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群岛上著的外表上很单调的生活，似乎是最容易、最简单不过的。但同时也很难。这跟介绍任何其他生活一样，需要讲出一个早晨到一个早晨，一个冬天到一冬天，生（初进劳改营）到死（死亡）之间的全过程。还要把一切大大小小的岛屿都包括进去。
　　当然没有人能把这一切囊括无余，况且写成大本大本的东西，读起来怕是很枯燥的。
　　土著们的生活，无非是劳动，劳动，劳动；无非是饥饿，寒冷，耍滑，藏好。谁没本事推开别人而把自己安置到一个舒服的岗位上去，这个劳动对他说来就将是所谓的一般劳动，也就是在地上建起一个社会主义，而把我们自己赶进地下去的那种劳动。
　　“一般劳动”的工种是数不尽说不完的，没人有那么长的舌头。推手车（“OCO型机械，两根车把，一个轮子”）。抬担架。光着手卸砖（手指很快磨掉皮）。用背架驮砖。露天采石、挖煤、取土、取沙。用丁字镐刨出六方金矿石并且运到筛矿机旁边。或者单纯刨土，啃地皮（多石的土壤，并且是在冬天）。在地底下挖煤，挖金属矿——铝矿、铜矿。还可以粉碎铜矿石（嘴里感到甜滋滋，鼻孔滴水）。可以用杂酚油浸枕木（和自己的身体）。可以开凿铁路隧道。铺路基。可以站在齐腰深的泥水里从沼泽里采泥炭。可以熔炼矿石。可以浇铸钢水。可以在水淹的草场的土丘上割草（腿肚子以下胜在水里）。可以当饲养员、赶车的（并且从马料袋偷燕麦放进自己的锅里。马是官家的，填一肚子草也许撑得住，要死就死它的！），或在劳改农场里操持一些农活（这是顶好的劳动：从地里总能给自己扒拉点什么出来）。
　　但是万物之父仍是我们有着真正黄金般树干（从那里头能采到金子）的俄罗斯森林。群岛各工种里资格最老的就是伐木。这个工作什么人都要，什么样的人都能安排，连残废人也不拒绝（派没有双手的人以三人为一组去踩平半米厚的积雪）。积雪有胸口那么深。你是代木工。第一步，你自己先把树干周围的积雪踩乎，把树干放倒。然后，你费劲地在积雪里来回走动，把技杈全砍光（还得先伸手到雪里摸到树杈，再想法用斧子够到它们）。然后仍在这一片松软的积雪里把一根根树枝拉扯到一起，集成堆，一堆一堆地烧掉（它们光冒烟，不热火）。现在，你要按规定的尺寸，把原木锯断，码垛。一人一天的定额是五方，两人十方。（在布列波洛姆是七方，但是还必须把根部的粗短原木劈成两半。）这时候你的手臂已经举不动斧子，你的两条腿已经挪不动地方。
　　在战争年代（在吃战时伙食的条件下），劳改犯们把干三个星期的伐木活叫做“乾枪毙”。
　　你会恨这些森林，恨诗歌和散文中歌颂的这种大地上的美景。当你走进青松或白桦林的遮天的穹隆，便会感到嫌恶的颤栗。过后几十年，你一合眼仍会见到云杉或白杨的粗短原木，你扛着一头，另一头拖在地上，运向几百米以外的火车车皮。你陷在雪里，你摔倒，但仍死死地抱着它不放，因为你知道，一旦滑脱，再也不会有力量从雪堆里把它扛起来。
　　俄国的苦役劳动有好几十年是受《建筑工程规范汇编》的约束的，这是一八六九年为自由人制定的法规。分派工作时要考虑：工人的体力和熟练程度。（今天的人能相信这种事吗？！）规定的工作日是：冬季七小时（！），夏季十二个小时零五分。在严酷的阿卡图依苦役监狱（雅库博维奇，一八九），除了雅库博维奇，所有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劳动定额。那里的夏季工作日，包括走路在内，才八个小时，从十月起缩短为七小时，冬天只有六个小时。（这还是在争取普遍八小时工作制的任何斗争之前！）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呆过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很容易判明，那里干脆是在吃闲饭。劳动轻松愉快。狱方甚至让他们穿上白色亚麻布衣裤！请问还能怎么样？我们的劳改营里有这么一句话：“简直能缝个白领口啦！”意思是劳动太轻松啦，简直等于没事可做啦。可是人家连衣裳都是白的。“死屋”的苦役犯们下工以后还在监狱大院里长时间地遛弯。说明他们并没有累得半死不活！其实，书刊检查机关不想让《死屋手记》出版，是因为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生活之轻快不利于阻止人们犯罪。于是阳思妥耶夫斯基专为检查机关补写了一些新篇章，指出苦役生活毕竟是艰苦的！在我们劳改营里只有杂役才在星期天退遛弯，连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沙拉莫夫在《马丽亚·沃尔康斯卡哑手记》里还发现，给涅尔琴斯克的十二月党人规定的劳动定额是：一天一人开采和装运三普特矿石（四十八公斤！一次可以抬得起来的！）。然而给科雷马的沙拉莫夫规定的可是八百普特。啊！沙拉莫夫的书里还说，有时候他们的夏季工作日长达十六小时。不知道十六小时是什么味道，但十三小时的滋味许多人都尝过。卡尔拉格的土方工程、北方的各伐木场，都是如此。这里说的是纯劳动时间，进林子的五公里和回来的五公里走路时间不算在内。其实工作日的长短有什么可争的，要知道劳动定额比工作日长短高一级。作业班如果完不成定额，只有押解队按时换班，干活的人们仍留在森林里，在探照灯下劳动通宵，天亮前才能回营。把晚饭和早饭合并在一顿吃掉，又得进林子。
　　这些情形现在已经没有人能细说了，他们已经死绝了。
　　提高定额并且证明它可以完成，还有另一种办法：气温降到五十度以下，劳动日按规定可以注销，帐面上记载的是：犯人本日未出工。但实际仍把他们赶出去劳动。把这样的日子里从他们身上榨的油水往其他天数的帐上一分摊，便提高了百分数。（热心效劳的卫生所自然会把在这种气候下冻死的人借其他原因销帐。返营途中走不动路留下的，扭伤了腿在地上爬的，押解队一律就地结果，免得他们利用回来接他们之前的时机逃跑。）
