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地区公安局的预审室。
　　当一个审讯完的犯罪分子被带下去之后，预审科李科长把一本新案卷，递给了身边的地委副书记朱春信。
　　朱春信，五十几岁年纪，身躯魁梧，略有些发胖。头发修理得很整齐，两条眉毛又粗又黑，一双眼睛总带着沉思的神色，连鬓胡子刚刮过的方下颏微微泛青，给人总的感觉是严肃、老练、精力充沛。在地委常委分工中，他负责组织、人事和公检法系统。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清查打、砸、抢分子的时候，他亲自来到地区公安局，想抓几个典型案例，开一次全地区的有线广播公判大会，公开审判一批打、砸、抢首恶分子，推动一下这场清查运动。但是，抓这样的案例，并且做到实事求是、证据确凿、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是十分费力的。对第一个犯罪分子的预审就很不理想：检举材料、起诉材料同被告本人的交代，差距还是很大的。朱春信粗黑的眉毛紧皱了一下，趁第二个犯罪分子没进来之前，活动了一下微胖的身躯，伸了一个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的懒腰，斜靠在椅子上，浏览着李科长递过来的第二本案卷。只见案卷开头的提要上写着：
　　“叶辉，男，二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捕前系我地区直属发电厂锅炉工。叶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四人帮’，大搞打、砸、抢，尤其严重的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一次武斗中，亲手将一名工人打伤致残，用长矛将学生石志红刺死，实属打、砸、抢首恶分子……”
　　朱春信看着案卷，粗黑的眉毛突然跳动一下，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但又马上轻轻地摇摇头，继续看下去了。
　　李科长指着案卷笑着问朱春信：“朱书记，您听说过这个人吗？”
　　“没有。”朱春信摇摇头，“我是七0年才到这个地区来的，六七年我还在北宁市。”
　　“叶辉是北宁市的下乡知识青年，一九七二年在咱地区招工到发电厂。”李科氏又说。
　　“啊……”朱春信严肃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种惊讶和不安的表情，但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便立刻镇静下来，轻松地笑了一下说：“我那时正被揪斗，武斗的事是后来听说的，没听说过叶辉这个人。——双方都有伤亡，很惨啊！”朱春信痛心地摇摇头，然后又抬起他的方下颏问，“叶辉当时是干什么的？”
　　“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
　　“中学红卫兵……小头头？”朱春信眼睛一动，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李科长的发问。
　　“是啊。”李科长肯定地回答。
　　“嗯……这样有血债的打、砸、抢分子是应该严肃处理的。”朱春信凛然地说完，又想起一个问题，“他还有别的名字吗？”
　　“好象没有……”李科长还要说什么，预审室的门开了，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工人被带进来，他向朱春信小声说，“呶，来了！”
　　被告穿了一身旧工作服，带有斑斑油污的上衣，两个肘部都打了补钉，脚上的翻毛皮鞋使人很难看清它的颜色。这个青年人不修边幅，但他并不拖沓。茂密粗硬的头发盖住了他的半个前额，棱角分明的嘴微微张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这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坐上被告的小方凳之前，他用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向他面前的审讯人员扫了一下，并且讥诮地笑了，显得镇定、从容。可是，当罪犯的眼光跟朱春信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却使朱春信的心为之一震——这个眼神，这种笑容，他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
　　“是……他嘛？”朱春信的心中迅速闪过一个神秘的猜想。
　　“你叫什么名字？”李科长开始审问了。
　　“叶辉。”罪犯回答。
　　“用过别的名字吗？”
　　“没有。”
　　李科长向朱春信点了点头，这证实了他刚才对朱春信的回答。朱春信根本没有理会李科长的示意。他拧起粗黑的眉毛，死死地盯着被告的脸，接着他又破例离开座位，背起双手，在罪犯身边踱了几步，然后又回到座位上来，朱春信先是做了个考虑问题的样子，但是他的眼光总是在犯人的额角上搜索着，显然是在审视着犯人的什么外形特征。
