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阿卡萨斯小石镇，克林顿总统的朋友苏珊·麦克道加尔披枷带锁地离开当地法庭的这一幕，最能体现肯尼斯·斯塔尔调查追捕总统和第一夫人时有多么铁面无情。麦克道加尔拒绝在小石镇的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因为她觉得，斯塔尔对摧毁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的生活的兴趣，甚至比公正地调查“白水事件”更大。她为此被判藐视法庭，入狱18个月，其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单独关押。她也在全美女英雄的“伟人祠”中获得一席之地，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阿卡萨斯的琼”。
　　当她和莫妮卡一起逃脱斯塔尔手下的控制后，麦克道加尔镣铐加身的样子就牢牢地烙印在玛西娅的脑海里。“我只知道，就是那些人，没审判就把麦克道加尔弄进了监狱，仅仅因为她没有照他们说的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新年刚过，莫妮卡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聊天时还谈到了麦克道加尔，后者感觉到麻烦正在逼近她的朋友，提醒她不要走麦克道加尔的老路，她回忆说那是因为：“我不想她为了保护总统而自己染上麻烦。”
　　1月17日，周五。凌晨时分，她们最终离开丽池卡特酒店时，玛西娅对女儿遭遇的指控的具体内容还是不清不楚，她不知道莫妮卡在和特里普被录音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自己，所以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卷入进去，毕竟自己犯下的惟一“罪行”就是倾听了女儿的爱情伤痛，然后鼓励她离开华盛顿。在她脑海里，那段时间的记忆万分痛苦：“当我们回家，心里知道斯塔尔的人肯定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呆在公寓里的心境：黑暗孤独，与世隔绝，门锁着，我们担心他们随时可能到来。”
　　“如果这些话听上去太歇斯底里，我也没办法，我无法告诉你，当时有多么害怕，多么确信他们将过来把我们扔进监狱，而不肯合作的莫妮卡会在监狱里呆上27年。”
　　她们确信，FBI会录下她们的电话，监听她们的水门公寓，她们每个动作都会落在那些看不见但充满质疑的眼睛里。丑闻曝光前的绝大多数时间，还有曝光后的所有时间，她们呆在公寓里，在地板上来回踱步，窗帘紧紧拉着，除了窃窃私语就不敢说话，每时每刻都担心着门铃一响，就会拉开悲惨监狱生活的序曲。
　　她们很少吃东西，嘴巴因为太干几乎说不了话，更别说咀嚼食物了。她们时刻觉得要么炎热如火，要么寒冷如冰，好像身体已经停止工作了。两人都是严重的受惊过度，身体不停地颤抖。玛西娅说：“如果是我一个人，肯定会觉得自己要死了，不过两个人都有相同症状，我意识到这是受惊过度的结果。”她们是如此胆战心惊，甚至都不敢出去倒垃圾，担心那些她们怀疑在监视她们的人以后会指控她们毁灭重要证据。每天，玛西娅都把东西堆起来，装在包裹里，整齐地放在厨房间，这样FBI的人进来带走她们的时候，她们就能显示自己干得多么正确了。
　　玛西娅说：“因为太过害怕，你就会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我们体会到恐怖的字面意义了，那段呆在那里的日子，害怕、孤独、不敢说话，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两人都进了监狱，那么谁去看莫妮卡呢？另一个想的就是儿子迈克尔，他结婚生子的时候怎么办？我可受不了让孙子到监狱来看我。”
　　自然，玛西娅的第一反应还是她的家庭。她不敢让莫妮卡离开她的视线，怕她自残。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们开始意识到丑闻就要公开，她也越来越担心女儿的安全。在保护莫妮卡的同时，她也希望她爱的其他人也能远离这些“丑陋恐怖的是非”。就在1998年1月21日，周三，丑闻爆发前不久，她催促还临时住在水门公寓的黛布拉收拾东西离开华盛顿，由于担心FBI会监视火车站和飞机场，她要她开车离开，越远越好。黛布拉就回到弗吉尼亚的家里收拾点东西，带着儿子驱车8小时，赶到麻省的波士顿。她回忆说。“我太害怕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呆在祖国的亡命之徒。”
　　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不久，玛西娅短暂地和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打了个电话，后者正在准备眼睛手术，等着她马上赶回纽约呢。玛西娅告诉他莫妮卡出了点事，因此她必须要在华盛顿呆上一段时间，陪陪她。她回忆说：“我感觉糟糕透顶，因为我不希望彼得知道这事，那时我真的不想和任何认识或喜欢的人见面。听上去很戏剧化，不过事情就是这么黑暗，犹如一场噩梦。现在一切正常，说说很容易：‘为什么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对于一个从未和犯罪打过交道的普通人，要被FBI、斯塔尔和政府一起收拾……那真的太可怕了。”几天后她又打电话给彼得了解他的情况，解释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说。如果他知道丑闻后，决定以后不再和她说话，她完全理解。彼得回忆说：“她是想保护我，我从来没有、没有被卷入这事。”
