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想要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劳，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国外去，他在五月末住到乡下他弟弟这里来了。照他的意见，最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他现在就是到他弟弟这里来享受这种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看见他来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今年夏天，他已经不期望他的尼古拉哥哥来了。但是尽管他对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怀着敬爱的心情，列文在乡下和他哥哥一起还是感觉得不舒服的。看着他哥哥对乡村的态度就使他不舒服，简直是使他恼怒。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是生活的地方，欢喜、悲衷、劳动的地方；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一方面是劳动后的休息场所，另一方面是消除城市的腐败影响的有效解毒剂，他相信那解毒剂的功效而乐于服用它。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的好处就在于它是劳动的场所，劳动的好处是无可置疑的；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特别好却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而且又宜于无所事事。此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的态度也有几分使康斯里丁·列文恼怒。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说他了解而且爱护农民，他时常和农民们攀谈，他懂得怎样谈法，不摆架子，也不装模作样，从每次这样的谈话中，他都引伸出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结论，证实他是了解他们的。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对农民抱这样的态度。对康斯坦丁说来，农民只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虽然他对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虽然他作为一个共同工作者，常常赞叹这些人的气力、温顺和公正，但是当共同劳动要求别的品质的时候，他对农民的粗心、懒散、酗酒和说谎，就往往激怒了。要是有人问他喜不喜欢农民，康斯坦丁·列文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他对农民恰如他对一般的人一样，又喜欢又不喜欢。自然，以他这样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对一般人是喜欢比不喜欢的成分居多，对农民也是一样。但是他不能把农民当作什么特殊的人物来爱憎，因为他不只是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和他们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农民中的一份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而且，虽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的资格，特别是以顾问的资格（农民们信赖他，他们从四十里远的地方来求教于他），和农民们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对于农民还是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有人问他理解不理解农民，他还会像有人问他喜不喜欢他们一样茫然不知所答。说他理解农民，在他看来就等于说他理解一般人一样。他不断地观察和理解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他认为善良而有趣的农民，他不断地发现他们新的特点，改变自己以前对他们的看法，形成新的观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恰好相反。恰如他以田园生活和他所不爱好的生活相对照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一样，他以农民和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相对照而喜欢农民，把农民理解成和一般人截然相反的了。在他那很有条理的头脑里对农民生活清楚地形成了一定的看法，那一部分是由于生活本身，而主要地却是由于和别的生活方式相对照而推论出来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农民的看法和他对他们抱着的同情态度。
　　在议论农民时兄弟间发生的争论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战胜他的弟弟，正是因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对于他们的性格、特长和趣味有固定的看法，而康斯坦丁·列文关于这个问题却没有坚定不移的意见，因此在他们的辩论中康斯坦丁就经常陷于自相矛盾中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中，他弟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的心放得正（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但是他的头脑，虽然相当敏捷，却太容易受一时的印象所影响，因而充满矛盾。以长兄的恳切，他有时向他解释事物的真谛，但是他和他争辩得不到乐趣，因为征服他是太容易了。
　　康斯坦丁·列文把他哥哥看成是一个才智过人和修养很高的人，十分高尚，而且赋有一种献身公益事业的特殊能力。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年纪越大以及了解他哥哥越深，他就越发常常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完全缺少的这种从事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并不是什么美德，反倒是缺乏什么东西——不是缺乏善良的、正直的、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生命力，缺乏所谓激情这种东西，缺乏可以使人从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无数人生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只憧憬这一条的那股热劲。他对哥哥了解得越深，他就越注意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旁的许多献身公益事业的人并不是衷心关怀公益，而是从理性上推论出致力于公益事业是正当的事情，因而就致力于这些事业了。使列文更加强这个信念的，是他观察出来他哥哥对于公益的问题或是灵魂不灭的问题并不比对象棋问题或新机械的精巧构造更为关心。
　　除此以外，康斯坦丁·列文和他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舒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在乡下列文正忙于农事，要做完一切该做的事，漫长的夏日还不够用，而谢尔蓝·伊万诺维奇却在休养。但是虽然他正在休养，那就是说，他没有写作，他却这样习惯于脑力活动，他喜欢把涌上脑海的思想用优美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喜欢有人倾听。他的最经常的、最自然的听众就是他弟弟。因此，不论他们的关系多么亲近，康斯坦丁丢下他一个人还是感到不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喜欢仰卧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懒懒地闲谈着。
　　“你不会相信，”他对他弟弟说，“这种田园式的懒散对于我是怎样的一种快乐。脑子里没有一个念头，空虚得一无所有！”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坐着听他闲聊感觉到很沉闷，特别因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他们就会把肥料运到没有犁过的田里，要是不在那里监督着，天知道他们会把肥料撒在什么地方；而且犁铧也不会拧紧，却会让它脱落掉，过后他们还会说新式犁是愚蠢的发明，没有老式安德列夫纳犁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哦，这样热的天，你走动得够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说。
　　“不，我还得到账房去一下，”列文回答，就跑到农场去了。二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意外事，老乳母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了一瓶刚腌好的菌子送到地窖去的时候，滑了一下，跌倒了，跌伤了腕关节。当地医生，一位健谈的年轻的刚毕业的医学生，来给她诊治。他检查了腕关节，说她并没有脱臼，就给她扎上了绷带，留下吃了午饭，很高兴有和鼎鼎大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谈话的机缘，为了表示他对于事物的进步的见解，告诉了他地方上的一切流言蜚语，抱怨县议会所陷入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留心地倾听着，问他问题，因为有新的听众在场兴奋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发表了几点切中要害和很有分量的意见，博得了年轻医生的敬佩，立刻陷入了他弟弟所熟悉的那种总是随着出色的热烈谈话之后而来的兴奋心情。医生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带了钓竿到河边去。他爱好钓鱼，而且好像以能够喜欢这种无聊的玩意而自豪。
　　康斯坦丁·列文需要去巡视耕地和草场，就提议套上马车顺路把他哥哥送去。
　　这是一年中正值夏季转折点的时节，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成定局，要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割草了；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麦穗还没有饱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麦浪随风波动；那时节，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竖立在播种迟了的田野上；那时节，早种的荞麦铺展开，盖没了地面；那时节，被家畜践踏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休耕地已经翻耕了一半，仅仅残留下没有翻耕过的小路；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在低地上河畔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开镰收割，在草原上黑魆魆地四处混杂着除去杂草的一堆堆酸模草的茎秆。
　　在农作中，这是一年一度的、需要农民倾注全力的收获前的短短的休息时节。丰收在望，明朗炎热的夏日和短促多露的夜晚到来了。
　　两兄弟到草场去必须穿过树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路赞赏着枝叶繁茂的树林之美，向他弟弟时而指着一棵背荫那边显得非常黑暗、缀满黄色托叶、含苞欲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着像绿宝石一般闪烁着的、今年新生的幼树嫩芽。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说、也不喜欢听人讲自然的美。言语在他看来好像损坏了他所见的事物之美。他附和着他哥哥说的话，但是他情不自禁想别的事情上去了。当他们驶出树林的时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住了，休耕地里有的地方被草渲染成了黄色，有的地方被践踏和被犁沟割裂，有的地方点缀着成堆的肥料，有的地方翻耕过了。一串大车从田间驶过。列文数着车辆，看到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运出来了，觉得很高兴。看见草场的时候，他的思想就转移到割草的问题上去了。一想到割草他总是感觉到特别激动。到了草场，列文勒住了马。
　　朝露还残留在繁密草丛的根株上，为了不把脚弄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求他弟弟驱车驶过草场，一直驶到可以钓到鲈鱼的柳树那里。康斯坦丁·列文虽然觉得把草压坏很可惜，但是他仍然驶进了草场。长长的草柔软地缠绕住车轮和马蹄。把种籽粘在潮湿的车辐和车毂上面了。
　　哥哥坐在灌木丛下整理钓鱼用具，列文把马牵开去，拴起来，就走进风都吹不动的、辽阔的、灰绿色的、像海洋一般的草场里去了。结着成熟种子的、像丝样柔软的草在春季被水淹过的地方差不多长得齐腰深。
　　穿过草场，康斯坦丁·列文走到路上，遇见一个肩上掮着一只蜂箱，两眼浮肿的老头子。
　　“怎样，捉到一窝离巢的蜜蜂吗，福米奇？”他问。
　　“哪里捉得到，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们只要能保得住自己的就好啦！这是第二次离巢了……亏得孩子们捉回来了。他们正在犁您的地，卸下马，就骑上马去追……”
　　“哦，你看怎样，福米寄——就动手割草呢，还是再稍微等一等？”
　　“哦，哦。按照我们的习惯要等到圣彼得节哩。但是您总是割得早一点。哦，为什么不呢，上帝保佑，干草好极了。够给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气怎样？”
　　“那可要听天由命。也许会晴下去的。”
　　列文向他哥哥走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都没有钓到，但是他并不觉得厌倦，而且似乎兴致很好。列文看出他因为同医生的谈话而兴奋起来，很想要谈谈话了。相反地，列文却只想尽可能地快回家去，以便吩咐召集明天的割草人和解决他时时挂在心上的割草问题。
　　“哦，我们走吧，”他说。
　　“为什么这样急？我们再待一会吧。但是你怎么湿得这样啊！虽然什么都没有钓到，还是愉快得很。渔猎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和大自然接触。这种钢灰色的水多么美丽呀！”他说。
　　“长满青草的河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来——你知道吗？草对水说：‘我们颤动，我们颤动。’”
　　“我不知道这个谜，”列文懒懒地回答。三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照那位医生对我说的，县里的事简直糟到极点了；那医生是个聪明人呢。我以前也对你说过，我现在还要对你说，不出席会议，完全不管县议会的事，是不对的。假如公正的人都退到一边，当然一切都会弄得很糟糕。我们出的钱通通用做薪金，但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哦，我试过，你知道，”列文慢吞吞地不愿意地说，“但是我不能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你怎么会不能够呢？我承认我不明白。我不承认你不关心或是没有能力；难道完全是因为懒惰吗？”
　　“通通不是。我试过，但是我看出来我什么也不能够做，”
　　列文说。
　　他不大注意哥哥说的话。望着河对岸的耕地，他看出有一团黑的东西，但是他分辨不清是马呢还是骑在马上的管家。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呢？你尝试过，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见解你觉得失败了，于是你就灰心了。你怎么这样缺少雄心呢？”
　　“雄心！”列文说，被他哥哥的话刺伤了。“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他们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而我不懂，那才会产生雄心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首先要相信他干这种事确有相当的才干，尤其要相信这种事确实很重要。”
　　“什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感兴味的事情，他弟弟竟毫不重视，这可刺伤了他的心，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弟弟显然几乎没有注意听他的话。
　　“我不觉得重要，这件事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有什么办法呢？”列文回答，认清了他看见的是管家，而且好像管家让农民们离开了耕地。他们正在翻转犁头。“难道他们犁完了吗？”他想。
　　“哦，不过你且听一听，”长兄说，他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凡事总有个限度。要做个独特的、真诚的人，憎恶虚伪，这都是很好的——这我全知道；但是实在，你说的话不是没有意思，就是意思很坏。你是声称爱农民的，那么你怎么可以不看重他们的死活……”
　　“我从来没有这样声称过，”康斯坦丁·列文想。
　　“……看着他们无依无靠地死去呢？无知的农妇饿死小孩，农民停滞在愚昧里，听凭每个乡村文书的摆布，而你有力量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你觉得这不重要。”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叫他两者之中必择其一：或者你是这样智力不发达，弄不明白你能够做的事；或者是你不愿为此牺牲你的安逸、你的虚荣，或别的什么。
　　康斯坦丁·列文感觉到他除了屈服，或者是承认自己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而这就羞辱了他，伤害了他的感情。
　　“两者都有，”他决然地说。“我不觉得这是可能的……”
　　“什么？合理地分配一下金钱作为医疗之用，也是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我觉得……这地方周围四千平方里，有融雪的积水，有暴风雪，有田里的工作，要供给全区的医疗，我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根本不相信医药。”
　　“喂，对不起；这是不公平的……我可以向你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但是学校总得有吧。”
　　“为什么要有学校？”
　　“你是什么意思？难道对于教育的效用也怀疑吗？假使对你有用，对大家也有用。”
　　康斯坦丁感到自己精神上是被逼到绝境了，因此他激动起来，不觉说出了他不关心公共事业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为设立医疗所和学校这些事操心呢？医疗所对于我永远不会有用处，至于学校，我也决不会送我的儿女上学校去读书，农民也不见得愿意送他们的儿女上学校去，而且我还不十分相信应该送他们去读书。”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到这种出人意外的观点一时愣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进攻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拉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而后带着微笑转向他弟弟。
　　“哦，你看……第一，医疗所是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为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了当地的医生来。”
　　“啊，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辈子都不会直了。”
　　“那还难说……其次，会读书写字的农民像工人一样对于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吧，”康斯坦丁·列文断然地说，“会读书写字的人做工人更坏得多。修路不会；修桥的时候就偷桥梁。”
　　“但问题不在这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说话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欢辩论不断地变换论据，引出新的不连贯的论点，使人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不过，你承不承认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认，”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于是他立刻意识到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觉到假使他承认这点，那就会证明他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信口开河。他还不知道会怎样证明，但是他知道这准会在逻辑上向他证明的，他就等待着那个证明。
　　结果论证竟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假如你承认教育是福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关怀这种事业，对这种事业寄予同情，而且渴望为这种事业努力。”
　　“但是我还是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康斯坦丁说，微微地涨红了脸。
　　“什么！但是你刚才还说……”
　　“那就是说，我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也不承认能办得到。”
　　“你没有试验过，又怎么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样，”列文说，虽然他完全没有那样假定，“假定是那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操心。”
　　“怎么这样说？”
　　“不，我们既然在讨论，就请你从哲学的观点向我解释一下吧，”列文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口吻在列文听来好像是简直不承认他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么我告诉你吧，”他激昂地说。“我以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我作为一个贵族，在现在的地方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善，而且也不会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马也可以载着我奔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决不求助于他，也决不会求助于他。学校对于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在我看来，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坐车进城，和臭虫同床而眠，听各种胡言乱语、不堪入耳的话，而个人利益决不会诱使我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插嘴说，“个人利益并没有诱使我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们却为这个努力过。”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说。“农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我们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但是做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里应当如何敷设下水道；做陪审官，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猪肉的农民，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人和原告的各种胡言乱语，裁判长审问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偷腌猪肉的事实吗？’‘呃？’”
　　康斯坦丁·列文说得忘乎所以了，开始摹拟着裁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样；在他看来这些话都说得很中肯。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
　　“哦，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说和就……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我无论何时都会用全力保卫的；当他们搜查我们学生，警察检查我们的信件的时候，我甘愿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兵役的义务，那是关系我的儿女、兄弟和我自己命运的，我是了解的；凡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都愿意加以考虑；但是要我考虑怎样分配县议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语的水闸决了口一样滔滔不绝地谈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
　　“但是也许明天就要轮到你受审讯；难道在旧刑事裁判所受审讯更合你的口味吗？”
　　“我不会受到审讯。我不谋杀人所以没有那样做的必要。哦，我告诉你吧，”他继续说，又离题了。“我们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这类设施——正如三一节①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林一样，但我可不能热心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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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一节，耶稣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耸耸肩，以此表示他很诧异，怎么一下子又把桦树枝扯进他们的辩论里来，虽然实际上他立刻听懂了他弟弟的意思。
　　“对不起，你也知道这样辩论是不成的啊，”他批评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他对公益事业缺少热心的缺点辩护，这个缺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继续说下去：“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真理，”他说，用断然的语调重复着哲学的这个字眼，好像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谈论哲学的资格。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哦，你还是不要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发现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可缺少的联系。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不能不对你的比喻加以纠正。桦树不是插上的，有的是播种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须细心保护。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重视这些东西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配称为有历史意义的民族。”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话题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得的哲学史的范畴，一一指出他的见解的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全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我相信这在你不过是一时的错误，很快就会改正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败了，但同时他感觉得他想说的话他哥哥并没有了解，只是他不知道没有了解的原因是他没有表达清楚他的意思呢，还是他哥哥不愿或是不能够了解他。但是他没有追根究底，于是，不再反驳，他开始想到另外一件完全无关的私事上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拾起最后的钓丝，解下了马，他们就乘车走了。四
　　在和他哥哥谈话的时候萦绕于列文心中的那件私事是这样一件事。去年有一次他去看割草，对管家发了脾气，他使用了他平息怒气的惯用方法，——他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一把镰刀，亲自动手割起来。
　　他是这样喜欢割草工作，从那次以后他亲手割了好几回；他割了房前的整个草场，今年春初以来，他就计划着整天和农民们一道去割草。从他哥哥到来以后，他就踌躇起来，不知道去割好呢还是不去割的好。整天丢下哥哥一个人，他于心不安，他又怕哥哥会为这事取笑他。但是当他走过草场，回想起割草的印象的时候，他几乎就决定要割草去了。在和哥哥激烈辩论之后，他又想到这个主意。
　　“我需要体力活动，要不然，我的性情一定会变坏了，”他想，于是他下定决心去割草，不管在他哥哥或是农民面前他会感到多么局促不安。
　　傍晚，康斯坦丁走到账房，安排好工作，差人到各村去召集明天的割草人，来割卡立诺夫草场，他的最大、最好的草场的草。
　　“请把我的镰刀拿给季特去，叫他磨好了明天给我，我也许要亲自去割草哩，”他说，竭力装得很安详的样子。
　　管家微微一笑，说：
　　“好的，老爷。”
　　晚上喝茶的时候列文对他哥哥说：
　　“我看天气好起来了，”他说。“明天我要开始割草了。”
　　“我很喜欢这种田间劳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非常喜欢。有时我亲自和农民们一起割草，明天我想要割一整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抬起头来，好奇地望着他弟弟。
　　“你是什么意思？像农民一样，从早到晚吗？”
　　“是的，这是很愉快的，”列文说。
　　“这当作运动好极了，只怕你受不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点不带讥刺地说。
　　“我试过的。开头有点困难，但是过后就惯了。我相信我不会落后的……”
　　“原来这样！可是告诉我，农民们对这个怎样看法呢？我猜想他们一定会笑他们的主人是个怪物吧。”
　　“不，我不这样想；但那是那么令人愉快、同时又是那样艰苦的劳动，人们无暇想到这些。”
　　“但是你和他们一道，吃午饭怎么办呢？把你的红葡萄酒和烤火鸡送到那里未免有点儿尴尬吧。”
　　“不，他们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回来一趟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康斯坦丁·列文起得比平常早，但是他为了安排农场上的事耽搁了一会儿，当他到草场的时候，割草人已经在割第二排了。
　　从高坡上他可以看到下面草场有阴影的、割了草的那部分草场，那儿有一堆堆灰色的草，还有割草人在开始刈割的地方脱下的黑魆魆的一堆上衣。
　　渐渐地，当他驰近草场的时候，可以望见农民们，有的穿着上衣，有的只穿着衬衫，连成一串地在割草，用各自不同的姿势挥动着镰刀。他数了数，一共是四十二个人。
　　他们在草场上高低不平的低处慢慢地刈割，那里曾经是一个堤坝。列文认出了几个他自己的人。这里，穿着白色长衬衫的叶尔米尔老头弯着腰在挥着镰刀；那里，曾经做过列文马车夫的年轻小伙子瓦西卡把一排排的草一扫而光。这里，还有季特，列文割草的师傅，一个瘦小的农民。他在顶前面，大刀阔斧地割着，连腰也不弯，好像是在舞弄着镰刀一样。
　　列文下了马，把马系在路旁，走到季特面前，季特从灌木丛里取出第二把镰刀，递给他。
　　“弄好了，老爷；它像剃刀一样，自己会割哩，”季特说，带着微笑脱下帽子，把镰刀交给他。