　　干这样的活，给他们吃的是什么？一锅白水，倒进去一些不去皮的小土豆，这算是好的，否则就是黑甘蓝、糖罗卜缨子以及各种该扔进垃圾桶的东西。再就是箭笞豌豆、麦麸子，这些东西舍得。（在缺水地区，如像卡拉干达附近的萨马尔卡劳改点，菜汤刚够每人一天喝一钵，另外再发两缸子苦涩的浑水。）好一点的，必定被长官们（见第九章）、杂役们、盗窃犯们偷去享用。炊事员都是吓怕了的，全靠听话保着饭碗。荤油、肉类“代食品”（即非真的食品）、鱼、豌豆、麦片等等，从库房里倒是按一定数量领出来了，但能进大锅的却寥寥无几。偏远地区的长官们连咸盐都克扣下来留给自己腌菜用。（一九四0年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上发的面包和菜汤里都不摘盐。）质量越差的食品，落到犯人嘴里的机会越多。有时能吃到累死的马肉，尽管嚼不动，也算是一顿盛宴了。伊万·多布里亚克现在回忆说：“那时候，我的肚子里塞进过不少海豚肉、海象肉、海豹肉、红鱼肉，和别的乱七八糟的海洋动物的肉。（我插一句：在莫斯科卡卢加关卡监狱里我们也吃过鲸鱼肉。）动物的粪便也吓不着我们。至于柳叶菜、地衣、母菊——那更是最高级的菜肴。”（显然这些是他自己采集来的野味了。）
　　按古拉格的定量本来就没法让一个在严寒中劳动十三小时、哪怕十小时的人吃饱。何况粮食里真正顶事的东西被偷光了，做到这点更是不可能。这时便向煮开的大锅里插进了弗连克尔发明的撒旦的搅拌器：用一部分苦力的口粮去填饱另一部分苦力的肚子。锅灶分成各种等级：凡完成定额不足百分之三十者（各劳改营标准不同）吃禁闭灶：一天三百克面包，一钵菜汤；完成百分之三十至八十者吃惩戒灶：四百克面包，两钵菜汤；完成百分之八十一至一百者吃生产灶：五百一六百克面包，三钵菜汤；再高就是突击工作者灶，那也有差别：面包七百一八百克，外加稀粥一至二份，奖励菜一份——一个又黑又苦的黑麦面做的豌豆陷包子。
　　为了获得这点抵偿不了体力消耗的稀汤寡水，人们拼死拼活，耗尽体力。突击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比装病不上工的人早入土。老劳改犯都懂得这个，他们说：“宁愿你少给我一勺粥，只要别叫我去上工！”如果摊上这样的好事——因为没衣裳穿而允许你躺在铺上不起来，那你就能稳拿六百克的“保证”口粮。可如果你领到了一身“当令”（这是有名的古拉格用语！）的服装，上了运河工地——哪怕你在冻得硬梆梆的地面上把大锤打成了椎子，顶多能混上三百克面包。
　　但是留不留在铺上由不得犯人啊……为了不落到最后，还要跑步去接班。（有一阵在某些劳改营里落在最后是要枪毙的。）
　　当然，伙食不是各地都这么坏，也不是一贯如此。但是在战时的克拉斯拉格，以上所说是典型的数字。当时沃尔库塔矿工口粮大概是全古拉格最高标准（因为英雄的莫斯科靠他们的煤炭取暖）：在井下完成定额百分之八十或在井上完成定额百分之百，给面包一公斤零三百克。
　　可是革命前呢？——阴森恐怖杀气腾腾的阿卡图依，不劳动（“躺在铺上”）的日子，发给二点五俄磅（一公斤！）面包和三十二“佐洛特尼克”（一百三十三克！）肉类。劳动的日子发给三俄磅面包和四十八“佐洛特尼克”（二百克！）肉类。不比我们前线陆军口粮标准还高吗？那儿的囚犯把成桶的菜汤和麦粥倒给看守员喂猪。雅库博维奇连荞麦稀饭（！——古拉格可没见过这东西！）都觉得“味道恶劣得难以形容”。阳思妥耶夫斯基书里的苦役犯也从未受到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威胁。如果鹅群（！！）在他们监狱的院子里（“在营区里”）大摇大摆地走过，而囚犯并没有扑上去扭断它们的脖子，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阿卡图依监狱里，面包摆在桌子上随便吃，早诞节还发给每人一俄磅牛肉，掺在粥里的黄油是不限量的。沙皇时代在萨哈林岛上挖矿和修路的囚犯在劳动最紧张的月份一天能领到：面包四俄磅（一公斤零六百克！），肉四百克，麦片二百五十克！一丝不苟的契柯夫还考察过这样的定量是否真的够吃，或许由于烘烤和烹调质量的低劣实际是不够吃的？如果他朝我们苏维埃的干苦力的囚犯们的钵子里瞧上一眼，恐怕当下就会魂飞魄散。
　　本世纪之初有什么人能想象“过三、四十年以后”不仅在萨哈森一个岛上，而且在整个群岛上，人们会巴不得吃到一块更湿粘、肮脏、夹生、掺杂了鬼知道什么东西的面包呢！七百克这种玩艺儿竟能成为叫人眼红的突击工作者口粮？！
　　不，还有更甚于此的！全俄国的集体农庄庄员们对这样的囚犯口粮也还羡慕呢！——“我们乡下连这都没有！……”
　　连沙皇时代的汉尔琴斯克矿场对于超过官家定额（它向来是适中的）的全部劳动成果都付给额外报酬。而我们的劳改营在群岛出现以来的大多数年份对劳动成果分文不付，或者付给只够买肥皂、牙粉的报酬。仅在个别劳改营，而且是在不知为什么实行了经济核算制（把真实工资的八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拨给犯人）的那个短暂时期，犯人能买一点面包、肉和沙糖。忽然你能看到这样的怪事：食堂桌上剩下一小块面包皮，过了整整五分钟还没有人伸手去拿。
　　我们的土著的衣着如何？
　　所有的群岛都像个群岛的样子：碧波荡漾，椰林丛生，岛上的行政当局不必为岛民的衣着花钱——他们是赤脚的，也差不多是赤身的。而我们的群岛实在该死，根本想不出它在炎热的阳光下是什么样子：它永远是雪盖冰封，暴风雪永远在它的上空怒号。所以还得给这无底洞似的全部一千至一千五百万囚犯穿衣和穿鞋。
　　幸好他们是在群岛境外出生的，来到这里已经不是一丝不挂。可以让他们穿原来的——准确些说，是社会亲近分子扒剩下的。只需要撕下一个小方块，作为群岛的记号，正如剪掉绵羊一只耳朵上的毛作为标记一样。在军大衣的下摆上剪一个斜边，从布琼尼军帽上剪掉顶尖，恰好在脑门上做一个通风口。可惜从外面穿来的衣服不是永恒的，鞋袜在群岛的树桩和土墩上一星期就磨烂。所以仍不得不供给土著们衣服，尽管他们付不出服装费。
　　这一切有朝一日会出现在俄罗斯的舞台上！银幕上！前后身是一种颜色而袖子是另一种颜色的外套，补丁撂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底子的上衣，“火苗”上衣（破布条耷拉着像火苗）。或是用包裹皮补的裤子，在补丁的一角上，很长时间以后还可以读出用化学铅笔写的地址严
