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五日，一个春光明媚的绝妙日子。
　　凌晨5时45分，一团火球般的旭日便从平原东边不十分规则的弧面上升起来，像一个患有妄想症的画家，毫不吝惜地将血红色的颜料倾泻在凹凸多皱的球面大地上。
　　京师大学校园内绿树涂丹，花草一色，紫气氤氲。一批晨跑爱好者从岩礁般的宿舍区海鳗一样窜出来，在淡紫色透明的海洋里卷起热烈的海流。
　　7时45分，除了偶尔可见到几个着便装的警察游鱼一般漫不经心地在礼堂外的林荫道上游弋，偌大的校园内几乎空无人迹。
　　欧阳逢春一个人独自坐在空旷的礼堂讲坛上，熟视无睹他看着台下攒动的无数人头。
　　命运这个东西真正令人不可思议，如果欧阳逢春当初按他做法官的父亲的想法而在升学志愿书上填报什么政法大学的话，他今天就决不可能坐在中国第一流的京师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改革论坛”的主席台上，主持这么一场众人瞩目的演讲会了。
　　欧阳逢春在他父母的五个儿女中脾气最为古怪。老欧阳后来回忆说：这孩子一点不像他的几个姐弟，也不像我和他的母亲，似乎从他懂事以来就特别喜欢于他随心所欲的事情，而且干起来格外认真。欧阳逢春的好奇心特别强烈，只要他所喜好的，他总会竭尽全力去接近它实现它。一次，父亲带着逢春和他的姐姐去城隍庙玩，看见卖糖人的小贩，一边叫卖，一边不断地捏着《西游记》里的人物，逢春觉得挺有趣，回到家后，一声不吭地独自躲在大杂院里的黑咕隆咚的厨房里，用面粉和水，照着小人书上的样子捏着各种各样的小人。妈妈去厨房做饭，看到面板上摆满了像模像样的小人时，发觉刚从粮站买回来的10斤白面被他糟蹋了一大半。那时粮食全凭定量供应，逢春的定量不过十来斤，还掺搭着许多棒子面和高粱面，白面大约只占整个定量的百分之四十。母亲拿着扫帚疙瘩要揍他，逢春高声呼喊着说，你是个大人呢，你有胆量就去揍城隍庙那个卖糖人的大人吧！后来母亲要把面人儿洗尽沉淀后做成面筋，逢春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宁肯不吃午饭也要把面人拿到城隍庙去与那个卖糖人的贩子比一比，看谁做得更好更像。
　　欧阳逢春的父亲干了大半辈子法官，审过不少大案要案。恢复高考时，儿子从插队的乡下回来，躲在家里没日没夜地嚼着书本。欧阳法官像所有的中国父亲一样，希望儿子报考政法大学，将来能够子承父业。儿子不以为然。毕竟父亲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子承父业即使做出再大的成就，也始终逃不出父辈们的沉重阴影。他要走自己的路，看着陌生路上自己的脚印，那是人生的又一种幸福境界。
　　欧阳逢春运气极佳，经过短短的三个月复习，便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第一流的京师大学，成为经济学院卓立不凡的高材生。二年级第一个学期的最后一个礼拜，他被选为经济学院学生会主席。这位学生会新主席刚一接任，在学院院长和几位教授的支持下，倡议成立了京师大学“经济改革论坛”，又以全额票数当选为“论坛”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今天轮到常委副秘书长作会议执行主席，成为京师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学生主持的外宾演讲会的大会主持人。
　　8时正，一辆灰色的“奔驰”通过学校校门，悄无声息地停在礼堂一边的侧门外。“奔驰”刚刚停稳。从车里钻出一个有着富士山一样雪顶的西装革履精神墨镜的老者，老者是来访的日本经济代表团团长小田光一，应京师大学“经济改革论坛”的邀请，前来作有关《日本现代经济与发展》的演讲。
　　小田光一先生是日本最有名的几个株式会社之一的珠光株式会社社长，又是东京大学商学院名誉教授，还是日本几大媒体评选出的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中仅次于首相的第二位名人。当小田先生莅临京师大学登上讲坛准备演讲时，发现主持会议的居然不是学校官员而只是一位高个子青年学生时，心里一定发生了有如许多年前发生在东京的那场大地震一样的剧烈震荡。他在讲坛边怔了好几秒钟，回过头去，看了看刚才迎接他的几位学校官员正走到台下第一排听众席上就坐，并在他们旁边发现了几张熟悉而友好的面孔，这才快步走过去与充满自信的年轻的会议主持者握手，一边鞠躬一边连连说着“恭贺您、先生”。为此，他把当天原本要讲的“日本现代经济与发展”的题目修改为“日本经济发展与青年”，赢得了台下近千名年轻人的狂风暴雨般的掌声。
