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秋天，每天早晨的波士顿环球报上都登载着这样一些消息：一个10岁的女孩在家人熟睡的漆黑深夜被人从家中绑架并窒息而死；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天主教徒因性虐待而被审查；一个16岁的男孩受到审讯，他为了他带帽子的运动衣而谋杀了一个同班同学；一个著名的心脏病学家被指控，他从一个非盈利的试验室里抽调四百万美元用于购置现代艺术品和摆放艺术品的府邸。如此种种，我想，这些可怕的事件使人们白天闪闪躲躲、晚上则锁在家里看租来的电影。然而，一天早晨，我生好火，看到手边的求助专栏上高兴地告诉众人说，从自动化工厂退出来的美国工人现在愉快地呆在联邦监狱中，之后，我看见房间那头的杰克正坐在离电视屏幕一英寸远的地方看《情人》。就那么一会儿，但我马上肯定地感到有些东西正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些比工作或者金钱重要得多的东西。
　　“穿上你的靴子和大衣，小家伙，”我对杰克说，“我们出门去。”
　　他以为我们是到海边去，我们这几天在那里割了些从隘口处运来抓龙虾的鱼网，要把它们缝起来做我们车库里正建设中的冰球门。但我转身背对着大海时，他大叫起来：“你走错方向了，爸爸。”我转过身来看着他，这个五岁的孩子，有一头白发，胶靴穿错了脚，嘴角处挂着烤面包的凝胶。我大声笑起来，一把将他从地上晃到我的肩膀上。我们走到通道的尽头，穿过大道，在篱笆下匍匐爬行，爬进了围绕着高尔夫球场的灌木丛中。“你带路。”我说。我们穿过了四处立着绝对禁止穿行牌子的地方，又爬过了另一处篱笆，最后，我们清楚地看见了高尔夫球道。这是一个棒极了的高尔夫球场，拥有它的富人们已按照他们取夏日别墅名的方式给每一个球洞都命了名。像老房子、沙丘、沼泽地这样的名字。草地绿得就像漆过的一样，球道的两边就我们能看到的而言是成千上万的高大的挪威云杉，它们直冲云宵。树的远方是大海。除了这个地方令人窒息的美丽，杰克什么也看不见了，直到远方低矮的蓝天下出现了两辆高尔夫球车。“那儿，”我对他耳语，“不要弄出一点声音。”它们悄无声息地在球道上移动，就像小船滑动在翠绿色的湖面上似的。他们直直地向我们这边过来。我看见杰克盯着他们。
　　高尔夫球手们把球车停在靠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可以闻到他们的雪茄烟味、听到他们的谈话声。我用胳膊环绕着杰克。我们平卧在地上，面向着灌木和松针。我等到四个男人都击完球后，便把头抬高到足以看见一对红裤腿走过去的高度。我用手捂着杰克的嘴，当他惊恐地看着我的眼睛时，我对他扮了个鬼脸让他放心。
　　他们走了后，我们爬出了灌木丛，像战争之中小心翼翼的幸存者一样出现在球座上。我为杰克放哨，让他在洗球器上玩了一会儿后便结束了这一天，回家去了。
　　几天后，我们返回到高尔夫球场上。我们发现靠近第九球座的地面上立着一座小石碑。在我看清石碑上刻的青铜色文字前，一个四人组出现在球道的开端处。我扑进灌木丛里，杰克扑在我的上面，开心地笑着。我们看见一个戴着浅蓝色贝雷帽的胖男人将球击进了灌木丛中，然后趁同伴没有注意又抓起第二个球直击到球道上，装着没有击过第一个球的样子。“这肥屁股家伙在要滑头，”我轻声说。“永远都不要欺骗，否则你看起来会像肥屁股先生这样可怜。”
　　当我拉着杰克的手跑过灌木丛时，他们仍然离我们有两百码远，正慢慢地走向草地。我思忖着我们可以在几分钟内打击一下这些高尔夫球手，没准儿我们运气好，能找到一个球。事实上，我们捡到了三个球，我扔了一个到草地上，离球洞只有几英尺远。我们又藏起来，听着四个高尔夫球手试图搞清楚这多余的一个球是从什么地方、由谁耍滑头击出的，这真有意思极了。
　　这就是事情的开始，像玩笑一样。我们很快便发现大多数打高尔夫的人都在要滑头，他们的伎俩看起来令人捧腹。我认为我并没有刻意破坏之意；这只不过是又有了开心大笑的机会罢了。上帝啊，看见一个成年男人奋力挥拍却击了一个臭球，球只落在了离他的钉鞋几英尺远的地方，这实在很来劲、很好笑。
