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卢因为和情妇的关系出现裂纹内心异常痛苦。不过，这样说未免太简单，会使人曲解这种痛苦。他一个人呆着时，别的什么也不想，只想他的情妇。想到她看见他精力充沛而对他充满了敬意，想到她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他的，他起初感到的忧愁也就在不可挽回的局面前消散了，那时的滋味是那样甘美，那样令人愉快，因此关系破裂一经明确，也会象和解一样使他陶醉。过些时候他再感到的痛苦便是继发性的痛苦症状了：当他想到她可能很想同他接近，可能在等他的一句话，而此间，为了报复，她可能会在某个晚上某个地方做某件事，他只要给她打个电报说他要去找她，她可能就不会干这件事了；想到别人也许会乘机而入，过几天再去找她会太晚，因为她可能被别人占有；想到这些，痛苦的波涛又会在他胸中翻腾。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无所知。他的情妇保持沉默，这使他的痛苦最后达到了失控的程度，他甚至怀疑她可能藏在东锡埃尔或者去了印度。
　　有人说沉默是一种力量；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沉默被心爱的人利用，会发出一种可怕的力量。它会增加等待一方的相思。世界上最没有比分离更能使两个情人朝思暮想的了！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跨越的障碍呢？也有人说沉默是一种酷刑，会使身陷囹圄、被迫受刑的人发疯。可是，忍受心上人的沉默又是怎样的酷刑啊！这比保持沉默还要难以忍受！罗贝心里嘀咕：“她干什么去了？怎么会杳无音信？她会不会欺骗我，同别人搞上了？”他还想：“我究竟哪里得罪她了，她居然这样一点消息都不给我？她可能恨我了，永远恨我了。”于是他拼命自责。沉默果然把他逼疯了，一是由于嫉妒，二是由于内疚。而且，这种沉默本身就是座监狱，甚至比监狱还要残酷。这个隔在两人之间的空无一物、但被遗弃者的视线不能穿透的空气隔板，是一堵非物质的、但又是难以逾越的围墙。还有比沉默发出的光更可怕的吗？它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个失踪的女人，每一个都表现出对爱情的不忠诚。有时候，罗贝会突然心情舒缓，以为沉默即将打破，日夜盼望的信就要飞来。他看见它朝他飞来了，他留心着每一个声音，他的渴望仿佛得到了满足，他喃喃自语：“信！信！”他象这样隐约看见了一块想象中的温情的绿洲后，又回到了无穷无尽的沉默这块真实的沙漠中，焦急地等待着。
　　他一无遗漏地想象着绝交后的各种痛苦，但在别的时候，他却认为可以避免这样的结局，就象那些不切实际地想要移居国外因而把所有的事务了结一清的人那样，不知道明天该想些什么，心中烦躁不安，他们的思想已经脱离了他们的躯体，就象病人身上摘下的心脏，离开病人的躯体还在继续扑扑地跳动。不管怎么说，他情妇会回到他身旁的希望，给了他坚持绝交的勇气，正如坚信打仗能活着回来可以帮助人去迎击死神。因为在人类种的植物中，唯有习惯这种植物最不需要肥沃的土壤，能第一个出现在表面看来最荒芜的岩石上，因为如果提前设想同情妇断绝关系，也许最后事到临人也就完全习惯了。但是绝不绝交还不能肯定，这使他仍处在一种和恋爱相似的状态中，心里牵挂着这个女人。可他强迫自己不给她写信（也许他认为失去情妇的日子固然难熬，但同她凑凑合合地生活在一起更不好受，或者认为他们是吵架后分手的，必须等她来道歉，这样他觉得即使不能维持她对他的爱情，至少也可以坚持她对他的尊敬），而只到电话局去打电话（东锡埃尔刚开电话业务不久），向他安插在他女友身旁的一个贴身女仆打听消息或下达指示。这种电话联系非常复杂，占据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情妇不久前已搬到凡尔赛附近的一座小别墅去了。她租下这座房子是因为和她要好的文人学士不断地向她宣传首都丑恶论，但更是为了她的动物，为了她的狗、猴子、金丝雀和鹦鹉，她的巴黎房东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动物无休无止的噪声了。可是圣卢在东锡埃尔却是夜不成眠。有一次他到我那里，实在累得不行，就打了一会儿瞌睡。突然他又讲话了，他想跑，他想阻止一件事发生，大声喊着：“我听见她的声音，您不要……您不要……”他醒了。他对我说，刚才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乡下，在上士家里。上士竭力阻拦他到屋子的一个角落去。圣卢猜到他家里藏着一个非常有钱又非常坏的中尉，他知道这中尉对他女友垂涎三尺。突然，他在梦中清楚地听见他情妇在性欲高潮时习惯发出的间断而规则的呻吟。他强迫上士带他到房里去。上士拦住不让他进去，被这冒失的行为气得满脸愤怒。罗贝说，此情此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我这梦太愚蠢了！”他又说了一句，仍然喘不过气来。
　　但我后来确实看到有几次他想打电话给他的情妇，要求同她言归于好。我父亲不久前倒是装了个电话，但我不知道这对圣卢是否一定有用。况且，我觉得让我的父母——即使仅仅通过装在家里的电话——充当圣卢和他情妇的中间人是不妥当的，不管他情妇的情感多么高尚，多么纯洁。圣卢的恶梦慢慢从他头脑中消失了。在这严酷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来找我，魂不守舍，两眼发呆。这些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在我看来好象一排弯弯曲曲、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铁栏杆，罗贝待在栏杆后面，寻思他女友会作出怎样的决定。