　　脚上穿的是久经考验的俄国式树皮鞋，只是缺少跟它们配套的好包脚布。也许是用铁丝或电线直接绑在光脚丫子上的一块汽车外带（穷人有穷办法……）。也许是用破棉背心缝成筒子、用一层毡子加一层橡皮做成底子的“毡靴”。
　　“独劳点”点长清早在大门口听见犯人们喊冷，使用古拉格式的俏皮话回答他们：
　　“你们没瞧见，我的鹅整个冬天都光着脚走路，一点不嫌冷，当然脚丫子是红了。可是你们都穿着套鞋呢。”
　　此外在银幕上还将出现劳改犯的黑灰色的面孔，流泪的眼睛，发红的面颊。长着脓包的惨白干裂的嘴唇。长久不剃的斑白毛发的硬茬。为了过冬而缝上两个耳罩的单薄的鸭舌帽。
　　我认出来了！这是你们，我的群岛的居民！
　　但是不管工作目有多少小时，苦工们总有回到工棚的时候。
　　工棚？可有的地方却是地屋。北方更多的是……帐篷，固然是胡乱地围了一圈薄板，四周填了土的。经常是以煤油灯代替电灯，有时竟以松明子照明，或用泡过鱼油的棉花捻子。（在乌斯特维姆有两年没见过煤油，连指挥部的工棚里都用从食品仓库里取出的食用油照明。）现在我们就在这凄凉的灯光下看看这败坏的世界吧。
　　两层的板铺，三层的板铺，还有所谓“小车厢”，那已经算奢侈的标志了。床板多半是光光的，上面一无所有。某些派遣点里偷风太盛，所以什么公物也不发到犯人手里，自己的东西也不能在工棚里留着：小锅、菜缸之类上工时都得随身带着（连背囊都得扛上，背着它挖土），有被子的，要卷成圆圈套在脖子上（好镜头！），或者送到有人警戒的工棚里托认识的杂役照看。白天工棚里空荡荡，好像没人住。劳动时穿湿的衣服睡觉前要能送去烘干多好（还有烘衣室呢！），可是不穿衣裳躺在光板上非冻僵不可！还是让它在自己身上烘干吧。半夜里男人的帽子或女人的头发能在帐篷布上冻住。连树皮鞋也得藏在脑袋底下，以免被人从脚上扒走（布列波洛姆，战时）。工棚当中有一个挖了窟窿当炉子使的汽油桶，如果能烧红，使整个工棚弥漫着包脚布味的蒸气，就应该谢天谢地，可是有时候湿劈柴在里面根本着不起来。有的工棚里各种害虫之多，即使一连用硫磺黄四天也无济于事。夏天犯人们躲到营区内的野地上睡觉，臭虫也会跟踪爬去，在那里找上他们。内衣里的虱子，犯人们吃完饭以后用小锅煮掉。
　　这一切全是二十世纪才可能出现的事，这方面没法和上一世纪监狱史籍对照：以前没有写过这类事。
　　上面的一切还需补充一个画面：每个作业班的面包从切面包室用托盘运进食堂，需要该班派出身体最好的成员拿着棍子护送。否则就会被夺走，被人打倒在地，抢光就跑。还要补充一个画面：从发包裹处领到包裹，一出门就被人打掉在地上，再加上经常担心长官又取消假日。（“乌赫塔国营农场”还在战前的一年就没有给过一天公休日，战时还有什么可说。人们不记得卡尔拉格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有过一天公休。）在这些画面之上还要徐一层反映劳改营生活的永远不安定和痉挛似地变动的油彩：一会儿听说要转押；一会儿真的被转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苦役不知转押为何物，人们在同一监狱里服刑十年，二十年，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的生活）；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搞一次“队伍”调整；一会儿“根据生产需要”进行人员调动；一会儿是“体检”：一会儿是清点财产；一会儿是要你们脱光衣裳、把你们的破烂家当再扯烂一次的夜间突击搜查；还有五月一号和十一月七号前的彻底搜查（没听说过上世纪苦役监狱里圣诞节和复活节前有这等事）。一个月还要进三次谋财害命的“洗澡”房。（为了避免重复，我不在这里写了。沙拉莫夫的书里有详细的介绍和研究，杜姆布罗夫斯基也有介绍。）
　　再就是永远把你缠得牢牢的（对于知识分子是十分痛苦的）不能独处的状态，不能作为个人而只能作为作业班成员而生存的状态，以及必须整天、整年、整个漫长的刑期按照作业班的需要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决定行事。
　　还要记住，上面说的一切都是就成立了不止一年的固定劳改营而言的。而劳改营总要在某时由某些人（除了我们这些倒霉蛋还有谁？）去开创：队伍开入冰天雪地的森林，在树干上拉一圈铁丝网……有谁能活到第一批工棚的落成，他就会知道，工棚是盖给警卫人员住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列绍蒂车站附近开办克拉斯拉格的第一独劳点（十年后发展到十七个），把二百五十名为稳定军心而被开除军籍的作战士兵押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伐木、造木屋框，可是没有盖屋顶的材料，只好生起铁炉子住在露天的屋子里。外地运来的面包冻成了石头，用斧子劈开、砸碎、揉成细屑，一小把一小把地发给他们吃。另一样食物是北鳟鱼，咸得发苦，吃在嘴里火辣辣，只得吞一口雪压下火烧似的感觉。
　　（缅怀卫国战争的英雄们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这些人！……）
　　这就是我的群岛的生活。
　　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在任何地方也不能像在劳改营里这样细致而大量地观察人的智力和精神视野的缩小以及他向动物状态下降的特殊过程，活着死亡的过程。但是心理学家们进了劳改营大部分顾不上观察了：他们自己也落进了那条把个性溶化为粪土的水流。
　　在劳改营中安然无恙地活下来的党的正统派们如今向我提出立论高超的请问：“《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主人翁们的情操和思想是多么低下！他们哪里有受难者关于历史进程的思考？满篇是口粮啊！菜汤啊！要知道毕竟有比饥饿更难忍得多的痛苦！”
