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心一点的人都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抛弃了世上所有的享乐，一心一意地献身给所谓公众事业，那可能是极其危险的，美国总统弗兰西斯·伊克斯维尔·肯尼迪就是这样的人。
　　在他从事政治之前，肯尼迪在不到三十岁时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此后他就开始集中考虑一个问题，即什么才值得他献出自己的一生去做？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因为他有很高的道德情操，因为在他童年时失去两个叔叔的悲剧，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改良他所在的这个世界更为重要的了，在本质上，他就是想要与命运抗争。
　　当他被选为总统之后，他宣称他的政府将向人类所遭受的一切艰难困苦开战，他将代表千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决不再受那些政治说客和富豪集团的控制。
　　如果不是肯尼迪在电视上的杰出表现的话，在通常情况下，美国的选民们会把这些看作是过于激进的表现，他比他那两个著名的叔叔还要漂亮些，而且更具表演才能，也比他们受过更深的教育。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学者，善于应用广泛的统计数字来支持他的雄辩的演说。他在各个领域招揽了一班口才极佳的优秀人才，把每个计划的蓝图详尽地呈现给公众，他还有那么一点刻薄的挖苦讽刺的才能。
　　“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弗兰西斯·肯尼迪说：“那么那些小偷、抢劫犯、骗子就会懂得怎样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去偷，他们应该知道怎样象华尔街那些人那么偷，象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投机倒把分子一样，学会怎样逃税，我们也许会多弄出一些白领犯罪，但是至少没有人再会受到伤害。”
　　然而肯尼迪也有他的另一面，“我对左派来说是个反动分子，对右派来说是个恐怖分子，”在肯尼迪签署赋予科利领导的联邦调查局以广泛的特权的那一天，他这样对科利说，“当一个人犯下所谓的犯罪行为时，我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冒犯，我的神学就是法律制裁。
　　一个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就是对另一个人类同伴强加于他自己的要求，这本来只是上帝才拥有的权力，这样就迫使受害者做出决定是否应当接受生活中的这另一个上帝，如果受害者和社会在任何方面默认了犯罪分子的行为，我们就毁掉了我们生存的希望和力量。社会，即使是当事人没有任何权力来开脱或减轻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为什么要在遵纪守法的老百姓的头上形成犯罪分子肆无忌惮的特权？在那些谋杀、武装抢劫、强奸的恶性案例中，犯罪分子往往把他们自己当成了神。”
　　克里斯蒂笑了笑，说：“把他们都关进监狱吗对肯尼迪做了个鬼脸，说：“我们没耶么多监狱。”
　　克里斯蒂把有关美国犯罪的最新计算机统计报告交给了他，肯尼迪看了几分钟，勃然大怒。
　　“假如要是老百姓知道这些犯罪数字的话，”他说，“假如他们能知道那些从来不会被统计的犯罪行为的话，会怎么样？小偷们，包括那些犯有前科的，很少会被逮进监狱。
　　人权，甚至政府也不能侵夺的人权，这种珍贵的自由，神圣的社会公约，这一块神圣的领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那些持枪带刀的抢劫犯、杀人犯、强奸犯们的践踏。”
　　肯尼迪引述了一句出名的英国不成文法：“雨儿会进来，风地会进来，但国王不能进来，”然后说：“什么狗屁话！”他接着说：“光是加利福尼亚一个州一年发生的谋杀案就是英国全国的六倍之多，在美国，杀人犯一般至多会被关上五年，假如你真有本事让他们被判刑的话。”
　　“美国民众被几百万的疯子吓得惊慌不安”肯尼迪说：“他们害怕晚间在街上走路，他们在家里装上安全设备，仅此一项，每年就要花掉三百亿美元。”
　　肯尼迪尤其对这一个方面感到憎恶，他说：“你知道吗？百分之九十的犯罪分子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尼采在很久以前就说；‘一个软弱温和的社会必然会庇护危害它自身的人。