　　她终于来信请求他谅解了。他刚意识到绝交已经避免，马上又看到了和解带来的种种不利。然而，他心里舒展多了，他几乎情愿接受新的痛苦。他知道一旦言归于好，不消几个月就会有新的痛苦来折磨他。他没怎么犹豫。或者说，就是因为他终于确信能够重新得到他的情妇他才犹豫的；既然能和好，那就和好吧。不过，她要求圣卢元旦不要回巴黎，好让她恢复平静。而他到了巴黎是绝对忍不住不去看她的。此外，她同意和他一起去旅行，可是要去旅行就必须有真正的假期，而德·鲍罗季诺上尉却不准假。
　　“这使我感到不安，因为去拜访我舅妈的事得往后拖了。
　　复活节①我一定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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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复活节日期无定，一般在3月22日到4月25日之间。
　　“到那时我就不可能去拜访德·盖尔芒特夫人了，因为我要到巴尔贝克去。不能就不能吧，这无所谓。”
　　“列巴尔贝克去？可您从来都是八月份去的呀！”
　　“对，可是今年我身体不好，人家老早就会把我送去的。”
　　他怕我听了他的叙述后，会对他情妇产生不好的印象，于是又说：“她表现得粗暴仅仅是因为她太直率，感情太专。其实她心灵高尚得很。你想象不出她的感情多么细腻，多么富有诗意。每年她都要到比利时的布鲁日去过死人节。这‘很好’是不是？以后如果你能认识她，你会看到她多么高尚……”他的讲话充溢着这个女人周围的文人学士使用的词藻：“她真是灿烂辉煌，甚至有点神圣，你懂吧，她几乎是个神甫般的诗人。”
　　在吃晚餐的时候，我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借口，能让圣卢请求他的舅妈不等他来巴黎就先接见我。这个借口我终于找到了：我和圣卢在巴尔贝克时结识了大画家埃尔斯蒂尔，我想再看看他的画作。借口固然是借口，但也有几分真实。从前我去拜访埃尔斯蒂尔，是想让他的画引导我去理解和热爱比画更美的现实：比如说名副其实的冰雪消融的景致，外省一个真实广场，海滩上栩栩如生的妇女（最多也就是让他给我描绘象山楂树丛生的小径那样无法深入欣赏的现实，不是要他为我保存而是要他帮我发现现实的美）；然而现在恰恰相反，是这些画的独特风格和诱惑力激起了我的欲望，尤其是我想欣赏埃尔斯蒂尔的其他几幅画。
　　况且，在我看来，就是他的最不成功的作品，与那些比他伟大的画家的杰作相比，也是独辟蹊径，不落窠臼。他的作品宛若一个封闭的王国，有着不可逾越的边界和独一无二的内容。难得有杂志刊登研究埃尔斯蒂尔的文章，凡有这样的杂志，我都如饥似渴地把它们收集起来。从那些文章中我了解到他画风景画和静物画的时间不长，他是从神话题材开始他的绘画生涯的（我在他的画室里有幸见过两幅神话题材画的照片），后来很长时间一直受日本艺术的影响。
　　他的画有各种风格，其中最具特色的几幅流散在外省。在莱桑德斯的一间农舍里，珍藏着他最美的一幅风景画。这幅画就象磨石上镶嵌有辉煌的彩绘玻璃的夏尔特尔的一个小村庄，在我看来异常珍贵，它会激起我想去旅行的强烈愿望。收藏者可能花了几千法郎才买下这幅杰作，他如同星相学家，深居简出，躲在大路旁他的陋舍里，向世界的一面镜子——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感到一种使那些在某个重要问题上看法一致的人心灵沟通、意趣相投的情感把我和这个人连结在一起了。但在我收藏的杂志中有一本提到，我心爱的画家有三幅重要的作品可能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里。因此，在圣卢告诉我他女友将去布鲁日那天晚上，在饭桌上，当着他朋友的面，我可以真诚地，出其不意地问他：
　　“听我说，可以吗？还是我们谈过的那个夫人，这是最后一次谈她了。你还记得埃尔斯蒂尔吧，我在巴尔贝克认识的那个画家？”
　　“怎么啦？当然记得。”
　　“你还记得我很佩服他吗？”
　　“记得，还有我们托人捎给他的那封信。”
　　“嗯，这是我想结识前面谈到的那个夫人（你肯定知道是谁吧？）的理由之一，不是最重要的理由，一个次要的理由。”
　　“是啊！怎么那么多插入语！”
　　“因为她府上珍藏着埃尔斯蒂尔的画，至少有一幅很美的画。”
　　“啊！我怎么不知道？”
　　“复活节埃尔斯蒂尔一定会在巴尔贝克的，您知道他现在几乎一年到头都在那里。我很想在动身去那里之前看一看这幅画。我不知道您和您的舅妈关系好不好，您能不能求求她——您可以在她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设法让她不拒绝我的请求——让我一个人——因为您不可能在那里——去看这幅画？”
　　“哪还用问？我担保她会答应的，这事包在我身上。”
　　“罗贝，我多么喜欢您啊！”
　　“喜欢很好，要是用‘你’称呼我就更好了，这是您答应过的，而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我希望您不至于打算离开这里吧，”罗贝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您知道，即使圣卢去休假也没有什么关系，有我们在嘛。这对您也许少了些乐趣，但是我们会想方设法让您忘记他不在您身边的。”