　　一大早，史志鹏就让父亲的司机将他送到离京华商学院大门最近一处公共汽车站下了车，然后步行回到商学院，坐上学院的大巴去了京师大学听日本小老头的演讲。
　　他原本可以径直去京师大学而不必绕这样的一个大圈子，司机李文就这样提醒他，可是，他宁肯步行几百公尺再改乘大巴去京师大学，也不愿让同学们议论自己仰仗副市长老子的特权摆阔。
　　他在竞争下一届商学院学生会主席，而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位商业部副部长的千金。他和副部长的女公子，是商学院公认的出类拔萃的两个人物。女公子1.65米高，长长的披肩发黑得发亮，使本来平平的相貌显得生动起来。她有着出身上层社会优秀女性的那种固有的矜持，却又不乏对学校公务事业的热情，尤其能鼓动起男生女生疯狂，偏偏史志鹏缺乏公众交谊的信心，只能以勤补拙，每天早早地起床，让司机李文把他送到离学院最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挤公共汽车，夏天挤一身臭汗，冬天挂一身雪花。当他经过学院传达室时，传达室的老头总会冲他翘起拇指。学院的传达室十来个平方，即是学生们的信息荟萃之地，每当一些学生抱怨鬼天气或做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儿时，传达老头总会说，你们瞧瞧史志鹏，他可是咱们副市长的公子呢，他哪一次不是挤公共汽车来上学的，可他从来不像你们这样怨天怨地，你们真该向他好好学习学习。有时，传达老头还说，史志鹏不愧将门虎子，总有一天他会当上咱们的商业部长。
　　商学院的学生开始戏德地称史志鹏为部长，时间一长，同学们便觉得史志鹏真是块做部长的料子，不知不觉在称呼史部长时有了几分尊敬与畏怯。
　　现在，史志鹏坐在礼堂的硬木椅上听小田先生作讲演。他发现这位日本的商业巨子好几次侧转身子向那个京师大学自命不凡的学生主持人点头致意，而那个家伙似乎被日本老头的讲演吸引住了。对日本老头子的致意竟然没有表示出某种友善的回报。
　　“蠢货！”史志鹏在心里这样评价“经济改革论坛”的常务副秘书长。
　　史志鹏被一种忧郁的伤感情绪烦恼着，上课时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走了神。不过，这对史志鹏的考试成绩并没有影响，他总是以相当好的考分获得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羡慕，被大家推举为学习部长。
　　史志鹏的志趣不在于当一个学习部长，也不在于一个学生会主席。但未来总得一步一步地行走，因此，他总是竭尽全力去做一个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好学生，用人们的赞扬来充实他接近目标的信心。
　　今天早晨，他照例从父亲的小汽车里钻出来，跨过横道线去另一个街口等公共汽车。刚排好队，耳边传来一个女子的热情的声音。
　　“嘿！‘。
　　“嘿！”他回过头去，见是副部长的女公子，疯狂的桑巴女皇祈鲁。
　　“你每天都这样？”
　　“这是一种习惯，近似于你的疯狂桑巴。”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祈鲁女皇把披肩长发往后一摆，说：“咱们边走边谈，省得在这里无聊地等待。”
　　两人沿着林荫道缓缓前行。早晨的阳光亮极了，空气带着湿漉漉的青草味儿，让人第一次真正领略了朝气蓬勃这个词儿饱含的全部沧桑经验。
　　“祈鲁同学。”
　　“叫我豆豆。”
　　“黑猫警长。”
　　祈豆豆怔了怔，见史志鹏幽默地看着她。她靠近身边这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轻轻地捅了他一下，说：“你将来真会当部长的！那门卫者头说得一点也不错。”
　　“你也相信那老头的胡诌。”
　　“以前不信，现在我却比他还更相信。”
　　“为啥？”
　　“就凭你这能坚持到底的伪善。”
　　“可我不想当部长！”
　　“想当总理？”
　　“只想引起一个人的好奇。”
　　“谁这么让你痴情？”她又看了看他。
　　“豆豆！”他停住脚步，站在她的面前，“先去听那个日本人的演讲，听完后我再告诉你我对你的判断。”
　　日本老头的演讲很精彩，逻辑严谨，富有激情。这老头一定有很强的性欲，他想。史志鹏为自己这种奇特的评价所迷醉了。他回过头去，看见祈豆豆正用热恋中的少女所特有的那种目光看着他。他笑了笑，然后正襟危坐，继续去看那个日本人不断张合的口型。
