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倾注于肖邦的小夜曲，并始终认为肖邦与徐志摩都属于青年才子类的人物，两个人总是在我的脑中盘旋。看书必有音乐，这是我的习惯，每当有所冲动的去看徐志摩的作品时，我总是用肖邦的小夜曲来为我心做伴。听肖邦的音乐如读徐志摩的散文，没有感觉，永远不可能和他们接近的。肖邦的钢琴，我独钟于他的夜曲，欣赏他在大小调之间的转换，高低的感觉就如徐志摩的爱情变奏一样，充满激情与温柔，忧伤与孤独。那是一种真实的感觉。
 
　　喜欢徐志摩，就是因为他的真实，尤其那种内外统一的真实。还记得那个扎着小辫子的辜鸿铭说的那句话：“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思想的解放在我们这个国度是何其难呀!徐志摩和林徽因在剑桥产生了感情后，被他的老师梁启超知道，写信教诲之。这个老师万万也没想到，徐的来信，让他倍感汗颜：我之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如此而已。而我们再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四 · 一二”政变、“九 · 一八”事变。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他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表现出了这样的精神人格，唯有品格的力量，唯独剑桥自由而清新的空气才能呼吸出来的灵魂。我想遇到这个情节的时候，肖邦那娴熟的手指，碰到钢琴那浑然天成的音律，这一切似乎早已证明，美来自于内心，来自于真实的心声。徐志摩被众多的人说成是叛逆，不仅是社会上的人，北大的一些人物也认为他的举措是荒谬的。中国文人的最大悲哀就是不断的怀疑真实。徐志摩的感情执着，像个彻头彻尾的透明人，几句话也是那么的掷地有声，在感情逐渐被伪装被利用的现代，我们今日之时代，物质文明飞跃进步，但惟有在人格之独立上，回首志摩，依然汗颜。
　　将近800年的剑桥与刚过100年的北大，我们姑且不去谈论这两个数字的意义，我只想说一说徐志摩当时的剑桥和北大。剑桥大学校长布罗厄斯来北大演讲的时候，开头特意引用了徐志摩《再别康桥》，而结尾呢？出自《诗经》的一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主导剑桥的不是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的变化。剑桥大学拥有60多项诺贝尔奖，这似乎和剑河边悠闲自在、天马行空的下午茶有些出入，尤其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奇怪。我们的思维定势应该是：那些科学家整天在实验室，做啊做啊，直到鞠躬尽瘁，而精神永存。但人性的压抑永远换不回科学的进步。
　　让我们看一看布罗厄斯所解释的“剑桥精神”：活跃的文化融合和高度的学术自由。而形成这一精神氛围的重要形式，他认为就是剑桥的下午茶和喝咖啡时自由随意的交流。在拥有31所学院的剑桥，其学院的定义并非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的学术机构，而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生的组织机构。这样的学院制带给各个领域学生更多的交流机会，以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师李约瑟曾这样描述：你也许是一位学习英国文学的英国青年，同对面房间学生物化学的爱尔兰人志趣甚投，同楼上宿舍学法律的尼日利亚人和学神学的苏格兰人友好。剑桥每一个学院，都是由学系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这些学院将整个剑桥大学变成一个奇妙的熔炉。而徐志摩一下子就领悟了剑桥的精神，并为之做诗，成为“一手奠定中国诗坛的人”。灵性的自由，人性的真实，成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这就是我们的区别：思想的根除比行为的解放，不知要好多少，但是在中国不知要难多少。
　　两千年的帝制生活，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没有和世界一起改变，中国政局的动荡，这一切可不是一个领导人所能主导的，和我们国民的素质，国民的思想，关系甚大。庞大的中国就如一艘超重的巨轮，让它见风使舵，简直是笑话，改道航行也不是轻而易举，国民改变之根本，关键在教育，而教育的空间在我们的校园，但如果没有一个让人性发挥的空间，我们的校园就会完全改变这个国家未来的航道。
　　肖邦的一生如果让我从一点概括，就是：真实的活着。他的音乐是源自天簌之美。因为他的遭遇锻炼了他圆融高妙的诠释，所以他的音乐总是让人感觉出了青年才俊的浪漫，我不知道在天国的徐志摩是不是也能听得到这种音乐，我也不知道他乘上飞机赶赴林徽因的演讲，那种兴奋的心情是不是感动了上帝，于是上帝让他永远的留在了天国，去保留着那份纯粹的真实。
