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西碧尔。西碧尔性情文静，泰然自若。
　　“我星期三没有践约前来，实在抱歉，”西碧尔说道。这一天是1954年12月23日。“我……”
　　“你星期三来过了，”威尔伯医生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单刀直入的方针。“不过你当时处于一种神游状态，你是记不起来的。”
　　医生把“神游状态”当作框架，打算告诉西碧尔：在她处于神游状态而人事不知时，出现了一个名叫佩吉的姑娘。可是西碧尔很有技巧地改变了话题，不容医生抓住机会向下引申。“我没有惹你不高兴，我就放心了，”西碧尔说道：“我现在有事想告诉你，实在憋不住了。我能马上告诉你吗？”
　　可是，这椿“重要”事情只是：“今天早晨，你应该听我讲讲克林格。这个人对于当代艺术毫无天赋可言。他一次又一次使我们大失所望。”
　　西碧尔一直在躲躲闪闪，顾左右而言他，磨蹭了一个小时，使医生没有时间跟她谈佩吉。前一次门诊，就是星期三那一天，医生也没有机会。那天当她走进门厅去迎接病人时，发现在那里等候的是佩吉。认出她，并不难。佩吉不戴帽子，不戴手套，正在观看两张海岛景色放大相片。在是大夫在波多黎各和维尔京群岛上拍摄的。西碧尔初次来到这里时曾经见过。
　　“请进，佩吉，”医生说道。佩吉显然为医生能认出是她而感到高兴。她踩着迅速而自信的步子走进里屋。
　　佩吉既不紧张，又很合作。谈起自己的事，常常是不问自答。“我把那天的事跟你稍稍谈一谈，”她说道。“我当时很生气。我有权生这个气。”她瞧着医生，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声调说道：“你知道吗？斯坦给我们寄了一封‘亲爱的约翰’①的信，不过它是‘亲爱的西碧尔’。你想知道他说我们什么吗？他说：‘我想我们应该中断我们的友谊——哪怕是暂时的。’这是他的话。我怒得发狂，一把撕了这封信，把它扔进莱克辛登大街和65号街交叉的垃圾箱了。我把信扔了，以为是全部，结果只扔了半截。你见到另半截了。反正我受人欺侮啦，难道不是吗？”
　　佩吉停了一停，从长沙发中站起身来，踱了几步，然后顽皮地肆意评论道：“你想知道谁觉得自己没有被人欺侮吗？我告诉你：西碧尔！她不能卫护自己，我得起来维护她。她不能发怒，因为她母亲不让。我知道，发怒是有罪的，但人们照样发怒。我可以怒得发狂，只要我想发怒的话。”
　　佩吉回到长沙发那里，紧靠着医生坐下。她问道：“还想知道西碧尔其他的事么？她很害怕，总是在害怕。我都烦了。她认输，我可不。”
　　“佩吉，”医生问道，“你跟西碧尔长得象不象？”
　　“完全不象，”佩吉愤愤地答道。她站起身来，神气活现地在屋里绕圈儿走着。“我们根本不一样。你看看我的头发、我的脸形。”
　　威尔伯医生看不出什么不同。佩吉确实看上去比西碧尔年轻，言语行动也不一样。但头发、面容和身子完全相同。此刻，佩吉在指挥着整个身心。但医生从上次经验中得知，佩吉随时可能变成西碧尔。不过，在这整整一小时内，始终是佩吉。
　　医生想进一步试探，佩吉就有一点急躁，“好家伙，你的问题真够多的！”医生想找一找把佩吉与西碧尔连在一起的线索，佩吉神秘地答道：“噢，别打扰我了。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告诉你的。‘巨（就）’是不能告诉。有一点象宫殿四周的守卫。他们不能笑嘻嘻的。他们在值班。”说到这里，佩吉自己也忍俊不禁了。她补充道：“如果你用一根羽毛挠他们痒痒，他们恐怕会笑的。可是我不。如果我不想笑不想讲话，谁也没有办法。”
　　该到离去的时候啦，佩吉从长沙发上挺起身来，高兴地说：“你知道，我们以前见过面。”
　　“上星期，在这儿，”医生答道。
　　“不，”佩吉道。“我们在奥马哈见过面。在窗户前。跟我们在这儿见面的方式一样。我还跟你说过话，但你不认识我。我说我是佩吉，但你以为这是西碧尔的绰号。”
　　佩吉走后，她在医生的思绪中盘旋很久。佩吉为斯坦给西碧尔一封绝交信而发怒。这是否意味着：尽管西碧尔不知佩吉其人，她们仍紧密同盟。是否意味着：佩吉怀有西碧尔所经受的感情撞击呢？
