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台北的想念
　　台北很想念你，真的。
　　我感觉到了。
　　大虫：
　　发现我的心里盘踞着一条蛇的同时，我也遇见了骗蛇人。
　　他是个更接近于爬虫类的男人。
　　我们大约是一见钟情的。
　　成年以后，就不再有异性如此坦率地表露对于我的悦幕了。
　　（那些偏执的骚扰，是不能算数的。）
　　我们相遇以后，便形影不离，就连我在浴室洗头，他也坚持在一旁守候，甚至有一回因为太困倦，从马桶盖上滑落。
　　他深邃的黑眼珠，既单纯又神秘。
　　他阳光似的笑颜，令我忘记忧愁。
　　看见我笑的时候，纵使不知道原因，他也开怀大笑。
　　看见我一个人坐在窗前赏雪，他会安神地偎靠着我。
　　弟弟曾笑着嘲讽他：“喂！你太谄媚了吧。”
　　因为语言无法沟通，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行动派。我不再担心夜里失眠，每晚入睡前，他的热情发挥到极致，翻滚纠缠，又爬又亲，直到把我折腾得筋骨酸痛，才握住我的手指沉睡。早晨，常常是在他甜腻的亲吻中苏醒的。
　　我的亲爱的小小爬虫类。
　　弟弟一岁半的儿子，安安。
　　他十分深情地拖着条毯子，到我床头亲吻，顺便抹了滩唾沫在我脸上，呼唤：
　　“姑姑！姑姑！——”
　　新学会的词汇，用得好欢喜。
　　“安安！安安——”
　　我撩起被子．把他和我罩在一起，他的黑亮眼珠好奇地滚动。
　　“你把蛇赶走了，可是它还会回来。怎么办？”
　　“描描——猫！”
　　他判断我在和他玩躲猫猫的游戏，遮住自己的眼睛，又松开来。
　　“嗯，好办法！”我举抱他下床，替他把袜子重新穿好。我和那条蛇玩躲猫猫，让它总找不到我。
　　安安把毯子塞给找，这是他表现亲密的方式。安安的最爱是毯子和电视上的紫色恐龙邦尼，看邦尼唱歌或说话，他什么都不管。
　　为了看守我，他有时连邦尼也不要。
　　“姑姑是安安的最爱了。”
　　人家都这么说。
　　“可是，你很快就会忘记我了。下一次我们见面，你恐怕都不记得了。”
　　我和安安的额头相抵，他格格地笑着，非常快活。
　　弟媳恢复了婚前在报社的编辑工作，夫妻都上班，便由父母亲照顾安安。
　　一岁半的安安，当然比三十岁的蝴蝶需要照顾，我又孤单地飞回了台北。
　　东山在机场唤我，看见他，我禁不住跳起来。
　　“东山！我以为你不会来呢。”
　　“还好，听到你的留言，如果错过，就食言而肥了。”
　　“你去闭关写作啊？”
　　“去东部旅行了。”
　　“去东部吗？一个人去？”
　　“跟朋友。”他看了看我：“九份的朋友，回来了。”
　　一直知道东山有个特别的朋友，长年在国外流浪绘画，他在九份有幢古厝，交给东山掌管，东山曾带我去过。海L的风在屋里闯荡，像许多无主的游魂，相互追逐。墙上色彩浓艳，构图抽象的画，愈夜愈烈，令我坐立难安。黎明前，终于忍不住请求东山带我离开。
　　“这到底是一个你所不能了解的世界。”
　　东山当时曾这么说。
　　“他这次会待很久吗？”
　　“应该会待一阵子吧。他看起来很疲惫。”
　　我把母亲替东山准备的礼物交给他。
　　“哈！”他笑起来：“原来我还没失宠。”
　　“谁叫你没事那么会做人，还寄圣诞卡去美国！”
　　“想让她老人家高兴嘛！”
　　“是。她太高兴了。”
　　母亲挺中意东山，每回都与他相谈甚欢。这一次在美国还和我恳谈：
　　“我真不明白，那孩子高高大大，相貌很不错，跟你也谈得来，工作性质也相近，年龄也都大了，还耗什么？”