　　对玛西娅来说，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要对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说谎。那时，迈克尔在匹兹堡入读卡耐基·梅隆大学，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他打电话来，说网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传闻，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还幻想事情不会公开的玛西娅告诉他，谣言都是假的。玛西娅说，“我心情很差，因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说那些不是真事的话，不过一个母亲只是想不让孩子受伤。”丑闻曝光后，她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清楚，只能通过家庭律师比尔·金斯堡转告迈克尔。
　　对玛西娅来说，和她女儿的感受一样，“有一种能摧毁人的恐惧，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纽约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再也不能见我的儿子了。我以为我们要去监狱，完蛋了。”
　　一件能证明她们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当她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玛西娅第一次知道关于那件沾染着精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关于那件传说中的衣服的故事，她
　　问女儿：“衣服现在在哪里？”莫妮卡回答说：“妈妈，现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东西一起，放在我纽约的公寓里。”
　　回头再看，玛西娅、莫妮卡或其他能进她纽约公寓的人没有简单地将那衣服拿掉或毁掉了事，似乎很荒谬。理由很简单：那时，两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门，甚至不敢打电话，担心她们会被FBI的人监视或跟踪。她们确信自己随时可能会被逮捕。她们早已为恐惧所麻痹，听任最有力的犯罪证据留在衣橱里，等待自己的历史命运。
　　就像玛西娅有力的宣言那样：“莫妮卡有没有把衣服交给母亲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有没有偷走衣服，然后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是否知道那该死的衣服放在哪里？那要等到她在电视里看到关于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们才感觉恐怖。自从卷入此案后，就算像金斯堡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也万分惊讶地发现FBI派人跟踪他，订了6张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不同路线的机票。事实上，金斯堡是取道匹兹堡，再从那里转往华盛顿的，抵达首都的时间是1月17日，周六，那场痛苦“手术”后的第二天。
　　莫妮卡去机场接他，还疑神疑鬼地担心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可能是派来逮捕她的FBI探员。这晚，玩着一场看手势猜字谜和说着适度的反语，她、母亲和金斯堡一起到椭圆屋餐厅去吃晚饭，那地方离白宫不远。由于玛西娅和莫妮卡都不怎么认识金斯堡，这是一场“大家认识认识”的见面会，之后律师问了莫妮卡具体情况，开始讨论他的攻击计划。
　　那时，她用餐厅里的一个付费电话给远在洛杉矶的父亲打电话，这是一次心酸惨痛、充满眼泪的谈话。伯尼要她答应绝对不伤害自己，因为那个“混蛋”总统不配。然后，当两人的痛苦发泄得差不多时，比尔·金斯堡接过电话，立刻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因为莫妮卡的情绪太不稳定，他不能允许她再和父亲说话了。他担心，她在这样的谈话中可能不假思索地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话，如果这个电话被人窃听的话，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止于此，伯尼和芭芭拉原本约定去夏威夷度假，现在决定取消休假，飞去华盛顿和莫妮卡团聚。不过，金斯堡听不得这个，坚定地表示他们在场只能让事情复杂化，他坚持要他们去休假，而他也会每天给他们发一份最新进展报告。伯尼不无酸楚地说：“我们不知道，金斯堡从未告诉莫妮卡我们想来华盛顿。当我们没来，她非常伤心。直到5月她才知道真相。”
　　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这个可怜的人还未来得及享受自己酿制的爱情就被这杯毒酒给陷害了。她仍然在想着是救总统还是救母亲这样的旧式道德题目。
　　1月18日，周日。金斯堡去斯塔尔办公室和调查官们见面，了解他们的想法，而莫妮卡则在公寓里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比她想象得还要不受控制。因为在网上，一份叫“苦工报告”——根据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写成的谣言文章——正散发传闻，说《新闻周刊》弃用了迈克尔·伊斯科夫写的关于总统和一个拘留犯的故事。当然，那时，里面还没有提到莫妮卡的名字。
　　莫妮卡和玛西娅去OIC接了金斯堡，然后把他送到所下榻的丽池卡特酒店。在车上，他宣布他要公开声明总统曾经性骚扰过莫妮卡，而且他就是一个调戏孩子的家伙。莫妮卡要发疯了，她第一次发现金斯堡的话不仅不是帮她，反而是害她。这立刻有了作用：“我要抓狂了，冲他咆哮说他（克林顿）没有调戏我，我们是成人之间的关系。”
