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好莱坞的最初几周，就开始觉得这里是一个“黑寡妇”王国。这种说法起码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也许是因为我心存优越感来看待这个地方。
　　在蜘蛛这种动物里，“黑寡妇”可是个要吃掉配偶的家伙，交配的过程刺激了雌蜘蛛的食欲，所以雄蜘蛛往往在狂喜的最后瞬间突然发现自己的脑袋没了。
　　有意思的是，在进化过程中，雄蜘蛛学会了弄点食物包在由它身体组织分泌的蛛丝织出来的网内，在引诱凶残的雌蜘蛛在那里贪婪地剥网觅食时，与之快速交媾后立即逃离现场。
　　后来一只更发达的雄蜘蛛想出了更省事的办法，就是只要把卵石或别的什么废物织在网里就可以去行骗了。在这些伟大的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又一次飞跃，就是那只雄蜘蛛摇身一变，成了好莱坞的制片人！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说给莫勒马听，他皱起眉头生气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忍不住笑了。
　　“好吧，”他问我，“你会为了一只雌的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吗？”
　　在刚来的那段日子里，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是想为了自己的成功而把别人的脚吃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电影制作的那份激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无论是场记员、秘书、会计、摄影师、道具师、技术人员、男女演员、导演，甚至制片人都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异口同声的那句最自豪的话都是：“我制作的影片……”
　　他们都自以为是艺术家。我发觉在和电影制作有关的人员中，唯一不这样说话的人就是剧作家，这也许是因为人人都在参与改编的工作，人人都想对剧作插一手。即使是场记员也不例外，她同样会修改它一两句，那些性格演员的妻子更是积极地为自己丈夫的角色改写台词，第二天他会把改动部分带来，说他认为他的角色在这部分应该这样演。他说的当然没错，改写的部分确实最能充分表现出他的天才，却也往往最忽略了体现影片的主题。这种情况对剧作家而言最烦恼不过，人人都想插一手，自己怎么办？
　　我觉得电影制作是一种极端的业余艺术爱好的形式。这形式的本身无可非议，因为它作为媒体已经够强大了，完全综合运用了摄影、服装、音乐、简单的故事情节等，也正因为它如此强大，即使没有任何艺术天才的人也能在其间创造出艺术作品来。也许这种说法太偏激了点，不过，他们起码能制造出一些他们自己感觉到很重要和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电影能给人们带来很大的乐趣，也能感动人，但它们的教育意义却很小。它们对人物刻画的深度远远不如小说，无法像书本那样教会你一些东西，只可能让你感受到生活，却无法帮你理解生活。电影又是如此神奇，几乎可以给任何东西都带来一些价值。对许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毒品，一种软性的可卡因，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又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疗法。有谁不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记录过去的经历或者憧憬未来的景致，从而可以更有根据地热爱自己呢？
　　不管怎样，我当时对电影的认识大致就是如此，后来，经历了一些教训后，我才意识到这种观点也许太残酷，大势利了。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电影制作似乎对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莫勒马疯狂地热爱电影制作，所有从事电影生产的人都在拼命地去掌握这门艺术，从导演、影星、主要摄影师到制片厂的头头，个个如此。
　　我知道电影是我们时代最有生命力的艺术，我嫉妒它，因为在每间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不去写小说，而是在拍摄自己的电影。我突然意识到也许电影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它是治疗的方法，谁都想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思想向世人倾诉，然而究竟有多少本书能够为了这些原因而出版呢？我们暂且不说书本，就是绘画和音乐也绝对没有电影那么强的表现力。电影综合了所有的艺术，难怪它所向披靡。由于它的武器库装备齐全，所以生产一部差劲的电影几乎不可能。即使是世界最大的笨蛋也能够生产出一部有趣的电影。难怪在电影界有那么多任人唯亲的现象，你可以让侄儿写剧本，让儿子当上制片厂的厂长，还可以交个女朋友并把她培养成为明星，也就是说，可以让任何人成为出色的艺术家，再也不用担心会有哑巴的密尔顿。