　　“妈。我跟东山认识多久了？”
　　“七八年了吧。”
　　“四年半快五年了。葛哥介绍我们认识的，见面以前就彼此闻名，一见如故，成了这么好的朋友。如果要有什么呢，早该有什么了。”
　　“女儿啊。”母亲很认真的：“你该不是嫌他学历不够高吧？没错，以前老妈也有点介意，可是，经过许多事，我们已经知道，学历根本不可靠的。”
　　“妈！我真的不是，我只是……”
　　差一点点，大虫，我几乎要把你的事和盘托出。
　　所幸，安安前来搅和，话题戛然而止。
　　“怎么这么沉默？”
　　驾驶的东山忽然问。
　　愈近台北，高速公路的车速愈缓慢。
　　“想到要开学了，有点忧郁。”
　　有点忧郁是真的，却不是因为开学的缘故。
　　“你呢？东山。看起来有些累呢，最近写稿不顺利吗？”
　　“我还好。”他问：
　　“知道春花的事吗？”
　　春花怎么了？
　　“叶弘仁结婚了。”
　　“什么时候？”
　　“过年前。最离谱的是伯春花去闹，把她骗去澳洲度假，春花还在澳洲等叶弘仁，根本不肯相信……”
　　“叶弘仁！真的是，实在是——”
　　“混蛋！”东山说。
　　“谢谢。”
　　记得几年前叶弘仁参加我们的聚会，问他追求春花的经历，他说：
　　“到底谁追准都难说，反正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女追男，隔层纱，你们也知道。”
　　我看着他那自以为幽默的笑容，觉得可恶，春花坐在阴暗的角落，我看不见她的表情；想到她可能习惯了，不禁更为心伤。
　　而她屈辱的。艰苦的等待，换来的竟是如此不堪的结果。
　　“她现在怎么样？”
　　“听葛哥说，妹妹陪她回澎湖去了，休养一阵子也好。”
　　东山特意载我到春花的工作室门前绕了绕，铁门垂闭，门口堆着报纸和邮件，两株绿色植物已枯萎了。
　　就算是有人穿我的礼服曾流泪——东山曾为春花改过这样的歌词。
　　各位，我是要嫁人的，而且，还没放弃希望——春花不只一次这么说。
　　回到家，亮起灯，开了窗，炉上烧着开水，我顺手按下答录机按键。
　　嗨！你好，我去旅行了，如果你要找我演讲或者采访，请三月份再联络。谢谢。
　　接下来，许多电话都是挂断以后，嘟嘟嘟嘟的声音。
　　嘟嘟嘟嘟。
　　我在其间穿梭，整理箱子，扫地，把黄金葛瓶里的水注满，替自己煮一点茶。
　　蝴蝶。
　　忽然，我听见了你。
　　“是我。在L．A。果然没等到你电话。”
　　我慢慢走近答录机。
　　“在机场分别的时候，你走得那么急，那么坚决，头也不回，好像永远不再相见了。我一直看着你的背影，直到看不见。”
　　贴靠着墙壁，滑坐在地板上，听着你说：
　　“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一定要再见这个女人。”
　　嘟嘟嘟嘟。
　　我在一连串的嘟嘟嘟嘟之中，怔忡。
　　蝴蝶。
　　你又来了。
　　“知道你没回来，但，跟答录机说说话，也好。我回台北，好几天了。在L．A的时候，很寂寞。回到台北，竟然也寂寞，大概因为你不在吧。”
　　“台北很想念你，真的。我感觉到了。”
　　台北很想念我？
　　我笑起来。
　　笑着，抽出面纸，轻按突然润湿的眼角。
　　台北很想念我。
　　我知道了。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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