　　那时，她还说自己想被送去精神病院，说：“这不是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我只觉得自己就要精神崩溃了。”金斯堡不仅没有同情，反而大声叫她清醒过来，还冲她嚷着，她要挺过难关，必须学会坚强。这是他未来几个月内一直使用的手段。
　　在丽池卡特，三人一旦镇定下来，就去租了一个会议室，讨论金斯堡和斯塔尔手下面谈的结果。他说，现在有两种选择，同样麻烦。第一种是莫妮卡答应带着窃听器或者录下电话，这个她早已说得很清楚，绝对不会这么干的。第二种就是接受审讯，很可能要花上50万，那将耗尽她父亲行医而来的积蓄。玛西娅痛哭流涕起来，莫妮卡也触情伤心，这让金斯堡大为光火：“这是一次滑稽的会议。”莫妮卡回忆说。
　　同时，库里不断地给莫妮卡的电话发送焦急的留言。“这真是让我伤心啊。”莫妮卡如今承认。虽然她一直渴望去警告库里和总统，但是她知道，如果这么干了，那将失去获得豁免权的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不仅将她，而且还有她母亲置于险境。那样，玛西娅就会面临和一起阴谋有关的几项犯罪指控。无论如何，OIC的调查官们都不肯给予免予起诉的豁免权，仅仅答应如果莫妮卡被判有罪的话，他们会告诉法官她曾经和他们合作过。金斯堡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这种辩诉交易。
　　第二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日，斯塔尔手下准备搜查莫妮卡的公寓，结果他们没来。同时，库里还在不断留言——“家里有急事，请回电”，“好消息，请回电”，诸如此类。然后，维农·乔丹和她的前律师弗兰克·卡特也都给她留了言。莫妮卡太害怕了，不敢回电。最后，她决心要让库里明白，她没有背叛总统，也没背叛她。她跑去一个付费电话，打给库里。她再次幻想会被看不见的敌人所偷听，于是想了好几种秘密的交流方式，告诉总统秘书发生了什么。因此，当库里拿起听筒，莫妮卡只是说了一声“胡佛”就挂断了（J·艾德
　　加·胡佛1924年开始担任FBI主任，直到他去世的1972年）。短短一个电话后，她开始害怕使用电话，于是写了一张条，在里面感谢库里“让她的女儿凯伊（她们的秘密代号）参观白宫和FBI大楼”。这张纸条从未被寄出去，也没有解决她痛苦的两难境地。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
　　莫妮卡在和自我意志搏斗的时候，金斯堡和他找来的华盛顿刑事犯罪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正同斯塔尔的调查官们较量着。她几个小时里一直等在OIC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被不同的调查官“照看”着。同时，她的两个律师——曾经向她强调他们只想保证她没事，不管其他人会有什么麻烦。——正努力达成一个协议。前景看来不妙，金斯堡一度向莫妮卡描述了她所在的处境：如果不同OIC合作，就像麦克道加尔，她或许会因为藐视法庭罪而被判刑，送去女子监狱。即使审讯时，胜诉的可能也很渺茫。
　　她正在冲出轨道。华盛顿到处都是总统绯闻的流言蜚语，“苦工报告”在1月19日这天点了莫妮卡的名字，帮谣言火上加油了。她现在可是“放射性物质”，斯塔尔的手下说，他
　　们不知道还能否拿到保证证人不会因为证词内容而被起诉的罪行豁免权，因为白宫现在肯定也注意到她卷入了这起案子。
　　在几小时徒劳无功的谈判后，莫妮卡和她的律师团穿过马路，去“硬石咖啡”吃晚餐，一边希望斯塔尔会提出肯定的报价，用豁免权交换莫妮卡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而不是他们之前要求的带窃听器和录电话内容。
　　10点30，他们回到OIC，莫妮卡在办公室里焦急等待着，突然被金斯堡低沉的吼声吓了一跳：“你这个混账！你还想传诉她父亲？”然后，他开门，抓起莫妮卡就说：“走，我们离开这里。”他们走下走廊的时候，他告诉她，他们打算把一张给莱温斯基医生的传票交给他。这时，莫妮卡说：“我输了，因为绝望、精神混乱而摔倒在地上，感觉到无尽的折磨。他们到底想对我的家庭干什么？我无法再承受了。”
　　金斯堡强硬地告诉她，站起来，冷静下来：“你不能让他们看出你非常害怕。”他和莫妮卡离开了OIC大楼，斯派兹则留下来，最终成功地说服他们放弃了传召伯尼的念头。
　　同时，玛西娅也刚聘用了一个律师，比利·马丁。当她拿到传票后，两人在1月18日初次见面，那时他非常不安。作为一个有着15年从业经验、处理过自杀到强奸各种案件的律师，他看出，种种迹象都表明，和自己打交道的这个女人是一出大案中的牺牲品。“她非常非常担心害怕。”他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她在夸张表演，没多久就发现，她有这样的反应是完全正常的。”
　　迫使玛西娅出庭作证反对自己的女儿，这个决定背后隐藏着的险恶用心让许多资深律师对这个案子望而却步。正如马丁所说：“OIC内部好像有一个决定，就是抱着起诉总统的目标去调查这起案子，这个决定也从未改变过。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他们都要起诉克林顿。”
　　其实，他们迫使玛西娅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是策略的一部分。“就是为了胁迫莫妮卡同意和OIC合作，因为很明显，所有出庭作证的人之中，她知道得最少。”
　　莫妮卡和玛西娅现在确信，电话被录音了，公寓里有窃听器，决定收拾东西搬到玛西娅的母亲在6楼拥有的一套公寓里。因为她们都收到了传票，也被警告哪怕互相之间也不许谈论案情，所以他们就在深夜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彼此低语。莫妮卡回忆着她们如何每晚难以入眠，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在突发的精神紧张中醒来，说：“这让我想起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我们哪像是呆在本世纪的美国啊，而是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之中。”