　　果然，就在大家都认为罗贝的女友只好一个人去布鲁日的时候，听说德·鲍罗季诺上尉改变了主意，批准圣卢士官到布鲁日去度假，而且给的假期很长。事情是这样的。鲍罗季诺亲王的一头浓发是他的骄傲，他是城里最有名的理发师的老主顾。这位理发师从前曾给拿破仑三世的理发师当过伙计。德·鲍罗季诺上尉同他关系很好，因为尽管他老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但对小市民倒也随和。但是，亲王在理发师那里至少有五年的欠帐没有偿清，葡萄牙牌香水、君王牌香水、烫发钳、剃刀、磨剃刀的皮带和香波或发式，使亲王的欠账越来越多，自然理发师就更看重当场付钱，而且还有车马的圣卢了。热心的理发师了解到圣卢因为不能和他的情妇一起去布鲁日而闷闷不乐，便乘给亲王刮胡须之机同他讲了这件事。亲王被一件白大褂裹住了手脚，头仰着，动也不敢动，怕被剃刀割了喉咙。理发师叙述的一个年轻人的风流韵事博得了上尉亲王的微笑——波拿巴式的宽容的微笑。他当然不大可能想到他的欠账，但是，理发师说的话可以使一个公爵发脾气，也可以使他发善心。反正他下巴额上的肥皂还没有擦净，他就批准假了，而且让圣卢当晚就动身。至于理发师，他平时是个吹牛大王，要吹牛就得会撒谎，用离奇的谎言往自己脸上贴金，可这一次却例外，他帮了圣卢的大忙，不仅闭口不提自己的功劳，而且以后再也没对罗贝提这件事，好象虚荣心就要撒谎，既然不需要撒谎了，虚荣心也就变成了谦虚。
　　罗贝的朋友们都对我说，不管我在东锡埃尔呆多久，也不管我什么时候再来，如果罗贝不在，他们的马车、住房和业余时间都可归我支配，我感到这些年轻人一心想用他们的奢侈品和青春活力来帮助我克服我的弱点。
　　“再说，”圣卢的朋友们在恳求我留下后又说，“您为什么不每年都来呢？您不是也感到这里可爱的生活使您很快乐吗？
　　您甚至就象一个老兵，对团里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
　　他们把我称作老兵，是因为看到我仍然兴趣勃勃地要求他们根据自己的看法，把我知道名字的军官按照他们的德才分一分类，就象从前读中学时，我让同学给法兰西剧院的演员排一排队一样。如果圣卢的朋友在谈到一个我从来都是听人最先提到的将军（如加利费或内格里埃什么的）时说：“内格里埃呀，是最平庸的将军了”，继而抛出一个完美无缺、饶有趣味的新名字，如博将军或谢斯兰·德·勃艮第将军，我会感到又惊又喜，就和从前看到迪龙或法布夫尔的名字大势已去，被一个闻所未闻但突然变得赫赫有名的阿莫里击退时的心情完全一样。“啊！甚至比内格里埃还要卓绝？在哪方面？请给我举个例子。”我希望他们把团里的军官甚至包括下级军官作一个明确的区分，我想看他们是怎样区分军官的，从而掌握判断军人优劣的标准。在我最感兴趣、最乐意听人谈论的军官中，有一个是鲍罗季诺亲王，因为我见到他的机会最多。可是，尽管圣卢和他的朋友无不公认这个漂亮的军官管理他的骑兵中队成绩斐然，无与伦比，但他们谁都不喜欢他。当然，他们还是把德·鲍罗季诺先生同有些行伍出身并且是共济会会员的军官，那些独善其身，与别人很少交往，保持军士粗野外表的人区别对待，但似乎也不把他归入贵族出身的军官之列。不过，说实在的，即使在对待圣卢的态度上，他也和其他贵族军官大不一样。那些贵族出身的军官知道罗贝还是个小小的士官，如果邀请他吃饭，他有权有势的家庭会感到高兴（要不是因为这点，他家才不会瞧得起他们呢），因此，当一个对年轻的中士可能有用的大人物到他们家作客时，他们会不失时机地邀请圣卢去赴宴。只有德·鲍罗季诺上尉例外。他和罗贝仅仅保持工作关系，而且关系很不错。亲王的祖父曾被拿破仑皇帝册封为元帅和公爵亲王，续而又同皇室联姻，后来他父亲也娶了拿破仑三世的一个表妹，政变①后两次出任部长，但他仍然感到圣卢和盖尔芒特社交圈瞧不起他。既然和圣卢他们不志同道合，反过来他也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他也知道，尽管他同霍思措勒皇族②有亲戚关系，但在圣卢眼里他不是真正的贵族，而是庄园主的孙子；反过来他认为圣卢也没什么了不起，他父亲的伯爵领地是拿破仑皇帝给确认的（圣日耳曼区的人称之为重新册封的伯爵），向皇帝要了个省长的官位，后来又申请了另一个职位，但比起当国务部长的鲍罗季诺亲王殿下低一大截，得听从他的指挥，给他写信时称他为“阁下”。这个鲍罗季诺亲王还是皇帝的外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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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12月发动的军事改变。此后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实行独裁，1852年12月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②德国古老的皇族。
　　可能比外甥还要近。据说，第一位鲍罗季诺公主曾随拿破仑一世流放厄尔巴岛，因而很受皇帝喜爱，第二位公主深得拿破仑三世的欢心。在上尉那张安详的脸上即使找不出拿破仑一世自然的脸部特征，至少也能发现同样矫揉造作的威严；而他那忧郁而和善的眼神，长长的小胡子更能使人想到拿破仑三世。他和拿破仑三世是那样惊人的相似，以致发生了一件趣事：色当①战役后，他要求和拿破仑三世关在同一个监狱里，他被带到俾斯麦②跟前，普鲁士首相开始一口拒绝，就象拒绝所有人的要求一样，但他偶尔抬头看了看这个正准备离开的青年，突然发现他和拿破仑三世十分相象，不由得惊呆了，于是改变主意，喊他回来，同意了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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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国东北边境马斯河畔的城镇。1870年9月，法军在此被普鲁士军打败，拿破仑三世举白旗投降，后被囚禁监狱。
　　②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0—1890）。任首相时，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
