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我向一个富有的女人做了坦白。事情的发展是一系列奇特的巧合。她遇见了我，正当我破门进入温斯洛·荷马家的农舍时。这一家人雇了我来做一些油漆活儿。我把房门的钥匙放错了地方，于是就撬一个走廊的门儿。这时，她来了，穿过灌木丛，像是一个入侵的后卫。“我正在找一个男人来修理我的窗户！”她喘着气说。她正在费力地呼吸着，而且站立的两脚分开很远。
　　我问她的窗户哪里坏了，于是她说有些窗户无法合拢，而有些窗户虽然可以合拢，可是无法紧闭，她并不认为修理这些窗户将是一份繁重的工作。我以前听说过这种事情，在缅因州海岸上，大多数这样的老朽木料和木瓦农舍在表面以下已经破碎了，被北大西洋数十年的冬天搞得一团狼藉。你准备着手为房檐下的一个短木板快速地涂上一层油漆。你爬到了那里，却发现木板松动了。你把它抽下来，但是房顶木橡的末端破碎得像块旧纸。于是你就得重新修建这个房子，并且设法用一年来晒黑的皮肤对某个人解释为什么一个50美元的工作却要耗费几千美元。我一上来就和她谈价钱。因为我已经懂得，许多富有的人们仍然相信，只有他们的医生、律师和会计才值得领取一份不菲的报酬。“我每小时收取50美元。”我告诉她。
　　“那好吧。”她说道。
　　“噢，我会来看一看。”我说。
　　这天的傍晚，我跟着她穿过了葡萄藤架。她快步如飞，穿着多层的白色衣服，并且头戴一个白色的丝带围巾。围巾包住了她那凌乱的银色头发，这使她的样子像是一个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漫无生活目标的妇女。
　　那是早春。然而她房子里的长沙发依然铺着一层白色的床单，就像画布一样。房子很大，有着美丽的橡树木和胡桃树木制成的木料墙壁、石头的壁炉以及盖了印戳的锡制天花板。在可爱的顶底窗户所反射的灿烂阳光中，每个物体都熠熠闪光。自从我以油漆工的身份谋生以来，我曾经到过许多这样的农舍。这个富有的女人雇佣我是因为我能做一手好活儿，能够尽心来打磨掉所有的老漆，并且因为我在工作之后随手收拾整理，而且不会随身携带一个咯咯作响的箱子。
　　通常，我不愿和那些到乡下避暑的有钱人说更多的话。因为在回到圣·路易斯或芝加哥的家中后，这很容易听到自己成为一个鸡尾酒宴上被说起的人物。“噢，我在缅因州认识了这个木匠，他的手艺绝顶优秀。”但是这一次却有所不同。她告诉我她碰巧看到我的四个小孩子从附近走过，我让他们每个人轮流油刷荷马家的农舍。“我立即看出他们是四个幸福的孩子。”她说。这话使我感到极为舒服，后来我就解释我是如何教会自己在抬起眼睛时去观察他们。我说，就在头一天的晚上，我们都赶着去参加一个五年级的音乐会。吃过晚饭后，我在厨房听着广播新闻的节奏，用海棉和毛巾收拾着碗盘，一时兴起跳起了小小的夜晚舞蹈——如果新闻特别糟糕，我就刷洗锅的铜底儿——这时，我顺眼看向了隔间，望见我那美好和神奇的世界。那里有我们三岁大的小孩子，她穿着狮王牌的小内衣，白色毛绒绒的袜子以及黑色的专利皮鞋。当她将手臂伸高，从而让其十岁大的姐姐能够将黑白相间的海员服套过她的头时，她的肋骨露了出来（保持静止，卡勒！），此时她的九岁大的姐姐正将粉红色的丝带系在她的辫子上（不要上下跳动，卡勒！），并且她的七岁大的哥哥将胶布贴在她的膝盖上，这是因为她整天试看去骑一辆双轮车的结果（不要移动，卡勒！）。
　　“这使我记起他们装饰圣诞树的情景。”我告诉她，“那就在你的面前，那就是你为什么拼命工作的原因，也是你生存的原因所在。我碰巧在最佳的时刻抬头看见了，否则我将错过这个场面。”刚开始，我的小故事好像并不吸引她，她仍旧头也不回地走在我的前面。但是到了楼梯口时，她停了下来，把脸扭向我，并且告诉我说我是个幸运的人。她自己的父亲曾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但是他从没有耐心来教她如何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感到无人帮助，”她说着，没有丝毫的自怜，“甚至不能闭紧我自己的窗户。”
　　头两天，我在她的屋内单独工作，而她就消失在她生活的其余部分中了。我无法阻止自己来窥视周围的这些迷人的农舍，并且试着设想富有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景象。你可以看到来自高尔夫球和网球锦标赛的奖品；你可以看到一个装有铃档和电线的小玻璃板，它曾经用来召集雇佣的帮手前往不同的房问；你也可以看到一台老式的振荡仪，人们过去用它来减肥。在她家的房间中走过，不需要太长时间你就可以看出这曾经是她父亲的房子，可以看出他曾用铁腕来操纵这里的一切。在不同的房间都有他的画像。画像上的他站在远方，双目凝视。他的女儿精心地保存了他的书屋和他的工作台，以致于使我想起了马路对过林肯遇刺的福特剧院的那个房间。事实上，我觉得与其把她看作是这个房子中的居民，更不如说她是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最具有说明性的是家庭照片。照片上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露出了媚人的微笑。然而，在连续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她父亲身边的女人不断变换，而她的微笑也慢慢消失了。
