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列先科夫医生已在世上度过75个年头了，给人治了半个世纪的病，未能挣得一座砖瓦楼房，但毕竟买了一所带小花园的木头平房。那还是20年代的事情。从那时起他就住在那里。这所房屋坐落在一条静谧的街上，这条街不但有开阔的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还有宽敞的人行便道，使房屋同街面相隔足有15米之远。便道上排列着还是上一世纪就栽植起来的一株株粗干大树，到了夏天，树顶连接成蔽日的绿荫，每棵树干下面的土都被翻松，收拾得干净齐整，并用铁栅围了起来。盛暑中，人们走在那里，不会觉得烈日炎炎，便道旁边铺瓦的水渠中流动着清凉的灌溉渠水。这条穹顶覆盖的街道环绕着本城建筑最好。市容最漂亮的一个地区，街道本身也成为最美的点缀之一。（不过，市苏维埃里有人在嘴咕，说这些平房零落分散，很不紧凑，装置各种设备费用太贵，不如把它们统统拆除，另建五层楼的住宅。）
　　公共汽车并不挨近奥列先科夫的住处停靠，所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得徒步走上一段。这是一个十分暖和、干燥的傍晚，天色尚未暗下来，还看得见那些或多或少地披着柔嫩绒的树木在准备过夜，而状似蜡烛的白杨还一点也没有绿意。但是东佐娃只瞧着脚下，不往上看。这一年的春天并无欢乐可言，一切都是受制约的，很难预料这些树木长满绿叶、待到秋天变黄和脱落的时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会怎样。过去她也是那么忙得没工夫停下脚步，昂起头来，眯着眼睛仔细看上一眼。
　　奥列先科夫的房屋有并排的两扇门：一扇是便门，另一扇是带铜把手的老式正门，镶着凸起门心板。在这种房子里，类似这种年头已久的大门通常都被打死，必须经便门出入。然而，这里门前的两雕石阶并没长出芜草和青苔，携刻着手写斜体“多·吉·奥列先科夫医生”字样的铜牌依然被擦得程亮。碗状的电铃也没有弃置不用的样子。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按了按那个电铃。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奥列先科夫亲自来开门了，他身穿一套当年属于上等料子的咖啡色旧西装，衬衫领子敞着。
　　“噢，是柳多奇卡，”他只是微微抬起了嘴角，但这在他来说，已意味着是最显著的微笑了。“我正在等您。请进。我很高兴。高兴，尽管又不高兴。您来见我这老头子，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消息。”
　　东佐娃曾给他打过电话，请求允许前来见他。她本可以把求他的事情在电话中全部讲出来，但这样做似乎不大礼貌。此刻她怀着歉意向他解释，说前来看他不见得有什么坏消息。其时奥列先科夫正忙着帮她脱大衣，不让她自己动手。
　　“让我来帮您，我还没有衰老不堪！”
　　他把她的大衣挂在为许多来访者备着的深色抛光长衣帽架上，带领她沿着漆得光滑的地板往里走。他们沿着走廊从这所房子最好、最亮堂的一个房间门前经过（这个房间里边放着一架大钢琴，谱架竖起，乐谱翻开，给人一种欢快的感觉，这是奥列先科夫的大孙女住的）；穿过饭厅（它那朝向院子的窗户被此时还光秃秃的葡萄藤掩映着，室内有一台很值钱的收音电唱两用机）；来到四壁全都围着书架、里边摆着一张笨重的老式写字台。一张旧沙发和几把舒适圈椅的书房。
　　“据我看，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东佐娃眯缝着眼睛环视四周。“您的书比以前更多了。”
　　“没，没多，”奥列先科夫稍微摇了摇他那像是金属浇铸的大脑袋。“不过，前不久我确实买了大约20本，而您知道我是从谁手里买来的吗？”他微微现出欣喜的神色。“是从阿兹纳切耶夫那里买来的。他退休了，您瞧，已经满60岁了。就在那一天，大家才发现他根本不愿当放射科专家，不愿再跟医学多打一天交道，原来他从内心里喜欢养蜜蜂，今后将把全副精力放在养蜂上。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既然你喜欢养蜜蜂，何必把自己最好的年华耗费在别的事情上？……好吧，柳多奇卡，您想坐哪儿？”他问头发有点花白、上了年纪的东佐娃。接着就自己代她作出了决定：“瞧，坐在这把圈椅里您会感到很舒适。”
　　“我并不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一会儿就走，”东佐娃嘴上这样说，但已深深地坐进那把柔软的圈椅，而且立刻感到放心，甚至可说是确信待会儿在这里作出的决定必定是上策。经常性负责的重担，作为一个头头的重担，必须为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的重担——这一切还在走廊里的衣帽架旁就已经从她肩上卸下，等她坐到这把圈椅里的时候，就彻底被丢在脑后了。她怀着轻松的心情缓缓地环视这间她所熟悉的书房，看到屋角一只旧的大理石洗手盆而深受感动，那不是新式的盥水盆，而是下面放着水桶的洗手盆，但全都被罩了起来，非常清洁。