　　佩吉曾说西碧尔不能发怒，而她却能够。佩吉是不是西碧尔的防身武器呢？佩吉一拳打破窗玻璃所表现的怒火，是否正是西碧尔所竭力克制的呢？医生知道自己还必须深入调查才能确定这项假设。
　　威尔伯医生突然想起佩吉此时孤身一人在街头踯躅，不禁担心起来。极为自信的佩吉应能照顾好自己。可是她说“西碧尔的母亲不让，”好象这位母亲仍然活在世上，这就清楚地表明她没有从往事来推论现今。她年纪又小，能通过纽约的街道吗？威尔伯医生希望她能安全回家。家？西碧尔的家。
　　佩吉·鲍德温（有时是佩吉·多塞特）在离开医生诊所时，并不想回宿舍。“我想到什么地方走走，”她一边跨出大厦的前门来到公园大街，一边喃喃自语道，“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使她入迷的东西太多了。宽阔的街道。安全岛上的圣诞树覆盖着闪亮的残雪。锃亮的大轿车。车门口的男人，制服上的纽扣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这一切与威洛·科纳斯全然不同。威洛·科纳斯是她的家呀。
　　住在这些房子里会有什么感觉呢？她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名人。到那一天，她也许能住进一所房子。看门人也有闪闪发光的纽扣。她盼望成为重要人物，干许多事，去许多地方。
　　她决定走一段路，看看，瞧瞧，体验体验。想知道的东西太多啦。所以她总是在倾听，想把什么都听进去。她东跑西颠地，只是想看看有什么新鲜事。
　　走到麦迪逊大街，她浏览商店的橱窗，里面摆着黑貂皮的狭长披肩、可爱的针织衣服、粉红色夜礼服。还有一些黑紧身上衣配上带黑天鹅花边的红色或白色裙子。她喜爱漂亮的衣物，但不敢在这样豪华的店铺买任何东西。她只是浏览而已。
　　西44号街上的酒吧间，是她又一个不敢去的地方。但在圣诞节后的哪一天，她就可以瞅一瞅里面所有的人在干她在威洛·科纳斯所认识的人所没有干过的事。
　　两个男人从酒吧里出来。其中一个从她身边擦过，并问她：“那件事怎么样？”哪件事怎么样？她心中不解，死死盯着他。他大笑起来。笑声吓着了她。人们一笑，她就认为人家笑她。她快步走开，但还是听到那擦身而过的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挺有主见，啊？”
　　挺有主见，是的，佩吉的怒火差点爆发。什么有主见，该死。
　　她继续举步向前，转眼间把刚才的小插曲忘得无影无踪。走着走着，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家大型商店之中。通过一个坡道上楼，她进入了火车站。牌子上写着：“宾夕法尼亚车站”。噢，好家伙，我可以去什么地方逛逛啦，她心中琢磨着。在火车站内，她找到一家吃东西的地方。她贪吃。
　　午餐后，她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书摊旁看一本有关医生的小说。她对这类小说不太入迷，但西碧尔爱看。
　　西碧尔。那位红发的好医生怎么把她混同于西碧尔呢？难道就看不出佩吉和西碧尔完全是两回事吗？佩吉突然大声笑了起来。周围的人们都转身朝她看。
　　人们呀。她一想到人们就能哭出声来。这时一旦想起人们，她就空虚和孤独。脾气坏的人也实在太多，使她生气。她明知生气不好，但许多事都使她生气。而她一生气，就是狂怒。
　　又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坡道，使她感到自身之渺小。她穿过旋转式栅门，又穿越一条长廊，便来到售票处。她走近售票窗。窗口里面的女人朝她对望。佩吉心平气和地对她说：“我没有必要非得在你手里买票！”恼火不好，这次她没有恼火。
　　“对不起，买张票，”她走到另一个窗口前说道。
　　“去伊丽莎白镇？”另一名售票员问道。
　　佩吉点头表示肯定。为什么不？她看见许多人在等车，指示牌一挂就排队。她想第一个通过检票口，但尽管她手脚快，仍是排在第五。