　　列文接了镰刀，试了试。当他们割完一排的时候，割草的人们，流着汗，愉快地、一个跟一个地走到路上来，微笑着和主人招呼。他们都盯着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开口，直到一个高个子、满脸皱纹、没有胡须、身穿羊毛短衫的老头儿走到路上，向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这才说起话来。
　　“当心，老爷，一不做，二不休，可不要掉队啊！”他说，列文听到割草的人们中间压抑住的笑声。
　　“我竭力不掉队就是了，”他说，站在季特背后，等待着开始割的时间。
　　“当心，”老头子重复说。
　　季特让出地位，列文就在他背后开始了。路边的草是短而坚韧的，列文很久没有割草，又被那么多眼睛注视着，弄得很狼狈，开头割得很坏，虽然他使劲挥动着镰刀。他听到背后议论的声音：
　　“没有装好呢，镰刀把太高了；你看他的腰弯成那样，”有人说。
　　“拿近刀口一点就好了，”另一个说。
　　“不要紧，他会顺手的，”老头子继续说。“他开了头了……你割得太宽了，会弄得精疲力竭呢……主人的确为自己尽了力了！但是你看草还是没有割干净哩。这种样子，要是我们的话，是一定要挨骂的呀！”
　　草渐渐柔软了，听着他们的话，列文没有回答，跟着季特，尽力割得好一点。他们前进了一百步。季特继续前进，没有停步，也没有露出丝毫疲惫的样子；但是列文已经开始担心他要支持不下去了，他是这样地疲倦。
　　他一面挥动着镰刀，一面感觉得他的气力已经使尽了，下了决心要季特停下来。但是正在这时，季特自动停下了，弯下腰拾起一把草，擦净他的镰刀，开始磨刀。列文伸直了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向四周望了一眼。他背后走来一个农民，他显然也疲倦了，因为他等不及赶上列文就立刻停下了，开始磨他的镰刀。季特磨快了自己的和列文的镰刀，他们又继续前进。
　　第二次还是一样。季特连续挥着镰刀没有停过，也没有显出丝毫疲惫的样子。列文跟着他，竭力想不落在后面，他感觉到越来越吃力了；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他感觉到所有力气都用尽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季特又停下来磨镰刀。
　　就这样他们割完了第一排。这长长的一排，列文觉得特别吃力；但是当刈割完了，季特把镰刀搭在肩上，慢慢地沿着他在刈割了的草地上留下的足迹走回来，而列文也同样在他刈割的那块地面上走回来的时候，这时候，尽管汗流满面，从鼻子上滴下，把他的脊背湿透得好像浸在水里一样，他还是感到非常愉快。特别使他高兴的是现在他知道他支持得了。
　　只有一件事使他扫兴，就是他那一排割得不好。“我要少动胳膊，多用整个身子，”他想，拿季特那看去像切齐了一样的一排，和自己那满地是草，参差不齐的一排比较着。
　　如列文觉察出的，第一排，季特割得特别快，大概是想考验考验他的主人，而这一排恰巧又是很长的。往后几排就容易些了，但是列文还得使出全部力量才不致于落在农民后面。
　　他除了想不落在农民们后面，尽可能把工作做好以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他耳朵里只听见镰刀的飕飕声，眼前只看见季特渐渐远去的挺直的姿态，刈割了草的一片半圆形草地，在镰刀前面慢慢地像波浪一样倒下的青草和花穗，以及前面可以休息的刈幅的终点。
　　突然，正在工作当中，也不知是什么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感到他的热汗淋漓的肩膊上有一种愉快的凉爽感觉。他在磨刀的时候仰望了一下天空。阴沉的、低垂的乌云密布了，大颗的雨点落下来。有的农民走去拿上衣穿上；有的农民，正如列文自己一样，只耸耸肩，享受着愉快的凉意。
　　割完一排，又割一排。有长排和短排，草也有好有坏。列文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此刻天色是早是晚完全不知道了。他的工作开始发生了一种使他非常高兴的变化。在劳动中竟有这样的时刻，他有时忘记了他在做什么，一切他都觉得轻松自如了，在这样的时候，他那一排就割得差不多和季特的一样整齐出色了。但是他一想到他在做什么，而且开始竭力要做得好一些，他就立刻感觉到劳动很吃力，而那一排也就割得不好了。
　　又割了一排的时候，他本来要再开始第二排的，但是季特停下了，走到那老头跟前，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他们两人都望了望太阳。“他们在谈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接着割下去？”列文想，没有想到农民们已经刈割了四个多钟头没有休息，现在是他们吃早饭的时候了。
　　“吃早饭的时候了，老爷，”那老头子说。
　　“已经是时候了吗？好的，那么吃早饭吧。”
　　列文把镰刀交给季特，就和正要到放上衣的地方去拿面包的农民们一道，穿过一片被雨微微淋湿了的刈割了的草地，向他的马走去。这时他才想到他看错了天气，雨淋湿了他的干草。
　　“干草会给糟蹋掉呢，”他说。
　　“不会的，老爷；雨天割草晴天收嘛！”那老头子说。
　　列文解下马缰，骑马回家去喝咖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刚起来。列文喝完咖啡又回草场去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走进餐室。五
　　早饭以后，列文已经不在行列中他原来的地方了，却夹在那位爱说说笑笑、请求跟他并排的老头子和一个去年秋天刚结了婚、今年夏天还是第一次割草的青年农民中间。
　　那老头儿挺直身子，两脚朝外撇着，跨着长长的、有规则的步伐，用一种在他似乎并不比走路时挥动两臂更费力的准确而匀称的动作走在前头，他好像在游戏一样把草铺成高高的、平整的一排排。好像并不是他在割草，而是锐利的镰刀自动地在多汁的草丛中飕飕地响着。
　　在列文背后的是年轻小伙子米什卡。他那可爱的、稚气的面孔，头发用新鲜的草缠住，因为使劲而抽搐着；但是每逢有人望着他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显然他宁死也不肯承认他觉得劳动很吃力。
　　列文夹在他们两人中间。在最炎热的时候，割草在他倒不觉得怎样辛苦。浸透全身的汁水使他感到凉爽，而那炙灼着他的背、他的头和袒露到肘节的手臂的太阳给予他的劳动以精力和韧性；那种简直忘怀自己在做什么的无意识状态的瞬间，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镰刀自动地刈割着。这是幸福的瞬间。而更愉快的瞬间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到了地头的小溪，老头子用一大把湿润的、茂盛的草揩拭着镰刀，把刀口在清澈的溪水里洗濯着，用盛磨刀石的盒子舀了一点水，请列文喝。
　　“我的克瓦斯①怎么样，呃？好喝吗，呃？”他眨着眼说。
　　--------
　　①克瓦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真的，列文从来没有喝过像这种浮着绿叶、带点白铁盒子的铁锈味的温水这么可口的饮料。接着是心悦神怡的、从容的散步，一只手放在镰刀上，这时他有闲暇揩去流着的汗水，深深吸了一口空气，观望着长列的割草人以及四周的森林和田野发生的变化。
　　列文割得越久，他就越是频繁地感觉到那种忘我状态的瞬间，好像不是他的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自动在刈割，变成充满生命和自我意识的肉体，而且，好像施了魔法一样，不用想工作，工作竟自会有条不紊地圆满完成。这是最幸福的瞬间。
　　只有在他不能不中止这种已变成无意识的动作而思索的时候，在他不能不绕着小丘或是难割的酸模刈割的时候，劳动才是艰苦的。老头子却很轻松地做着这事。遇到小丘的时候，他就改变姿势，时而用靠近刀把的刀刃，时而用刀尖，以急促的突击动作从两侧去刈割小丘周围的草。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断地观着和注意呈现在他眼前的事物：有时他拾起一枚野果吃下去或是给列文吃；有时他用镰刀尖挑开小树枝；有时他去看鹌鹑的巢，鸟就从镰刀下面飞走；有时去捉路上的一条蛇，用镰刀挑起来，像用叉子叉起一样，给列文看了，就把它扔掉。
　　对于列文和在他背后的年轻农民，这样变换动作是困难的。他们两人都陷入一种紧张的动作中，完全沉浸在劳动的狂热里，没有一面变换动作一面贪看眼前事物的余裕。
　　列文没有注意到时间是怎样流逝的。要是有人问他割了多少时间，他一定会说半个钟头——而实际上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当他们踏着刈割了的草走回来的时候，老头子促使列文注意那在高高的草丛中几乎看不见的、沿着道路从四面八方向割草人走来的男孩和女孩们，他们用伸开的小胳膊抱来一袋袋面包，拿来一罐罐口上用破布塞着的克瓦斯。
　　“看，这些小虫子爬来了哩！”他指着他们说，用手遮住眼睛看太阳。他们又割了两排，老头子停下了。
　　“哦，老爷，吃午饭了！”他断然地说。割草的人们到了小河边，就跨过割了一行行草的草地，向他们放着上衣的地方走去，给他们送饭的孩子们正坐在那里等候着。农民们集合了——从远处来的聚在大车下面，近的聚在铺着草的柳树下面。
　　列文在他们旁边坐下；他不想走开了。
　　在主人面前感到拘束的心情早已消失了。农民们预备午餐。有的洗脸，年轻的在小溪里沐浴，有的在安排休息的地方，解开放面包的口袋，揭开克瓦斯罐的塞子。老头子把一片面包捏碎，放进碗里，用匙柄捣烂，从盒子里倒些水在上面，再捏一些面包进去，撒上一点盐，于是他转向东方祷告。
　　“哦，老爷，尝尝我的面包渣汤吧，”他说，跪在碗前。
　　这面包渣汤是这么甘美，竟使列文放弃了回家去吃饭的念头。他和老头子一道吃着，同他谈起家常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把自己的家事和能够引起老头子兴趣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他感觉得他对这老头子比对他哥哥还亲，由于他对这个人产生的温情不禁微笑起来。当老头又站起来，做了祷告，就用草垫在头下，在小树丛下面躺下的时候，列文也照样做了，尽管阳光下有一群群纠缠不休的苍蝇，还有小虫子叮得他那流汗的面孔和身体发痒，他依然立刻睡熟了，直到太阳偏到矮树丛那边，照到他身上的时候才醒来。老头子早已醒了，坐在那里给小伙子们磨镰刀。
　　列文向周围眺望，几乎不认得这地方了，一切都变得迥然不同了。大片草场被刈割了，排列着一行行的散发着芳香的草，在夕阳斜照里闪耀着一种特异的清新光辉。河畔割了草的矮树丛，以前看不见、现在却像钢铁一般闪烁着的蜿蜒的河流，站起来走动的农民们，剩下的一部分还没有刈割的草的峭壁，和在割光了草的草地上飞翔的鹞鹰——一切都是全然新奇的。列文完全醒了，他开始估量今天已经割了多少，还可以割多少。
　　四十二个人做了这么些工作是非常不少了。他们割了整个大草场，那在农奴时代是需要三十把镰刀割两天的。只剩下角落里很小的几片没有割完。但是列文渴望今天尽可能多割些，看见太阳那么快就西沉下去，感到十分懊恼了。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倦，他只想干得更快些，而且尽量多些。
　　“我们能不能把马什金高地也割了呢？——你看怎么样？”他问老头子。
　　“看上帝的意思吧，太阳不高了啊。给小伙子们喝点伏特加吧？”
　　在午后休息时间内，当他们又坐下来，而那些抽烟的人点燃了烟袋的时候，老头子对小伙子们说了：“割完马什金——大家会有伏特加喝。”
　　“干吗不割呢？去吧，季特！我们加劲干吧！我们可以在夜里吃饭。去吧！”大家异口同声叫着，割草的人们一边吃面包，一边走了。
　　“哦，小伙子们，打起精神来吧！”季特说，几乎跑步似地走在前头。
　　“去吧，去吧！”老头子说，在他后面赶去，一下子就追上了他。“我要打败你呢，当心呀！”
　　年轻的和年老的都在使劲割，好像他们在竞赛一般。但是不管他们工作得多么快，他们都没有把草损坏，一排排的草还是同样整齐而准确地摆着。角落里剩下的没有割的那部分草五分钟之内就割掉了。后面的割草人刚割完他们那几排的时候，前面的就已经把上衣搭在肩头上，穿过道路向马什金高地走去了。
　　当他们带着玎珰作响的磨刀石盒子走进马什金高地树木繁茂的洼地的时候，太阳已落到树梢上了。在洼地中央，草长得齐腰深，柔软的、纤细的、羽毛般的，在树林中间到处点缀着三色紫罗兰。
　　在简短的商议——直割呢还是横割——之后，普罗霍尔·叶尔米林走在前头；他也是一个有名的割草人，是个大个子黑头发的农民。他走上前去，又回转来，再动手刈割，于是大家排成一行跟在他后面，沿着洼地走下山坡，又走上山坡树林的边缘。太阳在树林后面落下去。露水已经降下来；割草人只有在山坡顶上才照得到太阳，但是在雾正升腾起来的山坡下边，在正对面，他们就处在凉爽的，多露的阴凉里。工作进行得很快。
　　散发芳香的草给割下来的时候发出汁液饱满的声音，高高地、一排一排地堆放着。从四面齐集在刈幅很短的草地上来的割草人，合着磨刀石盒子的玎珰声和镰刀的铿锵声，磨刀石的咝咝声和欢乐的叫喊声，互相催促着。
　　列文还是夹在年轻农民和老头子中间。老头子穿上了羊皮袄，还是那样愉快、诙谐、动作灵活。在树林中他们不断地用镰刀割掉那在多液的草丛里长得肥肥大大的所谓“白桦菌”。老头子每遇见一个菌就弯下腰，把它拾起来揣在怀里。
　　“又是一件送给我的老婆子的礼物呢。”他总是这样说。
　　刈割濡湿柔软的草虽然很容易，但沿着洼地的陡峭斜坡走上走下却是件困难的事。但是这并没有把那个老头子难倒。还是照样地挥动着镰刀，他那穿着大树皮鞋的脚迈着稳重的小步子，慢慢地爬上陡峭的斜坡，虽然他衬衣下面的松垂短裤和全身，因为吃力的缘故抖动着，但他却没有放过路上一株草或一个菌，而且还不断地跟农民们和列文说着笑话。列文走在他后面，每当他手里拿着镰刀爬上就是空着手也很难爬上去的险峻斜坡的时候，常常感觉得他一定会跌倒。但是他竟爬上去了，而且做了他必须做的事。他感到好像有一种外力在推动他。六
　　马什金高地的草割完了，农民们割掉了最后一排草就穿上上衣，快活地走回家去。列文跨上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民们，向自己家里驰去。从山坡上，他回头望了一眼；他望不见他们，因为从山谷里升起的浓雾把他们遮住了；他只听见粗犷的、愉快的谈话声，笑声和镰刀的玎珰声。
　　当列文满身是汗，乱发粘在前额，背部和胸膛弄得又脏又湿，快乐地谈笑着，闯进他哥哥房间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早已吃过晚饭，正在自己房间里喝冰柠檬水，看刚从邮局收到的报纸杂志。
　　“我们把整个草场都割完了！真是好极了，妙极了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列文说，完全忘记了昨天不愉快的谈话。
　　“啊哟！你弄成了什么样子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最初一瞬间多少带点不满地望着他弟弟。“那扇门，把那扇门关起来呀！”他叫。“你至少带进来十只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顶讨厌苍蝇，他的房间里除了夜间从来不开窗，门总是小心地掩上。
　　“我敢担保一只都没有。但是假如我带进来了的话，我会捕捉的。你不会相信我今天多么快乐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好，但是你真割了一整天吗？我想你一定饿得像狼一样了吧。库兹马给你把一切都预备好了。”
　　“不，我倒不想吃东西。我在那里吃了点东西。但是我要去洗洗脸了。”
　　“好的，去吧，去吧，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一面望着他弟弟，一面摇头。“去吧，快一点，”他微笑着补充说，于是收拾起书本，他也准备走。他也突然感到很愉快，不愿离开他弟弟了。“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下雨？啊哟！几乎就下了几滴雨。我马上就来。那么你今天也过得很惬意吗？那真好极了。”说着，列文就走去换衣服了。
　　五分钟以后，兄弟两个在餐室里相遇了。虽然列文觉得好像并不饿，好像他坐下来吃只是为了不让库兹马扫兴，但是当他开始吃的时候，他觉得这顿饭特别鲜美可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望着他。
　　“啊，是的，还有你一封信呢，”他说。“库兹马，请你到下面把那封信拿来。当心要关上门呀。”
　　信是奥布隆斯基写来的。列文高声朗读着。奥布隆斯基从彼得堡写信说：“我接到多莉的信，她在叶尔古绍沃，一切事情都不如意。骑马去看看她吧，出出主意，帮助她一下，你是什么事都知道的。她看见你一定非常高兴。她孤零零一个人，怪可怜的。我的岳母和他们一家人现在还在国外。”“好极了！我一定要骑马去看看她，”列文说。“要不然我们一道去吧。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不是吗？”
　　“离这里远不远呢？”
　　“三十里。也许四十里吧。但是路很好走。我们可以很愉快地坐车去哩。”
　　“我很高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还在微笑着。
　　看见他弟弟的样子，他显然也立刻愉快起来。
　　“啊，你胃口真不坏！”他说，望着他那俯在盘子上的晒得又红又黑的面孔和脖颈。
　　“好极了！你真想像不到这对各种各样的愚行是多么有效的灵丹妙药。我要用一个新辞Arbeitscur①来增加医学的词汇。”
　　--------
　　①德语：劳动疗法。
　　“但是我想你并不需要这个吧。”
　　“不，但是各种神经性的病人却很需要呢。”
　　“是的，这应该试验一下。我本来打算到割草场来看你的，但是天气热得这样厉害，我走到树林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了。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就穿过树林向村子走去，遇见了你的老乳母，向她探听了农民们对你的看法。照我看来，他们并不赞成这个。她说：‘这不是老爷们干的事。’总之，我觉得在他们的观念里对于他们所说的‘老爷们做的事’是有一定的确切看法的，他们不允许老爷们越出他们心目中所定下的界限。”
　　“也许是这样；但无论如何这是我生平从来没有尝到过的乐趣。而且你知道，这也没有什么害处。不是吗？”列文回答。
　　“假使他们不高兴，那我也没有法子。不过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呃？”
　　“总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下去说，“我看你今天过得很满意吧？”
　　“真是满意得很。我们割了整个草场。我还在那里结识了一个老头子哩！你想像不出他是多么有趣啊！”
　　“哦，那么你今天过得很满意了。我也是呢。第一，我解决了两个象棋问题，有一个妙极了——用卒子开头的。我让你看看吧。其次，我仔细想了想我们昨天的谈话。”
　　“呃？我们昨天的谈话？”列文说，餐后幸福地眯缝着眼睛，大声喘着气，完全想不起他们昨天谈话的内容了。
　　“我想你也有几分道理。我们意见的分歧是：你把个人利益看成动力，而我却认为关心公益应当是每个有教养的人的责任。或许你说的也对，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活动也许更合心愿。你的性情，就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未免太prime－sautière①了，你要么需要强烈的、精力旺盛的活动，要么就什么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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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容易冲动。
　　列文听着他哥哥说，却一句也没有听懂，而且也不想听懂。他只怕他哥哥问他问题，会看出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这就是我所想的，好弟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用手触碰他的肩。
　　“是的，当然啦。但是那又有什么呢！我并不固执己见哩，”
　　列文回答，露出惭愧的、稚气的微笑。“我争论的是什么事呢？”他想，“当然，我是对的，他也是对的，都不错呢。只是我得到账房去料理一下。”他立起来，伸了伸懒腰，微笑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微微一笑。
　　“你要出去的话，我们一道走吧。”他说，不想离开他那容光焕发、生气蓬勃的弟弟了。“哦，我们一同到账房去吧，假如你一定要去的话。”
　　“啊哟！”列文叫喊了一声，这么大声，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
　　“什么，什么事呀？”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胳臂怎样了？”列文说，在自己头上拍了一下。“我把她都忘了呢。”
　　“好多了。”
　　“哦，我还是要跑去看看她。你还没有来得及戴上帽子，我就回来了。”
　　他跑下楼去，靴跟噼啪地响着，就像木屐一样。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为了完成一件最自然的重要公务到彼得堡去了，那种公务局外人虽然不了解，但是每个官场中人都很熟悉，那就是使部里注意自己，因为非此不能在官场供职。他为了举行这种仪式，携带了家里所有的钱，逍遥自在地在赛马场和别墅过日子。同时为了尽量节省开支，多莉和孩子们一道搬到乡下去。她到了叶尔古绍沃，这块地产原是她的嫁奁，今年春天卖出的树林就在这个地产上。这里离列文住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有五十里光景。
　　叶尔古绍沃的宏伟古老的宅邸早已拆毁了，老公爵曾把一所厢房修理好，加以扩建。二十年前，当多莉还是小孩的时候，那厢房还算是宽敞舒适的，虽然同普通厢房一样位于马车道侧面，而且不朝南。但是现在这个厢房已经破旧颓败了。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春天为了卖树林的事到那里去的时候，多莉曾请他去察看那幢房子，吩咐把必须修理的地方修理一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像所有问心有愧的丈夫一样，非常关心他妻子的舒适，他亲自去察看了那房子，并且吩咐了把他认为必要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他认为必要的事是把印花棉布重新铺在一切家具上，挂起窗帷，扫除庭园，在小池上搭一座桥，种植一些花草；但是他忘掉了许多其他必要的事情，这种疏忽后来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大大地吃了苦头。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努力想要做个关怀备至的父亲和丈夫，但他怎么也记不住他是有妻室儿女的。他有独身者的嗜好，他只想按照这种方式过活。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妻子说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房子简直是一座小乐园，劝她一定去。妻子住到乡下去，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非常惬意的：于小孩健康有益，可以节省费用，他可以更自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认为到乡下去避暑，对于小孩，尤其是对于那害过猩红热后还没有完全复原的小女孩是必要的，而当作逃避卑微的屈辱，逃避那使她痛苦不堪的欠木柴商、鱼贩、鞋匠的小笔债务的一种手段也是必要的。除此以外，她所以高兴到乡下去是因为她梦想要她妹妹基蒂住到她那里来，基蒂将在仲夏回国，医生曾嘱咐她用水浴治疗。基蒂从温泉写信来说，再没有比和多莉一道在叶尔古绍沃过夏天那么令她高兴的了，叶尔古绍沃在她们姊妹两人心里充满了童年的回忆。
　　乡间生活的头几天在多莉是极其困难的。她小时候曾在乡间住过，她保留下的印象就是乡间是逃避城市一切烦恼的避难所，乡下生活虽不豪华——多莉对此倒是容易迁就的——却是便宜的，舒适的：一切都充裕，一切都便宜，一切都弄得到，对孩子们也是好的。但是现在以一家的主妇来到乡下，她觉察出一切和她所想像的完全两样。
　　她们到达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夜里雨漏进了走廊和儿童室，以致不能不把床搬到客厅里。找不到厨娘；九头母牛，照养牛的女人说，有的快要生小牛了，有的刚刚生过头胎，其余的不是太老了，就是乳汁很少；乳酪和牛乳给小孩们吃都不够。蛋也没有。他们找不到母鸡；他们煎和煮的尽是些褐紫色的咬不动的老公鸡。找不到擦洗地板的妇人——大家都去刨马铃薯了。坐车出游也不可能，因为有一匹马很难驾驭，在车辕间暴跳着。没有洗浴的地方；整个河岸都被家畜践踏坏了，而且从大路上可以一览无遗！连散步也不可能，因为家畜从栅栏裂缝里侵入了庭园，并且有一头可怕的公牛，它吼叫着，有牴伤人的架势。没有合适的衣柜；原有的衣柜不是完全关不拢，就是人一走过就自动开开来。没有壶罐和铁锅；洗衣房没有蒸汽锅，使女房间里连熨板都没有一块。
　　没有得到安静和休息，倒遭遇到这一切在她看来非常可怕的困难，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头很失望。她尽力忙碌，仍然感到境况毫无希望，时时强忍着不让涌进眼里的泪水落下来。管家是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很喜欢他，因为他仪容俊秀而又恭顺服从，特地把他从看门人的地位提拔上来的，他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愁苦没有表示一点同情。他恭敬地说：“没有法子呢，农民都是那么可恶，”却没有帮她一点忙。
　　这种境况看来似乎毫无希望了。但是在奥布隆斯基家，也像在一般家庭里一样，有一位不惹人注目、但是最重要最有用的人物，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她安慰女主人，向她担保说一切·自·会·好·起·来·的（这是她的用语，马特维就是从她那儿学来的），于是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动手操作。
　　她立刻和管家的妻子有了交情，就在头一天，她和她同管家三人一道在洋槐树下喝茶，讨论着一切的事务。不久，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在洋槐树下成立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由管家的妻子、村里的长老和管账组成的，这么一来，生活上的困难就逐渐消除了，一个礼拜内一切就真的·好·起·来·了。屋顶修葺好了，厨娘找到了——是村里长老的亲戚，母鸡也买来了，母牛开始有奶了，庭园用栅栏围好了，木匠做了个轧光机，衣柜装上了钩子，不再自动地敞开了，蒙着粗布的熨板搭在椅背和有抽屉的衣柜上，在使女房间里发出了熨斗的气味。
　　“现在你看！您先前还那么失望呢，”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指着熨板说。
　　他们甚至造了一个围着干草编成的篱笆的浴场。莉莉开始洗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始实现了她那纵然不算安宁、但至少很舒适的田园生活的愿望，虽则这种愿望还只实现了一部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六个孩子是不能够安宁的。不是一个病了，就是另一个快要生病的模样，要么就是第三个缺少什么营养，第四个露出坏癖性的征候，等等问题。短暂的安宁时刻真是少而又少。但是这些操劳和牵挂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来说，却是她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幸福。要没有这些，她会剩下一个人孤单单地想念着她那不爱她了的丈夫。而且，担心孩子生病，疾病本身，看着小孩出现恶癖征候时的愁苦，对母亲虽然是难受的——但是现在孩子们自身已经在用微小的欢乐补偿她的痛苦。这些欢乐是这样微小，就像砂里的金子一样不惹人注目，在心绪不佳的时候她只看见痛苦，只看见砂石；但是也有兴致好的时候，那时她眼睛里看见的就尽是欢乐，尽是金子。
　　现在，在乡间的寂静生活里，她开始愈益频繁地感到这些欢乐了。常常，望着他们的时候，她竭力使自己相信她错了，她作为母亲，对于孩子们是有偏爱的；虽然这样，她还是不能不对自己说她的孩子通通是逗人喜爱的，六个小孩各不相同，但都是不可多得的小孩，她为他们感到幸福，以他们而自豪了。八
　　在五月末，当一切事情都布置得差强人意的时候，她接到了丈夫给她的回信，她曾写信给他，向他抱怨乡间的紊乱状况。他回信说，他事先考虑不周，请她原谅，并且答应一有机会，就到她这里来。这种机会没有来到，直到六月初，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一个人住在乡下。
　　在圣彼得节前的星期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所有的小孩坐车去领圣餐。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和她妹妹、她母亲和友人亲密地谈论哲学性问题中，屡屡以她论述宗教的自由见解使她们惊异，她有她的独特奇异的轮回说的宗教，她笃信这种宗教，对于教会的教义很少关怀。但是在她的家庭里，她却严格地执行教会的一切要求——不单是为了做榜样，而且也是出于诚意，孩子们将近一年没有领圣餐，这件事使她非常担忧，于是得到了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完全赞许，她决心就在夏天此刻举行这个仪式。
　　好几天以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在忙着考虑孩子们出去穿什么衣服。连衣裙做好了，或是改好了，洗了，衣缝和皱边都放开了，钮扣钉上了，丝带也预备好了。为了英国家庭女教师担任缝改的塔尼娅的一件衣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生了很大的气。英国家庭女教师改这件衣服时把衣缝弄错了地方，袖子剪去太多了，以致完全糟蹋了这件衣服。这衣服穿在塔尼娅的肩膀上显得那么窄，看上去难受极了。亏得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想出一个妙法：嵌进一块尖角布，再加上一条小披肩。衣服总算弄好了，可是差一点和英国家庭女教师吵了一场。虽然这样，但是早晨一切事情都布置妥帖，到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她们要求牧师等到她们九点钟才做礼拜——孩子们就穿了新衣服，喜笑颜开地站在台阶旁马车面前，等候他们的母亲。
　　没有用烈性的乌黑马套车，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情面，套上了管家的棕色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因为焦虑自己的服装而耽搁了一会儿，她穿着纯白的棉纱连衣裙走出来，上了马车。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细心而又兴奋地梳好头发，打扮起来。过去，她把自己装扮得妩媚动人；后来，当她年纪渐渐大起来，她就对服装渐渐不感兴趣了；她知道她姿色日衰。但是现在她又开始对于服装感到愉快和有兴趣了。现在她打扮可并不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己显得俏丽，而只是作为这些漂亮小孩的母亲，她不愿损坏整个的印象。最后又照了一次镜子的时候，她对自己感到满足了。她很美丽。不是她从前赴舞会时想望的那种美丽，而是合乎她眼前所抱着的目的的一种美丽。
　　在教堂里除了农民、佣人和他们的家眷以外再没有人了。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出来，或者自以为看出来，她的孩子们和她自己在他们身上引起的惊叹神情。孩子们穿了华丽的小衣裳看上去不仅非常美丽，而且他们的举止行动也是魅人的。不错，阿廖沙还站不大好，他尽在回过头来，竭力想望望他那件小短衫的背部；但他仍是非常可爱的。塔尼娅像大人一样照顾着小的孩子们。最小的莉莉看到一切事物都露出天真的惊异，那样子怪魅惑人的，当她领过圣餐之后，用英语说：“Please，somemore。”①的时候，令人禁不住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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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语：请再给一点点。
　　在回家的路上，孩子们感到好像完成了一件什么庄严的事情，大家都非常地沉静了。
　　在家里，一切事情也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用早餐时格里沙吹起口哨来，而更加恶劣的，是公然不听英国家庭女教师的话，因此被罚不准吃甜馅饼。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是在场的话，在这样的节日是不会让事情弄到这种地步的；但是她不得不支持英国家庭女教师的权威，因此她赞成了不准格里沙吃甜馅饼的决定。这事多少有点使大家扫兴。
　　格里沙哭着，诉说尼古连卡也吹了口哨，他却没有受罚，他哭并不是为了馅饼，——他不在乎那个——而是为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也的确是太可怜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下了决心去说服英国家庭女教师，要她饶了格里沙，于是她就走去找她。但是在她走过客厅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动人的场面，使她的心这样充满了快乐，泪水涌进她的眼睛里，她自己已经饶恕犯罪者了。
　　受罚的人坐在客厅窗台的角上；塔尼娅手里端着一只碟子站在他旁边。她借口拿点心给洋娃娃吃，请求家庭女教师允许她把她的一份馅饼拿到育儿室去，而实际上她却拿到她弟弟这里来了。他一面还在哭诉着他受的处罚不公平，一面吃馅饼，而且尽在抽抽噎噎地说：“你自己吃吧，我们一道吃吧……一道。”
　　塔尼娅开始因为怜悯格里沙，随后又因为意识到自己行为高尚而感动，泪水也盈溢在她的眼睛里了；但是她没有拒绝，吃了她的一份。
　　看见母亲，他们都吓慌了，但是看到她的脸色，他们看出来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嘴里塞满了馅饼，突然笑起来，他们开始用手揩着带笑的嘴唇，在他们快活的脸上涂满了眼泪和果酱。