　　“有必要向你交代一下党的政策……”李科长照例说着预审罪犯时的常用话，“那就讲讲你犯罪的经过吧。”
　　审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可是朱春信却一言未发，眼睛一直盯着案卷上的一行大字：“打、砸、抢犯叶辉。”
　　“是他，的确是他——叶卫革！”朱春信在心里叫着，“我希望不是他，可是，我看见了他额上的那块伤疤！可是，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用过‘叶卫革’的名字呢？”
　　“讲主要犯罪事实，不要避重就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的声音在朱春信耳边越来越微弱了，一段本来不愿回忆的往事，却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严峻、混乱、痛苦的秋天。
　　北宁市的群众组织早已分化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名叫“东方红”总部，一派是“红联”总部。在《人民日报》“站出来亮相”的号召声中，被冲垮了的北宁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包括朱春信在内，都认真地考虑应该支持哪一派。也有的领导干部不想去“亮相”，但考虑到种种利害，朱春信觉得还是亮一下好。根据观点、力量、社会影响和固有联系等多方面的条件来衡量，朱春信声明站在力量较强的“东方红”总部一边，认定“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承认另一派是“群众组织”。“亮相”的结果，朱春信成了“东方红”派的“革命领导干部”，也自然地成了“红联”派眼中的“三反分子”，招来更为猛烈的打倒声和更为残酷的揪斗。为了避免这种揪斗，他不得不过着东躲西藏的被追捕的犯人式的生活。在家里不安全，他住过工厂的工人宿舍，农村的生产队房，新光照相馆的暗室，甚至不准任何人冲击的要害部门——供电所的配电室和劳改队的办公室。不管走到哪里，朱春信始终被一种恐惧、烦恼和羞耻的心情袭扰着，他时时为自己的北宁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同这种躲躲藏藏的诡谲行迹之间的矛盾感到难受。“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愿这样！”朱春信想，“如果被对立派逮住，那是性命难保的呀！乱透了，乱透了，这是一出什么戏呢！”他暗地里发着牢骚。《人民日报》曾用讽刺的口吻说：“哪有革命领导干部怕群众的呢？”朱春信也暗地里骂过这种论调：“不怕？这些秀才们，说得倒轻巧，你们来试试看！”
　　一九六七年九月，朱春信经过辗转迁徙，一天夜里悄悄地住进了一座办分楼，被安排在背街一面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临时放了两张床铺，没有蚊帐，被褥象是从来没有拆洗过的，白被里呈现暗灰色，摸一下还有点滑腻发凉，散发着一种霉味儿。即使这样，对于整天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朱春信来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避难所了。好在九月的夜晚虽然薄带微寒，但并不冷。爽人的秋风从窗口吹进来，室内的灯光投射在窗外老杨树摆动着的叶子上，犹如一簇簇银色的光波在晃荡。那些架在高大建筑物上的彼此对立的高音喇叭，不知是因为播音员嗓子哑了，还是因为扩大器的电子管需要休息，现在都没有播送“严正声明”和“最最强烈抗议”，也没播送“语录歌”和“三忠于”歌曲，这就使朱春信的新居显得安适、静谧了。
　　一直陪伴着朱春信的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林凤翔拉上窗帘，对朱春信苦笑一下说：“我们今天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可能。”朱春信用手指甲来回划着他那多日没刮的方下颏，连鬓胡子发出沙沙的响声，“不过，万一有了麻烦，我们住在二楼，退路……糟糕！”
　　林凤翔不到四十岁，是市委领导很喜欢的干部。他不仅能给自己的领导在工作中出许多有用的点子，也能为领导的饮食起居做周密的安排。而这一切又都做得不显山，不露水，不出格，不逾矩，彬彬有礼，恰到好处，即使最严格、矜持的领导，也都乐意接受林凤翔的巧妙安排。他和朱春信虽然是下级和上级，但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成了患难知己。朱春信担心的事林凤翔也想到了，但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他还是有办法使领导宽心的：“不会有什么麻烦的，至少今天晚上……”