　　哦，有吗？哦，更难忍得多的痛苦（正统思想的痛苦？）吗？纯正的正统派先生们，你们在卫生所和保管室里当然不知道饥饿！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饥饿！（顺便说一句，整个先进理论的基础就是饥饿，就是饥饿的人们似乎必定会起来反对吃饱肚子的人们。）饥饿主宰着每一个挨饿的人，除非他有意识地找死。饥饿驱使诚实的人伸手偷窃（顾肚皮顾不了脸皮）。饥饿逼迫最无私欲的人嫉妒地望着别人的饭钵，痛苦地估摸着邻人的口粮的分量。饥饿使人头脑昏沉，除了吃的、吃的、吃的，不允许他注意别的，想别的，说别的。连睡觉也躲不开的饥饿：睡着了也在想吃，睡不着也在想吃，很快变得根本睡不着。过后再也填不饱的饥饿：人变成了一根直通的管子，吞进去的东西全部以原来的样子从下面出来。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不排出废料便不能生存。群岛也如此，如果不把它的主要废料——垂死者“排到底部，它便不能滋生蕃息。群岛上建造的一切都是从垂死者（在他们变成垂死者以前）的筋骨中榨出来的。
　　俄国的银幕上还应出现这样的镜头：一群垂死者守候在厨房门口，他们以嫉恨的目光斜视着竞争者，等待着往泔水坑里倒垃圾。他们一拥而上，互相厮打，在坑里寻找鱼头、骨头、菜帮子。一个垂死者如何死于这场争夺；后来他们如何把这些垃圾洗净、煮熟、吃光。（好奇心强的摄影师还可以继续拍下去，让观众看到在一九四七年的道林卡，从狱外运来的比萨拉比亚农妇们如何抱着同样的意图扑向已被垂死者们搜索过的温水坑。）银幕还将展现：住院部病床的被子下如何躺着一具具没有散架的骨骼，它们如何几乎一动不动地慢慢死亡，接着便被抬出去。总的还可以让观众看到人死得多么简单：正说着话就没声了；正走着路就倒下了；“哆嗦一下就完事”。一个肥头大耳的社会亲近分子派工员如何拽着一个人的脚从铺上拖下来，要他去上工（翁日，努克沙劳改点）。那个人已经死了，脑袋略地一声撞到地上。“臭肉，死球了！”派工员还嘻嘻哈哈地用脚踹他。（战争年代那些劳改点既没有医助也没有卫生员，所以也没有病人，谁要假装病人，就由同伴们搀着进森林上工。他们随身带块板子和绳子，以便往回拖死尸省劲。干活的时候把病人放在篝火旁边，所有的人，包括犯人和押解队，都希望他快死。）
　　银幕无法反映的，将由缓慢而细心的散文为我们描写出来。它能区别出各条死亡之路的微小差别。有的叫做坏血病，有的叫陪拉格（糙皮病），有的叫做营养不良症。咬一口面包留下血痕——是坏血病。下一步是牙齿脱落，牙龈溃烂，腿部出现溃疡，肌肉组织整块脱落，活人身上开始发出尸臭，两腿因出现巨大肿块而曲扭。住院处不收这样的人，他们在营区里两膝着地爬来爬去。面色变黑，像晒了太阳浴，皮肤剥落，剧烈腹泻——这就是糙皮病。腹泻总要止住才行啊，主办法是一天吃三小勺白垩，据说如果饱饱吃一顿咸鲱鱼，食物就能在肠胃里呆住。但是从哪儿去搞咸鲱鱼？人一天比一天衰弱。块头越大，衰弱得越快。这个人已经衰弱到这个地步，连第二层板铺也爬不上去，连横在地上的一根原木也跨不过去，需要用两手抱起一条腿，或者四肢着地爬过去。腹泻使人失去力量，失去对任何事物——其他人、生命、自己——的兴趣。他变聋，变呆，失去哭的能力。把他绑在雪橇上拖着走的时候，他已不害怕死亡，他进入了听天由命的玫瑰色的境界。他跨越了一切界限，忘记了妻子儿女的姓名，忘记了自己的姓名。饥饿到濒死状态的人有时全身布满带着比针尖还小的脓尖的紫黑色豌豆状的颗粒。脸上、手上、腿上、躯体上甚至阴囊上全有。全身疼痛难忍，一点不能碰。小脓疱渐渐烂透，破裂，流出一股股像蛆虫一样的稠糊的脓液。这个人就这样活活地烂掉。
　　如果黑色的头虱惊慌地在你板铺上的邻居的脸上乱爬，这无疑问是死亡的迹象。
　　呸！多么自然主义！老讲这些做什么？
　　自己没有遭过难的，自己杀过人的，或者刚刚洗手不干的，做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的，今天一般都对我这么说：“为什么要回忆这些？为什么要触痛旧伤痕（他们的伤痕！！）？”
　　列夫·托尔斯泰早已对比留科夫回答了这个问题（《与托尔斯泰的谈话》）：“你不明白为什么要回忆吗？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日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这几页关于垂死者的介绍我想用H·K·F叙述的有关工程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的名字大约是为了纪念托尔斯泰吧）·E的情况来收尾。E可以算是研究垂死者的理论家。他发现，垂死者的生存方式是最方便的保命方式。
　　炎热的星期天，在营区的一个偏僻角落里，E工程师以这种方式生存：一个人形生物坐在积着褐色泥炭水的大坑的斜坡上。大坑四周乱扔着鲜鱼头、鱼刺、脆骨、面包皮、粥团、土豆烂皮，以及一些连名称也叫不出来的东西。一块铁皮上生着的一堆篝火上吊着一只熏得乌黑的士兵小锅。正在煮汤。好像行了！垂死者用木勺从小锅里舀出黑乎乎的浑汤，就着土豆皮、脆骨、鲜鱼头之类喝下去。他非常非常缓慢而留意地咀嚼（垂死者们往往不咀嚼就匆忙吞咽，这是他们共同的不幸）。在遮盖了脖子、下巴、面额的深灰色毛发中很难看出他的鼻子。他的鼻子和前额是蜡黄色的，有些地方的皮肤在脱落。眼睛滴泪，不断地眨巴着。
　　发现外人靠近的时候，垂死者迅速收拢面前没吃完的一摊东西，把小锅紧抱在胸前，趴倒，象刺猬一样缩成一团。现在随你打、推，他在地上一动不动，不走开，也不交出小锅。
　　H·压·V和气地对他说话，刺猬稍稍放开了一点，知道不是来打他和夺小锅的。接着他们就攀谈起来。两人都是工程师（H·I”是地质学家，E是化学家）。E地r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信念。他引用还没有忘记的化学成分的数据，证明从厨房丢弃的废物中照样能摄取到全部必要的营养。需要的只是克服嫌恶感，以及竭尽全力从其中汲取养分。