　　鲍罗季诺亲王不肯主动接近圣卢和团里另外几名圣日耳曼社交圈的人（然而，他却经常邀请两个讨人喜欢的平民出身的中尉），是因为他以皇帝自居，对他的下级一概不放在眼里，把他们区分成两类。对于有自知之明的下级，他乐意同他们接近，因为他表面上虽然威严，其实脾气随和而开朗，而对于另外一些自以为比别人高贵的下级，他便很少同他们交往，他不能容忍他们以高贵自恃。因此，尽管团里所有的军官都对圣卢殷勤、热情，而鲍罗季诺亲王因受某元帅关照，在工作中对圣卢倒也客气（再说圣卢在这方面确实无可挑剔），但他从不把他请到家里。只有一次例外，出于无奈他邀请了圣卢，凑巧我又在东锡埃尔逗留，他要他把我也带去。那天晚上，我看着餐桌上的圣卢和上尉，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他们各自的举止风度和优雅的仪表中分辨出了两种贵族——旧贵族和帝国新贵族——之间的差异。旧贵族至少有一个世纪不行使真正的权力了，他们不再把待人接物的礼貌——这是教育给予他们的起保护作用的外衣——看作一回事，而只看作和骑马、击剑一样，没有认真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消遣，他们瞧不起平民，不愿对他们热情，免得他们得意，也不愿和他们不拘礼节，免得他们感到光荣；圣卢出身在旧贵族，他的血液里溶进了旧贵族的缺点，尽管他竭尽全部智慧，也没有能把它们清除干净，如果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平民，他甚至没有听说过他的姓名，也会亲切地同他握手，和他聊天（翘着二郎腿，双腿频频交替，头向后仰着，手握着脚，一副落拓不羁、不拘小节的姿态），把他们称为“亲爱的”。相反，新贵族的各种爵位现在仍然没有失去意义，爵位的继承人仍然原封不动地享受着他们父辈因功受封的巨大财产，这世袭的财产使人想起他们所居的高位，所指挥的众多人员，所结识的各式各样的高级人物；鲍罗季诺亲王出身于新贵族，他把他的门第看作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特权，即使在思想上没有明确的意识，但至少在身体上通过他的举止和仪表也有明显的流露。圣卢对平民可能会拍拍他们的肩膀，挽起他们的胳膊，而鲍罗季诺亲王却会亲切而不失身份地同他们交谈，语气既和蔼可亲又带有一种装腔作势的高傲，充满威严的持重削弱了他那自然的微笑中蕴涵的淳厚。当然，这是因为他离大使馆和宫廷比圣卢更近，他父亲曾在那里充任最高职务，而圣卢那种胳膊肘撑在桌子上，脚握在手中的不拘小节的姿态在宫廷里肯定不会受到欢迎；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象圣卢那样瞧不起平民，因为平民是新贵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宝库，第一个皇帝从中汲取了他的元帅和贵族，第二个皇帝在里面又找到了富尔德①和鲁埃②。
　　德·鲍罗委诺先生作为皇帝的子孙，除了指挥一个骑兵中队便不再有其他事情可做，没有努力的目标，当然他父亲或祖父念念不忘的东西不可能全部封存在他的头脑中。但是，正如一个艺术家雕刻一座塑像，完工多年了，他的思想仍继续在造型，与此相仿，鲍罗季诺亲王父辈念念不忘的东西已成为他躯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身上有了具体的体现，他的脸部表情恰恰反映了这些忧虑。当他斥责一个下士时，他那冲动的声音使人想起第一个皇帝；当他吐出一口烟时，他那沉思而忧郁的神情又使人想起第二个皇帝。当他穿着便衣经过东锡埃尔的街头时，从圆顶硬毡帽下的眼睛中射出来的光芒，使这个上尉的周围闪烁着一个隐姓埋名的君王的光辉，当他带着军士和粮秣住宿先行官踏进上士的办公室，上士会吓得双腿颤抖，因为这两个随从俨然象贝基埃③和马塞纳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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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富尔德（1800—1867），曾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当过财政部长，参议员，国务部长，主张经济自由发展。
　　②鲁埃（1814—1884），法国政治家，当过司法部长，商、农和公共交通事业部长以及国务部长。
　　③贝基埃（1753—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最亲密的合作者。
　　④马塞纳（1756—1817），法国元帅，在意大利战争中功绩卓著，被拿破仑誉为“胜利女神宠爱的孩子”。
　　当他为他的中队选军裤布料时，他盯住下士服装师的目光足以挫败塔列朗①，迷惑亚历山大②。有时候，他正在检查内务，忽然会停下来，让那双奇妙的蓝眼睛露出沉思，好象在谋划建立一个新普鲁士和新意大利。可是他马上又会从拿破仑三世变回到拿破仑一世，指出士兵背包擦得不亮，或是尝一尝他们的伙食。在他的私生活中，如果他在家宴请平民军官（当然他们不是共济会会员）的妻子，他不仅要摆上一套只有大使才有资格享用的塞夫勒产的天蓝色瓷餐具（是拿破仑馈赠他父亲的礼品。