　　“啊哟！你的雪白的新连衣裙！塔尼娅！格里沙！”母亲说，竭力想保全那件连衣裙，但是她眼睛里含着泪水，脸上露出幸福的、欢喜的微笑。
　　新衣服脱下来了，她吩咐给女孩们穿上短衫，男孩们穿上短上衣，并且驾好小马车去采鲜蘑和水浴，使管家懊恼的是又套上他的棕色马。欢乐的叫声在育儿室里喧腾起来，一直到他们出发到浴场的时候才停止。
　　他们采了满满一篮鲜蘑；连莉莉都拾到了一只白桦菌。以前一向是古里小姐找到一个就指给她看；但是这一回她亲手拾到一个大的，因此大家都欢呼起来：“莉莉采到一个鲜蘑呢！”
　　随后他们坐车到了河边，把马留在白桦树下，走向小浴场去。马车夫捷连季把那尽在摇拂着尾巴驱逐苍蝇的马系在树上，就在白桦树荫下躺下来，把青草压倒了，抽着劣等烟草，同时，小孩们不停的欢乐的叫声从浴场传到他的耳边来。
　　虽然要照管所有这些小孩，不让他们淘气，是一件麻烦事，虽然要记住这么多不同的脚的长袜、短裤和靴子而不弄乱，要解开又系上所有的带子和钮扣，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再没有比和所有这些小孩一道水浴更快乐的了，她自己原是喜欢水浴，而且相信这对于小孩是极其有益的。检视所有这些胖胖的小腿，给他们穿上长袜，抱住这些赤裸的小身体在水里浸一浸，以及听着他们的又惊又喜的嚷叫，看着她的这些溅着水的小天使圆睁着惊奇而又快乐的眼睛，喘着气的那副神情，在她是极大的快乐。
　　当一半小孩穿起了衣服的时候，几个打扮得很漂亮出来采药草的农妇走近水浴小屋，怯生生地停下脚步。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唤她们中间的一个来，请她把掉到水里的一块浴巾和一件衬衣拿去晒干，而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和那些农妇攀谈起来。开头，她们用手捂着嘴笑，没有听懂她问什么，但是不一会她们就胆大了，开始谈起话来，立刻以她们对于小孩们所表示出来的纯真的叹赏而博得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欢心。
　　“嗳呀，看看这个小美人，白得像糖一样哩！”一个说，一边叹赏着塔涅奇卡，一边摇着头。“只是瘦……”
　　“是的，她生过病呢。”
　　“他们也给你洗了澡吗？”另一个望着婴儿说。
　　“不，他才三个月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夸耀般地回答。
　　“当真吗！”
　　“你有小孩吗？”
　　“我生过四个；只剩下两个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我就在上个狂欢节给她断的奶。”
　　“她多大了？”
　　“哦，有两岁了。”
　　“你为什么喂她那么久的奶呢？”
　　“这是我们的习惯，要过三个斋期……”
　　于是谈话就转移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最感兴趣的话题上：她生孩子的时候怎样？男孩有什么病？丈夫在哪里？
　　他是否常回家？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简直不愿离开农妇们了，和她们谈话她觉得这么有趣，她们的趣味又是这么完全相投。使她顶高兴的是她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妇人最羡慕的是她有这么多小孩，而且都是那么可爱。农妇们甚至逗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笑了，却触怒了英国家庭女教师，因为她就是使她莫名其妙的哄笑的原因。一个年轻妇人尽盯着看那个最后穿衣服的英国妇人，而当她穿上第三条裙子的时候，她就忍不住下了这样的评语：“嗳哟，她穿了一条又一条，永远穿不完呢！”于是大家一齐笑开了。九
　　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被她那群刚洗过澡、头发还是湿的小孩们环绕着，自己头上系着头巾，坐车快回到家门口的时候，马车夫说：
　　“哪家的老爷来了，我想一定是波克罗夫斯科耶的老爷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望着前方，当她认出迎面而来的、戴着灰色帽子、穿着灰色外套的列文的熟悉的姿态的时候，她快活极了。她什么时候都高兴看见他，而这时他正逢她最得意的时候看到她，就更加使她高兴了。谁也比不上列文能赏识她的伟大了。
　　看见她，他就感到好像面对着他想像中的家庭生活的一幅图景。
　　“您好像一只母鸡后面跟着一群小鸡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噢，我真高兴看见您！”她说，把手伸给他。
　　“高兴看见我，可是您却不让我知道。我哥哥住在我那里。
　　我接到斯季瓦的信，才知道您到这里来了。”
　　“斯季瓦的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惊讶地问。
　　“是的，他来信说您搬到这里来了，他想也许有什么事我可以为您效劳，”列文说，这样说了之后，他突然感得狼狈起来，于是中止了话，他默默地和小马车并排地走着，摘下菩提树的嫩芽，细细咀嚼着。他感到狼狈，是因为他感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本来应该由自己丈夫照料的事情上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会不愉快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确实不高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自己的家务事推给别人的那种做法。她立刻觉出列文觉察到这一点。正因为这种敏锐的感觉和这种细致的感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这么喜欢列文。
　　“自然，我知道，”列文说，“那意思只是说您想要看看我，而我也非常高兴呢。不用说我也想得到，像你们在城市里住惯了的，在这里会感觉得很简陋，假如您需要什么的话，一切我都愿为您效劳。”
　　“啊，不！”多莉说。“起初是有点不大舒适的，但是现在一切都安顿得好好的了——这都是我的老乳母的功劳哩，”她指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老乳母看见他们说到她，快活地、亲切地向列文微笑着。她认识他，并且知道他是她最小的小姐的佳偶，极其盼望这门婚事成功。
　　“您不坐上车来吗，老爷？我们可以往这边挤一挤！”她对他说。
　　“不，我要走路。孩子们，有谁要跟我一道和马赛跑吗？”
　　孩子们不大认识列文，也记不起什么时候见过他，但是对于他，他们却丝毫没有感到孩子们对于做假的大人常常感到的那种畏怯和敌视混织在一起的奇怪情绪。那是常常使孩子们受罪不浅的。伪善不论在什么事情上也许可以欺骗最聪明最机灵的大人，但是最不灵敏的小孩也能识破伪善，对它抱着恶感，不管它掩饰得多么巧妙。列文尽管也有缺点，但是在他身上是没有丝毫伪善的地方，因此孩子们对他表示了像他们在母亲脸上看出的同样的亲切。接受他的邀请，两个大孩子立刻向他跳下来，和他一道跑着，好像和他们的乳母或是古里小姐或是他们的母亲一道跑着一样地自然。莉莉也嚷着要到他那里去，于是她母亲就把她交给他；他把她掮在肩头上，扛着她跑。
　　“不要怕，不要怕，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向母亲愉快地微笑着。“我绝不会让她受伤，也绝不会把她摔下来的。”
　　看着他那敏捷的、有力的、小心翼翼的、过度谨慎的动作，母亲也就放心了，于是她一面注视着他，一面愉快地、赞许地微笑着。
　　在乡间这儿，和孩子们，和他所同情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一道，列文体验到他常有的那种孩子般的快活心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特别喜欢他这种心情。当他和孩子们一道跑的时候，他教他们体操，用他那种怪腔怪调的英语逗得古里小姐发笑，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谈着自己在乡下的事务。
　　午饭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他两人坐在凉台上，开始谈到基蒂了。
　　“您知道吗？基蒂要来这里，和我一道过夏天。”
　　“真的吗？”他说，涨红了脸，为了改变话题，他立刻改口说道：“那么我给您送两头母牛来吧？假使您一定要算钱的话，就一个月付我五个卢布吧；但是您这样可就太对不起人了。”
　　“不，谢谢。我们现在还过得去呢。”
　　“啊，那么好，我去看看您的母牛，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指点您怎样喂牛吧。一切全靠饲料呢。”
　　列文为了改变话题，就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了一套喂牛的道理，说母牛只是把饲料变成牛乳的机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他谈着这个，但却热烈地渴望听到关于基蒂的详情，同时又怕听到。他害怕他那得来不易的内心平静又要被破坏了。
　　“是的，但是这一切都得要有人照料，这里可有谁来照料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没精打采地说。
　　她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帮助，已经把家务料理得这么井井有条，她不想再有所改变；加以，她对于列文的农业知识并不信任。说母牛是产乳的机器这一类道理，她是怀疑的。她觉得这种道理只会妨碍农事。一切照她想来要简单得多：像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的那样，只要多给花斑牛和白胸牛一点饲料和饮料，不让厨师把厨房的泔水给洗衣妇去喂母牛就行了。这是简单明了的。但是关于用谷类和草做饲料的一般道理是靠不住的，模糊的。而且，最重要的，她要谈基蒂的事。十
　　“基蒂来信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孤独和平静是她更渴望的了，”多莉在沉默了一会之后说。
　　“她怎样呢，好些了吗？”列文激动地问。
　　“谢谢上帝，她完全复原了。我从来不相信她的肺有毛病呢。”
　　“啊，我真高兴得很！”列文说，当他这么说着而且默默地凝视着她的时候，多莉感到好像在他的脸上看出了有些叫人怜悯的、无助的表情。
　　“让我问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流露出她那温和而又略带嘲弄的微笑，“您为什么生基蒂的气呢？”
　　“我，我没有生她的气，”列文说。
　　“是的。您生气了。要不然，您为什么到了莫斯科不来看我们，也不去看他们呢？”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脸红到发根了，“我真奇怪以您这样个好心肠的人竟会感觉不到这个。您怎么一点也不怜悯我，您既然知道……”
　　“我知道什么？”
　　“您知道我求过婚，被拒绝了，”列文说，于是一分钟以前他对基蒂所抱着的满腔柔情，立刻转化为由于受到侮辱而产生的愤恨之情了。
　　“您怎么会以为我知道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您误解了；我确实不知道，虽然我这样猜测过。”
　　“那么现在您总知道了。”
　　“我先前只知道发生了一件使她非常痛苦的事，她请求我再不要提起那事情。假使她连我都没有告诉的话，她是决不会对别人说的。但是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告诉我吧。”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
　　“什么时候的事呢？”
　　“我最后一次到你们家里去的时候。”
　　“您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您痛苦的只是自尊心受了伤害……”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但是……”
　　她打断他的话头。
　　“但是她，可怜的孩子……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他说，站起身来。“我要走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再见吧！”
　　“不，再待一会，”她说，抓住他的袖子。“再待一会，坐下吧。”
　　“请，请不要再谈这个了吧！”他说，坐下来，同时感觉得他原以为埋葬了的那种希望又在他心中觉醒和骚动了。
　　“假使我不是喜欢您的话，”她说，泪水涌上她的眼睛，“假使我过去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您的话……”
　　那种原来以为死了的感情逐渐复活了，抬起头来，把列文的心占据了。
　　“是的，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您不会明白的；因为你们男子是自由自在的，样样都随自己选择。你们爱什么人自己总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一个女子处在悬而不决之中，带着女性的、少女的羞涩，她从远远的地方观看你们男子，什么话都只好听信——她可能有，而且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是的。假使不吐露感情的话……”
　　“不，会吐露感情的；但是只想想：你们男子看上一个女子，就到她家里去，和她做朋友，留心观察她，等着看她是不是您的意中人；后来，当您确信您爱她的时候，您就求婚……”
　　“哦，也不完全是这样。”
　　“无论怎样说，当您的爱成熟了或是在您所要选择的两个人中间看中了一个的时候，您就求婚。但是人们并不问少女的。我们希望她自己选择，但她却选择不了；她只能回答‘是’或是‘不’。”
　　“是的，在我和弗龙斯基两人中间选择一个，”列文想，而在他心中复活了的死去的希望又死去了，只是使他感到痛苦的压抑。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人会这样选择新衣裳或是别的物品，但却不是爱情。选定了最好……翻来覆去可不成。”
　　“噢，自尊心，完全是自尊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好像很轻视他的这种感情，因为这种感情比起只有女人才理解的别种感情来就显得很低下了。“当您向基蒂求婚的时候，她正处在一种不能回答的境地。她犹疑不定。在您和弗龙斯基两人之间犹疑。他，她天天看见，而您，她却好久没有看到了。假若她年纪再大一点的话……比方我处在她的地位就决不会犹疑的。我一向就不喜欢他，而结果果然这样。”
　　列文想起了基蒂的回答。她说了：“不，那是不可能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冷淡地说，“我看重您对我的信赖，但是我相信您是误解了。但是不管我做的对不对，您那么鄙视的那自尊心使得我根本不可能想念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了，——您知道，完全不可能了。”
　　“我只再说一句：您知道我是在说我的妹妹，我疼爱她如同疼爱自己的小孩们一样。我也并没有说她爱您，我的意思只是说她当时的拒绝并不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列文说，跳起来了。“要是您知道您是在怎样地伤害我呀。这正像您的一个孩子死了，而他们却对您说：如果他在的话会是怎样，他本来可以活着的，您看见他会多么快乐。但是他却死了！死了，死了！……”
　　“说得多好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尽管列文非常激动，她仍然带着怅惘而又嘲讽的微笑说。“是的，我越来越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那么基蒂在这里的时候您不来看我们吗？”
　　“不，我不来。自然我不会躲避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但是我要尽可能使她不看到我，免得她讨厌。”
　　“您真是说得好笑得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重复说，含着深情凝视着他的面孔。“那么好，就当作我们没有谈过吧。你来做什么，塔尼娅？”她用法语对走进来的小女孩说。
　　“我的铲子在哪里，妈妈？”
　　“我说法语，你也要说法语。”
　　小女孩试着用法语说，但是记不起法语铲子这个字来了；母亲指点她，用法语对她说铲子要到什么地方去找。这给了列文一种很不愉快的印象。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家里和她的小孩们的一切，现在对他说来，再也不像一会儿以前那样富于魅力了。
　　“她为什么要和孩子们说法语呢？”他想；“这多么不自然，多么矫揉造作啊！孩子们也感觉到这点。学习了法语，忘掉了真诚，”他暗自思索，却不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于这事已经再三想过，结果还是相信：即使要牺牲真诚也不能不用那种方法去教孩子们法语。
　　“可是您为什么这样急着走呢？再待一会吧。”
　　列文留下喝了茶，但是他的愉快心情已经完全消失了，他感到不安起来。
　　喝过了茶，他走到门厅去吩咐套上马车，而当他转来的时候，他看见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很激动，面带愁容，泪水盈溢在她的眼睛里。正在列文走到外面去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把她今天一天所感到的幸福和她对她的孩子们所抱着的夸耀完全粉碎了。格里沙和塔尼娅为了争一个球打起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到育儿室的叫声跑去看见他们处在可怕的光景里。塔尼娅揪着格里沙的头发，而他呢，愤怒得脸都变了模样，正用拳头往她身上乱打。这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见这种光景，好像她的心碎了。好像黑暗遮住了她的生活；她感到她引以自豪的这些孩子不但极其平凡，而且简直是不良的、没有教养的、具有粗暴野蛮癖性的孩子，坏孩子。
　　她不能说，也不能想别的事情了；她不能向列文诉说她的不幸。
　　列文看出来她很不快乐，竭力安慰她，说这并不能证明有什么不好，小孩们没有不打架的；但是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心里却想：“不，我对我的小孩们可不会矫揉造作，不会和他们说法语；但是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的。只要不宠坏小孩们，不伤害他们的天性就行了，这样他们就会是很可爱的。不，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的。”
　　他告别了，坐车走了，她没有挽留他。十一
　　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科耶约有二十里的、列文姐姐的地产所在的村子里的村长，到列文这里来报告那里的情况和割草的事情。他姐姐的地产上的主要收入来自河边每年春天被水淹的草场。往年，草是二十个卢布一亩卖给农民的。当列文接手管理这地产的时候，他估量这草场值更多的钱，他就定了二十五卢布一亩。农民们不肯出这个价钱，并且，如列文所猜疑的，他们拦阻了别的买主。列文便亲自到那里去，安排了一部分用雇工，一部分用按收成分摊的办法去割草。他自己的农民想尽办法来阻挠这个新的方法，但是事情终于办成了，第一年草场就获得将近两倍的赢利。去年——正是第三年——农民们还在继续反对，但是草却仍然用同样的方法收割了。今年农民按分摊收成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担任刈割全部的草，现在村长就是来报告草已经割完了，并且说恐怕下雨，他们已经请来管账，当着他的面分配了收获物，一共收集了十一堆作为地主的一份。当他问最大的草场收割了多少干草时，村长回答得吞吞吐吐；他未经允许就那么急急忙忙地把收获物擅自分配了；从农民说话的整个语调听上去又有些异样；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列文觉出这回草的分配里面一定有蹊跷，于是就下定决心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一个明白。
　　列文在午饭时到达那村庄，把马留在他哥哥的乳母的丈夫，他的一个年老的朋友的小屋里，就走到养蜂场去看这老头，想从他口里探听出割草的真情。帕尔梅内奇，一个饶舌的、漂亮的老头，热烈地欢迎列文，把他所有的工作指给他看，把关于他的蜜蜂和今年离巢的蜂群的一切详情都告诉他；但是列文向他问起割草的事情时，他却含糊其辞，不愿回答。这就更证实了列文的猜疑。他走到割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恐怕还装不满五十车，为了要揭发农民们的罪迹，列文吩咐立刻把运草的车拉来，抄起一堆运到仓库去。这堆竟只装了三十二车。不管村长怎样竭力辩白说干草有压缩性，它们堆积过久变得干硬了，以及他怎样赌咒说一切事情都是做得对得起上帝的，列文还是坚持己见，说干草的分配是没有经他吩咐的，因此他不能把那干草当作一堆五十车来接受。经过长久的辩论之后，问题方才得到解决，就是：这十一堆按一堆五十车计算归农民接受，而主人的一份重新分配。争辩和干草堆的分配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当干草分配到最后的时候，列文把监督分配干草的任务委托给管账，自己在以柳树枝作标记的干草堆上坐下，叹赏地眺望着农民的草场。
　　在他面前，在沼地那边的河湾上有一列穿得花花绿绿、高声谈笑的农妇们在移动，而散开的干草在淡绿色草场上很迅速地形成了灰色的蜿蜒的草垛。拿着叉子的男子们跟在妇人们后面走来，灰色的草垛堆成了宽阔的、高高的柔软的草堆。在左边，大车在割光了的草地上辚辚地驶过，干草一大叉一大叉地被抛起，草堆一个一个地消失，代替的是载满大堆芬芳干草，干草直垂到马臀上的一辆辆大车。
　　“多么好的割草的天气啊！一定会是很出色的干草呢！”一个老头子说，在列文身旁蹲下来。“简直是茶叶，哪里是干草！你看他们把干草拾起来，就像鸭子拾起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一样！”他指着逐渐变大的草堆，补充说。“午饭过后他们运了一多半了。”
　　“最后一车吗，呃？”他向一个青年农民说，那青年赶着车在他身边驶过，停在一辆空车前面，摇晃着大麻制的缰绳绳头。
　　“最后一车了，爹！”年轻人叫着，勒住了马，微笑着掉转头来，望了望一个坐在大车里也在微笑的、活泼的、玫瑰色面颊的年轻农妇，然后就驱车前进。
　　“那是谁？你的儿子吗？”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子露出亲切的微笑说。
　　“一个多好的小伙子呀！”
　　“这孩子还算不坏哩。”
　　“已经娶了亲吗？”
　　“是的，到今年圣菲利普节①恰好两年了。”
　　--------
　　①圣菲利普节，圣诞节前的第四个星期日。
　　“有小孩了吗？”
　　“哪会有小孩！整整一年多他什么都不懂，而且还害臊呢，”老头子回答。“哦，多好的干草！真正像茶叶一样哩！”
　　他重复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列文更注意地凝视着伊万·帕尔梅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把干草装上车去。伊万·帕尔梅诺夫站在车上，接受，放好，并且踏平大束的干草，那是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灵巧地递给他的，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递上来，后来才用叉子叉上。年轻的农妇从容地、愉快地、敏捷地劳动着。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上她的叉子，她先把干草耙松，用叉子刺进去，然后用敏捷的、有弹性的动作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叉上，然后立刻把她的系着红带的背一弯，她挺起身子，昂起她那白衬衣下面的丰满胸部，灵活地转动叉子，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上车去。伊万显然想尽力使她不要多费力气，连忙大大地张开两臂接了她投来的一束束干草，把它们平平地摊放在车上。当年轻的农妇把最后剩下的干草耙拢来的时候，她拂去落在她脖颈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皙前额的红头巾，爬到车底下去捆扎。伊万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他大声笑出来。在两人的面孔表情上可以看出强烈的、富于青春活力的、刚刚觉醒的爱情。十二
　　干草车捆好了。伊万跳下来，拉着缰绳牵走了那匹温顺的、毛色光滑的马。他的年轻的妻子把耙子投掷在大车上，就迈着有力的步子，摇动着两臂，走到围成一圈在跳舞的妇人们那里去。伊万驶到大路上去，加入到其他的载重大车的行列中去。农妇们的花花绿绿的衣衫闪烁着异彩，把耙掮在肩上，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着。一个粗声粗气的、未经训练的女人声音蓦地唱起歌来，唱到叠句的时候，随即有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来。
　　妇人们唱着歌渐渐走近列文，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住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合着那狂野而快乐的，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的歌声的节拍颤动起伏着。列文羡慕她们的这种健康的快乐；他渴望参与到这种生活的欢乐的表现中去。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躺着观看倾听。当农民们和歌声一道从视线和听觉中消失的时候，一种由于自己很孤独，由于身体不活动，由于他的愤世嫉俗而引起的沉重的忧郁之情就袭上列文的心头。
　　几个为干草的事和他争吵得最凶的农民，他责骂过的、想要欺骗他的农民，正是这几个农民愉快地向他点头致意，显然没有而且也不能怀恨他，对于曾经想要欺骗他这件事也不但毫不懊悔，而且连记都不记得了。一切都淹没在愉快的共同劳动的大海中了。上帝赐与了岁月，上帝赐与了力量。岁月和力量都贡献给了劳动，而报酬就在劳动本身。劳动是为了谁？劳动的结果又怎样？这些都是无谓的考虑——无关宏旨的。
　　列文常常叹赏这种生活，他常常对于过着这种生活的人抱着羡慕之意；但是今天第一次，特别是由于看了伊万·帕尔梅诺夫对他年轻妻子的态度而深受影响，他的脑海里明确地浮现出这样的念头，他能否把他现在所过的乏味的、不自然的、无所事事的、独身的生活换取这种勤劳的、纯洁的、共同的美好生活，这全在他自己。
　　坐在他旁边的老头子早已回家去了；人们都已星散。住在近处的回家去了，远处来的聚在一起晚餐，在草场上过夜。列文没有被人们看到，依旧躺在草堆上，还在凝望、静听和沉思。留在草场上过夜的农民们在短短的夏夜里几乎整夜不睡。起初可以听见大家一道晚餐的欢乐的谈笑声，随后又是歌声和哄笑。
　　漫长的整整一天的劳动在他们身上除了欢乐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黎明之前，一切都寂静了。除了沼地里不停的蛙鸣，和笼罩草场的破晓前晨雾里发出的马的喷鼻声以外，再也听不到夜晚别的声音了。清醒了，列文从草堆上爬起，仰望着繁星，他知道夜已经过去了。
　　“哦，我做什么好呢？我怎样着手呢？”他自言自语，极力想替自己把他在这短短的一夜里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他所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是抛弃自己过去的生活，抛弃自己的完全无用的学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会给与他快乐，而且对他说来是简单容易的。另一类的思想和想像是有关他现在所渴望过的生活的。他明晰地感觉到这种生活的单纯、纯洁和正当，而且深信他会在这种生活中寻找到他所痛感缺乏的满足、平静和高尚品德。但是第三类的思想却围绕着怎样使旧生活转变成新生活的问题。而这里面他没有一个念头是明确的。“要娶妻吗？要劳动和有劳动的必要吗？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吗？买地吗？加入农民一起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怎样办才好呢，”他又问自己，仍旧找不出答案。“不过，我整整一夜没有睡，我想不清楚了，”他对自己说。“我以后会想通的吧。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这一夜把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过去所做的家庭生活的美梦都是荒谬的，简直不是那么回事，”他对自己说。“一切都简单得多，好得多……”
　　“多么美呀！”他仰望着正在他头上天空中央的那片洁白的羊毛般的云朵所变幻出的奇异的珍珠母贝壳状云彩，这样想。“在这美妙的夜里，一切都多么美妙啊！那贝壳一下子是怎样形成的呢？刚才我还望着天空，什么都没有，只有白白的两条。是的，我的人生观也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他走出草场，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微风吹拂，天空显得灰暗阴沉。在光明完全战胜黑暗的黎明将要来临之前，通常总有一个幽暗的顷刻。
　　冻得瑟缩着，列文迅速地走着，眼睛望着地面。“什么？谁来了？”他想，听到了铃铛的玎珰声，抬起头来。在离他四十步远的地方，一辆驾着四匹马的、车顶上放着皮箱的马车沿着他正走着的长满了草的大路迎面驶来。辕马在辕木间挤着避免踏在辙迹上，但是斜坐在车夫台上的熟练的马车夫却掌握着，使辕木对准辙迹，这样，车轮又在平坦的道路上转动了。
　　列文只看见了这些，并不想知道来的会是什么人，他漠然地向马车里望了一眼。
　　马车里，一个老太婆在角落里打盹，而在窗旁，坐着一位年轻姑娘，两手拉住白帽子的丝带，显然是刚醒过来。脸上喜气洋溢，若有所思，充满了列文不了解的微妙复杂的内心生活，她越过他的头上眺望着东方的曙光。
　　就在这景象消失的一瞬间，那双诚实的眼睛望了望他。她认出他来，她的面孔惊喜得开朗起来。
　　他决不会看错的。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眼睛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给他把生活的一切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这就是她。这就是基蒂。他明白了她正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在那不眠的一夜里使列文激动不安的一切事情，他所下的一切决心，全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怀着憎恶回想起他要娶一个农家女的梦想。只有在那里，在那向道路那边疾驰而去的、转眼就要消逝了的马车里面，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够解决最近使他那么苦恼的生活之谜。
　　她没有再朝外面眺望。车轮声已听不到了，铃声也只隐隐约约听得见了。犬吠声证明马车已经穿过村子，剩下的只有周围空旷的原野、前面的村落和他孤单单一个人在荒凉的大路上踽踽独行。
　　他仰望了一下天空，期望看到他所叹赏的、他看成那夜的思想感情的象征的那贝壳形的云朵。天上可一点也没有像贝壳形的东西。在那里，在深不可测的高空，起了神秘的变化。没有丝毫贝壳的踪影，在大半边天上铺展着一层越来越小的羊毛般的云朵。天空渐渐变得蔚蓝和明亮了；带着同样的柔和，但也带着同样的疏远，它回答了他的询问眼光。
　　“不，”他对自己说，“不管这单纯和劳动生活有多么好，我也不能回到这里来了。我爱她。”十三
　　除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虽然最冷静、最有理智的人，却有一种和他的性格总的倾向正相反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或看见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无动于衷。看到眼泪，他就会激动起来，完全丧失了思考力。他部里的秘书长和他的私人秘书都懂得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请愿的女人们千万不要流泪，如果她们不想错过良机的话。“他会冒起火来，不听你的话了，”他们这样说。而实际上，在这种场合，眼泪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所激起的混乱情绪的确是表现在急躁的愤怒上面。“我无能为力。请你走吧！”他在这种场合总是这样喊叫。
　　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把她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告诉了他，随着就蓦地哭起来，两手掩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心中对她产生了愤恨之情，但同时也感到了眼泪所照常引起的那种情绪的激动。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当时流露任何感情都是不适宜的，他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现压抑在自己心中，因此没有动一动，也没有望她一眼。这就是他脸上呈现出那种死人般的僵冷的奇怪表情的原因，那表情给了安娜那么深刻的印象。
　　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他扶她下了马车，极力控制住自己，带着他惯常的有礼貌的态度向她道了别，说了句含含糊糊的话；他说他明天把会他的决定告知她。