　　第二天，我和杰克回到石碑处。我给他念上面的青铜文字：1713.6.24.，乔赛亚：一个伟大的反印第安战士，和18个男人一起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在这儿被印第安人杀害。在我们回家吃饭前，我们以在高尔夫球场上被杀害的印第安人、而不是石碑上纪念的白人的名义做了两张弓和十支箭。从那以后，我和杰克就作为印第安勇士回来收复我们被白人强占去的领土。所有坐在球车上的高尔夫球手都是骑兵。步行者是雇佣兵，他们身后拉着的高尔夫球棒是小型火炮。我们是反抗他们的人。我和杰克反对那些掌管这个国家事务的人、反对那些权利和特权的继承者、反对那些致力于维持现有秩序的人。在我一生都在试图取悦于这些人后，再回来搞乱他们的高尔夫球赛是很有趣的事。每天早晨，我们把爱琳和内尔送上公共汽车后，就径直到高尔夫球场去。有些早晨，我们能捡到三十多个球，口袋胀得鼓鼓囊囊地回家。有些球上写着远至加利福利亚和佛罗里达的保险公司、股票代理商和度假旅店的花押商标。我们把它们作为送给杰克姥爷的圣诞礼物留起来。
　　杰克出了个主意，建议把这些有花押字的球都看成是在很久以前的战争中别人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财产，每当我们找到一个这样的球，我们就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并发出印第安勇士似的号叫。他是一个好战士，从不抱怨寒冷的天气或荆棘或第七草场后的沼泽地，他在那儿曾有两次掉了靴子。在我还没有找到另一个付给我们一个球一美元的高尔夫球场前，杰克开始反抗了。我开始拼命地催他，当他松懈时，我便站在地毯上叫他。一个星期一百个球正好够我们支付我们的购物费，如果我们每天出去四个小时并坚持工作的话，状况好时我们就能找到一百个球去卖。
　　“可我们要把这些特殊的球送给姥爷，”当我把花押球放进我的商储袋中准备去卖时，他闷闷不乐地说。
　　“这周我们需要它们来凑足一百个，”我说，一边把球拿了出来。
　　“这不公平。”他说。
　　他和他妈妈在家呆了几天，我一个人到高尔夫球场去，我发现他的陪伴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意义。
　　那年长长的秋末就被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消磨掉了，在那里，杰克看起来和我一样对我们的工作感到开心。从工作中得到的乐趣越多，我们行动的规则就越复杂精细。我们绝不会突然跑出灌木丛，在不能肯定没有高尔夫球手时，即使球清楚地在眼前我们也不会贸然走到球后。一般情况下，我放哨，杰克则冲进球道、捡起球、又冲回灌木丛。有时，球还是热的，像我们从鸡窝里偷出的鸡蛋似的。任何高尔夫球车都是警戒的信号，但后面没有球棒的球车则是因为球场上的麻烦而来搜寻的人。学会躲开这些执法者和高尔夫球手们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藏在灌木丛里是一回事，但要完全地隐蔽好同时又眼观八方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从一次艰难的遭遇中领教到这一点的。那天早晨，我们去追逐一个高尔夫球手从六座三号地打出的球，那球落在离我们的藏身之地不到五十英尺的灌木丛里。当我们去搜寻它时，那个高尔夫球手和他的同伴朝我们走过来了，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得多，我们躲在松树下时看不见他们。当其中的一个人坐在离我们的头三英尺远的树上时，我们已没有时间跑开了。
　　一天早晨，我们捡到一个印有中断我们汽车合同的保险公司名字的花押球。我把它扔进了海里。另一次，一个女高尔夫球手走进灌木丛，脱下内裤，在离我们三十英尺的地方小便。我用手蒙住杰克的眼睛并闭上了我的双眼。
　　最后，我们发现高尔夫球手们使用沙丘来规划驾驶范围。沿着整个海岸线，都立着一些标志，禁止人们在沙丘上行走，以便保护脆弱的绿草，那些绿草从小芽中发出来，沙是唯一能防止侵蚀的东西。从那以后，和敌人周旋的活动规则就改变了。我开始随身带着高尔夫球棒去打球，我走出灌木丛，在球场上击球，就像我有权这么做似的。我们不再躲着球场管理者，相反，我们开始寻找他们。当大型割草机上的家伙背对着我们在球道上时，我会站起来，击球飞过他的头顶，然后缩进灌木丛看他猛然转动头颅的样子。一天早晨，当四个男人到达四号场地时，我和杰克把十支箭都射到了草地上。有两个人停下来站直了。“怎么回事？”我们听到一个人说。我肯定地认为他将回到灌木丛中来找我们。把箭射到草地上成为我们最喜欢的破坏活动，但太多了后，那些高尔夫球手们就没有反应了，只是把箭拔出草地，就像印第安人的暴动在这个地方依然很平常一样。但有一次，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踢出了草地上的箭，他的衣服白得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厨师，我听见他说：“我诅咒那些该死的流行音乐。”
