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到巴格达，和第一次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除了满眼的美军和坦克，还有就是我们记者已经不需要向伊拉克新闻部报到。这个时候，没有人来管我们，只要能证明自己是传媒工作者，我们就可以到处乱跑，当然由美军接管的地方除外。我们还发现，由原来伊拉克新闻部发的采访证非常有用。这种证件，有英文也有阿拉伯文，还有照片，并且过了胶，在当地畅通无阻。带着这张已经成为绝版的记者证，不管是美军还是当地人，都认同我们记者的身份。只是，手持萨达姆政府发出的记者证，我有些恍若隔世的感觉。
 
　　这张采访证是在伊拉克新闻部申请得来的。就在我们上次撤离巴格达的第二天，我们曾经每天工作的新闻中心就遭到了轰炸。这次重返巴格达，我们决定到新闻中心去看一看。
　　新闻中心的大楼还在那里，但是已经备受摧残。临走的时候，我们曾在底层新闻中心经理的办公室里面，贴上了公司的台标，不过现在，这里面有的只是烧剩下的灰烬。我和晓江走在阴森森的楼道里，我们很担心一不留神就会踩到什么东西，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一块木片从头顶掉下来。
　　走上二楼的天台，这里原本是我们每天工作的地方。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曾在这里搭起帐篷工作。现在，那些帐篷还在那里，不过大部分已经破烂不堪。除了风吹雨淋，更主要的，它们也承受了一次次炮火的洗礼。
　　找到我们每天做电视直播的地方，因为轰炸的关系，地上到处都是被烧焦的痕迹，背后那座清真寺还在那里，但是楼下对面的商场，已经被炸成了废墟。站在二楼的平台望下去，就在马路的对面，美军的两辆坦克驻守在那里。士兵们正躺在坦克上面用望远镜到处张望。
　　和上一次不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放心地在街上进行采访，我们的翻译不会告诉我们说，这里可以，那里不可以。其实我到巴格达之前，已经听很多同行告诉我，在巴格达是不可以随便拍摄的。政府会给每个记者配一名翻译，美其名曰是翻译，但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告诉你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的同时，来记录你每天到底在干些什么。
　　我第一次到巴格达，在新闻中心报到之后，就分配到一名翻译。一个五十多岁的巴格达人。他说，他原来是一名工程师，从德国留学回来。现在退休了，正好政府需要很多的翻译，所以他就来干这份工作。
　　我们相处得还不错。他带我们到当地的餐厅吃饭，还让我们如果有时间就到他的家里去，因为他的妈妈做的饭要比外边餐厅的好吃得多。他每天会带着他的德国产的照相机出来，他说他喜欢摄影，曾经办过摄影展览，而且他也为外国的一些杂志拍照。
　　也许因为他本来不是干这一行的，所以我并不觉得他非常在意我们每天到底在干什么。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有太多的外国记者来到当地，那些政府原本的翻译已经供不应求，很多半路出家的翻译也开始为外国记者服务，因此新闻部对记者的掌控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严格。很多时候，我们到外面拍摄，问他到底哪些地方可以拍，哪些地方不可以，他也说不清楚。
　　撤出巴格达前夕，我们决定趁着最后一天的空档，拍摄一下巴格达的街景。我让翻译提醒我们，哪里可以拍，哪里不可以，而且我们拿着的是小数码摄影机，我们想就在车上拍摄，应该没有问题。
　　一开始确实没有问题。我们拍摄旧城区，拍摄在轰炸下还是如常生活的巴格达市民。我和翻译聊天，他说除了当工程师，还曾经开过一家电器商店，帮人修理电器。不过后来觉得太辛苦，做了几年就放弃了。我问他愿不愿意接受访问，就在车上，他说好啊，因为有那么多的中国观众可以看到他。我问他如何看待这个政府，毕竟他在西方国家受过教育，应该感受过西方式的民主，他说，他不想批评政府，其实什么样的政府都会有他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伊拉克也是一样，萨达姆也是一样。民主和自由，他相信，需要时间，需要慢慢来。
　　我们的车经过底格里斯河的时候，翻译说，这里不要拍，因为周围有很多军事设施。于是我们停止了拍摄。就在我们放下摄影机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一辆军车忽然出现在我们的后面，指示我们停车。看上去我们惹了麻烦，不过我倒不是很担心，因为我们有记者证，而且我们也没有拍摄什么敏感的东西，而最重要的，我们是中国人。在巴格达的这些天，只要知道我们是来自中国的，很多事情都非常好办。
　　车上的军人下来检查我们的证件，然后翻译下车开始和对方交涉，看上去他们谈得不错，翻译上车之前，还和对方互相亲吻脸颊，这是当地人通用的一个打招呼的方式。翻译说，这个军官正好是他的朋友，他解释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所以一点问题也没有。
　　不过，接下来就没有这么好运气。我们经过警察局，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很快警车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虽然经过一番解释，我们可以离开，但是他们还是记下了翻译证件的编号。我问翻译，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忙着把行李放到车上，准备离开巴格达的时候，我们的翻译满头大汗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说话也语无伦次。听了半天，我终于搞清楚，原来昨天晚上，秘密警察打电话到他家，问他昨天我们到底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事情。他希望我们把昨天拍的带子给他，和他一起到新闻中心，让新闻局的官员检查。我说如果就是这么简单，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把我们和他在车上做的访问洗掉，虽然他觉得自己讲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万一当局觉得有问题的话，他就会惹上杀身之祸。我问他，我们在车上做的访问，如果我们都不说，谁会知道呢，他说还有我们的司机，如果司机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来，那就麻烦了。我说好吧，洗掉很容易，但带子中间突然丢了东西，会引起更大的怀疑。他想了想，说也对，可是，那该怎么办呢?
　　我问他，你告诉警察我们拍了什么呢?他说只是非常简单的街景而已。我说那就好办，我们拍一卷街景的带子给新闻局就可以了。
　　事情的结局却是相当简单。我们把带子送到新闻局，新闻中心经理来检查带子。为了让翻译放心，我们建议他让新闻中心出一张书面证明，那就是我们的带子已经被检查过了。
　　个人生活在政府的监控之下，这样的经历我自然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我们刚刚到巴格达，入住酒店的时候，酒店的服务员马上提醒我们，在我们到新闻中心解封卫星电话之前，千万不要在酒店里面私自把电话拆开，否则，不单单我们会惹上麻烦，酒店也会因此背上黑锅。
　　还有一次，我们想到高一些的地方拍摄轰炸的情况，因为我们住在酒店的三楼，拍摄轰炸的效果没有那么好，我就和酒店的服务员商量。他说，可以带我上天台，但是摄影机不能够拿。出于好奇，我跟着他上了天台。站在高处，巴格达的景致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很自然地指着某个方向问服务员那是什么地方。服务员非常紧张，赶紧招呼我放下手。他解释说，如果让警察或者军人看到我在那里指指点点，麻烦就大了，毕竟我是外国人！
　　第二次到巴格达，和我们的司机和翻译聊起这些事情，他们说这实在是太平常了。在萨达姆统治的时候，谈论政府是危险的行为，很多时候夫妻之间都不能相互信任。铁幕统治的结果，夫妻之间都讳莫如深。天知道谁不会检举揭发，又有谁是可以充分依赖和信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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