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可救药的遗忘，那么迅捷便涵盖了最近发生的事情的遗忘，这种强夺人意的无知，相反地，却使一门小小的学问，因为传播甚少越益显得珍贵。这门学问用于了解人们的家系和真正的地位，了解他们是出于爱情、金钱或其它什么理由与某个家族联姻，或屈尊俯就。它在由保守精神左右的任何社交团体中均能赢得赏识，在关于贡布雷和巴黎有产阶级方面，我外祖父所拥有的这门学问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圣西门对这门学问十分重视，即在他称赞德·孔蒂亲王多才多艺的时候，他都把这门学问放在其他科学之前，或者不如说他把这门学问说成是科学中的第一门。他赞誉德·孔蒂亲王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卓见远识、守正不挠、毫厘不爽、学贯古今、博览群书，他博闻强记、熟知家系，它们的奢望和现实，善以不同礼节对待级别不等，贤愚不等的人，归还王族应该归还而不再归还的一切。他甚至对此，对所以会发生的他们的僭越作了解释。书籍和谈话中的历史为他提供对出身、职位等等作出尽可能不开罪于人的安排的依据。”我外祖父没有这么杰出，但凡是与贡布雷和巴黎有产阶级有关的情况，他知道得同样一清二楚，品味起来也一样地兴致勃勃。这样的美食家，这样的有心人，知道希尔贝特不出身于福什维尔，德·康布尔梅夫人不出身于梅塞格里斯家族，而那位最年轻的也不是瓦朗蒂努瓦家的女儿，这样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不仅为数不多，而且其新成员甚至都非出身于贵族的最高等级（笃信宗教的人，或者天主教徒并不一定就是最熟知《圣徒传》或十三世纪教堂彩绘大玻璃窗的人），而往往来自二等贵族，他们对自己所难得接近者兴致更高，由于来往较少也就更有闲功夫研究。他们高高兴兴地相逢，互相认识，举办丰盛的行会晚餐，如珍本收藏家协会或兰斯朋友会，晚餐上，他们品味家系家谱。这种聚餐会女人是不得参加的，但她们的丈夫回家后会对她们说：“我今晚出席了一次挺有意思的晚餐会。有位拉拉斯伯利埃先生真把我们给吸引住了，他给我们讲清楚了为什么那位有个漂亮千金的圣卢夫人压根儿就不是福什维尔家出身的，真可谓闻所未闻。”
　　布洛克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朋友不仅风姿如玉、花容迷人，而且秀外慧中，同她交谈实是一大乐事，可我又觉得谈话难以进行下去，这不仅因为我这位交谈对象的姓氏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因为她对我提及的许多姓氏对我也是新的，而今正是他们组成了社交界的基本队伍。另一方面，确实，虽说她愿意听我说古道今，我向她提到的许多姓氏对她也绝对地毫无价值，它们早已被忘记得一干二净，至少那些当时只因个人的功业而熠熠闪光的姓氏，不是某个名门贵胄家族共有的永恒的姓氏（少妇给她在一次晚餐上听颠倒的某个姓胡乱按上个错误的出身，她很少知道这种名门贵胄确切的爵位），大多数姓氏是她从来都不曾听说过的（不只因为她还年轻，还因为她不久前才来到法国定居，而且还不是马上就得到接纳），她在我退隐数年后才步入社交界，不知怎么，我脱口说出勒鲁瓦夫人的姓名，而我的交谈对象幸亏有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位老朋友向她献殷勤才听到说起过她。然而知道得不尽确切，我从这位故作高雅的少妇答话时那不屑一顾的神态中看出了这一点。她说：“知道，我知道勒鲁瓦夫人何许人也，贝戈特的一位老朋友嘛”，那口气就象是说“这是个我绝不愿意让她到家来的人”。我很清楚，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那位老朋友作为完美无缺的上流社会人士，满脑子都是盖尔芒特精神，其特色之一是不要流露出挺重视贵族交往的样子，他一定是觉得说“勒鲁瓦夫人与所有的公主殿下、所有的公爵夫人都有交往”显得太愚昧、太违背了盖尔芒特精神，他宁肯说：“她挺滑稽。有一天她这么回答贝戈特的话。”只是，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从交谈中获得的这种情况却相当于平头百姓从报上看来的新闻，他们以自己订阅的报纸为准绳，一会儿认为卢贝先生和雷纳克先生是盗贼，一会儿又把他们捧成伟大的公民。对于我的交谈者来说，勒鲁瓦夫人是前一种类型维尔迪兰夫人式的人物，名气不那么响，她那小圈子的范围也只限于贝戈特一个人。况且，这位少妇还是出于纯粹的偶然性听到勒鲁瓦夫人这个名字的最后一批女人之一。今天已经没有谁知道勒鲁瓦夫人是什么人了，这再说也是十分合理的。勒鲁瓦夫人曾引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那么巨大的关注，然而，她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后者的《身后回忆录》的附录里。其实，侯爵夫人之所以没有提及勒鲁瓦夫人，并非只因为这一位生前对她颇不客气，更因为在她死后，谁都无法对她产生兴趣，而这种只字不提的做法虽有出于女人社交上的积怨之处，更多却出于作家文学创作的取材所需。同布洛克的这位佳丽朋友交谈令我陶醉，因为这位少妇聪颖过人，可是，存在于我俩的用语之间的这种差异却使谈话变得不易理解和富有教益。我们明明知道岁月流逝，衰老取代了青春，最牢靠的巨产和宝座在分崩离析，名望是过眼烟云，我们认识这个由时间导引的活动世界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摄取的相片却相反地把它给固定死了。结果，我们以前认识的年轻人总是被我们看成是年轻人，而我们以前认识的老年人也总被我们想成是过去的那种样子，说得他具有老年人的种种美德。我们从推理而得知要毫无保留地相信一位大富豪的信誉，相信一位君王的支持，却不相信实际上他们明天可能丧失权柄而成为逃亡者。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纯属社交的范围里，如同在一个比较简单、然而能把人们引向解决虽说比较复杂、却属同一系列的困难的道路上去的问题里一样，在我和那位少妇的交谈中，由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上流社会间隔二十五年所形成的这种互不理解使我颇有感慨，它有可能加强我的历史意识。
　　再者，必须指出，这种对真实境况的无知每隔十年便导致一批中选者以他们现时的表象出现，仿佛过去的那些事情并不存在。这种无知使初来乍到的美国女人意识不到夏吕斯先生曾是巴黎地位最显赫的人，当时的布洛克还是无名小卒，而为邦当先生出了那么大力气的斯万曾是大家最喜欢的人，这种无知不仅新来者有之，那些一贯出入邻近几个社交中心的人身上也有之，而这种或那种人的无知也是时间作用的结果（但这次作用是实施在个人而不是在那个社会阶层上）。无疑，我们变换环境、变换生活方式也是徒劳无益，我们的记忆，既抓住了我们同一本性这条线，便会给这同一的本性，给先后各个时期维系上对我们所经历的社交生活的回忆，哪怕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即在盖尔芒特亲王府，布洛克仍然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十八岁时生活过的那个低贱的犹太人中心。而斯万，当他不再爱斯万夫人而到斯万夫人曾一度以为象去王家街喝茶一样光彩的科伦宾茶室去，恋上了那里的上茶侍女的时候，他也十分清楚自己在上流社会的价值，他记得忒维肯哈姆，对自己宁肯去科伦宾而不去德·布洛伊公爵夫人那里的原由明白无疑，也完全知道自己去科伦宾茶室或里茨饭店只会一千倍地更不“光彩”，而不会增加一丝一毫，因为只要付钱，那种地方谁都可以去。布洛克或斯万的朋友们无疑也记得那个地位低下的犹太社交中心或在忒维肯哈姆的约请，所以，象斯万和布洛克的这些不那么高贵的“我”一样的朋友们，在他们的记忆中并不把今日衣冠楚楚的布洛克和当初捉襟见肘的布洛克视作二人，并不把在最后那些日子里光顾科伦宾茶室的斯万和出入白金汉宫的斯万视作二人。然而，这些朋友在生活中可以说是斯万的邻里，他们的生活就展开在附近的一条线上，致使他的形象几乎满满地充斥着他们的记忆，但在另外一些与斯万较生疏、同他不仅在社会关系上、而且在密切程度上都存在着较大距离的人身上，这种距离造成当初的认识比较肤浅、相见的时候又比较少，为数不那么多的往事的回忆使概念漂浮不定。而在这一类陌生人心里，历经三十年后，已再也记不起能在往昔中延伸发展和在现时中改变此人价值的东西了。在斯万生前最后的那几年里，我曾听到过有些甚至是社交界人士，当别人同他们谈起斯万的时候，他们竟说：“您是指科伦宾茶室的那个斯万吗？”好象这便是斯万的名号。现在我又听到有些应是了解情况的人在提到布洛克的时候说：“布洛克—盖尔芒特吗？盖尔芒特家的老熟人吗？”这些把一个人的生活分割成块的错误，在孤立现时中把我们谈到的这个人变成另一个人，一个被改头换面的人、昨天的创造物和只是他现有习惯的凝聚的人（实际上身上却带着把他与过去相连结的生命的继续），这种错误当然他也依存于时间，但它们不属于社会现象，而是一种记忆现象。即在眼下，我便有一个例子，关于对我们变动别人外貌的那种遗忘的例子，它虽说属于一种颇不相同的类型，却因此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侄儿，维尔芒杜瓦小侯爵从前对我是顽固不化地蛮横无礼，致使我对他也采取了不近人情的态度，以示投桃报李，结果我俩心照不宣地成了仇敌。正当我在思考时间在这场德·盖尔芒特亲王府举办的聚会上的反映时，他请人为他引荐，说他相信我已经从他亲戚那里认识了他。说他曾拜读过我的几篇大作，并希望同我认识或重新认识。说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许多人一样，他也变得正儿八经地无礼，但已不再象从前那样的狂妄自大，另一方面，在他常去的那个社交中心却又有人因为那几篇拙作提到过我。然而，这些使他热情、使他主动接近的理由全都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或至少是能够让人接受的原因是他的记忆力比我还差，或者他早已不把我从前对他的攻讦所作的回击放在心上，因为那时候，我对于他不象他对于我，只是个小人物，他把我们之间的敌意忘了个一干二净。我的姓氏最多使他想起，他在哪个姑姑姨母那儿大概还曾见到过我，或者见到过我的某位亲属。由于吃不准是该作自我介绍，还是重新作自我介绍，我急急忙忙地便把话题转到他那位姑母身上，他认定就是在他那位姑母家碰到我的，因为他记得大家在那边常常议论我，而不是议论我俩的争吵。一个姓，这往往就是别人给我们留下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在他死后，只能在他生前。而这个人在我们心中的概念是那么模糊，或是那么怪诞，同我们在他心中的概念甚不相符，我们早已把自己差一点找他决斗的事抛置脑后，却记着他小时候在香榭丽舍套着黄色护腿的奇特模样，相反，他却压根儿不记得曾同我们一起嬉戏，尽管我们对他肯定说确有此事。