　　她又发现自己在某一火车站附近的餐馆里，叫一杯热巧克力。当她问侍者这里是不是伊丽莎白车站时，他异样地瞧着她说：“是啊。”真稀奇，她不知道怎样来到这里的。她最后的记忆是通过宾夕法尼亚车站的检票口。唔，也许西碧尔或者这几个人之一乘坐火车了，谁管呢，佩吉心里琢磨，反正我买一张去伊丽莎白的车票，而且我来到伊丽莎白了。
　　她不无担心地在餐馆外的街道上走着。这个地方不太好玩，但她总得干一点事呀。周围的景色很陌生，前面是一个露天停车场。她刚走进停车场不远，便认出她父亲的小轿车，心中一阵狂喜。
　　确实是她父亲的车！这是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好不容易地见到的熟识的东西。
　　她走到车旁开门，但四扇门全锁着。她又试了一遍，尽管用尽力气，也无法打开。她觉得自己中了圈套，倒不是被锁在里面，而是被锁在外边。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她知道。
　　狂怒，在她体内汹涌。它那急促而沉重的跳搏抽动着全身。几乎全然不知自己在干什么，她抡起手提包，用那金属框架猛击一扇略微开着的小窗户。没几下，便听到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她喜爱这种声音。
　　一个男人，身穿棕黄色衣服，在她身边站着。“你干什么？把自己锁在外面啦？”他问道。
　　“这是我父亲的车，”她答道。
　　那穿棕黄色衣服的男人还没有答腔，一个穿灰衣的男人已经赶上前来，咆哮道：“不对，这是我的车。”
　　佩吉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穿灰衣的人。他也没有权利对她讲这样的话。“不管你怎么说这是我父亲的车。”她坚持道。
　　穿棕黄色衣服的男人问她：“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威拉德·多塞特，”她骄傲地回答。
　　穿灰衣的男人从口袋里掏出钱包，亮出一张汽车登记卡。“瞧瞧，小妹妹，这号码跟那牌照一模一样。”他冷笑道。
　　她的头抬得老高，她的眼睛闪动着怒火。她动身去找她父亲，能找到的，把这件事告诉他，他会把这件事料理妥当。可那自称为汽车主的男人暴躁地朝她大声叫嚷：“嘿，回来，哪儿都甭想去。”
　　佩吉不愿单身一人同这些男人呆着。他们卑鄙而丑陋。她怕他们。她担心如果自己想走的话会被他们拦住。但无论如何得逃跑呀。车主一把抓住她的胳臂。
　　“你把手拿开，”她警告他：“我可能要伤着你。”
　　佩吉想扯开，但车主又用另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肩膀说道：“别着急，小妹妹，别着急。”她觉得自己似乎成了一个流浪者，被一些陌生人抓住，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能是怀疑和凌辱。
　　“你打碎了玻璃，小妹妹，”车主坚持道。“换块玻璃得花我20美元。你赔不赔？”
　　“我干吗赔？这是我父亲的车。”佩吉答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车主问道。“我要看看你的身份证。”
　　“不行，”佩吉挺坚决，“不要说是你，谁也无法叫我掏身份证。”
　　车主被她激怒了。他一把抢过她的手提包。“还我，”她尖叫起来，“马上还我。”
　　他从手提包里掏出身份证，便把提包还给她。“西碧尔·伊·多塞特，”他大声念着。“是你的名字？”
　　“不是。”佩吉说道。
　　“那你拿着它干吗？”他怒喝道。
　　佩吉不作声。她当然不会把那位姑娘告诉他。
　　“给我20块钱，”他下令道。“该死的。给我钱，在这张纸上签个字，我们就放你走。”
　　佩吉大怒了。等那车主用手指指着她要钱时，她便使劲咬他的手指。“该死的，”他唾沫横飞，“你，西碧尔·多塞特，把钱给我，我们让你走，怎么样？”
　　“我不是西碧尔·多塞特，”佩吉冷静地回答。
　　那男人仔细看了看相片。
　　“是你，没错，”他深信不疑。“相片下面有你的名字。你是西碧尔·多塞特。”
　　“我不是。”
　　“那你叫什么名字？”
