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睏得站不住了。我乘电梯直达我住的那层楼，电梯不是由电梯司机驾驶，而由斜眼服务员掌握，他攀谈起来，告诉我说，他的姐姐一直同那位极富有的先生一起过，有一回，她想回自己的娘家来，过腻了一本正经的生活，她的先生就来找斜眼服务员的母亲，母亲另有几个孩子，更有些福气，母亲二话没说，当即把不知好歹的女儿送回她的朋友家。“您晓得吧，先生，我姐姐是一位贵夫人。她会弹弄钢琴，讲西班牙话。您可能不相信，给您开电梯的普通伙计的姐姐有这般能耐，她对自己一点儿也不扣门；夫人有她自己的贴身女佣，我才不会大惊小怪呢，有朝一日她会有自己的车子。她很美丽，要是您见到她，她可有点盛气凌人，娘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嘛。她很有心眼。她在离开公馆之前，不在大衣橱或五斗橱里给女佣留点小玩艺儿让她擦拭擦拭，是决不会轻易出门的。甚至有时候，在一辆马车里，她也干这种事，付过了车费，仍躲在一个角落里，看着车夫急着擦车生气当笑话。我父亲把他过去认识的这位印度王子当作是我的小弟弟，当时也是乐得东倒西歪的。当然，这是另一种派头。但气派是呱呱叫的。要是没有外出旅行过，这也是梦里的事。至今只有我留在这一块天地里。但人们不可能知道。运气就在我家里转悠；谁晓得我会不会有朝一日当上共和国总统？可我让您絮絮叨叨个没完（我未曾说过一句话，而且听着他的喋喋不休都开始昏昏欲睡了）。晚安，先生。噢！谢谢，先生。要是所有的人都有您这样的好心肠，世上就不再会有不幸的人了。但是，正如我姐姐所说，因为我现在富了，我就可以有东西给他们一点气恼憎恶了，就这么回事。请原谅我说话不恭，夜安，先生。”
　　也许，每天晚上，睡梦中我们可以历尽我们认为只不过是子虚乌有的苦难，因为这些苦难是在我们自以为无意识的睡梦中依稀感觉到的。
　　的确，这些个晚上，我从拉斯普利埃回来得晚了，十分的睏倦。但是，冷天一到，我就不能很快入睡，因为炉火照着，就象有人点着了一盏灯。只是，这不过是一阵火焰——也象一盏灯，也象暮霭降临时分的夕照——耀眼的光芒很快奄奄欲息了；于是我步入梦乡，梦乡犹如我们拥有的第二套间，我们撂下了我们自己的居室，进入第二居室去睡觉，它有自己的门铃，我们有时候被一阵铃声骤然吵醒，我们的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却没有任何人拉门铃。它有自己的仆人，有客人们特地找上门来叫我们出门去，当我们准备起床，就要搬回另一套居室，即昨晚睡前的套间时，无奈发现房间空无他人，没有任何人进来过。住在室内的种族，犹如最原始的人种，原来是阴阳二性子。一会儿，一个男人在屋里出现，却形如女流。屋里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可以变成人，变成友人和敌人。对睡眠者来说，在睡梦中度过的时光，与清醒之人忙碌生活的时光是截然不同的。忽而，似水光阴流得要快得多，睡一刻钟似乎过了一昼夜；而有时却细水长流要漫长的多，以为才打个轻盹，实际上已经睡了一整天。是的，登上睡眠之车，人们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连记忆都跟不上自己了，失去了记忆，思想只好走回头路。
　　睡眠之车，活象太阳之车，在任何干扰都无法阻挡的气氛中跬步前进，以至于需要有一块天外陨石（被哪位陌路神仙从蓝天外？）向我们击射过来，才会打中正常安隐的睡眠（否则，它绝无任何理由止步，而是步步深入循序渐进，持续千年万年不肯苏醒。），使它来个急转弯，回转到现实中来，十万火急，迅速穿越一个个与生活毗邻的地区——在那里，睡眠者顿时听到生活的嘈杂声，虽然不伦不类，仍然隐隐约约，但却依稀可辨——冷不妨在清醒之地着陆。于是乎，人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沐浴在曙光里，不知自己为何人，反正谁也不是，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准备迎接一切，脑子里把过去倒得一干二净，所谓过去就是在此之前的生活。恐怕，比这还要更为美妙，当强行发生苏醒着陆的时候，我们睡梦中的思想被一件遗忘的斗篷所掩盖，在睡眠停止之前还来不及渐渐回味过来。我们（但我们甚至不说是“我们”）经历了这场似乎已经穿越过的黑色风暴之后，我们成了一尊尊没有思维的卧像：一个可能没有内容的“我们”。此时此地的生灵或事物到底受到怎样沉重的打击，竟会弄得晕头转向，全然无知，何以必须等到疾步跑来的记忆还原其意识或个性的时刻为止？何况，为有这两类清醒状态，就得破除习性法则，不能昏睡，更不能深睡。因为凡习惯网罗的东西，它都加以监视；必须摆脱它的监视，只有觉得自己不是在睡觉的时刻才睡眠，一句话，成眠不受先见之明的保护，也不必由思考来陪伴，哪怕是悄悄的陪伴。
　　我刚才描写的这两种清醒状态，我在拉斯普利埃颇有感受，每当头天晚上我在那里用晚餐，第二天醒来时每每就处于这两种清醒状态之中，至少一切仿佛就是象这样过来的，我可以作证，我这个怪人，正期待着死神前来解救，只见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自己对世界一无所知，象一只猫头鹰木然不动，也象猫头鹰一样只在黑夜中才看得到一点明亮。一切都似乎象这样发生，但很可能只有一层乱麻堵阻睡眠者听清回忆的内部对话和睡眠的连篇废话。因为（这诚然可以在第一系统里，在更广阔、更神秘、更漫无边际的范围之内自圆其说），因为正当觉醒发生之时，睡眠者听到一种内部的声音对他说：“今晚您来赴这席晚宴吗，亲爱的朋友？那该多么愉快！”心想：“是的，那有多么愉快，我去！”继而，头脑愈来愈清醒，他猛然想起：“我外祖母没几星期活头了，大夫说得很肯定。”他连忙打铃，不由哭了，因为一想到，就要跟过去不一样了，进来答话的不是他的外祖母，他那死亡将至的老外祖母，而是一个无所谓的随身仆人。何况，睡眠将他带出回忆和思想居留的世界，有十万八千里之遥，穿越太空，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甚至无自己的身影可以相吊，他置身于时间和自己的活动空间之外了。随身仆人已经进屋，可他不敢问他时刻，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睡过，不知道自己睡了多少小时（他寻思是不是有好几天了，因为苏醒过来浑身慵懒，头脑清醒，心情眷恋，似乎十万八千里的漫长旅行时间过得并不长）。
　　诚然，人们可以硬说只有一种时间，道理极其简单，只要看看挂钟便一目了然，您以为过了一昼夜实际上只过了一刻钟。但是，当您看清了时刻，您已经完全是一个清醒的人，沉浸在清醒人的时间海洋里，脱离了另一种时间，也许脱离的不仅仅是另外一种时间，而是另外一种生活。睡梦中享有的种种欢娱，人们是不会把它们记在现实存在里享受到的欢娱帐上的。别的姑且不论，只说最通常的感官享乐吧，我们大家谁在醒来时没有某种茫然若失的不适感？睡梦中，已经领略到一种欢乐，这种欢乐，若不想使自己精疲力竭，是不能在当天没完没了地一再品尝的。这好比损失了财产。人们在另外一种生活中有了欢乐，但这另外的生活并不是属于我们的生活。梦中的痛苦与欢乐（一般来说，觉醒时迅速怒放），倘若我们将其记入预算中去的话，那也不在我们日常生活预算的帐本里。