　　布洛克象条鬣狗般跳将进来。我在想：“他来到了一些沙龙，这些沙龙二十年前他是进不了门的。”然而他的年龄也增长了二十岁。他离死亡更近了。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在一张神态暧昧的脸上，远看或者在光线较差的情况下，我看到的只是欢乐的青春（或者那张脸上继续存在青春，或者是我把它召唤回来了），近看，这张脸总显得惶惶不安，那么吓人，象后台的老夏洛克，化妆已毕，等候上场，口里已喃喃地念着第一句台词。十年后，他当上了“大师”，拄着拐杖走进那些因为不景气而不得不劳他大驾光临的沙龙，他会觉得被迫去拉特雷默伊耶府实在是一桩苦差使。这对他会有什么好处呢？
　　正因为这些变化发生在社交界，使我更能从中提炼出重要的、堪以充实我一部分作品的真理，这些变化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象我刚开始的时候恨不信其为是的那样。即在我刚成为新贵，比今天的布洛克更新的新贵，走进盖尔芒特家族的社交圈时，我就是俨然以这个社交圈成员的身份审视一些不久前被接纳的成员的，他们在老成员看来显得格外地新，与老成员截然不同，而我却区分不出新老，而那些老成员与一向是圣日耳曼区的成员、当时的公爵们相比之下又都显得是生手，他们或他们的父辈、或他们的祖父辈则又曾当过那里的新贵。所以，使这个社交圈光彩夺目的并不是上流社会人士的贵胄身份，而是上流社会人士多多少少地被这个社交圈完全同化的事实，它使这些人过五十年后全都大同而小异。为了充分说明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的高贵，我不妨把它往后推移，即在路易十四时期，这个盖尔芒特家族的地位就同王室几乎不相上下了，它比今天的地位更显赫，然而，即在那个时候，同是我眼下注意到的现象就已产生。例如，我们不是知道当时他们与柯尔柏家联姻一事吗？今天我们确实觉得这个家族是很高贵的，也为娶科尔柏家的千金为妻的德·拉罗什富科家的公子带来很大的好处。然而，盖尔芒特家与柯尔柏家结为秦晋并不因为后者是贵族，当时的柯尔柏家族还是平民有产者，正是因为盖尔芒特家族与他们联姻才使他们跃身贵族。如果说奥松维尔这个姓随着当前这个支派的代表一起泯灭，它却或许将能以自己是斯达尔夫人的后裔为荣。而在大革命前，王国一等贵胄之一的奥松维尔先生却曾对布洛伊先生自夸，理由是自己不认识斯达尔夫人的父亲，同布洛伊先生本人一样不可能为他引见，始料不及有一天，自己的两个儿子竟会一个娶《柯林娜》的作者之女为妻，另一个娶这位作者的孙女为妇。按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说法，我知道自己尽可以在这个上流社会当一名没有爵位的风雅之士，可我们总爱想入非非，企求加入贵族的行列，象从前斯万做过的那样，象比斯万更早的勒布伦先生、安培先生和德·布洛伊公爵夫人所有的那些朋友们，连同公爵夫人本人那样，刚开始的时候地位也都挺寒微。我头几次在盖尔芒特公爵府用晚餐的时候肯定曾使博泽弗耶先生这样的人感到多么地不痛快，这不只因为我的在场，更因为我发表的那些意见，它们恰证明我对构成他的过去和使他用他的方式想象社交界的那些回忆一无所知！有朝一日，布洛克也会变得老态龙钟，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盖尔芒特沙龙会在他心里留下相当陈旧的记忆，那时，面对着某种僭越、某种无知，他也会感到同样的惊奇，产生同样的恶劣情绪。而另一方面，他也许同样会变得审慎而知分寸，这种我认为象诺布瓦先生这样的人才特有的品质，并且影响他周围的人，这种品质在看似与之水火不相容的人身上成形和体现出来。况且，我觉得，出现在我面前的得力盖尔芒特社交圈所接纳的机遇实在是件出格的事情。然而，如果撇开我个人和与我直接相关的圈子再来看这一社会现象，我发现它并不象我开始时以为的那么独特，它就象在我出生之地贡布雷的盆地里数量颇大的喷泉，它们与我成对称地从地下喷涌而出，为它们提供水源的是同一水团。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特殊内容和个人特点，当勒格朗丹进入这个社交圈子的时候，他的方式（通过他侄儿的奇特的婚事）完全不同于奥黛特嫁女，不同于斯万本人以及最后还有我的进入这个社交圈。对我这个曾杜门不出、从里向外观察生活的人来说，我仿佛觉得勒格朗丹的生活与我毫无关系，它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就象深谷里的小河，看不见另一条分岔的小河，然而，尽管河道间存在着距离，它们却注入同一条大江。然而，直截了当地，象把导致死亡的感情原因或可以避免的过失略过一边、只统计每年的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家那样，我们发现，有好几个从本故事开始时描述过的那个社交圈离去的人进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交圈，而很可能，即从有教养和富裕的有产者们全然不同的社交圈里也会产生一批比例几乎相等的人，如斯万，如勒格朗丹，如我和布洛克，人们发现我们正投身于“上流社会”的海洋，好象巴黎每年都要举行一定数量的婚礼那样。况且，他们互相之间也认了出来。因为，如果说青年伯爵康布尔梅以他高贵、优雅的气质和朴实无华的风度赢得众口一致的赞誉的话，我却在他的气质、他的风度，同时还在他的炯炯的眼神和强烈的发迹欲望中，认出早先构成他姨父勒格朗丹主要特点的内容，勒格朗丹是我父母亲的老朋友，他外表尽管象个贵族，却市侩气十足。
　　一般人成熟后，他当初比布洛克还尖酸刻薄的本性都会因善良而变温和，善良的表现与正义感一样，这种正义感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诉讼正当有理，何须害怕法官不是朋友或抱有偏见。布洛克的孙儿辈几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将是善良和审慎的。布洛克也许还没能达到这个程度。但我发现，过去他装出认为自己不得不坐两小时火车去拜访某人的样子，此人却并不那么盼着他的光临；现在，他不仅收到那么多午餐晚宴的邀请，而且还有请他去这儿住上半个月、那儿住上两星期的，他还谢绝了那么多邀请却对此只字不提，从没听到他吹嘘接受了谁的、拒绝了谁的。审慎，行动上和语言上的审慎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年龄的增长来到他身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随着某种阅历年龄的增长来到他身上。无疑，布洛克过去嘴巴不紧，也没能力做到与人为善和给人忠告。然而，有些优缺点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与其说属此人或那人所有，不如说与人生的某个阶段相关联。这些优缺点在个人身上几乎只是外表的东西，它们预先已普遍存在，到一定时候，就象到了某个节气，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自己的表现阶段。想要了解某种药物会减少或增加胃酸、加快或减少胃酸分泌的医生获得不同的结果，他们并不是根据提取少量胃液的胃进行判断，而是根据摄入药物后或多或少间隔一段时间后从这个胃里取得的胃液情况。
　　被视作为它所接纳的和在它周围的姓氏之总和的盖尔芒特这个姓，就这样每时每刻都在吐故纳新，就象在花园里，含苞欲放的随时都准备取代已经枯萎的花草，它们混迹在看来差不多的花丛中，只有那些并不经常看到新来者的人们，记忆中还确切保留着杳然黄鹤的形象的人们才能看出其中的差异。
　　由这次聚会聚集起来的，或藉这次聚会轮番呈现在我眼前的外表，乘机从中脱颖而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些先后不同的、相悖的情势唤起我记忆中的人们，他们中不止一个烘托出我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视角的差别，犹如地面的起伏，山丘或城堡，有时出现在右，有时出现在左，初时凌驾于森林之上，继而突出于峡谷之外，以此提醒旅行者前进路上的方向变化和地势高低。我进而往上追溯，最终找到同一个人被很长很长的时间间隔开的几个形象，由几个颇是不同的“我”保留下来的形象，各个形象就其本身的涵义之间又存着巨大的差别，致使我在以为对自己过去与这些形象之间的关系的演变过程一览无余的时候，总是把它们给忽略了，我甚至不再想到它们就是我从前所认识的，使我必须通过偶然的刹那间的注意，才能象寻找到某个词的词源那样，把它们与它们对我而言的那个原义重新联结起来。斯万小姐隔着刺玫瑰篱向我送来秋波，我早该想到其真实涵义是欲念。贡布雷传闻中斯万夫人的那位情人也曾在那堵篱笆后面冷眼睃睨过我，其涵义也不是我当时所思及的，况且，此后他的变化那么大，以至后来在巴尔贝克，我一点都没从那个站在娱乐场边读海报的先生身上认出他来，而且，每隔十年，当我想到他那时的情景，我总要对自己说：“那就是德·夏吕斯先生呀，已经变成这副模样了，真怪！”贝斯比埃大夫婚礼上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在我叔祖父家穿一身玫瑰红服装的斯万夫人，勒格朗丹的妹妹德·康布尔梅夫人。她那么漂亮，使勒格朗丹提心吊胆地怕我们求他把我们介绍给她，还有那么多与斯万、圣卢等等有关的人物，他们犹如一幅幅人物图象，有时，当它们在我脑海里泛现的时候，我闹着玩儿把它们象书籍扉页的绣象放在我与各种人物的关系的起步上，然而，它们在我看来确确实实地也只剩下一幅图象了，而且这幅图象还不是由其本人放在我心上的，与他再也没有任何关联。事情还不仅仅在于有的人记忆力强，有的人记忆力差（还不至于差得象土耳其大使夫人们和某些人那样，在不断的遗忘中过日子，这便使他们的脑子里总是留有位置接纳别人告诉他们的相反的信息，因为前一条才一个星期便销声匿迹，或者后一条具有排斥前一条的能力）。即便记忆力旗鼓相当，两个人所记得的也不是同一些事情。甲对某事耿耿于怀，乙却并不把这件事很放在心上，相反却把前者一句几乎是未经思考脱口说出的话揪住不放，把它当成表示好感的特别信号。当别人发出假信号的时候，正确理解有利于缩短对这个信号的缅怀时间和能迅速得以肯定对方其实没有这种意思。最后，更为深刻、更加公正的意义还在于记忆的多样化，它使诗人把大家对他提起的那些事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却记住了瞬息间的印象。这一切导致我们在二十年没有露面后遇到的不是料想中的积怨，而是不由自主的、无意识的原宥，不是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因为我们忘了自己也给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而是理智。即使是事关我们最熟悉的人们，我们也会忘了事情发生的日期。由于德·盖尔芒特夫人每一次见到布洛克的时间至少是在二十年前，她会赌咒发誓地一口咬定他出生在她这个上流社会，说他二岁的时候，德·夏特勒公爵夫人还曾把他抱在膝盖上轻轻摇晃。