　　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去谋杀导演或制片人？在长时间的共事中，必定会产生许多摩擦，包括财务和艺术方面的矛盾啊！为什么也没有任何一个导演谋杀过制片厂的厂长？又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谋杀过导演？一定是在电影制作的过程里存在治疗作用，它净化了人们的心灵，消除了暴力倾向。
　　将来是否有可能发展到治疗那些受到感情困扰的人？也许最有效的疗法就真的是让这些人拍摄自己的电影呢。天啊，想想电影界的所有专业人士中有多少是疯疯癫癫的或接近疯癫边缘的吧！只要看看男女演员中的这种情况就已经足够证明。
　　因此，将来的情景可能是人人都呆在家里欣赏自己或朋友们为了避免发疯而拍摄的电影。也许应该善意地想到，这些电影可以救他们的命。当然，结果也就是任何傻瓜都可以当艺术家。既然这个行业的人都能够生产出好电影来，那么人人也都可以做得到，比如银行家、服装制造商、律师等可以决定拍摄何种影片，他们即使没有疯狂的特性也能协助创造艺术品。如果所有的傻瓜都能拍出电影，那么除了在降低成本上要动脑筋，还会有什么付出呢？人人都成为了艺术家，这个社会就连心理医生和天才都不需要了。那些既不可爱，又不理解一个人必须在被人爱的条件下才能工作的人，尽管充满了自私，极端幼稚和自我崇拜，仍然有办法将自己的这些丑陋的内在形象演变成银幕上那些高尚的外部形象，并把自己变成像影子那么可爱，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去赢得这些爱，这就是电影艺术！当然，你可以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么回事，想想那个在私生活中放纵的伟大的作家奥萨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他们至少要有些天分才行，他们的艺术作品一定要有才华，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学问和更深刻的理解才行。
　　而拍电影就不需要这一切了，一个人即使没有天才和本领，也可以拍出好电影来。例如你要拍一个富人的生平，不用什么大导演、大作家、大明星等人的帮助，光靠电影的魅力就足以把他拍成一个英雄人物。对于这些人来说，电影那辉煌的未来等于不需要天才也能够拍得很成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天才不可以把电影拍得更完美。
　　由于要密切配合写剧本，我和莫勒马相处的时间很长，有时深夜仍在他这个电影巨头的豪华住宅里讨论编写中的问题。他的住宅里有巨大的、摆满家具的多个房间，还有网球场、游泳池和一间独立的电影放映室。我总觉得一个人住这样的豪宅太奢侈，反而感到不舒服。有天晚上他提出放映一部新片，我告诉他我其实不太喜欢电影。也许我表现出傲慢的态度，因而令他有点不高兴。
　　他说：“如果你不这样蔑视电影事业，我们一起写剧本的工作就可以进展顺利得多。”
　　他的这些话对我有些触动，一方面我自以为对他的态度良好，不至于让他觉察到我对电影的蔑视，另一方面我对待工作一向有职业自豪感，没想到如今他却说我对工作不够认真。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来到这里无论怎样也应该尊敬莫勒马，他是制片人兼导演，一起共事时他完全可以盛气凌人，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他对剧本提出的那些修改的建议都中肯可取，而且如果我能通过辩论证明他的意见错误，他就尊重我的意见，一句话，他的行动说明我原先以为好莱坞是蜘蛛王国的看法不正确。
　　那天晚上我们既没有看电影，也没有写剧本，而是展开一场唇枪舌战。我把自己对电影以及电影从业人员的看法对他说了，我谈得越多，莫勒马的怒气就越消，听到最后，他眉开眼笑了。
　　“听起来你就像一个再也没有男人肯要的女人那样充满怨气。”莫勒马说，“电影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你就因此担心自己的职业会被淘汰。你这是嫉妒。”
　　“电影没法和小说比。”我说，“书本能做到的，电影永远也做不到。”
