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我已经完成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可是，1999年1月22日，星期五的午夜，我又接到了莫妮卡·莱温斯基打来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恐惧，比我之前跟她的任何一次通话都显得更紧张，她软绵绵、似乎还没有变音的小女孩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恐。
　　她告诉我，斯塔尔已经弄到了一张法院强制令，命令她必须从洛杉矶飞回华盛顿，在那里，她需要接受共和党委员会的高官关于总统弹劾案的质询。假如她不能如期抵达华盛顿，
　　斯塔尔发誓将把她送进监狱。
　　在过去这几个月里，我已经对莱温斯基的声音相当熟悉，并且可以轻易从她的语调中猜测她的心情。当她谈起琳达·特里普时，她的声音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怒意；当她谈起总统时，她的声音充满深情；而当她说到了斯塔尔和他的手下时，她的声音则充满了胆怯与恐惧。要是让我将斯塔尔与莱温斯基进行一番比较，我会说，前者是一个被虐待的孩子在见到施虐者时，所做出的反应，而后者是一个被殴打的小动物在看到它的主人时，所流露出的本能害怕。
　　┧说，“突然之间，弹劾的事情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重重地砸在我的肩头。我很担心，我怕斯塔尔会觉得弹劾不成，就是因为我在作怪。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假如斯塔尔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会对我做出什么惩罚。”
　　自从1月初开始参议院审判以来，莫妮卡就一直试图不去理会审判的进度，她宁愿装作对总统正在经受的一切置之不理，这样，她觉得自己才能集中精神帮助自己疗伤。我们曾经讨论过，或许她会与贝蒂·库里、维农·乔丹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作为证人被传唤，可是现在，别人命令她要独自受审。
　　在民主党看来，要求莱温斯基单独在参议院作证，其实已是共和党的最后一个伎俩。整整一个星期白宫律师团们都在反反复复谈论着莱温斯基和其他证人是否应该去作证，作证的利弊何在，所有人都在穷尽自己一生所学，展示着自己的睿智和口才，一些年轻律师从未见过这种阵仗，刚来白宫不久的切利尔·米尔斯就称赞克林顿法律团的主角查尔斯·拉夫，逢人便赞美拉夫律师的老谋深算。
　　在绝望中，控方要求斯塔尔找到联邦法官诺玛·霍洛维·约翰逊，由他下达一张紧急强制令，要求莫妮卡必须与他们合作，不过强制令上使用的字眼还算委婉，写的是莫妮卡应该“让人聆听到她的证词”。这个决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民主党和白宫律师团指责共和党委员会使用的方法非君子所为，声称他们之所以要将莫妮卡单独拎出来，强迫她作证，就是因为她之前已经被斯塔尔捉住了痛脚，因为不得不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合作。而其他人根本就没必要听从独立检察官的要求，比如乔丹，他就已经事先发出声明，除非参议院投票通过他成为证人的提案，否则他就不会出现在参议院审判上。
　　共和党委员会的检举人担心他们会输掉这场争夺证人的战争，于是莫妮卡成了他们最大的希望，斯塔尔一路紧逼莫妮卡，表示如果她不合作，立刻就会蹲班房。可是在参议院庄严的大厅里，他们却说着另一套和善的言语，他们表示正在友好的与莫妮卡谈话，他们说，之前大家都有些误解，好好谈谈，她就会理解他们，他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她想要表达的意愿。