　　这些人一生中有多少次来到我面前，他们或顺或逆的处境展现的仿佛仍是同一些人，只是形式有变、结局不同罢了！在我这一生中，与那些人的生命线相交的那些点差异甚多，结果，那些貌似最远的线纠缠在一起，就象生活拥有的线条有限，只能用这几条线绘制差距极大的图画，例如在我过去的各个不同阶段中，我对外叔祖父阿道夫的一次次拜访，元帅的表亲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儿，勒格朗丹和他的妹妹，弗朗索瓦丝的做背心裁缝出身、现在法庭工作的朋友，还有比他们的变化更大的吗？而今天，所有这些不同的线条全都集中到了一起，交织成网线版，这儿是圣卢夫妇的，那边属于小康布尔梅夫妇，且不说莫雷尔和其他许多曾以他们的连结协助形成某种情势的人们，我觉得情势才是完整的统一体，人物仅仅是构成成份。我有足够的阅历，尽可在我回忆中相反的区域里找到另一个人来补充生活为我提供的不止一人的不足。甚至对我眼前的这位埃尔斯蒂尔，他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他荣誉的标记，我也能给他加上最早的维尔迪兰夫妇的回忆，加上戈达尔夫妇和在里夫贝尔餐馆里的交谈，加上我结识阿尔贝蒂娜的那场聚会，以及其他那么多人。就象一位艺术爱好者，别人给他看一块祭台侧板，他便能回忆起在哪座教堂、哪个陈列馆、哪位私人的收藏品中也有这么一块，余下的均已散失（他还可以查一查商品一览表或者多跑几家古董店，最后找到与他拥有的一模一样的物品，与它配成一双）；他能够在头脑里恢复祭台装饰屏下部图案的原状，想象出整个祭台的模样。就象一只顺绞车升起的桶，几次三番碰到绞索，而在相反的方向上既没有人，连曾在我生活中占有一定位置、轮番起过不同作用的物都没有。一个简单的社交关系，甚至就是具体的某件物品，倘若几年后我仍能把它记起来的话，我会发现，生活已经在它周围没完没了地缠上各种各样的线，终于用年岁这种绝妙无比的毡绒包裹严实，就象在那些古老的公园里用绿宝石鞘包裹普通水管子的人。
　　这些人之所以令我觉得象在梦幻之中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对他们而言，青年时代和恋爱中的生活就已是浑浑噩噩，这种生活越来越变得象是一场春梦。他们把什么都忘了，直至积怨和仇恨，为了肯定他们与眼前的这个人确实有十年不说话了，他们还得查一查心灵的记录，然而这份记录也已模糊得象一场梦，梦中受人侮辱，却再也记不得侮辱他的是谁。所有这些幻梦构成政治生活的互为矛盾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曾互相控告对方谋杀或通敌的人们在同一个部里。而在有些老人身上，这种幻梦在他们做了爱以后的那几天里变得象死亡一样地浓重，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是不可能向总统提出任何请求的，他把什么都忘了。过后，如果让他休息几天，他会重新记起公务，偶然得象记起一场梦。
　　有时，这个人不只以一种形象显现，他同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人差别那么大。曾有几年时间，我觉得贝戈特是一位非凡的慈祥的老人，我看到斯万的灰色帽子，看到他妻子的紫色大衣，面对着他那追随着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世系姓氏的神秘感，就会象看到幽灵显现般地感到浑身发软，甚至在一个沙龙里。几近传奇的发端，继而却变得索然无味的交往的迷人的神话，它们在往昔中延伸的时候却象广阔天宇彗星喷射出来的彗尾，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即使并非始于神秘，例如我与苏夫雷夫人的交往，今天显得如此枯燥乏味、纯属社交应酬，当初却保留着它原始的微笑，更加恬适、更加温柔、无比甜蜜地镌刻在海滨丰富多彩的下午和巴黎春日盈盈的傍晚，车马随从喧喧嚷嚷，尘土飞扬，阳光象流水般晃动的巴黎的黄昏，也许，如果我们把苏夫雷夫人从这个背景中分离出来的话，她便没有什么价值了，就象那些纪念性的雕塑象，如威尼斯的保健女神象，它们本身并不很美，只是在那个地方恰到好处。苏夫雷夫人已经构成我认为具有某种“平均”价值的回忆部分，我并不考虑她这个人在这里出现确切的价值是多少。
　　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比他们所经受的肉体的和社会的变异更使我感到震惊，那便是与人们互相之间所持的不同看法相关联的变化。勒格朗丹瞧不起布洛克，从来不跟他说话。他变得对他非常客气。这绝不是因为布洛克的地位提高了，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不值一提，因为，社会的变化必然地导致经受这种变化的人们之间相应的身份变化。不。那是因为人们——也就是对我们而言所意味的那样的人们，在我们的记忆中并不具有的一幅图画的均一性。他们随着遗忘而演变。有时，我们甚至会把他们与另一些人相混淆：“布洛克，就是以前常到贡布雷来的那个人”，他嘴巴上说的是布洛克，心里所指的却是我。相反，萨士拉夫人则一口咬定关于菲利浦二世的那篇史论是我写的（实际上是布洛克的大作）。且不说这些张冠李戴的事儿，我们总爱忘记某人对你使过的卑劣伎俩，忘了他的不足之处，忘了他上一次没有握手道别便扬长而去，相反却记得早些时候一度情投意合。勒格朗丹与布洛克投桃报李友善相待，他的姿态正是对从前的那一时所作，这或许是因为他失去了对某一段往事的记忆，或许认为应该这么做，其中兼有原谅、遗忘与何足道哉的成份，而这仍然属于时间的效应。何况，我们互相之间记得关于对方的事情也不一样，即使是在恋情之中。我曾发现阿尔贝蒂娜把我们最初的几次见面时我对她说过的话记得清清楚楚，而我却已把这些话忘得净光。对于另一件象石块一样永远深深地沉入我脑海之中的事情她却记不得了。我们平行发展的生活恰似那些小径，每隔一定的距离便对称地放置着一盆盆鲜花，它们对称却并不正面相对。更何况是对某些我们不甚了解的人，只记得他们是谁，或者只记得他们别的事情，甚至是最初的别的事情，以及人们从前对他们的看法，某种受旁人暗示形成的东西（我们在这些人中间与他们重逢，这些人认识他们不久，这时的他们身份高贵，占有他们过去所没有的、却一下子为健忘者所接受的位置），对于他们而言，这更是可以理解了。
　　生活在把这些人几次三番地放在我命途上的时候，往往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把他们介绍给我们的，这种环境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围得严严实实，从而缩小了我们观察他的视角，使我无法认清他们的本质。即使是盖尔芒特夫妇，他们曾是我梦寐以求的认识对象，当我最初接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呈现在我面前的表象，一个是我外祖母的老朋友，另一个是曾在中午时分的娱乐场花园里，以令人不快的目光望着我的先生（因为在我们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偶然事件的纽带，就象我在贡布雷阅读某些书籍时所领会的，有一条感知的带子，它阻止现实与灵魂进入完全的接触）。以至，总要到事后，因为某个姓氏而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的认识才变成了我对盖尔芒特家族的认识。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想到那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一个尖尖的鹰钩鼻的难以接近的世系，那金色的、玫瑰色的神秘世系，出于种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境遇，那么经常地、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面前，任我交往，甚至成为知己密友，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我觉得生活富有诗意，竟至当我想认识斯代马里亚小姐或者给阿尔贝蒂娜去做几条连衣裙的时候，我找盖尔芒特家的人帮忙，就象找最乐于为我效力的哥们。的确，我讨厌上他们家去，那就象我不愿意到后来结识的其他上流社会人士家里去是一回事。甚至，对贝戈特家的青年贵族是如此，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是如此，我只有在与她相隔一段距离的时候才能感知她的魅力。一旦来到她身边，这种魅力便烟消云散，因为它存在于我的记忆和想象之中。然而，不管怎么样，盖尔芒特家族，就象希尔贝特一样，毕竟因为扎根于我较早的往昔生活之中，当时我的幻梦更多，更相信个别人，所以他们不同于上流社会的其他人，此时，在同这个或那个的交谈中使我感到烦恼的是自己至少还保留有童年时代想象中的她们，我曾认为是最美的和最难以接近的她们，并且象个理不清一笔糊涂帐的商人，把拥有她们的价值和自己想开的价格搅混一气，以此自慰。
　　然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我以往同他们的关系充满了在绝望中形成的更为热切的梦幻，那里，丰富多彩地绽开我当时的生活，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们的生活，我真弄不明白，他们的如愿以偿竟是那条又窄又薄、黯淡无光的饰带，无足轻重、不屑一顾的亲密关系的饰带，从中我已不可能再找到任何曾构成他们的神秘、狂热和甜蜜的东西了。
　　“德·阿巴雄侯爵夫人近来怎么样了？”德·康布尔梅夫人问道。“她已经去世了呀，”布洛克答道。“您把她同德·阿巴雄伯爵夫人搞混了，伯爵夫人是去年作古的。”德·阿格里让特亲王夫人介入他们的对话。这位年轻的孀妇从她的老头前夫继承了巨万家资和名门大姓，向她求婚的不乏人在，使她变得自信不疑。“德·阿巴雄侯爵夫人也死了有将近一年了。”“啊！一年，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德·康布尔梅夫人答道，“不到一年以前我还曾在她家参加了一次音乐晚会呢。”争论中，布洛克并不比社交界的那些“面首”更能说出些有份量的话，因为那些逝去的高龄人与他们之间距离太大，这或者是由于年岁上的巨大差别，或者是由于他们（如布洛克）新近才走完迂回曲折的道路、靠拢和步入这个不同的社交圈，正值衰败、处于夕照余晖中的社交圈的，他们并不熟悉它的历史，往事回忆也不可能给予他们启迪。死亡对于同一阶层的同龄人已经失去了它怪诞的含义。况且，每天都听到有那么多人行将就木的消息，有人霍然康复，有人溘然长逝，我们也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更有幸拜识的某公，是摆脱了他胸口的肿疼还是已经仙逝。死亡人数倍增，而且在高龄区更变得捉摸不定。在这两代人和两个社交圈的交叉点上，鉴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能力识别死亡的两个社交圈几乎在混淆死与生，死被世俗化，变成了一次小事故，它虽说或多或少确定某人的性质，从谈起这桩事故时所用的口气来看似乎它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一切便随之完结了。人们说：“可您忘了，某人已经去世”的时候，就象是说：“他获得了勋章”，“他现在是院士”，或者说：“他到南方过冬去了”，“医生嘱咐他到山里去生活一段时期”，而说到底这全是一码事。因为，反正他是不可能来参加庆贺活动了。对某些名人而言，他们死去时留下的东西尚能帮助我们意识到他们的生命已经终止。可是对一般已属耄耋之年的社交人物，我们就弄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死了还是没有死。这不仅仅因为我们不大认识他们，或者忘了他们的过去，而且还因为他们不管在哪个方面，与未来都毫无干系。而分清社交界的老人是病、是不在、是退隐乡居还是寿终正寝的困难使大家象接受优柔寡断者的无动于衷一样认可死者的无足轻重。