　　我说过有两种时间，也许归根结蒂只有一种，不是因为觉醒之人的时间对睡眠者有价值，而可能是因为另一种生活，即人睡时的生活——在沉睡那部分时间里——不从属于时间的范畴。每次，在拉斯普利埃晚宴之后的第二天，我睡得香极了，我就想象到另外一种生活的意境。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觉醒来，发现一连打了十次铃，却不见随身仆人进屋来，我开始绝望了。但打第十一次铃时，仆人进来了。实际上这只是第一次响铃。前十下只不过是睡梦中虚构的腹稿而已，因为睡梦一直延续到我想打铃的那一刹那。只是我那冻僵的双手没有动就是了。然而，那几天清晨（而正是由此我才说睡眠可能不懂得时间的法则），我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极力要把我刚才经历的不确定的睡梦黑团赶进时间的范围之内。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睡梦并不知道我们到底睡了两小时还是两天，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方位标。倘若我们在外头找不到方位标，因而也就回不到时间中去，于是我们又睡过去五分钟，可我们似乎觉得已经过了三个小时。
　　我早就说过——经验之谈——最有效的催眠剂是困倦。在酣然入梦两小时之后，在与众巨人轮番搏斗之后，在与朋友结下生死之交之后，一觉睡去是很难苏醒过来的，比吃许多片巴比妥要强得多。经过由此及彼的推理，我不胜惊讶，从挪威哲学家口里得知，而挪威哲学家又是从“他卓越的同事”——对不起，应当是“他的同仁”——布特鲁先生那里听来的，我得知柏格森先生对服用安眠药会使记忆力明显衰退有他的看法。如果相信挪威哲学家的话，柏格森先生也许曾对布特鲁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当然，偶尔服用少量安眠药对我们日常生活强有力的记忆力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这种记忆力在我们脑海里根深蒂固。但是，还有另外一些记忆力，更高级，也更不稳定。我的一位同事上古代历史课，他对我说过，如果头天晚上吃一片药用以安眠，到课堂上就很难记起他需要引用的希腊语录。而给他开药的大夫却向他保证药片对记忆力没有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您没有必要背诵‘希腊’语录的缘故，”历史学家回答他说，自负嘲弄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我不知道柏格森先生和布特鲁先生之间的这段谈话是否准确无错。挪威哲学家虽然精深，明察，专心致志，但也完全可能理解错了。个人而言，我自己的经验给了我相反的结果。
　　麻醉药后的第二天出现的健忘的时刻，与平时酣睡的夜晚充满遗忘的时候，虽只有部分相似，但却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然而，不论是吃药后还是睡着后我所失记的东西，并不是搅得我心烦意乱的波德莱尔的哪句诗，比如“象一把扬琴”之类；我忘掉的也不是被人称道的哲学家的某些观点，而是我身边平平常常事物的现实本身——倘若我睡着了——因我对身边的现实事物竟一无所知，人家以为我是白痴；倘若我醒了，并从人为的睡眠状态中走了出来，我遗忘的不是波菲利①或普罗提诺②体系，对这类哲乍，我完全可以同昔日一样进行讨论；而我忘掉的却是对某次邀请的答谢，对那次宴会只留下一片纯粹的空白。崇高的理念则坚守其位；安眠药使之失灵的东西，不过是区区小事中的行动影响能力，这种能力，只表现在，倘若要及时恢复、掌握日常生活中的某件事情的回忆，就非得付诸行动不可。尽管可以对脑子坏了以后的苟延残喘问题作这样那样的种种议论，可我发现，每次脑力的哀竭都导致部分的死亡。我们拥有我们的全部记忆，要不便是拥有回想这种种记忆的能力，伟大的挪威哲学家根据柏格森先生的言论这样说，可我未曾试想模仿哲学家的言辞，以免延误时间。要不便是回想这种种记忆的能力。但是，什么算作回想不起来的记忆？要不，干脆扯远一点。我们回想不起来我们这三十年的往事；但我们却完全泡在这种种记忆之中；为什么到三十年就煞步不前，为什么不把以前的生活延伸到出生以前的岁月？自从我记不起我身后一大部分往事，自从这些往事成了我看不见的东西，自从我无能为力呼唤这一桩桩往事，谁敢对我说，在这一片我一无所知的黑洞里，我人生之外就难道没有可追根溯源的往事？既然我脑中和我周围能有那么多我回想不起来的往事，那么这种遗忘（至少是事实上的遗忘，因为我无能力看到任何东西）就有可能涉及我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甚至在另外一个星球上经历过的生活。同样一种遗忘会把一切抹煞得一干二净。那么，挪威哲学家信誓旦旦肯定的灵魂不死的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死后我这个灵没有能力回忆出生后我这个人，就象我现在这个人回想不起我出生前的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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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波菲利（233或234—约305），古罗马时期生于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门徒。
　　②普罗提诺（约204—约270），古罗马时期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主要著作有波菲利编纂的《九章集》。
　　仆人进屋。我没有告诉他我曾打过好几次铃，因为我发现，直到打铃的时候，我只不过做着打铃的梦罢了。不过，一想到这梦竟然如感觉一样清晰，不禁不寒而栗。难道感知会有相应的梦中虚幻？
　　相反，我问仆人，这一夜到底是谁老打铃？他回答我说：没有任何人，肯定没错，否则，打铃的“表”上会有记录的。然而，我分明听到了阵阵铃声，那铃声几乎不耐烦了，怒气冲冲，声犹在耳，而且一连好几天仍然依稀可辨。然而，稀罕的是，睡梦竟将不随睡梦消亡的回忆投向清醒时的生活。简直象天外陨石那样屈指可数。倘若这是睡梦铸造的一个意念，那么这个意念会很快分解成碎片，无法重新觅回。然而，在那儿，睡梦却制造了声响。这种种音响，更物质化，而且更简单，持续时间也就更长。
　　我的家仆告诉我时间尚早，我不胜惊讶。我休息的并不短啊。这属于梦长的轻觉，因为轻觉是清醒与睡眠的中间过渡状态，对清醒时的概念虽有所模糊，但却始终不会忘记，我们若要得到休息，就非常有必要花更多的时间轻睡，而熟睡的时间可以是短暂的。我之所以感到心情舒畅还有另一番道理。人们只要一想起自己受累了就会觉得疲惫不堪，而只需自言自语：“我休息过了”，就足以振作精神。况且，我曾做了个梦，德·夏吕斯先生已经一百一十岁高龄了，可他竟打了他的生身母亲维尔迪兰夫人两记响亮的耳光，因为她花了五十亿重金买了一束蝴蝶花；我于是深信昨夜自己睡得很熟，做的梦与我清醒时的概念牛头不对马嘴，完全违背了日常生活的可能性；这足以使我感到精力充沛。