　　她直接望了望奥列先科夫，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还健在，会替她分担一切忧愁。奥列先科夫还站着。他站得笔直，没有一点腰弯背驼的倾向，肩膀和头部的姿势还是显得那样硬朗。他看上去永远是那么信心十足，仿佛他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治病，而自己绝对不会生病。从他下巴的正中垂下一给修剪齐整的疏朗银须。他还没有谢顶，甚至须眉也未全白，分梳两边的头发还算光滑，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脸属于不为任何感情动容的一种类型，五官始终各就各位。只有向上拱曲的眉毛通过微乎其微的位置变动显示出感情起伏的整个幅度。
　　“对不起，柳多奇卡，我就坐在这写字台前。不要把这看成是正式的接待。只不过我是在这个地方坐惯了。”
　　要是没有坐惯，才是不可思议的！当年几乎每天都有病人到他这间书房里来，后来人少了些，但直到今天还有；他们有时会在这里坐上很久，跟医生进行有关前途命运的痛苦交谈。在这种迂回曲折的谈话过程中，不知为什么可以使你终生难忘铺在深褐色橡木边框中央的绿色台呢，或一柄古老的裁纸木刀，或一根医用的镀镍金属棒（用于检查咽喉）、一只带钢盖的墨水缸，或杯中冷却了的、颜色深得像波尔多葡萄酒的浓茶。医生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有时需要让病人摆脱他的视线而稍加思考，就站起来向洗手盆或书架那边走去。一般说来，奥列先科夫医生的一双始终聚精会神的眼睛非必要时从不把视线移开去看旁边，从不垂向桌上的文件，它们从不浪费准备用于观察病人或交谈者的每一分钟。这双眼睛是主要的仪器，奥列先科夫医生就是通过这双眼睛了解病人和学生的情况，并把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传达给他们的。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一生受过许多迫害：1902年因参加革命活动（当时他同其他几个大学生一起坐过一个星期的班房）；后来因为他那已经去世了的父亲是个神甫；后来又因为他本人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当过沙皇军队的旅军医，而且不仅仅是个军医，据证人肯定，在那个团仓皇溃退的时刻，他曾跃上战马，扭转败局，率领那个团重新投入这场帝国主义大混战，与德国工人为敌。然而，在所有这些迫害之中奥列先科夫遭到持续最久、最难忍受的迫害，却是因为他坚持私人开业行医的权利，而这项职业处处被禁，愈禁愈严，被认为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来源，是非劳动行业，无时无处不在滋生着资产阶级。有好几年他不得不摘下行医的招牌，不管登门求医的人如何恳求，不管病情多么严重，一律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邻近已被安插了自愿的或受雇的财政局密探，加上病人本人也难免会说出去——这可能导致医生丧失一切工作乃至住所。
　　而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偏偏最珍视私人行医的权利。要是门上缺少这块镌率的铜牌，他就像冒名顶替似地过着木合法的生活。他奉行的是绝不谋取副博士或博士学位的原则，说学位丝毫不能证明日常治病所能取得的成就；如果医生是一位教授，病人反而会感到拘束；把时间花在写学位论文上，还不如多研究一种学派的理论为好。单是在本地的医学院里，对年来奥列先科夫就先后在内科、小儿科、外科、泌尿科、传染病科乃至眼科病院工作过，只是在这之后他才成为放射科专家和肿瘤学专家。对于“功勋科学家”，他顶多通过嘴唇一毫米的撇动来表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说，如果在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授予他什么家什么家的称号，而且还要冠之以“功勋”二字，那么此人也就完了，因为荣誉会妨碍医生治病，就像华丽的服装妨碍行动一样。“功勋科学家”不论走到哪里，总是跟着一帮子人；他被剥夺了犯错误的权利，被剥夺了不知道某某事物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他会变得自满、萎靡不振或落后于时代，并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点，而所有的人又偏偏等着从他那里看到奇迹。
　　所以，这一切奥列先科夫一概不要，他只要在门上钉一块铜牌，装一只路人够得着的门铃。