　　1月21日，故事终于发生了。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后，大众传媒还从未陷入如此不断增强的集体狂欢。谈论教皇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高级电视新闻播音员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录音带里的细节，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总统在莫妮卡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她到白宫的秘密行动，还有所有关于两人关系的阴险传闻、猜测和发明创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原本已经挑选好了今年给他的情人节礼物，是几行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她原来还想登在《华盛顿邮报》呢！
　　1月20日，周二，是她默默无名的最后一天。她离开了母亲的房子，因为斯塔尔的人终于来搜查她的公寓里。当他们彻底检查她的私人物品时，她只能漫无目的的晃来晃去消磨时间。“太粗暴了，这些男人仔细翻检着我的东西。”同时，斯塔尔还拿出一张白宫的传票，要求任何与总统有关的东西都要交出来。
　　第二天早上5点，莫妮卡睡不着，来到走廊，捡起《华盛顿邮报》的晨版。故事终于发生了，头版内容是苏珊·施密特引用的“原始材料”，里面讲到在特里普的录音带里，可以听到莫妮卡说“克林顿和乔丹引她作伪证”。那完全不是这回事，莫妮卡可以发誓，这正是斯塔尔可以扩大调查权限的关键，也是未来几周每个报纸的封面新闻故事、每个关于丑闻的电视广播节目的基调。
　　她读到《华盛顿邮报》的故事时，时间似乎停止了，感觉在做着一场无尽的白日噩梦。这种感觉在未来几天内越来越厉害。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后，大众传媒还从未陷入如此不断增强的集体狂欢。谈论教皇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高级电视新闻播音员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录音带里的细节，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总统在莫妮卡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她到白宫的秘密行动，还有所有关于两人关系的阴险传闻、猜测和发明创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原本已经挑选好了今年给他的情人节礼物，是几行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她原来还想登在《华盛顿邮报》呢！
　　狂野之夜！狂野之夜！
　　当我和你在一起，
　　狂野之夜就是
　　我们的奢华盛宴！
　　不止一次，比尔·金斯堡跳出来煽风点火，指责总统是一个厌恶女人的家伙，而斯塔尔则摧毁了莫妮卡的生活。“故事一开始。”莫妮卡回忆说：“我们坐在房间里，风暴在头上不断盘旋。所有人都在讨论他应该辞职，我真不敢相信。我依然深爱着他，想保护他。我一点也不喜欢金斯堡说他是一个厌恶女人的家伙。同时，我也非常沮丧，因为那些指控都不是真的，他从未要我去撒谎。”她依然非常支持总统，当他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和她“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时，她也欣然接受。
　　她希望保护总统，同时又充满着担心，不知道家人和朋┯选—她一个也不敢打电话——怎么面对这个新闻。她的姨妈黛布拉当时正在波士顿，感觉“非常可怕”；她的弟弟则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卡耐基·梅隆大学里能度过那噩梦般的几天，完全要感谢如兄弟会般温暖的室友和同学的友谊。除了很短又含糊不清的电话，迈克尔不能和家人说上话，一个月以后才听见姐姐的声音。“丑闻爆发前两天，我还非常担心发生的事情，感觉自己像个孤独的残骸。”他回忆说，“故事发生后，我简直要疯了，不愿意承认这一切。在我脑海里，那个出现在每个电视频道的女人不是我姐姐。那真是太丑陋了，我能挺过来，真要感谢我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
　　莫妮卡的朋友也陷入烦恼之中，她和那些闺中密友的关系现在可以浓缩成两个词：法律危险。如果她给她们打电话，或者反之，马上就会有一份电话记录，她们就也在斯塔尔眼皮底下了。而且，莫妮卡和母亲周围也建立了所谓的“法律保护”，防止那些和她们关系好的人接近她们，可以增加她们的孤独感和恐惧感。那时，她已经知道特里普录下她们在五角大楼城的谈话，但不知道她们之前的许多谈话也被录音了，她的好友们早已牵连在内，因为莫妮卡总是告诉特里普，自己和她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这些都已记录在案了。
　　莫妮卡特别担心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她在被抓前一天还给她打过电话，留了言。当内莎回电时，莫妮卡已经被控制了，只告诉她自己会给她回电的。和所有莫妮卡的朋友一样，内莎是在开车经过加州的马里兰德尔雷的时候，突然听到电台广播里提到莫妮卡的名字。她说：“我要疯掉了”。超过半年的时间内她没有再能和莫妮卡说话，送上自己的安慰，要和她联系只能通过金斯堡。