这套餐具如果摆在马伊河畔他那幢乡间别墅里，人们会感到更加珍贵，正如旅游者来到一个古老城堡改装成的兴旺热闹的庄园，看见粗陋的衣柜里放着一些稀世瓷器，一定会倍加赞美），而且还要摆出皇帝其他的馈赠物：他那高贵而迷人的仪表（如果相信有些人的说法，一个人的出身不应该使他终生受到最不公正的排挤，那么，上尉这堂堂的仪表在某一外交职位上，定能使人赞叹不绝），他那亲热的手势，和蔼的神态，优雅的风度，以及那神秘而炯炯有神的目光——这是皇帝遗传给后世的珍品，在那天蓝色的珐琅般晶莹的双眸中保存了光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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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塔列朗（1754—1838），历任督政府、执政府、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他以权变多诈闻名，为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亚历山大（1777—1825），指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关于亲王在东锡埃尔与平民的关系，有必要谈谈下面一件事。中校钢琴弹得很出色，军医的妻子歌唱得很美妙，就好象在音乐戏剧学院得过一等奖似的。军医夫妇和中校夫妇每周都在德·鲍罗季诺先生府上进一次晚餐。这当然使他们很得意，因为他们知道，亲王到巴黎度假，总在德·布达莱斯夫人、缪拉以及其他有地位人的府上吃晚饭。但他们对自己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上尉，我们到他府上来他感到特别高兴，再说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后来，德·鲍罗季诺先生调到博韦任职（这是他长期活动的结果，他想离巴黎近一些），搬家的时候竟把这两对音乐家夫妇忘得一干二净，就象忘了东锡埃尔的剧院和他经常订购午饭的小饭店一样。尤其使中校和军医气愤的是，尽管他们是亲王餐桌上的常客，竟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讯。
　　一天上午，圣卢向我承认他给我外祖母写了封信，给她谈了我的情况，并且建议她和我通一次话，因为东锡埃尔和巴黎之间已经开办电话业务了。总之。我外祖母当天要给我打电话，他叮嘱我四点差一刻到邮局去。在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普遍。然而习惯只要用很少一点时间就能使我们初次接触的神圣力量失去神秘性，我看到电话没有马上接通，就感到等的时间太久，使用太不方便。我差点想抱怨了。那时候我的心情和现在所有人的心情一样，嫌那突然会出现的、令人赞叹的奇境出现得太慢。其实我们想通话的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虽然看不见，但确实在我们身边。他呆在他居住的城市里（对我外祖母来说是巴黎），坐在他的餐桌旁，他那里的天空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天气也可能不同，他的情况和思想我们全然不知，但他马上就会把这些都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心血来潮，要他出现的时候，他（他和他周围的气氛）突然被带到了几百里外的地方，带到了我们的耳边。我们仿佛成了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女巫婆根据我们的意愿，让我们的外祖母或未婚妻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又非常遥远，在他们真正生活的地方，在看书，在掉泪，在摘花，那样清晰，那样逼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要使奇迹出现，只消把嘴唇凑近神奇的小金属板，呼叫——有时要等很久，但我乐意——值班女神，每天我们都听到她们的声音，但从来没看到过她们的脸孔，她们是我们的守护天神，小心翼翼地监视着令人头晕目眩的黑暗大门；我们呼叫万能的女神，她们让远离我们的亲人出现在我们身边，却不让我们看见他们；我们呼叫看不见的达那伊得斯①，她们日夜不停，把声音的箱子倒空，注满和传递；我们呼叫爱奚落人的复仇女神，当我们给女友讲知心话不希望被人听见时，她们会恶狠狠地喊着说：“我听着呢！”这些电话女郎是神秘莫测、容易生气的女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疑心重重的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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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希腊神话中埃及王达那俄斯的女儿，共50人，除一人外，其余49人奉父命在新婚之夜杀死丈夫，后来又遭杀害，死后被罚永远在地狱中往一个无底的水槽里注水。
　　我们的呼叫声刚刚响起，在这到处都是幽灵，只有我们耳朵在凝神聆听的黑暗中，一个轻微的声音——一个抽象的声音——消灭了距离的声音——我们心上人的声音就同我们讲起话来。
