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去日本的主意挺不错，反正下星期我得到洛杉矶去搞那部电影，所以去日本也只是增加一点点路程而已，况且最近我和詹娜丽老闹别扭，得离开她一段时问。我知道她会把我去日本的事当做是对她个人的报复，如果她真的有这种想法就太中我的下怀了。
　　维丽问我准备在日本呆多长时间，我说大概一星期左右。她并不在乎我的离开，这几年来，她对此事从来不在乎，实际上她倒喜欢我离开家，因为我在家时总是烦躁不安，太神经质了。可能正因为这样，她经常去探望她的父母和其他家族成员，而且总是拖儿带女一起去。
　　我飞到了拉斯维加斯，科里和那辆罗斯莱斯已在停机坪上等候我，于是我就不必经过机场大楼，这使我轻松多了。很久以前，科里就曾对我解释过为什么他有时要在停机坪接客人，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开联邦调查局的摄像机对到埠旅客的监控。
　　机场大楼所有的大门通道都经过一个中心候机室，此室的上面安装着一个巨钟，在钟的后面有一个特别的装置，里面隐藏着许多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那些由世界各处大量涌入的迫不及待的赌客，到了晚上，联邦调查局的值班人员就会根据被通缉人员的名单来彻底搜索他们是否在片子里出现。那些大模大样的打劫了银行的匪徒，盗用了公款后在逃的罪犯，制造假钞的骗子，绑架人质得逞的恶棍，敲诈勒索成功的案犯等等，在他们还来不及把不义之财赌掉之前就被逮捕归案时，总是会因此而吃惊不已。
　　我问科里他如何得知这些内幕新闻，他说他曾请过一个以前当过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的人当酒店保安队的头头，情况就这么简单。
　　我这次注意到科里亲自驾车，没有司机跟随，他绕过机场大楼到行李认领处，我们坐在车里等我的行李由传送带送过来，这时科里扼要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他首先提醒我不要和郭鲁尼伏特说我们第二天一早去日本的事，要装着我是来赌博和度假的，然后他告诉我这次去日本的任务是把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偷运出日本，以及承担的风险。他很诚恳地说：“我认为没有什么危险，但也许你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不想去，我绝对不会怪你。”
　　他知道我无法拒绝他。我欠他的情，实际上我欠了他两次人情，一次是免去了我坐牢之苦，另一次是把我存在他那里的三万多美元在所有的麻烦都过去之后交还给我。他还很周到地用面额20美元的钞票凑齐了这三万美元，可真难为了他。我把这些钱存进了维加斯的一家银行，掩护的借口是我赌赢了钱，万一被查问起来，科里和他手下的人会帮我回这个谎的。后来事情也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军队预备役的丑闻全过去了。
　　“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去日本，”我回答他说，“我愿意当你的保镖，我要不要带支枪？”
　　科里一听满脸惊讶，赶紧说：“你想我们两人都去送命？见鬼了！如果他们想从我们手中把钱拿走，就让他们拿去好了。我们的保护神就是机密和行动迅速，我全安排好了。”
　　“那你要我去干什么？”我问他。我既好奇又有点担心，实在不能理解他的用意。
　　科里叹了口气说：“去日本的路程很遥远，我需要旅伴，我们可以在飞机上玩游戏，在东京游览和寻找一些刺激，另外，你是个大个子，如果碰上哪个小毛贼想谋我们的钱财，你可以把他们吓跑的。”
　　“那好吧。”我说这话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半信半疑。
　　当晚我们和郭鲁尼伏特共进晚餐，他看起来气色不佳，但一讲起他早年在拉斯维加斯的故事来仍滔滔不绝，浓厚的创业兴趣丝毫不减当年，特别是那段有关在联邦政府派大量侦探和会计到内华达之前，他如何在不必交税的情况下发达起来的经历。