　　晚上，我在床上告诉科伦这件事。“我认为，他说的是关于缺乏信仰的问题，”我告诉她，“正是这样，对吗？美国的进化只不过就是一代比一代更受到欺骗，直到没人再相信任何事，你可以讥讽所有事情，从总统到医生到职业运动员。”
　　“我想你的下一代就在开始，”她说，“你脑袋里是怎么想的？”
　　“所以，当人们谈论这个国家真纯的消失时，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国民们信仰的丧失。”
　　“你没回答我，”科伦说，“你想没想过你正在高尔夫球场上教给杰克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告诉她，“和他一起在那儿很开心。这就是全部。”
　　她摇着她的头，突然，她充满了悲哀。“这样浪费时间，”她说，“你不希望他长大后成为那种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的人。有人正使他憎恨这里的人所拥有的东西，只是为了想得到它。”
　　从那以后，我从不对她讲我们在外面的事。我在浪费我的生命，我知道，但那儿实在是太美丽、太宁静、太平和了。一天，我们在球场上一直呆到黄昏才回家，走在回家那条长长的路上，经过一个农民的货摊时，我给我们一人买了一个麦金托什苹果，我不会忘记它。我们的快乐咬进了苹果里，那酸酸的味道，斯特顿岛地平线上紫色的光，三个蓝色的大鸳鹰飞向沼泽地。“看看，杰克，”我说，“我们在真正地生活，小东西！”
　　这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我和杰克一起穿过灌木丛，高兴极了，我开始把高尔夫球扔回球道上那个击出此球的球手的地方，他想都没想过自己会再见到它们。“上帝啊，波尔！”一个高尔夫球手惊呼，“这是你最精彩的一个回球。”
　　九月下旬，有关于我朋友罗宾森的消息传来，正如我们在波士顿见面时他的预料一样，他和德博离婚了。科伦鼓励我去看看他，我便坐上了前往佛罗里达的火车。
　　在那儿的几天过得很快，我马上又坐上了火车。在回家的所有道路上，在萨凡纳和里士满、华盛顿、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火车进站时你第一眼见到的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们。我想如果我的爷爷姥爷看见他们该多难过呀。他们两人都是体力劳动者，所受的教育都没超过八年，但他们低廉的小时薪金也足以使他们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且每隔三年就能买一辆新式福特牌汽车。而现在，他们会沦为乞丐。
　　我回家后不久就到波特兰的避难所去了，接替了比利留下的工作，给那里的居民阅读雷蒙德·卡弗的小说，他们都背靠着正方形房间的墙壁坐着听我念，大多数人的头都向下勾着，就像在教堂里似的。第一天晚上，我正在朗读一个故事时，有个人突然站起来背诵吉卜林①的诗《如果》，他是一个矮小的、馅饼脸似的男人，手织的滑雪帽耷拉过了耳朵，一条丑陋的伤疤穿过他的鼻梁。第二天晚上，一个戴着厚厚的黑边眼镜、有着一双粗野的眼睛的笨拙家伙向我走过来伸出他的右手。当我伸手要和他握手时，他把手缩了回去，斜靠到我的身上，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说：“让我成为这里第一个不和你握手的人，你说的东西狗屁不值。”
　　①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一周左右后，我从避难所的女负责人那里了解到，这个人在南波特兰曾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当他的妻子被诊断为患有晚期癌症后，他抛弃了他们。他们曾过着体面的生活；他是一个码头装卸工，收入曾不错。当他的妻子到医院生孩子时，他们已有了一个3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她在医院里被查出胸部有肿瘤。