　　星期六，他就要去拜见那位可以决定他将来命运的副部长先生了，他深信不疑自己的判断。豆豆的劲舞那么疯狂，那么她的性欲也一定特别强烈。
　　京师大学研究生院马列主义哲学研究生黄磊，取下眼镜用手巾擦了擦镜片后又重新戴上，他今天本不打算来听演讲。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日本商人，究竟能有多少哲学思考，只有上帝才清楚，要不是导师张卡尔教授督促他的学生不要轻易放弃这次直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机会，他可能仍在床上睡大觉。
　　昨天晚上，他去听哲学系学生的辩论。学生们张口一个尼采，闭口一个叔本华，左一句康德，右一句黑格尔，反而冷落了马克思这位老祖宗。黄磊心里总有某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想告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低年级学生，这样的讨论是数典忘祖，总有一天会有让你们吃不尽的苦头。可是他没有讲，这是一群瞎了眼的牛犊，他不愿去冒被凿成千疮百孔的危险。
　　他回到研究生宿舍，同宿舍南方来的李实秋约了两个同学在宿舍里玩麻将。见他回来，李实秋以悻悻的口吻说，我早告诉你了，听那些幼儿园的小娃娃发议论没意思，你总不相信，咱们三缺一，你回来得正好。黄磊说你们玩吧咱想休息。李实秋说，你这人也真没意思，两毛钱一番四番封顶，也不小刺激一下就上床睡觉，我看你总得要失眠。
　　麻将在屋子里“哗哗哗”地响，他躺在床上翻动出“吱吱咯咯”的声音。见他没睡着，李实秋说，刚才张卡尔教授来过，让你明天上午去听那个小日本的演讲，明天下午他要你们几个搞哲学的去他那里讨论呢。
　　按理黄磊应该成为“经济发展论坛”的活跃分子，在西湘市当小秘书期间，他懂得了参加这种小团体活动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当经济学院的那批活跃分子来邀请他参加论坛的活动时，他以自己是搞哲学的为借口婉言谢绝了。张卡尔教授虽然是论坛的名誉理事，但也只参加了一次理事会，那次论坛的会员民主选举一个学生做常务副秘书长，负责论坛的日常活动，他以为这样的活动让学生来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弄出事来，要不是因为院系的领导都是这个论坛的名誉理事，他早连这个名誉理事也给辞去了。这件事。教授对自己的学生们多次谈起，因此，教授的学生没有导师的思准，决不越雷池一步，以免伤了老教授视徒如子的那份亲情。
　　麻将声“哗啦哗啦”地响得越来越激烈，黄磊做了一个梦，梦见墨子正带着他的门生，在宋国的城煤间与鲁国木匠指挥下的楚军进行着空前绝后的生死搏斗，忽然，一粒石子飞来砸在他的头上，他在慢慢倒下去的时候，想起了那个肥胖的市委书记的二女儿，他厌恶那个情欲特别强烈的体重近80公斤的女人，在缓慢的痛苦死亡过程中，他终于感受到精神解脱的愉悦。
　　李实秋的方城之战斗了一个通宵，天亮时那两个对手才摇摇晃晃走了。他摇醒黄磊，要他借给他几张餐票，说刚发的几十块钱工资让那俩小子给掠夺得一个子儿也没有剩下。黄磊睡不着了，只得翻身起来，一边吸鞋一边说，那两个家伙做你的“老千”，没扒光你的衣服还饶你不死呢。李实秋说，都怪你那么早就要上床去想老婆，咱少了你这位搭档就只有认晦气了。黄磊说过两天你再把那俩小子叫来，我一定帮你报昨晚的一箭之仇。吃过李实秋用他的饭票买回的稀粥馒头，黄磊慢吞吞地来到礼堂，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来，没精打采地听演讲。
　　看到那么多充满青春魅力的青年女子，哲学研究生又想起了自己那个臃肿肥硕的妻子。忽然，他耳膜里响起小田光一苍劲的声音：“在日本，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天皇制度更加式微，民主与平等意识更加强烈……”黄磊猛然一惊，他想，经济发展总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不管这老头说的情况是否真实，他现在总需要某种程度的平等，至少能让他摆脱那个愚蠢的女人的统治，而选择一个他真正热爱的姑娘为伴侣。