　　“一个人必须在黑暗中才能富起来。”郭鲁尼伏特教诲道，这是他的颠狂之所在，就像奥萨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狂热一样。“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都只有在黑暗中才能富起来。数以千计的小商店和企业都拼命避免被挤到顶层去成为众矢之的，大公司则努力创造合法的黑暗平原，但是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家能有在维加斯这么多的机会。”郭鲁尼伏特弹了弹雪茄烟的边缘，颇感满意地说：“这就是为什么维加斯比他们强大的原因。一个人在这里从黑暗中富起来要比在其他地区容易得多，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科里说：“墨林只是今晚在这里过，我打算明天和他一起去洛杉矶，买些古玩，我还可以顺便去会会那些在好莱坞赊欠了我们筹码的人。”
　　郭鲁尼伏特深深地吸了一口哈瓦那雪茄后才说：“这主意很好，我的礼物都快送完了。”他说到这里忽然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们知道我是从哪里受到启发要给赌客送礼的吗？是从一本1870年出版的有关赌博的书那里受到启发的，看来教育的确伟大。”他呼了口气并站了起来，这是要我们告辞的信号。他和我握了握手，热情地把我们送到他套间的门口，在我们即将步出门口时，郭鲁尼伏特突然正色地对科里说：“一路平安！”
　　我和科里站在酒店外面的梯形台阶式的人造草坪上，沐浴着沙漠的月光，望着这里长长的街道上那些红红绿绿、绵延不断的万家灯火，以及远方那笼罩在夜幕之中的沙漠和群山。“他知道我们准备出发了。”我对科里说。
　　“如果他知道就由他知道好了。”科里说，“早上八点吃早餐时见，我们得一早出发。”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拉斯维加斯飞往旧金山。科里带了一只巨大的棕色的皮箱，箱子的四个角都用发亮的铜片加固，箱子的表面还缠绕着几根钢条，箱上的锁也很复杂，整个箱子看起来非常坚固。“它绝对不会散开来的，”科里说，“另外它也很容易在行李车上辨认出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皮箱，所以也同意科里的说法。“这是我在洛杉矶买的古董。”科里得意地补充道。
　　我们在飞机起飞前15分钟才登上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是科里有意安排得这么紧迫的。在漫长的飞行中我们玩赌博游戏来消磨时间，我的手气很好，玩到飞机在东京着陆时，已经足足赢了科里6000美元，科里对此似乎毫不在意，他只是拍拍我的背说：“我在回家的路上肯定会赢回你的。”
　　我们从机场坐出租车去我们下榻的东京的旅馆。一路上，我眼都不眨地望着车外，想好好见识一下这座远东的名城，可惜它看上去很像纽约，只不过稍为寒酸一些，更烟雾腾腾一些，没有纽约的范围那么大，行人相对矮一截，建筑物也没那么高。东京那灰暗的天空更像是缩小了的终日被飞机频繁经过的熟悉的纽约的天空。我们进入市区时，看见路上的行人普遍戴着外科大夫们常用的口罩，显得很古怪。科里告诉我，日本人在市中心为了防止由于吸入污染严重的空气而患病，所以都戴这种口罩。
　　我们经过的楼房和店铺看起来好像是木制的，就和拍电影用的布景差不多，不同的是它们与那些现代化的摩天大厦和办公楼混合在一起，很有点古今合一的味道。街道上有许多穿西装的行人，也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妇女身穿和服，她们看起来有点像是美术拼贴，令人眼花缘乱。
　　酒店太让人失望了，它完全是现代化的美国式建筑，宽敞的大厅里铺着巧克力色的地毯，摆了许多黑皮沙发。坐在沙发上的矮小的日本人大部分都穿着西装，手里拿着公文包。这酒店和纽约的希尔顿酒店没有什么两样。
　　我忍不住问科里：“东方就是这个样子？”
　　科里有点不耐烦地摇摇头说：“我们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我要办公务，办妥后，晚上我会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东京。别担心，你会玩得很痛快的。”