　　大热天E仍然穿着好几层衣服，而且其脏无比。（这里也有讲究：已通过实验判明虱子和跳蚤在很脏的衣服里不能繁殖，似乎也嫌脏。所以他的一件内衣甚至是从修理车间的擦机器市里挑出来的。）
　　瞧他的模样：布琼尼式盔形军帽的尖顶变得像一截黑色蜡烛头；军帽上斑斑烧痕，大象耳朵似的油污的帽檐上，这儿沾着几根干草，那儿沾着几绺麻絮。外褂后背和侧身扯开的布条像舌头似地耷拉着。补丁，满是补丁。半边衣服蘸满焦油。补里的棉花挂在下摆外面，像一圈流苏。外褂的两只袖子肘部以下全扯得稀烂，垂死者一抬手就好像蝙蝠展翅。脚上穿着用红色的内胎粘的船形套鞋。
　　他为什么要穿得这么热？第一，夏天短，冬天长，这一套行头是为过冬准备的，可是除了穿在身上，还能在哪儿保存？第二，也是主要的，靠这些东西当护身、气垫，挨打不痛，脚踢、棍打都不落青伤。这是他唯一的防身手段。需要做的只是及时发现想揍他的人，及时趴下，把膝盖缩到腹部保护起来，把头窝到胸前，用穿着厚棉衣的手臂抱起来。人家只能打到他身上的柔软部位。要想不被打得太久，就需要迅速地使打人者获得胜利的感觉。为了这个目的，E学会了从挨第一下起就像小猪似的吼叫，尽管一点也没觉得痛。（改劳营都有殴打弱者的嗜好。不仅派工员和作业班长如此，普通犯人为了获得一次自己还不是最弱者的感觉也喜欢干这一手。既然人们不做出一些残酷的事便不能相信自己有力量，又有什么办法？）
　　E觉得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完全合理的。再者，它不要求你玷污良心！对任何人没有损害。
　　他指望能活到期满。
　　对垂死者的访问到此结束。
　　老科雷马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在布法罗出生的意大利人）断言：“最快变成垂死者的是知识分子；我知道的垂死者都是知识分子。我从未见到普通俄国农民变成垂死者的。”
　　这种观察也许对；农民面前除了劳动没有别的路，活命也是靠劳动，丢命也是因劳动。而知识分子有时除了当垂死者甚至像E，这样编出一套绝妙理论之外，没有别的自卫方法。
　　在我们这个光荣的祖国里，最重要和最勇敢的著作从不能被同代人读到，从不能及时影响民众思想（一类是因为遭禁止、遭迫害，不为人所知，另一类是因为受过教育的读者们避之犹恐不及）。这还有什么奇怪？我写这部书纯粹出于义务感，因为太多的叙述和回忆汇集到了我手里，我不能任其泯灭。不敢期望我能亲眼看到它在哪里出版，不大指望从群岛带回一把骨头的人们有一天能读到它，完全不相信它能在某些事物尚可纠正的期间内向人们说清历史的真相。在这部书写作最紧张的时刻，我受到生平最强烈的一次震动：恶龙突然出现，用长满倒刺的血红长舌舔走了我一部长篇小说和几篇旧作“，又暂时地隐到了幕后。但是仍听到它的呼吸，知道它的毒牙对准了我的脖颈，只是时辰未到。于是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力求尽快完成这部研究，以期至少使它逃脱恶龙的毒牙。在那个早已不是作家的肖洛霍夫从一个作家们备受摧残、横遭逮捕的国度去领取诺贝尔奖金的日子里，我正千方百计躲开特务的盯梢，藏进一个隐蔽的地点，用我这支劳累过度的秘密的笔为完成这部书争取时间。
　　我扯远了，我原想说，在我国，最优秀的著作是不为当时人所知的。因此我很可能在徒劳地重复另一人已经秘密地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我知道他的著作，本可把自己的书写短一些。但是在七年的苍白无力的自由时期，总算冒出来了一些东西。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个泅水者看到了另一个泅水者的头，并向他发出了沙哑的呼喊。这样，我发现了沙拉莫夫的六十篇劳改营小说以及他对刑事惯犯的研究。
　　我想在这里声明，除了某些局部性问题，我俩对群岛的看法从未发生过分歧。我们对土著生活的评价基本一致。沙拉莫夫的劳改营经历比我苦，比我长。我怀着敬意承认，是他，而不是我，触及了劳改营生活把我们一切人拖入的那个兽性和绝望的深渊的最底层。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在我们的分歧点上对他进行反驳。其一就是对劳改营卫生科的看法。沙拉莫沙谈到劳改营的每一项设施都是深恶痛绝的（很对！），只对卫生科做出偏袒的例外。他支持，如果不是制造，关于做好事的劳改营卫生科的奇谈。他断言劳改营里所有人都跟犯人作对，只有医生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可以帮助并不等于真的帮助。工地主任、定额员、会计。保管员、炊事员、值日员、派工员等等，如果乐意，也可以帮助。但真有那么多人帮助吗？
　　一九三二年以前，劳改营医务部门还隶属卫生人民委员部，那时候的医生可能真的是医生。一九二二年这个部门完全由古拉格接管，它的任务变成帮助压迫犯人和充当掘墓人。把个别好心医生做的好心事放到一边不说，如果劳改营卫生科不为共同目标服务，谁会让它在群岛上呆着？
　　一个垂死者因拒绝上工而遭管理员和作业班长殴打，打得他像狗似地舔着伤口，躺在禁闭室里两天不省人事（巴比奇），过后两个月下不了铺——一这时候不肯写遭殴打的证明又不肯治疗的不正是卫生科吗？（治达劳改营第一劳改点。）
　　每一张把犯人关禁闭的决定上不都是有卫生科的签字吗？不过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长官们并不是非要医生签名不可。C·A·切博塔廖夫是英迪吉尔卡河畔劳改营里的一名自由雇佣的“贴橡皮膏的”（即医助。这个劳改营术语并不是胡造的！）。独劳点点长的禁闭决定，他一张也没有签过字，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禁闭室别说关人，连关狗都不行：炉子只供走廊里的看守员取暖。但这有啥关系？他不签字，仍是照关不误。