　　倘若（正好也是在那一天，订购了阿尔贝蒂娜那顶女帽，却对她只字未提，好让她喜出望外，受宠若惊）我告诉我母亲，说德·夏吕斯先生同谁一起来巴尔贝克大饭店的一个沙龙里共进晚餐，我母亲一定会大吃一惊，她无论如何理解不了德·夏吕斯先生在维尔迪兰家里何以那么殷勤。客人不是别人，只不过是德·康布尔梅家的一个表姐妹的听差而已。这个听差穿着高雅，与男爵一起穿过门厅时，在旅客们眼前“表现出上流社会人士的风度”，圣卢若是看到了，准会这么说。此时正好是大换班的时候，就连那些身着统一制服的小厮们，就连那些步出殿堂，从台阶上一步一步往下走的“贵人们”，都未曾注意到这两位来者，而其中一个就是德·夏吕斯先生，只见他低眉垂眼，故意表现出对他们不屑一顾。他看样子要在他们之间穿行而过。“旗开得胜吧，神圣民族可贵的希望”，他想起拉辛的诗句脱口说道，然而诗句的引用与原意大相径庭。“请再指教一遍好吗？”听差要求道，他对古典一窍不通。德·夏吕斯先生不屑答理，他向来自视清高，对下人的提问听而不闻，只顾径直往前迈步，仿佛饭店里没有其他顾客似的，仿佛世界上只有他夏吕斯男爵的存在似的。他接着又朗读起若萨贝的诗句：“过来，过来，我的姑娘们，”但读了之后，他感到乏味，没有象她那样再添上一句：“得把她们叫来，”因为这些年轻姑娘还不到年龄，性还没有完全成熟，还不能讨德·夏吕斯先生的欢心。
　　再说，他之所以事先写信给德·谢弗勒尼夫人的这个听差，那是因为他不怀疑听差言听计从的秉性，他倒希望此人更具有阳刚之气。可是一见面，他觉得此人娇柔之气过多，这并不符合他的意愿。他对听差说，他原以为是与另外一个人打交道，因为他亲眼看到德·谢弗勒尼夫人的另外一个随从仆人，而且的确在车子上看到过这个人。那是一位土里土气的乡巴佬，与现在这个听差完全相反，现在这个听差反以为自己娇滴滴地高人一头，相信正是这种上流社会的派头才把德·夏吕斯先生迷住了，他甚至弄不明白男爵想说的到底是谁。“可是，我没有任何一个同伙会得到您的垂青呀，除了那个长相吓人的伙伴，他一副庄稼大汉模样。”一想到男爵看上的可能就是这个乡下佬，听差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男爵看出了他的内心活动，便连忙加以试探：“但我并没有表示一种特别的愿望非认识德·谢弗勒尼夫人手下的人不可，”他说。“既然您马上就要走，您能不能在这里或在巴黎把您的伙伴多给我介绍几个？无论这一家或那一家都行。”“噢！不！”听差回答道，“我不同我的同阶级的任何人来往。只是为了侍候需要我才同他们说话。不过有个很好的人，我可以把您引荐给他。”“谁？”男爵问。“盖尔芒特亲王。”德·夏吕斯先生生气了，弄了半天就只给他提供这般年纪的男人，再说，为了此公，他也用不着让一个跑腿的仆人引见。于是，他谢绝了听差的推荐，同时又不让狗腿子图慕虚荣而扫了自己的兴，便又开始对他解释他要的是什么东西，种呀，类呀，比如小马夫什么的。他担心此时正走过来的公证人听见了他说的话，便自以为精明，表现出自己说的与人家可能以为的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用强调的口气说话，仿佛随便与人闲聊，不过又象是一味继续交谈的架势：“是的，尽管我上了年纪，我仍然保持着收集小玩艺儿的爱好，喜欢漂亮的小玩艺儿，一件古铜器，一个古灯架，会使我高兴得如痴如狂。我爱美。”
　　但是，为了让听差明白他急转话题的良苦用心，德·夏吕斯先生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更有甚者，为了让公证人能听到他讲的话，每个字都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以致这全套把戏足以把他掩饰的东西暴露出来，耳聪的人一听便知一、二，可这位司法官员耳朵一点不灵。公证人竟丝毫觉察不出来，饭店里也没有任何其他顾客看出破绽，他们看到这位听差衣冠楚楚，大家还以为他是一位外国风流雅士呢。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上流社会人士受了骗上了当，把他当作美国名士，那么，只要他在仆人面前一亮相，仆人们一眼就能看清他的本来面目，就象一个苦役犯认出另一个苦役犯一样容易，甚至人未到就嗅出他身上的味道了，犹如一只野兽很容易被某些野兽闻出身上的气味一样。头目们抬起了眼睛。埃梅投以怀疑的一瞥。饮料总管耸了耸肩，用手捂着嘴道出一句很难听的话，但大家都听到了，他自以为捂嘴说话是讲礼貌呢。
　　就连我们的老弗朗索瓦丝，她正垂眉低眼走过楼梯口准备到“邮厅”吃晚饭，此时也不由抬起头来，一眼认出了饭店宾客不加怀疑的一位仆人——犹如老奶娘欧律克勒亚早在入席宾客（求婚者）之前就认出了乌利西斯①一样——并看到德·夏吕斯先生正亲亲热热地同这个仆人一起走着，不觉一愣，仿佛她早有耳闻但不肯相信的丑言恶语突然间就在她眼前变成了令人痛心的事实。她一直没有对我谈起这件意外的事故，也没有向任何其他人透露过，但此事肯定使她伤透了脑筋，因为后来，每当她在巴黎有机会看到她此前极为爱恋的“朱利安”时，她对他总是彬彬有礼，但这种礼貌已经降温，而且每次都增加一大味“保留”的剂量。这同一场变故却反导致另外一个人对我说了心里话；这人便是埃梅。当我与德·夏吕斯先生交错而过，此公原没料到会同我不期而遇，便举手朝我喊道：“晚上好，”说话漫不经心，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俨然象个贵族大老爷，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觉得不如装出坦荡无藏为妙。没想到埃梅，他，此时此刻，正用怀疑的目光观察着他的言谈举止，他看到我正向那位一眼就看得出是仆人的同伴致意，当天晚上就问我此人是何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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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典出希腊神话。英雄乌利西斯回到伊塔后，奶妈欧律克勒亚为他洗脚，看到他膝上的伤疤，一下子便认出了他。
　　因为最近以来埃梅爱同我交谈，或者如他所说，喜欢与我“讨论”，这也许可以为我们的交谈标以哲学的性质。我常对他说，在我吃晚饭时，他可以坐下来，同我共享晚餐，可他偏要站在我身边，我对此感到不自在，他声称他从来未曾见过“如此通情达理”的顾客。这时他正同两个小厮谈天。他们向我问好，我不知为什么；他们的脸我觉得眼生，尽管他们对话时那吵吵闹闹的劲头我并不感耳生。埃梅为他们俩定亲的事教训了他们俩，因为他不同意他们各自的婚事。埃梅要我出面，我说我不能出什么主意，因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对我重报了姓名，再次提醒我，他们在里夫贝尔经常伺候我。但其中一个长长了胡子，另一个则刮光了胡子并让人推了平头；正因为如此，尽管仍然是他们往昔的脑袋安在他们的双肩之上（而不象巴黎圣母院修复过程中换错了人物的头面），可我竟然视而不见，就象胡乱放在壁炉上的东西，纵有众目睽睽，竟无一人发现，任凭怎么找也找不着。但一旦得知他们的姓名后，我马上就准确无误地辨认出他们那隐隐约约音乐般的嗓音，因为我重新看到了他们本来的面目，见其面而知其音吧。“他们要结婚，可他们连英语都不懂！”埃梅对我说，他没想到，我对饭店这行不甚了了，很难理解，若是不会外语，人们就休想指望有什么好差使。