　　自1998年至今，北大已经有过15位总统来此演讲，除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外，还有韩国总统金大中，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南非总统曼德拉以及德国总理施罗德等等。这是北大最好的资源，也是非常值得北大学子骄傲的事情。克林顿来演讲的时候，在北大BBS贴上，曾有人愿出5000元，来购买这个入场券。北大的真正魅力不是来这里的总统，而是在北大读书的学子。让我们透过克林顿与普金的演讲，来揭示一次北大的人文历史。
 
　　对于像莫扎特这样的人，上帝都会嫉妒他，他的才华及音乐的成就真的是不能比的，神童的他拥有了无可比拟的太多天分。他的钢琴协奏曲，那种音色鲜活得让你感觉手中有鲤鱼在跳动，但你就是抓不到。还有就是他对三连音的处理，那么的有活力，又富有那么大胆的创意。于是我终于折服的说，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在演奏上唯一要挑选的就是指挥，这个人决定着是否能完全诠释莫扎特的音乐。莫扎特的演奏有很多种，有的人为了能够显出莫扎特音乐里悲情的成份，他居然只是把节奏放慢而已，于是乐队拖，独奏也拖。气死爱好莫扎特的“情人”(情人乃情有独钟的人)。于是我为莫扎特挑选了两个指挥，一个是克林顿，一个是普金，我保证他们会演绎一个完全的莫扎特，因为我相信他们的能力，我相信他们的综合实力。
　　克林顿来北大演讲时的第一句话：今天，我对你们——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发表演说。克林顿绝对是世上最能做秀的总统，而且他运用太极的能力也是很有道行的，单从他的政绩与绯闻的知名度比例，我们就知道这个老兄是个高手。他绝对是个平衡的高手，尽管北大的那次演讲，同学的提问中批评的成份多了一些，而且有挑衅的味道在里面，外界评论说北大人不友善，甚至我在香港的某电视台看到，记者在场外采访没能进入的学生时，有些竟然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里面。”
　　任何事情只要一评论就会感觉很复杂，我只是想简单的告诉大家，克林顿的演讲可是十年来首个访问中国，访问北大的总统，不论是场内与场外，对于北大的学生来说要承担的除了自己的才识外，还要背负着长久以来的历史，场内同学的不太友好，只是上场发挥的问题而已，你看我们后来十几位总统来以后，表现不就非常好了吗？事情的任何第一次，不是巨大的失败，就是非常的成功，北大那次的表现是超水平发挥的，因为我们的学生要承担的责任心太重了，总想通过这个提问来向美国人展示一下中国，就如中国人踢球一样，背负的思想负担实在太多，还有就是私心太重，总想成为救世主。北大人的表现也是这样，总想让美国人看了以后一下子就被震住，这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但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缺了一点手法。“震”住别人的不只是你的音量，关键还是你的气量。
　　我看了那个直播以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学生们都是爱国的，爱国这个东西真的是一种内心最深的一种情感，不用天天挂在嘴边，也不用学一些什么理论，最真实的东西永远都不是学来的。但是那次克林顿的演讲，确实让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感觉到了下一代领导人的气势。还记得当时，要直播那次演讲时，中国的媒体也为这个声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助长了北大学生内心的民族情节。我知道每个人也都是爱美国的，我敢保证在中国大学里，美国的文化更能深入这些学子们的内心，甚至他们更向往着美国的价值，我不对这些人做任何的评价，我对那些到美国留学的人大力的支持和赞赏，我们只有走出去，看得多了，视野广了，角度深了，这对我们没什么坏处。北大应该包容这一切，我知道北大可以做到这些，也深深理解着自己的学子。克林顿也是如此，我知道他的内心是不愉快的，但他从这次的对话中，已深深的有所警醒，于是在现场调配着这个场面，临场发挥及随机应变，让他也爱上了这些初出茅庐的孩子，越到后来演奏得越好，回答得也更巧妙，他非常能适应着这些学生，同时用不同的手法，用他的才情，用他的睿智演奏了一回让我们不能忘记的钢琴协奏曲。因为只有北大的厚重与情思，还有他的包容，才筑就了克林顿的指挥。北大的每个人都是一件优秀的乐器，这次终于遇到又一个优秀的指挥，于是让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个钢琴协奏曲。