　　我们住在一个有两间卧室的套间里，各人打开自己的皮箱。我瞟了一眼，发现科里的那个用钢条加固的巨无霸里的东西极少。由于旅途劳累，尽管东京时间只是下午六点，我们已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敲我的房门，我听见科里说：“该起床了。”可是从窗口望出去，只见黎明刚刚到来。
　　他已叫人把早餐送到套间来了。它们更让我失望，我开始觉得我不大可能看到多少具有东京特色的东西了。我们吃的是鸡蛋和咸猪肉，喝咖啡和橙汁，早餐中甚至还有英式的松饼，唯一表现东方风味的东西就是烙饼。这种烙饼很大，也比我们美国的烙饼厚两倍左右，与其说是烙饼，更像是巨大的面包块，只不过颜色是病态的黄色而不是棕色的，我尝了一块，我敢发誓吃起来像鱼的味道。
　　我问科里：“这些究竟是些什么玩意？”
　　他告诉我：“是用鱼油煎的薄饼。”
　　“我要晕倒了！”我说着就一把将盘子推到他的跟前。
　　科里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全吃完了，还说：“看起来你得适应这里的食物。”
　　在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他：“今天有什么节目？”
　　“今天可是个外出游玩的好天气，我们出去散一会儿步，我会把活动内容告诉你。”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间里谈正经事，怕房里装有窃听器。
　　我们出了酒店，天色还早，太阳刚出来。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街，这里才使我突然觉得是到了东京：矮小而又摇摇欲坠的房子，小型楼房挤在一块一眼望不到尽头，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垃圾堆成一堵墙似的。
　　街上的行人很少，一个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们身边擦过去，他的黑和服在他身后飘扬着，两个穿着卡其衣服，戴着大口罩的瘦高个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吓了我一跳，等那两人走进另一条小街后，科里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天，那些口罩真令人心惊胆颤。”我解嘲道。
　　“慢慢你就会习惯的。”科里对我说，“现在你要仔细听我说，我希望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免得会出差错。”
　　我们沿着灰绿色的垃圾墙走，科里告诉我他准备偷运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出境，而日本政府有严厉的法律监控日本货币出口。
　　“如果我被抓住的话，我就得进监狱，”科里说，“除非文郎肯承担部分责任，或者文郎愿意和我一起去坐牢。”
　　“那我呢？”我问他，“如果你被抓住，难道我还能逃脱？”
　　“你是个著名的作家，”科里说，“日本人非常尊重文化，他们仅是把你驱逐出境，你只要守口如瓶就行了。”
　　“这么说，我来这里就只是痛快地玩耍啦？”我知道他诡计多端，我要让他知道我明白他的手法。
　　这时我忽然又想到另一件事：“我们又有什么办法通过美国的海关呢？”
　　“我们不必通过美国海关，”科里回答我，“我们把钱带到香港就行了。那里是个自由港，只有持香港护照的人才需要过香港海关。”
　　“上帝，现在你又告诉我要到香港去，到了那里还要去哪儿？去西藏？”
　　“严肃一点吧，”科里说，“别紧张，一年前我带着小量的货币已经试验过一次。”
　　“给我弄一支枪来，我可是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的，你这个笨蛋，让我有还击的机会总比坐以待毙好。”我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也只好这样了，科里已经把我给紧紧套住。