　　对莫妮卡在波特兰的朋友来说，这消息同样残酷，而且更麻烦，几天内她们发现自己被媒体包围了。那时正在怀孕的琳达·埃斯特加好像回到过去的学校时光，昔日学生从世界各地打电话到她在波特兰家中，她像一个“母亲”那样对他们说“无可奉告”，然后每天不断重复这句话，给上百名打电话来或者在她家门口晃悠的记者。
　　像琳达和无数莫妮卡昔日的同学，正在攻读心理学博士的卡里·亨德森也为莫妮卡的遭遇担心受怕，他说：“每个人都想逃避现实，我们都为莫妮卡感到害怕，我冲着电视又哭又骂，心想她肯定在考虑自杀，因为我无法想象她如何能面对这一切。在电视新闻里，她甚至还排在教皇出访古巴之前，上帝保佑。”
　　莫妮卡朋友只能通过电视了解她的情况，这原因很简单，而且凄凉。她和母亲生活在黄昏世界里，窗帘垂下，水门公寓在世界各地媒体的重重包围之下，每个电话都可能带来好消息或坏消息。她们根本不敢外出，楼层管理人已经警告过，摄影机组已经控制了可以俯瞰她们阳台的建筑物。一个上午，黛布拉打电话来看她们情况如何，也顿时了解了她们的生活。风暴过后，天气明媚晴朗，不过玛西娅根本不知道雨已经停了，因为窗帘遮住了。黛布拉说：“这就是她们生活的写照——就像生活在笼子里的动物。我的姐姐没有犯任何过错，现在只能躲在暗处，好像是一个罪犯。”
　　没有缓和的空间。丑闻后几天，两个女人在凌晨2点趁着没人注意，潜到阳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莫妮卡说：“我感觉自己正在死去，就像被整件事慢慢凌迟处死。太让人害怕了。”
　　公寓内，电视整日播放着。玛西娅这样形容电视对生活的霸占：“太不真实了，这故事居然是关于我们的。那种巨大的暴行惊吓我们，压垮我们，当你看着自己的生活在电视黄金时段被慢慢摧毁，真是恐怖啊。”
　　就像水虎鱼发现了新鲜的猎物一样，大众传媒迅速将莫妮卡和她父母的生活蚕食干净。或许最能体现这点的就是洛杉矶法庭外成群结队的记者，他们都想捕获莱温斯基家离婚案的
　　细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丑闻爆发前几周，玛西娅就谈到因为她马上要和彼得·斯特劳斯结婚，报纸可能会“合法”行动。
　　伯尼也有她那种痛苦又无能为力的感受，他正在夏威夷心不甘情不愿地度着假期。虽然他和芭芭拉在洛杉矶布兰特福德的住处离O·J·辛普森谋杀案发生的地方还有好几个街区，但在最近这场疯狂的媒体杂耍表演中，是不可能让他们置之度外的。伯尼是一个谦虚冷静的人，从不装腔作势，不过当他发现自己的生活被一群完全陌生的人观赏研究，被媒体解剖时，也几乎要被逼疯了。“每次金斯堡打电话来，消息越来越坏。”他说：“最糟糕的是离婚报道也被捅了出来。”芭芭拉记得他疯狂地大喊：“哦，上帝啊，莱温斯基这个名字传遍全球了，莫桑比克人也知道我离婚了。惟一能感谢上帝的是，幸好我父亲已经死了。”
　　他们在火奴鲁鲁的酒店八楼房间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当芭芭拉走进去，发现伯尼蜷缩在床上，在其他的官员中间唱着犹太教徒的赞美诗，悲伤地祈祷着。如今，他依然觉得难以描述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时光。“我们都惊呆了。”他说：“我们之前一无所知，那段可怕的日子里，我曾经望着阳台的边缘，打算一跃而下。只是，我想那还不够高。”
　　不过，他们一月底回家后，噩梦才真正开始。金斯堡建议他们在火奴鲁鲁和洛杉矶的机场安排特别保护，不过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没有必要。他们在布兰特福德那套木头钢铁风格的现代建筑已经被包围了，电视车、摄影师和记者蜂拥在马路边，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或许只能拿这个来自我安慰了。即使现在，在洛杉矶给观光客指点城市著名建筑的“明星之旅”中，他们家还是赫然在列。
　　一回家，伯尼就找出白宫的擦杯毛巾、围裙，以及其他莫妮卡在华盛顿给他们购买的礼物，统统扔进壁炉里烧了。然后，在洛杉矶警方的建议下，伯尼装了一个碎纸机，这样记者们在他们的垃圾袋里搜寻“食物”时，就找不到任何可以利用的玩意儿了。他最早毁掉的东西里就有丑闻爆发前，莫妮卡在他55岁大寿时送来的生日卡，上面的内容像是无意的讽刺：“我知道，我这些年让你早生了一些白发，不过我可没说要为其他长出来的白发负责啊。”
　　有人告诉他们，旁边就住着一个著名的私家侦探，擅长窃听他人住宅。这让他们很是紧张，平时说话也小心翼翼。即使当伯尼回去照顾住在西山医院的父母，电视摄像组也会跟着他在病房┘浯┬小＊“发生那么多事情，我再见同事时非常尴尬。”他回忆说：“在小卖部，有人过来拥抱了我一下，这真难得，真让我感动。”
　　小心一点是对的，特别是对他女儿。当他和芭芭拉从夏威夷回来，莫妮卡已经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固定的印象：特别不讨好，不公正。正在交战中的两派政党都把猛烈的炮火对准了她，为了利益或自我保护，在这个危险的关头没人敢挺身而出为她说话，倒不是她的朋友不想，而是担心被牵连进去。
　　共和党人谴责她是一个奸妇，而民主党则骂她是总统的威胁。面对自己的性感的莫妮卡，和美国道德渐行渐远，那些尊敬希拉里工作的口头女权主义者们，将她斥为典型的被剥削的女性意识的产物。同时，美国人精神里，特别是媒体中，许多厌恶女性的元素也迸发出来，冷嘲热讽着她的体重，她的品位，她的风格，还有她贝弗利山庄的家庭背景。她和比尔·克林顿性关系的技巧，更是那些脱口秀主持人、站立喜剧演员（类似相声演员）、几十个因为丑闻而建立起来网站的最好材料。“莫妮卡”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放纵的道德标准的代名词。
　　莫妮卡不仅沉没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逆流之中，而且几条利己主义河流也在她身上汇聚，将她淹没，特别是白宫、特里普－戈德伯格联盟、斯塔尔团队、她的老情人安迪·布莱勒，还有她过去生命中一些跑龙套的小角色。