　　“佩吉·卢·鲍德温。”
　　“化名，”穿棕黄色衣服的男人道。
　　“她说她父亲的名字是威德拉·多塞特，”穿灰衣的男人说。“这里有问题。”
　　“肯定有，”穿棕黄色衣服的人附和道。
　　佩吉想脱身，但根本动不了。这时她才明白，她不仅身体动不了，内心也动不了啦。事实上，是因为内心中发生变化，她才一动不动。
　　坐火车来这可怕的小镇，并不是由她作主指挥的，现在正掌舵的，也不是她，她知道。她还知道：有自制能力的是西碧尔。她能感到西碧尔在那车主没完没了地叫唤“配玻璃得花20块钱，你得赔，不然我叫警察”的时候把手伸进她俩的手提包。佩吉能觉得西碧尔把两张十元的钞票递给那可恨的男人。
　　他在一本活页簿上写了些什么。“好啦，”他说，“签个字。”
　　佩吉能听到西碧尔坚定的回答：“不签。”
　　这一次，佩吉为西碧尔而自豪。挺身卫护我们俩的一般不会是她，佩吉想道，但这一次的确是她。
　　“你要不签字，”那男人低声道，“我们就不放你走！”
　　佩吉瞅着西碧尔正在看那张纸条，但不知那纸上写些什么，只有几个字露了出来：“车主。”
　　车主？她吓了一跳。真的不是父亲的车？佩吉到这时才明白这一点，便又想逃跑。但车主紧紧抓着她，还塞给她一支圆珠笔，命令她：“签字！”他把那张纸举到她脸上来，“你把我汽车的玻璃打碎。你只赔了玻璃，没有赔我的不方便之处，更没有赔我配玻璃要花费的时间。其实你应该多赔……”
　　“你记下了我的名字。你说我可以走了。我现在要走，”佩吉口气挺硬。“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我签名不可。”
　　“你说这不是你的名字呀，”他答道。“你太过分了，走吧！”
　　佩吉走回车站。她坐火车回家时回想那些人为一小块玻璃而大惊小怪是多么愚蠢。
　　等到佩吉回到她同西碧尔合住的那间宿舍，天已快黑了。黄昏时的微光投在天花板上、梳妆台和椅子上，就象她俩在学院本科生时代所住的宿舍一样。
　　佩吉甩掉鞋子，往床上一躺。然后又翻身起来，赶快去开那袖珍唱机。是放那“模仿鸟②小山”呢，还是放“高尔韦湾”？还是放“模仿鸟小山”吧，她随着唱片一起高唱。
　　她嘴里唱着，来到窗前，往外观望。宿舍庭院的树上闪耀着刚开始下的雪。她住嘴不唱了。她怕雪，怕冷。
　　她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今晚在学校娱乐室有圣诞节前的社交活动。她厌烦白天发生的事，想参加这个聚会，把她厌烦的事忘掉。她想穿那件在百老汇一家中国商店买的苹果绿色服装。她本来去那里想买一把10美分的小纸伞，但一见到那套衣服，她就非买它不可了。
　　唱片仍在放着声。佩吉从她戏称为“我们的壁橱”中把那套衣服取了出来。她认为这套衣服跟她在麦迪逊大街的橱窗里看到的衣服一样漂亮。而且她这套衣服在这季度正风靡一时。只花了12块钱。其实，花30、40、50、80、200甚至300块钱也值。可是西碧尔总要来干预。当西碧尔只关心自己的事时，佩吉才最喜欢她。
　　佩吉穿上这套前面开襟的衣服觉得十分雅致。但不久前还对西碧尔所怀有的好感全消失了。她觉得西碧尔是她获得她所需要的东西和她表现自己个性的一大障碍。这套衣服唤醒了她蛰伏内心的对西碧尔（她们共同肉体的看护人、她们的一家之主）的全部不满。
　　西碧尔是佩吉生活中的严酷现实，有时可能是一个极为讨厌的人。西碧尔在壁橱中见到这套衣服时好象见到了鬼：它怎么跑到我的壁橱里来的？这张收据放在我的手提包里干什么？
　　最要命的是这套衣服被她发现了。佩吉把它藏在壁橱顶层，那里是西碧尔放杂物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放，就是不放衣服。谁知道西碧尔会翻弄这里呢？
　　西碧尔会不会对钱发脾气呢？12块钱买这套衣服不贵。西碧尔有这钱。但西碧尔有她自己的主见。她会花钱去买家具、工艺品和药品等西碧尔所谓的必需品。
　　西碧尔总是把我买的东西扔来扔去的，佩吉烦恼地想道。对我的蓝衣蓝靴也是这样。我一天要拿两次，但西碧尔每次都把它们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是的，她肯定会成为一个讨厌的人。