　　他开始对台上的那个日本老头有几分肃然了，他认为这老头儿替他吐出了长期压抑在胸中的某种淤气。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热气，伸了伸腰，发现坐在他前边的一个不认识的男青年正低着头在记事本上涂抹着什么。
　　这个在记事本上涂涂抹抹的青年男子叫柏林，都市晚报的见习记者。
　　几天前，柏林到京师大学作例行采访，看到学校贴报栏上贴着一张白纸黑字的海报，吸引了许多同学围在那里叽叽喳喳地议论。他凑过去，见是将邀请日本著名企业家经济学教授小田光一先生莅临学校礼堂演讲，凡愿意听演讲的同学，请于15日早晨7时30分前进场。
　　他在采访本上记下了这个时间。回到报社，总编想了想，说这可是个重活，明天你与老村一块去。老村是编报室主任，五十多岁、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前几天还在医院打点滴，昨天刚出院。柏林想，不就采访一个日本人么？日本人也一样有鼻子有眼睛，咱又不是第一次单独行动，何必劳累大病初愈的老头子呢。于是柏林鼓足勇气对总编说，老村身体不好，我想我一个人去把材料弄回来就行了。总编从红头文件上移开视线，把柏林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背靠在竹椅的藤靠背上，做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半天才说，那你明天就去吧，我像你这个年纪，早跟着部队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写战地通讯了。柏林没等总编把话说完，一转身离开了总编室。
　　柏林从不同角度摄了几张照片，然后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休息。
　　干这种会议采访，重点不在会议而在会议刚结束后的那十多分钟。趁着演讲人往车上走时，记者们一窝蜂似的拥上去，围着被采访者，－边提问一边作速记，然后找会议主持者去挖背景（当然挖得越彻底越好），如果想搞得更细一些，你可以分头去找一些参加会议的人谈谈感想交流交流心得，再花上一点时间进行整理，一篇配有照片的通讯就算大功告成了。如果不发生意外，第二天就可能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纸上。
　　柏林一边在记事本上记录演讲要点，一边信手涂鸦。画了一个穷愁潦倒满身污垢的男人，在这个悲哀欲绝的男人旁边，一个女人正姗姗离去。柏林似乎意犹不足，又在另一页纸上画开了。这次，柏林画了一个大腹便便西装革履的富翁，在这富翁身旁，环立着一群搔首弄姿花枝招展的女人。柏林想，此一时彼一时也，从这日本人的经历来看，虽说人生的命运变化无常，其实全在你自己如何去把握。于是，他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么一个公式：命运一公平竞争十偶然机遇十个人奋斗这时，小田光一先生拢了拢讲稿，大声讲道：“日本未来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日本青年的执著奋斗。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中国青年的首创与献身精神。世界未来的经济潮流属于全世界的青年。”柏林知道小田光一的演讲就要结束了，站起身迅速地向台前走去。
　　燕北市光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怀志，看到有关日本光电工业巨子小田光一在京师大学演讲的消息报道，是在第二天吃罢午饭以后。
　　中午，他那位在离家四公里远的小学校教书的妻子李琛英，领着上幼儿园的五岁儿子，在学校吃着早晨离家时带去的玉米粥咸菜和发酵得很好的白面馒头。他在家做了一锅捞面，同在研究所子弟学校读二年级的女儿英子，一边吃着，一边听英子讲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把女儿送到学校后，何怀志照例来到收发室，趁等着领取当天报纸的工夫，与相识的几位同事天南地北地闲聊海侃一气，热热身，调整调整郁闷的情绪。
　　被浪费的一代——在光电所，与何怀志几乎同时进人研究所的这批60年代初的老研究生都这样称呼自己——午后两点三十分，又聚集在空间十分狭小有限的收发室里。