　　由于工地主任或工长的过错，或者由于没有设置围栅或防护装置，在生产中造成犯人死亡。这时不正用得着医助和卫生科签字证明他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吗？（其结果是一切保持原样，以便明天另一个人去丧命。医助不这样做，明天自己就得下掌子面去劳动！哪怕你是医生，也得下去。）
　　每季度一次的体检的任务是把劳改营全体居民分成以下几类：重体劳、中等体劳、轻体劳、单人体劳。每当演出这种卫生普查的喜剧的时候，曾有很多好医生出来反对他们的专靠提供大批“重体劳”来保乌纱帽的坏科长吗？
　　也许至少对那些损毁自身之一部以保全其余部分的人们，卫生科能发一点慈悲？但谁都知道这条规矩，各劳改点都一样：对自伤者、自残肢体者、自损劳功能力者不得提供医疗帮助！命令是行政方面下的，们不摸摸帮助的是谁呢？是医生……。用雷管炸掉四根手指，来到小医院——人家不会给你绷带：滚开，死去吧，狗东西！在早年的伏尔加运河工地上，当全面竞赛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自报劳动能力的事件忽然大量发生。马上找到了原因：阶级敌人捣乱！这些人还要治吗？……（当然这有赖于自报者的狡猾程度：可以把自损搞得没法验证。安斯·伯恩施坦巧妙地隔着一层布用滚水把一只手烫坏，从而保住一条命。另一个人用不带手套的办法巧妙地冻坏一只手。还有的在毡靴里撤一泡尿然后穿着它站到冰天雪地里去。但是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计算得很周到：弄不好，伤口发生坏疽，把命也丢了。也有不是出于本意的劳动能力的损伤：巴比奇因环血病而不能愈合的溃疡被误认为梅毒。无处验血，他本人也很乐意地扯了个流，说他和他的所有亲属都有梅毒史。结果他转入性病隔离区，从而推迟了他的死期。）
　　卫生科哪天给所有确实有病的人开过免体劳证明？哪天不把一定数量的重病号赶到营区外去劳动？苏列曼诺夫医生不同意“泽克”（犯人）民族的英雄和喜剧演员彼得·基什金住院，理由是他的泻肚还没有达到标准：应当每半小时一次并必须带血。基什金随大队被押上工地，半路上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蹲下来。但是押解兵比医生要仁慈些，他截住了一辆过路汽车，把基什金送进医院。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丙类人员（病号）住院和门诊的人数是规定了严格比例的，卫生科要按这个比例办事。反正每件事都有理由，但每件事也都包含了残忍，那是用“另一方面对某些人也做了好事呀！”的想法绝对抵销不了的。
　　再请你们看一看像克里沃谢戈沃第二劳改点住院处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劳改营小型医院。厕所的臭气充斥于整个医院。但问题仅仅在于厕所吗？这里每张病床上躺着两名泻肚的病人，病床间的地上也有两名。虚弱无力的病人直接拉在床上，既没有床单，也没有医药（一九四八一四九年）。管理住院处的是一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牢的），忙得焦头烂额，可是一点办法没有。派来给病号送饭的是一些身大力强的年轻人，病号饭落进了他们的嘴，病号口粮被他们偷走。是谁安排他们干这个美差？毫无疑问是“教父”。医学院学生自然没有力量撵走这帮人，以便保护病号的口粮。可是哪个医生有这力量呢……o
　　也许在某个劳改营里卫生科有可能为犯人争取到真正适合人吃的伙食？比方说至少不让出现下工时互相牵着手走路的“夜盲班”没有！如果像出了奇迹一样，竟有什么人在为改善伙食出力，那一定是需要结实的劳动力的生产管理当局，决不会是卫生科。
　　谁也没有把这些责任全推在医生身上（虽然他们反抗的勇气往往是很微弱的，因为害怕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可是也用不着制造救命恩人卫生科的神话＿卫生科跟劳改营任何分支一样是魔鬼所生，自然流着魔鬼的血。
　　沙拉莫夫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他说在劳改营里囚犯们只能指望卫生科救命。他们不能指望也不敢指望自己双手的劳动给他带来好处：这是死路一条。“在劳改营里杀人的不是低口粮而是高口粮。”
　　这句谚语说得好：高标准的口粮是一把杀人刀。一个拖运原本的季节干下来，顶结实的劳力也只能剩下一口气。那时对他就改为临时残废待遇：四百克面包和最低一级的饭食。在一个冬天之内他们大部分都会死掉（比方说，八百人当中死掉七百二十五人）。剩下的转入“轻体劳”，到那儿慢慢去死。
　　我们能给伊万·杰尼索维奇提供什么旁的出路？当医助，人家不要；当卫生员，人家也不要。连一天的病假条子也不给他开。在营区里找个杂役的差事当当吧，一来文化不够，二来良心太多。除了靠自己一双手，还有什么别的活路？休息点？自残？争取以健康原因提前释放？
　　让他自己谈谈吧，他考虑过，他有时间。
　　“‘休息点’——类似劳改营内开设的休养所。犯人们弯腰弓背地干几十年，从没休过假，现在让他们享受享受——住住为期两周的休息点。那儿的伙食好得多，也不到营区外劳动，只在营区内干三四个小时轻巧活：砸石子，打扫营区或者做些修理工作。一个五百人的劳改营，可以开办容纳十五人的休息点。如果公平分派，每人一年多能轮到一次。但正如劳改营里什么事都办得不地道一样，休息点的事办得尤其不地道。休息点的开办搞得鬼鬼祟祟，神不知鬼不觉，一次就把三批人的名单排好了。休息点的关闭也像一阵风，连半年都维持不下来。一股脑儿涌进去的全是会计、理发员、皮鞋匠、裁缝之流，全是劳改营的上等人，只是搭配几个真正干苦力的做摆设，因此只好把他们全说成是优秀生产者。进去以后，裁缝别列布留姆还会指着你鼻子说：我给外面人缝了一件皮大衣，人家给营里付了一千卢布。你这傻瓜滚一个月的木头杠子，营里连一百卢布的进项也落不着。谁该是优秀生产者？谁该进休息点？你还正牵肠挂肚地盘算着怎样钻进休息点去歇口气呢，可是你瞧，它已经关门大吉了。顶叫人生气的是，哪怕在监狱档案里记下一笔你哪年进过休息点也好，不是有那么多会计闲着没事吗？不，不记。因为这对他们不利。明年休息点再开办，头一批进去的又是别列布留姆，又没你的份。十年之间他们可能挽着你踉踉跄跄地通过十座劳改营，到了第十座，你想请求他们允许你在整个服刑期间至少能钻进休息点的门缝一次，瞧瞧那儿的墙壁油漆得美不美，因为你一次也没进去过嘛。可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去它的吧，别为休息点恼火了”。