　　是她，是她的声音在回我们说话。这声音近在身边！然而又那么遥远！多少回我听着听着就忧从中来，好象我们即使走很远很远的路，也不可能见到这个声音萦绕在我们耳畔的人；我们感到在这令人心驰意荡的唇耳接触中，在这似乎伸手就能拥抱我们心上人的时刻，实际上离她们有千里之遥，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这个真实的声音似乎离我们很近，其实却离得很远！它还可能预示着永久的分离！常有这种情况，我听得见声音，却看不见远方跟我讲话的人，就会感到那是从万丈深渊里发出来的绝望的呼叫，一股惆怅忧虑之情就会涌上我的心头；我还尝过一种忧虑，当一个声音，单独一个声音，离开了一个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的躯体，又一次来到我耳边窃窃私语的时候，我却想顺便从说话人的嘴唇上亲吻这些话，但这两片嘴唇早已化为尘土，这时，忧虑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唉！那天在东锡埃尔，奇迹没有出现。当我到达邮局时，我外祖母已经打来电话了。我走进电话间，线被占了，有人在讲话，显然不知道没有人回答他，因为当我拿起听筒，就听见那段木头象木偶戏中的驼背丑角在尖声尖气地说话。我把它放回原处，它就不响了。可是我再拿起时，它又象驼背丑角喋喋不休地唠叨开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挂上电话，不再去碰它，这段会说话的木头这才停止痉挛，直到最后一秒钟它还在唠叨。我去找邮局职员，他叫我稍等片刻；然后我就讲话了；开始没有声响，可是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以为自己一定熟悉这个声音，其实不然，因为以前，当外祖母同我说话时，我总是边听边看着她脸上的嘴巴和占据着很大一块地方的眼睛，而她的声音，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单独听到。因为这个声音成了一切，我感到它变形了。当它象这样没有脸部线条陪伴，单独来到我身边时，我发现它充满了柔情。它可能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温柔过！可能我外祖母感到我离开了家，怪可怜的，认为完全可以向我抒发她的感情了；而在平时，这位女教育家总是恪守“原则”，克制自己，不让这种感情流露出来。这声音很温柔，但也很忧郁。这忧郁的感觉首先是由温柔引起的，因为它明净纯洁，几乎一尘不染，任何冷酷、自私和同别人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被洗涤一清，人类的声音是很难达到这般纯净的。这声音由于过分体贴而显得脆弱，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化作一串纯净的泪珠而消失。再说，这声音单独出现在我身边，不再戴着脸孔这个假面具，我第一次发现它充满了忧伤，而她一生的忧伤已使声音出现了裂痕。
　　此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孤立地听见了声音才产生这种令人心碎的新感觉的吗？不是的。更确切地说，声音的孤独似乎使我想起人的孤独，我外祖母的孤独（她第一次同我分离）。声音的孤独是人孤独的象征和直接结果。平时，我外祖母一天到晚指挥我做这做那，不准我做这做那，服从的烦恼和抵抗的冲动抵消了我对她的温情，此刻，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将来也不会再现（因为我外祖母不再要我回到她的身边，受她的统治了。她正在对我说，希望我干脆在东锡埃尔呆着不要回去，不行的话，无论如何也得尽可能多呆些时间，这于我身体和写作都有好处）。此外，我在耳边的听筒下感觉到的是我们两人相互的体贴。这种体贴摆脱了平时同它抗衡的相反力量，从此变得不可抗拒，这使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外祖母叫我留下来，这反倒使我渴望、并且使我感到迫切需要回到她身旁。我从没想过她会同意我留下。从此我自由了。但是我骤然感到这自由充满了伤感，就仿佛在我爱着她的时候，她猝然永远离开了我。我喊着：“外婆，外婆。”我真想拥抱她，可是在我身边只有这个幽灵般的声音，和我外祖母死后来探望我的鬼魂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同我说话吧！”可就在这时，声音突然消失，我变得更加孤独。外祖母听不见我说话了，她把电话挂了，我们不再面对面呆着，互相听见对方说话。我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大声呼喊外婆，我感到连对她的呼喊也似乎迷失了方向。我忧心如焚。很久以前，在我孩提时代，一天，我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找不见外祖母时，也曾有过这揪心的忧虑，这感觉与其说是因为找不到外祖母引起的，毋宁说是由于我感到她在找我，感到她心里想着我也在找她；当我们同那些再也不会回答我们的人说话时，也会产生这种揪心的忧虑：我们多么想把过去没有同他们讲的话讲给他们听，多么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无灾无难，无病无痛啊！我感到她已经成了一个心爱的亡灵了，刚才我没能把它留住，它已消失在其它亡灵中。我孤孤单单，站在电话机前，不停地、徒然地呼喊着：“外婆，外婆”，就象俄耳浦斯①孤零零地重复着亡妻的名字一样。我决定离开邮局，回到饭店去找罗贝，告诉他我可能会收到一封催我回去的电报，想打听一下火车的时刻。但是，在下决心离开之前，我本想最后一次求助于黑夜的女儿，传话的使者，看不见脸的女神；可是喜怒无常的值班女神不再愿意——也可能是爱莫能助——为我打开神奇的大门；也许她们根据惯例，也曾不厌其烦地求助于年高德劭的印刷术发明人，叫唤过热爱印象派画的当司机的年轻亲王（后者是德·鲍罗季诺上尉的侄子），但古腾堡②和瓦格拉姆③对她们的恳求置之不理。我知道，不管我怎样请求，看不见的女神都将不为所动，于是我离开了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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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妻子欧律狄克死后，他追到阴间，冥后被他的琴声感动，答应让他把妻子带回人间，但在路上不得回顾。当他快到地面时，回头看了看妻子，结果欧律狄克又回到阴间。