　　’那些宗教团体讲它们的什么狗屁慈悲，要宽恕犯罪分子，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权利宽恕犯罪分子，那些狗娘养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是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当妈妈的，她的女儿被极其残忍地强奸后又被杀死，她竟然说：“我宽恕他们。‘其他妈的，这女人有什么权利宽恕他们？”
　　克里斯蒂有点故意讨好地显出惊讶的神色，肯尼迪转而又开始攻击文学，“奥维尔在《1984年》中完全错了，”他说：“个人才可能家禽兽，还有赫胥黎，他把他的《勇敢的新世界》当作是一件坏事，我不介意生活在‘勇敢的新世界’中，那总比现在这个世界强，现在的问题是有那么些个人专横狂妄，而不是政府。”
　　克里斯蒂半真半假深有感触地说：“我确实对这些我给你看的统计数字深感震惊，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都生活在恐怖之中。”
　　“国会必须通过我们所需的法令，报纸和其他新闻媒体应该大声疾呼揭露践踏《人权法案》和神圣的《宪法》的血腥暴行。”肯尼迪停顿了一下察看他的朋友的反应，科利看起来多少有点震惊，肯尼迪笑了笑继续说下去。
　　“我给你透露点内幕，你信不信吧，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我和这个国家里一些最有权有势的人讨论过这个情况，我给苏格拉底俱乐部做了一次演讲，我原想他们会关心关心，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对国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无动于衷，你八辈子也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我猜不出。“他停了下来，似乎他希望克里斯蒂能做出猜测。
　　他的脸皱成一团，流露出一半是好笑，一半是轻蔑的表情，“这个国家里有权有势的富人们能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并不依靠警察或政府机构，他们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他们有私人保镖，可以远离社区里的犯罪，明智一点的人也不把自己同疯狂的毒品买卖之类的事情扯在一起，他们当然可以在架着电网的围墙内安然入睡。”
　　克里斯蒂伸伸懒腰，吸了一口白兰地，然后肯尼迪继续说下去。
　　“其实，问题就在于这块儿，这么说吧，如果我们通过打击犯罪行为的法令，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惩罚的黑人犯罪分子远多于其他人，你说这些没有才干、没有教养、没有权势的人还能干些什么？
　　如果他们不把精力用在犯罪上，他们就会转而搞些政治举动，他们会成为活跃的极端激进分子，将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那时说不定我们会慢慢丧失掉我们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克里斯蒂问道：“你真相信这一套说法？”
　　肯尼迪叹一口气说道：“嗨，谁知道呢？但是这个国家的权贵们相信这一套，他们这么盘算，让那些地痞无赖欺压无依无靠的人好了，他们能偷什么？几十亿美元？实在是小意思，代价不算大，成千上万的人遭到强奸、偷盗、谋杀、抢劫，这没关系，这些受害者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人，轻微的破坏总比真格的政治动乱要好。”
　　克里斯蒂说：“你走得太远了。”
　　“也许是吧。”肯尼迪说。
　　“如果真走这么远，”克里斯蒂说，“你就必须弄出许多治安机构来，那将造成美国式的法西斯统治。”
　　“但那种政治格局终究容易控制，”肯尼迪说，“再说，这样做对那些权贵们也好。”
　　然后他冲克里斯蒂笑了笑，捡起那个计算机统计报告，“我想把这东西保存起来，”他说，“弄一个框子，把它挂在我书房里的墙上，作为克里斯蒂·科利荣升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纪念。”