　　“自损劳动能力则大不一样。在自己身上弄点伤——又要能活下来，又要变成残废人。象俗话说的：一分钟咬牙忍耐，一整年逍遥自在。把腿弄断，然后让它错位长合。喝盐水造成浮肿，拿茶叶当烟抽——一让心脏出毛病，而喝烟叶泡的水又是让肺出毛病的好办法。只是要做得恰到好处，可别损伤得过了头，可别弄得从残废跳进坟墓。可是谁知道干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呢？
　　“当残废有很多好处：可以在厨房里找一个事做，到编树皮鞋的车间里去也行。但是聪明人通过残废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以健康状况为理由提前释放。不过争取因病释放比进休息点还要困难。况且办理这种事务只是一阵一阵的。在一定时候组成一个审查残废人的委员会，为最严重的写一份证明：‘兹证明某人自某年某月起因健康状况不适于继续服刑，特此申请将该犯释放。’
　　“还仅仅是申请！等这个证明书送到上面的头头那里再等立批回来，你早已上西天了。这种事是常有的。当官的都是大滑头，他们同意因病释放的全是过一个月就要咽气的角色，再就是那些肯出大价钱的人。卡利克曼有个同案的女犯，她拐骗了五十万，在里面付出了十万就出去了。跟我们这些傻瓜可不一样。
　　“工棚里流传过一本书，“大学生们围在他们的角落里大声朗读。书里说一个年轻人搞到一百万卢布，但不知道在苏维埃政权下能拿它干什么，说是没有东西可买，结果摸着它活活饿死了。我们也跟着笑：你去对别人扯淡吧。这些百万富翁我们送出大门的可不止一个了。拿这一百万你也许买不到上帝赐给的健康，可是能买到自由，买到权力，买到连皮带瓤的大活人。现在外边手里有一百万的不知道有多少，只是人家不爬上房顶去张扬就是了。
　　“可是因病释放的大门对于‘五十八条’是堵死的。自有劳改营以来，对按第十条判刑的犯人办理以健康状况为理由的提前释放听说总共只有三次，每次一个月，办完就立刻把门关死。他们这些人民敌人的钱没人敢拿，拿了要掉脑袋，何况这些‘政客’们根本没有钱。”
　　“伊万·杰尼索维奇，你说谁没钱？他们？”
　　“不错，是我们……”
　　但有一种提前释放的机会是蓝箍帽们没法从囚犯身上夺走的。这就是死亡。
　　它是群岛上基本的、稳定的、没有任何定额的产品。
　　自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乌斯特维姆的一个劳改点里的五百五十人当中死掉了三百八十五人。某些作业班（如奥
　　古尔佐夫作业班）整个地，连作业班长一起死光了。一九四一年秋，伯朝拉劳改营（铁道劳改营）的名册上有五万人，一九四二年春只剩一万。在这期间一次没有向别处递解过犯人。那么四万人哪儿去了？我突出了这个“万”字是什么原因？这个数字是我偶然从一个当时接触过这些数字的犯人那里知道的。可是整个劳改营系统历年的数字到哪儿去了解，怎么合计？布列波罗姆劳改营中心地段的老弱病残工棚里，五十个人当中每夜要死十二个，从来没有少于四个的时候。到早晨他们的铺位就被新来的垂死者占上了，这些人还梦想在这里靠几碗糁子稀粥和四百克面包恢复元气呢。
　　在停尸间的木房里或者干脆在露天检验这些由于糙皮病而干瘪了（没有臀部，女人没有乳房）或由于坏血病而腐烂了的尸体。这哪里像医学解剖？从颈部到耻骨垂直剖开，截断了肢，沿骨缝撬开颅骨。常常不是解剖医生而是押解队士兵检验犯人是真死还是装死。办法是用刺刀在身上涌窟窿，用大榔头砸脑袋。完了事就在死人右脚大脚趾上系一个写着劳改营表册中代表该犯档案号码的小标签。
　　有一个时期是穿着本人的内衣埋葬，后来要换上最次的、穿过三次刑期的、已变成立灰色的内衣。最后做了统一规定：不得浪费内衣（还可扒下来给活人穿），赤身埋葬。
　　在俄罗斯曾认为人死了得有个棺材。最低等的奴仆、叫花子和流浪汉也是装在棺材里入土的。萨哈林和阿卡图依的苦役犯死后也有棺材。但是在群岛上如果照此办理那将是数以百万计的木材和劳力的非生产耗费。战后在英塔用棺材埋葬了一个木材加工联合工厂的有功劳的工长，文教科专为这事下达了一项开展宣传的指示：好好工作，争取也用木头棺材入葬！
　　往营外拉死尸是用雪橇还是大车，视季节而定。有时为了方便，放进一只可容六具尸体的大木箱。若没有箱子，就用细绳把手脚捆起来，免得晃荡，然后像垛原木似地码在车上，盖上一张蒲席。如果有硝氨炸药，掩埋班就用它炸坟坑。否则就得动手挖。从来是合葬坑：有供多人合葬的大坑，也有四人一穴的浅坑。（一开春浅坑就冒臭气，这时派老弱病残去加深。）
　　从另一面说，倒不会有人谴责我们使用毒气室。
　　死人身上的内衣，鞋，破衣烂衫都能用上，给还活着的。可是剩下一堆劳改档案，一点用场没有，而且老多。没地方存了——烧吧。你瞧（杜布罗夫拉格的雅瓦斯劳改点，一九五九）一辆翻斗车朝营区锅炉房开来三趟，卸下一摞摞的档案。看守们把多余的犯人们赶开，监督着锅炉工把这些东西统统烧光。
　　在闲工夫多的地方，如肯吉尔，小坟头上还插一根小木柱，由堂堂的登记分配科代表亲笔在木柱上写明火葬人的财产帐号。不过在肯吉尔也有人暗中搞破坏：他们向死者的母亲和妻子指出掩埋的地点。这些娘儿们老去哭坟。于是斯捷普拉格的上校劳改营长切切夫同志下令甩推土机把木柱统统推倒．把坟头推平，谁让这些娘儿们不知道感恩呢。
　　女读者啊，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的兄弟就是这样人士的。
　　一个土著居民的路途到止为止，他的日常生活到此结束。