　　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不仅莫妮卡被迫要交待一切，包括与案件无关的隐私，而且连她的家人和朋友也被殃及，他们不允许对外界说一句与莫妮卡有关的话。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说，“我们都感觉碰到了一块礁石。她本来就不应该再遭一次罪。虽然莫妮卡还是试图表现得很乐观，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对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次可怕的折磨。”莫妮卡的父亲莱温斯基医生，本来就已经患上了高血压，需要吃药维持血压稳定，在闻知这件事后，连常规的药物都无法让他的血压降到安全值，不得不住院观察。他说，“我觉得很难抑制我的怒火，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已经让天下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莫妮卡真的很可怜，她已经成为一场邪恶的政治斗争中的人质。看到斯塔尔现在在这个国家掌握了如此大的权力，我们都感到很恐惧。”
　　莫妮卡本人更加难以承受这突然的打击。去年一年，她不断经受着种种恐惧与痛苦，此时心情已经渐渐平复，可是现在，她又开始遭受第二轮的伤害：她对斯塔尔的恐惧与疑虑，她对背叛总统而产生的负罪感，还有她被FBI跟踪和窃听而产生的惊慌，这一切都回到了她的生活中。更加讽刺的是，就在此时她的父亲准备参加一个关于癌症的年会，去年此时，当他第一次得知莫妮卡受到FBI的威胁时，他正好就在这个年会上。
　　当天夜里，莫妮卡便将此事告诉了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在愤怒与恐惧的折磨下，莫妮卡一晚没睡。第二天凌晨4点，她的父亲便起了床，将她送到洛杉矶机场，让她搭乘早上7点的班机去华盛顿。父女俩含泪告别时，父亲告诉莫妮卡，她肯定还会遭受更大的折磨与凌辱，无论遇到了什么，她一定要坚强面对。更加让莫妮卡屈辱的是，斯塔尔的办公室虽然为她预订了航班，但并没有支付票款，害得莫妮卡在机场手忙脚乱，这才凑足了机票钱。
　　从华盛顿机场到酒店，一路上都是疯狂的记者，保安人员一路紧紧护着莫妮卡，这才杀出一条生路，得以安全走回酒店房间。为了不让记者拍到自己的脸，莫妮卡特意戴了顶棒球帽，上面印有独立电影公司“摄影长廊”公司的标志，这家公司是她的朋友乔纳森·马歇尔工作的地方。当她总算突破了摄影机的重重包围，来到预订的酒店房间时，莫妮卡惊喜地发现，她的母亲、继父彼得、姨妈黛布拉和姨父比尔都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好久，他们是专程来为她打气的。看到女儿时，玛西娅感到很欣慰，她发现女儿已经成熟了很多，在面对斯塔尔
　　的威胁和媒体的紧追不舍时，她仍然显得很镇定，母亲说，“她是一只被扔入狮子群里的小羊羔，可是现在她已经出落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真诚了。”不过，媒体在有些时候倒也并不讨人厌，正因为它们的注意，莫妮卡的那顶棒球帽突然成了最流行的东西，马歇尔的公司为此预定了几千顶这种棒球帽，意外地赚了一大笔钱，后来他们将其中的一部分利润送给了慈善组织。
　　住在这家每晚房租200美元的酒店里，因为担心原先预订的房间已经被装上窃听器，莫妮卡很快就要求换房。之后她在打电话时，一直将浴室的莲蓬头打开，让水流声掩饰她说话的声音。当她翻开一份杂志《国家问询者》时，她发现其中有一篇报道，言之凿凿地声称莫妮卡已经怀孕，并且列举了一群可能的父亲人选，其中包括了她的私人健身教练卡西·杜克，莫妮卡拨通了我的电话，对我开玩笑说，“安德鲁，我要跟你说一个坏消息，你不在我的绯闻男友名单上。”
　　她很担心与共和党高层的会面，更加担心她又要见到斯塔尔的手下，她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她一定不要在说话时出什么纰漏，不能让人家怀疑她的证词。事实上，斯塔尔报告中，光是她本人的证词和特里普录音带是所记载下来的话，就有2000页那么厚，而共和党的检举人们一直在恭维她，赞美她的思维清晰，而且记忆能力超佳。可是，既然他们那么信任她超凡的记性，为什么还要再来盘问她？