　　佩吉照了照镜子。挺美的，简直美极了。谁都会爱这衣服的。也许西碧尔并不是对衣服有气，而是对佩吉有气。不对，这是废话。西碧尔根本不知道有佩吉此人存在，这是佩吉不得不面临的事实。这并不讨人喜欢，但事实如此。
　　用一些珠宝可能效果更佳，佩吉一边在镜前打量自己，一边想道。戴上它，会挺有意思的。但她知道自己不会戴它。戴珠宝是件错事。他们不是在教堂讲过了吗？她不是在开始记事时就被叮嘱过了吗？但她仍旧喜爱漂亮东西。她犹豫了。西碧尔的母亲有一串珍珠。不，她不想戴它。她不喜欢西碧尔的母亲。这样一来，再戴这串珍珠就更不对了。
　　佩吉对着镜子照着，简直舍不得离开。她那显得有些矮胖的身材，并不使她入迷。但她喜欢她的荷兰发式、漆黑的直发、她的前刘海、她的圆脸蛋、她的翘鼻子、她那闪亮的蓝眼睛，还有——对了，还有她那调皮的笑容。她以前没有想到过，但她的确像一个小妖精。西碧尔，身材修长，脸型象一颗心，浅褐色的头发松松的拢着，眼睛呈灰色，表情严肃，从头到脚都是另个模样。难道那位好医生看不出来吗？伊丽莎白镇上一边看西碧尔相片一边看佩吉本人的那两个男人难道也看不出来吗？为什么人们老是把她当成西碧尔呢？
　　佩吉突然从镜前走开。原来是因为注意到自己嘴唇的缘故。那么丰满，那么大，是黑人才有的嘴唇。她怕见自己的嘴唇，甚至想象自己成了黑人。她害怕黑人，害怕人们对待黑人的方式。她拿起手提包，走出房间。
　　在宿舍的庭院中，雪花落在她没有戴帽的头上，沿着她的鼻子滚落下来。佩吉走得飞快，渐渐忘了恐惧。她发现自己还在哼着“模仿鸟小山”的曲调，目的似乎也是为了消除恐惧。
　　她来到娱乐室时，里面已挤满了人。学生们一群群聚谈着一切。室内摆着牌桌和乒乓球桌。西碧尔不玩桥牌或乒乓球，而佩吉爱玩。佩吉身手矫捷，动作协调。
　　佩吉朝着男学生观望。她觉得其中没有一个人赶得上斯坦。西碧尔对他们感兴趣吗？她可没有兴趣。斯坦还没有使西碧尔心碎；她还没有那么在乎。佩吉也没有感到心碎，一点也没有。佩吉祝愿西碧尔会另外找到一个她们都能喜欢的人。
　　长长的茶点桌上铺着可爱的白色花边的桌布。上面放着两个很大的有加热装置的俄罗斯铜茶炊。一个是咖啡，一个是茶。佩吉突然想起自己在离开伊丽莎白镇上的小吃店以后还没有吃过东西。她知道自己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喝茶，因为她的宗教信仰不容。不过那小三明治和小甜饼看来不错。她刚吃了一口三明治，便听见有人用有教养的中西部口音问候她：“好日子啊，西碧尔？”
　　“不错，”佩吉随口应答，抬头看看特迪·埃莉诺·里夫斯。这是一位俊俏的女人，尽管她不化妆，穿着随便，身材显得两头细、中间粗，还是挺好看。住在她隔壁房间的这位特迪总是叫她为“西碧尔”。很久以前，佩吉就已同意在必要时对西碧尔这个称呼作出应答。对伊丽莎白镇上的罪人来说，无此必要，但对西碧尔的好友特迪，情况就不同了。
　　“你这一整天在哪儿呀？我都为你担心啦，”特迪接着说下去。特迪，五英尺十寸高，宽肩膀，大屁股，小乳房，总是处于支配地位，永远扮演母亲的角色。佩吉不明白西碧尔怎么受得了她。佩吉知道特迪焦虑不安地等待着西碧尔把这一天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她。但这一天不是西碧尔的，而佩吉并不想讲今天的事。
　　“很高兴见到你，多塞特，”劳拉·霍奇金斯走过来参加她们的谈话。“你说你不打算来，我很高兴你还是来了。”劳拉是西碧尔另一位朋友。佩吉仍是不露声色。
　　特迪·劳拉和其他几个姑娘聚在多塞特周围，都在讲克林格教授。突然间，多塞特从手提包中拿出一支彩笔，指着墙，用一种有感染力的声调说了起来：“喂，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好听着。艺术，是人类经验的伟大传统，你必须专心致志，不然便是对灵感才思的侮辱。”姑娘们开始格格地笑了起来。佩吉，在一张纸餐巾上捣了两个大洞，把它变成眼镜的模样，架在鼻子上。她斜眼看着，说道：“雕刻也许是最古老的艺术。从其他课程中你们已经得知，它的技术可追溯到削箭簇或棍棒的第一个史前人。你们也知道，石、陶或金属的相对永久性，是我们利用雕刻和在石、陶上镂刻铭文作为历史记载的主要原因。”