　　“要是她真的还活着，那怎么就再也见不到她的人影儿，也见不到她丈夫了呢？”一个喜欢卖弄小聪明的老姑娘问道。
　　“这我不妨告诉你，”她母亲说，“那是因为他们老了，人到了这种年龄就不再出门了。”这位当母亲的虽说已年过半百，却从来都不错过每一次欢乐聚会。照她这么说，老年人在进坟墓之前还该有整整的一个与世隔绝的阶段，在淡淡的雾霭中伴着长明的孤灯。德·圣德费尔特夫人结束这场争论说，德·阿巴雄伯爵夫人因久病不愈，于一年前去世了。可是没过多久，德·阿巴雄侯爵夫人也一命呜呼了，“死得毫无道理”（因此而显得与所有那些人的生相仿的死亡，藉此而说明它不为人所注意的理由的死亡），这样的死，为那些分不清张三李四的人作了辩白。听说德·阿巴雄夫人真的已过世，那位老姑娘神情紧张地朝她母亲瞄了一眼，因为她怕她母亲得知“同时代人”去世的消息后会“感到震动”。她仿佛已经听到别人是怎样议论她母亲的死和用怎样的理由加以说明的：“德·阿巴雄夫人去世曾经使她感到十分地震动”。然而这位老姑娘的母亲却相反，每当有一位同龄人“逝世”的时候，她便觉得自己在又一场角逐中获得了胜利。而且对手全都是名将。他们的死是使她尚能愉快地意识到自己的生的唯一手段。老姑娘发觉她母亲在提到德·阿巴雄夫人已退隐山林、隐居在疲备不堪的老人很少能从那里出来的地方时，并没有露出不愉快的神色，而当她所说侯爵夫人已进入下一个人们只能到那里去不能从那里回的居处时，更看不出她有什么不悦的表示。看到她母亲对此事淡然处之满不在乎，老姑娘尖刻的心理乐了。为了逗她的女友们一笑，她编了一个，她自以为是轻松愉快地编了个令人喷饭的故事，结果使她的母亲搓着双手说出了：“老天爷，那可怜的德·阿巴雄夫人居然真的死了。”即使对那些并不需要她的死来庆幸自己活着的人，这个死同样使他们感到欣慰。因为任何人的死都能给旁人的生活带来某种简化，省去了需表示感恩戴德的顾忌和拜谒的义务。
　　埃尔斯蒂尔却不是这样对待维尔迪兰先生之死的。
　　一位贵妇人要走了，她还要出席别的下午聚会，还要与两位王后一起用茶点。她便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位高个子交际花，德·纳索亲王夫人，若不是她的身形变瘦小了（由于她的个头比以前矮多了，她的模样看上去就象人们平常说的“一只脚已进了坟墓”），我们简直都不能说她显老了。她依然活脱一个玛丽－安托瓦内特，奥地利的鼻子，富有情趣的目光，无数化妆用品十分协调的配合使她的容颜不老，象丁香花，香气袭人。在她脸上泛浮着那种羞涩和温柔的神情，仿佛在说她不得不离去，她一定会再来，希望能不引人注意地悄悄溜走，与大量等待着她光临的精英聚会相关联的神情。她几乎就会出生在王位的台阶上，结过三次婚，长期地由一些大银行家奢华地供养着，且不说还需要满足她那么多突发的奇想，她穿着与她那双顾盼生情的杏眼和化了妆的脸一样淡紫色的连衣裙，连衣裙下还有那数不胜数的往事留下的有点说不清、理不清的纪念物。就在她从我面前走过，打算溜之大吉的时候，我向她行了个礼。她认出了我，她握了握我的手，那双淡紫色的明眸盯着我，仿佛在说：“我们有那么久没见面了！下一次我们定要叙叙别情。”她使劲握住我的手，已经记不清楚，是不是哪天晚上，她把我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带出来的时候，在车上，我俩还曾有过一段转瞬即逝的风流韵事。她试着暗示这件并不曾有过的事情，这是一种对她来说并不感到为难的事情，既然她能对着一只草莓塔做出温情脉脉的样子，而如果说她不得不在乐曲结束前动身离去的话，她看上去却象在忍痛割爱，而这种割舍却不会是最终的。况且，由于她吃不准自己与我是不是有过那段艳事，她与我匆匆握别的时间并不延续，而且一个字都没向我说。她只是象我说过的那样凝望我，那意思是“那么久了啊！”在这个“久”字里包含着她的三位丈夫、曾供养她的男人们、两场战争，而那双星眸，象修凿在乳白石上的天文钟，依次标出在已经那么遥远的往昔中的每一个庄严肃穆的时刻，每当她想对你道一声从来可以用作托辞的问候时都能再现的往昔。接着，同我分手后，她朝门口小跑而去，免得再打搅别人，也为了向我表明，她没有同我一谈是因为她时间紧迫，她要追回因为与我握手而失去的那一分钟，以便准时到达西班牙王后那里，她将与王后单独在一起用点心。我甚至相信她到门口后还会奔跑起来。实际上，她在奔向她的坟墓。
　　一位胖妇人向我问好，就在这声好的短促瞬间，具有云泥之别的各种想法涌上我的心头。我先是犹豫了一下，不敢答礼，生怕她由于比我更不善于认人，错把我当成了另一个人，接着，她那坚定的神态又反过来使我由于怀疑这一位可能与我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夸大我可掬的笑容，与此同时，我的目光继续在她的外貌上搜索，搜寻我还没有想起来的姓氏。就象参加业士会考的中学生，目光盯在考官的脸上枉费心机地希望在那上面找到他还不如到自己的记忆中去搜索的答案，就这样，我朝这位胖妇人微笑着，凝望着她的脸。我觉得这张脸象斯万夫人，所以我的微笑中也略略带上些尊敬的色调。我正待结束迟疑不决，才过一秒钟，我听到那位胖妇人对我说：“您把我当成妈妈了，确实，我开始变得同她挺象的。”就这样，我认出了希尔贝特。
　　我们谈了许多有关罗贝的情况，希尔贝特用尊敬的口气讲着他，好象那是一位上层人士，她执意要向我表示自己对他的钦佩和理解。我们互相提醒，回忆起他从前阐述的那些关于战争艺术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后来在当松维尔时常同她谈起他在东锡埃尔对我叙述过的那些主题），它们往往，总之，在许多方面得到最近这场战争的证实。
　　“我很难向您说清楚他在东锡埃尔对我讲过的那些细微末节现在和在战时给过我何等强烈的感受。当我们分手的时候（自那以后我们也没有晤面），我从他那儿听到的最后几句话是说，他预料，兴登堡这位拿破仑式的将军将进行一场拿破仑式的战役，其目标是隔开他的两个对手，他补充说，这两个对手很可能就是我们和英国人了。而罗贝去世才一年，一位他挺赏识的，在军事观念上显然曾深刻地受到过他的影响的评论家昂利·比杜先生说，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兴登堡攻势是一个集中兵力的敌人向两个拉开战线的对手展开的分隔战役，是一七九六年，皇帝在亚平宁白脉完成过，一八一五年在比利时失误过的军事行动。在这之前不久，罗贝曾把那些战役和某些剧本给我作了比较，我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地从那些剧本里看出作者的意图，即使他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也会改变计划。而对一九一八年的这次德国攻势，罗贝作出这种解释的同时，无疑是不会同意比杜的观点的。然而，另外一些评论家则认为，正是兴登堡在亚眠方向上取得的成功和接下来又被迫停止前进，他在佛兰德取得的成功和后来的又是停顿，导致，总之是出乎预料地导致从亚眠，然后从布洛涅出现一些他事先没有确定的目标。就象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改写剧本那样，有人从这场攻势看到向巴黎闪电式进军的征兆，另一些人则认为会有一些错落不齐的猛烈攻击以摧毁英国军队。而即使元首下达的命令与某种设想背道而驰，评论家们也有充裕的时间发表高论，就象当戈克兰肯定地对穆内－絮利说《厌世者》并不是他想要演的那种悲剧、正剧（因为，根据同时代人的见证，莫里哀也曾用喜剧手法演出这个剧本，演得令人发笑）的时候，穆内一絮利说：‘那么，是莫里哀搞错了。’
　　“至于飞机，您记得他那时说的话吗？他用的语句是那么美：每一支军队都必须是一个‘百日’阿耳戈斯①，唉！可惜他没能看到自己的话得到了证实。”我回答说：“不，他看到了，在索姆战役中，他清楚地知道，双方都从挖掉敌人的眼睛，即摧毁飞机和系留气球使敌人失去判断能力开始的。”
　　“哦！是，真的。”自从她一心钻研高深的学术，她的言谈举止都带上了点儿书呆子气：“他还硬说人们重又在使用以前的战术，您知道吗？在这场战争中，那几次远征美索不达米亚②（当时，她肯定是在布里肖的文章里读到有这么一回事）令人随时、千篇一律地想起色诺芬的撤退③，而为了从底格里斯河前进到幼发拉底河，英国统帅部用上了独木舟，一种又窄又长的小船，当地的平底轻舟，远古时期的迦勒底人就曾经使用过的。”这些话使我清楚地感到往事的那种停滞，它借助某种特有的重量无限期地停止在某些地方，致使人们重新见到它们的时候，它们还是原来那个样子。然而，坦白地说，由于我在巴尔贝克离罗贝不远的地方读到过的那些文章，我的印象更深刻，就象在法国农村找到塞维尼夫人笔下的林间小径，就象在东方，在关于库特阿玛拉的位置问题（贡布雷的本堂神甫如果把他对词源研究的嗜好扩大到东方语言的话，还会说，库特阿马拉，库特酋长，“就象我们说峡谷子爵和百洛主教。”）上，看到与《一千零一夜》关系那么密切的巴士拉这个名字重又回到巴格达的旁边，远在汤森德将军和戈林格将军之前的哈里发时代，水手辛巴德每次离开巴格达以后或回到巴格达之前，上船或下船前后都要经过的巴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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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希腊神话中的亚哥斯王子，长有一百只眼睛，其中总有五十只睁着，被杀后，女神赫拉把他的眼睛撒在孔雀尾巴上。
　　②美索不达米亚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区，北到巴格达，南到巴比伦尼亚，有五千年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印度远征军于1914年12月占领巴士拉，1917年英国又占领巴格达，1918年取得摩苏尔。这里所指即此。
　　③色诺芬（公元前431—公元前350以前），希腊历史学家，曾出任希腊万人军司令官，率军在陌生的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冲杀，公元前400年初撤回希腊，并以此为素材著《远征记》。