　　1月22日，丑闻爆发后一天，一场在总统和迪克·莫里斯之间展开的面对面谈话恰好能说明莫妮卡面临的困境。莫里斯是前民主党战略专家、媒体“军犬”，曾经当过克林顿的幕僚，半年前被发现和一个妓女有染，他告诉总统，自己打算发表声明，攻击莫妮卡的故事只是一个“十几岁小姑娘的狂热幻想”，要她“向全国人郑重道歉”，他还打算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戳穿她“虚伪的”谎言。
　　在解开莫里斯的皮带，放他出去咬人前，克林顿警告说要小心点，毕竟还有一线希望，莫妮卡没有和斯塔尔合作，他不想太过疏远她。这个事件有着启示意义：那个因为他的弱点和尊严而被莫妮卡爱上的男人只属于过去，现在这是一个总统，如律师和政客般为了生存而搏命。
　　这场战争中，第一批牺牲品是真相和莫妮卡。现在已经是一家电视台的talkinghead的莫里斯表示，丑闻爆发后，白宫马上采取了“欺骗、否认、拖延”的策略。为了妻子，克林顿否认他和别人有染的指控，他的幕僚和民主党领导们，制定了白宫反击的基调。
　　开始阶段，克林顿告诉一个高级顾问西德尼·布鲁曼萨┒——后来他向参议院作证，莫妮卡是一个曾经想勾引他做爱的猎物高手，这话很快变成报纸语言，说莫妮卡是一个骚货，痴迷于总统，情难自控。虽然只是迈出一小步，可是“猎物高手”这个词从那时开始进入人们的头脑。
　　1月26日，各大主流媒体披露丑闻后5天，第一阶段战役在白宫罗斯福房达到了高潮。克
　　林顿站在镜头和美国人民面前，戳着手指说：“我从来没有和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小姐发生过性关系。我从来没有叫任何人撒谎，一次也没有……从不。这些指控都是假的，现在我要回去继续为美国人民服务了。”然后一个空镜头出现，遮住了他的去影。
　　几乎所有了解真相的人都愤怒地看着他对着全国人撒谎，莫妮卡的情绪则比较复杂：“我很高兴，他否认了这个说法。所有人都说，如果这是真的，他就该辞职，我不希望他下台。不过他那句‘那个女人’伤透了我的心，那种遥远和冷漠的语气告诉我，他有多么生气。”
　　“同时，如果总统那时能站出来，承认那段不恰当的关系，就会从我身上带走许多压力和注意力，不过他没那么做，结果就很自然了。”
　　其他人就没那么宽容了。内莎·迪曼和凯瑟琳·奥尔黛一看到总统的表演，马上冲电视机大声咒骂起来。伯尼愤怒，但更伤心：“当我听到他喊她‘那个女人’，真是伤心。他否认事情的时候，我一看就知道他在撒谎——不是因为我知道真相，而是他的眼睛里明显有那种骗子的神采，他在演戏，演得很恶心。”
　　总统对全国发言后，第一夫人开始攻击了。1月27日，大陪审团在一起听取莱温斯基事件的证据的那天，希拉里在清晨的电视节目《今日》中，斥责斯塔尔是一个“政治动机过浓的检察官”，这是一场“恶毒无耻的家伙搞出来的右翼大阴谋”。这点，在战争最前线的莫妮卡也深表赞同。
　　白宫践踏她名誉的时候，斯塔尔方面则在不断给莫妮卡、总统和维农·乔丹施压，他们向媒体披露一系列的问题，不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而是要让莫妮卡的律师团在强大无情的压力下屈服。
　　同时，卢西安·戈德伯格则把特里普歪曲版本的莫妮卡事件告诉媒体，还把特里普包装成一个“真相揭露者”。后者也在1月29日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特别强调自己“选择了一条真理之路”。她做出一副奥林匹斯神的同情姿态，去谈论莫妮卡的处境：“她漂亮，善良，有同情心，只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还加了一句恶毒的评论：“莫妮卡有她自己的道德标准。”
　　真相和虚构被编织在一起，把莫妮卡尽量往地狱里整。比如，特里普就把“谈话重点”的作者权归到其他人名下，特别是总统，因为她说自己觉得莫妮卡没能力写出这么深奥细致的东西。杰克·塔普，事件发生前一天和莫妮卡见过面的一个华盛顿记者，就评论说：“这场悲剧中，她不幸地被每个选手——克林顿、斯塔尔、特里普和媒体，都当作过河之卒任意驱使，最根本的原因是她的性格，她太轻信别人了。”
　　白宫现在配合着总统的否认，还故意放出风声，说莫妮卡是一个愚蠢的幻想症患者。真是巧合，莫妮卡生命过去的二重奏也加入到这个合唱队伍中。1998年1月27日，就在总统发表声明的那个晚上，安迪·布莱勒在波特兰家门前的草坪上，一个紧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让所有想为莫妮卡说话的人都黯然失声。
　　现在已经离婚的安迪·布莱勒和凯特，先想把他们的故事卖给媒体，谈判失败后，他们决定把莫妮卡的故事告诉每个人，还表示他们打算向斯塔尔的人汇报他们了解的情况。莫妮卡、她的家人和朋友抱着恐惧的心态观看着，布莱勒夫妇给出的版本和波特兰、洛杉矶所有知道这事的人的理解都相差万里，他们的故事最终给公众脑海中留下这样一个莫妮卡：性饥渴，专门向已婚男人下手的猎物高手，曾经混进了布莱勒的家庭。他们还表示，莫妮卡跟随他们夫妇到了波特兰，还威胁如果布莱勒不和她继续保持关系，她就把他们的事告诉凯特。
　　她被形容成一个“有控制欲”的年轻女人，离开波特兰远走华盛顿是为了捞个总统“护膝”。他们说，莫妮卡是一个喜欢编造事实的女人，去白宫没多久就吹嘘和一个“高层人员”口交了，她没有说出总统的名字，不过总是称他为“蔓延者”。他们还说，她在华盛顿期间流产过一次，暗示孩子可能是总统的。还有，他们表示她在白宫期间，给他们寄过一份“相当重要”的秘密文件，充满公民意识的布莱勒夫妇一直将它珍藏在保险箱里。其实，就像后来被人破解的那样，安迪先生的说法太搞笑了，所谓的“文件”来自白宫的礼品店，而所谓莫妮卡叫嚣的“护膝”不过是白宫一个职员的外号而已。
　　他们讲完休息的时候，他们的律师特里·吉尔斯告诉那些惊讶的记者。“当故事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我像许多美国人那样以为，肯定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欺负一个21岁的女实习生。而且，因为是她所信任的朋友将谈话录音，事情才会曝光的，我还以为她不是有居心的。我相信她的故事肯定不可能是真的，不过有机会和布莱勒夫妇一聊后，我不再那么肯定了。”