　　三位共和党检举人和斯塔尔的代表，一起来到了五月花酒店莫妮卡的房间里，陪同在莫妮卡身边的则是她的法律顾问团。这次莫妮卡感到很惊讶。她本以为他们会显得咄咄逼人，而且会对她很不客气，可是事实上这次会面的气氛却很和谐友好，每个人都在一面闲聊一面喝着咖啡。她甚至对斯塔尔的代表艾米克开了个玩笑，“我们以后可不能再在像这样的酒店房间里会面了。”
　　这场会面持续了1小时45分钟，虽然气氛比想象中要友好，可是莫妮卡还是得承担一些并不那么美好的后果。当共和党的官员们为莫妮卡镇定自若而又充满机智的行为而印象深刻时，莫妮卡却在看着一大堆的账单发愁。这个在华盛顿度过的周末，莫妮卡光是支付律师费用，就花了15000美元，她还得花钱买头等舱的机票保证人身安全，此外，她还需要为保安和旅馆付一大笔钱。
　　所以，莫妮卡，一个向来认为节俭是最好美德的女人，却不得不要为共和党提出的诉讼自掏腰包，而她要对付的，还是她曾经爱过的男人，粗略一计算，他们每次向莫妮卡提出一个问题，莫妮卡就要为此付出200美元。可是事实上，这些人提出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切中要害，他们也并没有找到什么新线索，对她提出致命一击。事实上，看起来这只是一群八卦到顶点的男人，他们对莫妮卡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一些跟案件无关的琐事，比如问她什么时候开始在白宫实习，还有到底是谁主动打的电话，引至贝蒂·库里跑到莫妮卡的水门大厦公寓里，拿回了那些礼物。而且她在此之间，在对大陪审团的证词里和对FBI的证词里，都已经谈到了这些细节，看到了这一切，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在事后说，莫妮卡“根本就没有让参议院得到更多证词，因为她甚至没有说出它们的机会。”
　　可是，莫妮卡的一些回答，确实令共和党感到措手不及。比如她说，假使在她作证时，克林顿总统就坐在参议院中，她肯定不知道该做何反应。他们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这场审判早就该结束了，她的回答肯定会代表超过70%的美国人的心声。她告诉他们，她认为克林顿是个“好得难以置信”的总统，他们不应该将他赶下台，同时她坚持说，他的行为并不能算得上是一种“罪大恶极”。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莫妮卡一直呆在她的酒店房间里，几乎整天都在一面做编织活计，一面看电视直播总统受审。酒店的大堂和过道里始终挤满了不知疲倦的新闻记者，这让她回想起了当丑闻刚刚曝光时，她所经受的漫长折磨，她将自己锁在房间里，真正的坐困愁城，她对我说，“这些记者，他们真是让我感觉非常害怕，非常慌张。”随后，她又调转话题，谈起了她人生中的又一个大难题，她半开玩笑地说，“假如这些记者一直跟在我旁边，我怎么可能再找一个男朋友？”
　　这次酷刑总算告一段落，斯塔尔和共和党检举人同意她回到洛杉矶，可是在她飞回洛杉矶后，他们又匆匆告诉她，她需要在2月1日星期一，通过摄像镜头再次向参议院作证。在洛杉矶的那个星期，她苦中作乐，与乔纳森·马歇尔和他的一班朋友出去玩儿，她参加了一个午餐派对，发现当中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其中包括了英国影星朱利安·桑兹，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男主角。吃饭时，大家一起举杯，提议预祝莫妮卡可以顺利通过接下来的考验，莫妮卡感到既高兴，又有些窘迫。
　　又一次，父亲不得不在凌晨起身，送女儿去机场。1月30日，星期六凌晨4点半，深感自己无能为力，甚至没办法保护好女儿的父亲，沉默着送女儿赶乘去华盛顿的班机。看起来，前一天乔纳森朋友们的祝福真的应验了，整个美国对莫妮卡的态度似乎都一下子彻底改变。最后，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人们终于发现，其实莫妮卡才是这场政治角逐的受害者，在对斯塔尔的战争中，在被媒体一次次羞辱后，这个年轻的女人，她却始终拥有着超人的勇气。
