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科医师协会会员、医学博士玛格丽特·P.温德姆讨厌排队。不幸的是,她既不是外交人员,也不是国会议员,所以只得和其他平民百姓一样,在首都机场等着领取行李。接着,她到了机场出口,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去拦出租汽车。
她说了好几遍以后,那名满脸怨气、来自第三世界的司机才承认有一个首都大学医院。经过一路折腾,出租车把她扔在了首都大学医院急诊室门前。温德姆医生拎着短途旅行包,像大人物一样阔步走进了入口。她在护士工作台前停下,找来带班的护士长,报上了自己的姓名:“我是玛格丽特·温德姆医生。请叫一下穆尔医生。”
西尔维亚·布拉萨德一眼认出了她。
“你是卡伦的妈,对不?”
温德姆医生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皱了皱眉,但还是点了一下头。
“随便在哪里我也认得你。她长得很像你。”西尔维亚哈哈大笑,以为对方会有热情的反应。可是,她却毫无收获。
“请你叫一下她好吗?”
“嗯——当然。”西尔维亚转向对讲机,很想知道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话。
那天晚上,急诊室病人不多。弗拉格勒得知卡伦的母亲来到了医院,于是给了卡伦两个小时晚餐时间。
卡伦把母亲带到离医院几个街区远的一家小意大利餐馆。她们点了空心粉,在等候时谈到了案子的情况。
“那么——进展情况怎么样?”母亲小心地把一条面包棍分成了两段。
“不错,还不错。”
“卡伦,你没有找我帮忙,我感到奇怪。我有很多关系,这你是知道的。我总还可以给你找到专家提供证词吧。”
“我的律师们在安排这些。”
“别傻了。我可以找到哈佛的人,那样的人可以震住陪审团。”
卡伦竭力忍住笑。“那也没有什么用,妈妈,在这里不行。”
“当然行的。”她夸张地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不愿要我帮忙的原因。”这时招待员过来为她们添水,她等他弄完离开以后继续说,“是因为朱利安——对吗?”
“不是!——妈妈,朱利安和这事没有关系。”
她母亲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所以很难判定她的感情是否受到了伤害。但是,她默不作声地坐了一阵,然后换了话题。她谈到了自己近来处理的有趣的病例,谈到了她装修她在坎布里奇的公寓时遇到的问题。这次谈话使卡伦想起了自己孩提时代用餐时的情形:母亲一个劲儿地谈论自己的事情,女儿假装耐心地听着。
有个先驱者做母亲对孩子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在那个女性在医学领域只能担任精神病学方面工作的年代,玛格丽特却成了一名外科医生。她创造了若干令人惊讶的“第一”:第一个从她那所医学院毕业的女性,第一个被接纳入神经外科训练计划的女性,第一个私人开业的女神经外科医生。面对如此巨大的歧视,取得如此多的成就,她自己当然得出类拔萃,得有聪颖过人的头脑——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卡伦知道自己花了许多时间去追赶母亲的影子,努力去取得可以与之媲美的成就。她没有从事外科专业,而是选择了相对说来较新的急诊医学,这已经使她母亲感到失望了。“急诊医学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她母亲是这样评价的。
母亲继续讲她的病例,卡伦努力使自己保持客观的态度,眼睛看着她的嘴巴,可耳朵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她仍然风韵犹存,脸上并没有多少皱纹。然而,她看上去……显得冷漠,既不是那种值得信赖的人,也不是那种可以依靠的人。
当然,她不善于处理情感关系。卡伦8岁时温德姆医生和丈夫离了婚,从那以后,他便消失得无踪无影。后来,她又前后嫁了两个丈夫。两个都讨人喜欢,都是外科医生,但都不愿意和美国外科医师协会会员、医学博士玛格丽特·P.温德姆共同生活。
卡伦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自己在30年以后的样子:专业优秀、见解正确、医术高明——而且独身一人。她咬了咬嘴唇。
她们用完了晚餐,等着招待员把账单送来。这时,温德姆医生突然冒了一句:“卡伦,我真的想帮助你。”那声音听起来有一点可怜,但是同时也显得真切。
“我知道,妈妈。”
“我们肯定可以做些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坐等——”
“我的律师们正在办理这案子。”
“废话!”温德姆医生突然停了一下,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除非你真的出了错——”
“我没有!”卡伦禁不住反驳道。
母亲蹙额。“当然没有。我也觉得不是你的错。不过,我还是想看一下病历。”
“我不想让你看,妈妈。”卡伦此刻想要的——非常需要的——是一支香烟,然而却不敢说出口。招待员送还了信用卡,她们起身离开。“好吧,我领你去旅馆。”
“旅馆?不去你的公寓?”