　　在她和新出生的婴儿回家时，她已知道癌细胞已扩散到她的淋巴结里，她有可能会死去。当她的丈夫陷入极度的抑郁之中而无法再工作时，他们搬进了她母亲的家中。他开始整夜在街上游荡。然后，有天早晨，他没有回家。他们的故事是我听过的最悲惨的故事。我开始同情他们。最后，女负责人告诉我，当那个父亲不能带他的全家到迪斯尼乐园去玩时，他的情况糟糕到了最低点。这是他妻子提出的唯一要求，希望在她还有劲作这样的旅行时能和家人一起到迪斯尼乐园玩一遭。
　　九月的一个下午，天冷得快下雪了，我和我的两个大女儿一起到了南波特兰的坦普尔大街上，那个母亲就居住在那里。头上是漆黑的乌云，地平线上有一抹可怕的橘红色亮光。
　　“我冷。”内尔说，她拉着我的手。
　　我知道，我是不会走到门前去的。我想我只是想看看他们居住的房子、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开始时，我们站在拐角处，然后往前走到人行道上，从这儿可以看那个有白色侧板的一层楼房。房子保持得像船一样整洁。车库的门是卷上去了的，里面摆着一张餐桌，可以看出，这儿已被改成饭厅了。我们看见一个有灰色头发的女人开始摆放桌子。还有一辆红色的老式货车，两边是木质的，就像在我母亲死后，我姥爷把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带进他家时的那辆车。房子静静的。我们往远处走了走，以便能看到后院的情况。草是新修剪过的，晒衣绳上挂满了孩子们的衣服，有几件和布娃娃的一样大小。然后，天开始下雨了。轻轻地，只有一点儿。但就在开始的那一刻，几乎就在第一滴雨掉下来时，她就走出了后门。好像她一直坐在窗前监视着她孩子们的衣服似的。她看起来很强壮，像大多数缅因州妇女一样。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臀部。但她的头发大黑了、发卷太对称了，都不像是真的，当她走过门廊时，她扶着两边的栏杆。当她到了晒衣绳那里时，我看见她脸上的痛苦表情。她拉着晒衣绳，慢慢地把它拉下来，她拉着绳子时抬起胳膊，把绳子揽进她的肋骨处。这样她就不必再抬胳膊就能收好衣服了。她胳膊下夹着衣服慢慢地走过草坪，取下夹子，让每件衣服都落到她用脚踢好的篮子里。
　　“是她吗？”爱琳问我。
　　“爸爸，把我的手抓紧点。”内尔轻声说。
　　我低下头看她，看见她正抬眼看我。我们只呆了一会儿。然后我们到了教堂一个牧师的住处，我已打听到这女人很尊敬他。那天下午，我取出了我们所有的存款，把1700美元现金装在一个信封里。开始，我对此持讽刺的态度。有哪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选择一个主题公园来渡过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又有哪一种人会因他不能带他的家人去这种地方而陷入困境？但一旦我停止进行理性的判断，我就想帮助他们。我向牧师解释了这钱的用处，当我把钱放在他手里时，他对我微笑着，然后对着姑娘们笑着。
　　之前，我没对科伦说一个字，因为我害怕即使她最微小的反对都会使我改变主意而去思考我在做什么。我所有希望的就是，当我贪婪地占有和计算的钱最后没了时，我能和过去的十六个月有个清楚的决断。我曾梦想着这些钱。我整天花费时间考虑这些钱能带给我们些什么以及我该如何明智地使用它。我用它买来了时间，然后又愚蠢地使用了这些时间。
　　我得承认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这是和命运玩的游戏，甚至当牧师打开他书桌的抽屉把钱塞进里面时，我都在祈祷命运或上帝现在会青睐于我，为我带来好运，使我回到过去生活的轨道上。
　　“亲爱的，”牧师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我告诉科伦我所做的。她背对着我站在厨房的洗涤池旁洗碗，我向她解释说我们的下一张支票将遭到拒付。“一分钱也没有了。”她什么也没说，继续洗她的碗。最后，我告诉她我将出去找工作。
　　我走到高尔夫球场，走到第七球座旁的煤渣砖小屋处，在那儿，我向球场管理员要一份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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