　　我对她说：“战争有一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是他开始意识到了的，那就是它有人情味，看上去就象一种爱，或者一种恨，尽可以把它叙述得象一部小说，因此，如果有人唠唠叨叨说战略是一门科学，这对他理解战争毫无裨益，因为战争不是战略的，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计划，就象我们不知道自己喜爱的女人所追逐的目标是什么一样，而且，也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计划。在一九一八年的三月攻势中，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夺取亚眠的吗？我们一无所知，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变化，是他们在西部朝亚眠方向的推进最后定下了他们的方案。假若战争是符合科学规律的，那也得从另一面，象埃尔斯蒂尔画海那样去描绘它，并且象陀思妥也夫斯基叙述一个人的遭遇那样，以逐渐得到纠正的幻觉、信仰为出发点。况且，战争绝不是战略的，这一点太肯定的，倒不如说它是医学的，包含着种种意料不到的偶然事故，临床医生可以谋求避免的事故，如俄国革命。”
　　在这场谈话的全部过程中，希尔贝特一直谦卑恭谨地对我讲述罗贝，那口气更似议论我的故友，而不是她的亡夫。她仿佛在对我说：“我知道您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请您相信，我是善于理解这位才智超群的人的。”然而，她肯定已不再感到对他的回忆的爱可能依然是远远地在影响她现时生活的特色的原因。所以，安德烈现在是希尔贝特形影不离的女友。虽说安德烈首先借助于她丈夫的才华和她自己的聪颖，已经开始进入虽说还不是盖尔芒特社交圈，却也比她从前交往的人们风雅得多的阶层，圣卢侯爵夫人屈尊成为她最要好的密友仍然令人惊讶。这件事仿佛是一种朕兆，说明希尔贝特对她所认为的艺术家的生活方式的爱好，说明她对社会地位真正下降的倾向。这也许是真实不假的原由。但我心中又想到了另一种解释方法，我总是那么深深地相信，我们所看到的集中于某地的形象虽然一般地与第二组的对称形象、却相距极远，它只是颇不相同的第一组形象的反映，或是它在一般情况下的效果。我在想，如果说人们每天晚上都注意到安德烈、她丈夫和希尔贝特在一起，那也许是因为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已经看到过安德烈的这位未来的丈夫同拉谢尔在一起生活，后来他离开拉谢尔，找上了安德烈。当时的希尔贝特很可能由于生活的层次相距太远、地位太高，对此一无所知。但她后来应该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后来，当安德烈的地位上升，而她的地位则下降到她们能够互相瞥见的时候，此时，曾使那个男人离开拉谢尔的这个女人肯定对她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那个男人大概对她也有一定的魅力，使她对他的倾慕更胜于对罗贝的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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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们听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用她那一口假牙造成的支离破碎的嗓音激昂慷慨地一再说道：“是的，正是如此，我们将建立宗派！我们将建立宗派！啊！您是多么了不起的音学（乐）家啊！”她把她那大单片眼镜竖起在圆睁的眼睛前，目光中流露出既被逗乐，又有表示歉意的神色，为她不能把这种欣喜维持得更长久一些而抱歉，但她已下定决心“积极参与建立宗派”，直至最后。——作者注。
　　因此，看到安德烈也许还能使希尔贝特想起她青年时代的罗曼史，想她对罗贝的恋情，不由得希尔贝特不对安德烈肃然起敬，希尔贝特觉得，圣卢爱拉谢尔更胜于爱她本人，而拉谢尔深深钟情的那个男人竟一头拜倒在安德烈的石榴裙下。也许相反，在希尔贝特对这对艺术家伉丽的偏爱中，这些回忆并不曾起到过任何作用，在这一事实中应该看到的，象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仅仅就是通常的社交界妇女所固有的对学习的兴味和求堕落的情致。希尔贝特也许早已把罗贝抛置脑后，就象我忘掉了阿尔贝蒂娜一样，就算她知道艺术家是为了安德烈而离开拉谢尔的，在见到他俩的时候她也绝没有想到这个事实，这个并不曾在她对他俩的偏爱中起过任何作用的事实。我们只有靠有关人士的见证，才有可能判定我的第一种解释不只可以成立，而且真实不假，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唯一尚存的手段。只要有关人士能够带点洞察力和真诚对待自己的隐私，虽然，在对待自己的隐私时，洞察力已属罕见，真诚是绝对没有的。不管怎样，见到今天已经成为名角儿的拉谢尔，对希尔贝特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此，当有人宣布她将在这次下午聚会上朗诵诗歌，朗诵缪塞的《回忆》①和拉封丹的寓言诗，我心里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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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著于1841年，是他与乔治·桑恋情的总结。
　　“可您怎么能出席那么多次聚会？”希尔贝特问我，“您这是遭人谋财害命哇，我可没有想到您会是这样的。当然，我不只希望在我舅母的阔绰排行中见到您，而且在其它地方都能见到您，”她狡黠地加了一句，“因为这里有我舅母。”她成为圣卢夫人的时间比维尔迪兰夫人进入这个家族的时间还早一些，所以，她从来就以盖尔芒特家族的一员自居，并且认为她的舅舅使她受到了损害，因为他有失身份娶维尔迪兰夫人为妻，确实，她在家里也真的曾千百次听到大家当着她的面嘲笑这桩婚事，当然，大家也议论过圣卢降低身份同她结婚，只是她不在场的时候。她还因此越加做出瞧不起这位出身寒微的舅母的样子，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则出于类似使聪明人避开习俗时髦的逆反心理和老人对回忆的需要，为了尽可能给自己高贵的新貌一个往昔，在提到希尔贝特的时候她总爱说：“我告诉你们，我跟她的关系可是源远流长，我十分了解这孩子的母亲，喏，她母亲是我表姊妹马桑特的好朋友。她就是在我家里认识希尔贝特的父亲的，至于可怜的圣卢，我先就认识了他那一家子，他的亲叔叔，从前在拉斯普利埃，是我的至交。”听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这么一介绍，有人便对我说；“您瞧见了，维尔迪兰家族可绝不会是波希米亚流浪部落，他们与圣卢夫人那家子是世交。”我也许是唯一从我外祖父那里得知维尔迪兰家族不是波希米亚流浪部落的人，然而那恰恰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奥黛特，可见人们随心所欲处理不再有人了解的过去的故事，就象讲述在谁都没有到过的地方所作的旅行。“总之，”希尔贝特下结论说，“既然您有时也从象牙塔里出来一下，那么，不妨到我家去，我邀上几位可畅叙衷曲的才智之士举行个别知己密友的小型聚会，这对您不更加合适吗？象这里的这种庞杂玩竟儿可不会对您的脾胃的。我看到您同敝舅母奥丽阿娜谈话，她要怎么好有怎么好，可要说她并不属于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却也并不冤屈了她。”
　　我不可能把我一个小时以来的想法告诉希尔贝特，但我相信要是纯然从消遣考虑，她将能帮助我得到乐趣，这种乐趣，我觉得，也就是谈谈文学，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谈未必就能比同德·圣卢夫人谈得多一些。当然，从明天起，我希望重新开始过与世隔绝的生活，虽说这一回带着目标。即使在我家，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不会让人进来看我，完成作品的职责比讲究礼貌、或者甚至让人满意都更重要。很久没有见到我的人们也许会坚持要进来，他们已经见到我，肯定我的身体已经复元，当辛勤工作或艰苦生活的一天结束或中断的时候，他们需要我，就象当初我需要圣卢那样。还因为，象我在贡布雷的时候就发现的那样，我刚瞒着父母二老作出其实是很值得称道的决定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另一只标出的却是工作时间，当罪犯的刻度盘上标着早已悔过和立意修善的时刻，另一只却才敲响法官惩处罪孽的钟声。不过，我会鼓起勇气告诉前来看望我或让人来找找我的人说，我需要尽快地了解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与自己有一次十分重要的紧急约会。然而，尽管我们真正的自我和另一个我之间关系不大，由于异义而同形，也由于它们共有一个肉体，使你牺牲比较容易完成的职责、甚至牺牲自己的乐趣的克己行为会被旁人视作利己主义。
　　更何况我还不正是因为忙于完成与那些抱怨见不到我的人们有关的事情才远离他们、过着索然的生活？我还不是为了能更深入一步关心他们？这种事与他们在一起是做不成的，我正力求使他们了解自己的情况，力求清楚地认识他们。就为了淡而无味的社交接触的乐趣，排斥任何渗透的泛泛接触的乐趣，把一个个夜晚付诸东流，悄悄然用我同样空洞无物的话语声与他们轻喘弱息般的话语声相呼应，这样的生活再过上几年又有何益处？他们做的那些动作、他们说的那些话、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气质，我努力描绘出它们发展的曲线并从中演绎出法则，这样做不是更有意义吗？不幸的是我还得同那些设身处地为他人一想的习惯作斗争，如果说那种习惯有益于作品的构思，它却会推迟作品形诸笔墨。因为它通过繁文缛礼不仅迫使我们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欢乐，而且还得牺牲自己的职责，当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时候，这种职责，不管是怎么样的职责，哪怕是对一个在前线起不到任何作用而留在他尚能派上用场的后方的人来说，这种职责也会似是而非地显得仿佛是我们的欢乐。