　　他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给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以剧烈的创痛。由于她的眼泪所引起的那种对她的生理上的怜悯使创痛加剧了。但是当只有他一个人在马车里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完全摆脱了那种怜悯，并且也摆脱了最近苦恼着他的那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这就使得他又惊异又欢喜了。
　　他体验到就像一个人拔了一颗痛了好久的龋齿那样的感觉。经过了可怕的痛楚和好像把什么巨大的、比头还大的东西从牙床拔下来那样一种感觉之后，患者，几乎还不相信他自己的幸运，忽然感到败坏了他的生活那么久，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能够生活和思想，以及对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味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他感到他又能够生活，又能够思索他妻子以外的事情了。
　　“没有廉耻，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一向就知道这一点，一向就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为了顾全她，极力欺骗自己，”他暗自说。而他真的觉得好像他一向就看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的详细情景，他以前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这些情景却明白地表明了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怪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而在她。但是我和她没有关系了。在我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
　　她和她儿子将遭遇到的一切——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地变了——已不再使他关心。现在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抖落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他的活跃的、光明正大的、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最于自己有利、因而也是最正当的。
　　“我不能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的缘故而使自己不幸；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摆脱她使我陷入的这种困境。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方法，”他对自己说，愈益愁眉紧锁了。
　　“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例证且撇开不讲，从最近大家从新回忆起来的《美丽的爱莲娜》中密尼拉依①起，现代上流社会中妻子对丈夫不贞的实例一一浮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想像中。“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就连德拉姆，这么个正直有为的人物……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想着。“纵然有一种不合理的ridicule②落在这些人头上，但是我从来只把这个看做一种不幸，而且总是对这种事抱着同情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虽然这并非事实，他对这种不幸从来不曾同情过，而他听到背弃丈夫的不贞的妻子的事例越多，他就越重视他自己。“这是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的不幸。而这种不幸已经降临到我头上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逃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开始一一思考着和他同样处境的人们所采用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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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丽的爱莲娜》是德国作曲家奥芬巴哈（1819—1880）所作滑稽歌剧，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极为流行。密尼拉依是该剧中被欺骗的丈夫的可笑的角色。
　　②法语：嘲笑。
　　“达里亚洛夫决斗了……”
　　决斗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年轻时候是特别醉心的，正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他自己也十分明白这一点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起手枪对准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所以他生平从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怖心理在他年轻时候常常使他想起决斗，设想他将不能不把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那种情景。功成名就，获得了巩固的社会地位以后，他早已忘却这种心情了；但是这种心情的惯性又抬头了，害怕自己胆怯的心情现在变得这样强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各方面把决斗的问题考虑了好久，用决斗的念头来聊以自慰，虽然事先他十分清楚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不会和人决斗的。
　　“无疑地，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野蛮（英国又当别论），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的意见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尊重的），把决斗看做很对的事；但是这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定我找他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对自己说，于是在这里历历在目地想像着他在挑战之后将要度过的一夜和那瞄准他的手枪，他战栗了，了解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我怎样射击，”他尽自想下去，“并且把我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我扳了枪机，”他自言自语说，闭上眼睛，“结果我打死了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说，一面摇着头，好像要驱除这些无谓的念头似的。“为了要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而谋杀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还得决定怎样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发生的事是——我将会被打死或是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会成为牺牲者——被打死或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但是撇开这个不说，挑战出于我这一方面也不算是正直的行为。我的朋友们不会让我决斗——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这一点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吗？结果会怎样呢？事先明明知道决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成了好像我只是以这样的挑战来沽名钓誉似的。这是不正直的，这是虚伪的，这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毫无道理的，谁都不会期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只是保护我的名誉，为了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公务上的活动，名誉是不可缺少的。”一向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关系非常重大的公务上的活动，这时在他看来就格外重要了。
　　经过考虑，抛弃了决斗的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转到离婚的念头上——他所记得的好些被侮辱的丈夫所选取的另一个解决方法。他一一思量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他非常熟悉的上流社会里是很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找不出一个实例的离婚的目的和他现在所抱着的目的一样。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丈夫实际上是把不贞的妻子出让或是出卖了，而因为犯了罪、没有权利再结婚的一方，就和一个自命为丈夫的人结上了不正当的、非法的婚姻关系。在他现在的情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了，要获得合法的离婚，就是说，把犯罪的妻子休弃了事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以他所处的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可能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来即使有可能，他们生活的一定的体面也不容许把那样的证据提供出来，提供出来徒然使他在舆论中受到比她更大的贬责而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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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按照俄国法律，离婚中犯罪的一方不能再结婚，同时必须有通奸的见证方准离婚。
　　离婚的企图只会弄到涉讼公庭，丑声四播，给他的敌人们以绝好的机会来诽谤和攻击他，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息事宁人，这也不是离婚所能达到的。而且，假若离婚，或甚至企图离婚的话，那么，妻子会和丈夫断绝关系，而和情人结合，这是很显然的。虽然他现在觉得他对妻子完全抱着轻蔑和冷淡的态度，然而在他的心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她还剩下这样一种感情——就是，不愿意看见她毫无阻碍地和弗龙斯基结合，使得她犯了罪反而有利。单只这个念头就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激怒，他一想起这个，就痛心得呻吟起来，他抬起身子，在马车里变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很长时间内他皱着眉坐在那里，把他的容易受寒的、瘦骨嶙嶙的两腿包在毛茸茸的绒毯里。
　　“除了正式离婚之外，还可以照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做——就是和妻子分居，”他镇静下来时继续想。但是这个办法也和离婚的办法一样会损害名誉，而尤其要紧的是，分居也恰如正式离婚一样，会使他的妻子投到弗龙斯基的怀抱中去。“不，这是不成的，不成的！”他大声说，又把绒毯拉了一拉。“我不应当不幸，但是她和他却不应当是幸福的。”
　　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那种嫉妒心情，一到那病牙被他妻子的话猛力拔去的时候就消失了。但是那种心情却被另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所代替：那就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犯的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种感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渴望她因为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受苦。又细想了一遍决斗、离婚、分居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又一次抛弃了这些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途径了：就是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断绝他们的私情，而更重要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去惩罚她。“我得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就是说，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所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一切别的解决办法对于双方都比表面上的statusquo①更坏！在她遵守我的意愿，即是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系的严格的条件之下，我答应维持现状。”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终于采取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就浮上了另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只有这么办，我才是依照宗教行事，”他对自己说。“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的犯罪的妻子，却给予她悔悟的机会；而且，纵然这使我很难受，我还是要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尽我的一份力量。”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对他的妻子决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而使她悔悟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也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度过这些痛苦时刻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寻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正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时候，宗教认可他的决定使得他完全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这样的紧急关头，谁也不能够说他没有依照宗教教义行事——他总是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之中高举起宗教的旗帜的——他就觉得非常高兴。当他进一步考虑到今后的问题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不能仍旧像以前一样。不消说，他再也不能够恢复对她的尊敬了，但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了她是一个堕落的、不贞的妻子而扰乱他的生活，使他苦恼。“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它会把一切都弄停当的，旧的关系又会恢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那就是说，恢复到这种地步，我不会感到我的生活中有裂痕了。她应该不幸，但是过错不在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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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丁语：维持现状。十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快到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坚持着他的决定，甚至已经打好写给他妻子的书信的腹稿。走进门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眼部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吩咐把它们拿到书房里去。
　　“把马卸下来，我什么人都不见，”他回答门房的问话，带着一种表示他心情愉快的相当得意的声调，特别加重地说了“什么人都不见”这句话。
　　在书房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回踱了两次，就在一张大书桌旁站定，仆人点了六支蜡烛放在桌上。他把指关节扳得哔剥作响，坐下来，理出了文具。两肘搁在桌上，他把头歪在一边，想了一会，就动笔写起来，一刻都不停。他没有对她用什么称呼，而是用法语写的，使用了代词“您”，这个字眼并不含着像在俄语中那样冷淡的意味。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曾向您表示，关于我们所谈的问题，我要把我的决定告知您。把一切事情仔细考虑一番之后，我现在就是抱着实践那个诺言的目的来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割断由神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纽带。家庭不能被反复无常、任性妄为，甚至夫妇一方的罪恶所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我，对于您，以及对于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于引起现在这封信的那件事，已经而且正在悔悟，而且我深信您会同我和衷共济地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而忘却过去的事。倘若不然，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如何。这一切我希望见面时再详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终了，我请求您尽速回到彼得堡来，至迟不要超过礼拜二。我为您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请您注意，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
　　阿·卡列宁
　　附上您可能需要的钱——又及。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尤其满意的是他没有忘记在信里附钱；信里没有一句苛酷的话，没有谴责，也没有过分的宽容。最重要的，这是为她的归来而架起的一座黄金的桥梁。折好了信，用沉重的象牙小刀按平了，就把它和钱一道放进信封里，他带着每当他使用他那精致的文具时感到的满足，按了按铃。
　　“把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说，立起身来。
　　“好的，大人！茶要送到书房里来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于是，他一面玩弄着沉重的裁纸刀，一面向圈手椅走去，在椅子近旁给他预备好了一盏灯和一本他已开始阅读的论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在圈手椅上方悬挂着嵌在金框里面的、椭圆形的、由一位有名的画家美妙地描绘出来的安娜的画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它一眼。深不可测的双眸正像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那个晚上一样嘲弄而又傲慢地凝视着他。被画家绝妙地描摹出来的头上的黑色饰带，乌黑的头发和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这一切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似乎都暗示出一副令人难堪的傲慢和挑衅神气。对那画像望了一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战栗起来，嘴唇发抖，发出“布布”的响声，他扭过脸去。他连忙在圈手椅上坐下，打开那本书。他试着去读，但是他不能够唤回他以前对埃及象形文字所感到的强烈兴味了。他眼睛望着书，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不是在想他的妻子，而是想着最近在他的官场生活中所发生的、现在成了他的公务上主要兴味的一场纠纷。他感觉到他现在比以前更透彻地了解了这场纠纷，而且感觉到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可以毫不自夸地这样说——可以弄清楚全部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因而对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仆人刚摆上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身来，向写字台走去。他把公文夹移到中央，带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自满的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门阅读关于当前纠纷的复杂的报告。那纠纷是这样一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为政客的特色，那是每个步步高升的官吏所特有的那是和他热衷功名、克己、正直和自信一道造成了他的地位的，就在于他蔑视官样文章，减少公文往返，尽量接触活生生的事实，以及力图节约。恰巧六月二日有名的委员会提出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的灌溉问题，①那事务是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部里管辖的，成了铺张浪费和文牍主义的显著实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这是实情。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前任的前任所创办的。这个事务确已花费而且还在花费大量的金钱，而毫无收益，全部事务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接任立刻就觉察出这个，原来就想调查这个事务的。但是当初他感觉得他的地位还不够巩固，他知道这样做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这会是不明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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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八七三年的饥荒之后，出现了许多灌溉萨马拉草原的方案。不管这些方案的实际意义如何，但它们可以领取津贴，而且是可以不费力气发财的途径。
　　后来，他就着手于别的事情去了，简直忘了这件事情。这个事务像其他一切事务一样，完全借着惯性自动进行。（许多人靠着灌溉事务为生，特别是一家非常正直的爱好音乐的人家：这一家所有的女儿都会弹奏弦乐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家人家相识，做过他们的大女儿的男主婚人。）这个问题由敌对的部提出，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看来，是不正当的，因为每个部都有与此类似的或比这更坏的事情，却都因为众所周知的官场礼节的缘故，而没有人来揭发。但是，现在既已向他挑战，他就只好勇敢地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他也没有向对手示弱。他要求另外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安置该省少数民族的状况①。这个案子是在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上偶然被人提出，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予以积极支持的，他认为这个提案，从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看来，是刻不容缓的。在委员会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部之间的互相争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敌对的一个部证明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极为兴旺，而提出的改革适足以破坏他们的繁荣，并且证明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不外是起因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没有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算要求：第一，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赋予现场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权力；第二，假如少数民族的状况果真像委员会手里的公文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就另外任命一个新的研究委员会，从（一）政治、（二）行政、（三）经济、（四）人种学、（五）物质、（六）宗教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少数民族现在所处的这种不幸状态所曾采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它的行动，照在委员会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一五号和一八三○八号的报告看来，好像和T……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触。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迅速地把这些思想的大意写下来时，他的面孔泛溢着兴奋的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对那书的兴趣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现在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这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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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安排少数民族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乌发省和奥连堡省的巴什基尔人占有十一万亩土地。为了达到“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政府鼓励从俄罗斯中央各省去的移民向巴什基尔人租赁土地。一般租赁的地段是无条件的，这就给滥用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一八七一年通过了以优惠办法出售荒地的特殊条例。从此就开始了私自盗卖国家的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奥连堡省总督办公厅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一舞弊事件。当这一事件被宣扬出去之后，国家财产部部长瓦卢耶夫不得不辞职。十五
　　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当她想到弗龙斯基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她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像里重复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家庭女教师。
　　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
　　我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
　　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感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二重的一样。她有时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惧的是什么，她希望的是什么。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噢，我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疼痛。当她清醒了的时候，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她跳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
　　“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了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
　　“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
　　“他大概又淘气了，”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
　　“怎么回事？”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一想起她的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了，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同弗龙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尽管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得尽快地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逃脱出来。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镇静下来。
　　她连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谢廖沙全身白服，弯着背和头，正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正在理他手里拿着的花。
　　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峻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踌躇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她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