　　在飞机上，机组乘务员递给莫妮卡一张感人的便条，上面写道，他自己的女儿刚刚十几岁，她从莫妮卡的故事中学到了很多很多，这位乘务员告诉她，“你应该像黛安娜王妃那样，给世界做出一个榜样。”一位女乘客也给莫妮卡写了一张类似的纸条，而与她一起搭乘这班飞机的乘客们，他们纷纷祝福莫妮卡，希望她的磨难可以早些结束。
　　再次来到五月花酒店时，这里的气氛也完全改观，当她奋力闯出媒体的封锁线，走进酒店大堂时，她发现客人们都自动站起身来，向她鼓掌致意，她笑着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确实非常感动。”作为一个总喜欢将人生当作一部电影的女孩，莫妮卡觉得，最近这几天的变化似乎正在预示着，即使她无法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至少可以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
　　一切，终于在2月1日，星期一，尘埃落定，媒体喜欢将这天叫做“MONday”（译者注：星期一的英文开头字母恰巧与莫妮卡名字的开头三个字母吻合），她在这一天，将要面对检举人、白宫法律团队和两党各自选派的一位参议员，她将在这一天，再一次细细讲述与总统之间发生的细节，每一个字都不能遗漏。
　　在此之间，媒体无休止地猜测着莫妮卡将要说出什么样的供词，猜测她是否会提供一些惊人的内幕消息，让克林顿总统就此颜面扫地，灰溜溜地回复平民身。可事实上，莫妮卡却绝意坚持说，而且仅仅说在大陪审团上已经说过的证词。在作证前一天，她一整天都呆在房间里读着证词，反复回忆她对FBI和大陪审团曾经说过的每一个字、遇到的每一个诘问。她说，“没有什么比读你自己说过的证词更容易让你昏昏欲睡了。”
　　可是事实上，莫妮卡并没有被她的证词催眠，她太紧张了，作证前一天晚上，她连晚饭都没吃，她开玩笑说，对于贪吃的她来说，这就是她证明她有多紧张的最佳证据。她几乎没有睡着，早上7点钟便起身，然后精心梳妆，最后她穿上了一套看起来很正式的衣服，蓝色的外套、蓝色的裙子，配上珍珠项链。
　　父亲建议莫妮卡早上尽量吃些富含蛋白质的东西，所以她与她的律师团一起坐下来享用了一顿早餐，吃了不少意大利的莫泽雷拉干奶酪和蘑菇蛋卷。9点刚过一点，他们就搭乘电梯，直奔酒店10楼的总统套房而去，他们即将在这里准备这场战斗。
　　莫妮卡坐在一张桃花心木的桌子边，桌子上盖着一层浆洗得雪白的桌布。摄像机和工作人员正对着她。她的左手边是今天负责向她发问的人，共和党议员埃德·布莱恩特和吉姆·罗冈，右手边则是白宫律师团成员大卫·肯达尔、尼科尔·塞里格曼和谢利尔·米尔斯，其中米尔斯是莫妮卡最喜欢的律师，因为她在克林顿案中始终态度强硬。两位参议员分别是共和党的迈克·迪万和民主党的派特里克·里希——在作证间隙，莫妮卡曾经告诉里希，她希望今后他可以专门就父母与子女、或者律师与其当事人的特权提出一些议案，她希望有朝一日，天下的父母亲不再会像她的母亲那样，经受斯塔尔的折磨。
　　酒店外还有一群莫妮卡的崇拜者，其中有一个特意从辛辛那提赶来的男人，说他叫“裸体牛仔”，他只穿着一条短裤和一双牛仔靴，戴着一顶帽子，在威涅狄格大道上跑来跑去，手里还弹着吉他。
　　尽管酒店外的气氛跟过节一样热闹，可是在总统套房里，莫妮卡接受的3小时20分钟的盘问，气氛却显然要凝重许多。莫妮卡非常明白，现在她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给总统带来致命的后果。事后她对我说，“我非常非常紧张，觉得整个肠子都被揪住了。”
　　在一周前莫妮卡就已经告诉共和党检举人，她与总统一样，习惯于在说一句话之间先仔细考虑一遍，因此不可能在提问后迅速回答。她说，“比起原先在大陪审团作证，这次我得更加小心，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盯着我。”
　　布莱恩特显然对莫妮卡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非常不耐烦，当她坚持自己曾经作出的关于总统礼物的证词时，布莱恩特差点发起火。她也没有全盘接受对方所说的每一句评论，当布莱恩特用“下流”一词，来概括1995年11月她与总统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关系时，她断然指出，她并不这样看待此事。