　　不管怎么说，命运的安排使奥列先科夫三生有幸：有一次他得以救活了当地一主要领导人的一个垂死的儿子，另一次救了一位领导人，虽然不是那位领导人，但也是位要人。还有几次救了几个显要家族的成员。这一切都发生在本市，因为他从来不去外地。就这样，奥列先科夫医生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中间确立了声望，他的周围也就出现了一种保护性的光轮。也许，在纯粹是俄罗斯人的城市里，这对他仍然无济于事，但在比较好说话的东方城市里，人们善于对他重新挂牌、接诊病人的事视而不见。战后他已经不在任何地方担任固定的工作职务了，但却给好几所医院当过顾问，出席过一些学会的学术会议。就这样，从65岁起，他就不受阻碍地过着自己认为一个医生应该过的那种正常生活。
　　“是这么回事，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是来求您帮忙：您能不能到我们那儿去，检查一下我的肠胃道？……哪一天对您方便，我们就定在哪一天……”
　　她的面色发灰，声音微弱。奥列先科夫以平稳、凝神的目光望着她。
　　“没有问题，我们就定个日子吧。不过，您还是先把症状说给我听听。不妨也谈谈您自己的想法。”
　　“症状我这会儿就告诉您。至于我自己的想法，该怎么说呢？您知道，我是竭力不去想的！就是说，这件事我想的实在是太多了，夜里睡不着觉，要是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就好了！这是真的。您如果作出决定要我住院，那我就住院，可是到底是什么病——我不想知道。如果要动手术，最好不要让我知道诊断意见，免得开刀的时候我胡思乱想：‘他们现在大概在做什么？此刻正在往外掏什么呢？你理解吗？”
　　不知是由于圈椅太大，还是由于她的肩膀完全放松了的缘故，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此刻看上去不像一个身躯高大的女人。她缩小了。
　　“理解倒是能够理解，柳多奇卡，但我并不觉得有那么严重。您干吗一下子就谈到动手术？”
　　“应当对什么都有思想准备……”
　　“那您为什么不早点来？您应该懂得的……”
　　“事情就是这样，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广东佐娃叹了口气。“生活让人忙得团团转。当然，应该早点来……不过，我这还不算来得太晚，您别这样想！”她又恢复了那种急切爽快的作风。“但这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是一个肿瘤病医生，对于一切情况都一清二楚，能够想像继发现象、后果和并发症是怎样的情况，可为什么肿瘤病却偏偏临到我自己身上？…”
　　“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他那低沉浑厚、富有节奏感的话语声很有说服力。“相反，这从最高层次上来说是公平合理的。害上自己专业范畴的病——这对医生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这怎么能谈得上公平？要什么真正的考验？他这样考虑问题，无非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得过病。）
　　“您记得那个护士帕尼妞·费奥多罗娃吗？她常说：‘哦，我对病人怎么变得不体贴了？看来我自己又该去住一阵医院了。……”
　　“我从未想到过，自己会这样难过！’冻佐姓把手指互相握得关节直响。
　　不管怎么说，此时此刻她还是比最近一个时期减轻了一些焦虑。
　　“那您说说您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症状？”
　　她开始述说，起先只是说个大概，可是奥列先科夫硬要她说得越详细越好。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根本不想占去您整个星期六晚上的时间！既然您反正要去给我作爱克斯光检查……”
　　“我是个什么样的异教徒，难道您还不知道？在使用爱克斯光机之前我岂不工作了20年？什么样的诊断没有做出来！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症状都不能忽视，因为一切症状的出现都有其原因的。要作出这样的诊断，亲爱的，使所有的症状都能得到解释——不错，正是这样！使用爱克斯光机就像使用照相曝光表或计时器一样，只要有它们帮忙，你就完全丢了凭目力判断曝光度或凭感觉估计时间的本领。一旦没有这些东西，你也很快就能适应。对医生来说困难多了些，可病人倒是轻松了些，少做一些检查。”
　　于是东佐娃开始叙述，把各种症状加以分门别类，尽量不漏掉那些可能引出重病诊断的细节（尽管她情不自禁地希望略去某些细微之处，想听到他说：“这算不了什么，柳多奇卡，没什么了不起。”），她还谈到血液的情况，说血液的成分不妙，血沉指标偏高。奥列先科夫仔细听了她的全部自述，另外提了几个问题。在听的过程中，有时他点点头，似乎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寻常现象，但终究没说“这没什么了不起”。东佐娃脑子里一闪：就实质来说，他大概已经作出了诊断，甚至此刻就可以直接问他，不必等到爱克斯光透视那天。但是，此刻马上直接问他，且不管正确与否，直接了解答案——这是很可怕的。无论如何得拖延一下，拖延几天缓冲一下！