　　不过帕维尔·贝科夫说：
　　“蹬腿以后没过二十四小时，你别以为什么事都完了。”
　　“喂，伊万·杰尼索维奇，咱们生活里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咳！还没开头呢。蹲多少年，就能讲上多少年。押解队士兵怎样开枪打死那些出列弯腰拣烟头的……，残废人怎样在厨房里吃生土豆：等煮熟就捞不着了……，茶叶在劳改营里怎样当钱使，怎样沏酽茶——一杯里放五十克茶叶，喝了脑子里就产生幻觉。不过干这种事的多半是窃贼，他们用偷来的钱向自由人买茶叶。”
　　犯人一般怎样生活？……没有用沙土拧成绳子的本事（不会取巧），一天也活不了。犯人连做梦都必须考虑他第二天该怎么要滑。搞到什么东西，摸到什么门道，别作声！别作声！别人知道了就会给你使坏。劳改营里就是这回事：反正不够大伙用，想法够你自己用就行了。
　　情形也许是如此，可是你说劳改营里就没有人们之间一般的友谊了？有的，既有旧谊——同案犯、在外边结识的同伴，又有新交。两人情投意合，便无话不谈，结成搭档。有什么一块用，缺什么对半分。固然保命的口粮是各吃各的，但凡是别的路子搞来的东西都合在一只小锅里煮，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喝。
　　有短期搭伙的，也有长期结合的……有的是基于一片真心，有的是虚情假意。“教父”喜欢像游蛇一样钻进这类搭档之间。搭伙吃饭的时候，说悄悄话的时候，什么底都能兜出来。
　　老犯人这么认为，前被俘人员也这么说：跟你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吃的人正是出卖你的人。
　　一部分也是事实……
　　顶好的事不是结交男伴，而是结交女伴。
　　娶个劳改营媳妇，女犯人。像俗话说的——“给个二等婚”。对年轻人是好事，因为可以找个地方跟她……过夜，让心里也轻松轻松。即使对年老的，体弱的也是好事。你弄到或挣到点什么，她给你洗干净，送进工棚，把衬衣放到枕头底下。没有人会笑话——这是合法的。她把吃的煮好，你们俩就并排坐在铺上吃吧。这种微温而稍带苦味的铁窗鸳鸯的生活甚至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也是特别合心意的。你透过小锅上的蒸气望着她，她的脸上已经有了皱纹，正如你自己。你们俩人身上都是劳改犯的褴缕衣衫，你们的棉坎肩蹭满了铁锈、污泥、白灰、石膏、机油。你与她素不相识，没去过她的家乡，她的言谈话语也和我们“不是一路”。她在外边有子女，你也一样。她的男人留在外面，正跟别的女人胡搞；你的女人也留在外面，也没有守空房：八年，十年，谁不想生活呢。你监牢里的这一个却跟你拖着同一根锁链，并且毫无怨言。
　　咱俩活在一起不是个人家，死了也不是公母俩。
　　原配的老婆前来探监的事也是有的。有些劳改营在某些营长管事的时期曾允许他们在门房里坐上二十分钟。还有的能让他们在一间单独的小屋里住上一两夜，如果他能百分之一百五十地完成生产任务的话。可说真的这种会见纯粹是一剂苦药。既然还要过很多很多年才能跟她一起生活，现在用手接触她，跟她说这说那，究竟为了什么？男人的眼里晃着两个人影，跟劳改营老婆的关系比较明白：咱俩还剩下一菜缸子麦片了；听说下星期要发烧焦的砂糖；当然不会给白的，这些毒蛇们……钳工罗吉切夫的妻子来探监；他的相好恰恰头天在跟他亲热的时候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罗吉切夫骂娘了，因为妻子要来。他去卫生科请求用纱布把血印子缠上：我告诉她，我着凉了。
　　劳改营里的女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有女贼，有荡妇，有政治犯，更多是触犯“法令”而关进来的温驯的女人。按照前面说过的“法令”，不断地以窃取国家财物的罪名把这些女人送进来。战时和战后的工厂是靠什么人填满的？全是一些姑娘媳妇。家里人靠谁养活？也是她们。可是拿什么养家糊口呢？要吃要穿就顾不上王浩如山。于是顺手拿点吧：酸奶油揣进衣兜，小面包卷藏进大腿缝，长筒袜子缠在腰里，更可靠的办法是不穿袜子进厂，在厂里抓一双新的穿上，回家洗出再拿到黑市上去卖。生产什么拿什么。乳房沟里塞进一团轴线。看门的全买通了，他们也得找门路活命呀。他们只随便在身上拍拍。可要是突然蹦出来个警卫，一搜身——那你为了一团狗屈不值的轴线就得去蹲十年！跟叛国罪一样多！为轴线进来的成千成万。
　　个人工作条件许可拿什么就拿什么。纳斯奇卡·古尔金娜运气好，在行李车里工作。她看准了：咱们本国人死抠门，这些讨厌鬼为了一条毛巾能扇你耳刮子。所以她不动苏联人的箱子，只打扫外国人的。她说，外国人都想不起及时查看，一旦发觉了，也不会写控告信，只会吐口唾沫骂一句：这些俄国贼！照样回他的本国。
　　老会计施塔列夫责备纳斯佳：“你这没睑没皮的，不知道害臊！怎么没惦记惦记咱们俄国的荣誉？！”她回敬说：“合上你那X嘴，老老实实呆着去吧！你自己怎么也没为胜利操点心呢？干吗把军官老爷们都放回家去配种呢？”（施塔列夫战时在医院当会计，拿军官们的人情，在填出院证明时多填治疗日期，以便他们去前方之前回一趟家。情节严重，原判施塔列夫死刑，后改判十年。）
　　当然也有各种各样不幸的女人被关进来。有一个因诈骗罪被判五年：男人是月中死的，她到月底还没有交回他的粮本，银两个孩子一起用这个本儿买面包。邻居因眼红而告发了她。她在里头蹲了四年，因为大赦少蹲了一年。
　　也有这样的事：房子炸毁了，老婆孩子炸死了，剩下一个男人。购粮本全烧了，可是这个男人神经失常，月底前的十三天一直没吃面包，也没去申请发本。人家疑心他把几个本全攥在手里。判了三年，蹲了一年半。
　　“等一下，等一下，伊万·杰尼索维奇，这些事以后再说。你刚才说——女相好，‘结二等婚’，是吗？她跟你拖着同一条铁链，也不抱怨，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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