　　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冗长而详尽地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顽皮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了我的儿子走。”
　　“是的，真是坏得很，”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膊，她毫不严厉地，却用一种使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的眼光望着他，她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探索出由于桃子的事他会遭到什么结果。
　　“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以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她感到眼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眼睛。“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责斥我吗？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几乎跑一般地走到外面凉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以后，寒冷的、晴朗的天气降临了。在透过刚被雨冲洗过的树叶的灿烂阳光里，空气是寒冷的。
　　她因为寒冷和内心的恐怖而颤抖了一下，那种恐怖在露天的清新空气里以新的力量袭击她。
　　“去，到Mariette那里去，”她对跟着她走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她就开始在凉台的草席上来回踱着。“难道他们不饶恕我，不了解这一切是怎样出于不得已吗？”她自言自语。
　　她站住了，望了望白杨的梢头在随风摇曳，它那刚被雨冲洗过的叶子在寒冷的日光里灿烂地闪烁，她知道他们不会饶恕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现在都会像那天空，那青枝绿叶一样对她毫无怜恤。她又感到一切都在她心里变成二重的了。“我不要，不要想了，”她自言自语。“我得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什么时候走呢？带谁呢？是的，搭夜车上莫斯科去。安努什卡和谢廖沙，和几件必需用的东西。但是我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个。”她迅速地走进户内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在桌旁坐下，写信给她的丈夫：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要走了，带了我的儿子一道。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留在双亲的哪一方；但是我带了他走，因为我没有他不能够生活。请宽大一点，让他跟了我去吧。
　　她迅速而自然而然地写到这里，但是请求他宽大，她不相信他会宽大的，以及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这就使她写不下去了。
　　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悟，因为……
　　她又停下了笔，她的思想连贯不起来了。“不，”她自言自语，“没有必要这样写，”于是撕了信，她重新写过，没有提到宽大，然后封了起来。
　　另外还得写封信给弗龙斯基。“我告诉了我丈夫，”她写着，坐了好久，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这是那样粗俗，那样不像女人。“我还能再对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又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了他的镇静，一种对他的怨恨之情使她把她已经写下一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写什么的必要，”她自言自语，于是关上带吸墨纸的文件夹，她走上楼去，对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就立刻动手收拾起行李来。十六
　　别墅里所有的房间都挤满了走来走去搬运行李的挑夫、园丁和仆人。壁柜和大柜都打开了；两次派人到店里去买绳子；报纸撒了满地。两口箱子、几只手提皮包和用皮带束住的毛毯被搬到了大厅。一辆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台阶下。安娜因忙于收拾行装而忘记了内心的激动，正站在她自己房间里的桌子旁边检点着她的旅行皮包，正在这时，安努什卡使她注意到一辆马车驶近的声音。安娜从窗口望出去，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信差在台阶上按大门的门铃。
　　“去看看什么事，”她说，抱着一种准备承受一切的镇静态度在圈手椅里坐下，两手搭在膝头上。仆人拿了一个上面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笔迹的厚厚的小包进来。
　　“信差奉命要候回音，”他说。
　　“好的，”她说，他一走出房间，她就用颤栗的手指拆开了信。一卷还没有折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了出来。她打开信，开始从末尾读起。“我为您的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她读着。她看下去，随后又倒回来，读了一遍，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她读完了的时候，她感到浑身发冷，感到一种出乎她意料的可怕的不幸降临到她头上。
　　早晨她还后悔不该对她丈夫说，她唯一希望的就是没有说这话。而这里，这封信就当她的话没有说一样，而且给予了她所愿望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封信在她看来却比她所能设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她说。“自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教徒，他宽大得很！是的，卑鄙龌龊的东西！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这个，而且谁也不会了解，而我又不能明说出来。他们说他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虔诚、道德高尚、正直、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竭尽全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努力爱他，当我实在不能爱我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而他现在怎样呢？要是他杀死了我，要是他杀死了他的话，一切我都会忍受，一切我都会饶恕的：但是不，他……”
　　“我怎么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呢？他做的正好符合他的卑鄙的性格。他要始终是对的，而我，已经堕落了，他还要逼得我更堕落下去……”“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起了信上的话，“这是要夺去我儿子的威胁，而且大概照他们那愚蠢的法律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甚至连我对我儿子的爱都不相信，要么他就是轻视这种爱（正如他老是嘲笑它一样）。他轻视我的这种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会舍弃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舍弃我的孩子，即使和我所爱的人一道，没有我的孩子，我还是活不下去；但是他知道如果我舍弃了我的孩子，从他那里跑掉，那我的行径就会和最无耻、最卑劣的女人一样。他知道那个，知道我不能够那样做。”
　　“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又想起信上另一句话。“那生活过去已经够苦的了，近来更可怕。今后又会怎样呢？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我要呼吸，我要爱而悔悟；他知道这样下去，除了说谎和欺骗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了解他；我了解他乐于在虚伪中游泳，正像鱼在水里游一样。不，我不会给他那种快乐，不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擒住我的那面虚伪的蛛网。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
　　“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有过像我这么不幸的女人吗？……”
　　“不，我一定要冲破，我一定要冲破！”她叫了一声，跳了起来，忍住眼泪。然后她走到写字台前，打算再写封信给他。但是，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她没有力量去冲破一切，她没有力量跳出她过去的处境，不管那处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在写字台旁坐下，但是没有写信，她把两臂搭在桌上，头伏在胳臂上，哭起来，胸脯起伏，呜咽着，像小孩哭一样。她哭，因为她曾梦想她的处境快要弄清楚，明确，而那梦想如今是永远破灭了。她预料到一切仍会像过去一样，甚至会比过去坏得多。她感觉到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来那么无足轻重的，那地位对于她还是非常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抛弃了丈夫和儿子去投奔情人的那种女人的可耻处境；不管她怎样竭尽心力，她总不能够变得比本来的她更坚强。她永远不会尝到恋爱的自由，却会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时时感到罪迹被揭发的威胁，为了和一个她所不能共同生活的、同她很疏远的、无拘无束的男子结上可耻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同时这事情又是这样可怕，她连想都不敢去想事情会如何了结。
　　她尽情地哭泣着，像小孩受了处罚时哭泣一样。
　　仆人的脚步声迫使她振作起精神来，她扭过脸不望着他，装出在写信的模样。
　　“信差问有没有回信，”仆人报告。
　　“回信？好的，”安娜说。“叫他等一等吧。我会按铃的。”
　　“我能够写什么呢？”她想。“我一个人能够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爱什么呢？”她又感到她的心开始分裂成二重了。这种感觉又使她感到惊骇，于是她就抓住了她想到的可以排遣愁闷的第一个行动的口实。“我得去看阿列克谢（她心里是这样叫弗龙斯基的）；只有他能够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要到贝特西家去，我也许可以在那里见到他，”她自言自语，完全忘记了当昨天她告诉他她不去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的时候，他说过既是那样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前，写了个字条给她丈夫：“来信收到了。——安。”于是，按了按铃，把它交给了仆人。
　　“我们不走了，”她对走进来的安努什卡说。
　　“一直不走了吗？”
　　“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解开，叫马车等着。我要到公爵夫人家去。”
　　“我拿什么衣服来呢？”十七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请安娜来参观的槌球是由两位贵妇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两位妇人是彼得堡一个新的上流社交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个团体以模仿之模仿自称为lesseptmervoillesdumonde①。这两位妇人所属的社交团体，虽是最上流的，却和安娜所出入的社交团体是完全敌对的。而且斯特列莫夫老人，彼得堡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由于这一切顾虑，安娜原来不打算去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信上的暗示就是针对她可能拒绝而发的。但是安娜现在却急于想去，希望在那里见到弗龙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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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世界七奇。
　　安娜到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比其他的客人们都早。
　　正在她进门的时候，弗龙斯基的仆人，颊髭梳理得像侍从武官一样，也走了进来。他在门边站住，脱下帽子，给她让了路。安娜认出他来，这时才想起弗龙斯基昨天对她说过他今天不来，他大概是送信来通知这事的。
　　当她在门厅脱下外衣的时候，她听到那仆人连发卷舌音也像侍从武官一样，说了句：“伯爵给公爵夫人的，”就把信交了。
　　她真想问问他的主人在什么地方。她真想转回去，写封信叫他来看她，或是她亲自去看他。但是这几个办法都行不通了。她已经听到铃响通报她的到来，而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仆人已经侧着身子站在敞开的门边，等候她走进里面的房间去。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马上会有人去通报的。您愿意到花园去吗？”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个仆人报告说。
　　犹豫不定的心情还是和在家里一样，实际上是更加厉害了，因为不能够有所行动，不能够见到弗龙斯基，反倒要留在这里，留在这些不相干的、和她现在的心情那么不相投合的人们里面。但是她穿着她知道很合身的衣服；她不是孤单单一个人，周围都是她所熟悉的那种奢华懒散的气氛，她感觉到比在家里轻松一些了；她不用去想她该做什么。一切都听其自然。看见贝特西穿着一件雅致得使她惊讶的雪白服装向她走来，安娜像往常一样地对她微微一笑。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同图什克维奇和一位年轻小姐一道走着，那位小姐是她的一个亲戚，她在有名的公爵夫人家里过夏天，这使她那在外省的父母大为高兴。
　　安娜的神色一定有些异样，因为贝特西立刻觉察出来。
　　“我没有睡好，”安娜回答，注视着朝着她们走来的仆人，据她猜想，他一定拿来了弗龙斯基的信。
　　“您来了我多高兴呀！”贝特西说。“我累极了，正想在他们来之前喝一杯茶呢。您去吧，”她对图什克维奇说，“和玛莎一道去试试槌球场，就是割了草的那地方。我们喝着茶还有时间谈谈心呢，we’llhaveacosychat①，好吗？”她用英语对安娜说，带着微笑，握着她的拿伞的那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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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语：我们来促膝谈心吧。
　　“好的，特别是因为我不能在您这里逗留很久，我还得去看弗列达老夫人呢。我答应去看她总有一百年了，”安娜说，说谎原来是违反她的本性的，但在社交场中，说谎对于她不但变得又简单又自然，并且给与她一种乐趣。
　　她为什么说了她在一秒钟以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她怎么也解释不清。她说这话只是因为想到弗龙斯基既不会来这里，她就不如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好想个别的方法去和他会面。但是她为什么单单说了老女官弗列达，她去看她同去看许多旁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她可解释不出来；但是结果证明，要想出一条去看弗龙斯基的妙计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不，我怎样也不放您走，”贝特西回答说，紧盯着安娜的脸。“真的，我如果不是爱您的话，我简直要生气了。真要使人认为您是害怕我的朋友会妨碍您的名誉哩。在小客厅里预备好茶，”她照平常一样眯缝着眼睛对仆人说。从他手里接过信来，她看了一遍。“阿列克谢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信上说他不能来，”她补充说，用一种那么单纯而又自然的口吻，好像她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对于安娜，弗龙斯基竟会比槌球球员更有意义。
　　安娜明白贝特西什么都知道，但是，听见她在自己面前这样说弗龙斯基，她一时间几乎要相信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哦！”安娜漠不关心地说，好像对于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兴味似的，她微笑着继续说：“您的朋友怎么会妨碍人家的名誉呢？”这种语言游戏，这种隐瞒秘密，对于安娜像对所有的妇人一样，有一种莫大的魅力。并不是非隐瞒不可，也不是隐瞒有什么目的，而是隐瞒的过程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起来，他们都是社交界的精华之精华呢。而且他们到处受人欢迎，而我，”她特别着重我这个字眼，“从不苛刻和褊狭。
　　我只是没有时间。”
　　“不，您也许不愿意看见斯特列莫夫吧？让他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委员会上去互相攻击吧，那不干我们的事。但是在社交界，我知道他是一个最和蔼可亲的人，而且是一个热心的槌球家。您等等就会看到的。以他那么大的年纪，做丽莎的痴心情郎，处境虽然很好笑，但是您该看看他处在这种境地是怎样应付自如的。他真是有趣极了。萨福·施托尔茨，你不认识吧。啊，那是一个新的、完全新的典型。”
　　贝特西一口气说下去，同时从她的愉快、机灵的眼光，安娜感觉到她有几分猜到了她的处境，正在替她有所筹划。她们是坐在小房间里。
　　“可是我得回阿列克谢一封信，”说着贝特西就在桌前坐下，写了两三行，把它放进信封里去。“我写信叫他来吃饭。我说有一位太太在这里吃饭，没有男子作陪。您看我这样措辞会说动他吗？对不起，我要走开一会。请您把信封起来，叫人送去，好吗？”她从门口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吩咐呢。”
　　片刻也不思索，安娜在放着贝特西的信的桌子前坐下，连看也没有看，就在下面写着：“我急着要见你。请到弗列达花园来。我六点钟在那里等。”她封好信，待贝特西转来的时候就当着她的面把信交给人送走了。
　　茶已摆好在凉爽的小客厅里的小茶桌上，两个妇人真的在客人到来之前作了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所应许的acosychat。她们评论着她们在等候的人，谈话落到丽莎·梅尔卡洛娃身上。
　　“她可爱极了，我一向很喜欢她，”安娜说。
　　“您应该喜欢她。她为您着迷了。昨天她看过赛马后跑到我这里，没有看到您，大为失望。她说您才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中的女主人公哩，并且说她倘若是一个男子的话，她是一定会为您颠倒的。斯特列莫夫说她事实上已经颠倒了。”
　　“可是请您告诉我。我始终不明白，”安娜沉默了一会之后说，她的声调显露出她并不是在问一个无所谓的问题，她所问的问题对于她比实际上更重要。“请您告诉我，她和卡卢日斯基公爵，那个人们称做米什卡的，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难得看见他们一次。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呢？”
　　贝特西眼睛里含着笑意，紧盯着安娜。
　　“这是一种新的方式，”她说。“他们都采取了这种方式。
　　他们把什么舆论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是抛法有各种各样的。”
　　“是的，可是她和卡卢日斯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贝特西突然发出快乐的抑制不住的大笑，那种笑在她是少有的。
　　“您侵入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领域了。那是可怕的孩子才会提出的问题哩。”说着，贝特西显然努力想控制自己，但是控制不住，终于迸发出不常笑的人们笑起来的时候那种富于感染性的笑声。“您还是去问他们自己吧，”她含着笑出来的眼泪说。
　　“不；您尽管笑，”安娜也不由自主地笑了，“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不明白丈夫做什么的。”
　　“丈夫？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给她拿披肩，随时供她使唤。但是其中的内情，是没有人要打听的。您知道在上流社会里，甚至像化妆的某些细节是没有人去谈论或是去想的。
　　这也是一样。”
　　“罗兰达克夫人的庆祝宴会，您去不去呢？”安娜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我不想去，”贝特西回答，没有望着她的朋友，她动手把芬芳的茶斟在小小的透明的茶杯里。把茶杯移到安娜面前，她取出一支烟卷，装进纯银烟嘴里，把它点着。
　　“是这样的，您知道：我处在一种幸运的地位，”她这回非常严肃地，一面端起茶杯，一面开始说。“我了解您，我也了解丽莎。丽莎是那种性情单纯的人，像小孩一样不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至少她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这些。而现在她感到不懂事对她正合适。现在，也许是故意装出天真无知呢，”贝特西带着一种俏皮的微笑说。“但是，无论怎样，这对她正合适。您知道，同一件事可以从悲剧的方面去看，而变成一种痛苦，也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去看。也许您太偏于从悲剧的方面去看事情了。”
　　“我是多么想要理解别人就像理解自己一样啊！”安娜说，严肃而又沉思地。“我比旁人坏些呢，还是好些？我想是坏些。”“可怕的孩子！可怕的孩子！”贝特西重复说。“可是他们来了。”十八
　　她们听到脚步声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跟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和笑声。不一会，她们期待的宾客走进来了：萨福·施托尔茨和一个叫做瓦西卡的健壮得容光焕发的青年。显然可以看出，他从不缺少嫩牛排、块菌和布尔冈红酒的丰盛营养。瓦西卡向两位太太鞠了鞠躬，瞥了她们一眼，但只有一秒钟。他跟在萨福后面走进客厅，好像系在她身上似地跟着她走来走去，他目不转睛地盯住她，就像要吃掉她一样。萨福·施托尔茨是一位黑眼睛的金发妇人。她穿着高跟鞋迈着灵活的碎步走进来，好像男子一样有力地和两位太太握了握手。
　　安娜从来没有会见过这位社交界的新星，看到她的美丽、她的过分时髦的装束和她的大胆举止，不胜惊讶。她头上柔软的金发（她自己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梳得那么高高的，以致她的头就和她那大部袒露的、丰满端丽的胸膛一样大小了。她的动作是这般迅速，每走一步，她的膝头和大腿的轮廓就在她的衣裳下面鲜明地显露出来，使人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位妇人的真正的肉体，那么细小苗条，上面那么袒露，背后和下部又那么隐蔽，在后面那像晃动的山峰似的裙子里面，实际上到什么地方为止呢。
　　贝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只想想，我们差一点压死两个士兵呢，”她立刻开口对她们说，瞟着眼睛，微笑着，扯好被她甩到一边的裙裾。“我和瓦西卡一道坐车到这里来……噢，你们彼此一定还不认识吧。”于是她介绍了一下年轻人的姓，随即微微涨红着脸，因为她的错误——就是，向不认识的人叫他瓦西卡——而高声大笑起来。
　　瓦西卡又向安娜鞠了鞠躬，但是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他向萨福说：“您输了。我们先到。交钱来吧！”他微笑着说。
　　萨福笑得更加开心了。
　　“现在不必，”她说。
　　“啊，好的。我以后来讨。”
　　“好极了！好极了！啊，真的！”她突然转向贝特西说，“我真是好人……我完全忘记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哩。他来了。”
　　萨福给邀来而又被她忘却的这位不速之客倒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虽然年纪很轻，两位夫人却都站起来迎接他。
　　他是萨福的一个新的崇拜者。他现在跟踪着她，正如瓦西卡一样。
　　不一会卡卢日斯基公爵到来了，还有丽莎·梅尔卡洛娃同斯特列莫夫。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一个瘦瘦的黑发妇人，有着一副东方式的、慵懒的面孔和一双美丽的、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深不可测的眼睛。她的深色服装的风格（安娜立刻注意到而且赏识了这一点）和她的那种美十分调和。丽莎之柔弱和娇慵正如萨福之结实和洒脱一样。
　　但是照安娜的趣味，丽莎是更魅人得多。贝特西对安娜说丽莎学天真未凿的小孩的模样，但是当安娜看到她的时候，她感觉得这不是真的。她实际上是既天真而又堕落，但却是一个可爱而柔顺的女人。固然，她的风度和萨福的相同；而且像萨福一样，她也有两个男子，一个年轻的和一个年老的，牢牢地盯着她，用他们的眼睛吞噬着她；但是在她身上却有超出她周围一切的地方，在她身上有那种混在玻璃制品中的真金刚钻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她那美丽的、真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双带着黑眼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其完全的真诚打动了人。谁凝视一下那双眼睛，都会觉得自己完全了解了她，而了解了她的时候就不能不爱她了。
　　一见安娜，她的脸上立刻喜笑颜开。
　　“噢，我看见您多高兴啊！”她一面说，一面向她走去。
　　“昨天在赛马场我正想到您跟前来，可是您走了。我是那样想要见您，特别是昨天。那不是可怕得很吗？”她说，用那种好像把她整个的心剖露出来那样的眼色望着安娜。
　　“是的，我也没有想到会那样令人激动呢，”安娜说，涨红了脸。
　　大家这时起身要到花园去。
　　“我不去，”丽莎说，微笑着，挨着安娜坐下。“您也不去吧？谁愿意玩槌球呢？”
　　“啊，我倒很喜欢，”安娜说。
　　“哦，您怎么会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厌倦呢？望着您，真叫人愉快。您是生气勃勃的，我可什么都厌倦了。”
　　“您怎么会厌倦呢？啊，您是生活在彼得堡最快活的圈子里哩，”安娜说。
　　“也许不属于我们圈子里的人们还要厌倦得多，但是我们——至少是我——并不快乐，倒是厌倦得可怕，可怕哩。”
　　萨福抽着烟，和两个青年一道到花园里去了。贝特西和斯特列莫夫仍旧坐在桌旁。
　　“什么，厌倦！”贝特西说。“萨福说昨晚他们还在您家里痛快地玩了一夜哩。”
　　“噢，一切都是多么乏味！”丽莎·梅尔卡洛娃说。“看过赛马之后我们大家一齐跑到我家里来。老是一样，老是一样！老是那种事情。我们整晚躺在沙发上。那有什么可快乐的？不，您是用什么方法才不厌倦的呢？”她又转向安娜说。“人只消望一望您，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可以幸福，也可以不幸，但决不是一个会感到厌倦的女人。告诉我，您怎么做的呢？”
　　“我什么也不做，”安娜回答，由于这寻根究底的盘问羞红了脸。
　　“那是最好的方法，”斯特列莫夫插嘴说。
　　斯特列莫夫是一个发鬓半白、却还显得年轻，生得丑陋、但有一副极有特色的聪明脸相的五十岁上下的人。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和她在一道消磨了他全部的剩余时间。一见安娜·卡列宁娜，他——在公务上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就像社交界的聪明人那样，竭力对她，他的政敌的妻子，表示殷勤。
　　“什么也不做，”他带着含蓄的微笑说，“那是最好的方法。我老早就对您说过，”他转向丽莎·梅尔卡洛娃说，“假如您要不厌倦，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厌倦。正好比您如果怕睡不着，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睡不着。这就是刚才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所说的。”
　　“我要是这样说了，我一定高兴得很的，因为这话不但说得很聪明，而且也很正确呢，”安娜带着微笑说。
　　“不，您倒告诉我为什么人不能够入睡，不能不感到厌倦呢？”
　　“要能够入睡，必须劳动；要心情愉快，也必须劳动。”
　　“当我的劳动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时候，我为什么去劳动呢？而故意装假是我不能而且也不愿意的。”
　　“您真是不可救药，”斯特列莫夫说，没有望着她，他又和安娜说话去了。
　　因为他和安娜见面的次数不多，他对她除了寻常的客套也说不出什么，但是他说这些寻常的话，如说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啦，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多么喜欢她啦，等等，却都带着这样的一种表情，暗示出他是全心全意渴望讨好她，而且对她表示尊敬和甚至不止是尊敬。
　　图什克维奇走进来，报告说大家在等候他们去打槌球。
　　“不，不要走，请不要走吧！”丽莎·梅尔卡洛娃听到安娜要走，这样地恳求着。斯特列莫夫帮着她请求。
　　“这真会有天渊之别，”他说，“离开这里在座的人到年老的弗列达夫人那里去。况且，您只会给予她诽谤的机会，而在这里，您却会唤起完全不同的、极其高尚的、和诽谤正相反的感情，”他对她说。
　　安娜犹豫不决地沉思了一会。这个聪明人的谄媚的话语，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所表示的天真的、小孩般的好感，以及她所熟悉的这一切社交的气氛，——这一切使她感到这么轻松，而在等待着她的事又是那么困难，以致她一时间踌躇不决了，不知道要不要留在这里，要不要把那痛苦的解释时刻再推延一下。但是一想起假如她没有作出决定的话，她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一想起她两手揪着头发时的那种姿势（连那回忆都是可怕的），她就告辞了，走了。十九
　　虽然弗龙斯基过着表面看来是轻浮的社交生活，但是他却是一个憎恶没有秩序的人。当他年纪很小，还在贵胄军官学校的时候，他有一次手头拮据，向人借钱，尝到了遭人拒绝的屈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让自己陷入那样的境地了。
　　为了使他的事务保持着有条不紊的状态，他每年总有五次左右（或多或少，看情形而定）一个人关起门来，整理他的全部事务。这在他通常叫做清理或是fairelalessiv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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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洗涤。
　　赛马的第二天弗龙斯基很晚才醒来，他穿着制服，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把钱、账单和信件摊在桌上，就动手工作起来。知道他在这种时候脾气大得很的彼得里茨基醒来看见他的朋友在写字桌旁，就悄悄地穿起衣服，没有打扰他就走出去了。
　　凡是对于自己的情况的一切繁杂事情了解得最为详尽的人，总不免以为这些繁杂事情以及解决这些事情的困难是自己所特有的、例外的个人遭遇，决不会想到别人也像他一样被他们自己个人的繁杂事务所包围着。弗龙斯基就是这样想的。他内心里不免带着几分自豪，而且也并非毫无理由，想随便旁的什么人处在他这样困难的境地，恐怕早已弄得十分狼狈，被迫做出不好的事来了。但是弗龙斯基感觉得如果他要避免陷于狼狈境地，那么，把他的状况整顿一番，弄个清楚，现在对于他是极其必要了。