　　“可是，在漫长的时间中，其他文字记载终于削弱了雕刻的权威，并使各种绘画（至少在西方）有了最广泛的用途和通俗的感染力。这‘巨(就)’是我要你们集中注意绘画，把它当作世上至要之事的原因。也许它的确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我指的是鲁本斯、伦勃朗和其他大师的作品，而不是指毕加索和其他同代人的愚蠢表达。后者是婴儿般的咿哑学语。他们所谓的实验，只是空虚的代名词。”
　　“嗯，多塞特小姐，你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严肃女人，你为什么非要按这种愚蠢的传统作画不可呢？”
　　劳拉·霍奇金斯本来格格作笑，现已变成无法克制的捧腹大笑。特迪也在狂笑。
　　佩吉继续说下去，把一屋子人都征服了。起先只是为少数人作表演，最后变成一场人人观看的演出。他模仿克林格教授，成为这一晚的高潮。在喝彩声中，佩吉不慌不忙地取下假眼镜，把彩笔放回手提包，鞠了几个躬，从屋里庄重地退场。
　　两天后的圣诞节，去找威尔伯医生的，是另一个与以前不太一样的佩吉——闭口不谈伊丽莎白之行和她在学院社交聚会上的胜利。这好象是另一个佩吉，嘴里没完没了地重复着：“人们、人们、人们。”
　　“什么人们？”贴着佩吉坐在长沙发上的威尔伯医生问道。
　　“人们？是啊，人们，”佩吉答道。“他们正等着我哩。”
　　“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玻璃，”佩吉答非所问。“我看得见玻璃。我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我要跑掉！我不想呆在这儿。我不想，不想！”
　　“为什么跑掉？”威尔伯医生问道。
　　“痛呀，我痛，”佩吉轻声说了句，便开始啜泣。
　　“哪儿痛？”
　　“我头痛。我咽喉痛。”
　　痛苦的话语倾诉后，接着是愤怒的谴责：“你不让我跑掉。”她情绪逐渐对立。“尽管你不让我跑掉，我也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她警告道。
　　“你为什么不从门口出去呢？走啊，只要把门打开就行。”
　　“我办不到，”佩吉尖声叫起来。她从长沙发上站起身子，象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那样挪着脚步。
　　“可是你能够办到的呀，”医生坚持道。“就在那儿。走过去把门打开！”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佩吉仍那样惊恐。
　　“好啊。只要旋转门钮，就可把门打开！”
　　“不，我要呆在这带黑色百叶窗的白房子旁边，门口还有台阶，后面有车库。”佩吉突然平静下来，说：“我父亲的车就放在车库。”
　　“你现在在哪儿呢？在威洛·科纳斯？”医生问道。
　　“我不说！我不说！”佩吉一再重复这句话。
　　“可以告诉威尔伯医生吗？”
　　“可以。”
　　“那么，你要告诉威尔伯医生？”
　　“是的。”
　　“那就说吧。告诉威尔伯医生！”
　　“威尔伯医生走啦，”佩吉愁闷地回答。
　　“威尔伯医生就在这儿。”
　　“不，她走啦，把我们扔在奥马哈了。”佩吉坚持己见。“你不是威尔伯医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必须找到她。”她不再平静，歇斯底里又发作起来。佩吉恳求道：“放我出去！”
　　这个请求似乎与现在这特定的房间和时刻无关。它来自往昔。而这个往昔向她伸手，把她包围，将她俘虏。
　　“你去开门。”医生态度坚决地说。
　　“我从门口出不去，我从来没有出得去，从来没有。”
　　“这道门现在上着锁么？”
　　“我出不去。”这是一个受到伤害而不知所措的孩子的哀诉。“我必须从这儿出去。”
　　“从哪儿出去，佩吉？”
　　“不管在哪儿都得出去。我不爱这些人们、这些地方或任何东西。我要出去。”
　　“哪些人？哪些地方？”