　　我呢，我以为他很容易知道，新来用晚餐的人就是德·夏吕斯先生，我甚至料定他应该能够记起他来，因为上次他曾在饭厅侍候过他，那是在我初到巴尔贝克小住期间，男爵来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介绍过他的大名。然而，埃梅不仅记不起德·夏吕斯男爵，而且听到此名深有触动。他对我说，他衣服里有一封信，第二天他就可以找来，也许我可以帮他解释一下。尤令我吃惊的是，第一年，在巴尔贝克，德·夏吕斯先生曾想要送我一本贝戈特的书，他特地让人来要埃梅去帮忙，后来他应当在巴黎的那家餐馆又见到过埃梅，当时，我与圣卢及其情妇正在那家餐馆共进午餐，而德·夏吕斯先生去那里窥探过我们的动静。不错，埃梅未能亲自去效劳，因为，有一次，是他已躺下睡觉了，而另一次，则正好当班。不过我对他的诚实大有疑问，他竟然声称他不认识德·夏吕斯先生。但是，他又不得不迎合男爵。如同巴尔贝克饭店各层管事一样，如同盖尔芒特亲王的好些个随身仆人一样，埃梅归属一家名门所有，这支望族比亲王家资格更老，因而也更尊贵。当人们要求开一间餐厅时，开始还以为形单影只呢。但有配膳间却猛然发现一位雕像般英俊的领班，满头伊特鲁立亚人的红棕头发，同埃梅如出一辙，只是由于饮香槟酒过量而稍见衰老，眼看着该喝孔特塞维尔矿泉水的时候了。并非所有的顾客都只要求他们为自己服务就行了。那些年轻的小招待，一个个都很谨慎，匆忙，城里有情妇在等着他们，一个个都偷偷溜走了。埃梅为此责怪他们不成体统。他有这种权力。一本正经，他就是如此。他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有勃勃野心也是为了妻子儿女。如果有哪个外国男女与他主动接近，他是不会拒之门外的，哪怕需要通宵达旦应酬。因为一切都要从工作出发。他风度翩翩可讨德·夏吕斯先生的欢心，埃梅竟然对我说他不认识德·夏吕斯先生，我怀疑他是有撒谎。可我搞错了。千真万确，那小厮曾对男爵说过，埃梅（第二天他狠狠地训斥了那小厮一顿）已经上床睡觉（或出去了），而另一次则说正在跟班做事。但想象超过了真实。小厮虽然一个劲地坦诚道歉，但其左右为难的尴尬相可能激起德·夏吕斯先生的疑心，这种怀疑伤了他的感情，而埃梅对这种感情却毫无觉察。人们还看到，圣卢不让埃梅往马车走去，我不知道德·夏吕斯先生是怎样打听到饭店领班的新地址，他坐有马车里再度感到失望。埃梅却没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同圣卢及其情妇共进午餐那天晚上，当他收到一封封口盖有德·盖尔芒特纹章的信时，他感到不胜惊讶，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此，我不妨略引信的数段文字，作为聪明才子对一个大智若愚的傻瓜想入非非单相思的典范。“先生，我未能成功，尽管作过努力，这种种努力很可能使那些千方百计想得到我接待和问候而求之不得的人深感震惊，他们想方设法让您能听听解释，可您又未曾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我考虑到您我的尊严，认为有必要向您作某些解释。我于是在此写下了本来可以当您的面直吐为快的心里话。恕我直言，第一次在巴尔贝克见到您，坦率地说您的相貌令我反感。”接着便引起似曾相识的思考——第二天才发现——原来与一位已故的朋友长得很像，德·夏吕斯先生对这位作古的朋友曾有绵绵大交情。“因此，我一度有过这样的念头，您可以毫不妨碍您的职业，来与我一起打牌，打牌之乐可以为我消愁解闷，给我故友不故的幻想。您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猜测，不管这种猜测多少在本质上有些愚蠢，而且对一个侍者（甚至不配这个称号，既然他不愿意侍候人）来说，已超出了他管事的范围，对如此崇高的感情竟理解不了，您可能以为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却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当我派人请您去取一本书时，他竟叫人回话说您已经上床睡觉了；以为耍耍花招就可以摇身变出风流雅士来，那就大错特错了，何况您浑身上下找不到半点文雅气。若不是第二天上午，出于偶然的原因，我能同您说上话，我早就与您到此一刀两断了。您与我那可怜的朋友长相相似之极令人叹为观止，就连您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突出下巴的丑模样也无影无踪了，我终于明白过来，正是故人此时此刻赋予您他那美不胜收的表情，使您能把我重新抓到手里，以免您错过您千载难逢的良机。的确，既然所有这一切不再有追求的对象，既然此生此世不再有机会与您相会，尽管我不愿意在任何环节上夹杂进粗暴的利害问题，但我也许会感到不胜荣幸之至，如果我能服从死者的祈求（因为我相信众圣之灵，相信他们有干预活人命运的薄愿），让我能象对待他那样对待您，想当初，他也有他自己的马车，他自己的仆人，可我把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他的身上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我爱他就象爱我的儿子。可您却另作打算。我要您给我带一本书来，您却让人回话说您要出门去。今天早上，我让人请您到我车上来，请允许我不揣冒昧说句没有恶意的话，您第三次不给我面子。您定会原谅我在这封信里没有装进高额的小费，而在巴尔贝克我本打算慷慨解囊的，但要我给我一度认为可以同甘共苦的人施小费，我实在于心不忍。顶多，当我在您的餐厅里，在您的身旁，作第四次尝试时，您会再次避开我，使我枉费心机，可我的耐心必是鞭长莫及了。（至此，德·夏吕斯先生留下自己的地址。指明何时可以去找他等等。）再见吧，先生。我觉得，您太像我那位已故的朋友，您当然不会愚不可及吧，否则，面相术就可能是一门伪科学了，我坚信，总有一天，您若想起这起事故，您将会不无遗憾，不无内疚。而在我这方面，您尽管放心，我不会对此怀有任何苦涩。我倒更愿意能留下一个不象第三次徒劳的活动那样坏的回忆，然后再分道扬镳。那次活动很快就会被忘掉。我们就象那一条条大船，您从巴尔贝克不时可以看到，它们有时在此交错而过；要是都能稍事停留，互相打个招呼，本来对大家都有好处；但其中一条偏另作主张；于是它们各奔东西，在海平线上很快就谁也看不见谁了，萍水相逢的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但是，在这最后离别之前，彼此总得相互致意吧，先生，德·夏吕斯男爵在这里向您致意了，祝您交上好运。”