　　弗龙斯基先从钱财问题着手，认为它是最容易的问题。用纤细的笔迹把他欠的债务通通写在一页信纸上，他加起来一看，他的欠债竟达一万七千卢布，另外还有几百卢布，他为了便于计算起见把零头略掉了。计算了一下他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他发现他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了，在新年之前再也不会有什么进项。又计算了一遍他的欠债，弗龙斯基把它分成三类写下来。第一类，他列入那些必须立刻偿还，或者至少必须准备好钱以便债主来讨时可以毫不拖延地偿付的欠债。这种欠债大概有四千卢布的光景：一千五百是欠买马的钱，两千五百是给他的年轻同僚韦涅夫斯基作的保，韦涅夫斯基在弗龙斯基面前输给一个赌棍这笔钱。弗龙斯基本来要当场偿付那笔钱的（他那时手头有钱），但是韦涅夫斯基和亚什温坚持着说那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付，不应该由没有赌博的弗龙斯基来付。这样倒也好，但是弗龙斯基知道，在这个肮脏的事件中，虽然他所参与的只是在口头上给韦涅夫斯基作保，但是却一定要预备好两千五百卢布，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把钱掷给那骗子，不和他多费口舌。所以为了这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他就得有四千卢布。第二类，有八千卢布，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欠债。这主要是欠赛马房的债务，欠燕麦和干草的承办人、英国人和马具商等等的。对于这些欠债，他为了使自己安心，也得偿付两千卢布左右。最后一类欠债，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倒不用担心。这样，他至少需要六千卢布作为目前开销，而他手头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对于一个像一般人所断定弗龙斯基那样的每年有十万卢布收入的人，这一点儿欠债似乎是毫无困难的；但是实际上他的收入和十万卢布差得很远。他父亲的大宗遗产，单这一项每年就有二十万收入，还没有在兄弟之间分开来。当他哥哥负了一身债，和一个毫无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瓦里娅·奇尔科夫公爵小姐结婚的时候，阿列克谢几乎把得自他父亲的领地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他哥哥，每年只给自己留下二万五千卢布。阿列克谢当时对他哥哥说，在他结婚之前这尽够他用了，而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结婚的。他哥哥，正统率着一支最奢华的联队，又是新婚，不得不接受这笔赠与。他母亲，有她自己一份财产，每年除了他应有的二万五千卢布再补助阿列克谢二万卢布，阿列克谢把这些钱通通花光了。最近他母亲因为他的恋爱事件和他离开莫斯科而生了他的气，已经停止给他钱了。结果，过惯了每年花销四万五千卢布的生活的弗龙斯基，今年只收入了两万五千卢布，他就感到困难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不能向他母亲要钱。他昨天接到的她最近的一封信特别激怒了他，原因是那封信里暗示着她极愿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军务上获得成功，却不愿帮助他过那种使整个上流社会丢脸的生活。他母亲想要收买他的这种企图，刺伤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了。但是他又不能够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慷慨的话，虽然他现在模糊地预见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感觉得那种慷慨的话说得未免太轻率了，而且感觉得就是不结婚他或许也需要那十万卢布的全部收入。但是收回是不可能的了。他只消回忆起他嫂子，想起那可爱而优美的瓦里娅怎样一有机会就要提到她对于他的慷慨永不忘怀，就知道要收回那笔赠与已是不可能的了。这和殴打妇女、偷窃或说谎是一样不可能的。只有一件事能够而且也不能不做了，弗龙斯基毫不踌躇就决定那样做：向放债人借一万卢布，这是毫无困难的，此外就只好一般地节省费用，卖掉他的跑马。这样决定了之后，他立刻写信给那位再三要求买他的马的罗兰达克。接着，他写信请英国人和放债人来，照他要付的账目分配好他的现钱。办完了这些事务之后，他就写了一封冷冷的尖刻的回信给他母亲。接着，他从笔记簿里取出三封安娜的信，又读了一遍，然后烧毁了，他回想起他们昨天的谈话，又沉入深思中了。二十
　　弗龙斯基的生活是特别幸福的，因为他有一套明确规定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准则。这套准则包括的范围很有限，但是定下的准则却是无可置疑的，而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越出范围一步，在做他所该做的事上从来不曾有过片刻的踌躇。这些准则明确地规定：该付清赌棍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款；决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对女子却可以；决不可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决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人，诸如此类。这些准则也许是不合理，不对的，但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弗龙斯基在他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就感觉得心安理得，可以昂起头来。直到最近，涉及到他和安娜的关系，弗龙斯基这才开始感觉到他的准则并没有包罗万象，而且预见到将来他会有找不着指导原则的困难和迷惑。
　　他现在对安娜和对她丈夫的态度在他看来是简单明了的。这清楚正确地规定在指导他行动的那套准则里。
　　她是一个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他的品行端正的女人，而他也爱她，所以在他眼中看来她是一个应受到与合法的妻子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尊敬的女人。他如果让自己用言语、用暗示侮辱了她，或甚至没有对她表示出一个女人所能企望的那样多的尊敬的话，他是宁愿先把自己的手砍断的。
　　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猜疑到这件事，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来。要是有人敢说的话，他就准备使那多嘴的人闭口，而且使他尊重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复存在的名誉。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最是明确不过。从安娜爱上弗龙斯基那一瞬间起，他就把他对于她的权利看成了不可剥夺的。她丈夫不过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罢了。无疑地，他是处在可怜的境地，但是那有什么办法呢？丈夫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手里拿了枪要求决斗，而弗龙斯基从最初一瞬间就准备好这一着的。
　　但是最近，新的内在的关系在他和她之间发生了，那种关系的捉摸不定使弗龙斯基惊讶了。到昨天她才告诉他她有孕了。他感觉到这个消息以及她对他的期望要求一种什么东西，那在他一直用来指导他的生活的那套准则里是没有规定下来的。他真个遭到了意外的袭击，在她把她的情况告诉他的最初一瞬间，激情指点他要求她离开丈夫。他那样说了，但是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设法避免那样做的好；同时，当他暗自这么说的时候，他害怕那样做也许不对。
　　“我要是叫她离开她丈夫，那就等于教她和我结合在一起。我做好那样的准备了吗？现在我一个钱都没有，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即令我能够设法……但是目前我正在服军役，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如果我说了那种话——我就应当有所准备，就是说，我应当筹一笔钱，离开军队。”
　　他沉思起来。要不要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外一个隐蔽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几乎是主要的、纵然深深地埋藏在他心里的生活兴味上去了。
　　功名心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旧的梦想，这梦想他连对自己都没有承认过，但却是那么强烈，现在这种热情竟和他的恋爱对垒交锋了。他在社交界和军界的第一步是很成功的，但是两年之前他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急于要表示他的独立性和上进心，他拒绝了提供给他的一个位置，希望这样能抬高身价；但是结果证明他是太鲁莽了，这么一来，人家就把他的升迁的要求置之脑后了。他既已无可奈何地采取了一个独立人的立场，他就用极大的聪明机敏应付过去，表现得好像他对谁也不抱怨，丝毫也不觉得受了委屈，只愿一个人安安静静，这样就已经很快乐了的样子。实际上早在去年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不快乐了。他感到一个本来有所作为，却一事无成的男子的独立立场已经开始变得乏味了，许多人开始觉得他除了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以外实在是无所作为的了。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给了他一种新的魔力，暂时镇住了咬啮着他的功名心的蠕虫，但是一星期前那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他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属于同一社会圈子的人，他的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和他一同毕业，在学科上、在体育上、在恶作剧和功名的梦想上都是他的竞争者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不多几天以前从中亚细亚回来了，他在那里连升了两级，获得了一枚不轻易授与像他这样年轻的将军的勋章。
　　他一到彼得堡，人们就把他当作第一等的新星谈论着。他和弗龙斯基同学又同年，现在已做了将军，正等待着一个可以影响政局的任命；而弗龙斯基呢，虽然倜傥不羁，又被一个绝色女人爱着，到底不过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罢了。
　　“自然我不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而且也决不会羡慕他；但是他的升迁却提醒了我，人只要等待时机，像我这样的男子，飞黄腾达起来是很快的。三年前他也和我处在一样的地位。假如我退伍，那就是破釜沉舟。假如我仍旧留在军队里，那我就什么都没有损失。她自己也说过她不愿意改变她的处境。有了她的爱情，我是不能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于是慢慢地捻着胡髭，他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他的眼睛特别闪闪有光，他感到一种坚决、镇静和愉快的心情，那是每当他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常常感到的心情。一切都清楚明白，就像以前每次清理之后一样。他刮了胡髭，洗了个冷水浴，就穿起衣服，走出去了。二十一
　　“我来接你的。今天你的‘洗涤’花去了不少时间哩！”彼得里茨基说。“哦，完了吗？”
　　“完了，”弗龙斯基回答，只有眼睛里含着微笑，并且那么细心地捻着胡髭，就好像把他的事务弄得井井有条之后，任何太鲁莽或者急遽的动作都会搅乱它似的。
　　“你每次这样以后总是像洗了个澡似的，”彼得里茨基说。
　　“我从格里茨基（他们这样叫那联队长）那里来，他们都在等你。”
　　弗龙斯基望着他的同僚，没有回答，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哦，音乐就是他那里发出来的吗？”他一面说，一面听着传到他耳边的那奏着波尔卡舞和华尔兹舞曲的管弦乐的熟悉的音调。“又是什么庆祝宴会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来了。”
　　“啊哈！”弗龙斯基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呢。”
　　他眼睛里的笑意闪耀得更加灿烂了。
　　既已下了决心以自己的恋爱为幸福，愿意为恋爱牺牲功名心——无论怎样，既已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弗龙斯基就不能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怀有羡意，也不能因为他到了联队没有先来看他而感到不快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他的好友，他来了他自然很高兴。
　　“噢，我高兴极了！”
　　联队长杰明住着一座地主的大房子。宾主全体齐集在下面的宽敞的凉台上。在院子里，最先映入弗龙斯基眼帘的是站在一只盛伏特加的大桶旁边的一队穿着白亚麻布制服的歌手，和被士官们围绕着的联队长的壮健的、快乐的姿容。他走到凉台第一级台阶上，挥着手臂，对站在一旁的几个兵士大声地叫嚷着吩咐什么，那声音盖过了奏着奥芬巴哈的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一队兵士，一个军需官，和几个下士同弗龙斯基一道走到凉台上。联队长回到桌子旁，又走到台阶上，手里端着一只酒杯，提议举杯祝酒：“祝我们以前的同僚，英武的将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公爵健康。乌拉！”
　　跟在联队长后面，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含着微笑，手里拿着酒杯走到台阶上来。
　　“你越来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正站在他面前的两颊红润、风度潇洒的军需官说，那位军需官虽然在服第二期的兵役，却还是显得那么年轻。
　　弗龙斯基有三年没有见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了。他看上去好像更健壮了，蓄起了颊髭，但风采却依旧不减当年，他的面貌和身姿的动人之处与其说在于它们的漂亮仪表，毋宁说是在于它们的文雅高贵风度。弗龙斯基在他身上看出的唯一的变化就是那种功成名就、并且确信自己的成功为世人所公认的人的脸上所表露出的沉静的、不变的光辉。弗龙斯基知道那种光辉，因此立刻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身上觉察出来。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下台阶的时候，他看到了弗龙斯基。欢喜的微笑使他容光焕发。他猛然仰起头，举起手里的酒杯，和弗龙斯基招呼，而且用这姿势表示他得先去和军需官周旋一下，那军需官已挺直了身子，噘着嘴唇在等待着接吻。
　　“他来了！”联队长叫着。“亚什温告诉我说你又在忧郁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吻了吻那风度潇洒的军需官的濡润、鲜嫩的嘴唇，用手帕揩拭了一下自己的嘴，就走到弗龙斯基面前去。
　　“我真高兴！”他说，紧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
　　“您照顾他吧，”联队长指着弗龙斯基对亚什温叫了一声，就走到下面兵士们那里去了。
　　“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看赛马？我原来希望在那里看到你的，”弗龙斯基说，打量着谢尔普霍夫斯科伊。
　　“我去了，但是迟到了，对不起！”他补充说，转向副官说：“请尽这点钱平分给大家吧。”
　　说着，他急忙从皮夹里取出三张一百卢布的纸币，微微涨红了脸。
　　“弗龙斯基！要吃点或是喝点什么吗？”亚什温问。“喂，拿点什么来给伯爵吃！噢，来了，喝一杯吧！”
　　联队长家的宴会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酒喝了不少。他们好几次把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抬起来抛到空中又接住。接着，他们又抬起联队长往上抛。随后，在歌手们面前，联队长本人和彼得里茨基跳起舞来。后来，联队长已显出疲乏不支的模样，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坐下来，开始向亚什温说明俄国比普鲁士优越，特别是在骑兵冲锋方面，于是欢闹就暂时停息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进屋里盥洗室去洗手，看见弗龙斯基在那里；弗龙斯基正在用冷水冲洗。他脱了上衣，把他那晒红的、多毛的脖颈伸在龙头下面，用双手搓擦着脖颈和头。等他洗完了，弗龙斯基就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身旁坐下。他们一同坐在盥洗室的小沙发上，开始谈起他们两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我总是从我妻子那里听到你的消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我很高兴你时常看到她。”
　　“她和瓦里娅很要好，她们是彼得堡我乐于会见的唯一的女人，”弗龙斯基微笑着回答。他微笑是因为他预见到谈话趋向的题目，而他是喜欢那个题目的。
　　“唯一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带着微笑反问。
　　“是的，我听到你的消息，可不单是从你夫人那里，”弗龙斯基说，用脸上的严峻表情阻止对方的暗示。“我听到你的成功非常高兴，但一点也不惊奇。我期望的还要大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微一笑。显然，弗龙斯基对他这种看法使他很高兴，他不觉得有掩饰这种心情的必要。
　　“相反，我原来期望的还要小呢——我坦白地承认。但是我高兴，非常高兴。我是有野心的，这是我的缺点，我承认这一点。”
　　“要是你没有成功的话，你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弗龙斯基说。
　　“我不这样想，”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又微笑了。“我倒不是说没有成功就不值得活下去，只觉得那会很沉闷罢了。自然我也许错了，但是我感觉得我在我所选定的活动圈内有些才能，而且任何权力只要落到我手里，总比落到我认识的许多人的手里要好一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意识到自己辉煌的成功，这样说。“因此我越接近权力，我就越觉得高兴。”
　　“这在你也许是实情，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这样。我也曾那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生活着，而且觉得人不值得仅仅为此而活着。”
　　“正是这话！正是这话！”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大笑着说。
　　“我开始就说我听到你的事情，听到你拒绝接受……自然，我赞成你做的事。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方法。我以为你的行为本身是很对的，但是你的做法却不太妥当。”
　　“事情做过就算了，你知道我做事从不翻悔。而且，我现在也还过得去。”
　　“还过得去——暂时的。但是你不会这样就满足的。我对你哥哥不会说这种话。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就像我们这里的主人一样。这就是他！”他补充说，听着“乌拉！”的叫声。“他是快乐的，你可不会这样就满足的。”
　　“我并没有说我这样就满足了。”
　　“是的；但是不仅如此，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啊。”
　　“谁需要？”
　　“谁需要？社会需要，俄国需要。俄国需要人才，需要一个政党，要不然一切都成泡影。”
　　“你是什么意思？说的是反对俄国共产党人的别尔捷涅夫党吗？”
　　“不，”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因为猜疑他有那种荒谬的意见而恼怒了，皱起了眉头。
　　“Toutcaestuneblague①。那一向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本来没有什么共产党。但是玩弄阴谋的人们总是要捏造出一个什么有害的、危险的政党。这是他们的惯技。不，需要的是有力的政党，像你我这样独立的人所组成的。”
　　“但是为什么呢？”弗龙斯基举出了几个当权者的名字。
　　“他们为什么不算是独立的人呢？”
　　“只因为他们没有，或是生来就没有独立的财产，他们没有门第，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出生在和太阳接近的世界。他们是可以用金钱或恩惠收买的。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只好想出一种政策。于是他们想出一种什么花样，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有害无益的政策，而那整个的政策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谋得高官厚禄的手段罢了。你且窥看一下他们的内幕，Celan’estpasplusfinqueca②。也许我不如他们，或是比他们更蠢，虽说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如他们。不管怎样说，你我有一种比他们强得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可不那么容易被人收买。而这样的人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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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那全是胡诌。
　　②法语：不过如此而已。
　　弗龙斯基用心地听着，但是引起他的兴味的与其说是那番话的内容，毋宁说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态度，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已在考虑和当权的人们斗争，在那权力的领域里已有了他的好恶，而弗龙斯基自己对于权力的兴味却没有超出他的联队以外。弗龙斯基还感觉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以他那思考和理解事物的显著的能力，以他那在他所处的社会里实不多见的聪明和口才，将会成为一位多么有力的人物。他有点嫉妒起来了，虽然他觉得有那种情感是可耻的。
　　“但是我在这方面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他回答说，“我没有权力的欲望。我曾经有过，但是过去了。”
　　“对不起，这不是真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笑着说。
　　“是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说句老实话，至少现在是这样！”弗龙斯基补充说。
　　“是的，现在这是真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现在是不会持久的啊。”
　　“也许，”弗龙斯基回答说。
　　“你说也许，”谢尔普霍夫斯利伊继续说，好像猜着了他的心思一样，“但是我却要说一定。我之所以想要见你也就是为了这缘故。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我是理解的，但是你却不能总是这样。我只请求你给我carteblanche①。我并不是要来保护你……但是，说起来，我为什么不能保护你呢？你曾经庇护过我那么多次！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超过这个。是的，”他说，像女人一样温柔地对他微笑着。“给我carteblanche，退出联队，我会让人觉察不出地把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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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全权委托书。
　　“但是你要明白我什么都不需要，”弗龙斯基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立起身来，面对着他站着。
　　“你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我懂得这意思。但是你听我说：我们是同样年纪，你认识的女人恐怕要比我多得多。”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微笑和姿势告诉弗龙斯基不用惧怕，他会很斯文地、细心地去触那痛处的。“但是我是结过婚的人，相信我吧，正像什么人所说的那样，只要了解了你所爱的妻子，你就会比认识一千个女人的人更了解所有的女人。”
　　“我们马上就来了！”弗龙斯基对一个向房间里张望的士官叫道，那士官是来唤他们到联队长那里去的。
　　弗龙斯基现在想听到底，听听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究竟会对他说些什么话。
　　“这就是我对你说出的意见。女人是男子前程上的一个大障碍。爱上一个女人，再要有所作为就很难了。要轻松自在地爱一个女人，不受一点阻碍，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我怎样对你表达我的意思呢？”欢喜打比喻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等一等，等一等！对啦，正好像你要拿着fardeau①，同时又要用两只手做事，那就只有把fardeau系在背上的时候才有可能，而那就是结婚。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感觉到的。我的两只手突然腾出来了。但拖着fardeau而不结婚，你的手就会老给占着，你再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了。看看马赞科夫吧，看看克鲁波夫吧！他们都是为了女人的缘故把自己的前途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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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包袱。
　　“什么样的女人啊！”弗龙斯基说，想起他提到的这两个人所勾搭上的法国妇人和女演员。
　　“女人在社交界的地位越稳固，那就越糟。那就好像不单是用你的手拿着fardeau，而且要从什么人手里把它夺过来。”
　　“你没有恋爱过，”弗龙斯基低声说，望着前方，想着安娜。
　　“也许是的。但是你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而且还有一点，女人是比男人更实际的。我们由于恋爱创造出伟大的事业，但她们却总是terre－à－terr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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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讲求实际。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他对走进来的仆人说。但是仆人并不像他所猜想的那样又来叫他们的。仆人把一封信递给了弗龙斯基。
　　“是你的仆人从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里带来的。”
　　弗龙斯基拆开信，涨红了脸。
　　“我的头痛起来了，我要回去，”他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呀，那么再见！你给我carteblanche吗？”
　　“我们以后再谈吧，我到彼得堡再来看你。”二十二
　　已经快六点钟了，为了及时赶到那里，同时又为了不用大家都认得的他自己那辆马车，弗龙斯基坐上亚什温的出租马车，吩咐马车夫尽量快跑。这是一辆宽敞的、旧式的、有四个座位的马车。他坐在角落里，两腿伸到前排的座位上，凝思起来。
　　模糊地意识到他的事务已弄得有条不紊，模糊地回想起认为他是有用之才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友情和夸奖，特别是期待眼前的幽会——这一切融成了一股生命的欢乐感觉。这感觉是这样强烈，使他不由得微笑了。他放下两腿，把一只腿架在另一只的膝头上，用手按住，抚摸了一下他昨天堕马时微微擦伤了的小腿的富于弹性的筋肉，于是向后一仰，他深深地舒了好几口气。
　　“好，很好！”他自言自语。他以前对自己的身体也常常体验到喜悦之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他自己和他的身体。他愉快地感觉着他的强壮的腿里的轻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觉着在他呼吸的时候他的胸脯筋肉的运动。晴朗的、带着凉意的八月天，那使安娜感到那么绝望的，却使他感到心旷神怡，使他那由于用冷水冲洗过还在发热的脸和脖颈都感到凉爽了。他胡髭上的润发油的香气在新鲜空气中使他觉得特别好闻。他从马车窗口眺望到的一切，在清澈的冷空气里的一切，映在落日的淡淡余晖里，就像他自己一样清新、快乐和壮健。在夕阳的斜照里闪烁着的家家户户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鲜明的轮廓，偶尔遇见的行人和马车的姿影，一片静止的青草和绿树，种着马铃薯的畦沟匀整的田亩，以及房子、树木、丛林，甚至马铃薯田埂投下的斜斜的阴影——这一切都是明朗的，像一幅刚刚画好、涂上油彩的美丽的风景画一样。
　　“快点，快点！”他对马车夫说，把头伸到窗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在车夫回过头来的时候放在他的手里。马车夫的手在灯旁摸索什么东西，鞭子突然响起来，马车迅速地沿着平坦的大路行驶起来。
　　“除了这种幸福以外，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想，凝视着车窗之间的铃钮，一心回想着他最近一次看见的安娜的模样。“我越来越爱她了。这就是弗列达别墅的花园。她在哪里呢？在哪里呢？怎么回事？她为什么指定这个地方和我会面，她为什么在贝特西的信里附上一笔呢？”他想，现在才第一次觉得诧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思索的余暇了。还没有到林荫路之前，他就叫马车夫停下，打开车门，在马车还在滚动着的时候就跳下来，走进直通房子的林荫路。林荫路上没有一个人；但是向右手一望，他看到了她。她的脸给面纱掩蔽着，但是他用欢喜的眼光拥抱了她所独有的那种特殊步态、肩膊的斜度和头的姿势，立刻像有一股电流通过他的全身。他又以新的力量从他两腿的富于弹力的动作到呼吸时的肺部运动意识到他自己的存在，好像有什么东西使他的嘴唇抽搐起来。
　　走到他面前去，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请你来，你不生气吗？我非得见见你不可呢，”她说；他在她的面纱下看到的她的嘴唇的严肃庄重的线条，立刻使他的心情改变了。
　　“我，生气！可是你怎么到这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呢？”
　　“没有关系，”她说，挽住他的胳膊，“一道走走吧，我要和你谈谈哩。”
　　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幽会不会是欢乐的。在她面前，他没有了自己的意志：还不知道她的忧愁的原因，他就已经感到那忧愁不知不觉地感染上他了。
　　“什么事？什么？”他问她，用胳膊紧挽着她的手，极力想从她的脸上看出她的心事来。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鼓起勇气来，随后突然间她停住脚步。
　　“我昨天没有告诉你，”她开口说，迅速而又痛苦地呼吸着，“在我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家的路上，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告诉他我不能做他的妻子了……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他听她说着，不觉把整个身子弯向她，好像希望以此来减轻她处境的困苦。但是她一说出这话，他就蓦地挺直身子，一种高傲而严厉的表情显露在他的脸上。
　　“是的，是的，这样倒更好，一千倍的好！我知道那对于你是多么痛苦，”他说。
　　但是她没有听他讲的话，她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的心思。她猜想不到那种表情与弗龙斯基心中所起的第一个念头——现在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关。她心中从没有想到过决斗的念头，因此她对于这瞬息间的严厉表情作了别的解释。
　　当她接到丈夫的信的时候，她就从心底知道一切都会照以前的样子继续下去，她没有毅力放弃她的地位，抛弃她的儿子，投奔到情人那里去。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度过的早晨更坚定了她这个念头。但是这次幽会对于她还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她希望这次幽会能改变她的处境，能拯救她。要是一听到这消息，他就坚决地、热情地、没有片刻踌躇地对她说：“抛弃一切，跟我一道走吧！”她是会丢弃她的儿子，和他一道走掉的。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在他身上激起她所期待的变化：他只是好像感到受了什么侮辱的样子。