　　当莫妮卡听说布莱勒夫妇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她还抱着一线希望，指望着就算布莱勒要说他们有过一段，他们至少该说真话。她真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歪曲事实。“我气坏了，怒不可遏，但又伤心欲绝，我是如此的无助。”在许多方面，她都觉得安迪·布莱勒的谎言比特里普的背叛更让人无法忍受。“我把我的灵魂、我的身体、我的心灵和我的处子都给了安迪。”她说：“而只给了特里普信任。我和安迪的关系要远比和特里普的真实得多，因为我信任她的时候根本就不是那个正常的莫妮卡。”在布莱勒夫妇那段自私的伪造发言中，
　　甚至玷污了她与他的“关系”。依然深爱着总统的莫妮卡非常不安，担心那夫妻歪曲的事实会给他留下糟糕的印象。“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我刚自杀过，歇斯底里，痛哭流涕。我不敢出去，和母亲一起陷在这小小的蜗居里。”
　　她要对付布莱勒夫妇的谎言，以牙还牙。她想联系那些相信布莱勒曾经撒谎连天的女生的母亲，请求她们站出来澄清事实。不过，她做不出来，无法看着两个其他的年轻女人陷入和她一样的媒体包围圈中。对莫妮卡来说：“这充分体现了她巨大的道德力量——从不利用别人来拯救自己。”不过，这事也反映了她性格的另一面，缺乏自信，自轻自贱，老觉得自己配不上朋友的帮助，这种思想加剧了她的绝望和孤独感。
　　其他朋友也和莫妮卡一样害怕。前刘易斯和克拉克的学生勒诺·丽思也曾狠狠地咒骂电视里的布莱勒，她联合包括琳达·埃斯特加等其他朋友，寄了封信到ABC电视台阐明真相，毫不足奇，这信没有被播出。埃斯特加这么形容布莱勒的电视秀：“他们经常在电视上说谎。比如说，什么她跟着他到波特兰就是假的，他去波特兰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呆了一年了。其实，他在她离开加州后还和一个更年轻的学生有过一段呢。”现在就住在波特兰的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强调了这对夫妻背叛行为背后隐藏的道德堕落。“即使他们了解她，也把她当作猎物。整个国家都在进行一场摧毁她的狩猎大赛，他们只是推波助澜而已。现在人们对待她的态度，好像她根本不是一个女人。”
　　另一个知道真相的朋友卡里·亨德森说：“什么莫妮卡威胁要告诉凯特，来强迫安迪和她保持关系，这都是假的。事实上，是他另一个情人搞过这样的事。”
　　在这种环境下，一个阴谋可以刹那间迅速放大，莫妮卡的父亲觉得是白宫在这事背后搞鬼。“很可能是白宫迫使布莱勒这时站出来搞事，这计策想把莫妮卡弄成一个荡妇。布莱勒靠说这些虚假而且猥亵的话，利用她来进账点金钱。”据说，布莱勒夫妇通过一系列电视专访收入颇丰，甚至足够他们房子的分期付款了。
　　他们不是惟一从莫妮卡的悲哀中捞钱的人。她的第一个男朋友亚当·戴夫有段时间正是电视花边节目的常客，每次专访他总要添油加醋一番，以让她的故事更加耸人听闻。其中一次，他甚至表示莫妮卡在床上做爱时喜欢用手铐助兴，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做过爱。更令人惊讶的是，亚当的母亲拉芮·戴夫还写了封信给莫妮卡，吹嘘说自己儿子靠着电视收入去巴西玩了一趟，好像这事让她挺光荣似的。玛西娅恶狠狠地评论说：“对我来说，这就是贝弗利山庄的价值的象征。”
　　这种价值好像收费还挺高。莱温斯基家以前的邻居罗宾·瓦萨克说她接受媒体采访得来的钱，足够在第五大道的Saks店里买双皮鞋了。她对莫妮卡父母，特别是玛西娅的评价很不客气，还举了一个例子，玛西娅曾经只许她的孩子们在莱温斯基家的树上摘一个柠檬，虽然那树果实累累。瓦萨克倒没提她曾经将一个邻居告上法庭，只是因为她在穿越邻居家草坪时摔倒了的事。莱温斯基家可不希望吃到一场官司，就因为瓦萨克的某个孩子在摘柠檬的时候受伤了。迈克尔·莱温斯基这样评价那些开始从自己家木头房子里爬出来的邻居们：“亚当·戴夫希望他蹦出来的每个字都能换个美元，这真令人恶心。我们那时就不喜欢那些以前的邻居了，他们只想着利用悲惨的莫妮卡捞上一票。”
　　有些媒体的报价很有诱惑力。小报《国家问讯报》曾经向内莎·迪曼开出10万美元的价格，换取一张莫妮卡穿比基尼的照片，不过她拒绝了。其他人则没有那么有自制力，据说以前的一个学生用卖莫妮卡照片的钱办了自己的婚礼。等到这倒霉的1998年1月走向尾声，似乎没人会站出来为莫妮卡和她一家说话，没人澄清真相，没人要求媒体去专注事实，而别再搞那些耸人听闻的报道。
　　然而，正如早已谈到的那样，因为“法律危险”，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莱温斯基事件正在连累着她们家的朋友。他们都被要求闭嘴。因为无论谁讲了，他们都会成为斯塔尔的调查对象。在她的律师关于是上法庭还是要豁免权的战斗中，莱温斯基以一份长达10页的陈述词，交换免予起诉的豁免权。在这份长达10页的陈述中，她承认自己曾经和总统发生了“亲密的激情关系”，其中包括口交，但没有插入式性交。
　　在金斯堡的建议下——其实是坚持，莫妮卡和母亲都不允许她们的好朋友为她们讲话。无论谁讲了，就会成为斯塔尔的调查对象，完全可能被传讯，被迫吐出他们所掌握的事实，还要吃到法律的罚单。
　　要保护朋友就意味着莫妮卡和玛西娅将处于痛苦的孤立状态，不过他们愿意付这个代价，要朋友为了他们自己而守口如瓶。“当好朋友打电话来，”玛西娅说：“我们总是尽快结束通话，告诉他们同样的话：不要打电话给我们，不要对别人说，自己保重。这样会造成误解，那些不理解你的人就会说出去，大多是为了金钱。当你处于法律危险中，你就失去了自卫能力。”
　　虽然几乎被无情的辱骂、恶意的猜度甚至彻底的编造完全吞噬，莫妮卡号的船长比尔·金斯堡起初驾驶得很有技巧，他在电视的亮相相当不错，不过随着时间飞速流逝，莫妮卡开始觉得他应该少在电视作秀，多研究研究案情了。
　　在毁灭莫妮卡和她家人的凶猛浪潮中，庄重的时刻屈指可数。其中一次特别令人感动。丑闻爆发前，76岁的彼得·斯特劳斯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是已经在和玛西娅谈论结婚事宜了。她做着最坏打算，相信事情一旦公开，他就不会再和她和她家有什么关系了。她肯定丑闻已经葬送了她的幸福，甚至没有给彼得她公寓的电话号码。