　　等到她回来时，我已经发现了她历史中的很多秘密。随着天数的增加，每天下午，在我离开以前，我们开始共度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坐在她所称的“柳条门廊”中聊天。在那儿你可以听到英国自行车的嘀嘀咯咯声从高高的栅栏外传过来，就像盖革计算器一样。更远的地方还有网球落在陶土球场上的单调撞击声。一天下午，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经结过五次婚，作为他们离婚的一部分，他的每个妻子走时，都得到了这个房子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和他们所有的子辈和孙辈一样，她也被允许每年在此住上一个星期。“我打开这个地方，然后在刚过先烈纪念日之后离开，”她说，“刚好避开黑色的苍蝇。”
　　我很钦佩她的安然，于是我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了我的妻子。“她是一个轻轻松松就能克服困难的女人，并且能够处理任何事情。”我说，“她对她丈夫的全部要求是他不能折磨她。”
　　她听了这话，笑起来。
　　在我最后一天，她给我开了一张支票。当她将支票递给我时，她再次告诉我，说我是多么的幸运，因为拥有着那么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孩子们。然后，我就告诉了她关于我的真实情况。就像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过去失去了我的工作，失去了我所有的金钱和其它的每样事物。所有这些我过去一直相信是能够增加安定生活的筹码。我告诉她我是在怎样漫长的时间内用自己的方式挣得了这些事物，以致于当我面临失业时，我在两年的时间内一直为自己感到悲伤，并且寻找其他人来责难；我告诉她我是如何地从关于美国生活已经变得多么艰辛的新闻报道中来获取安慰，直至我认识到生活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说经常是艰难的，而我曾经一直认为我要比那些人们优越；我告诉她唯一变化的事情是坏事情最终开始发生在像我一样的人们身上，而我却曾经那么长期地享有它；我告诉她在我带着自己的家庭渡过难关的整个时间内，我知道了什么是可以为他什1做的最好的事情，以及什么是最坏的事情，但是我却经常选择最坏的事情，因为它做起来更加容易。
　　我没有告诉她我在很多年中是一个说谎人，以至于我达到了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说假话的程度。我不是指我们在相互之间说些非恶意的假话，我是指我们对自己本人说假话。对于我来说，这些假话可以追溯到昔日秋天的下午，那时我正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男孩。我从足球更衣室出来，进入赛场的冰冷光线中。我穿着钉鞋走过停车处。头盔要么戴在头上，要么被我得意地夹在胳膊下。在我去训练场的路上，我从高中同辈面前走过，他们坐在木料商店外面的台阶上，弓着背，抽着他们的香烟，并且用一种厌倦、优越的表情看着我。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是像我一样命中注定成为一个小伙儿。他们懂得我所相信的关于自己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不是真实的。我蔑视他们所戴的鬼一样的太阳镜和狗屎一样的长筒靴，因此我将他们抛到了身后，走上一条通向与之生活不同的道路。
　　他们的名字仍然清晰地记在我的心中。珀西·萨金特、韦恩·拉瓦斯尔、保罗·高德特。然而现在我认为他们是某种夜晚旅行的生还者，过去我不相信这种旅行就在外面，为我准备着。我记起我曾经多么强烈地想和美国共舞；我记起我曾多么渴望相信我可以听到远处为我而奏的乐队，我记起那些在木料商店外的男孩如何已经用手抓住了美国，却又和她一起消失在弗拉明戈大道上。我们都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此时的美国正蒙着一层新痛苦的外衣。当前，她在她的魔术中仍然能够从帽子中变出兔子来，但后来，魔术师放慢了速度，于是你可以看到她动作中的圈套门和机关。可能这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幻灭扩展到了中产阶级。这不是因为幻灭出现了，而是因为像我一样的人们最终坠落，摔得很惨！
　　在她农舍的最后一天，我告诉她我可以教她如何修理她的窗户，以防其中一个再次损坏，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她却为之感到高兴。首先她认真地穿上围裙，然后，我们爬楼梯来到了三楼。她选择了一个窗户，在其中一个刨平的木板的边缘上画有铅笔标志和小的印记。我猜想，在过去美好的日子里，当她父亲给她揭示生活将是多么艰难以前，正是在这儿她母亲每个夏天为她测量身高。当她发现了窗户机制的简单性后，她的眼睛闪现出美丽的光芒。一条绳子的末端系着一个金属重物，另一端被接在窗户框上。“我从未想过会是这样。”她欢呼到。我指出固定装置是由硬铜制成的，就像是优质轮船上的接头配件，并且接口是手工完成的。我站在那儿望着她，同时想象着，在这种麻烦出现之前，她将会感到多么的安全。突然，在我的眼睛中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儿，好像她就是我的一个女儿。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在她身上看到了她们，或者是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她。当我离开时，她正站在下午的阳光里，手中拿着一把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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