　　如果说学生是一件乐器的话，那么普金的指挥，更让我们接受和欣喜。普金与克林顿先后相隔四年，来到了北大，这回的北大学子，更是人性与理性了，他们哼着《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进入了会场，而不是以前的《喀秋莎》。他们也关心两国的政治、贸易、经济，但关注最多的还是普京个人的能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人的能力可以改变一切，我们不用总是羡慕别人的繁华，只要我们找到了思路，我们的出路就不远了，这时候的北大学子更务实了。普金比克林顿更高一筹的是，他只回答了三个学生的提问，但是我知道，对于任何一个演奏及指挥者而然，用你的心及情去诠释音乐，你的造诣才是最高的。普京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仅能有克林顿对音乐那种熟练技术，他还有莫扎特的激情与思想，这一点克林顿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要达到这个境界，人的素养不是一天能炼出来的。所以普金这次的演出简直是一种完美。北大的女生由此而向往着嫁人就嫁普金这样的，就如五十年代，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演讲时一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不同的时代，价值观的改变才让我们改变了世界。普金好样的，北大的女孩要是都能找到俄罗斯小伙，而我们就有希望娶到俄罗斯姑娘喽！呵呵！以上权且当成我的混话而已，或者只是想想而已。
　　买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千万要先识货，否则你感觉不到那个神童的音乐，将是莫大的遗憾。要挑就挑普金这样的指挥作为珍藏版，一生存储；要听就听克林顿这样的指挥做为视听版本，随时领略莫扎特的神童音乐。前者如博士生级别，后者如本科生级别，各取所需。
　　中国最早的太学传统出自于北大，至今演讲也是北大最亮丽的风景线，同时也是最凝重的历史缩影，透过这些演讲人的经历，我们看到了不仅是北大的历史，更多的是中国文人的成长背景，虽然这反映的只是匆匆的一百年，可谁又不清楚，中国的这一百年经历却是地动山摇般的巨裂。因为有着这些老先生们的传道授惑，才有着更加青春，更加活力的北大。他们通过智慧的语言，让每个学子感觉到了承接下来的责任，才有了一个更好的对接口，于是这个接力棒才是那么顺利的移交。
 
　　在学校里传闻很多的就是季老为新生看包的事，其实我总想找个机会问问他，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故事的老头儿实在是可爱。这个在清华受教育的老者，与之有十四年的情谊，而在北大的任教却有四十四年，他把清华比作“诗仙”李白，北大则是“诗圣”杜甫。两个是好朋友，却各有各的风范，因为他们的出身及经历实在是天壤之别，于是历史也造就他们两个人不同的地位。他的《牛棚杂记》被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换来，并用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说起我们的老辈文人，每个人都可以谱写成一首《命运交响曲》，因为那个时代，谁也无法逃避。命运不是每个人能选择的，但是却可以完全的去创造。贝多芬是上帝的遗弃儿，因为他没有莫扎特优越的条件，没有肖邦高贵的气质，可是他却有卓越的音乐天赋，极强的叛逆性格、岩石般的坚强，还有无与伦比的百折不挠，他死的时候，暴雨雷电交加，可他依然还要挣扎，向上帝再要一些时间，贝多芬的一生就是一首最好的命运交响曲。一部作品总能反映着作者现实生活的本身，因为只有真实，而且唯有真实，你才能打动别人。记得有一群学生想去采访季老，由于临时决定的，他们在季老的门口犹豫和徘徊了许久，最后为了不打扰季老，就在他们家门口的土地上，用竹子将自己想问的话写出来，于是满意而归。在我们周边，总会因为那么一点点的感动让我们心潮澎湃。
　　《牛棚杂记》绝对是一个时代命运曲，季老没有玩弄语言技巧，更多的是用了一种平常的，真实的笔调在写着自己的经历。季老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而对于出生于资本家的我来说，从姐姐那里听到关于那个时代爸爸与爷爷是如何受罪的，如何被批斗的，而且这种批斗一定要让被批斗人的家人一起参与，来表明你的政治立场，想想那是多可怕的事情，人可以忍受身体的痛，怎么能违背自己的心，甚至违背人性呢？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再教育。看到季老的那个杂记，我的眼泪汩汩而出，我想到了自己的亲人，尽管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出生，但是活着且有些迷糊的奶奶，每年我回家的时候，她还是要讲起那段生活，语无伦次，可是能听明白。我知道她出生在资本家，我也知道她袒护着爷爷，我每次去看她时，我是不能穿高跟鞋，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当我们不厌其烦的告诉她，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可以自由了，什么都结束的时候，奶奶却小声的说，不要这样，还会发生的，不要这样，一定要小心，否则有一天你会受苦的。奶奶说起这话时，总是一脸的严肃，并且很生气。
　　没有人能理解奶奶。