　　“砰砰砰……”有人敲门了。
　　林凤翔把没有说完的半句话咽了下去，脸色陡然变了。朱春信眼盯着门口，头脑中以难以想象的高速度，判断着深夜到来的敲门人是天使还是魔鬼。他们住的这个地方，除指挥部的有关头头和几个可靠的工作人员外，别人是不知道的。而指挥部的头头已有言在先，今晚不来了，明天才接他们去开会。那么晚上来的是谁呢？会不会是“红联”派跟踪追迹呢？碰上这样的情况就糟了。
　　“砰砰，砰砰……”门还在敲着。
　　朱春信想找个地方躲一下，可是屋里没处可躲：天棚上没有气眼，床底下藏不住人。他用询问的眼光看了林凤翔一下，“答应不答应？开门不开门？”林凤翔瞪着失神的眼睛没有良策，想到自己可能跟朱书记同归于尽，心里冷得发颤。
　　“砰，砰砰！”门还在敲，并且加重了分量，敲门的人不耐烦了。
　　看来不开门是不行的，朱春信无可奈何地向林凤翔使了一个眼色。
　　“嗳……呵……听见喽！”林凤翔做着一个刚刚醒来的声调答应着走到门边，“谁呀？”他的牙关在发抖。
　　“快开门吧！”门外一个青年人回答。
　　“自己人、”又一个青年人说。
　　“胆小鬼！”这是第三个青年人的声音。
　　“你们找谁？”林凤翔问。
　　“就找这屋里的人！”
　　这样的回答仍然叫林凤翔和朱春信提心吊胆，按照朱春信的眼色，林凤翔说：“已经睡下了，有事明天再说吧！”他的身子顶住房门，两个腿肚在发抖。
　　“你们倒会享福！”门外又送来了讽刺的笑声，“别罗嗦了，要是老保那边的人来了，这么一扇破门顶个屁用！快开门，有急事哩！”
　　朱春信觉得门外人的分析确有道理，便与林凤翔交换一下眼色，林凤翔估计一个人顶一扇门怕顶不住，最后只得把门打开了。
　　十几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人闯进来，站在地中间。有的手持长木棍，有的扛着长矛，腰间的皮带上都插着一把形状各异的匕首或刀子，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朱春信惊恐地望着这伙没有派别标志的不速之客，不由自主地从床上挪下来，剧烈跳荡的心已经蹦到了嗓子眼儿。
　　“您是朱书记吗？”一位手里没拿武器的青年人向前走上一步，用客气、柔和的声音问。
　　“啊……嗯，我是朱春信，朱春信。”朱春信对自己的胆怯和说话时的谦卑神态感到恼火。
　　“我们是‘东方红’指挥部派来保护您的。”没带武器的青年从容地笑了一下说，“我叫叶卫革。您在这里的安全由我们兵团第三支队负责。”
　　“保护？啊……”朱春信眼里顿时射出一种感激、兴奋的光辉，粗黑的眉毛不停地跳动着，用手指甲轻轻地划了几下他的大胡子，审视着叫叶卫革的青年人。他茂密粗硬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棱角分明的嘴唇自然地微张着，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一双灵活的眼睛流露着这个时期青年人特有的豪放、热情、单纯和不需掩饰的狂妄，一身草绿色的典型的红卫兵服装使他愈显得勇武、精干。这时，朱春信的一颗七上八下跳着的心才“嗵”地一下落到了实处。“快坐，请坐！”他指了一下自己和林凤翔的床铺，“就坐在这里嘛，坐嘛！”
　　红卫兵们坐下之后，朱春信又深情地说：“指挥部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为我们想得真周到哇！叫你们这些小将也辛苦了——我看这里还比较安全嘛！”
　　“不，有情况。”叶卫革用严肃认真的神气说，“指挥部说，您不断转移住处的情况，‘老保儿们’已摸到一点影儿，他们可能挑起事端。”
　　“啊？”朱春信一惊，粗黑的眉毛紧皱起来，“会这么快？怎么办？你们十几个人……”朱春信本来想说“怎么能对付得了？”可是话到嘴边他改了——“任务太艰巨了！”
　　叶卫革微笑着，习惯地挺起胸脯、捏紧了拳头：“朱书记，您放心，别看我们只有十几个人，有我们第三支队在，就保证您的安全。万一这里情况危急，总部也会来支援的。”他说话时的严肃神情使人想起一名无畏的战士在向自己的首长宣誓，“您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战士头可断、血可流！”
　　朱春信望着这个激昂、慷慨的青年，感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冲动，上前拉起叶卫革的手：“谢谢您，小将！我，谢谢您，谢谢！”
　　叶卫革惊愕地望着朱春信的脸，把手慢慢地抽回来。这位领导干部的举动使他感到意外。他根本不想以自己的言行赢得谁的感激，他只是在表达自己对一个伟大的信仰的真挚和坚定不移，他在尽自己的义务——一种无可比拟的崇高、神圣的义务。
　　“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可不要慌，不要靠近窗户，把门顶死----呶，用办公桌就行……”叶卫革又交代了几件注意的事项，临走时又说，“自己人进来时敲门的暗号是：先敲一下，间隔一会，再连敲三下----咚，咚咚咚……”
　　“咚咚咚……”
　　敲木器的声响，把沉思中的朱春信拉回到预审室里来。
