是，她走时断言说，她的怒气永远不会消除。
　　然而，她很快就会明白，这一过火的决定，与其说是气恼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思乡造成的。蜜月旅行之后，她曾数次回欧洲去，虽然每次都要在海上漂流十天，但却有充分的时间去体验幸福。她见过世面，也学会了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和思维，可自从那次乘气球旅行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大沼泽地圣·胡安市。回伊尔德布兰达表姐所居住的省份，对她来说即使晚了一些，也还是带有点弥补的性质。她并非由于夫妻关系上的灾难才作出这个决定，而是考虑已久。所以，单单想到回忆一下少年时代的爱恋，也能使她从不幸中得到安慰。
　　她和养女在大沼泽地圣·胡安市下船之后，凭着她刚强的性格，她不顾别人的种种警告，还是重游了那座城市。她想从圣·胡安市到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话去，目的是想亲眼目睹一下人们传说的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临终时睡的床。据说那张床跟孩子的睡床一般大。在乘火车登程之前，由于她有证件，市府民政兼军事长官邀请她剩坐了官方带篷马车。
　　下午两点，疲惫不堪的费尔米纳又重新看到了她亲爱的故乡。故乡的街道，看上去更象那长满青苔的坑坑洼洼的河滩。她看到了葡萄牙人豪华的住宅，门上雕刻着带有花纹的国徽，百叶窗是铜制的，阴暗的大厅里传出阵阵响亮而单调的钢琴声，充满着忧郁和悲伤。费尔米纳的母亲新婚时曾在有钱人家教女孩子们弹过钢琴，声音仿佛与此相似。她看到了空空荡荡的广场，那儿没有一棵树，有的只是烤人的碎石子。有着深色车篷的马车整齐地排列着，马儿站在那儿打盹。这时，开往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诺的火车也投入了她的眼帘。在大教堂的拐角处，她看到了最大、最漂亮的房子，它有着青石连拱廊，修道院式的大门，以及许多年后，当她已经失去对事物的记忆力时，阿尔瓦洛将在那儿出世的寝室的窗户。她想起了她到处寻找不着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想到姑妈，便想起了阿里萨，想起了他那一身文人的打扮，想起了他在小公园的扁桃树下拿着的诗集。她偶尔回忆起中学时代不愉快的岁月时，也总是想到他。她哪调许久，怎么也认不出她故居的房子了，她认为，在那儿过去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便是一个猪圈。从街角过来就是妓女街，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妓女此刻正在门廊下午睡，等待着邮车经过时给她们带点什么。这里已不是她的故乡了！
　　从下船逛市区开始，费尔米纳就用面纱遮住半个脸，这并非因为担心有人认出她，因为这儿谁都不认识她，而是由于从火车站到公墓，一路上到处可见在阳光暴晒下的肿胀的陈尸。市府民政兼军事长官对她说：
　　“这是霍乱。”
　　她清楚，她早已注意到了太阳烤灼下的一具具尸体嘴里冒出的白沫。但是她发现，没有一具尸体象乘汽球飞行时看到的那样，脑后有致命枪击。
　　“是的，”长官说，“上帝也在改进自己的方法。”
　　从大沼泽地圣潮安市到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诺的古老榨糖厂，只有五十公里，可是那列黄色火车却爬行了一整天。原因是，火车司机跟老乘客们是朋友，这些人时不时地央求他停车，以便去舒展一下躯体，在香蕉公司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走走，男人们则脱光衣服，在清澈见底的冰凉的河水中洗个澡。河水是从山上倾泻下来的。肚子饿了，他们就到牧场上去挤牛奶喝。到达目的地时，费尔米纳已经被沿途惨景吓得魂不附体，几乎没有兴致去欣赏解放者临死前挂吊床的那几棵巨大的罗望子树，也没有心情去证实临终时他的睡床是否象人们跟她说的那样。后来，她还是勉强去看了一眼。解放者临终前的睡床实在太窄小了，连七个月的婴儿也难以容身，更不用说这位荣耀满身的伟人了。不过，有一个看上去十分了解内情的参观者说，那是一件假文物，事实上，人们是让国父躺在地上死去的。费尔米纳对离家以来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感到如此压抑，以致在以后的旅途中她再也没有心思去回忆过去的旅行。她过去对沿途的村镇是何等怀念啊，可现在她竭力想避开它们。说真的，为了使自己不再失望，她应当避开那些村镇。
　　当她避开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抄捷径走着的时候，她听到了手风琴声，听到了斗鸡场的喊叫声，听到了象是打仗又象是游乐所射出的铅丸声。当她迫不得已要穿过某个村镇时，她就用面纱遮住脸，以便依旧回想着它过去的风貌。
　　一天晚上，在摆脱了对往事的许多回忆之后，她来到了伊尔德布兰达表姐的庄园。看到表姐在门口等她时，她几乎昏厥过去，因为那就象在一面真实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
　　表姐胖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身边有好几个不服管教的儿女。她的这些儿女，不是与她仍然无望地爱着的那个男人生的，而是与一位富有的退役军人生的。在万般无奈之余，她同他结了婚，而他却疯狂地爱着她。可是，在她被摧毁了的身体内部，仍然保留着原来的精神世界。
　　费尔米纳在农村呆了几天，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情绪逐渐稳定下来。除了星期日去望弥撒外，她从不出庄园。星期回去望弥撒时，和她作伴的，只有她昔日女友们的孙儿辈，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商人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的姑娘们。这些姑娘跟她们的母亲年轻时同样迷人。她们站在牛车上，唱着歌儿，直奔位于山谷深处的传经布道的教堂。费尔米纳只是这一次经过了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上一次由于她不感兴趣没有去，然而当她看到这个镇子时，她完全被它迷住了。问题是，过后每当她回忆起这个镇子时，眼前浮现的不是那诱人的实累而是她到这个小镇子前的想象。
　　乌尔比诺大夫在接到里约阿查主教的通知后，决定亲自去接她。他得出的结论是，妻子之所以迟迟不回家，并非由于她不想回家，而是想找个借口下台阶。于是，他给伊尔德布兰达写了封信，后者回信告诉他，他妻子非常想家，几乎想到茶饭不思的地步。因而，他没有通知费尔米纳就赶到她表姐的庄园去。上午十一点，费尔米纳正在厨房做茄子馅饼，忽然听到短工们的喊声。马的嘶鸣声和对空开枪声，接着，门厅里传来了坚定的脚步声和男子的说话声。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她乐不可支，来不及多想，胡乱地洗了洗手，喃喃自语道：
　　“谢谢，我的上帝，谢谢，你真慈悲！”
　　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叫她准备饭菜，但并没有告诉她到底谁来吃饭。她想到那使人倒胃口的茄子馅饼，想到自己还未洗澡，想到自己又老又丑，脸上被阳光晒得脱去了一层皮，想到他看到她这副模样一定会为赶来接她而后悔，她一时六神无主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仓促地在围裙上擦干了手，整了整头发和衣衫，借助母亲生下她时给予她的全部矜持，稳住了那纷乱的心绪去迎接那前来的男子。她迈着母鹿般轻盈的步伐，昂着头，目光炯炯，仰起好斗的鼻子，走出了厨房。她为终于能回到自己的家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当然也并非象他想象得那样容易，因为在她决定同他高高兴兴地回家的同时，也决心平静地向他讨还债务——他这一生给她带来的全部痛苦和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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