　　正如她的律师所推测的那样，对莫妮卡的问题主要围绕着找工作、礼物和伪证展开，莫妮卡始终坚持她曾面对大陪审团说的那套证词。事后她说，“我想，我让他们看到了很多，了解到了一段感情中，人性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品质。大家都会发现一点，总统确实伤害了我，可是毕竟他没有犯罪，他只是发生了外遇。”
　　在这次作证中，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始终坐在她身边，他形容她这次的作证可以写入教科书，当作怎样当证人的样本。他说，“莫妮卡面对的是一个极度紧张而困难的环境，在这次作证中，她表现得非常口齿伶俐、镇定而且机智，可又让大家看出了她的脆弱。”2月5日在电视上看到她作证的人，大多数都作出了类似的评价。
　　这次作证一直到午后才结束，可是气氛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阴沉，莫妮卡说的话常常会让大家发出轻松的笑声，她对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根本就不可能假装严肃，将一张脸一刻不停地绷着。”在接受质询前，她被告知，别在她衣服上的麦克风非常灵敏，可以传递出她所说的每句话，于是她轻声说，“噢，莫非这就是琳达·特里普用过的那种麦克风？”当检举人问她，她是否认为总统是一个聪明人时，她巧妙地答道，她认为他也许不算是个聪明人，但肯定是个聪明的总统。这个回答让一群假正经的政客都发出了低沉的笑声。
　　最后，当布莱恩特撤销了一个他对她的提问时，他喃喃自语，“该死，我正在跟自己做对。”莫妮卡立刻回答，“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她的话引来了更响亮的笑声。
　　布莱恩特总算完成了他的盘问，白宫律师团则表示，他们没有什么好问莫妮卡的了，尼科尔·塞里格曼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这段声明直接击中了莫妮卡的心，声明写道，“我们代表总统，希望你能了解一件事，他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非常抱歉。”
　　当她告诉我这段小插曲时，在采访漫长的几个月里，莫妮卡第一次大声地哭了起来，她说，“我感觉很难过，很痛苦，那一天我百感交集。在听到他的声明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我的生命中，再也不会出现他的踪影。我一直觉得在这场战斗中，他的灵魂始终陪伴在我左右，现在，我突然意识到，他真的已经离我而去，我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在接受质询快要到最后时，我真的很想哭，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当着这么多陌生人的面，说出关于我感情的那些细节，况且这里面有很多人一心想要伤害总统。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每个人都花了那么多时间，研究我与总统的恋情、我的感情、我的爱，我已经厌倦透了，我觉得正是那些人，将我这些最宝贵的东西给夺走了。现在，我真的非常想念他。”
　　尽管在莫妮卡的心中，永远将会有一间小屋留给她的“英俊先生”，可是，她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打开这扇小屋的门。她说，过去，她将他看做一个男人和一位总统，而现在，她仅仅将他看做一个政客，永远再不会改变。
　　共和党已经用尽一切方法，但他们终于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选票，将总统赶下台。莫妮卡没有提供检举人所需要的“猛料”，审判结束了。用她最喜欢的诗人T.S.艾略特的诗句来形容，“不是砰的一声，而是呜咽一场。”
　　这个国家还在继续前进，莫妮卡·莱温斯基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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