　　科里居然听不出来我是在开玩笑，很认真地说：“你不能带枪，日本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电子安全装置检查人身和手提行李，大部分航班还检查旅客的托运行李。”他停顿了一会儿才继续往下说：“唯一不用X光检查旅客托运行李的航空公司就只有国泰。如果我出了差错，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身带200万美元在香港该怎么办才好，那可是要冒随时都有可能遇害的危险的。”我对他说。
　　“别担心，”科里宽慰我，“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过关。”
　　我虽然在笑着点头，其实心里虚得很，又问他：“如果万一真的出了事，那么我在香港干什么？”
　　科里说：“去二叶银行要求见副行长，他将会收下钱并且把它兑换成港币，还会给你开张收据并要你付出大约两万元的手续费，然后他又再把港币兑换成美元并要求你再付五万元的手续费，接下来银行就将美元汇到瑞士，并且再给你一张收据。过一个星期之后，桑那都大酒店就会收到瑞士银行寄出的从那200万美元中扣除了香港银行的手续费后剩下的钱的汇单。情况就这么简单。”
　　在我们往酒店走的回程中，我默默地考虑了一阵子，最后又忍不住重复那个老问题：“你究竟为什么需要我来？”
　　“别再问我问题了，好不好？就按我说的办。”科里说，“你欠我的人情，对吗？”
　　“对。”我说。既然已经说到这一步，此后我就再也不提任何问题了。
　　我们回到酒店，科里打了几个电话，都是用日语交谈的，然后他对我说他准备出去，并吩咐我道：“我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回来，但也许会更晚一些，你就在这房间里等我，要是我今晚回不来，你明天一早就自己坐飞机回家，好吗？”
　　“好的。”我也只能悉听尊命了。
　　我设法迫使自己在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后来好像听见厅里有声音，于是又把书拿到厅里去看。我叫人把午饭送到套间里来，吃完饭后，往纽约打了个长途电话。只几分钟就接通了，这一速度倒让我吃了一惊，我原以为至少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接通的。
　　维丽马上就拿起了话筒。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得出来她很开心接到我打去的电话。
　　“神秘的东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她问我，“你玩得痛快吗？到过艺妓馆没有？”
　　“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仅仅是东京早晨的垃圾，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都在等候科里，他出外办事去了，不过这趟出来至少我在飞机上和他玩游戏赌博时赢了他6000美元。”
　　“好极了，”维丽说，“你可以给我和孩子们买那些美丽的和服了。哦，顺便提一句，昨天有个人自称是你的朋友，从拉斯维加斯打电话给你，他说他在那里等着你，我告诉他你去了东京。”
　　我的心简直停跳了一会儿，然后我用漫不经心的声音问她：“他说了他的名字了吗？”
　　“没有。别忘了买礼物！”
　　“忘不了。”我答应她。
　　整个下午的时间我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我还打了个电话给航空公司预定了第二天回美国的机票。我突然有种不敢肯定科里能否回来的感觉，马上走到他的房间去查看，那只巨大的有铜条加固的皮箱不见了！
　　科里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他擦着双手，兴奋得很，对我说：“什么都办妥了，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今晚我们痛快地玩一玩，明天就能把剩下的事办完，后天我们就去香港。”
　　“我打过电话给妻子，”我告诉他，“我们在电话里谈得很开心。她告诉我有人从维加斯打电话到我家，问她我在哪里，她说我在东京。”