　　他们在学术性会议上见面时的交谈是多么亲切啊！然而现在她前来像承认罪行似地说出自己的病情，维系在他们之间的平等之弦一下子就断了！不，不是平等——在他们师生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平等，现在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通过这番自述，她把自己从高贵的医生阶层排除出来，转而列入纳贡求靠的病人阶层。诚然，奥列先科夫没有提出马上就们触病痛的部位。他还是那样继续把她当作客人与之交谈。他似乎是在建议她同时处在两个阶层，可是她精神上已经垮了，再也不能保持原先那种镇定了。
　　“说实在的，蔽罗奇卡·汉加尔特现在的诊断水平，已足以使我信得过她，”东佐娃说话还是那样急切，一句接一句，这是一向排得很紧的工作日使她养成的习惯。“不过，既然有您在，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决定……”
　　奥列先科夫还是那么凝视着她。此时东佐娃虽看不太清楚，但她已经有两年工夫注意到奥列先科夫专注的目光中经常闪现出一种被摈弃的神情。这神情是在他老伴死后出现的。
　　“暗，要是确有必要…··嗷病休一个时期，好不好？就是说，让毅罗奇卡顶替您的工作，行不行？”
　　（“病休一个时期”！他使用了最温和的措辞！但，这意味着她的病并不是小事一桩？……）
　　“行。她已经成熟了，她完全可以主持放射科的工作。”
　　奥列先科夫点了点头，捋了捋一绝疏朗的银须：
　　“成熟倒是成熟了，可是结婚了没有呢？……”
　　东位娃摇了摇头。
　　“我的孙女儿也是这样。’澳列先科夫毫无必要地压低了嗓门。“怎么也找不到合意的人。真不好办。”
　　他眉角的细微移动反映了内心的不安。
　　他自己提出要抓紧时间，星期一就给东佐娃检查，而不要拖延。
　　（为什么如此匆忙？……）
　　此时出现了冷场，也许这是起身道谢和告辞的适宜时刻。东佐娃站了起来。但是奥列先科夫硬要她坐下来喝杯茶。
　　“我一点儿也不想喝！”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要他相信。
　　“可是我想喝！现在正是我喝茶的时候。”
　　他是在努力将她从罪恶的病人行列里往无望的健康人行列里拉！
　　“您那小俩口在家吗？”
　　其实，那“小俩口”的年龄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不相上下。
　　‘环在家。孙女儿也不在。只我一个人。”
　　“这么说，还得由您亲自动手招待我？那可不成！”
　　“用不着动手做什么。保暖瓶里有满满一瓶茶。而各种糕点和小吃都在食品柜里，好吧，您去拿出来就是了。”
　　于是他们转移到饭厅里去，坐在方形橡木桌的角旁喝茶。这张桌子简直经得住一只大象在上面跳舞，可是要把它从这里搬走，恐怕任何一扇门也出不去。墙上的挂钟也已有了年头了，指针表明时间还不算太晚。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开始谈他心爱的孙女儿的事。她前不久刚从音乐学院毕业，钢琴弹得很出色，既聪明又漂亮，这在音乐家之中也属少见。奥列先科夫还把她的一张近影拿给客人看，但他说话不多，并没打算以有关他孙女儿的话题吸引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注意力。况且，她已不可能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因为她的心思已四处分散，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了。是的，说来倒也十分奇怪：跟你坐在一起若无其事地喝着茶的人，已经能够设想你所面临的危险的程度，或许连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也已经预见到了，但却只字不提，只是把饼干推过来敬客。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有可谈的话题，但不是关于离婚的女儿，那会使她十分伤心，而是关于儿子。儿子念书念到八年级，忽然心血来潮地宣称，继续念书毫无意义！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找不到论据说服他，所有的论据对他都不起作用。比方你对他说：应当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会反问你：“为了什么？”你说“文化——这是最重要的！”他就会说：“最重要的是日子过得快活。”但是不念书你就不可能有一技之长！“我才不要呢。’那就是说你愿意当个普通工人是不是？“不，要我当牛做马我不干。”那你将来靠什么生活呢？“总能找到办法。只要有本领。”他结交了形迹可疑的一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相当担心。