　　埃梅连信都没有读完，便堕入五里云雾，怀疑写信人在故弄玄虚。当我对他讲明男爵是何许人后，他若有所思，正如德·夏吕斯先生预言的那样感到遗憾起来。我甚至不敢打赌，说他未曾写信向这个赠车与友人的人表示过歉意。不过，在此期间，德·夏吕斯先生认识了莫雷尔。但他与此人的关系，充其量可能只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偶然有一天晚上，德·夏吕斯先生正好在寻求伙伴吧，就象我刚才在门厅遇见他正陪着伙伴一样。但他再也无法从莫雷尔身上转移开自己激烈的情感，几年前，这种激情还在自由奔放，一心一意要倾注在埃梅的身上，冲动之下欣然命笔写了这封信，饭店领班把信给我一看，我都替德·夏吕斯先生感到难为情呢。由于德·夏吕斯先生的爱恋是反社会的爱恋，这封信便成了格外触目惊心的一个例证，证明情欲冲动有一股不知不觉的强大的力量，情人心血来潮时，就象泳者不知不觉被卷进大海，顿时看不见大陆一样。无疑，一个正常的男子，如果迷恋上一个自己素不相识的女子，对她一味想入非非，梦寐以求，不迭的后悔，无体的失望，却又总不死心，硬编出一大部天方夜谭，那么，这种爱恋也就离正常人的爱恋相去甚远，犹如双脚规拉大了距离。同样的道理，由于德·夏吕斯先生与埃梅地位悬殊，一种爱恋得不到普遍分享成了单相思，这种本来就格格不入的距离也就格外扩大了。
　　每天，我都同阿尔贝蒂娜一起出门。她终于下决心重操画笔，并首先选择拉埃斯圣约翰教堂作画，这座教堂已不再有人问津，知道它的人寥寥无几，很难得有人指点迷津，若无向导带路是无法发现的，孤零零的一座教堂，离埃普维尔车站有半个多小时路程，走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格持奥尔姆村最远的几幢房屋，这些房屋年久失修，早已黯然失色了。关于埃普维尔这个地名，我发现本堂神甫教志的说法与布里肖提供的情况不符。一个说，埃普维尔即过去的斯普维拉；另一个则指出此名源于阿普维拉。我们第一次乘上与费代纳背道而驰的小火车，也就是说朝格拉特瓦斯特方向开去。正值三伏酷暑，吃完中饭马上出发着实可怕。我本来是不想这么早就出门；明亮而滚烫的热空气唤醒了心头懒怠清凉的意识。热气腾腾充满了我们的房间。我母亲的和我的，各个房间的位置不同，室温也就不一样。妈妈的盥洗室阳光照耀，洁白夺目，在四面灰泥墙上竞相炫耀，形同深井一般，上头，方形天窗洞开，只见一方青天，似有碧波荡漾，且因欲望使然，错把这一方青天看作是满满的一池碧净的浴水（浴池也许就在平台前，也许是通过某一面窗镜反照出来）。虽然炎热难当，我们还是乘一点钟的火车。就是在车厢里，阿尔贝蒂娜感到热得很，长途走路就更受不了，可我却担心她会着凉，因为曝晒之后要呆在那个太阳晒不到的潮湿的空洞里，一动不动。另一方面，打从我们初访埃尔斯蒂尔开始，我就已经发现，她不但羡慕豪华，而且贪图舒适安逸，但她又没有足够的钱来享用，于是，我便同巴尔贝克的一位租车商约好，要他每天派一辆车来接我们。为了避开暑气，我们沿尚特比森林前行。有无数看不见的鸟儿，有些可能是半海鸟，躲在树丛里，就在我们的身边啾啁唱和，给人以闭目养神的效果。我坐在车子后头，紧挨着阿尔贝蒂娜，她的两只胳膊紧搂着我，我听着大洋神女们纵情歌唱。偶尔，我看见一个乐师从一片树叶上跳到另一片叶子下，表面上看不出他与他的歌声有丝毫的联系，我真不敢相信，这一曲曲美妙的歌声原来就是从这小巧的、蹦蹦跳跳的、卑微的、受惊的、不起眼的小鸟嘴里唱出来的。车子不可能一直把我们送到教堂。出了格特奥尔姆，我让车子停下，向阿尔贝蒂娜说声再见。因为她对我谈起这座教堂、谈起几幅画时，把我吓得够呛，其实这座教堂与其它名胜古迹差不多，她说：“要是能同您一起观赏该有多愉快！”这种愉快，我自感不能满足她。对于美的东西，只有当我形单影只、孤寂一身或旁若无人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可是，既然她认为，只有同我在一起才能感受到艺术美，而艺术美感却不能这样传达的，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为好，便对她说，我先走，傍晚前来接她，但又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得坐车子往回走，拜访一下维尔迪兰夫人或康布尔梅一家，甚或还要在巴尔贝克陪我妈妈一个小时，但绝对不会跑得更远。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因为有一次，阿尔贝蒂娜心血来潮，对我说：“真讨厌，大自然造化太糟，把拉埃斯圣约翰教堂搁在这一边，却把拉斯普利埃撂到那一头，，致使人家只好成天囚禁在自己选择的地方”；一俟我收到女帽和面纱，我便为我那不幸的囚犯在法尔若（据教志是SanctusFerreolus）预订了一辆汽车。当时，阿尔贝蒂娜被我蒙在鼓里，她来找我时，听到饭店前有马达声响，不胜惊讶，又听说这辆汽车是我们用的，高兴极了。我让她上我房间里来一会儿。她欢跳了起来。“我们去拜访维尔迪兰家？”“是的，最好别穿这身打扮，既然您即将有自己的汽车。拿着，您戴上会更好看。”我说着掏出藏好的帽子和纱巾。“这是给我的？啊！您真好！”她欢叫着跳过来勾着我的脖子。埃梅在楼梯口遇见我们，为阿尔贝蒂娜衣着漂亮和我们的交通工具感到骄傲，因为当时在巴尔贝克，小汽车是稀罕之物，他兴致勃勃地跟着我们下来了。阿尔贝蒂娜有意想显露一下她的新打扮，求我让人把顶篷支起来，可后来又让我请人降下来，以便我们俩能自由自在地呆在一起。“喂，”埃梅对司机说道，他还不认识司机，可司机却一动不动，“你没听见人家叫你把车篷掀起来吗？”因为埃梅被饭店生活泡得肆无忌惮了，况且，他在饭店里谋得了杰出的地位，不象车夫那样胆怯，在车夫的眼里，弗朗索瓦丝都成了“贵夫人”了；尽管事先没有介绍，凡是从未见过面的平民百姓，他一律以“你”相称，弄得人们莫名其妙，不知是出于上层贵族的蔑视呢还是下里巴人的亲热。“我没空，”司机说，他并不认识我，“我是西莫内小姐叫来的。我不能带先生。”埃梅放声哈哈大笑：“瞧你说的，大傻帽，”他回答司机道，而且很快说服了他：“就是西莫内小姐呀，要你抬高车篷的那位先生正是你的主雇呀。”从个人感情上讲，埃梅对阿尔贝蒂娜并没有多少好感，只是看在我的面上，才对她的穿着打扮感到骄傲，只听他悄悄地对司机说：“要是你每天有机会为这样的公主王妃开车，嗯，那是你的造化喽！”这还是第一回，我再也不能无牵无挂独自一个人去拉斯普利埃了，不能象往日那样趁阿尔贝蒂娜作画之机独往独来了；她要同我一道去。她原以为我们可以沿路且开且停，但相信无论如何不能先走拉埃斯圣约翰教堂这条路，也就是说不能走另一个方向作一次漫游，若要漫游似乎非改日进行不可了。然而，她却从司机嘴里得知，要到圣约翰教堂再容易不过了，只要二十分钟即可到达，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在那里呆它好几个小时，也还可以再往前推进，从格特奥尔姆到拉斯普利埃，顶多不超过三十五分钟。我们终于明白了他的话，车子一起动就往前冲，一冲就是二十步远，胜过一匹千里马。距离不过是时空关系罢了，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往往以多少古法里，以多少公里计程，表明有多困难，一旦困难减少，古法里或公里的计程体系就变得不地道了。表达艺术也会随之改变，比如一个村庄，对于只一个村庄来说，简直是另一个世界，但随着周围环境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两个村庄就成了邻村了。不管怎么说，如果听说，可能存在这样的世界，在那里，二加二等于五，在那里，直线未必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最短途径，阿尔贝蒂娜未必会如此惊讶，倒是听司机对她说什么，只要一个下午，就可以轻易地去圣约翰教堂和拉斯普利埃，她反少见多怪了。杜维尔与格特奥尔姆，老圣马尔斯与圣马尔斯，古维尔与老巴尔贝克，图维尔与费代纳简直就象昔日的梅塞格里斯与盖尔芒特，老死不相往来，直到此时仍被禁锢在不同的天日之下，任何人的眼睛都休想在一个下午能够兼顾两地的风光，现在却被七法里天足巨人解放了出来，只消下午吃点心的片刻，就足以饱览两地的钟楼、尖塔和古老的花园，只见花园四周的树木迫不及待，以先睹园中花草为快事。
