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周，多兰打电话叫我到加利福尼亚去开更多的会，他还对我说他已把埃迪·兰舍卖给了三重文化。于是我又去了洛杉矶，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来参加会议，并和詹娜丽幽会。我现在有些不安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依恋加利福尼亚了。
　　有天晚上，詹娜丽对我说：“你总是称赞你的哥哥阿迪是个大好人，凭什么说他是个大好人？”
　　“哦，我认为他对我来说既当爹又当哥。”
　　看得出她对我们两兄弟在孤儿院长大这件事很着迷，刺激了她的戏剧兴趣，也看得出她在脑海里编织着电影和童话的故事，一个有关两个漂亮的男孩子的故事，简直就像迪斯尼乐园那么吸引人。
　　“这样看来，你真的还想听一个有关孤儿的故事咯？你是想听令人高兴的故事呢，还是要听真实的故事？你是想听谎言呢，还是要听真话？”我逗她。
　　詹娜丽假装在考虑，过了一会儿才说：“先给我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如果我不喜欢，再给我讲假的故事。”
　　于是我就给她讲了所有到过孤儿院的客人都想收养阿迪而都不肯收养我的故事。我这次给她讲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头的。
　　詹娜丽挖苦地说：“你这个小可怜虫！”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尽管脸上带着嘲弄的笑容，还是把手放在我的身上表示同情。
　　那年我七岁，阿迪八岁。在一个星期天，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也就是穿上了所谓的领养制服：淡蓝色的上衣，里面是件浆烫过的白衬衣，配上深蓝色的领带，白色的法兰绒长裤，脚上穿的是白鞋。工作人员把我们擦洗得非常干净，头发也梳理的服服帖帖。我俩被带到女院长的会客厅，只见一对夫妇已经等在那里，准备挑选我们了。接下来的程序和所有领养前的模式一样：工作人员给大家做了介绍，使之互相认识，握手。我们在他们面前尽量表现出最好的态度和举止，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加深了解，然后我们在孤儿院的操场里散步，走过大花园，足球场和教学大楼。我很清楚地记得的一件事就是那位妇女很美丽，甚至连七岁的我都爱上了她，很明显她丈夫也很爱她，但是他对领养孩子的事似乎并不太热心。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那位妇女非常喜欢阿迪，却一点儿都不喜欢我。这方面我不能怪她，甚至在八岁的年龄，阿迪看起来也已具有成年男子的英俊，脸上的线条棱角分明。尽管人们对我说我们长得很像，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亲兄弟，我也知道自己的形象远远不如阿迪，就好像他是给第一模板印出来的，因而形象清晰，而我作为第二模板印出来时，就粘了一些模具上的蜡泥，结果嘴唇厚一些，鼻子也大一些。阿迪有女孩子的秀气，而我的面部及身体的骨架都要粗壮得多。我印象最深的是长到这么大了，一直到那天我才开始嫉妒他。
　　那天晚上，人们告诉我们那对夫妇下个星期天会再到孤儿院来，尔后决定到底是领养我们两兄弟呢还是只领养其中一个。人们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如何富有，以及他们如果能领养一个也是很重要和荣幸的事。
　　我记得院长和我们谈心，是成年人教育儿童如何做人的那种谈心。她开导我们要以慈悲为怀，要防止罪恶的情感，要抛弃那些嫉妒、尖酸、刻薄之类的丑行等等。其实这些美德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要儿童也做到似乎奢望太高也为时太早。作为孩子，我们只能默默地聆听她的教诲，虽然并不真正理解她这些话的含义，还是不停地点头称是。我当时尽管只有七岁，也已经明白即将发生什么事了，那就是我的哥哥下星期天就要到那个富有而又美丽的太太家里去，而我则要一个人留在孤儿院！