　　在复活节后这个星期一，早上七点，总统弗兰西斯·肯尼迪的顾问班子，他的内阁成员及副总统海伦·杜彼里聚集到了白宫的内阁会议室中，他们非常担心不知他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内阁会议室中，中央情报局的头子西奥多·塔比，等着肯尼迪做了个手势之后，先做了个开场白，“我先告诉大家特蕾莎平安无事，没有人受伤，同时对方仍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据说要求将在晚间提出，我们得到警告说，必须立即答应他们的条件，也不谈判，不过，这是惯用的伎俩。劫机者的头目，雅布里，在恐怖分子的圈子内很出名，当然在我们的案卷中也有记载，他是个单干户，我行我素，但通常地行动时也会求得一些恐怖分子团伙的帮助，比如象那个故弄玄虚的‘百名先锋’组织。”
　　科利插嘴问道：“怎么说是故弄玄虚，西奥多？”
　　塔比说：“这不同于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只不过是许多国家的恐怖分子之间一种松散的联系，不是严格的组织。”
　　肯尼迪不客气地打断说：“继续说你的。”
　　塔比看了看他的记录：“毫无疑问，沙哈本苏丹同雅布里在一个鼻孔里出气，他的部队护卫着机场，阻止任何营救行动，在这同时，苏丹还装作是我们的朋友，并声称自愿充当调停人。他在这件事情中的目的是什么没人能知道，但这对我们有利，苏丹是个既现实又脆弱的人，容易向他施加压力；雅布里是张不好对付的牌。”
　　说到这儿，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头子犹豫了一下，然后，看到肯尼迪朝他点了点头，他不情愿地继续说道：“雅布里试图给你的女儿洗脑，总统先生，他们有几次挺长的谈话，雅布里似乎认为特蕾莎是个潜在的革命分子，假如她能给出点什么同情性的声明，那将会是一种极大的反叛，但特雷莎似乎并不害怕这小子。”
　　屋子里的其他人都默不作声，他们都了解特蕾莎，大可不必问塔比他是怎么搞到这个情报的。
　　内阁会议室外边的大厅里传来嗡嗡嗡的声音，他们还可以听到白宫前边的草坪上电视摄影记者们兴奋的喊叫声。这时，尤金。
　　戴西的一名助手被带进了屋子，交给戴西一张纸条，肯尼迪总统办公室主任一眼读完了它。
　　“这些都经过证实了吗？”他问那个助手。
　　“是的，先生。”助手说。
　　戴西直盯着弗兰西斯·肯尼迪，他说：“总统先生，我这儿有条最特别的消息，杀死教皇的那个刺客在咱们美国这儿给逮住了，这个罪犯证实他就是凶手，并说他的代号叫罗密欧，他拒绝说出真名实姓，所有这一切都已跟意大利警方进行了核对，根据他说的一些细节来看，确实是他干的。”
　　阿瑟·韦克斯惊得跳了起来，好象有一名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一个家庭晚会，“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不相信。”
　　戴西耐。动地解释了确认凶手的过程，意大利警方已经抓到了罗密欧手下的几个人，他们供认罗密欧是他们的头头。意大利警方的头子弗朗科。桑布迪西奥是以逼供罪犯而出名的，不过他说不清罗密欧为什么会跑到美国，而且这么容易就被抓获。
　　弗兰西斯·肯尼迪移步到法式落地窗前边，俯视着玫瑰园，他看到一队队士兵在白宫四周及邻近的街道上巡逻着，他。已底再次涌起那种似曾相识的恐怖感，在他一生中没有一件事是巧合，命运完全是一个阴谋，不仅在人与人之间是这样，而巨在信念与死亡之间也是这样。
　　弗兰西斯·肯尼迪从窗口边走回来，在会议桌旁坐下，他扫视了一遍屋子里的人，他们都是这个国家里最高阶层、最聪明、最富有才智的人，他们是决策者、统治者，他几乎是用调侃的口吻说道：
　　“你们愿意打赌看今天劫机者会送来什么样的要求吗？我可以断定，其中一条就会是要求释放杀死教皇的这个家伙”其他人都目瞪口呆地盯着肯尼迪，非常吃惊，奥托·格雷说道：“总统先生，那样做可实在欺人太甚，这种要求是疯了，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
　　塔比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们的情报表明这两起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关联，老实说，任何一个恐怖组织要想在同一城市、同一时间实施这么重大的两个行动简直是木可思议。”
　　他顿了一顿，转向克里斯蒂·科利，“司法部长先生。”他问道，“究竟你们是怎么抓到这个家伙的？”然后他又厌恶地加了一句，“罗密欧。”
　　科利说：“通过我们的一个隐蔽了多年的内线。我们以为这简直不可能，但是我的副手彼得。库路特安排了一场大规模的行动，现在看起来是成功了，我必须承认我同样感到意外，这根本不合情理。”
　　弗兰西斯·肯尼迪平静地说道：“我们先体会，等到劫机者提出池们的要求后再说。”
　　有那么一瞬间，他象一个偏执狂似的下意识地领悟到了雅布里策划的这个狂妄、狡猾的计划，现在他开始真正为女儿的安全感到害怕了。