　　听了这些话他冷静了下来，沉思良久，然后耸耸肩，说：“电话一定是郭鲁尼伏特打的，他只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他是维加斯唯一有你家电话号码的人。”
　　“办这么一件事，难道你连郭鲁尼伏特也不信任了？”我问科里。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过界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科里说，“他这么些年来待我情同父子，是他造就了我。见鬼，我对他的信任超过任何人，甚至你！”
　　“当我没说，”我答道，“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的行期告诉他？又为什么骗他说我们到洛杉矶买古董？”
　　“因为这就是他教我的办事情应有的方法，他常常教我千万别对一个人说一些此人不必知道的事，现在他即使发觉了我们的秘密，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因为我这是在用正确的方法办事。”科里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他接着又催我：“快点穿好衣服，今晚我要让你尽兴地玩，享尽人间的乐趣。”不知怎么的，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埃里·汉姆希。
　　和所有看过有关东方的电影的人一样，我渴望能有机会在艺妓馆里一度良宵：享受才色俱佳的女人的服务。听到科里说今晚我们将去消受艺妓的接待时，我心中想象的艺妓馆就是我在电影上见到过的那种坐落在街头角落里的修缮得异常华丽的房子，所以当我们那辆配有司机的小汽车停在东京一条主要街道的那家挂有天篷的小餐馆门前时，我简直傻了眼：它看起来和曼哈顿下部的唐人街上的色情场所差不多！主人领我们穿过拥挤的餐馆，到了一个通往单间的餐厅。
　　房屋是豪华的日式装饰，悬挂着色彩斑斓的灯笼，中间摆放着一张只有一尺高的长方形餐桌，上面放有一些五颜六色的盘子，小巧玲珑的酒杯，象牙筷子等。餐桌前坐着四个穿和服的日本男子，文郎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和科里握手，其余的人对科里鞠躬，科里给他们逐一介绍我。我在维加斯曾经见过文郎赌博，但没有正式见面认识。
　　七位艺妓踩着碎步一溜小跑进来，她们都身穿厚厚的织锦的和服，上面绣有鲜艳的花朵，个个脸上都浓妆艳抹，进来后就分别坐在每一位男宾身旁的坐垫上。
　　在科里的带领下，我坐在餐桌前的垫子上。女侍者捧着一大盘一大盘的鱼和蔬菜进来后，每位艺妓就开始喂她身边的男客吃喝。她们用象牙筷子夹小量的鱼或菜送到男人的嘴里，再用洒了香水的湿餐巾帮我们抹嘴，这些小餐巾有点像洗脸用的毛巾，不过非常小巧。
　　我身边的艺妓把身子紧贴着我，微笑着劝我吃喝。她还不断地给我斟酒，我猜那是著名的日本米酒，很香浓，可惜所有的菜都太带鱼腥味，好在后来女侍者端上了切成块状的神户牛肉，还用可口的酱汁泡着。
　　我仔细端详身边这位美丽的艺妓，看出她至少已经有40岁了。她把自己裹得像个木乃伊，所以尽管她的身体紧靠着我的身子，我也是除了被她的厚织锦和服摩擦的新鲜感，什么其它的欲望都没有。
　　晚饭后，艺妓们逐个轮着为我们表演节月。有一位吹奏的那种乐器好像是笛子，此时我已喝下大量的酒，那不熟悉的乐器听起来就像是苏格兰的风笛；另一位艺妓朗诵的一定是首诗，男人们都给她鼓掌；然后轮到我的艺妓起来了，她表演的节目是让人吃惊的翻跟斗，我为她大声喝彩。
　　事实上她从我的头上翻跟斗过去时把我吓得要命，然后她在文郎头上继续翻，更神奇的是他居然在空中把她抓住并且要吻她。我有点醉了，看不太清楚，只模糊见她避开了，还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表示责备，他们又跟着都高兴地笑起来。
　　科里在我的后面压低嗓音说：“老天爷，下一个游戏是玩旋转瓶子了。”他笑得和文郎一样开心，文郎则用日语对艺妓们大声嚷嚷，还企图抓住她们。接下来又玩了棍子和球以及其他一些不乏骗术的游戏。我由于酒醉的原因，和文郎玩得一样忘情。