　　“为什么要参加武斗？嗯？”李科长用严厉的目光逼着罪犯，同时用手敲着面前的桌子，发出“咚咚”的响声，“《十六条》早就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为什么要武斗？把你的动机说得那么可爱，这完全是狡辩！”
　　坐在小方凳上的罪犯，平静地微笑了一下，说：“我是在讲事实。”
　　“事实，事实！事实上你想隐瞒一些东西——你为什么不说出你所保护的那个领导干部的名字？”李科长反问道。
　　听到李科长的讯问，朱春信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脑袋嗡嗡直叫。他暗暗埋怨李科长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担心罪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说出“朱春信”三个字，把他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我忘记了。”罪犯回答说。
　　“不是忘记，我看是扯谎。”李科长说，“任何领导干部都不会赞同和纵容你们武斗！继续说你的犯罪事实吧！”
　　这时，朱春信才长出了一口气。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会跟叶卫革重逢。他的心情或许跟这个被告一样沉重。
　　审讯又继续进行下去，但朱春信再也坐不下去了。他觉得脊背发凉，脸上冒火，四肢也有些僵硬，便向李科长小声说了一句，走出了预审室，背着手信步在室外的小天井里兜了一圈。一九七七年的九月，秋高气爽，近午的太阳还有点烤人。院里几株老杨树轻轻地摆动着肥绿的叶子，婆娑作声。朱春信站在树荫下，仰望着老杨树，听着树叶的沙沙声，似乎听见老杨树用讥讽的口吻向他谈话：“祝贺你和叶卫革的重逢！不过，十年风雨，你们彼此的变化却这样富有戏剧性！”朱春信吃了一惊，但镇静了一下，他苦笑了：“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想让他变成罪犯！”
　　树叶的沙沙声，他慢慢地听不见了，一阵汽车声却由远而近，进了他的回忆……
　　那是天快亮的时候，楼外突然传来了汽车的刹车声，接着就是嘈杂的人声和铁器敲打楼门的声音。
　　“开门！”
　　“快开门！”
　　楼外的人七嘴八舌地喊。
　　“你们是干什么的？”楼里的人问。
　　“抓小偷。”
　　“找错地方了，这儿没小偷！”
　　“有人看见小偷钻到这楼里来了！”
　　“胡说八道！”
　　“你说痛快点，到底开不开？”
　　“甭想，谁知你们是哪个庙挑酸泔水的！”
　　“砸！”
　　“咚——哗——！”是玻璃窗被砸碎的声音。
　　虽然这一切都发生在临街面的楼门口，但是住在二楼背街一面的朱春信和林凤翔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被这突然到来的事，惊呆了。声称“抓小偷”的人，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
　　“楼上的战友们注意——”叶卫革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喊，“集合，快！‘老保们’来了！”接着又听见什么东西被扔在桌子上的声音和叶卫革的骂声，“妈的，电话也被老保掐断了！”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之后，叶卫革熟练地给他的第三支队成员分派了战斗岗位，只听叶卫革喊：“文攻武卫，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时候到了！决不让‘老保们’走进楼门，战友们，上！”
　　“楼里没有几个鸟，战友们，冲啊！”
　　“冲进去，揪出三反分子朱春信！”
　　“冲啊！”
　　楼外也顿时喊声四起，砖头、石块打在门上、窗户上的“砰砰”声，玻璃破碎的脆响，粗野的叫骂和呐喊混成了一片。
　　朱春信和林凤翔坐在墙用的床头上，呆呆地互相对视着。朱春信又看了一遍这间办公室，仍然找不到可以躲避的地方。他小心地走到窗前，只见窗外几株老杨树，都在七八米远处，也不是可以逃走的出路。怎么办呢，恐惧、绝望、焦灼一起袭上心头。这时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叶卫革和十几个个将的勇敢善战上，甚至为青年人的武器是否充足而担心了。
　　“叶卫革，一楼进来人了！”楼内有人叫。
　　“从哪儿？”
　　“窗户。”
　　“执行第二套方案——撤到二楼，守楼梯！”叶卫革下着命令，显出是个出色的临危不惧的指挥官的姿态。
　　“张继红被打伤了，叶卫革！”
　　“快抬到二楼……”
　　叶卫革下边的话，被涌入楼里的潮水般的人声淹没了。
　　“冲啊，冲上去呀！”
　　“把楼里的乌龟王八蛋全逮住！”
　　随着这一片呐喊，又是一阵激烈的厮打和砖头的暴雨，间或传来受伤人的惨叫和呻吟。