　　奶奶可没有季老的文化水平，他不会像季老那样豁达与智慧，她只能这样谆谆教导的叮嘱我们，她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奶奶怎么能和学术泰斗季老相提并论呢？可他们的命运在那个时代却是一样的，而内心的伤害也是一样的，同时灵魂的改造还是一样的。
　　奶奶在电视上无意听到贝多芬的那首《命运交响曲》，从那以后每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奶奶就着急的蹦起来，指着电视说：你看，你看运动又来了吧！音乐都响起来了，赶快，赶快把电视藏起来。
　　我知道奶奶永远都不会像季老那样拥有那么多人的尊敬和喜欢，也不会像季老一样有机会为同学看包，更不会有人在门外等候的事情，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学界泰斗，毕竟是学界泰斗，但愿奶奶的来世能和季老是邻居，这样她的灵魂就有希望能和季老一样得到复苏了。
　　一个国家扬眉吐气，其最核心的东西是我们的科技，北大虽以文科闻名，但北大的理科也是相当的了得，只不过在宣传方面不象文科那么张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科技的发展会实实在在的反映着国家的综合国力，因为科技要的就是资金。同时投入与产出的长时间性，让我们又不能一下子就看到结果，再加上资金的量非常之大，科技成果又离老百姓比较远，就如我们现在时期的SARS，有多少人会关心我们这个非常时期的科技攻关，又有多少人知道除了白衣人士，奋斗在危险前线的还有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甚至他们的工作更  
危险。在这个非常形式化的社会里，没有新闻热点，怎么可以为你做免费宣传。国与国的竞争，和学校与学校的竞争是相同的，除了人文以外，就是钱的多少。
　　1922年爱因斯坦与北大擦肩而过，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他，是在中国的上海知道这个消息的，本来他要来北大做演讲的，而日本这时候发出了邀请，而且费用非常高，于是他选择了去日本，而我们这一错过，就与之从此无缘，尽管我们后来也答应了他的费用请求，但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及一些莫名奇妙的耽搁，爱因斯坦总是收不到我们的答复，于是他就走了，我们科学差距就此拉大。钱不是最主要的，但却是最基本的。
　　科学是要做出来的，可这一切需要钱。第一位华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我们记下来：“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中好的地方。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中国的教育是容易出人才的，关键是创新，一个创新比获得一个诺贝尔奖要重要。”这才是一个拥有非常完全人格的人的见地。
　　创新的源泉来自于哪里呢？是灵性。灵性不是指头脑，而是指灵魂，完全的灵魂才能塑造完全的人格，完全的人格才会拥有一个健全的头脑。
　　巴赫是西方古典音乐之父，他专为教堂写音乐，演奏音乐，他的音乐绝对是一种灵性的展示，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却不能理解他作品的含义，称他的音乐作品中宗教题材的音乐太世俗化，可见其作品内的人道主义性质与世俗的格格不入。创造总要付出代价，巴赫的成名不是在生命中，而是在他死以后，人们突然间才找到了上帝的音乐，突然间才发现巴赫与音乐都是孤独的，难怪在他临死前一年他会失明，原来神性赋与了他的灵性。同时我们也看到创造的道路上，不论是音乐还是科学都是一样的艰难，但支撑必须坚持下去的理由就是崇高的理想。巴赫是个非常复杂的人，因为他生活在非常复杂的时期，同时他运用音乐的技巧又是多种多样的，有哲学、数学、逻辑，还有天文学，全才的他，成了一代音乐“富豪”，成了后来音乐家的典范。
　　为什么让中国降生一个巴赫，因为我们需要灵性和创新，让这个巴赫从事中国的科学工作，引领着中国的科学界，然后为中国的科学注入一支强心剂，不是为了得一个诺贝尔奖，而是带动一大批创新的人才。祈求上帝的赐福。
　　以上只是我的一个乌托邦理想而已，这个想法是极其不现实的，一个人拯救不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应该看到科学的进步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是人与人合作，是人与人的竞争，是人与人的创新，还有一个完善的管理机制，一个国民的素质，一大批健全的人格，还有一股社会精神：创新与创造。
　　杨振宁在北大演讲已经快十年了，爱因斯坦与北大失约也将近100年，我们科学的进步在哪里呢？大批的人才都去了美国，北大成了学生留美的预科班，这种现象在50年代的德国、法国、英国多了去了，他们称这个为“脑力流失”，大家也是吵来吵去的，可后来大家就不吵了，到了70年代、80年代，国家的经济好了，回流现象就多起来了，所以这种争吵真是没意义的，难道你不相信，有一天，这些人当中会为我们带回一个巴赫呢!