　　“那是不相关的。”莫勒马说，“电影是人们现在和将来都需要的艺术形式，你说的那些关于制片人和蜘蛛的话都是一派胡言。你到这里才几个月，就肆无忌惮地对这里所有的人妄加评论，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得一无是处，其实每个行业都一样，全是些利用绑在棍子上的胡萝卜来刺激毛驴的骑士！是的，电影人疯癫，他们招摇撞骗，而且利用性爱就像交换珠子一样随便，但是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你完全忽略了他们不管是制片人、作家，还是导演、演员，都吃过不少苦，在钻研业务或者说在技艺方面，比我所认识的其他行业的人干得更刻苦，他们有真正的敬业精神。不管你怎么说，想要拍出一部好电影，没有天资是办不到的！电影界里的男女演员简直就像战士一样，拍摄过程中也有丧命的时候。他们获得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也不是靠出卖色相，他们必须显示出自己的艺术才能，也只有演技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能拍出好电影。当然，这个行业里的确有傻瓜和疯子肯花500万美元请自己的男友或女友担纲主演一部差劲的电影，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此以往。至于你谈到的制片人和导演，我不必为导演辩护，因为这是该行业中最苦的差使，但是制片人也有自己的作用，他们就像动物园里的驯兽师。你知不知道拍一部电影要过多少关卡吗？首先，你得讨好电影厂的由十个成员组成的财务部门，然后，你得给那些趾高气扬的明星又当爹又当娘，必须使出混身解数来哄住这帮人，否则他们会造谣中伤或者拖延时间，你还得采取措施防止他们之间相互伤害对方。告诉你，我虽然恨缪斯·瓦特伯，但我承认他有理财的才能，而这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有贡献。我还尊敬他的才气，但也鄙视他的艺术品味，作为一名制片人和导演，我一定得和他斗到底。我认为即便是你，也会承认我拍的电影中，有几部还是可以称得上艺术作品吧？”
　　“那起码还有一半是废品。”我说。
　　莫勒马说：“你一直在贬低制片人，其实他们才是成功地把电影拍出来的主心骨。他们得足足花两年的时间去亲吻100个各种各样的‘婴儿’：财务、演员、导演、剧作家等等小宝贝们，制片人得给他们擦屁股换尿布，把数以吨计的东西灌输到他们的大脑里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制片人往往有某种奇特的爱好，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对技艺相信的程度远远超过对天才或者疯狂相信的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总有制片人获奖的场面。”
　　“那是利己主义，”我说，“不是对艺术的信念。”
　　“你和你的所谓艺术见鬼去吧！”莫勒马说，“可以肯定，所拍的电影中有百分之一的影片是优秀的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书本的情况又如何呢？”
　　“书本有不同的作用。”我开始处于守势，“电影只能表现事物的外部现象。”
　　莫勒马耸耸肩：“你真是个刺头。”
　　“电影不是艺术作品，”我坚持道，“它只不过是骗骗小孩的魔术而已。”我对电影的价值依然半信半疑。
　　莫勒马叹了口气说：“也许你说得对，它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是魔术，而不是艺术。它是一种赝品，从而使人们忘记了死亡这回事。”
　　这句话说得不对，但我没有反驳。我知道莫勒马自从上次心脏病发作后身体一直不好，我不想说是由于他的健康问题而影响了他，其实即使是为了钱，能够理解应该如何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他在这次辩论中没有说服我，不过打这以后，我对周围事物的偏见逐渐比以前少了。有一点他是对的，我对电影的确感到嫉妒——电影制作的工作轻松，而报酬却如此丰厚，获得的名声又是如此之大。我一想到将来又要回到自己单枪匹马写小说的世界就感到厌烦。我蔑视电影其实是表面现象，骨子里真正存在的是幼稚的嫉妒心理。电影的拍摄工作与我无缘，我既没有这方面的天分，也没有气质参加进去，因此我总是出于势利的而不是道义的心理，采用道貌岸然的方式去蔑视它。
　　以前我曾经阅读过许多有关好莱坞情况的书籍，我所说的好莱坞的真正含义是指电影业。我曾听到作家们，特别是奥萨诺回到东部以后咒骂电影制片厂是黑暗、专制和犯罪的场所，嘲讽制片人是世界上最下流的好管闲事之徒，攻击制片厂的首脑们是还未进化的、最残酷、最粗野的猿人，咒骂那里的人总是颠倒黑白，把黑手党描绘成大慈善家。就这样，他们离开好莱坞时脑海里留下的印象便成了我进入好莱坞时对它的想象。
　　我一直踌躇满志地认为自己可以在好莱坞里对一切都应付自如，当多兰带我去见莫勒马和郝林南的时候，我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属于何种类型的人物。郝林南容易辨认，莫勒马则比我估计的要复杂得多，而多兰本身就是一幅漫画。说句老实话，我喜欢莫勒马和多兰，一见到郝林南就觉得他讨厌。他叫我和克林诺合影时，我差点就啐他见鬼去，所以到了约定的时间克林诺还不露面，我就掉头一走了之。我从来就讨厌等候任何人，何况既然我不计较别人迟到，别人凭什么反而计较我不等候他？