　　②古腾堡（生于1393至1400年间，卒于1468年），德国人，完成了金属活字的铸造和金属活字版印刷的研究，还用压印原理制成木质印刷机械代替手工印刷。这里系指电报局职员。
　　③指年轻的亲王，上尉的侄子。
　　回到罗贝和他朋友身边后，我没有实话告诉他们我的心已经不和他们在一起，也没说我已下决心要离开他们。圣卢似乎信以为真，但我知道他一上来就明白我的犹豫决不是假装的，他明白第二天就找不到我了。他的朋友让他们面前的饭菜凉着，和他一起查阅火车时刻表，弄清楚我可以乘哪一趟车返回巴黎；机车的汽笛声在满天星斗的寒冷的夜空中嘶鸣，可是我此刻心潮翻腾，失去了平衡。在这里，朋友们的友谊和从远处传来的火车长鸣声使我度过了多少个心境恬静的夜晚啊！就是今天晚上，他们还在为我效劳，不过用另一种形式罢了。当我知道不再是我一个人为我动身问题烦恼的时候，当我感到我那些精力充沛的朋友——罗贝的同事——和另一些身强力壮的朋友——火车——都在充分调动积极性为我动身效劳的时候，我就感到心里踏实多了。火车每天早晚往返于东锡埃尔和巴黎之间，事后回想起来，这滚滚的车轮把我浓缩的、不可忍受的和外祖母长期分离之情压得粉碎，压成了每天都有可能踏上归途的渺茫希望。
　　“我相信你讲的是真话，你还不打算离开这里，”圣卢微笑着对我说。“可是你还是作好走的准备，明天一大早就来同我告别，否则我可能见不着你了。我凑巧要到城里去吃午饭，上尉准假了。我得赶在两点钟前回到营房，因为我们要操练一整天。这没问题，我吃饭的那家老爷会用车子把我按时送回营房的。他家离这儿三公里路。”
　　圣卢刚说完，我下榻的旅馆就有人来找我，要我到邮局去听电话。我是跑去的，因为就要打烊了。邮局职员回我话时，都说是“长途电话”。我心里不安极了，因为是外祖母来的电话。邮局就要关门。电话终于接通了。“是外婆吗？”一个带着浓厚英国口的声音回答我：“是呀，可我怎么听不出是您的声音？”我也听不出同我说话的人是我外祖母，况且，她从来不用“您”称呼我。最后疑团终于解开：原来，这个外祖母要找的那个年轻人几乎和我同名，而且也下榻在我住的旅馆里。凑巧这一天我也曾想给外祖母打电话，听到有人叫我接电话，我就深信不疑是她老人家打来的了。然而，刚才邮局和旅馆双方都搞错，却完全是巧合。
　　第二天早晨，我磨磨蹭蹭地去找圣卢时，他已去邻近的那个城堡赴宴了。将近一点半钟时，我准备到军营去碰碰运气，好等他回来就同他告别。在一条通往军营的林荫道上，我看见一辆轻便马车从后面驶回来了。当马车驶近我跟前时，我给它让道。驾车的是一个士官，戴着单片眼镜，正是圣卢。他身边坐着那位请他吃饭的朋友，我在罗贝的饭店里同他见过一面。我看见圣卢不是一个人，就没敢喊他，可我又想叫他停车把我捎走，就使劲地朝他挥了挥手——有不认识的人在场一般都做这个动作——想引起他的注意。我知道罗贝是近视眼，但我深信只要他看见我，就一定会认出我的。可是他看见我同他打招呼了，也还了礼，却没有停车。他飞驰而去，面部表情凝固，没有一丝笑纹，只是把手举到帽沿上，足足举了两分钟，仿佛在给一个不认识的士兵还礼似的。我朝军营奔去，但路还远着呢，当我跑到那里，骑兵团已在院子里集合了。人家不让我呆在院子里。我没能和圣卢告别，心里懊恼万分。我上楼到他宿舍去找他，他已不在了。我看见一群病号站在窗口观看骑兵整队，还有几个免去队列训练的新兵，一个老兵，以及那个年轻的业士。我上前向他们打听。
　　“你们没看见圣卢中士吗？”我问。
　　“先生，他已经下去了，”老兵说。
　　“我没看见，”年轻的业士说。
　　“你没看见？”老兵说，把我撇在一旁再也不理了。“你没看见我们那位大名鼎鼎的圣卢？他穿着簇新的裤子，帅极了！
　　军官呢的料子！一会儿上尉看见了非剋他不可！”
　　“什么！军官呢！别开玩笑了！”年轻的业士说。他因为生病留在寝室里，不去参加队列训练，试着和老兵耍嘴皮子，不过心里总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你说的军官呢就是这种呢吧。”
　　“先生？”提到军官呢的那个“老兵”光火了。
　　他对业士不相信圣卢的裤料是军官呢感到非常生气。但他是布列塔尼人，从小生长在一个名叫邦居埃尔恩—斯代雷登的小村庄里，学讲法语就象学讲英语或德语那样费力气。他一激动就重复两三次“先生”，好有时间找到该说的话。经过一番准备后，他就开始发表长篇大论了，其实也就是重复几个比别人掌握得要好一些的词语而已。但他不慌不忙，不心翼翼，避免在发音上出差错。
　　“什么！是这种呢？”他气忿地接着说，越说越气，越说越慢。“什么！是这种呢？当我跟你说军官呢，当—我—跟—你—说—这—个—，既—然—我—跟—你—说—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咱可不会吹牛皮。”
　　“啊！是这样，”年轻的业士被他这番理由说得心服口服了。
　　“瞧，那不是上尉来了吗？不，你看圣卢，你看他腿的动作，再看他的头，他象士官吗？还有单片眼镜，啊！甩来甩去的多带劲！”
　　我看见这些士兵光顾说话，把我冷落在一旁，便恳求他们也让我从窗口看一看。他们没有说不让，但也没有挪动身子。我看见德·鲍罗季诺上尉骑马飞奔而过，气宇轩昂，威风凛凛，他仿佛产生了幻觉，仿佛正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有几个行人围在军营门口，观看骑兵团开出营门。鲍罗季诺亲王直挺挺地骑在马背上，胖乎乎的脸，两腮饱满，一副帝王的福相，眼睛清澈明亮。他仿佛已进入奇妙的幻境，就象我似的，每当电车驶过，震耳欲聋的车轮声被寂静代替，我就会产生一种幻觉，会朦朦胧胧地听见优美动听的颤音掠过寂静的天空，划出一道道波纹。我没有能和圣卢告别，心里非常懊恼，但我还是动身了，因为我只想早点回到外祖母身边：自从我来到这个小城，每当我思念外祖母，想象她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时，浮现在我脑际的形象仍然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外祖母，只不过我把自己抹去了，一点没有考虑我不在她身边会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现在，我恨不得马上回到她的怀抱，摆脱那个纠缠着我的、骤然被她的声音召来的意想不到的幽灵。这是一个确实已同我分离的、上了年纪的外祖母的幽灵。我还是第一次感到我外祖母上了年纪。她形单影只，听天由命，呆在一套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就是从前我到巴尔贝克海滩疗养时，我想象妈妈一个人呆着的那套房间——刚刚收到了我的信。