卡伦一愣,接着慢慢地说:“对,我们的公寓不——合适——现在不合适。请你理解。房子太小,你会觉得不舒服。”虽然卡伦口里这样说,但是母女俩心里都明白这是因为朱利安不愿意让她去。
卡伦转身走出餐厅,总觉得母亲的目光一直从后面盯着自己的脑袋。
温德姆医生又逗留了一天,然后卡伦开车送她去机场搭乘飞往波士顿的班机。卡伦目送母亲走向登机口,心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随即一转念头,又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内疚。
那天她休假。她离开机场以后,顺着环城路到了威斯康星大道的出口。她母亲的来访至少产生了一个正面作用:它使卡伦下决心为自己的这个案子做点事。她再也不愿依靠他人了。
全国医学图书馆坐落在威斯康星大道上的贝瑟斯达,是一幢混凝土结构、玻璃墙面的楔形建筑物。卡伦觉得它看起来不伦不类。
医学图书馆的阅览室应该用精细的木板装修,桌面上应该刻着历代学生姓名的缩写字母。书架上应该放着皮面精装、散发着霉味的书籍,墙壁上应该有可以开关的小窗户,以表示“象牙塔”这个象征意义。
全国医学图书馆里摆放着镀铬金属腿支撑的耐热塑料板式书桌,非图书馆工作人员不能进入书库。
卡伦在免费的联机医学文献分析和检索系统终端前呆了一个小时,打印出一张看来与治疗高温综合症有关的学术论文目录。她最初读到的几篇没有什么用处——只是一些随感式心得体会。后来,她在《内科医学档案》中发现一篇关于医院收治中暑病人情况的调查报告。那项研究表明,仅仅根据病人的体温来作出诊断是不全面的,而且会导致误诊——有的中暑病人的体温并不高。该项研究还认为,“最先测量体温很可能是测腋下(它因为大量汗水而降低),或者口腔(它因为急促的呼吸而降低),而不是直肠温度。”
啊,卡伦心想,难怪那次取证会上罗思着重揭示出给克兰德尔测量的是腋下温度。
她越读越觉得心里发慌。结论很明显:遇到在劳累过程中失去知觉、而且在“临床和化验方面有中暑症状”病人时,必须考虑中暑的可能性,即使其体温并不见明显增高也是如此。
该项报告包含了一个表格,上面列出了急诊收治病人的体温变化范围。其中有若干病人的体温都在37至38度之问。尽管如此——卡伦自我安慰道——大多数病人就诊时的体温均在38度以上。
她继续往下阅读:“必须考虑病人患有其他全身性疾病的可能性,那些疾病也有类似于高烧和脑部机能障碍的症状。但是,应该在排除了中暑以后方可作出以上诊断。应该考虑的疾病包括脑膜炎、脑炎、癫痫、大脑血管意外、脑型疟疾、药物中毒……”
还好,卡伦看到作者提到了药物中毒,心里稍微放松了一点。然而,她意识到陪审团的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细微的区别的。她决定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她随身带着克兰德尔的病历。她正准备合上案卷,一张化验单引起了她的注意。克兰德尔的血小板数不正常,它说明病人患有血小板减少症。卡伦越看越觉得蹊跷。克兰德尔以前在陆军所作的体检的报告上并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异常。而且,那也不是高温综合症的临床症状。或许,这和病人的昏迷有关?
那样的设想也讲不通,但可能是她考虑问题的方向有误。她查阅的是关于高温综合症的文献——中暑和衰竭——因为每个人看来都认为那是正确的诊断。如果她按照自己的观点——克兰德尔是一名病因不明的昏迷患者——来考虑问题,或许能够找到他临床症状互相矛盾的答案,进而解释病人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体温不高和血小板减少的情况。
她返回联机医学文献分析和检索系统终端,试着采用关键词汇的查询方法,分别输入了血小板减少症、高血压和发烧这三个术语。
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电脑显示的结果包括一些关于蛇伤和其他杂症的文章。她怀疑洛克里克公园是否真有毒蛇,而且克兰德尔的身上没有任何孔眼状外伤。
接着,她查阅了近来有关急诊室对昏迷病人诊断的病例报告和文章。在过去两年中大约有10例。此时天色已晚,但是她决定读完以后再离开。
她看到的第三份学报是一本名叫《急诊医生》的二流杂志,上面刊登了一则由北卡罗来纳州一家小型急诊室提供的特殊病例。
文章作者弗里德曼医生简要地介绍了诊断昏迷病人的种种困难,接着写下了下面的报告:
一名44岁的黑人男性在工作中晕倒,于1月17日下午3点被西福德社区医院急诊室收治。病人送到医院时神志不清,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全身出冷汗。血压读数为65/30毫米,脉搏很快,体温38度,瞳孔大小相等且有反应。查心电图时见心搏过速,其他方面未见异常。肝谷丙转氨基酶和碱性磷酸酶、血清蛋白、乳酸脱氢酶、以及葡萄糖和尿酸值均正常。血细胞计数显示血红蛋白偏低和血小板减少——每毫米血小板数为35000。给患者插管,并进行静脉盐水滴注。