　　柴可夫斯基是个可爱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内羞的大男孩，对自己深爱着的姑娘，不敢开口，而对自己娶回家的女人又说不出不爱她，爱情与婚姻让他的内心很孤独，于是就有了理想化的芭蕾舞，而《天鹅湖》就成了他的内心告白。浪漫多属于才情茂盛的人，而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忧郁、苦闷、带点神经质，甚至还有些同性恋的味道。没办法，有思想的人都是孤独的，发泄的唯一办法就是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上。音乐家是这样，我们的文人墨客也是如此。
 
　　大多数情况下，看着作品想作者，其对号入座的准确率是很低的，比如说周星驰。星爷来北大讲座，近3000张5元一张的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售空，这成了北大的奇迹，而且没有进入百年讲堂的人差一点群体围攻，于是有人就开始议论起北大，我们一下子成了堕落的天使，媒体及评论人员开始因为这件事开始寻找着北大的精神，甚至有人还断言这是中国教育的大败笔。场内热闹非凡，场外更是人声鼎沸，大家都在津津乐道的各取所需，甚至有的记者看到学生们出来，互相背诵着星爷电影里的台司，于是就开始捕风捉影，悲哀着现代人的空虚生活。
　　我真是感谢这些杞人忧天的长辈们，也感谢大家对北大的厚爱，如果从这么一件事里就看出了我们的高雅没了，那么北大的包容与自由在哪呢 ？星爷在讲堂上，真是谦谦君子，与他舞台上的形象也是千差万别，但是我们喜欢他，更多的是喜欢他的作品。星爷谈不上高雅之流，难道没有高雅，我们就不要接受了吗？难道我们听了一次轻松而愉快的演讲，甚或是追了一次星，我们的道德水准及素养就出现问题了吗？由表及里的就痛说纷纭了吗？我猜来想去，唯一想到的就是你们把北大看得太神圣了。北大永远都是每个人心中的北大，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它永远都会接受任何人，而且永远都会像未名湖一样的包容着。星爷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北大中文系严家炎教授要开金庸这门课时，也是这样，把个北大批判得体无完肤，有的人是那么的解恨，接下来就期盼着北大落魄，总有那么一群人一年一年的做着重复的事情：吃不到葡萄说着葡萄酸，而且为了让自己与别人分开，甚至还要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北大要不就是神圣得为一片圣土，要么就被妖魔得为藏污纳垢、吃老本什么的。好事者的心态我知道，无非就是为了标榜他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那么一大批国人，总是用极端的眼睛来看一些事情，不仅是在北大身上，泄愤的情绪总是有的。分析一下国人这么多年在形式上的变化，我想这场争论也反映了国人在人性上的本质变化，那就是要参与，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即便开放了这么多年，但在言论方面的落后，却是非常明显的。大家总想找到一个氛围和环境，让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共鸣，哪怕是反对的声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不孤独的。
　　网络让大家实现了这个愿望，但是这个形式太不规范，大家都是信手拈来，反正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先让自己痛快一下再说，哪管别人的感受。星爷来北大的讨论更多的是在网上，有一段时间铺天盖地，北大永远都是言论自由的，但最后的主张还是自己的，我们怎么可能管得那么多，北大只是想让更多喜爱星爷的人，能够有一次面对面的机会而已，其实挺简单的事，可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
　　北大的大讲堂，会对任何人开放，只要你不被学生们嘘掉，只要你能够被认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北大才喜欢这样呢!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北大人突然间不知道世俗的东西，不知道通俗而流行的音乐，不知道奥斯卡影帝是谁，那才是一种危机呢？
　　当长辈们年青时，唱着《喀秋莎》，读着《罪与罚》是不是也显示着中国文化的悲哀呢？我们要不断的接受新事物，因为北大是常维新的。北大就是喜欢星爷，喜欢还需要什么理由吗？甚至我们更希望看到星爷浪漫的事，北大甚至可以为他配上《天鹅湖》的音乐，如果有可能，让他能够展现一下舞姿，那就更是一种完美了。
　　北大爱星爷，如果非常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那就是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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