　　来到科尔尼什公路坡下，汽车一下子就冲了上去，发出不断的吼叫声，就象挨了刀割一样大喊大叫，此时，只见退潮的大海在我簇拥着；拉斯普利埃的青松棵棵都动了感情。比晚风吹起时节还激动几分，只见它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跑来，可到了眼前又闪躲开去，一位我还从来没见过面的新仆人来到台阶前为我们开门，而园丁的儿子刚流露出早熟的欢快，两眼死盯住汽车停放的地方恨不能一眼吞进去。那天不是星期一，我们不知道能否找到维尔迪兰夫人，因为，除了这一天她接待客人外，即兴去见她是很冒失的行为。当然，她“基本上”在家，但这“基本上”的说法，是斯万夫人常用的字眼，每当她自己千方百计要拉自己的小圈子的时候，每当她想方设法稳坐家中招引顾客上门的时候，就用“基本上”来表达（哪怕她因此每每无法主动接近别人），但她往往将这种表达方式曲解为“原则上”，只表示“在一般情况下”的意思，也就是说有许许多多例外。因为，维尔迪兰夫人不仅喜欢出门，而且往往把女主人的义务推出千里之外，当她有客人吃午餐时，品过咖啡，喝过饮料，抽过香烟（尽管因天热和消化作用使人昏昏欲睡，在这种情况下，倒不如透过平台树荫，观看泽西大客轮横渡碧海的景象），当即安排一连串的散步，宾客们硬是被请上车去坐好，身不由己地被拉到这个或那个观光点上，这样的观光点在杜维尔四周比比皆是。话虽这么说，（尽管有起驾登车之劳），这第二部分的游览活动并不完全令客人扫兴，佳肴美酒或苹果汽水酒落肚之后，清风拂面，景色宜人，很容易悠然陶醉的。维尔迪兰夫人让外地人参观这些风景点，就象让人参观她家（或远或近的）附属地产似的，既然大家来到她家吃午宴，那就不好不去看这些地方，话又说回来，倘若不到女护主家里作客，大家也就不会认识这些地方。这种窃取散步专利权的企图，就象窃取莫雷尔游戏专利权，又如过去德尚布尔游戏专利权，这种强行把海上风光划归她的小圈子的企图，乍一看似乎不近情理，其实，并非那样荒诞不经。维尔迪兰夫人岂止是在嘲笑，而且简直是在揶揄，据她看来，康布尔梅家不仅对拉斯普利埃的室内陈设和庭园置景乏味，而且他们在附近散步或请别人散步时缺少创新。同样，在她看来，拉斯普利埃只有从它变成小圈子的庇护地之日始才能不负造化，同样，她认定，康布尔梅一家，只晓得成天价日坐在自己的马车里，沿着铁道，沿着海边，在附近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坎坷马路上来回颠簸，长期身居本地，却不认识本地的本来面目。她说的倒也有几分根据。来来回回，司空见惯，对一个似乎踏烂了的地区，这地区就近在咫尺，屡见不鲜了，康布尔梅一家一出门总是去那几个地方，而且走的都是那几条路。自然喽，他们也常常笑话维尔迪兰一家好为人师，居然在老住户面前充当起导游来了。但是，如果真的逼着他们领路，他们，乃至他们的车夫，还真没有本事把我们带到幽深胜景去，而维尔迪兰先生只消打开一处早已荒废的私宅栅栏，便引导我们入胜探幽，别的人是万万想不到可来此问津的；此地只好下车，因为必经之路车子过不去，不过有所失方有所得，可以领略一路旖旎风光。不过，应当承认，拉斯普利埃花园简直是周围风景之集大成，在园中散步可以同方圆数公里揽胜相媲美。首先，是因为它居高临下，一边可以看到峡谷，另一边则可以看到大海，其次还因为，即使从一边看，比如说放眼大海，绿树丛中开辟出几条通道，顾此海天一色尽收眼底，瞩彼则一色海天一览无余。每个观光点上都配有一条长椅；游人每到一处都要坐下观赏一阵，不是巴尔贝克扑入眼帘，便是巴维尔依稀可见，或是杜维尔遥遥在望。即使朝一个方向一意孤行，悬崖峭壁上不时可见一条板凳，或高或低，或前或后，摆在那里。从那上头极目远眺，第一眼看到的是一片葱茏和似乎已经不能再开阔的水面，但是，如果继续沿着羊肠小道往前走，直到下一张长凳上，便可发现海面顿时扩展，浩浩淼淼，无际无涯，汹涌澎湃的大海和盘托在眼前。在那里，游人可以清晰地听到波涛翻滚的声响，但在园林深处则相反，涛声传不进来，波浪虽依然历历在目，却听不见它的声音了。这些休憩的地点，对于拉斯普利埃的房主来说，素有“景观”之称。的确，它们在城堡周围，荟萃了周围地区、河滩和森林中最优美的“景观”，愈远景物愈小愈隐约，正象哈德良皇帝①那样，将各地名胜缩小简化兼收并蓄于自己的行宫里。根据“景观”一词所得名称并非专指海边某一地名，而往往是指港湾对岸的景观，游人纵览全景，发现对岸景物奇异，留下某种突出的印象。就象人们从维尔迪兰先生的书架上拿一本书，到“巴尔贝克景观”那里读它一小时，同样地，倘若天气晴朗，人们也可以去“里夫贝尔景观”那里喝几杯清凉饮料，只是不能刮大风，因为，尽管两边都种了树，但那里却是猛烈的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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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哈德良（76—138），古罗马皇帝（117—138在位）。
　　下午，维尔迪兰夫人再次组织乘车游览，回府时，女主人若发现有哪个上流社会的“海边过客”留下名片，她便会装出喜出望外的样子，而对未能接待来访一事深表遗憾（尽管客人只是顺便来看看“家”，以便有一天抽暇来认识一下拥有著名艺术沙龙但在巴黎不是经常能让人出入其间的妇女），于是马上让维尔迪兰先生邀请他来赴下星期三的晚宴。但往往旅游者不得不在星期三以前动身，或者担心回去晚了，维尔迪兰夫人则有言在先，每星期一下午吃点心的时刻肯定可以找到她。下午吃点心的习惯并不太多见，我在巴黎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德·加利费夫人家或德·阿巴雄夫人家吃到极富丽堂皇的风味点心。但恰恰此地不是巴黎，对我来说，环境的优雅与否不仅影响到聚会的雅兴，而且影响到客人的素质。与这等上游社会人士交往在巴黎我毫无兴趣，但在拉斯普利埃，其人远道经费代纳或穿尚特比森林来到这里，其性质就变了，重要性也变了，成了一次愉快的小插曲。有时候，冒出一个老熟人，我对他了若指掌；若是在斯万家，我一步也懒得走动去找他。但此公大名在这悬崖绝壁上可格外铿锵作响，犹如一个演员的姓名，在某个剧场里往往可以听到，此名一经印在广告上，颜色格外醒目，介绍非同凡响，赫赫扬扬，竟然因意料不到的机遇而一鸣惊人，身价百倍。