　　朱春信呆坐在床头，心“咚咚”地跳着，这种场面他已经历过不止一次了，他能设想出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是在他的心底还有一种战斗----两个朱春信的战斗。一个朱春信在说：“作为一个老干部，应该叫两派群众停止这一场无谓的流血，但是我有什么法子呢？说不定自己的血也要一块流。”另一个朱春信否定前者：“这是两条路线的搏斗，不应有丝毫的手软！”一个说：“这是极端的自私！”另一个说：“这是革命的坚定性！”一个说：“这是耻辱！”另一个说：“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想这样！”……门外走廊上传来了阵阵呻吟声，朱春信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老林！”朱春信叫林凤翔。
　　没有人答应。来春信环顾全室，没有林凤翔的影子，也许林凤翔溜掉了。
　　“要不，老林大概是去助阵了！”朱春信这样想着，便轻轻地开了门，先把头探出去左右看了一下。“啊！”他惊得几乎叫出声来。不知什么时候，叶卫革早在走廊里准备厂几大筐砖头和一堆石块，还有两捆长短木棒。他陡然哆嗦了一下——突然发现就在离他几米远的走廊上，躺着一个青年人，殷红的血流在平滑的地板上，在晨曦中闪着亮光。由于众寡悬殊的紧张战斗，伤员还没有来得及包扎。他判断，这个人大概就是他刚才听说的张继红。
　　朱春信快步走过去，解开了青年人的衣扣，检查一下伤势，给青年人包扎伤口。伤口刚刚简单地包扎完，就听见叶卫革急促的叫喊：“快，把那个盛砖头的箩筐拖过来！”
　　朱春信茫然地回过头来。
　　“愣什么，就叫你！”这指挥官的声音是果断的，又是严厉的。
　　朱春信这时才知道，叶卫革是在向自己下达着战斗命令，他已经是小将们真正的“战友”了。朱春信不由自主地走向那盛着砖头的大筐，手握住筐沿。可是他的手又象被烙了下一样抽回来，他觉得这些砖头在他眼前飞腾起来，又落回筐里，筐里已经不是砖头，而是无数颗淌着血、鼓着血肿的头……
　　“能这样吗？”朱春信问着自己，“当权派参与武斗，这不是犯罪行为吗？”
　　“还愣什么！你想让那帮小子上来吗？”另一个守楼的青年人说着，怒气冲冲地走过来。
　　朱春信再也顾不了许多了，“有什么办法叫？我并不愿这样。”他这样在心里叨念着，奋力拖起一筐砖头，向楼口送过去。值得庆幸的是他拖到半路，被那个走过来的青年人接过去了，楼下的进攻者不可能发现他的举动。
　　进攻者的几次冲锋都在叶卫革组织的出色的反击下失败了。虽然他和他的战友中，又有几个人负了轻伤，可以肯定进攻者受伤的人数不知要比防守者多多少倍。战场上出现了僵持局面。进攻者开始向二楼大骂，一面骂“东方红总部的一小撮暴徒”是“保皇狗”，一面骂朱春信“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武斗流血事件”，并扬言对他要“严惩不贷”。
　　楼上的守卫者一面向楼下对骂，一面松一口气，整顿自己的阵容。这时，朱春信才发现林凤翔并没有到楼梯口来助阵，谁也不知他跑到哪里去了。朱春信明白了：林凤翔是怕那一派冲上来，把他同朱春信逮在一起做替死鬼，早溜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但是，当着青年人的面他没有提这件事，只是回到他的临时宿舍，颓然坐在床上的时候，才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虚伪，卑鄙！”林凤翔的开小差，使他感到失望和空虚，但是对青年人的感激和热爱却达到了新的高度。“难得的小将啊！在战争年代，他们会成为忠诚的将士！”他自言自语地赞叹。
　　猛然，他听到窗外有异样的响动。
　　他胆战心惊地走过去向窗外一看，“啊——！”他失声大叫着破门而出，“小叶，叶卫革，上来了！”
　　“什么上来了！”叶卫革迎上来。
　　“在……在我那间窗外……上来了！”朱春信用不连贯的话叫着，“……长梯子……”
　　“你不要动，就在走廊里等着。”叶卫革一手握着长矛，一只手抓了两三块砖头，风一样卷进屋里去了……
　　不一会，叶卫革用手捂着前额从屋里走出来，鲜血从指缝间流淌着。他从容、镇定地向朱春信笑了笑：“退下去了，狗日的！”
　　额角上的血，淌到了他棱角分明的嘴唇，染红了他洁白的牙齿。朱春信“嚓”地一下撕破了自己的白衬衫，把叶卫革头部的创口包扎好……
　　几十分钟之后，楼下传来了进攻者的惊呼：“撤，快撤！‘东方红’的大队来了！”
　　“快，快快！”
　　接着又是一场卷心菜式的内外夹攻的厮打，不用说，是进攻者吃了大亏。林凤翔是在战斗结束后从厕所里钻出来的……
　　“朱书记！”一位干警走过来。
　　朱春信从回忆中清醒过来，发觉自己的身躯不知什么时候倚在老杨树上了。
　　“朱书记，您身体是不是不大好？”干警说，“李科长问你有什么指示。”
　　朱春信第二次走进预审室的时候，罪犯已经带出去了。李科长满意地笑着对朱春信说：“叶犯的认罪态度比较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基本上承认下来了。”李科长指着审讯记录说，“他承认，在那次武斗中，攻楼一方一个名叫石志红的学生用梯子爬上二楼的窗户。在叶犯进屋的时候，石志红站在窗台上向他甩过来一把匕首，伤了他的前额，而他用长矛还击，也刺中了石志红的肩部。石志红怆惶逃走时，从二楼跌下去了。楼外还有人顺着梯子往上爬，他就用砖头往下砸了几下，不知是不是有人受伤。他还说，文攻武卫嘛，‘老保’来进攻，我们就有权利武装自卫。”李科长说到这里，又翻了一下案卷说，“调查证明，学生石志红和一名工人，就是在那个窗下致死致残的。”