　　奥列先科夫的表情似乎说明，即使不听她说，这事情他也早已听说了。
　　“要知道，在年轻人的导师中间，我们还少了一位很重要的导师——家庭医生！”他说。“女孩子到14岁，男孩子到16岁，必须让他们同医生谈心。不是在40个人的教室里一起谈（即使这样的谈话机会也没有），也不是在学校的医务室里，每隔3分钟放一个人进去。这必须是从小给他们检查咽喉、经常在他们家喝茶的那位医生伯伯。这位公正、善良而严厉的医生伯伯可不比父母，孩子撒娇也好央求也好对他是不起作用的，现在要是他忽然同女孩子或男孩子关在书房里进行秘密谈话，那么，这种谈话必定是渐渐变得十分奇异、既羞于开口又很有意义的，对年轻人不必作什么盘诸，医生自会猜透一切，自会回答最主要的和最难以回答的问题。说不定还会把年轻人叫去再做一次这样的谈心。要是能够这样，要知道，医生不仅可以告诫他们不要犯错误，防止虚假的激情冲动，不要使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而且还有助于澄清和端正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呢。只要他们在最忐忑不安的问题上，在最主要的探索方面得到理解，他们就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在其他方面是那么毫无希望得到理解。从此，他们也就比较容易接受父母的其他各种论点了。”
　　奥列先科夫的话语声很洪亮，尚未露出半点苍老的沙音；他两眼炯然有神，使话语更具有说服力，但东佐娃注意到，适才在书房的目椅里一度使她头脑清醒的内心宁静正一分钟比一分钟减少，一种浑浊、迷惆的感觉在胸中徐徐升起，她似乎觉得失去了什么，甚或当她此刻倾听这番真知灼见的时候也正在失去什么；真想起身告辞、匆匆离去，尽管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有什么目的。
　　“这是对的，”东佐娃表示同意。“我们忽视了有关性知识的教育。”
　　东佐娃脸上这种一闪而过的不安、焦躁的张皇是瞒不住奥列先科夫的眼睛的。不过，既然她不愿意知道真相，那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星期六晚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谈什么症状，等星期一往爱克斯光屏后面一站岂不就行了，现在应该通过随便交谈让她散散心。
　　“总而言之，家庭医生是生活中最需要的角色，可这样的角色却非常难找。要知道，在我们的时代，找一个知心的医生，甚至比找一个如意的对象还难。”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皱起了眉头。
　　“能这样当然很好，可是这就需要多少家庭医生啊？这跟我国的人民普及免费医疗制度是不相适应的。”
　　“要说‘普及’是可以的，说‘免费’则不然。’澳列先科夫坚持自己的看法，声音浑厚洪亮。
　　“免费医疗是我国主要的成就。”
　　“成就是那么了不起吗？什么晔免费’？医生们不是免费工作的。只不过不是由病人，而是由国家预算付给他们报酬；至于预算，岂不还是从病人那里来的。这种医疗并不是免费的，只不过与本人不直接发生关系罢了。现在你不知道，花多少钱才能看一次真心诚意的门诊，到处都讲定额、指标，医生没问几句话就叫下一个病号了！再说去医院又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一张病假条，为了一张伤残证明单，而医生就不得不把这种事儿戳穿。病人和医生成了冤家对头——难道这是医学？”
　　这种那种症状都钻进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脑子里，形成了最为不妙的一种……
　　“我并不是说，全部医疗都应该收费。但是最初的医疗一定得收费。等到确定病人必须住院和接受器械治疗，那时免费才合理。不过即使如此，就拿你们医院来说：为什么动手术只有两个外科大夫承担，而另外3个却傻呆着？因为他们反正有工资可拿，有什么可担心的？可要是钱由病人直接掏，那就没有一个病人去找他们看病，那时你们的哈尔穆哈梅多夫或潘焦希娜的腿就会跑得勤快些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柳多奇卡，总得让医生有赖于他给病人留下的印象，有赖于他的名望才对。”
　　“哦，上帝保佑，可别让医生依赖所有的病人吧！别依赖那胡搅蛮缠的女人……”
　　“难道依赖院长就好些吧？难道像一名官吏那样领取薪俸就诚实些？”
　　“可是有一些病人喜欢什么都问，老是拿一些理论问题跟你纠缠，难道对他们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回答？”