在乡村，大家无拘无束，上流社会人士往往自告奋勇，住在谁家便负责把朋友们带去，好象道歉一样悄悄对维尔迪兰夫人说，他在他们家住，总不能把朋友们甩掉不管吧；与此相反，他对这些客人，则装得似乎是客客气气，让他们在单调的海滩生活里见识一下这种娱乐消遣活动，去一家宗教中心，参观一座富丽的建筑，吃一顿美味可口的点心。这一下子就凑足好几个人组成二流人士的聚会；倘若花园的一个角落长有几棵绿树，这在乡村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但在加布里埃尔大道或蒙梭街就显得格外优美了，在巴黎市区，只有腰缠数百万的大富豪方能享有一小片园地，反过来讲，在巴黎晚会上的二等老爷们，每星期一下午，则可在拉斯普利埃充分显示自己的价值了。他们刚刚坐成一桌，只见桌面蒙着一块绣红的台布，窗间墙上挂着几幅单色画，这时，人家马上就给他们端上来一块块烘饼，诺曼第的千层酥，船形馅饼，只见馅饼里包满珍珠玛瑙般的红樱桃，还有素有“外交官”美称的“蜜饯布丁”，一扇扇窗户敞开着，面向碧海蓝天，幽深的蓝图呈现在面前，大家有目共睹，不可能不同时看在眼里，于是乎，这些二等老爷们摇身一变，身价大增，变成若干更可宝贵的东西了。更有甚者，即使还没有看见他们之前，当人们每星期一来维尔迪兰夫人家幸会的时候，就连那些在巴黎司空见惯看腻了在豪华饭店门前停留的大马车的人们，如今看到在拉斯普利埃门前那排大冷杉树下停着两三辆破马车，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感到心口怦怦直跳。也许，这是因为，乡村环境不同，物换星移，上流社会索然无味的感受，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竟然又变得新鲜起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坐破车子去看维尔迪兰夫人，往往会唤起某一次游山玩水的美好回忆，想起有一次与车夫约好的昂贵的承包活动，车夫承揽一天包活简直是“漫天要价”。但是，那些新来乍到的客人，还不可能弄清他们的身份，大家总有些许的好奇心，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在嘀咕：“这会是谁呢？”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弄不清谁会来康布尔梅府上或在另一家府上住上八天时间，乡村生活孤寂无聊，大家喜欢提此类问题，遇到一个久别重逢的人，或介绍一个陌生的人，这在巴黎生活里是件令人厌烦的事情，但在乡村则不然，它打乱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的真空，填充了美妙的气氛，就连邮差到达的时刻也成了一大快事。就在我们坐汽车到达拉斯普利埃的当天，因为那天不是星期一，维尔迪兰夫妇很可能被折腾得够呛，因为全村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想看热闹，而对于远离亲人，被禁锢在孤零零的温泉疗养院的病人，就恨不得破窗而出看个究竟了。那个腿脚颇快的新仆人，已经习惯那些套话，他回答我说，“要是夫人不出门的话，她很可能在‘杜维尔景观’上”，他说“他去看看”，却立刻回告我们说，她立即接待我们。我们看见她时，她的头发有点散乱，因为她刚从花园、家禽饲养场和菜园子转回来，她去那儿喂她的孔雀和母鸡，拣蛋，摘果，采鲜花，以便“为餐桌铺路”，那餐桌的布置，犹如花园小径的微缩，不过在桌上，她却别有讲究，不让桌面一味容忍有用的和好吃的东西；除了园中那些现成的东西，如梨子啦，雪花蛋啦什么的，还摆着高杆兰蓟，康乃馨，玫瑰花和金鸡菊，透过招展的花枝凭窗远眺，犹如透过花标杆，但见渡船来往穿梭。听说有客人来访，维尔迪兰夫妇当即停止布置鲜花准备迎客，但一看来访者并不是别人，而是阿尔贝蒂娜和我，显得出乎意料，我一下就看出问题来了，原来那位新仆人，虽然满腔热情，但还不熟悉我的姓名，禀报错了，维尔迪兰夫人一听好生耳生，还是请进来吧，不管是谁总得看看吧。那新仆人呢，站在门口上，打量着这场面，好弄明白我们在家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而后，他大步流星跑远了，因为他前一天才被雇来。阿尔贝蒂娜将帽子和面纱让维尔迪兰夫妇好生看过，便对我递了个眼色，意思是提醒我，我们眼看没有太多时间来干我们想干的事情。维尔迪兰夫人留我们等着吃下午的点心，可我们谢绝了，但冷不防她突然披露了一个打算，差点把我和阿尔贝蒂娜游山逛水所指望的全部兴致一扫而空：这个女主人，由于不好下狠心离开我们，也可能是舍不得一次新的消遣的机会，想同我们一起往回走。她早就惯于这么干，自告奋勇提此类建议让人扫兴，而且她不可能有把握，她自告奋勇提出的决议会给我们带来愉快，因此她在向我们提建议时，装出一副极其自信的样子，极力掩饰她表现出来的难为情，甚至看不出她曾想到，我们的回答会有什么问题，她没有直接向我们提出要求，而是在向她丈夫谈到阿尔贝蒂娜和我时，仿佛是她优待我们一次似的顺便说说：“我送他们回去吧，由我来。”此时此刻，她嘴上挂起一丝微笑，这种微笑并不属于她自己的专利，我已经在某些人身上领教过这一种微笑，他们对贝戈特狡黠一笑说：“我买了您的书，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一种人笑亦笑的笑，一种千篇一律的共相，只要他们有必要这样子——象人们使用铁路和搬运车那样——仿效他人嘴脸，只有几个高雅之士例外，比如斯万和德·夏吕斯先生，我从来没看见在他们的嘴唇上挂着那种微笑。打从她那一笑开始，我的拜访便大败其兴的了。我故意装着不明白她的意思。过了片刻，事情变得明朗了，维尔迪兰先生似乎也要一起凑热闹。“但这可让维尔迪兰先生太费时了吧，”我说。“才不呢，”维尔迪兰夫人和颜悦色、慷慨施恩地对我说，“他说，与这等风华男女重温往昔的轻车熟路会令他格外高兴；必要时他可以上电车，这吓不倒他，然后我们俩双双老老实实坐火车回来，就象一对和睦的好夫妻。瞧，他笑逐颜开了。”她仿佛是在谈论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名鼎鼎的老画家，画家比小孩还小孩，以乱画奇形怪象逗自己的小孙孙们取乐。令我倍添烦恼的是，阿尔贝蒂娜似乎不与我分忧，反为能与维尔迪兰夫妇一起坐着车子兜遍全区而感到兴致勃勃。可我呢，我本指望与她一起寻欢作乐，而且早已迫不及待了，我岂能容忍女主人扫我们的兴；我编造了种种谎言，维尔迪兰夫人听了恼羞成怒，发出咄咄逼人的威胁反倒使我的谎言成了有情可原的了，可阿尔贝蒂娜呢，真是气死人！她却与我唱反调。“不过，我们要去拜访一个人，”我说。“拜访谁？”阿尔贝蒂娜问。“我会对您作出解释，这非去不可。”“那好！我们等着你们就是了，”维尔迪兰夫人说，什么条件她都可以屈从。直到最后一分钟，我真担心有人会夺走我那梦寐以求的幸福，于是心一狠，也顾不得失礼了。我断然加以拒绝，贴着维尔迪兰夫人的耳朵，借口说阿尔贝蒂娜有心事，她想问我如何是好，绝对必须我单独同她在一起。女主人沉下脸来：“那好吧，我们不去了，”她说，气得声音都发抖了。我感到她好不高兴，不得不装装样子作点让步：“不过，也许可以……”“不，”她又说，反而火上添油，“我说不，就是不。”