　　“唔。”朱春信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叶犯和死者石志红并不相识，可以排除报复成份。”李科长又说，“不过叶犯拒不承认他是追随‘四人帮’，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承认他的犯罪动机。”
　　“噢……”朱春信烦恼地皱着眉头，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他既不能为叶辉开脱，也不想去附和李科长的结论，“到点了，我们下次……明天上午再研究吧！”
　　朱春信走出公安局的大门，沉重地坐进等候他的汽车的柔软的座位，觉得头胀得有笆斗那么大，头脑里一片浑乎乎，象一团乱麻，象一池搅得“嗖嗖”旋转的污水，只有几个奇怪的概念，象霓虹灯似的不时地闪现出来——小将、恩人、罪犯、革命领导干部、法律……他记不清自己怎样下的汽车，怎样走上自己新住宅的楼梯。
　　“怎么，你病了？”他的老伴问他，“你的脸色煞白，是不是感冒？”
　　“可能。”他说。
　　“吃饭吧！”
　　“不吃，我要躺一下。”
　　朱春信躺在床上辗转翻腾着，刚才在车上反复出现过的几个概念，还象电弧一样刺眼地在他脑际闪耀着。他品味着十年后他同叶卫革第二次相遇的含义和他应该采取的态度，但结果只能使解不开的疙瘩越拽越紧。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有人找你。”老伴儿来到床头告诉他。
　　“有事情找主管部门反映，不然下午到机关去谈。”他烦恼地说。
　　“一个老太婆，她好说歹说一定要见见你。”
　　“什么事？”
　　“她没说，她说她是叶辉的妈妈。”
　　“啊？叶辉……的妈妈？”朱春信惊讶地一骨碌爬起来，“快请她进来！”
　　进来的是一位瘦弱的老工人，看样子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和善、朴实的脸上刻满了辛劳、忧虑的皱纹，一双大手不知所措地放在胸前，拘谨地站在地当中，用忧伤和乞求的眼光望着地委副书记。
　　“我是朱春信。”朱春信避开老女工的眼光，搬过一只椅子，“大嫂，您坐吧！”
　　“啊，啊，不坐了……”老女工有点受宠若惊，“我是为叶辉的事从北宁市来的，是媳妇给我打的电报。有几句话……我就这么站着说吧，您身体不好……”
　　“不，不不，没有什么！坐，坐吧。”朱春信和蔼地说。
　　“叶辉犯了法……”老女工刚说这么一句，眼泪已经沿着脸上的皱纹缓缓地流下来，“把我儿子抓起来判罪，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是个工人，粉碎‘四人帮’，我们多高兴啊！清查打砸抢，我们也热烈拥护，就是清查到我儿子头上，我说什么好呢，谁叫他犯下了人命案呢！”
　　“好啊，”朱春信点点头，眼光凝聚在写字台的茶杯上，“这样认识是很对的，大嫂。”他又用了“大嫂”这个亲切称呼。
　　“可是，我觉得还有些心里话要跟领导说说。”老女工说，“不知对不对，说错了，请领导批评……”
　　“没关系，不要有顾虑，随便唠吧！”
　　“我认为我的儿子在本质上……不是坏的。”老女工下决心说出了这句话，胆怯地端详着朱春信的脸，当她发现朱春信的脸木然地抽动了一下，没有训斥她的表情时，才又放心地说下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是高中二年级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一些人起来揪校长，斗老师，把他气得不行，他回家跟我说时还直哭，好象是斗了他。后来我又听说他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大串连时都不准他去北京！他回到家里哭哇……”老女工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一些同学来安慰他，我也劝他，他什么也不说，就是看报，看那些传单，看完了就象傻了一般，只是一个劲儿把眼珠瞅着顶棚。我真担心他会发疯！过了几天，他失踪了。谁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我和他爸爸急得要死——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哇，我们把附近的水井、树林、河道都找遍了，以为他寻短见了！十来天，他回来了。他那个高兴劲儿就甭说了，他好象换了一个人！他先给我赔不是，说他不该不辞而别，叫家里操心。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包包，抖开一层又一层，最后抖出两枚指头大的毛主席像纪念章，小心地把其中的一枚给我戴在胸前。我叫他也戴一个，他舍不得戴，怕磨坏了，又珍惜地包了起来，揣在怀里。