　　我远不象那些伟人有时候所以为的那样，因为这种没有朋友、无人可与交谈的生活而认为自己不幸，我发现，消耗在友谊中的激奋的力量是一种悬伸物，它以一种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背离现实的特殊交情为目标，这种力量本来应能把我们导向这个真实的。然而，说实在的，当休息和社交活动的间隙变成我不可或缺的东西时，我感到，与其进行社交界人士所以为的对作家有利的学术交谈，不如同如花似玉的少女两情缱绻，这种轻松愉快的恋情将是我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允许我那象只能饲之以玫瑰花朵的骐骥般的想象可以选择的粮秣。我在突然间重又萌生的希望，正是当初在巴尔贝克，当我看到阿尔贝蒂娜、安德烈和她们的女友们从海滨走过的时候所曾有过的梦幻，当时我还不认识她们。可是，唉？我却已经不可能再寻求找回此时此刻恰恰是我十分强烈地希望见到的她们了，使我今天见到的所有的人，也包括希尔贝特在内的所有的人改头换面的时间的作用果没有夭亡也定然如此。我因为不得不伤及过去的她们而感到痛苦，因为，使人们发生变化的时间并不改变他们保存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当我们领悟了那么新鲜地贮藏在我们记忆中的东西在生活中已不可能再拥有的时候，当我们发觉在我们的内心中显得那么美好的东西再也不可能在外界接近它，再也不可能接近激起我们的欲望、某种完全属于个人的欲望，希望在一个同龄人，也就是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和再见到这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再也没有比存在于人的衰变和回忆的不变之间的那种对比更令人痛苦的了。正如我常常已能有所揣测的那样，那是由于被我们认为只有在我们想要的人身上才有的东西其实并不属于这个人。然而，在这一点上，似水年华为我提供了更完整的证明，因为，二十年后，我本能地想要寻找的并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些姑娘，而是现在拥有当时属她们所有的青春活力的姑娘（其实，这不尽然是由于忽略已逝的时光而与现实大相径庭的肉欲的复苏。有时，我还会希望出现奇迹，使我的外祖母、阿尔贝蒂娜与我所以为的相反，依然活在人间，来到我的身旁。我以为看到了她们，我的心向她们扑去。我只是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她们真的还活着，那么，阿尔贝蒂娜现在的模样该同当初我曾在巴尔贝克见到过的戈达尔夫人的样子差不多了。而我的外祖母，过了九十五岁高龄，我也绝不可能再看到她平静慈祥的笑颜，我现在想象中的笑颜，我想象中的武断就象在给天主上帝装上一部胡子，或者象十七世纪，人们在表演荷马笔下的英雄时给他们穿上贵族的奇异服饰，全然不管他们是古代人物）。
　　我望着希尔贝特，心里却并不想：“我真希望再见到她”，然而我却对她说，倘使她能在邀请我的同时，还邀上一些年轻姑娘，我是很乐意的，可能的话，最好是家境贫寒的姑娘，让我用一些小小的礼品就能使她们高兴，其实我对她们也一无所求，只愿她们能唤起我心中的幻想，使往日的哀愁死而复生，也许，不大可能地会有一天，得到一个纯洁无邪的亲吻。希尔贝特莞尔一笑，接着显出认真思索的神态。
　　就象埃尔斯蒂尔喜欢看到妻子在自己面前成为他在作品中经常描绘的威尼斯美色的具体体现那样，我给自己寻找的借口是，我受到了某种美学的自私心理所吸引，把我引向能造成我痛苦的姣好女性。而且，对我可能还会见到的未来的希尔贝特们、未来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们和未来的阿尔贝蒂娜们，我怀有一种类似偶象祟拜的感情，就象漫步在美不胜收的古代大理石雕塑群中的雕塑家，我觉得，她们将会给予我灵感。然而，我还应该想到，在接触到她们每一个人之前，先应有我对包围着她们的那种神秘的感知，因此，与其请希尔贝特帮我介绍几位少女，还不如我自己到那些在我与她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连结的地方去，使我们感到在我们与她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逾越的东西，或者在海滨，去游泳的路上，到我们感到她们虽然近在咫尺，却似远隔天涯的地方去。我的神秘感就是这样被先后援用在希尔贝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阿尔贝蒂娜和许多别的女人身上的。无疑，不认识的和几乎是不可认识的变成了认识的、熟悉的、无关痛痒的或者痛苦的，然而却从其往昔保留下了某种魅力的。说真的，就象在邮差为了讨些年赏而给我们送来的那些日历里，没有哪一年能在它的封面或某一天的插页中见到我希望在那里见到的女子的图象。图象上的女子，例如，普特布斯夫人的贴身女仆、奥士维尔小姐或者某个我在报上的社交报道中看到过的姓氏，属于那种“大批可爱的华尔兹舞伴”的少女，由于有时是我从来都没见到过的女子，使图象往往更显出它的任意性。我推测她是天生丽质，钟情于她，并为她拼凑起一具理想的胴体，亭亭玉立在她家地产所在省份的景物中，这是我从《城堡年鉴》上看来的。至于对我认识的女子而言，这种背景至少是双重的。她们各各不同地矗立在我生命进程的不同点上，矗立在那里象当地的祐护女神。她们所处的背景首先是梦幻的，景物并行的线条把我的生活划成方格，我便在那里潜心于她的想象。其次是从回忆的角度所看到的，她被包围在我以前认识她的时候所处的景物中，她现在使我回想起来，她依然被固定在那些地方，因为，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漂泊不定，我们的记忆却深居简出，我们不停的冲刺也徒劳无益，我们的回忆被牢牢地铆住在我们早已离开的那些地方，并且继续在那里组合它们与世无涉的生活，就象旅行者到了一座城市，在那里交上一些临时的朋友，在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不得不抛下他们，因为他们走不了，他们得留在那里，在教堂前、港口边、庭院里的树木下结束他们的长昼、他们的生命，就象他仍然在那里一样。所以，希尔贝特的影子不仅投射在法兰西岛的某一座教堂前，这是我想象中的她，而且还投射在梅寨格利丝那边一座公园的花径上，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身影则投在一条潮湿的路上，那里爬满一串串纺锤状姹紫嫣红的花果，或者在巴黎街头金色的朝霞中。而这第二个身影，不是产生于欲念，而是来自于回忆的身影对她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在各个不同时刻多次认识的，在这种时刻，她们对于我已是另一个女人，而我自己也已不是原来的我，正沉浸在另一种颜色的梦里。现在在当初每年的梦周围集结起了对我认识的某个女子的回忆，而支配这些梦的法则是：所有与某人，如我童年时代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有关的，借助某种吸引力集中在贡布雷周围，而与即将邀我共进午餐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有关的一切则集中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动辄生气的人周围。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有好几个，就象从一身玫瑰红服饰的妇人算起有好几个斯万夫人一样，岁月惨淡无色的太空间把她们一个个分隔开，我已不可能从一个跳跃到另一个，除非我有本事离开一个星球去到中间隔着太空的另一个星球。这个星球不仅被隔开，而且还不同，装点着我在区别极大的时期做过的各种梦，就象一个特殊的植物区，里面的奇花异葩在另一个星球上是见不到的。以至在我打算既不到德·福什维尔夫人家去，也不到德·盖尔芒特夫人那里去吃午饭，因为这会把我带到一个何其不同的世界，即作了这样的打算以后，我仍然不能对自己说，她俩一个是热纳维埃夫·德·布拉邦特的后裔、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是同一个人，另一个也就是那个一身玫瑰红服饰的妇人，因为我心中一位有教养的人在这么肯定，其权威性就象一位学者对我说星云银河是由同一颗星星分裂形成的那么可靠。例如希尔贝特，我不加考虑地便请求她让我拥有一些象过去的她那样的朋友，因为她对我已经只是德·圣卢夫人了，在见到她的时候，我不再想到她在我过去的爱情中曾担任的角色，她也把这个角色忘了。贝戈特对我而言重又变成了仅仅是他那些书的作者，我对他的赞赏并没有使我想起（只是在罕见的、完全隔断的回忆中才有过）自己当初被介绍给这个人时的兴奋，以及在穿着白裘皮服装的人们中间，在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托架和蜗脚桌上那么早就送来了，那么多灯的客厅里，在堆满紫罗兰的客厅里，与他交谈使我感到失望和惊诧。所有构成第一个斯万小姐的回忆实际上已经从目前的这个希尔贝特身上切割下来，由另一个天地的引力把它们吸引得远远的，吸引到贝戈特说过的一句话的周围，同这句话结合成一体，沉浸在英国山楂的芳馨之中。
　　今天的这个希尔贝特的残余面带笑容听完了我的请求。接着她露出严肃的神色思考起这个请求来。我为此感到心情轻松，因为这样她便不会注意到另一群人，她看到了一定会感到不痛快的那群人①。我发现，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正同一个十分丑陋的老婆子高谈阔论，我望着她，压根儿就猜不出她是谁：我对她绝对地一无所知，实际上，此时在与希尔贝特的舅母、德·盖尔芒特夫人讲话的是拉谢尔，也就是那位红得发紫的女伶，在这次聚会上她将朗诵维克多·雨果和拉封丹的诗篇。公爵夫人由于意识到自己在巴黎历来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她并不知道这种地位只存在于相信有这么一回事的人们的头脑中，许多新人物，倘使他们哪儿都没见到过她，倘使他们从没在哪场高雅聚庆的报告中看到过她的姓名，还会以为她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在尽可能少、间隔时间尽可能长的访问中才打着呵欠到她说的、让她厌烦得要命的圣日耳曼区来露个脸儿。相反，他却会突发异想地同她认为有意思的这个或那个女伶共进午餐。她经常出入一些新建的社交中心，在那里，她比自己所以为的更加我行我素，她仍然认为容易厌倦是智力优势的表现，然而她是用某种粗暴的态度，使她的嗓音变得有些沙哑的粗暴来显示这种优势的，当我同她谈到布里肖的时候，她说：“他让我整整厌烦了二十年”，而当康布尔梅夫人说：“请重读叔本华关于音乐的论述”的时候，她态度粗暴地说：“重读这话真算得上是金科玉律了！啊！不行，我们恰恰就是不该这么做，”从而提醒我们注意这句话。老阿尔邦笑了，他认出了盖尔芒特精神的表现形式之一。希尔贝特比较现代派，她保持不动声色。她尽管是斯万的女儿，却象母鸡孵出来的鸭子，比较超脱，她说：“我觉得这还是有它动人之处。它具有一种令人可喜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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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我碰到过夏吕斯先生。她觉得他实际上变得更“衰退”了。社交界的人们在区分智力高低的时候，不仅对智力相差无几的不同人士作这种区分，对同一个人一生中的各个时期也区别对待。接着她补充说：“他生来活脱活现地象我婆婆，而现在更惊人地酷肖她了。”这种相象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我们知道，有些女人几乎可以说是以最大的精确性将自己的形貌投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唯一的谬误在于性别不同。这是一种不能被称作felixculpa（拉丁语，幸运的差错）的阴错阳差，因为性别反过来又影响一个人的个性，男子身上被女性化了的东西便成了矫揉造作、敏感的矜持，等等。尽管脸上胡子拉碴，颊髯遮去了通红的面颊，那里总有一些能与母亲的外貌相叠合的线条。夏吕斯家的人难得有老而不衰的，而在他的衰老中，人们总能惊异地辨认出臃肿的脂肪和搽脸香粉下一位永远年轻的佳丽的残片。就在此时，莫雷尔走了进来。公爵夫人对他热络得令我有点张惶失措。“啊！我不介入家庭纠纷，”她说，“您不觉得家庭纠纷令人讨厌吗？”——作者注。