　　“是的。什么都要回答。”
　　“哪来那么多时间呢？”东佐娃感到气愤，这谈话使她激动了起来。他做着拖鞋在这房间里踱来踱去当然很自在。“您想过没有，目前医疗单位的工作紧张到什么程度？您没有那样的切身体会。”
　　奥列先科夫根据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疲惫的脸色和频频眨巴的眼睛看出，这次分散注意力的谈话对她并没起什么作用。这时恰巧阳台的门开了，从外面进来……一条狗，但它是那样高大、和善和不可思议，仿佛它不是狗，而是一个不知为什么四肢着地的人。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正担心它会不会咬人，但它跟一个眼神忧郁的有理性的人一样不可能让你害怕。
　　它在屋子里轻轻地走动，甚至是在沉思，根本没有料到走到这里来会引起什么人的惊异。只有一次，它竖起蓬松的、白扫帚似的尾巴，在空中甩了一下，随即垂下，表示进门打了个招呼。除了耷拉着的黑耳朵，它全身的毛皮由白色和棕红色组成复杂的图案：它背上好像披了一件白色的背心，肚皮两侧呈鲜明的棕红色，屁股甚至近乎橘红。诚然，它曾走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跟前，噢过她的两膝，但一点也不缠人。它没挨近桌子让自己那橘红色的屁股坐下来，像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任何一条狗那样，对于比它的头顶高出不多的桌面上的吃食也毫无兴趣，而只是四足着地站在那里，用一对圆鼓鼓、水汪汪的棕色大眼睛望着桌子上方，完全是一种超脱的神态。
　　“啄，这狗是什么种？”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十分惊讶，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完全忘却自己和自己的病痛。
　　“圣伯纳德种，”奥列先科夫用鼓励的神情望着那狗。“要不是耳朵太长，吃食时老是拖到盒子里去，一切都可说是挺好。”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仔细观察这条狗。这样的狗大概不会在街头上无谓地奔跑，这样的狗想必不会允许搭乘任何交通工具。正像雪人只能待在喜马拉雅山中一样，这样的狗也只能生活在带花园的平房里。
　　奥列先科夫切了一块蛋糕给狗吃，但不是像给一般的狗那样一扔，而是以平等相待的态度请它吃蛋糕，狗也就以平等的身份从容不迫地从他那作为盘子的手掌上衔下蛋糕，也许它并不饿，而只是出于礼貌。
　　不知为什么，这条安详沉静、若有所思的狗的到来，使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产生了一种清新、喜悦之感，即使她从桌旁起身之后，心里还想，她的情况毕竟不是那么太糟，即使要动手术，似乎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然而，想到没有认真听取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的忠告，她说：
　　“我大失礼了！我只顾来向您诉说自己的病痛，竟没有问问您的身体怎样。您好吗？”
　　他站在东往娃对面，腰板儿很直，甚至相当魁伟，一点也没有老年人那种风泪眼的样子，耳朵什么都听得见，要说他比她年长25岁，简直难以相信。
　　“暂时还没什么。我反正拿定主意临死时不让自己生病。俗话说，死也要死得痛快。”
　　他送东佐娃走后，回到饭厅，在摇椅里坐下。这是一张黑漆弯木摇椅，网状的椅背因年深月久已被磨黄。他坐下时把椅子轻轻一摇，等它自己停下来之后，就不再摇动。就在摇椅提供的这种像是失去平衡和不受牵制的特殊状态中，他默默地坐了许久，动也不动。
　　现在他经常需要这样休息。他的身体需要通过这样的休息恢复精力，他的内心状态，特别是在他老伴去世以后，同样需要清静和沉思，不受外界声音、谈话的干扰，摆脱工作上的考虑，甚至摆脱作为一个医生必不可少的种种念头。他的内心状态仿佛需要清洗、净化。
　　在这样的时刻，他觉得生存的全部意义，包括他本人漫长过去和短暂未来的一生，他的亡妻的一生、他那年轻的孙女儿以及一切人的生存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倾注全部心力和兴趣并为他人所知的主要活动，而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第一个人生来就具有的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就像平静的水潭里映照着一轮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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