　　王德似乎午睡未醒，一边打哈欠一边问：“老何，听说这次调工资室里报上去却被所里把你给剧下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何怀志正懊恼着这件事儿呢，让王德提着柄儿往外倒，气便不打一处来。没等他来得及发泄，拿着一份《参考消息》乱翻着的司马文签说：“老何总算被他们室主任瞧上了眼，他虽被浪费掉了却还未被完全遗忘，不像我们连名也没轮上有人提，咱们比他还惨呢！”
　　黎会答是老研究生中的推一女性，从农场回来后被分到资料室管资料，与研究所各室各处的人都多少有些交道，算得上所里的消息灵通人土。这时她从门外走进来，听见几位“同聊”正在议论何怀志被刷下来的事，于是凑过去说：“前一阵子，司机小李放话，说这次不把他给调上去，他就拉上所里的头儿去撞大卡车。这几天这小李可乐得颠儿颠儿的，八成这小子把头儿们唬住了，所头儿把老何的指标给了他的司机，修养好的老何自然就该刷下来了。”
　　王德终于完全清醒过来了，把手中的报纸一扔，嚷嚷道：“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都什么时候了！”
　　司马文签不屑地说：“什么时候不都一样，人善被欺，马善遭骑，天经地义，谁不让你横着走路？”
　　黎各警用报纸轻轻地碰了碰司马文签，说：“你少说点风凉话行不行？老何可快昏过去了。”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坐在长木椅一端的何怀志呆呆地望着收发室的天棚一角，脸色发绀，报纸散乱地垂落在他的脚下。大家走过去，见何怀志一动不动地没有反应，于是黎苦苦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也不见他眼皮翻一翻。她叫王德赶快去请医务室的大夫，说弄不好老何犯上了急性心室颤动，那样会出人命的。王德急急地往外走。司马文笙看着黎芸芸，发现她像个老巫婆似的让人恐怖。一个学理科的女人偏偏嫁了个学医的老公，这女人就重新发育出来一张乌鸦嘴。
　　医务室的大夫是个老处女，年初就已到了退休年龄，人事处劝她退下来，说所里好几个回城的知青等着安排呢。女大夫回答得很干脆，她说我这工资还是60年代调过的，好说也得等着这次调了工资再退休。人事干部问，如果调不上呢？调不上咱就继续干。老太太毫不含糊，说你回去给你处长讲，他那小子想补缺就不要再变着法子卡咱的调资指标了。老太太听说有人病了，说去找人事处长治病去，王德说病的是何怀志，这次调资一开始有他的名儿，谁知让所头儿把指标给了他的司机。老太太还想问原因，王德一手提了永远涂着红十字的药箱，一手拉着她往收发室走。
　　到了收发室，老太太像个八面威风的指挥官，命令大伙把何怀志像死尸一样平放在长木椅上，又让黎警妾去解开何怀志的衣服。黎警艺刚一犹豫，听到老太太批评说，与自己的丈夫啥没干过，解解衣扣还这么装处女。黎谷会红了脸，正要分辩，却看到老太太自己动上了手，三下五除二解开何怀志的衣服，拿着听诊器在他布满琴键的胸脯上用力地弹压着。
　　何怀志的脸色终于转过来了，琴键又开始有节律地一张一弛。老太太直起腰，掏出一张洁白的手绢，擦着额头上沁出的汗珠，说再躺着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过后来医务室拿一点药。说完挂上药箱就往外走，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刚才不该那么着急，该急该死的是那些有权玩的混混。
　　又躺了好一会儿，何怀志才从长木椅上坐起来。王德一伙见他没事了，十分尴尬地离开了这巴掌大的，差一点儿闹出人命的狭窄空间。
　　搞收发的老黄头坐在门外吧卿吧卿地吸旱烟，不时看一眼仍然坐在木椅上看报纸的何怀志。
　　何怀志老是瞧着报纸头版下部的那条消息。那上边说小田光一先生靠开一家小作坊搞电灯开关起家，现在已成为世界电工与照相行业中的巨头之一。他心里痒痒地痛，一个助理研究员竟然不如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小日本，咱这偌大中华当然该遭小日本的蔑视了。
　　他想自己去开一爿厂子，他相信，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大不了用十年时间，他一定能让自己的工厂赶上小老头的珠光株式会社。
　　可是，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吗？小田光一在日本，他何怀志只是一个被遗弃了的助理研究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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