　　好莱坞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不同类型的蜘蛛：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的年轻人携带着胶卷、剧本和可卡因住进单间公寓，希望能拍摄电影，同时寻找有天赋的少女以及同龄人一起练习朗读和依靠淫乱度日。在电影厂一带有办公室和秘书，那些备有十万美元发展资金的诚实的制片人请代理人或招聘演员的机构给他们把人送过来。这些制片人手头至少有一部签约影片，通常是一部制作费用低廉的影片，完成后只能在飞机上和汽车电影院里放映，但是这些制片人会花钱买通一家加利福尼亚周刊来美言几句，称赞他们的影片是当年的十佳影片之一，或是宣称该影片打破了《飘》在乌干达所创下的票房纪录，事实上《飘》这部影片从来就没有在乌干达放映过。这些制片人的办公桌上往往摆着印有“爱”字的大明星的签名照片。他们白天对那些美丽的、有上进心的、对工作极为认真的女演员面试，她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测试对制片人来说只不过是打发一个下午的消遣方法，说不定他们还能占上一点便宜，能增加他们吃晚餐的胃口。如果他们特别看中某女星，就会带她到电影厂的餐厅吃午饭，并把她介绍给路过的重要人物。这些重要人物在少不更事时期基本上也经历过这种阶段，所以如果你不极力推荐的话，一般都会无动于衷。他们对这种小儿科的事早就不感兴趣了，也无暇顾及，除非这个少女很特别，才可能有试镜的机会。
　　少男少女们也知道这是一种游戏，知道部分的游戏早已内定人选，但他们又相信一个人可能会遇到幸运之神，所以他们通过制片人、导演、明星去碰运气。如果他们确实知道内情，同时又有些头脑的话，都绝对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作家的身上，我现在终于体会到奥萨诺的感受了。
　　金钱欲望、豪华套间、阿谀奉承和令人兴奋的厂部会议气氛，还有独特的拍摄一部大电影的自豪感等等，对此我从来不会上当。每当我实在感到情欲难熬，就飞到拉斯维加斯通过赌博来冷却，科里总是企图塞一个美女到我的房间里，但我一概拒绝接纳。现在我自命不凡，虽然也受到诱惑，但在赌与色之间选择了前者，对后者总是存有负罪感。
　　我在好莱坞呆了两周，业余时间都在打网球、和多兰及莫勒马上馆子吃饭、参加派对中度过。各种派对都很有趣。有一次我在那里见到了一位昨日明星，她曾是我少年岁月里诱发手淫的梦中情人。如今她一定有50岁了，经过整容和各种化妆品的修饰，看起来风韵犹存，只是身材稍为胖了些，由于酗酒，脸也略显臃肿。那天她喝醉了，企图和参加派对的每一个男女客人调情，却苦于无人响应。想想她当年曾经是美国数以百万计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姑娘，不能不感到这里面的反差太滑稽，同时也使人有一种莫名的沮丧。派对本身倒还不错，你可以见到男女演员们那熟悉的面孔，各类经纪人充满信心的微笑，风度翩翩的制片人和强有力的导演等，可以说，在派对里他们比在其他场合更吸引人，更有趣得多。
　　我喜欢好莱坞温和的气候，喜欢贝佛里山街道两旁的棕榈树，喜欢在电影院林立的西郊闲荡——在这里可以见到攻读电影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漂亮的少女还真不少。我还弄不明白为什么1930年的小说会“全部售罄”，那是因为人们只消在电影城里过着舒心的日子干上一周，就能够得到作家们花五年才能写完的一本小说的收入，有能耐的人何苦把精力花在爬格子上？
　　白天我在办公室上班，和莫勒马讨论剧本，在电影厂的餐厅吃饭，然后逛到某个摄影棚观看拍摄中的一部电影。在那里，男女演员的紧张的工作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有一次还真让我肃然起敬。那是一对恋人表演一出男女造爱时小伙子杀害了女友的戏，戏拍完了以后，他们两人还在那里抱头痛哭，仿佛这是他们生活中的真正悲剧似的，最后他们相拥着离开了摄影棚。
　　在餐厅吃午饭也很有趣，你会见到正在拍戏的所有演员，他们似乎全看过我的小说，至少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我觉得惊讶的是男女演员都很少开口，他们倒很愿意听别人交谈。制片人的话最多。导演都是事先有约，一般由三四个助手陪同着。工作人员似乎最快活，可能是他们要观看一部电影的全部拍摄过程太乏味之故吧。在好莱坞的日子过得不太坏，但我还是怀念纽约，惦念维丽和孩子们，思念和奥萨诺共进晚餐的时光。在一些实在难熬的夜里，我会匆匆飞到拉斯维加斯过夜生活，在那里住一晚，一大早又飞回电影城。
　　我在纽约与洛杉矶之间穿梭飞行了数次之后，有一天在厂里碰见多兰，他邀请我到他在马里步的家去参加派对，他说派对还邀请了影评家、剧作家、出品人、男女演员和导演等。我反正那晚无事可干，又不是非去拉斯维加斯不可，于是就出席了多兰这个友好的派对。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詹娜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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