我以为同她闹翻了，可她却站在门口提醒我们，叮咛我们千万不要“放弃”第二天的星期三聚会，不要开着这玩艺儿来这里，这玩艺儿夜里可危险了，千万坐火车，同小圈子的人大家一起来，汽车已经在园林斜坡上行驶，她到底还是把车叫停了下来，因为仆人忘了把她叫人为我们包好的一方水果塔和一叠油酥饼放到车上去。我们重新上路，只见一幢幢小农舍簇拥着鲜花迎面跑来为我们送行了一程。我们觉得这地方已变得面目全非，与我们对每一个地方留下的印象大不相同，空间的概念远非那种神通广大的概念。我们说过，时间的概念大大扩大了各个地方的差别。但时间的概念也不是唯一的。有些地方，我们老觉得它们孤零零的，与其余的世界似乎没有共同的尺度，几乎与世隔绝，有点象我们人生特定阶段认识的那些人物，比如在部队里，在我们童年时代里认识的人，如今与我们已毫不相干了。在巴尔贝克寄居的第一年，有一个高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喜欢带我们去那里登临，因为从那里放眼，非水即林，高地名叫“博蒙秀峰”。她选择登秀峰的那条道，一路古树参天，她认为美不胜收，只是全是上坡，她的马车不得不慢吞吞前行，走很长时间。一旦上了高地，我们又立即下山，散散步，再上车，沿着老路回去，前不见村庄，后不见城堡。我晓得，博蒙有一点令人莫名其妙，似乎很远，仿佛很高，我弄不清它到底在什么方向，因为从前从未取道博蒙秀峰到别的地方去过；况且，要坐很长时间的马车才能到达高地。此地显然与巴尔贝克同属一个府（或同一个省），但在我看来，它地处另处一个世界，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然而汽车却对神秘世界大不敬，虽过了安卡维尔，但安卡维尔的房舍仍然历历在目，由于我们下到横向的海岸，直通巴维尔，来到一道土堤上，顿时看见了大海，我问这是什么所在，司机尚未来得及回答，我猛然认出了博蒙，我每次乘小火车，就这样绕博蒙而过，竟有眼不识秀峰，其实它离巴维尔仅有两分钟的路程。我服役的军团里有一位军官，我原以为他是一个特别人物，他心肠太好，过于朴实，以致看不出他是豪门贵族门第出身，时间距离太久远了，而且简直神秘莫测，以致不仅仅是名门望族的后代问题，但我却得知，他是某某君的叔伯兄弟，或堂表兄弟，而我又同此君在城里共进过晚餐，与这位军官留下的印象相类似，博蒙一旦与我原以为有天壤之别的地方混为一谈，它顿时失去了神秘的色彩，并在当地明确了位置，令我想起来都怀着惶恐，倘若我在一部小说封闭的氛围之外遇到了包法利夫人和桑塞维利纳夫人类似的人物，我兴许会觉得她们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可能有人以为，我热衷于美妙的铁路旅行，因此很难分享阿尔贝蒂娜见了汽车那美滋滋的心情，即使汽车上坐着一位病夫，但病人想到什么地方它就可以开到什么地方，却不允许——象我迄今做的那样——把某地看作是个人的标记，看作是完美无缺的不可取代的佳境。无疑，这个地点，汽车不会象当年我从巴黎来巴尔贝克时的铁道那样在此设终点站，这个站摆脱了琐碎的日常生活，作为始发站颇为理想，而作为到达站早就没说的，开到这大站头，里面却不住任何人，上面只标有城市的名字，即某某火车站，看样子到了车站就意味着终于可以进入城市，因为它很可能是城市灵魂的现形。不，汽车可不同，它把我们带进一座城市，没有这么神妙，因为我们下火车首先是从整体上看这座城市，这个整体，城名作了概括，顾名思义含有观众闭门造车异想天开的色彩。而汽车则把我们带进大街小巷里转，不时停下向居民打听一下情况。但是，作为轻车熟路往前开的惩罚，就连司机对自己的路都没有把握，只好摸索着走，甚至走回头路，前面走错了岔道，一座古城堡徒有百年老树绿荫遮面，但随着我们向它逼近，终于脱颖而出，只见它依山傍海，与一座教堂相映成趣，汽车环城一圈又一圈往里兜圈子，城市吓得魂飞魄散，向四面八方逃脱开去，汽车最后单刀直入，直插山谷深处，只见城市就横卧在山谷的土地上；这所在，是独一无二的地点，汽车似乎已经揭开了特别快车赋予的神秘面纱，却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是我们自己发现了这地点，明确了它的位置，而且好象用圆规测量过那样准确无误，用更精密的准确性，帮我们体会到真正几何学的奥秘，“大地测量”的美妙。
　　此时，有一件事可惜我并不知道，只是两年多以后方才听说，那就是，司机的雇主之一就是德·夏吕斯先生，莫雷尔负责给司机付钱，却为自己留下一部分钱（让司机增加两倍乃至四倍的公里数），与司机打得火热（在众人面前却装模作样不认识他），经常用他的车子跑远程。要是当时我知道此事，要是维尔迪兰夫妇与这位司机一拍即合的信任源出于此，而且他们可能又不知道内情，那么，我第二年在巴黎生活的种种苦闷，与阿尔贝蒂娜的种种不幸，也许就可以得到避免；可是我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德·夏吕斯先生与莫雷尔一起乘小车外出兜风，就事情本身而言，与我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更何况，他们到外面游山玩水，更多的是到海滨去吃一顿午餐或一顿晚餐，德·夏吕斯先生装出破产老侍从的模样，而负责算帐的莫雷尔，却俨然象一位极好的绅士。我不妨举一餐晚饭为例，这样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事情发生在圣马尔斯一家椭圆形的饭店里。“难道不可以将这个收起来吗？”德·夏吕斯先生问莫雷尔，好象对一个中间人说话，这样就不必直接问跑堂的了。他所谓“这个”是指三朵枯萎了的玫瑰花，是饭店侍应部领班好心好意放在桌子上以为可以装饰桌面的。“可以……”莫雷尔尴尬地说：“您不喜欢玫瑰？”
　　“哪里话，我指出刚才那个问题，恰恰证明我喜欢玫瑰花，既然此地并没有玫瑰花（莫雷尔感到莫名其妙），但实际上，我并不很喜欢玫瑰花，我对姓名极敏感；一看到一朵玫瑰花有几分姿色，便得知她叫罗特希尔德男爵夫人或叫尼埃尔元帅夫人，这无异于吹来一股寒气。您是否喜欢指名道姓？您是否为您的音乐会小曲段找到标致的标题？”“有一首《愁诗》。”
　　“真糟糕，”德·夏吕斯先生答道，嗓音很尖，象耳光一样响亮。“可我要的是香槟吧？”他对领班说，领班满以为端上来的就是香槟，实际上是为两位顾客倒满了两杯根本不是香槟的汽酒。“不过，先生，……”“撤走这该死的东西，它连最差劲的香槟都沾不上边。简直是催呕药，叫‘Cup’（混酒），一般用三颗烂草莓泡在醋和塞尔茨矿泉水混合液之中……是的，”他接着转身对莫雷尔道：“您好象不知道标题是什么名堂，甚至，在您表演最得意的节目之中，您似乎没有发现事情通灵的一面。”“您是说？”莫雷尔问，他对男爵的一席谈话一点也没听明白，生怕丢掉一条有用的信息，比如，举个例子，邀请吃饭之类，德·夏吕斯先生有所疏忽，没有把“您是说？”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莫雷尔因此得不到回答，以为该换换话题，于是给他耍了一个花招：“瞧，那个卖花的金发小娘子，她卖的就是您不喜欢的花；又是一个准有宝贝女友的女人，那个老娘，在里面桌上吃饭的那个，也肯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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