　　“这在我一点也不痛苦。这是自然而然的，”她激怒地说。
　　“你看……”她从手套里掏出她丈夫的信来。
　　“我明白，我明白，”他打断她，接过那封信，却没有看，竭力想要安慰她。“我只渴望一件事，我只祈求一件事，就是了结这个处境，好让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的幸福。”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她说。“难道我会怀疑吗？假使我怀疑……”
　　“谁来了？”弗龙斯基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个妇人突然说。
　　“也许她们认识我们呢！”说着，他迅速地拉着她一道转进一条小路去。
　　“啊，我才不在乎哩！”她说。她的嘴唇颤抖着。他感到好像她的眼睛从面纱下面含着异样的愤慨望着他。“我告诉你，问题不在那儿，我不会怀疑这个的；但是你看他给我写些什么话吧。看看吧。”她又站住了。
　　正像在听到她和她丈夫决裂的最初那一瞬间一样，弗龙斯基读着信的时候，又不知不觉地沉入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触中，那种感触是由于他自己和那个受到侮辱的丈夫的关系在他心中引起的。现在，他把信拿在手里，他不禁想像着大概他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在家里看到的挑战书，和决斗时他自己向空中放了一枪之后，脸上带着像现在一样的冷冷的傲慢表情，等待着被侮辱的丈夫的枪弹时那决斗的情景。这时候，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刚刚对他所说的话，以及他自己早晨所起的念头——还是不要束缚住自己的好——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他知道这个念头是不能够对她说的。
　　看了信，他抬起眼睛望着她，在他的目光里没有坚定的神色。她立刻明白他自己早就想过这事。她知道不论他对她怎样说，他都不会把他心里的话通通说出来。她知道她最后的一线希望落了空。这不是她所期待的结果。
　　“你看他是怎样一种人！”她带着颤栗的声调说。“他……”
　　“原谅我，但是这样我倒觉得很快活。”弗龙斯基插嘴说。
　　“看在上帝面上，请让我说完吧！”他补充说，他的眼睛恳求她给他解释这句话的时间。“我觉得很快活，是因为事情决不会，决不会像他所想的那样照旧继续下去。”
　　“为什么不会？”安娜说，她忍住眼泪，而且显然已不重视他所说的话了。她感到她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弗龙斯基本来想要说在决斗——他以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了——之后，事情就不能够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了，但是他却说了别的话。
　　“这不能够继续下去。我希望你现在离开他。我希望……”他感到惶惑，涨红了脸，“希望你让我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开口说。
　　她没有让他说下去。
　　“但是我的儿子呢？”她叫了一声。“你看见他信上写的话吗？一定要我离开我的儿子，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那样做。”
　　“但是，为上帝的缘故，哪一样好些呢？——离开你的儿子呢，还是继续在这种屈辱的处境中过下去？”
　　“对谁说来是屈辱的？”
　　“对于大家，尤其是对于你。”
　　“你说这是屈辱的！……请不要这样说吧。这样的话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她颤声地说。现在她不愿意他说假话。她剩下的只有他的爱，而她也要爱他。“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有了它，我就感到自己这样高尚，这样坚强，什么事对于我都不会是屈辱的。我为我的处境而感到自豪，就因为……我自豪……自豪……”她说不出引以自豪的东西来。羞耻和绝望的眼泪哽住了她。她停住脚步，蓦地呜咽起来。
　　他也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使鼻子发酸，他生平第一次要想哭出来。他说不出是什么那么感动了他；他为她难过，而且感觉到爱莫能助，同时他也知道他就是她不幸的原因，是他做了错事。
　　“离婚不行吗？”他无力地问。她默默地摇摇头，没有回答。“带了你的儿子一道离开他也不行吗？”
　　“是的，但是一切都要看他怎样。现在我就得回到他那里去，”她冷冷地说。她预感到一切都会照旧，这种预感并没有欺骗她。
　　“星期二我就回彼得堡去，一切都会解决的。”
　　“是的，”她说，“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吧。”
　　安娜打发走了马车，吩咐再到弗列达花园门前来接她，现在马车已经来了，安娜告别了弗龙斯基，就回家去了。二十三
　　星期一，是六月二日委员会的例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会议室，照例向议员和议长打了招呼，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把手放在摆在他面前的文件上。在这些文件里有必要的证据和他预备发表的演讲提纲。但是实际上他并不需要这些文件。一切他都记得，他觉得不必要在他记忆里再三再西地重温他要说的话。他知道，到了时候，当他看见他的政敌面对着他，而且徒然想装出一副冷淡的表情的时候，他的演说就会比他现在能够准备的还要好地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他觉得他的演说的内容是这样重要，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同时，在他听照例的报告的时候，他流露出一种最天真、最平和的态度。看见他那青筋累累、指头很长的白净的双手，那么安闲地抚摸着放在面前的白纸的两端，看见他的头垂到一边那种疲倦的神情，谁都不会猜到几分钟之内从他的嘴里就会吐出的滔滔的言辞，那将卷起可怕的风暴，使得议员们叫嚷和对骂，使得议长不得不起来维持秩序。报告完了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他那平静而尖细的声音宣告，关于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他有几点意见向大家申述，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他身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清了清喉咙，不望着他的政敌，只像他平常演说的时候一样，选中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人，一个在委员会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安静的身材矮小的老人作为他的视线的对象，就开始陈述他的意见。当他说到基本组织法的时候，他的反对者跳了起来，开始抗议。同样也是委员会的一员，同样被触怒了的斯特列莫夫开始辩解，会议简直变得狂风暴雨一般了；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胜利了，他的提议被接受了；任命了三个新的委员会，第二天，在彼得堡某些社交团体中，就会专门谈论这一次的会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成功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大。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醒来的时候，怀着愉快的心情想起了昨天的胜利，当他部里的秘书长为了要奉承他，把他听到的有关委员会上发生的事情的传闻告诉他的时候，他虽然竭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笑。
　　和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指定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回来的日子，因此当一个仆人走来报告她来到的时候，他感到吃惊，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快之感。
　　安娜一大早就到了彼得堡；依照她的电报，派了马车去接她，因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应该知道她的到来。但是当她到了的时候，他却没有出来迎接她。她听说他还没有出去，正和他的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她差人告诉她丈夫她已经到了，随即走进了她自己的房间，一面着手检点行李，一面期待着他来。但是一点钟过去了，他还没有来。她借口吩咐什么事走进餐室，故意大声说话，期望他走到那里来；但是，他没有出来，虽然她听到他送他的秘书长的时候走到了书房门口。她知道他照例很快就要去办公，她想要在他出去之前看到他，以便确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她走过大厅，坚决地向他那里走去。当她走进他的书房的时候，他显然是快要出门的样子，穿着制服，坐在一张小桌旁，把胳臂肘搁在桌上，忧郁地凝视着前方。他还没有看到她，她就先看到了他，而且她看出来他是在考虑她的事。
　　一看到她，他本来想站起来，但是又改变了主意，随即他的脸突然红了……这是安娜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而后他迅速地站了起来，走去迎接她。他没有看她的眼睛，却看着她眼睛上面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请她坐下。
　　“您回来了，我非常高兴，”他说，坐到她的旁边，显然想说什么话，但是口吃起来。他好几次想说，但都停止了。尽管她准备和他会面时曾告诫自己要轻蔑他，责备他，她还是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才好，而且她可怜起他来了。这样，沉默继续了一些时候。“谢廖沙很好吗？”他说，没有等待回答，他又补充说：“我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立刻就要出去。”
　　“我本来想到莫斯科去的，”她说。
　　“不，您回来做得非常、非常对，”他说着，又沉默了。
　　看着他没有力量开口，她自己开口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凝视着他说，并没有在他望着她的头发那种凝神注视下垂下眼睛。“我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一个坏女人，但是我还和以前一样，和我告诉您的时候一样，我现在来就是要告诉您，我不能够有什么改变。”
　　“我并没有问您这件事，”他说，突然坚决而又怀着憎恨地望着她的眼睛。“我料到会这样的。”在愤怒的影响之下，他显然又完全恢复了镇静。“但是像我当时对您说过，并且在给您的信上写过的一样，”他用尖细刺耳的声调说，“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事。我可以不闻不问。并不是所有的妻子都像您这么善良，要这样急急地把这种·愉·快·的消息告诉她们的丈夫。”他特别着重说“愉快的”这个字眼。
　　“社会上不知道这事的时候，我的名字没有遭到污辱的时候，我可以不闻不问。因此，我只是警告您，我们的关系还要和以前一样，但要是您·损·害自己的名誉的时候，我就会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
　　“但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够和以前一样了，”安娜带着胆怯的声调说，开始惊惶地望着他。
　　当她又看到他那种镇静的态度，听到那种刺耳的、孩子一样的讥讽的声调时，她对他的嫌恶就消除了她刚才对他的怜悯，她只觉得恐惧，但是无论如何，她要弄清楚她的处境。
　　“我不能够做您的妻子了，我既已……”她开口说。
　　他发出冷酷的恶意的笑声。
　　“想必您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了您的思想。我那么尊敬您或者说轻蔑您，或是两样都有……我尊敬您的过去，轻蔑您的现在……您对于我的话所作的解释和我的原意相差很远。”
　　安娜叹息了一声，低下了头。
　　“但是我的确不能理解，以您所具有的独立精神，”他继续说，激昂起来了，“竟然对您的丈夫直言不讳地宣告您的不贞，而且不觉得这有什么该受谴责的地方，好像您觉得对您丈夫履行妻子的义务倒是该受谴责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要我怎样？
　　“我要求的是，我不要在这里见到那个人，您的一举一动都要做到·不·让·社·会·上·和·仆·人·们责难您……不要去看他。这个要求，我想并不过分。而且这么一来，您没有尽为妻的义务却可以享受忠实妻子的一切权利。这是我要对您说的所有的话。现在我该走了。我不在家里吃饭。”
　　他站了起来，向门边走去。安娜也站了起来。他默默地点着头，让她先走。二十四
　　列文在草堆上度过的一夜，对他并不是虚度过去的。他的农业经营使他厌烦，使他丝毫不感兴趣了。虽然今年丰收，但是像今年这样，遇到这么多的挫折，在他和农民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争吵，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从来没有过的；而造成这些失败和敌意的原因，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他在劳动本身上体验到的快乐，由于劳动而和农民的接近，他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所感到的羡慕，他想要过那种生活的愿望——那愿望在那天晚上对于他已经不是梦想，而是真正的目的，他已仔细考虑了达到那目的的办法——这一切大大改变了他对于他所经营的农事的看法，使他再也不能够对它像以前那样感兴趣了，而且不能不看到作为这一切的基础的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不愉快的关系。一群像帕瓦那样的良种母牛，全部用很好的犁耕过的土地，九块用篱笆围着的平坦的耕地，九十亩施足了肥的田地，各式条播机，以及其他等等——假如这劳动只是由他自己，或者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们——同情他的人们所共同完成的，这一切就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看得很清楚（他正在写的一本关于农业的著作，说明农业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这对于他大有帮助），他所经营的这种农业不过是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一场残酷的、顽强的斗争，在这斗争中，一方面，在他这方面，是不断的竭尽全力，要把一切都做到十全十美的理想境地，在另外一方面，则是一切听其自然。而且在这场斗争中，他看出了尽管他这方面如何紧张，而另一方面却是毫不努力或者甚至毫无目的，而得到的唯一结果是，工作进行得使任何一方都不满意，而很好的农具、很好的家畜和土地，对谁都没有益处地白白糟蹋了。主要的是，花在这种事业上的精力还不只是徒劳无益，现在，这种事业的意义他既已明了，他就不能不感到连他浪费的精力的目的也都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斗争是为了什么呢？他努力争取自己的每一个小钱（而他不得不这样，因为他只要稍许放松一点，他就会没有钱去偿付劳动者的工资），而他们却只坚持要轻松愉快地干活，那就是说，照他们平常一样地劳动。为了他的利益，每个劳动者都应该尽量辛勤地劳动，而且劳动的时候，应该步步留神，竭力不要把簸谷机、马耙、打谷机弄坏，应该留神自己干的活儿。劳动者需要的则是尽可能快乐地、常常休息地、特别是漫不经心地、无忧无虑地劳动。这个夏天，列文随时都看到这一点。他派人去割苜蓿做干草，他选定了长满了杂草和莠草的、不能留种的最坏的田地让给他们去刈割，一次又一次地，他们尽割最好的苜蓿地，他们辩解说是管家要他们这样做的，而且说这会制成很出色的干草，这样来安慰他；但是他知道这只是由于那些地比较容易刈割的缘故。他派去了一架翻草机，翻了不到几行就坏了，因为坐在驾驶座位上，听着巨大的机翼在头上舞动，农民觉得很沉闷。而他们告诉他：“不要担心，老爷，女人们马上就会把草翻好的。”几张犁实际上不能用了，因为农民在掉转犁头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要把犁头提起，他使劲地把犁头扭转过去，折磨着马匹，毁坏了地面，而他们却要求列文不用担心。马自由自在地闯进了小麦田，原因是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做守夜人，虽然命令不要这样做，农民们还是坚决主张轮流守夜，而万卡，在劳动了整整一晚之后，睡着了，为了他的过失，他很后悔，说道：“随您怎样处置我吧，老爷。”由于把牛放牧到再生的苜蓿地里，又不给牛水喝，他们糟蹋死了三头最好的小牛，而且怎样也不相信，牛是吃多了苜蓿死的。为了安慰他，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位邻人三天里损失了一百十二头家畜。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谁对列文或者对他的农场怀着恶意；相反地，他知道他们都欢喜他，把他当做一位朴实的老爷（他们的最高的赞辞）；但是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只是因为他们老想快乐地、无忧无虑地干活，而他的利益不仅与他们无关，难于为他们理解，而且是注定和他们的正当要求相抵触的。老早以前，列文就已不满意自己对农事的态度。他看到他的小舟有了漏洞，但是也许是要故意欺骗自己吧，他并没有找到而且也不去寻找那漏洞，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他所经营的农业，对于他不仅没有了吸引力，而且使他觉得讨厌了，他对它已不再感到兴趣。
　　现在又加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正在离他仅仅三十里的地方，他想要和她见面，却又不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奥布隆斯卡娅，在他拜访她的时候曾经劝他再来，来向她妹妹重新求婚，而且她意思之间好像现在她妹妹一定会接受他的要求。列文自己在看到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的时候，也感到他爱着她；但是知道她在奥布隆斯基家里的时候他却不能到那里去。他向她求过婚，而她拒绝了他，这件事，就在她和他之间设下了一道难于逾越的障碍。“我不能够仅仅因为她不能够做她所爱慕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自言自语，想到这个就使他对她感到冷淡和敌意。“我和她说话不可能不带责备的意思；我看到她不由得会怨恨；她也只会更加憎恶我，这是一定的。而且，现在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说了那些话以后，我怎么能够去看她们呢？难道我能不表示我明白了她告诉我的话吗？而我要宽宏大量地饶恕她，可怜她！我要在她面前扮演一个饶恕她、把我的爱情赏赐给她的角色！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什么告诉我那些话呢？也许我可以偶然会见她，这样一来，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借一副马鞍给基蒂用。“人家告诉我，您有一副女用的马鞍，”她信上写着。“我希望您亲自给我们送来。”
　　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一个聪明体贴的女人怎么可以使她妹妹处于这样一种屈辱的境地呢！他写了十次字条，都撕了，就把马鞍送了去，没有附回信。回信说他会去不行，因为他不能去；说他因事不能抽身，或是他要离开这里了，所以不能来，那就更糟。他没有回信，而且带着一种好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一样的心情，把马鞍送去了；他把他感到厌烦的一切农事交给了管家，第二天，他就出发到一个遥远的县里去看望他的友人斯维亚日斯基，这位友人的邻近有许多极好的松鸡出没的沼泽，他最近还来过信，要求他履行到他家里去小住的诺言。在苏罗夫斯克县有松鸡出没的沼泽，早就吸引了列文，但是由于田庄上的事务缠身，他一直拖延着没去拜访。现在他很高兴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邻近，主要是摆脱农事，尤其高兴的是去打猎，那在他烦恼的时候常常成为他最好的安慰。二十五
　　去苏罗夫斯克县，没有铁路，也没有驿马，于是列文就乘他自己的旧式四轮马车去了。
　　在半路上，他为了喂马，停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一位长着浓密的、在两颊上变花白了的红颊须，秃头，满面红光的老人打开大门，把身子紧贴在门柱上，让三驾马车通过去。老人指点马车夫到院子里一间披屋里去，——那院子是新修的，宽大、干净而又整齐，院里摆着一些烧焦了的木犁，——然后请列文走进客房。一个赤脚穿着套鞋、服装清洁的少妇正在擦洗新门廊的地板。她被跟在列文后面跑进来的狗吓了一跳，发出一声尖叫，但是当她听说狗不会咬人的时候，她立刻就因为自己的惊惶失措而发笑起来。用她裸露的手臂把通到正房的门指给列文，她又弯下腰去，掩藏起她的美丽的脸，继续擦洗着。
　　“您要茶炊吗？”她问。
　　“好的，麻烦你了。”
　　正房很宽敞，有一个荷兰式火炉，一个隔扇。在圣像下面摆着一张绘着花样的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靠近门口，有一个摆满了杯盘的食器橱。百叶窗关上了，苍蝇很少，房间是这样清洁，使得列文很担心那一路跑来、而且在泥水里洗过澡的拉斯卡会弄脏地板，他吩咐它在门边角落里卧下。在正房里环视了一遍之后，列文走到后院里去了。穿套鞋的漂亮的少妇挑着两只摇晃着的空桶，在他前面跑到井边去打水。
　　“快一些，我的姑娘！”老人愉快地向她叫着，而后走到列文面前。“哦，老爷，你是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的吗？那位老爷也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把胳膊肘支在台阶的栏杆上，开始闲谈起来。
　　在老人正谈到他和斯维亚日斯基的交情时，大门又轧轧地响了，干活的人们曳着木犁和耙从田间走进院子。套在犁和耙上的马匹又光泽又肥壮。干活的人们显然是这一家的人；两个穿印花布衬衫、戴便帽的年轻人，其他两个是雇工，都穿着麻布衬衫，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年轻人。老人从台阶走下，走到马匹前面，开始卸马。
　　“他们犁什么田？”列文问。
　　“在犁马铃薯田。我们也租了一小块地哩。费多特，不要牵出那匹阉马，把它牵到马槽那里去吧，我们把另外一匹套上。”
　　“啊，爹，我要的犁头拿来了吗？”那高大健壮的汉子问，他显然是老人的儿子。
　　“在那里……在门廊里，”老人一面回答，一面把他解下的缰绳缠绕起来，投在地上。“趁他们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把犁弄好。”
　　漂亮的少妇肩上挑着满满两桶水走进了门廊。更多的女人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年轻美貌的、中年的、又老又丑的、带小孩的和没有带小孩的。
　　茶炊开始发出咝咝的响声；雇工们和家里的人安顿好马匹，进来吃饭了。列文从马车里取出食物来，请老人和他一道喝茶。
　　“哦，我今天已经喝过了，”老人说，显然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是再陪您喝一杯吧。”
　　喝茶的时候，列文探听到老人农庄上的全部历史。十年前，老人从一位女地主手里租了一百二十亩地，去年干脆就买了下来，另外还从邻近一位地主手里租了三百亩地。他把一小部分土地——最坏的部分——租了出去，自己全家和两个雇工种了四十亩地。老人诉说他境况不佳。但是列文明白，他这样抱怨，不过是出于礼貌的关系，而他的农场的状况是繁荣的。要是他的境况真不好，他就不会以一百零五卢布一亩的价钱买进土地，他就不会给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都娶了亲，也不会遭了两次火灾以后重新修建房屋，而且建筑得越来越好了。不管老人怎样诉苦，但是显然他是在夸耀，合乎情理地夸耀他的富裕，夸耀他的儿子们、他的侄儿、他的媳妇们、他的马匹和母牛，特别是夸耀他把这一切农事经营得很好。从他和老人的谈话中，列文看出来他也并不反对新式方法。他种了许多马铃薯，而他的马铃薯，像列文坐车走过的时候所看到的，已经开过了花，正在结果，而列文的却刚刚开花。他用一架从邻近一位地主那里借来的新式步犁来耕马铃薯地。他种了小麦。在筛黑麦的时候，老人把筛下的麦屑留着喂马，这件细小的事特别打动了列文。多少次列文眼看着这种很好的饲料被糟蹋了，竭力收集起来，但总是不可能。这位农民却办到了，他对于用这个来做家畜饲料，真是不胜赞赏。
　　“娘儿们做什么呢？她们把它包好送到路边，大车就把它运走了。”
　　“哦，我们地主拿雇工真是没有办法哩，”列文说，一边递给他一杯茶。
　　“谢谢你，”老人说，接了茶杯，但是指着他咬剩的一块糖，①他谢绝了再在茶里加糖。“你怎么可以靠雇工干活呢？”他说；“那简直是糟透了！比方，看斯维亚日斯基家吧，我们知道他的土地是怎样的土地——黑得像罂粟籽，但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收获。照顾不够——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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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俄国农民为了节约，轻易不在茶里放糖，而只拿着一块糖，一边喝茶，一边嚼着。
　　“但是你不也是用雇工耕种土地吗？”
　　“我们干的是农活儿。一切事情我们都亲自动手。要是雇工不中用，他可以走；而我们可以亲自来做。”
　　“爹，费诺根要一点柏油。”穿套鞋的少妇走进来说。
　　“就是这么回事，老爷！”老人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一连在自己身上画了好几次十字，他向列文道了谢，就走出去了。
　　当列文走进厨房去叫他的马车夫的时候，他看见全家都在吃饭。女人们站在那里侍候他们。年轻力壮的儿子口里含满麦粥正在说什么笑话，他们都在笑，正在把菜汤倒在碗里的、穿套鞋的少妇笑得最快活。
　　这个农家给列文一种幸福的印象，这同那位穿套鞋的少妇的美丽的面孔大概很有关系；这个印象是这样强烈，使列文永远不能忘记。从老农民的家到斯维亚日斯基家的路上，他尽在回想着这个农家，好像在那印象里面有什么东西特别引起他注意似的。二十六
　　斯维亚日斯基是他那一县的贵族长。他比列文大五岁，而且早结了婚。他的姨妹，列文非常喜欢的一个少女，住在他家里。列文知道斯维亚日斯基夫妇非常希望这个姑娘和他结婚。他确切地知道这个，正像所谓合格的年轻人一样地知道，虽然他决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事；并且他也知道，虽然他很想结婚，虽然无论从哪方面看来，这位极有魅力的少女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妻子，但是他要和她结婚，纵令他没有爱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也还是和飞上天一样不可能。意识到这点，他希望由访问斯维亚日斯基而得到的快乐就减色了。
　　在接到斯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的时候，列文立刻想到了这点；虽然如此，他还是断定，以为斯维亚日斯基对他有这种意思，不过是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猜想，因此他还是要去。况且，在内心里，他想考验一下自己，再估量一下自己对这个少女的感情。斯维亚日斯基的家庭生活是极为愉快的，而斯维亚日斯基本人，是列文所认识的地方活动家的模范人物，而且他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斯维亚日斯基是那种经常使列文惊奇的人们之一，那些人的见解虽然不是独创的，却是合乎逻辑的，独自发展的，而他们的生活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与他们的见解大相径庭，而且差不多总是背道而驰。斯维亚日斯基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蔑视贵族而且相信大多数贵族暗地里都拥护农奴制，仅仅由于胆怯才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出来。他把俄国看成像土耳其一样衰亡的国家，而且他把俄国政府看得那样坏，以致他觉得不值得认真地去批评它的作为；但他却仍然是那个政府的官吏，而且是一位模范的贵族长，当他乘车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戴着缀着帽章和红帽箍的制帽。他认为人类的生活只有在国外才勉强过得去，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出国；同时，他也在俄国实行一种复杂的、改良的农业经营方法，而且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和了解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认为俄国农民是处在从猿到人的进化阶段，同时，在县议会上，没有人比他更愿意和农民握手，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又非常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和维持他们的收入的问题，而且特别尽力保存他村里的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站在极端派一方面，主张妇女绝对自由，特别主张她们拥有劳动权利；但是他和他的妻子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他们那恩爱的、没有小孩的家庭生活使得谁都羡慕，而且他这样安顿他妻子的生活，使得她除了和她丈夫共同努力尽可能地过得快乐和舒适以外，她什么也不做，而且什么也不能做。
　　要是列文没有往好里想人的特性的话，那么斯维亚日斯基的性格是不会使他感到大惑不解或疑问的。他会对他自己说：“不是傻子就是坏蛋，”而一切就都明明白白的了。但是他不能说他是傻子，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不仅是个聪明人，而且是教养很高，又十分朴实的人，没有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但是除非万不得已，他决不炫耀他的学识。列文更不能说他是坏蛋，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一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他愉快地、热心地、不屈不挠地干着他的工作；他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尊敬，而且的确从来没有蓄意做过，而且也决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竭力想理解他，却又理解不了，他看待他和他的生活，始终像看待一个真正的谜一般。
　　列文和他非常要好，因此列文常常大胆地去试探斯维亚日斯基，竭力想要寻究出他的人生观的根底；但却总是徒劳。每当列文竭力想从那向所有人都敞开着的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的接待室再深入一步的时候，他总看到斯维亚日斯基显得有点狼狈。他脸上显出隐约可辨的惊慌神色，好像他害怕列文会看破他，于是他就愉快地婉言拒绝。
　　现在，在列文对于农事感到失望以后，他特别高兴到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且不说看见这一对待在舒适的安乐窝里、对己对人都心满意足的幸福夫妇，总给与列文一种愉快的感觉，现在正当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这样不满的时候，他就更渴望找到使斯维亚日斯基这样开朗、干脆和愉快的秘诀。此外，列文还知道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他会遇到许多邻近的地主，现在听听和谈谈关于收成、雇农的工资等等农事上的话题，对于他是特别饶有兴趣的，他知道这种谈话照例被认为是非常庸俗的，但是现在在他看来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也许这在农奴制时代并不重要，在英国也不重要。在那两种情况下，农业的条件已经确定了；但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已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条件会采取怎样一种形式的问题，倒是俄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列文想着。
　　结果打猎并不像列文预期的那样好。沼泽干了，而且差不多完全没有松鸡。他到处走了一整天，仅仅打到三只，但是另一方面，正像他平常打猎回来一样，他带回来旺盛的胃口、愉快的心情和那种总是伴随着剧烈的体力运动而来的兴奋的精神状态。在打猎当中，当他好像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忽然回想起那位老人和他的家庭，他们留下的印象好像不仅要求他注意，而且要求他解决好像和他有关的什么问题。