他跟我说，他偷着去北京了，在北京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大最大的教育。他想通了----过去一切的一切都错了，那些都是修正主义的，他受了蒙蔽，当了保皇派。‘我真傻！’他说，‘工人的儿子怎么能当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呢？’他把自己‘三好学生’的奖状都扯了，说那是黑《修养》的东西。以后，他又组织了什么战斗队，从早到晚整天不回家。我担心他闹出事来，便去阻拦他。他苦苦地求我：‘妈妈，工人阶级应该是红卫兵小将的坚强后盾，您应该支持我。您受了半辈子苦，难道愿意看我们的党和国家变修？’反正我说不过他。也怨我糊涂，我当时为啥不拦住他呀！他打死人的事，我是最近才知道的……。”老女工抹了一下眼泪，抱歉地说，“您瞧我说这些干啥呀！我没文化……”
　　“不，说得好……好！”在朱春信苍白的脸上，肌肉不停地抽搐着。他并不是对老女工的絮絮叨叨感到厌烦，恰恰相反，这娓娓叙述象重锤敲着他的心，他似乎感到他也在被告席上接受着审讯。他没犯法，这是对他良心的审讯！
　　“叶辉的爸爸三年前去世了。叶辉结婚还不到一年，媳妇最近要生孩子了。这几天媳妇一直在哭……”老女工流着泪说，“她叫我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朱春信背过脸去，用手帕迅速地捺了捺眼窝，回过头来说：“您的意思是不是请求地委考虑对叶辉从宽处理？”
　　“从宽还是从严，法官不会听我的。我只是想向领导反映一点情况，听说朱书记分管这方面工作。”老女工想了一下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叶辉跟我说起您，好象你们还一起共过事，您大概还能记起他……”
　　“叶辉说过我？”朱春信的脑袋“嗡”的一下，额角上立刻冒出微细的汗珠儿，他担心叶辉是否向人说起过一九六七年九月那场武斗的全部情况。“他说过我什么呢？”朱春信问。
　　“十年了，早忘了！”老女工叹一口气，“好象说过应该豁出命来保您这样的领导干部……”老女工站起身来，歉意地向朱春信点点头，“打搅您休息了，我走了。”
　　“就在这儿多住一个时候吧？”朱春信问。
　　老女工摇摇头：“不，明天我就回北宁了，这次来，总算跟我这个闯祸的儿子见了最后一面。已经请了五天假，生产挺忙的……”
　　送走了老女工，朱春信又躺在床上，老女工的言语和神情，使他更加如卧针毡。“我的儿子本质上不是坏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应该豁出命来保您这样的领导干部……”老女工如泣如诉的话语，总在耳边回响。他索性爬起来，看了一下表，已到了上班时间，便乘车来到地委机关办公室。
　　一大堆待批示的文件、报告在等待他。他随手拣起一份，看了一个开头便放下了，他的心乱得厉害。同叶辉的第二次相遇，同叶辉妈妈的谈话，把朱春信原来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的节奏全打乱了。他好象第一次感到他并不完全是“四人帮”的受害者：在他被推进陷坑里的时候，他还把天真可爱的年轻人拖了进去。除了惭愧、内疚，他还产生了一种恼人的胆怯，就象一个做了坏事的人被游街示众，放回来之后那样，他觉得那些彬彬有礼地跟他打招呼的机关工作人员，也象带着讥讽的微笑；见到两个机关干部在议论什么，他便觉得好象在议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他对自己的思维的反常感到恼火，想挥开这些念头，可是这些念头却象讨厌的苍蝇，赶走一只，又飞来一群！他气愤地把文件推到了一边去。
　　党委秘书走进来。秘书告诉他：下午两点半，财贺战线“双学”先代会闭幕，要他参加，会后还有非正式宴会。下午四点，组织部要研究几项干部的任免，请他参加一下。还有一个外地的什么先进经验报告团，下午要回去了，需要他出面接见一下。还有一个是省的城市交通秩序检查团已经来了，必须由他出面接见。还有……工作大概有十几件。如果在以前，这些事他都可以转动着魁梧的身躯，扬起他的方下颏，严肃、自信、精力充沛地做一个圆满的处理。可是，今天他都推掉了。“左一个会议，右一个什么团，把人拖得精疲力尽，大嗡大轰，排场客套，这种作风真要命！”他跟秘书发着牢骚。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冲动——去跟叶辉谈一下。
　　当汽车在地区公安局的门前停下的时候，朱春信又犹豫了：“我来干什么呢？”朱春信问着自己，“是来向自己当年勇敢的卫士表示同情和怜悯？不是。是怕叶辉揭破自己不大光彩的事情而来做一些安抚工作吗？也不是。是来向叶辉表示忏悔吗？也不是。”他实在忘记了当时决定来时的充足理由。他这样否定着自己的行动的目的性，但脚步却迈进了大门。上述理由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也可能是它们的总和。
　　他先到局党委，说明他想找几个已经基本定案的“打砸抢”犯罪分子谈一下，了解了解情况。正好局里在开一个什么大会，没有适当的人来陪同。朱春信感到由他来单独谈一下更方便些，只要有一两个公安人员做一下押送工作就够了。他叫人找了一间办公室作为谈话的地方。他先找了一个犯有打砸抢罪的犯人谈了几句，走个过场，然后才叫人去提叶辉。