　　因为，如果说在这二十年间的那几个阶段中，小集团群按新星的引力大小而解体改组，而且新星本身也必然地会远去，然后又重现，那么在人们的头脑里则进行了凝聚，然后是分裂，然后又是凝聚。如果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而言曾是好几个人，那么，对德·盖尔芒特夫人、或者对斯万夫人等等而言，某人也可以是几个人合成的，他在德雷福斯案之前的某个阶段可以是一个红人，从发生德雷福斯案起则成了盲信者，或者傻瓜蛋，对他们而言，此案改变了人的价值并另行分派，而自此以后，派别还在分化改组。其中起到强有力的作用和添加它对纯然智力亲合的影响的则是已逝的时间，它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反感，蔑视，甚至导致反感、蔑视的原由。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小康布尔梅夫人的优雅风姿，我们就会发现她是我们商行的买卖人絮比安的女儿，而使一个买卖人的女儿能引人嘱目的原因是她父亲为夏吕斯先生弄到一些人手。然而，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只产生了些许明明灭灭的效果，那些已经遥远的起因，不仅不为许多人所知，就连那些知道的人也已把它们遗忘了，他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目前的光辉，而不是往日的耻辱，因为人们总是以目前的含义去理解某个姓氏的。这些沙龙的变化，其意义也便在于它们是已逝去年华的一个效果和记忆的一种奇观。
　　公爵夫人还在犹豫，她怕德·盖尔芒特先生当着她欣赏的巴尔蒂和米斯丹盖的面与她闹上一场，但她肯定有拉谢尔当她的朋友。晚辈后生们便因此断定她徒有虚名，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大概是那种有点象河狸式的人物，从来就没有整个儿地属于上流社会过。确实也有两位贵妇与她争夺某些君主的青睐，她还得费一番力才能把他们请来吃饭。然而，一方面因为他们很少来，他们还认识一些毫无可取之处的人，另一方面出于盖尔芒特家族对老式社交礼仪的迷信（她既讨厌那些颇有教养的人，又坚持要良好的教育），公爵夫人让人写上：“陛下曾谕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曾垂顾……”新阶层的人们对这类用语一无所知，于是更断定德·盖尔芒特夫人地位低下。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看来，同拉谢尔的这种亲密关系正可以说明，我们认为她斥责风雅是故作姿态、假话骗人，其实错怪了她，我们认为她拒绝去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家的行为不是顾及才智，而是为了冒充高雅，其实又错怪了她，她觉得侯爵夫人愚蠢，只是因为侯爵夫人还没有达到目的便让人看出她在冒充高雅。然而同拉谢尔的这种亲密关系还能说明，公爵夫人本身实在是才智平庸的人，至迟暮之年，当她厌倦了社交生活的时候，由于对真正实在的才智一无所知和出于那种随心所欲的一点妄想，她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希望获得新的成就。这种随心所欲会使有些十分体面的妇人认为以实在令人头疼的方式结束夜晚“是多么地有趣”，她们闹恶作剧，半夜三更去叫醒某人，披着晚大衣到那个人床边呆上一段时间，最后都找不出话说了，这才发现时间实在太晚了，才去睡觉。
　　还应该补充说一说的是，最近以来，朝秦暮楚的公爵夫人对希尔贝特的反感使她得以从接待拉谢尔中获得某种欢乐，而且使她得以发扬光大盖尔芒特家族的一条格言，那便是站在某些人一边（几乎是死心塌地地）帮助争吵的大有人在，人们不得不对夏吕斯先生采取的策略加强了“我用不着做”的独立性。如果你追随夏吕斯先生，他会使你同大家闹得不亦乐乎。
　　至于拉谢尔，如果说她为了结交上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确实煞费苦心（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没能从伪装的矜持和刻意的冷淡下辨别出这番苦心，她的矜持和冷淡反激公爵夫人，使她高度评价女伶的不落俗套），那么，一般地说来这大概也因为从某个时期起，上流社会人物对不肯回头的浪子的吸引力，同时还有那些过惯自由放纵生活的浪子对上流社会人物的吸引力，双重回流，与政治范畴中相互间的好奇心和打过仗的民族间缔结同盟的愿望是差不多的东西。然而，拉谢尔产生这种欲望恐怕还有其比较特殊的理由。过去，正是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正是这位德·盖尔芒特夫人使她当众蒙受奇耻大辱。拉谢尔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也没有原谅她，然而，公爵夫人因此而获得的在她心目中的威望永远都不会消失。我正想把希尔贝特的注意力从公爵夫人与拉谢尔的谈话上转移开去，她们的谈话被打断了，因为女主人在寻找拉谢尔，该由她朗诵了，她与公爵夫人分手后很快出现在台上。
　　然而，就在此时，在巴黎的另一头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我已经说过，拉贝玛也邀请了一些人去喝茶，为她的儿子、媳妇庆贺。她的客人们却迟迟不来赴会。当她得知拉谢尔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朗诵诗歌的时候（这使拉贝玛这位大演员十分恼火，对她说来拉谢尔仍是个无名小辈，大家让她在由她拉贝玛领衔主演的戏里露个脸儿，是因为圣卢给她买了登台演出的服饰，更使她恼怒的是，巴黎流传着一条新闻说，这次邀请虽说是以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名义发出的，实际上在亲王府接待来客的却是拉谢尔），拉贝玛硬是给一些忠实可靠的朋友写了信，邀请他们务必光临共进茶点，因为她知道他们也是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朋友，亲王夫人还是维尔迪兰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然而，时间过了，还谁都没到拉贝玛家。有人曾经问布洛克想不想去，他毫不隐讳地问答说：“我不去，我更想去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唉！实际上，这正是大家所决定的。拉贝玛得了绝症，她因此而不得不很少出入社交界，她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日渐恶化，但是为了满足她女儿奢侈生活的需要，她那既有病又懒惰的女婿无法给予满足的需要，她重又登台演出了。她知道这样做会缩短自己的有生之日，但她给女儿女婿带回丰厚的酬金，她要让女儿高高兴兴，她讨厌她女婿，可又在拍他的马屁，因为她知道女儿十分爱他，她怕要是自己得罪了他，他会恶劣地让她再也见不着自己的女儿。拉贝玛的女儿暗中为给她丈夫治病的医生所爱，她自欺欺人地认为那一次次《菲德尔》的演出对母亲的生命无碍大事。她几乎可以说强逼着医生对她这么说，从医生给她的答复和她全然不顾的那些病历报告中，她也只记住了这一点。实际上，医生是说过他觉得演出对拉贝玛并没有很大的不妥。他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做可以讨他心爱的少妇的欢心，也许还出于愚昧无知，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当结果会缩短病人的受苦时间的事情对我们本人有利的时候，我们也便心甘情愿地听任它去缩短了，也许还愚蠢地以为这还使拉贝玛高兴，从而对她也有益，这种愚蠢的想法就在他从拉贝玛的孩子们那里得到一个包厢，并且为了看戏丢下他所有的病人的时候，他仿佛觉得还得到了证实是对的，他觉得她在舞台上生气勃勃与她在城市生活中的奄奄一息一样地异乎寻常。确实，我们的习惯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完成乍看上去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甚至使我们的机体适应这种生活。谁曾看到过一位患有心脏病的马术大师表演各种绝技？真叫我们不敢相信他的心脏居然经受住了这绝技表演的一分钟。拉贝玛也是一位久经舞台生涯的老将了，她的机体器官已完全适应舞台要求，她能在卖力中偷巧，做到令观众看不出破绽，令人以为她身体很好，只是有些纯属神经性的和臆想的疼痛。在向希波吕托斯表白心迹的那场戏以后，拉贝玛徒自感到自己将熬过这令人恐惧的夜晚，她的戏迷们拚命为她鼓掌，宣称她空前地美丽。她在极度疼痛中回家，心里却很高兴，因为能给她女儿带回那些蓝色的钞票，出于老年人代代相传的顽皮童心，她惯于把钞票紧紧地塞在长统袜里，然后得意洋洋地把它们抽出来，希望博得一笑，换来一个亲吻，不幸的是这些钱只够女婿女儿给他们的府邸增加一些新的装饰品，他们的府邸就在他们母亲所住公馆的隔壁，里面不断传出敲敲打打的声音，扰乱了著名悲剧坤伶何其需要的睡眠。他们按照时尚的变化和适应他们希望能接待的X或Y先生的需要改装他们的每个房间。而拉贝玛感到唯一能平息疼痛的睡意已逃之夭夭，她只好不睡，心中却不免蔑视那些加快她死亡的到来和使她剩下的最后这些日子变得十分难受的漂亮玩意儿。无疑，或多或少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鄙视它们，这是对伤害我们，而我们却又无力阻止的东西合情合理的报复。