　　醒来后，我发现已经和科里坐在小汽车里。我们穿过幽暗的街道，在郊区的一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科里领着我走到大门口。没有守卫的大门竟神秘地自动打开了，我终于看到了真正的东方式的房子，房间里除了睡觉用的席子外，什么陈设都没有，四面的墙壁实际上是可以左右滑动的薄木板的门。
　　我倒在一张席子上，只想睡觉，科里跪在我身边小声地说：“我们今晚在这儿过夜，明天早上我会来叫醒你，你就放心地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有人会来整晚照顾你。”在他的身后我看见文郎的笑脸，我认为此时的文郎已经酒醒了，这不禁使我产生了一丝疑惑，就试图挣扎着从席子上起来，科里马上把我按了回去，我还听见文郎的声音在说：“你的朋友需要个伴。”我实在太困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就重新倒在席子上，一下子便睡熟了。
　　有人推门的声音把我给弄醒了，房间里充满了旭日的光芒。透过敞开的“墙”，我看见隔壁的房间，科里正坐在那个巨大的皮箱上，尽管隔得很远，我还是看见他在微笑。“墨林，起来梳洗吧，”他对我说，“我们今天早晨飞香港。”
　　皮箱重得科里无法提，只好由我来把它提到车上。这次没有司机，是科里开车。到达机场后，他把车停在机场大楼的外面。我把箱子提进大楼，科里在前面开路，领我走到行李托运处。我脚步不稳地走着，箱子老是碰撞我的小腿。托运单的票根放在我的机票上，我以为这没有什么区别，科里也没怎么在意，我就什么都没说。
　　我们穿过大楼的登机门走到飞机跟前，不过暂时没有登机。科里一直等着那辆满载行李的车子开出机场大楼，看见他的那个巨大的由铜条加固的箱子放在行李车的最上面，再目送搬运工人把它放进飞机的腹部之后，才和我一起上了飞机。
　　飞往香港的四个多小时里，科里都很紧张，在玩赌博游戏中我又赢了他4000美元，其间我还问了他一些问题。
　　“你原来告诉我明天才离开日本的。”
　　“是的，那是我的估计，但是文郎比我预计的还要快就把钱都准备好了。”
　　我心里明白的他的鬼点子绝对不是如此简单，我转了个话题说：“我很喜欢和艺妓的聚会。”
　　科里假装在研究他的牌，可是我看得出来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游戏上，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像中学生玩的把戏，艺妓的招数一点都不好玩，我情愿要我的维加斯。”
　　“那倒不一定，”我说，“我觉得游戏挺有意思，但是我得承认那以后所受到的服务更好玩。”
　　科里忘了手中的牌，问我：“什么服务？”
　　我对他说了楼房里少女的举动，科里大笑道：“那一定是文郎安排的好戏，你这幸运的杂种，当晚我却几乎跑断了腿。”他停顿了片刻，又不无促狭地说：“这样看来，你的自我防线最终还是垮掉了！我敢打赌，自从你在洛杉矶勾搭上那个女人之后，这还是首次对她不忠。”
　　“是的，”我说，“但在远隔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干这种事就不算什么了。”
　　在香港着陆后，科里对我说：“你去小行李提取处等候箱子，我呆在机旁等候他们卸货，然后我跟随行李车走，这样就什么样的毛贼都无从下手了。”
　　我快步穿过大楼走到行李提取处，机场大楼里人山人海，人的样子和日本的不很相同，但毕竟仍然是东方人的脸庞。行李传送带开始运行了，我密切注视着加了铜条的皮箱是否出现。过了十分钟，真不明白为什么仍不见科里的人影，我朝四周望望，幸好没见任何戴口罩的家伙，也没见任何形迹可疑的人。
　　这时候，加了铜条的皮箱从传送带上掉下来了，我赶紧把它提了起来，它仍然那么重。我仔细检查看是否有被人用小刀撬开过的痕迹，无意中发现了有一个小小的方块状的名字标签牌挂在提手上，上面写着我约翰·墨林的名字，名字的下面还注明了我的家庭地址和护照号码。此时我才终于明白科里为什么要我到日本了——如果这次有人得坐牢，那就非我莫属。
　　我坐在箱子上等了大约三分钟，科里总算出现了，他看见我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说：“太好了，我已经叫好了出租车，我们现在就去银行。”说着他毫不费力地拿起那只箱子，走出了大楼。