　　通过那个看似帮忙的沙哈本苏丹的转达，星期一下午晚些时候白宫的通迅中心收到了雅布里提出的要求，第一项要求是五千万美元那架大型客机的赎金；第二项要求是释放以色列监禁的六白名阿拉伯囚犯；第三项要求就是释放罗密欧，这个刚刚捕获的谋杀教皇的刺客，并要求将其引渡到沙哈本。还有，如果这些要求二十四小时之内不能兑现的话，将会有一名人质被杀死。
　　在白宫二楼西北侧宽敞的餐厅里，弗兰西斯·肯尼迪和鸠的顾问班子聚在一起讨论雅布里提的条件，古色古香的餐桌旁坐着海伦·杜波里、奥托·格雷、阿瑟·韦克斯、尤金·戴西和克里斯蒂·科利，肯尼迪的位子占了桌子的一头，这样他比别人有更多的地方。
　　弗兰西斯啃尼迪把自己放在恐怖分子的位置上——他经常有这种揣度别人心理的本事，他们的主要目标无疑是想羞辱美国，在全世界眼皮底下摧毁它的权力的盔甲，使它甚至在友邦国家中再也抬不起头来。肯尼迪想，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心理打击，如果几个带枪的歹徒和小小的沙哈本的君主都可以牵着美国的鼻子走，那以后谁还会把美国当回事？他必须屈就这些条件使他女儿平安回家吗？但是他那种预测别人心理的本能直觉告诉他剧情并没有完结，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面呢！然而他始终一言本发，听着别人向他汇报。
　　尤金·戴西作为总统办公室主任，主持了会议，他的声音出于劳累而变得沙哑，他已经有三十六个小时没睡觉了，“总统先生，”他说，“我们商量后做出的决断是，我们只能在最低限度内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我们将释放罗密欧，但不是交给雅布里，而是引渡给意大利政府，这样才是公正的，从法律上讲这样做也对；我们不同意付出那笔钱；我们也不能使以色列释放它的囚犯，我们这样既不丢面子也不触怒他们，等特蕾莎回来后，我们再处理那些恐怖分子。”
　　科利说：“我保证我们将在一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
　　弗兰西斯·肯尼迪许久没有吱声，然后他说道。“我觉得这没有川。”
　　阿瑟·韦克斯说：“但这是我们大家的反应，我们可以在暗中答应他们罗密欧将会完全自由、我们将出那笔款子，我们还会向以色列施加压力、我认为这确实可行，至少能拖延点时间，我们再进一步谈判。”
　　“这不会有什么害处，”戴西说，“在这些情形下，最后通牌只是谈判的一个步骤，这是可以理解的，二十四小时的期限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肯尼迪似乎在沉思他们的建议，“我觉得这没有用。”他又说道。
　　阿德布拉德·格雷说：“我们觉得一定能行。弗兰西斯，你得小心，众议员吉茨和参议员兰姆勃蒂诺告诉我说，因为关系到你个人的利益，国会准备让你从这次危机中完全回避开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迹象。”
　　肯尼迪说：“这永远不可能。”
　　“让我来跟国会交涉好了，”副总统杜波里说，“我可以做个和事佬，如果我们这一边需要妥协，我就会提出的。”
　　戴西最后做了个总结，“弗兰西斯，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你一定要相信你手下人的集体决策，你知道我们会保护你，如何做最好的打算。”
　　肯尼迪叹了口气，然后停了好长时间，最后说道：“那就照你们说的办吧。”
　　彼得。库路特确实是一个高超的副手，实际上是他有效地主持着联邦调查局的工作。
　　库路特非常瘦，全身的肌肉象一块扁平的石板，他留着少许胡子，这也不能掩饰他清瘦的面孔。除开他的长处，库路特也有他的缺点，他极其负责、甚至有些顽固，在工作中决不妥协，过于相信国内安全的重要性。这天晚上，他神色严峻，交给了克里斯蒂一大把材料，还有一封三页长的信，单独放在一边。
　　这是一封从报纸上剪下的一个个字母拼成的信，克里斯蒂读了起来，这是又一个疯子的信，声称将有一颗自制的原子弹在纽约爆炸，这类信见多了。克里斯蒂说：“就为了这么个东西你把我从总统办公室叫回来？”
　　库路特说：“我一直等到我们检查了每一个步骤，结果显示这事非常有可能。”
　　“呕，老天，”克里斯蒂说，“可别在这会儿来捣乱。”他更加细心地又读了一遍，不同的印刷字体分散了他的视线，信件看起来象一件稀奇古怪的先锋派的画作，他在办公桌旁坐下来，一字一字地慢慢读起来，信是写给《纽约时报》的，他首先读了单独用深绿色的彩笔划出的几个段落，试图找出关键的信息。
　　信中划线的部分这么说：“在纽约市市区之内，我们放置了一枚最低当量为半吨、最高当量为两吨的原子弹，这封信写给贵报，希望你们能提早警告居民们离开城市，免受危害。这枚原子弹将于信头日期七天之后爆炸，因此你们应当明白立即公开这封信，这是非常急迫的。”科利看了看日期，爆炸将在星期四发生，他继续读下去，“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为了向美国人民证明，政府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合作控制核能，否则我们这个星球就会毁灭。