患者的血压回升,但在苏醒过程中突然心搏停止。发现患者呈心室纤维性颤动。实施电去纤颤法,并用强心剂。
几分钟以后,患者的心脏恢复正常的窦性节律,随即停止心脏复苏术。15分钟以后,患者血压恢复正常。20分钟以后,患者苏醒,未见明显的神经病学或认知方面缺陷。
当晚留患者继续观察。患者在自述中否认接触过有害物质或服用过任何药物。毒品和酒精检查均呈阴性。患者无心肺疾病病史或脑血管意外史。第二天上午病人出院。
对患者自发性昏迷的化验报告和症状的分析显示……
文章末尾简要地讨论了各种各样的诊断——那些能够解释患者的生命特征数值和症状的“鉴别诊断”,其中没有提到高温综合症。
“谢谢你,上帝。”卡伦松了一口气。
要约见她的律师并不容易——蒂莫西·弗拉纳根是一位大忙人。卡伦有3天的时间反复研究弗里德曼医生的病例报告。当然,她也让朱利安读了这篇文章。他像上次对待克兰德尔的病历一样,勉强同意看一看。
卡伦走进办公室时,弗拉纳根满面笑容。他热情地和她握手,然后示意她在桌子旁边的一把皮椅上就座。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卡伦吸了一口气说:“上周我去了图书馆,查到了一样东西——嗯,使我茅塞顿开。那是一篇病例报告——”她把一份复印件递了过去。
弗拉纳根读完以后,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文件袋,轻轻地咳了几声。“很有意思。”他说罢,不动声色地望着她。
卡伦眨了几下眼睛。或许他没有看懂。于是她问道:“这与我们的案子完全一样,对不对?”
他点了点头。
“这位急诊医生的诊断和我的完全一样,对不对?”
“对。”
“而且他认为病人的情况非常特殊,所以撰写了——并且发表了——一个相关病历的报告。我说得不对吗?”
“嗯,对。”
“那么,这对我们的案子不是很有用吗?”
弗拉纳根揉着他那浓密的眉毛说:“难道我没有提醒过你别去搞什么调查?”
她见他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连忙说:“对,对,你讲过,可——”
“可是你认为自己可以例外。”
“不,不是那样的。可我得找到点什么——”
“找到我们的专家无法找到的东西?难道你认为他们没在进行调查研究吗?”
“这个,当然,可——”
弗拉纳根举起一只手来,脸上露出了爱尔兰人特有的微笑。“听着,被告可能会在自己的案子里陷得太深,用带有个人色彩的眼光去对待事情,想抛开律师,自己去进行辩护——可律师才是专门干这一行的。”他皱了皱眉头。“那样做被告那些不得要领的言辞会把陪审团搞昏,其结果往往使案子以失败告终。”
“可是这篇论文说明,另外一名医生在面对具有同样症状的病人时做出了同样的诊断!”
弗拉纳根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模样。“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穆尔医生。这篇病例报告根本没有提到病人是否患有高温综合症。”
“对,没有,可患者确实有相同的症状,负责治疗的医生确实怀疑是吸毒过量,而且患者确实出现了心搏停止。”
“是的,这无疑会有帮助。”
“帮助?”卡伦窝了一肚子火。她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脚下踩着厚厚的波斯地毯,两眼木然地对着墙上的学历文凭。她转过头来对着弗拉纳根。“你得调查一下!”
“调查?”
“你应该找写这篇文章的医生谈谈!想法找到那病人!”
弗拉纳根抓起一支笔,在他那本黄色的法律记事簿上写下几个字。他点了点头说:“我已经记下了,会给他打电话的。”
卡伦颓然跌坐到椅子上,低声问道:“你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对不对?”
“我刚才已经说了,穆尔医生,我们会给这位医生打电话,看看他是否能够帮上忙。”
卡伦摇了摇头。“仅仅那样做还不够。”她在讲话时便知道自己会把事情搞糟。“你得想想其他更好的办法——除非你对打赢这场官司不是真的感兴趣。”她淡淡地说。
弗拉纳根听后不动声色地说:“你说的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道理。我已经竭尽全力。如果不出差错,我们很可能取胜。”他站起来。“我另有一个约会,等你有了新的意见时我们再谈。”他伸出了手。
卡伦也站了起来,没有理会他伸过来的手,扭头离开了房问。
她在向停车处走去时意识到,自己刚刚得罪了对于打赢这场官司举足轻重的人。她心里想,那样做可不太高明。
但是,她是玛格丽特·温德姆的女儿,知道自己该怎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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