　　叶辉进来了，还是上午的装束，还是上午的神情，没有兴奋，没有吃惊，微笑着站在朱春信跟前。
　　“坐吧，叶辉。”朱春信本来想欠一欠身子，可是他身不由主地站了起来，“谈谈好吗？”
　　“上午提审过了。”叶辉笑了一下。
　　“不，我现在是以一个老同志、老相识的身份随便扯一扯……随便。”
　　“不敢当，我们只相处了一个晚上。第二次相遇的时候……你瞧，在公安局！”叶辉笑起来，“这也不是老同志、老相识闲扯的地方。”
　　“那次武斗以后，我一直没有见到你，不过你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我受伤后由于治疗不及时，差一点死掉。养了几个月的病，两派联合了，建立了革委会，我下乡了。我确实没想到我们能第二次相遇。”
　　朱春信觉得没有适当的话来回答青年人，便转了话题：“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少人，包括我都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都要吸取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觉悟。我们还是立足于教育……”
　　“犯错误的形式不一样，‘教育’形式也不同。”叶辉笑着打断朱春信的话，“您犯了错误，可以理直气壮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您的迫害；我犯了错误，却必须承认追随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
　　朱春信无言地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踱了几步。受伤的部位越是怕碰，越是挨碰。他感到叶辉的每一句话都在触动着他的疼处。
　　“您的意思是不是认为对你的处理太不公道？”朱春信猛地转过头来说，“我愿意……”
　　“不……”
　　“你听我说完。”朱春信摆摆手说，“我愿意站出来承担一九六七年九月那场武斗的全部责任，这样也许对你有利一点。”
　　“承担不承担随您的便，反正我要承担我的罪责。不管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都乐于接受，因为我确实犯了罪，我从来没有试图掩盖过我的罪行。死者石志红也是个勇敢的年青人，是我毁坏了他。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这种处罚是我长知识的代价——尽管它显得昂贵一些。”
　　“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怨恨的。”
　　“不。”叶辉健壮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看得出他很激动，“我只恨林彪、‘四人帮’，因为您也是受害者。对您，我有批评，但也有喜欢：您能够承认自己并非一贯正确，您是诚实的，有良心的。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后来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可是他们在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后，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只字不提，只谈受迫害的光荣……”
　　朱春信感到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记得十年前你叫‘叶卫革’？”
　　“不错。”叶辉说。
　　“上午你为什么不承认叫过别的名字？”
　　“那个名字跟我罪行的性质，或者说，跟这个案子，并没有什么关系。”叶辉的脸忽然变得阴郁和痛楚了，“但‘叶卫革’这个名字，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自愿改的，这是一个幼稚和耻辱的标记，我想永远抛弃它……”
　　“谈得怎么样？”公安局的两位领导和李科长走进来，跟朱春信打着招呼。
　　“还可以。”朱春信淡淡地说了一句。他本来想再跟叶辉谈几句他对叶辉家庭生活的关切，看来不便谈了。他看了叶辉一眼，用沉吟的语气说：“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为止吧。”
　　“请朱书记到会客室休息一下。”李科长用恭敬的语气说完，又严厉地看了叶辉一眼，向门外叫道：“把罪犯带下去！”
　　朱春信猛地哆嗦了一下，脸色煞白，他的心底不断地重复着两个字：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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