　　即使在孩提时代，阿迪也一点不爱虚荣，而我却不是。在和那对夫妇见面以后的一周内，我们有生以未第一次疏远了，我在那整整一周里都憎恨他。星期一下课后，我们玩橄榄球，我没有选他参加我的队——由于运动是我的强项，我们在孤儿院的16年里，我都是我这个年龄组里最棒的运动员，因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领袖，所以我总是做队长，可以随心所欲挑选自己的队员。平时我总是第一个就挑阿迪到我的队里来，但是那个星期一却是16年的漫长岁月中，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挑选他到我的队里来。我们玩球时，看见他拿到球，虽然他是我哥哥，我还是用力去撞他。30年后的今天，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他那天脸上惊恐和痛心的样子。吃晚饭时，我不肯坐在他的旁边，晚上我在宿舍里也不和他说话。在那一周里的某一天，我记得当橄榄球赛后他离开球场时，我正好手里拿着球，就冷不防扔出一个漂亮的20码远的螺旋球，击中了他后脑勺，他一下子就跌倒在地上。我扔球时也不相信会打中他，对于一个七岁的男孩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技巧，即使现在我也弄不清为什么当一个人心怀恶意时会产生这么大的力量，而且让我的手臂扔得那么准。我记得阿迪爬起来默默地离开球场时我对他大叫道：“嗨，我不是故意的！”但他只是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
　　他从来不报复，这就更让我感到气愤。不管我如何刺激他，侮辱他，他都只是疑惑地望着我，其实无论是恶意惹事的我还是无辜受辱的他，当时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挖空心思，终于又想起有一件事能够伤害他：阿迪从小就学会存钱，我们在孤儿院附近干些零活，挣点零花钱，阿迪总是把这些硬币存在一个玻璃罐中，藏在他的衣柜里。那个星期五，我牺牲了玩橄榄球的时间，偷了他的钱罐，跑到树林里，埋在地底下。我没有数到底有多少钱，只看见铜板和银币塞了满满一罐，都几乎顶到盖子的边缘了。阿迪一时没察觉罐子不见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开始躲着我。
　　第三天是星期天，我们要穿上领养时穿的那套衣服去向院长报到。这一天的早晨，我起床后不吃早餐就跑到孤儿院后面的树林里躲藏起来。我知道那天会出现什么情况，知道阿迪穿戴整齐后，就会被我喜欢的那个女人带走，我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唯一安慰的是至少我拥有了他的钱！我在树林最浓密之处躺下来胡思乱想，接着就睡着了，睡了整整一天，到我醒来时天几乎黑了。我回到孤儿院，马上被带到院长的办公室，她用木尺打我的腿，足足打了20下，可我满不在乎。
　　我回到宿舍，居然发现阿迪正坐在床上等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没有被带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我的眼里立刻充满了泪水。阿迪在我的脸上打了一拳，问我：“我的钱在哪里？”然后他扑到我的身上，打我，踢我，一面尖叫着要我还回他的钱。开始时我试图自卫而又不伤害他，最终还是把他举了起来扔了出去。接下来我们就坐在那里对望着。
　　“我没有拿你的钱。”我说。
　　“是你偷的，”阿迪说，“我知道是你偷的！”
　　“我没偷，”我嘴硬地坚持说，“我没拿！”
　　我们又对望着，那个晚上相互之间再也没说一句话。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又和好了，一切都恢复了常态。阿迪也没再追问钱罐的事，我也没告诉他把钱罐埋在了哪里。
　　过了好多年以后，阿迪才告诉我那个星期天所发生的事。原来那天早上他发现我逃跑后，就拒绝穿那套有人来领养时才穿的衣服，他尖声叫骂着，还企图打院长，结果为此而挨了揍。当那对年轻的夫妇来领养他并坚持要见他时，他对那个妇女吐唾沫，还用一个八岁小孩所能懂得的一切脏话来臭骂她，场面极为不雅，院长又把他痛打了一顿。
　　我讲完这个故事后，詹娜丽从床上爬起来，去给她自己倒了一杯酒，回到床上后，靠在我身上说：“我要见见你的哥哥阿迪。”
　　“你永远别想见到他，”我说，“我带回家去的每个少女都会爱上他，我和妻子结婚的最大理由就是她是唯一没有爱上他的少女。”
　　詹娜丽问：“你有没有找回那个钱罐？”
　　“没有，”我告诉她，“我从来就没想过再去找回它。我想就让它留在那里，让某个追随我的小孩找到它，使它成为他的魔法，反正我已不再需要它了。”
　　詹娜丽一边喝酒，一边带着醋意（她对我所有的感情都吃醋）追问：“你爱你的哥哥，对吗？”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不会用“爱”这个字眼来表明我对哥哥或其他任何男人的感情，另外，詹娜丽滥用了这个字眼，于是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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