　　出租车沿着挤满行人的弯弯曲曲的街巷穿行，我什么话也没说。我欠了科里的一个大人情，现在我还清了欠他的人情债。我只是对他这样欺骗我，要我冒这么大的险感到痛心，我知道这样一来郭鲁尼伏特会为他感到自豪的。出于同样的传统，我决定不向科里点破我已经知道内幕，他也一定早就做好了我会发现秘密的准备，戳穿时也不过是听他再胡诌一个早就编好了的故事而已。
　　出租车在大街上的一栋不太起眼的大楼前面停下来，大楼的窗户上挂着一面金字招牌：“二叶国际银行”，大门口的两旁各有一名手持冲锋枪的穿制服的男子把守着。
　　“香港是座不很太平的城市。”科里解释着，一边对警卫点点头，就亲自把箱子提进了银行。
　　科里穿过大厅，在一扇门前敲了敲，之后就和我走了进去。里面一位身材矮小的留着小胡子的欧亚混血人对科里微笑着，和他握了握手，科里把我介绍给他。他的名字听起来很长，很怪。欧亚混血人把我们让进一个大房间，里面摆了张长长的会议桌，科里把箱子放在桌上，一面打开箱子。我必须承认这种景象十分吸引人——它装满了崭新的，灰蓝色的纸上印着黑字的日本货币。
　　那欧亚混血人抓起电话，我猜他是用中文大声发布命令。几分钟后，15名身穿黑色衣服的银行职员坐在了桌前清点箱子里的钞票，他们点完之后又重复点一遍，整个过程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接着，混血人领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叠纸，他在上面签了名，盖上公章，然后交给科里。科里接过文件，放进口袋，这些文件就是他以前说的那些“小小的”收据。
　　我们终于站在充满阳光的的银行外面的街上了，科里显得无比激动地说：“我们终于成功了，终于可以平安无事地回家了！”
　　我摇摇头说：“你怎么能冒这样的险？用这种方式处理这么多的钱简直发疯。”
　　科里对我微笑着说：“你觉得在维加斯开赌场就不是冒险吗？全是冒险，我从事的职业就是冒险，但是冒这次险，我成功的把握相当大。”
　　我们坐进出租车，科里叫司机开往机场，我诧异地问他：“好家伙，我们飞了大半个地球来到这里，而你竟然不让我在香港吃顿饭？”
　　“我们大意不得，”科里说，“可能仍有人以为钱还在我们手上，我们还是回家才好。”
　　在回美国的长时间飞行中，科里的手气极好，从他欠我的一万美元的赌债中一下子就赢回了7000美元，如果我不停手的话，他可能全部赢回去。“再玩几盘吧，”他说，“让我有机会把赌债扯平，公平一些。”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不，这次旅行中我想在智力上仅仅赢你这一次不算过分吧？”
　　这句话让科里感到纳闷。在剩下的到洛杉矶的旅途，他让我睡觉。在我熟睡期间，他一定仔细地想过和猜出我已看到皮箱上的名字牌了，所以当我陪他等机飞往维加斯时，他对我说：“听我说，你应该相信我，这次旅途如果你有什么不测的话，我和郭鲁尼伏特以及文郎完全可以把你保出来。我很感激你所做的一切，这次旅途如果没有你，我是成不了行的，我没有这个胆量。”
　　我微笑着说：“你欠我3000美元，请把这笔钱存入桑那都金库，我将在纸牌档碰碰运气。”
　　“没问题，”科里说，“你欺骗你的女人并感到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远离她们3000英里吗？这个世界太小了，用同一方法是不能骗上两次的。”
　　在他登机之前我们都又笑又握手的，他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只是从今以后我不能再太相信他了。我从认识他之时就知道他是一个怎样工于心计的人但还接受了他的友谊，当他原形毕露时我又怎么能生他的气呢？
　　我穿过西方航空公司在洛杉矶的机场大楼时，在电话亭前站住。我得给詹娜丽打个电话，通知她我又到洛杉矶来了。我曾想把到过日本的事告诉她，后来又打消了这一念头，我也该遵循一下郭鲁尼伏特的模式行事。这时我突然记起了另一件事：我没有在东京给维丽和孩子们买任何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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