　　“这些人们、这种音乐。”佩吉连气都透不过来了。“这些人们、这种音乐。音乐一遍又一遍地响个不停。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们。我不喜欢这些人们、这些地方或任何东西。我要出去。喔，放我出去！求你，求求你！”
　　“只要转一下门钮，就能把门打开。”
　　“不行，我不行，”佩吉的愤怒突然转向医生：“你为什么还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你连试都没有试过。你为什么不去转一转门钮，把门打开？”医生寸步不让。
　　“有个门钮，但转不动。你还不明白？”
　　“试试看。”
　　“试也没有用。”她的情绪暂时松懈下来。但这是屈从的松弛。“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做。他们认为我不好，认为我可笑，我的双手也可笑。谁都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佩吉。”
　　“喔，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做。痛，痛极了。”佩吉在啜泣。“人们并不关心这些。”
　　“威尔伯医生关心。她问你心里有些什么事。”
　　“没有人关心。”佩吉仍唱着反调。“双手痛啊。”
　　“你的手？”
　　“不是，是另外一些手。向你伸过来的手。使你疼痛的手！”
　　“谁的手？”
　　“我不说。”又是那孩子般一再重复的话。“如果我不想说，我就没有必要说。”
　　“还有什么使你痛苦的？”
　　“还有音乐。”佩吉又用那耳语般的声音说话。“人们和音乐。”
　　“什么音乐？为什么？”
　　“我不说。”
　　威尔伯医生伸手轻柔地搂住佩吉，扶她回到长沙发。
　　佩吉感动了。她柔声吐露心事：“你瞧，没有人关心你。而且你又不能跟任何人说。而且你哪儿都没有归属。”佩吉安静地停了一会儿又说道：“我能看见树木、房子、学校。我能看见车库。我想进车库去。这样就好了，就不会那么痛了。”
　　“为什么？”
　　“那么痛，就是因为‘你不好’。”
　　“你有什么不好？告诉威尔伯医生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人爱我。我要有人稍微关心一些。如果他们不关心你，你是不能爱他们的。”
　　“说下去。问题在哪儿，告诉威尔伯医生。”
　　“我想爱一些人，我还想有一些人爱我。但从来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才痛苦。如果没有人关心你，就使你内心要发疯，使你想说什么，撕什么，打碎什么，打穿玻璃。”
　　突然佩吉不作声了。于是佩吉不见了。坐在那里的是西碧尔。
　　“我又一次神游？”西碧尔一边急速向后躲闪医生，一边问道。她又着急又害怕。
　　医生点头。
　　“不过不象上次那么糟糕，”西碧尔环视四周，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挪动到不当的位置，也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摔成碎片。
　　“你有一次提到音乐，西碧尔，”医生想试探西碧尔是否知道佩吉所说的事。“你可不可以再多谈一些？”
　　“嗯，我上钢琴课，”西碧尔沉着地回答，“我那钢琴老师穆尔夫人经常说：‘你具备所有的天赋。你有好耳朵、好手。你的指法也很好。但必须多多练习。你没有练习便能弹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你练习的话，又能达到何等地步呢？’可是我不去练习。我也不告诉老师说我不练，因为母亲实在太苛刻。只要我在练习中出错，母亲就叫唤：‘不对，不对。’我无法忍受，所以只要母亲在一旁，我就不练。而只要她离开一分钟，我不管手里干着什么，都扔掉一切朝钢琴冲去。无论曲子多难，我也能练成。如果没有钢琴，我过度的精神紧张会使我垮得更早。我开始教书以后购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钢琴。”