　　玛西娅错了。彼得没通知她，但在报纸上宣布了他们订婚的消息。这个来自旧式学校的堂皇绅士评价说：“如果你爱一个人，而她有麻烦了，你不能走开，这不是君子所为。”巧合的是，还有一件事也令人高兴，莫妮卡在彼得家看到一本书，里面引到几句沃尔特·惠特曼的诗赋予她渡过难关的精神动力。
　　所有这些——这一切无穷的痛苦与卑劣，
　　我坐而眺望，
　　看着，听着，我默默无语。
　　1月底，莫妮卡第一次离开公寓的时候，必须保持沉默。第一次遭遇媒体，听到的是疯狂刺耳的杂音：快门无数次闪过，成群的汽车在发动，寒流满面的记者叫嚣着问题。在这么超现实的环境中，金斯堡坐着豪华轿车过来了，把她接到纳瑟尼尔·斯派兹的办公室，在那儿她可以通过律师，回答OIC方面的许多问题。就在前一天，她还以为脱离魔掌了呢。法官苏珊·韦伯·赖特，也就是琼斯案听证会的主审法官，裁定莫妮卡的问题不属于琼斯案范畴，因此拒绝接纳所有关于她的证据。然而，莫妮卡高兴不了多久，她律师解释说，她不是一个案子的“材料”，并不意味着她也被排除在斯塔尔调查的核心地位外。
　　律师们走开，去和斯塔尔方面进行“问答”程序时，金斯堡要她保持微笑，不要被镜头吓倒。“灯光闪成一片，所有人都围向汽车。”莫妮卡回忆说：“真是疯狂，开着摩托车的狗仔队员们拼命拍照，然后人越来越少。我太紧张了，只有咬住嘴唇才能不叫出来。”
　　虽然她后来后悔了，可是当时还是接受了金斯堡的建议，对着镜头不住微笑，想让斯塔尔看到自己不会为之屈服。不幸的是，这事起了反效果，反而给了媒体观察家们嘲笑的口实，说她笑是因为在享受自己成了公众人物。
　　斯塔尔的人可没有微笑。那天他们向她的律师提出了许多关于家庭电脑里的文件的问题，还怀疑说公寓墙壁上的照片已经被拿走了，是有意掩藏证据。他们似乎忘了她正准备搬到纽约去。而且，在他们搜查过程中，也没有找到总统送她礼物中最珍贵的那本惠特曼的《草叶集》。
　　莫妮卡的律师团和斯塔尔方面越来越互相敌视和憎恨，后者早先表现出来的不信任现在成了双方共同的态度。金斯堡和斯派兹觉得他们老是被OIC的人搞得团团转，因为后者老是改变说好的条件。他们先给莫妮卡一个他们称为“一日女皇”的计划，要她说出全部事实，然后让斯塔尔决定是否给她豁免权。后来又变成“一个月女皇”计划，其他都一样，只是加了一个条件——莫妮卡要接受测谎仪的检查。一度，调查官们表示他们想让莫妮卡和斯塔尔本人见一面，这样他就能大概了解她一下。金斯堡和斯派兹同意了，可是他们又改变了主意。就这样兜兜转转了好几┨臁—期间斯塔尔正式通知莫妮卡她成为了调查对象，这是起诉的前奏，金斯堡拿出了最后通牒：要么给豁免权，要么上法庭。
　　漫长的讨论和左思右想过后，OIC方面虽然很不情愿，还是答应了。2月底，两名FBI探员出现在金斯堡下榻的都市俱乐部，因为担心写有豁免书的文件泄露出去，所以没有直接递交，而是他们念，金斯堡和斯派兹手写。在法律上，这只是一份征询同意与否的建议书，包含四项主要内容，只有提要式的短短半页。不过，莫妮卡觉得文件过于含糊不清，于是就写了一份全面的替代性文件，其中讲明她应该在宣誓情况下说哪些内容，以交换免予起诉的豁免权。在她后来出庭作证时，她觉得那更像一幅道路地图，而不是一份完美的文件。
　　在长达10页的陈述中，她承认自己曾经和总统发生了“亲密的激情关系”，其中包括口交，但没有插入式性交。然后，她详细回顾了过去两年的历史，讲述了她离开白宫的原因，重返白宫的努力以及后来去纽约找工作的经历。在他们仔细检查了几份豁免合同草案后，最终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2月2日，周一，斯塔尔办公室派一名FBI探员带来一封同意交易的信，莫妮卡、她的律师团和斯塔尔方面都签署了名字。在读完莫妮卡的陈述后，斯塔尔的调查官们表示这是可以接受的，只除了一个地方。他们声称，金斯堡曾经说总统告诉莫妮卡在琼斯案的书面陈述文件中“否认、否认、否认”。调查官们自然希望能把这加到莫妮卡的陈述中，金斯堡和他的当事人马上发生了激烈的口角，莫妮卡告诉律师，不管什么情况下，她都不会承认总统说过这些话的。
　　正如莫妮卡自始至终说的那样，在他们关系的初期，总统和她都同意一点，如果他们被问起此事，都会否认他们有这方面的关系。这变成了莫妮卡陈述的第二点。那是怎么写的：在莱温斯基小姐和总统的关系中，总统曾经告诉莱温斯基小姐如果被问及，要否认此事；他还说了些话，以便出事后，两人都会说没发生什么，没发生什么。莱温斯基小姐记得，这是在接到琼斯案的传票之前的时候说的。如此一来，她和总统否认彼此关系的协议只是笼统而言，早于莫妮卡的书面陈述。——不过，从此她开始对金斯堡很不满。
　　她的情绪复杂，知道虽然这合同能保证她和家人能免予起诉，但是她也远离了那个心爱的男人，那个向全世界否认他们有关系的男人。她还记得当时那藏着一丝苦涩的矛盾心理：“我感觉并不好，好像自己是希特勒的妓女，我想斯塔尔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们要伤害我爱的人，我指的不只是总统和我母亲，还有和我关系密切的库里、魅力非凡的乔丹。”
　　如果说法律的热度正在消散，那么情感的温度也是如此。莫妮卡想见心理医生已经整整两周了，不过律师们担心如果去见医生，他们同斯塔尔谈判的本钱就会降低。现在，莫妮卡终于允许去见那个她后来称为“救我一命”的女人了，她和苏珊医生整整做了6个小时的心理咨询。苏珊不仅鼓励她挺过丑闻造成的心理创伤，还给了她两片抗抑郁症的处方药，帮助她渡过难关。
　　不过，最好的补品还是金斯堡。现在豁免权开始发挥作用了，律师终于允许莫妮卡和父亲通话了。过去几周，伯尼和芭芭拉听从金斯堡的建议，没有到华盛顿找莫妮卡，害得她以为他们过于生气而抛弃了她。一通电话马上平息了她的担心，父亲为很快可以看到女儿而兴奋。那时，伯尼承认：“我们一直生活在真空中，因为金斯堡担心如果和女儿说话，我就会被牵扯入内。”
　　2月初，莫妮卡登上去洛杉矶的班机时，相信过去一直笼罩她的要锒铛入狱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她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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