　　唉！当我突然走进客厅时（我没有事先通知外祖母），一眼看见的正是这个幽灵。外祖母正在看书。我站在客厅里（更确切地说，我还没有进入客厅，因为她还没发现我），我看见她在沉思，在思考一些从没有在我面前暴露过的问题，仿佛在偷偷地做一件针线活儿，有人进来，她就会立即把它藏起。只有我一个见证人，只有我一个旁观者，我一身旅行装束，我是外人，是摄影师，来给今生再也见不到的地方拍张照片——这是一种特权，尽管转眼就会消失，但在我们回到家的一刹那间，能意外地看到我们不在家时的情景。在我突然看见我外祖母的一瞬间，我的眼睛确实象照相机那样摄下了一张照片。我们看见亲爱的人从来都要经过缠绵的温情加工，在温情永恒的运动中加工，不等亲人的脸孔在我们脑海中留下形象，温情先把形象卷进漩涡，使它同我们头脑中的一贯印象粘在一起，合二为一。既然在我的想象中，外祖母的前额和脸颊反映了她思想深处最经常、最细腻的感情，既然每一个习惯的目光都有一种魅力，每一张心爱的脸孔都是过去的镜子，我又怎么能看见我外祖母那日益变得迟钝而衰老的形象呢？何况我们的眼睛反应我们的思想，在生活中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场面，我们的眼睛也会象一出古典悲剧那样，对那些与剧情无关的东西不屑一顾，只保留能使剧情变得明白易懂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一个纯物质的东西，用一架照相机去看东西，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子里看见的，就不是一个院士正在走出院子去叫出租马车，而是这个院士因怕摔交而小心翼翼、摇摇晃晃走路的样子，是他摔倒时的抛物线，仿佛他喝醉了，或是地上结着一层薄冰。同样，如果老天爷偶尔和我们开一次残酷的玩笑，使我们灵活而虔诚的温情没有及时把绝对不能让我们看见的东西隐蔽起来，而是让我们的眼睛第一个赶到现场，自由地行动，象照相机那样机械地工作，这时，我们看见的将不是那个被我们的温情每天无数次地披上一件珍贵而虚假的外衣的熟悉形象，而是一个死亡才会显示的身影。其实，如果不是温情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我们早就应该看到这个身影了。对我来说，外祖母还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从来都是通过自己的心灵，通过一个个大同小异、互相重叠的透明回忆来看见她的。她总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她。一个久不照镜子，平时仅仅根据理想的形象想象自己的脸孔是什么样子的病人，当在一面镜子中猛然看见自己真实的形象，看见一张干枯而凄凉的脸孔上高高耸起一个埃及金字塔式的粉红大鼻子时会吓得后退一步，我就象这个病人，当我在我们的客厅里，在这个属于一个新世界的、一个时间的世界的、一个生活着“随时间而变老”的陌生人的世界的客厅里，突然看见一个意气消沉的陌生老妪坐在沙发上，在昏暗而沉闷的红色灯光下读一本书，满腹心事，满脸病容，一双有点失常的眼睛在书上来回移动，这时，我才第一次看见我外祖母这种精疲力竭、老态龙钟的真实形象，但仅仅在片刻之间，因为这个形象转眼就消失了。
　　那一次，我向圣卢提出想去看德·盖尔芒特夫人珍藏的埃尔斯蒂尔的画时，他对我说：“我担保她会答应的。”不幸的是，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看来，担保的是他，而不是她自己。我们的头脑对别人会产生各种印象，当我们任意运用这些印象时，就不假思索地担保别人会答应。当然，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因别人的性格和我们的不同而造成的一些困难，我们会想出这样或那样的办法，或诱之以利，或服之以理，或动之以情，向人们施加有力影响，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提出相反的意见。但是，别人同我们性格上的差异，仍然是我们的主观想象；这些困难靠我们排除；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要靠我们决定。有些行动，我们在想象中让另一个人做过一百遍，可以说得心应手了，可是真要让这个人干起来，就大不相同。我们会遇到一些意外的、也许是不可克服的阻力。最大的阻力莫过于一个单相思的男人在一个不爱他的女人身上引起的反感了。这种反感散发出一种难以消除的恶臭：在圣卢没有来巴黎的漫长的几个星期内，他舅妈一次也没有邀请我到她家去看埃尔斯蒂尔的画，但我肯定圣卢给她写过信。
　　在这幢房子里还有一个人对我也很冷淡。他就是絮比安。他是不是认为我从东锡埃尔归来时，应该先去向他请安，然后再回家？我母亲说不是这个原因，叫我不必大惊小怪。弗朗索瓦丝对她说过，絮比安就是这个脾气，会无缘无故地突然不高兴，但很快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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