　　“唔，”威尔伯医生又问，“你对玻璃有什么特殊的好恶吗？”
　　“玻璃。”西碧尔沉思起来。“母亲有一些可爱的水晶玻璃。我祖母也有。应该说，多塞特祖母和安德森外婆都有。噢，我想起来了。我大约6岁的时候，我们去伊利诺斯州埃尔德维里的安德森家作客。我们每年夏天去那里呆三个星期，一直到安德森外婆去世为止。反正有一次，我的表妹卢鲁和我在拭干碟子的时候，她猛地把一个盛泡菜的可爱的水晶碟子扔到法国式门③外面去了。她真是一个小鬼丫头。但她却告诉外婆和我母亲和所有的人是我扔的，是我把那水晶碟子打碎的。这不公平。可是我一言不发地承受下来了。是我母亲叫我这样做的。”
　　“原来如此，”威尔伯医生说。“现在再说说有没有什么手曾经干扰过你。”
　　“手？那倒没有什么。我自己的手又小又薄。我母亲说我的手不吸引人。她常常这么说。”
　　“以前有没有什么手向你伸过来？别人的手？”
　　“伸来的手？我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西碧尔不自在的样子突然大大地强化了。
　　“原来如此，”医生说道。“另一个问题：你见到血的时候心里慌不慌？”
　　“嗯，是的。不过谁见了不慌呢？多塞特祖母得了子宫颈癌，而且出血。我亲眼见到的。我开始来月经时，我象大多数女孩一样感到莫名其妙。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你见过小孩子的血吗？也许是一个游戏的伙伴的血？”
　　西碧尔向后一靠，思索起来。“嗯，我想想。汤米·埃瓦尔德。他父亲有一个牲口棚，养着一些马。汤米是他母亲宠爱的孩子。他是死在储藏草料的顶棚里的。我们在玩。发生了意外。一支枪走了火。我就记的这些。顶棚里可能有血。我有好多年没有想到汤米了。”
　　1955年，将近二月的时候，医生准备把佩吉此人告诉西碧尔。佩吉记得起西碧尔所忘记的事。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但当话到嘴边时，医生发觉西碧尔的脸变得苍白，瞳孔扩张得比平时尤甚。西碧尔用一种不自然的哑嗓子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医生本想把她的化身告诉她，却感到她已经成为这个化身。
　　“嗨，”佩吉招呼道。
　　“嗨，亲爱的，”医生应答。
　　“我现在要出去了，”佩吉告诉医生：“穿过房门出去。很久以前，威尔伯医生就说我可以办得到的。”
　　于是，佩吉穿过这扇原先走不过去的、成为她被幽禁的有形标志的房门，离开了屋子。
　　威尔伯医生觉得双重人格的诊断已经确切无疑，而且无时不想着这异乎寻常的病例。佩吉和西碧尔，尽管共存于同一个肉体，却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经历。她们虽有一些共有的经历，却有不同的理解。她们的嗓音、措词和词汇均有不同。她们表现自己的方式也各异。甚至年龄也不一样。西碧尔31岁，但佩吉呢？大夫还不能确定佩吉是一个早熟的孩子，还是一个发育尚未成熟的成年人。佩吉无自我意识地表现为一个小姑娘，不易发窘，而易发怒。她不象西碧尔那样迂回、掩饰，而是往往吐露了毫不掩饰的恐惧心情。毫无疑问，佩吉承受着可怕的负担，而西碧尔却回避这可怕的重负。
　　威尔伯医生思绪万千，但作不出结论。她从来没有治疗过双重人格患者。但现在不得不担起治疗重任。与她以前治疗其他患者一样，首先必须对这种疾病追根究底，然后从根儿上循序进行治疗。
　　目前要做的，是把诊断结果告诉西碧尔。这个任务要比原先想象的困难得多。每当西碧尔遇到无法应付的处境，就让佩吉来接手。对西碧尔谈佩吉，等于邀请佩吉回来。
　　正因如此，这件事一再推迟，拖到了1955年3月。但在这时，发生了一起事件，使诊断不得不随之改变，使威尔伯医生庆幸自己幸亏没有把原先的诊断结果告诉西碧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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