　　“我们决不会被金钱或任何条件所收买，只有公开这封信，强行组织纽约市的空城行动，你们才可以挽救成千上万条生命。
　　“为了表明这不是一封疯疯癫癫的信，你们可以把信封和信纸交给政府的有关实验室，他们会发现怀氧化物的碎屑。
　　“立即公开这封信。”
　　信的其他部分无非是一些政治道德的说教和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制造核武器的呼吁。
　　克里斯蒂问彼得。库路特：“你们检查过了吗？”
　　“是的，”彼得。库路特说：“这信确实有怀氧化物碎屑。每一个单词字母都是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的，但是它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或这几个作者很聪明地选用了全国各地的报刊，但是只有极小的范围内的人才有波士顿的报纸，我已另外派了五十个人到那里去帮忙。”
　　克里斯蒂叹息说：“看来我们真是到了漫漫长夜无尽头了。这件事先做低调处理，对新闻界严加封锁，指挥中。已就设在我的办公室内，所有材料都必须经我手。总统已经够头疼的了——咱们就自己把这件事消除掉得了。我想这顶多也就是象其他那些疯子的信罢了，尽是些屁玩意儿。”
　　“好的，”彼得。库路特说，“不过你也明白，总有一天这些信会有一封成为真事。”
　　这真是一个漫漫长夜，整个晚上报告接连传来，国家核能研究院的头头受到了通告，要他的核搜寻小组处于待命状态，这些小组都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配备有灵敏的仪器，可以搜寻出暗藏的核炸弹。
　　克里斯蒂让人把晚餐给他和库路特送了进来，他俩专心阅读各处送来的报告。《纽约时报》当然没有公布这封信，他们只木过依循惯例把信件转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克里斯蒂打电话给报社的老板，告诉他在调查全部结束之前不要声张这件事情。这也是例行公事，报界在过去几年中收到过成百上千封类似的信件，可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漫不经心的态度，信件是在星期一而不是在上星期六，才移交到他们手中。
　　午夜之前，彼得。库路特又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内指挥他手下人工作，他这块儿要接收本系统成百上千个电话，这会儿大部分都是来自波士顿。克里斯蒂不停地阅读着接二连三送来的报告，比起其他事，最为重要的是他不愿增加总统的负担，有几分钟时间，他在想这有多大可能会是劫机者策划的整套阴谋中的又一个诡计，但是即使是这些亡命之徒也断然不敢玩这样危险的游戏，这样的举动是会遭到全社会唾弃的心理失常的行为。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核炸弹恐吓事件，有些人声称他们放置了自制的原子弹，要求得到数千万乃至上亿的美元，有一封信甚至要求占有华尔街股票交易所的有价证券。以及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西尔斯公司和其他一些高科技大公司的股票，当这封信被呈交到核研究部门后，他们做出的心理检测报告说，这封信实际上没有构成任何核炸弹的威胁，反而表明这个恐怖分子对股票交易非常在行，根据这个线索逮捕了华尔街的一个小股票经纪人，原来这家伙贪污了他的客户们的资金，想急于找到个解决出路。
　　这次也一定是这些荒唐事之一罢了，克里斯蒂想，但是这会儿却造成不小的麻烦，数千万的美元要白白花掉。而且还有新闻界，他们要是能把这件事情划拉掉那真是万幸。但在这种事情上。量这些狗娘养的冷血动物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触犯核能控制法令中的某些秘密条款，那样的话，就等于在挡在他们周围的神圣的保障自由的《人权法案》上钻开一个洞，再也不能保护他们。他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一直祈祷这件事会平安无事，祈祷他不必在早上见到总统时把这一堆废话报告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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