然而，这还因为，她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才华，从年纪很轻的时候起她就知道所有这些时尚的抉择的微不足道，所以她本人始终忠于她素来尊重的传统，她是这个传统的化身，这个传统使她仍如三十前那样判断人事，例如，并不把拉谢尔看成今日事实上已名噪一时的坤伶，而仍是她当年所识的小粉头。其实，拉贝玛并不比她女儿好，正是从她身上，通过遗传和出于十分自然的钦佩而变得更为有效的榜样的感染，她女儿摄取了她的自私、冷酷无情的嘲弄和自己意识不到的残忍。只是，拉贝玛把这一切传给她女儿后，她自己得到了解脱。况且，拉贝玛的女儿即使并不经常地有工人在家里敲敲打打，她照样会骚扰她的母亲，因为年轻人残酷、轻率的吸引力总使老人、病人感到体力不支，使他们为了跟上步伐而疲于奔命。他们每天都换上一批人来用午餐，而拉贝玛如果不露面，人家就会觉得她自私自利，扫她女儿的兴，人家指望靠这位著名的母亲在场勉为其难地吸引住某些新近建立的不肯轻易光顾的关系。他们还对这些关系“许下诺言”，举办一次有她参加的户外活动，表示庆礼。这位可怜的母亲本来为了对付盘踞在她膏肓间的死亡已忙得不可开交，现在还不得不一大早就起床，就出门去。更有甚者，由于当时，才艺出众、红得发紫的雷雅那在国外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女婿觉得拉贝玛不该就此销声匿迹，他希望这个家也能捞上那么多荣誉，于是强迫拉贝玛轮回演出，拉贝玛不得不注射吗啡，这可能导致她因肾脏衰竭而死亡。同是这种风雅、社会声誉和生的诱惑，在节庆之日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起了吸入泵的作用，以抽气机的强力，把拉贝玛家最忠实的常客全都吸到那里去了，而在拉贝玛家的情况则相反，也因此故，只剩下绝对的空白和死。有个年轻人，由于吃不准拉贝玛家的喜庆是不是也一样热闹，跑来了。当拉贝玛看到时间已过，知道大家已把她抛弃了的时候，她让人上点心，他们围着桌子坐下，然而那气氛却象是吃丧葬饭。有一年四旬斋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四（狂欢日）夜晚，拉贝玛照片上的形象曾使我心猿意马，而现在的这张脸上能使我想起当年风韵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就象老百姓说的，拉贝玛脸上已挂着死亡。这一回她看上去才真象雅典阿克罗波利斯的埃雷克泰永神庙中的大理石雕象了。她硬化的动脉快变成了化石，看上去象绕着面颊刻出的长长的绦带，没有生命的僵硬，那双神采全无的眼睛与那尫羸得可怕的面孔相比之下还算活着，闪烁着微弱的光象酣睡石块间的蛇。那位出于礼貌留下用茶的年轻人不断地看着钟点，心里牵挂着赶快去盖尔芒特府参加热热闹闹的欢庆活动。拉贝玛没说一句责备弃她而去的朋友们的话，那些朋友们还在天真地希望她不知道他们去了盖尔芒特府。她只是嗫嚅地说：“让一个象拉谢尔这样的人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府举办庆祝会，只有在巴黎才碰得上这码事儿。”她默默地、庄严缓慢地吃着禁止她吃的糕点，活脱一付按丧葬规矩办事的样子。使“茶点”的气氛更加抑郁的是姑爷大发雷霆，因为与他们伉俪如此熟稔的拉谢尔居然没有邀请他们。更使她伤心的是那位应邀而来的年轻人对他说，他与拉谢尔相当熟悉，如果他现在就到盖尔芒特府去的话，他也许还来得及让她邀请这对轻佻的夫妇。然而，拉贝玛的女儿太了解拉谢尔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是何等低微，请求从前的粉头赏脸邀请无疑是用绝望杀了她母亲。因而，她对那位年轻人和她丈夫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在这次用茶点过程中，她脸上不时露出想去乐一乐的神色，耍小性儿，以示对剥夺他们这一乐趣的老不死的母亲的报复，老太太只装没看到女儿噘起的嘴巴，不时对年轻人有气无力地说句把客套话，这是唯一应邀而来的贵宾，然而，把什么都一古脑卷往盖尔芒特府，连我自己也被吸引到那儿去的那台抽气机力大无比，贵宾起身走了，留下费德尔或女尸，人们已不怎么清楚她是这两个中的哪一个，留下她，还有她的女儿、女婿，去吃完这顿丧葬饭。
　　女演员刚刚扬起的嗓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运用的手法挺巧妙，这种手法是把演员正在朗诵的诗假设为开口朗诵前就已存在的整体，我们听到的只是这个整体中的某个片段，好象艺术家正走在一条路上，有一时她走到我们能听到她朗诵的地方。
　　要朗诵的那几首诗差不多全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宣布便把大家逗乐了。可是当大家看到女演员在开始前先用迷惘的目光四下搜寻，带着哀求的神情举起双手，呻吟般地吐出每个词的时候，每个人都为这种情感的卖弄感到不自在，甚至产生反感。谁也没料到诗歌朗诵竟能是这样的玩意儿，渐渐地大家习惯了，也就是说大家忘了最初的不舒服，品出了其中的韵味儿，心下比较着几种朗诵方法，最后对自己说：这样比较好，这里处理得差一些。然而，第一次，谁都不敢瞄旁人一眼，就象在一场普通诉讼中看到律师举起垂着宽大袍袖的手臂，朝前走去，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开始辩护时那样，因为，大家觉得这样朗诵挺怪，也许应该说是极妙，等待着心里有个肯定的看法。
　　然而，看到这个女人还没有发出一声，先自屈膝，展开双臂，仿佛摇晃着一个看不见的人，然后变成膝盖外翻，突然用哀怨的语调就为了读几句为人熟知的诗，听众无不愕然。人们我看你，你看我，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有些缺乏教养的年轻人克制住没有放声大笑。各人向自己的邻座偷偷瞅上一眼，就象在高雅的宴席上，面前放着一件新餐具，螯虾叉、砂糖锉之类的，我们不知道它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于是望着一位较有权威的客人时采用的那种目光，盼着他先使用这种餐具，让大家有可能仿效。当有人引用一句我们不知道，却又要佯装知道的诗时，我们也这么做，好象在一道门前退后一步，把说出这句诗何人所作的乐趣，特别照顾般地让给一位文化修养较高的人。就这样，大家一边聆听着女演员的朗诵，一边低垂着脑瓜，用审视的目光瞄着，等待别人率先发出笑声或批评或哭泣或鼓掌。德·福什维尔夫人正巧从盖尔芒特回来，公爵夫人几乎是让人从那块领地上逐出来的，她带上一副专心致志的紧张样子，几乎让人不折不扣地感到不痛快，这或者是为了表示她是行家里手，不同于芸芸众生，或者是出于对不大精通文学之道、有可能对她谈谈其它事情的人的敌意，或许她正聚精会神，以便弄清楚自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许是因为她既觉得这“挺有意思”，却又并不“喜欢”，至少不“喜欢”用这种方法朗诵某些诗。这种态度本来仿佛该由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来采取才是。可由于这是在她家里，而且她越是有钱就变得越小气，她打定主意只给拉谢尔五朵玫瑰花，所以她只捧场了事。她不时发出声声兴奋的叫喊，施加影响、刺激情绪。只是在此时，她恢复了维尔迪兰的面目，因为她看上去是为自己的乐趣听诗，那样子就象要人家为她一个人朗诵，不期然还有五百个人，她的朋友，他们是她允许来的，仿佛是让他们偷偷地来看她高兴。
　　与此同时，我发现女演员在朝我送秋波，我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自尊心上的满足，因为她又老又丑，况且那神情也带着一定的保留。在整个朗诵过程中，她让双眸闪烁着一种既克制又给人强烈感受的微笑，仿佛是她极欲从我得到某种允诺的诱饵。然而，有几位不大惯于听诗朗诵的老妇人在对她们身旁的人说：“您看到了吗？”暗指女演员庄严、悲剧性的手势，她们不知道是该褒还是该贬。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感到这种微弱的浮动，诗刚朗诵到一半，便大喊一声作了成功的判决：“妙哇！”她大概以为已经朗诵完了。此时，不止一位客人偏要以赞许的目光和颔首来为这一声断喝助威。也许，与其说是为了表示他们对朗诵者的理解，不如说是为了显示他们与公爵夫人的关系。诗念完以后，由于我们就在女演员的一边，我听到她谢过德·盖尔芒特夫人，旋即利用我就在公爵夫人身旁的机会，她朝我转过身来，和蔼可亲地向我问了个好。这时我才明白这是一位我应该认识的人，我才明白，与我把福古贝先生之子的热忱目光当成人家认错人的问候相反，女伶被我当成欲望的目光只是一种克制的怂恿，希望我认出她来，向她致敬。我含笑答礼。“我肯定他认不出我了，”朗诵者对公爵夫人说。“不，”，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完全认得出您来。“那好，我是谁呢？”我对此绝然一无所知，我的处境变得很微妙。幸亏，如果说这个女人在十分自信地朗诵拉封丹那些美妙绝伦的诗句时，心中出于善意、愚昧或者不安只是在想难以同我打招呼的话，即在她朗诵这些美好的诗句时，布洛克出于错误的责任观或一出风头的欲望，却在一心一意地作着准备，等到诗一念完，他便象被围困的人试图突围那样一跃而起，即便不是从邻座身上，也是从他们脚上踩过去，去祝贺朗诵者。他在我耳边说：“在这儿见到拉谢尔，真奇怪！”这个神奇的名字立即破除了使圣卢的情妇变成这个污浊不堪的陌生老婆子的魔法，即在人家告诉我她是谁的同时，我也完全认出她来了。布洛克对拉谢尔说：“朗诵得真好，”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说完，他就心满意足地走了，再一次费了那么大的劲，再一次弄出那么大的声音回到他的座位上去，而拉谢尔则还要等五分多钟朗诵第二首诗。当她把那首《两只鸽子》又朗诵完了的时候，德·莫里安瓦尔夫人走近德·圣卢夫人，她知道德·圣卢夫人文学造诣颇高，却有点忘了她还象她父亲那样才思敏锐，好挖苦人。她问德·圣卢夫人道：“这就是拉封丹的寓言诗，是吗？”她以为自己听出了这首诗是谁的，却又不能完全肯定，她对拉封丹的寓言诗知道得很少，再者，她认为那是些儿童读物，不登大雅之堂。善良的女人在想，女艺人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大概是因为她模仿了拉封丹寓言的风格吧。希尔贝特无意间又加深了她的这种看法，因为她不喜欢拉谢尔，她原想说象这样的朗诵法使寓言诗的味儿一点都没有了，她十分巧妙地表达出这种想法，用的正是她父亲的方式。使天真的人们吃不准究竟是什么意思：“四分之一是表演者自己的创造，四分之一是疯狂，四分之一毫无意义，剩下的四分之一才是拉封丹的”，这便使德·莫里安瓦尔夫人得以肯定刚才听到的不是拉封丹的《两只鸽子》，而是一篇改编处理过的东西，其中最多只有四分之一是拉封丹的，这种看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讶。因为听众也是异乎寻常地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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