　　傍晚喝茶的时候，座上有两个为了监护权的事情而来的地主，于是列文所期望的有趣的谈话开始了。
　　列文坐在茶桌旁的主妇旁边，他不得不同她和正坐在他对面的她的妹妹谈话。斯维亚日斯基夫人是一位圆脸、金发、娇小、面带笑容和酒靥的女人。列文竭力想通过她找到解决她丈夫在他心中引起的重大疑团；但是他没有充分思索的自由了，因为他感到非常局促不安。这种局促不安是因为那位姨妹正坐在他对面，身穿一件领口开成四方形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胸脯，列文简直觉得她是特意为他穿的。虽然她的胸脯是这样白，或者正因为这样白的缘故，这个四方形使列文失掉了思想的自由。他想像，也许是想像错了，这个领口是特意为他开的，他感到他没有权利看它，于是竭力不去看它；但是他又感到领口开成这样，仿佛是他的过错似的。列文感到好像他欺骗了谁，好像他必须有所说明，但又不能说明，因此他不断地涨红了脸，局促不安。他的不安也传染给美丽的姨妹了。但是主妇却装做没有注意的模样，尽在故意地引她参加谈话。
　　“您说，”她接着已经开始的话题说下去，“我丈夫对于俄国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在国外固然很快活，但是并不像他在这里一样。在这里，他感到他适得其所，他有许多事要做，他具有对一切都感到兴趣的才能。啊，您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学校吧？”
　　“我看见了……是那所长满常春藤的小房子，是不是？”
　　“是的，那是娜斯佳的工作，”她指着她的妹妹说。
　　“您自己在那里教书吗？”列文问，竭力想忽视她的裸露的脖颈，但是感觉到他无论望着哪个方向，他都看得见它。
　　“是的，我自己在那里教过书，而且还在教，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第一流的女教师。我们已经开始做体操了。”
　　“不，谢谢您，茶不要了。”列文说，虽然意识到这样做是无礼的，但却不能继续谈下去，他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谈有趣的事哩，”他补充说，就走到斯维亚日斯基和邻近的两位绅士坐的那张桌子的另一端。斯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只胳膊搁在桌上，一只手转动着杯子，用另一只手捻拢胡须，把它送到鼻边，然后又让它垂下，好像他在嗅它一样。他的明亮的黑眼睛直盯着那位留着灰色胡髭的兴奋的地主，显然他觉得他的话很有趣。那地主正在抱怨农民，列文看得很明白：斯维亚日斯基本来知道怎样驳斥这位地主的抱怨，他可以立刻粉碎对方的整个论点，不过处在他的地位上，他不能够把这样的回答说出来，于是不无乐趣地倾听着地主的可笑的谈话。
　　这位留灰色胡髭的地主显然是一个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一个终生住在乡下的热心的农业家。列文在他的服装上，在他那显然是不常穿的旧式的穿旧的外衣上，在他那精明的、愁闷的眼神里，在他那条理分明、流利的俄语上，在他那久而久之形成习惯的专横的语调上，以及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旧的订婚戒指的、被太阳晒黑了的粗大通红的手的坚决的动作上，看到了这种种特征。二十七
　　“只要我舍得把已经开办的事情……已经花了那么多气力的事情……全部抛弃的话，我真愿意把一切抛弃，卖掉，然后像尼古拉·伊万内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爱·莲·娜》去。”
　　地主说，一丝愉快的微笑使他的精明的老脸容光焕发了。
　　“但是您看，您还没有把它抛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其中一定有好处。”
　　“唯一的好处是我住着自己的房子，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此外，人总希望农民会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相反，说起来您真不会相信——只有酗酒、淫乱！他们尽在把他们小块的土地重新分来分去，没有一匹小马或一只小牛的影子。农民在饿死，但是去请他做雇工吧，他会竭力跟您捣乱，结果还到调解法官面前去告您。”
　　“但是您也可以到调解法官那里去控告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控告？我才不干呢！那只会惹出许多是非，叫人后悔莫及。譬如，在工厂里，他们预支了工钱，就逃走了。调解法官拿他们怎么办？还不是宣告他们无罪。只有地方裁判所和村长维持着一切。他们按旧式方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那就只有抛弃一切！逃到天涯海角去的一法了！”
　　很明显的，地主是在嘲弄斯维亚日斯基，但是斯维亚日斯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
　　“但是您看，我们管理我们的土地并没有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列文，我，还有他。”
　　他指着另外那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事业在进展，但是问问他是怎样个情形吧？您说那是合理的方式吗？”地主说，显然是在炫耀“合理的”这个字眼。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谢谢上帝。我的经营方式就是准备好秋天纳税的款子。农民们跑到我面前来说：‘亲爷爷，好主人，帮助帮助我们吧！’哦，农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可怜他们。所以，我替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的税款，却说道：‘记着，孩子们，我帮助了你们，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得帮助我——不管是种燕麦的时候，或是割草的时候，或是收获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讲好每一家纳税人干多少活——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可靠的人，这是真的。”
　　早已熟悉了这种家长式方法的列文，和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了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转向留着灰色胡髭的地主。
　　“那么您以为怎样？”他问，“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经营呢？”
　　“哦，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一样经营：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者平分收获物或者收租金；可以这样做——不过就是这种方法使国家的总财富受到损失。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管理可以产生九分收成的土地，用收获平分制就只会有三分。
　　俄国已经给农奴解放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用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列文，而且甚至对他使了一个轻微的讥讽的手势；但是列文并不觉得这位地主的话是可笑的，他对于他的话，比对于斯维亚日斯基的话了解得更清楚。灰色胡髭的地主继续说了许多话，为的要指出俄国是怎样被农奴解放毁了，这些话他甚至觉得非常正确，在他听来是很新颖的，而且是不可争辩的。这位地主无疑地说出了他个人的思想，——这是难得的事情，这种思想，并不是由于他想要替什么也不想的脑筋找点事干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在他村居的孤寂生活中冥思苦想过，而且从各方面考虑过的。
　　“问题在于，您知道，一切的进步都是由于运用权力而造成的，”他说，显然想要表示他并不是没有教养的。“试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的改革吧。试看欧洲的历史吧。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比方马铃薯，就是强制地移植到我国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这也许是在封建时代输入的，但是这大概也是强制输入的。现在，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时代，在我们的农业上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改良设备：烘干机、打谷机、运肥机和一切农具——一切都是运用我们的权力输入的，农民们最初反对，后来就模仿我们。现在因为废除了农奴制，我们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我们的已经提到高水平的农业，不得不倒退到一种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就雇人劳动，您还是可以这样经营的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们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靠谁去这么经营呢？”
　　“正是这样——劳动力是农业中的主要因素。”列文心里想。
　　“靠雇工们。”
　　“雇工不肯好好地干活，而且不肯用好农具干活。我们的雇工只会像猪一样地喝酒，而且当他喝醉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给他的工具通通毁坏掉。他把马饮伤了，弄坏很好的马具，用车轮胎去换酒喝，让铁片落到打谷机里面，把它破坏。凡是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看了就厌恶。这就是整个农业水平低落的缘故。土地荒废了，长满了莠草，或者是给农民瓜分了，本来可以收获上百万的土地，你只收到几十万；国家的财富减少了。同样一件事只要稍加考虑……”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设想的农奴解放的方案，根据他的方案，这些缺陷都可以避免。
　　这个引不起列文的兴趣，但是当他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又回到他最初的话题上去，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竭力想引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
　　“农业的水平在低落下去，而且以现在我们和农民的这种关系，要用一种可以产生利益的合理方式去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他说。
　　“我不这样认为，”斯维亚日斯基非常认真地回答，“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耕种土地，而在农奴制时代我们的农业水平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牲口，管理不当，我们甚至连怎样记账也不知道。随便问问哪一个地主吧；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没有利的，他都说不上来。”
　　“意大利式簿记法！”灰色胡髭的地主讥刺地说。“你可以随便记账，但是如果他们把你的东西都毁坏了的话，那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的。”
　　“为什么他们会毁坏东西呢？一架蹩脚的打谷机，或是您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损毁，但是我的蒸汽机他们就不会损坏了。可怜的俄国马，您怎么叫的呢？……那种牲口您得揪着它的尾巴走，那种马他们会糟蹋，但要是荷兰马或是别的好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啊，只要花费得起就好了，尼古拉·伊万内奇！这对于您倒是很合式的，但是我，要供一个儿子上大学，小的儿子们在中学读书——因此我可买不起贝尔舍伦马载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银行啊。”
　　“结果您要我把剩下的东西通通拍卖掉吗？不，谢谢您！”
　　“我不同意说农业水平有再提高一步的必要或可能，”列文说。“我正从事这件事，而且我也有本钱，但是我却什么也做不出来。至于银行，我真不知道它对谁有好处。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去的钱结果都是损失：家畜——是损失，机器——是损失。”
　　“这是千真万确的，”灰色胡髭的地主附和着说，满意得笑出来了。
　　“而且不只我是这样，”列文继续说，“我和那些用合理方式经营土地的所有邻近的地主来往；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这样做，都遭受了损失。哦，告诉我们，您的土地怎么样——得到利益吗？”列文说，他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每逢他想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外室再深入一步时所看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惊愕表情。
　　而这个质问，在列文方面，并不是十分诚意的。斯维亚日斯基夫人刚才在喝茶的时候告诉过他，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了一个德国簿记专家来，他得到五百卢布的报酬，核算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发现他们损失了三千多卢布。确数她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德国人似乎连一分一毫都计算了的。
　　听到提起斯维亚日斯基农业的收益的时候，灰色胡髭的地主微微一笑，显然他知道他的邻人兼贵族长大概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不合算，”斯维亚日斯基回答。“那也不过是证明我要么是一个拙劣的农业经营家，要么证明我把资金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异地叫着。“地租在欧洲也许会有，在那里，土地由于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已经改良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为花在它上面的劳动而一天天贫瘠下去——换句话说，耗尽地力；所以，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呢？这是规律。”
　　“那么我们与规律无关；对于我们地租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反而扰乱了我们。不，告诉我，怎么会有地租这套理论……”
　　“你们要吃点凝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凝乳或者马林果来。”他转向他的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结得特别晚。”
　　然后，斯维亚日斯基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了起来，走开了，显然，正在列文觉得这场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终结了。
　　失掉了对手，列文继续和灰色胡髭的地主谈话，竭力想对他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劳动者的特性和习惯而来的；但是这位地主，正和所有与世隔绝、独立思索的人一样，理解人家的意见很迟钝，而且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贪恋猪一样的生活，要把他从猪一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一定要有权力，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条鞭子，而我们变得这样自由了，使得我们突然用律师和模范监狱代替了使用过一千年的鞭子，而在监狱里，还给不中用的、身上散发恶臭的农民吃很好的汤，而且还计算出来给他几立方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说，竭力想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要找到这样一种对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产生很高的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呢？”
　　“就俄国农民来说，永远不能这样！我们没有权力。”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找得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说，吃了一些凝乳，点上一支香烟，他又来参加争论了。“对于劳动力的一切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了，而且是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农奴制被废除了，剩下来的只有自由劳动；而它的形式是固定了的、现成的、非采用不可的。长工，日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于这些形式已经感到不满了。”
　　“不满了，正在探求新的。而且多半会探求出来的。”“那正是我所要说的，”列文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探求呢？”
　　“因为这正和重新发明铁路建筑法一样。它们本来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的。”
　　“但要是它们不适合我们使用，要是它们并不高明呢？”列文说。
　　他又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惊愕的神情。
　　“啊，这样我们真要目空一切了，我们居然探索出欧洲正在探索的东西！这套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关于劳动组织问题在欧洲取得的一切成就吗？”
　　“不，不大知道。”
　　“这个问题现在引起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注意。舒尔兹·杰里奇派①……还有极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②派论劳动问题的浩瀚著作……米尔豪森制度③——这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您大概也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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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舒尔兹·杰里奇（1808—1883），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储蓄信贷银行和独立合作社组织的创办人，他认为这可以调和工人和雇主的阶级利益。
　　②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盟”的创办人。他以得到政府支持的生产会社来对抗舒尔兹·杰里奇的独立的合作社组织。在这个基础上他和俾斯麦发生联系。“拉萨尔派”在工人问题上和普鲁士君主制度公开结盟。
　　③米尔豪森制度——工厂主多尔富斯在米尔豪森（法国亚尔萨斯的城市）创办的“关心改善工人生活协会”建造房屋，由工人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用。多尔富斯的“协会”是带有慈善目的的商业企业。它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工人问题。
　　“我稍微知道一点，不过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罢了；无疑的，关于这一切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自然，我不是一个社会学教授，但是这使我感到兴趣，而且实在的，要是您也感到兴趣的话，您应该研究研究。”
　　“但是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立起身来了，斯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住列文想要窥看他的内心深处那种令人不快的习惯，就去送客去了。二十八
　　列文那天晚上和女人们在一道，感到十分厌烦；他想到，他对于他的农业经营所感到的不满并不是特殊情形，而是俄国的普遍情况；他想到，要调整劳动者对于土地的关系，使他们劳动起来，能够像在他到斯维业日斯基家的路上所遇见的那个农家干活一样，这并不是梦想，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想到这些的时候，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激动。在他看来，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他应该试着去解决。
　　向妇人们道过晚安并且答应了明天再留一天，好和她们一道骑马到皇家树林去游览一处有趣的占迹，列文在就寝以前走到主人的书房里去拿斯维亚日斯基介绍给他的、关于劳动问题的书籍。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是一个大房间，四围摆着书架，中间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大写字台，另外一张是圆桌，上面摆满了各种文字的新出版的报纸和刊物，在一盏灯的周围，像一颗星的光线一样排列着。在写字台旁有一个抽屉架，上面标着金字，里面装满各种各样的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取出书来，就在一把摇椅上坐下。
　　“您在那里看什么？”他对站在圆桌旁边翻看杂志的列文说。
　　“哦，是的，那里面有一篇很有趣味的论文，”斯维亚日斯基说的是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看来好像，”他兴致勃勃地补充说，“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腓特烈。原来……”
　　于是，以他所特有的明快的语言，他概括地述说了那些新颖的、非常重要的有趣的发现。虽然这时列文一心想着农业经营问题，但当他听到斯维亚日斯基的话的时候，他暗暗问自己：“他心里藏了些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为什么他对于瓜分波兰的问题会感到兴趣呢？”当斯维亚日斯基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忍不住问：“哦，那么怎样？”可是并没有下文。他有兴趣的只是“原来”是怎样怎样。但是斯维亚日斯基并没有说明，而且认为不必要说明，这为什么引起他的兴趣。
　　“是的，但是我对那位容易动气的邻人倒非常感兴趣。”列文说，叹了口气。“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而且说了不少真话哩。”
　　“啊，算了吧！一个隐蔽的顽固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呀！”
　　“是的，不过我是把他们领向另外的方向罢了。”斯维亚日斯基说着，大笑起来。
　　“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的对，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合理的农业经营行不通，唯一行得通的是像那位温和的地主所推行的那种放债方法，或是索性最简单的方法……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可是，说这行不通，这话是不对的。瓦西里奇科夫就行通了。”
　　“一个工厂……”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什么使您那么惊异。农民无论是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处在这样低的发展阶段上，他们对于一切他们觉得新奇的设施都要反对，这是很明显的。在欧洲，合理的经营方法行得通，就因为农民受了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怎样去教育人民呢？”
　　“要教育人民，有三件东西是必要的：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但是您自己刚才说过，农民是处在这样低的物质发展阶段上，学校有什么效用呢？”
　　“你知道吧，你使我想起了一个忠告病人的笑话：‘你该试一试泻药。’‘试了，更坏。’‘试一试水蛭吧。’‘试了，更坏。’‘哦，那么，除了祷告上帝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试了，更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坏。
　　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坏。教育，——更坏。”
　　“但是学校有什么好处呢？”
　　“学校供给农民另外的需要。”
　　“哦，这正是我始终不理解的，”列文激昂地回答。“学校怎么会帮助农民改善物质状况呢？你说学校和教育会供给他们新的需要。那更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加减法和教义问答的知识怎么样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这我始终不明白！前天傍晚时候，我碰到一个抱着婴孩的农妇，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她要到女巫那里去；她的孩子有好啼哭的病，因此，她带他去诊治。我就问：‘女巫怎么医治好啼哭的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面，口里念句什么咒语……”
　　“哦，您正好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要阻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去医治他好啼哭的病，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说，愉快地微笑着。
　　“啊，不！”列文烦恼地说，“我只不过觉得这种医治方法与用学校医治农民很相似罢了。农民是贫困而且无知的，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和那个农妇看到孩子啼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样确切。但是，学校怎样治疗这种贫困和无知的病，恰恰和鸡笼怎么可以医治好啼哭的病一样不可理解。需要医治的是农民贫困的原因。”
　　“哦，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①是意见一致的；他也说，教育可能是更大的生活福利和安适的结果，是像他说的更勤的洗涤的结果，然而并非是由于能够读书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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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斯宾塞（1820—1903），反动的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里斯维亚日斯基是指斯宾塞的文章《我们的教育是正确理解社会现象的障碍》。
　　“哦，我居然和斯宾塞意见一致，这倒使我十分高兴，或者相反地，十分遗憾；不过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有用的是一种可以使农民更富裕、更悠闲的经济组织。这样一来，学校就自然而然会有的。”
　　“可是，现在在全欧洲学校都是义务的。”
　　“在这点上您自己怎么会同意斯宾塞的意见呢？”列文问。
　　但是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闪烁了一下惊异的神情，他微笑着说：
　　“不，那个治好啼哭病的故事好极了！真是您亲耳听到的吗？”
　　列文看出他简直发现不了这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他的论断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是毫不在乎的；他需要的只是推论的过程。而当议论的过程把他引进了一条死胡同的时候，他就不欢喜它了。那是他唯一不欢喜的东西，他总是把话题转到什么愉快有趣的事情上去，这样避而不该它。
　　从在路上遇见的老农民所给与他的印象起，那个印象成为这一天的全部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这一天所有的印象都使列文非常兴奋。这位善良可爱的斯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用的，而且显然还有列文窥探不到的某些生活原则，同时当他和群众在一道的时候，他就用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思想来指导社会舆论；还有，那位怨天尤人的地主，他说他被生活折磨得苦恼不堪，这话是十分对的，但是他对于俄国整个的阶级，而且是最好的阶级的愤慨，却是不对的；还有，不满意自己所做的工作，茫然地希望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这一切都混合在内心的烦恼和期望迅速解决的心情中。
　　列文一个人住在给他准备的房间里，躺在他的手脚每动一下就意想不到地弹跳起来的弹簧垫褥上，他很久没有睡着。和斯维亚日斯基的谈话，虽然他说了许多聪明的话，却没有一次使列文感到兴趣；但是那位地主的话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起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想像中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应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所以应该用权力强制他们接受；假使不改良农业就办不成的话，那么您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农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劳动就准会成功的，就像我到这里来的路上所看到的那个老农民家那样。你们和我们都对农事感到不满，这证明过错不是在我们，就是在农民。我们采用我们的方式——欧洲的方式——已经很久了，而从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劳动力的性质。我们且不要把劳动力看做一种理想的劳动·力，而把它看做具有自己本能的·俄·国·农·民，然后我们就按照这种情况来经营我们的农业。假定，我该对他这样说的，您像那位老农民那样经营农业，您找到了可以使得您的农民对于他们劳动的成果感到兴趣的办法，而且找到了他们承认的改良方法，这样您就不会使土壤贫瘠下来，而得到您以前的收获的两倍或三倍。把收成对半分，一半给劳动者；您剩下来的会多些，而劳动者所得到的也多些。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降低农业水平，使劳动者对农业的成果发生兴趣。至于怎样办？——这是一个涉及细节的问题，但是无疑这是能够办到的。”
　　这个念头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思量着如何实行他的这个思想。他本来不想第二天回去，但是现在他决心明天一早就动身回家。加上，穿着裸露脖颈的衣服的姨妹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似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而感到羞愧和悔恨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应该毫不延迟地回去；他得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们提出他的新计划，这样，播种就可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进行。他下决心改革他的整个农业经营方法。二十九
　　列文的计划的执行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他尽力而为，总算达到了这样一种结果，虽然不称心如意，却也足以使他毫不欺骗自己地相信这事情是值得费力的。主要的困难之一是农事正在进行，要使一切停顿下来，再从头开始，是不可能的，而只得在运转中调整机器。
　　在他到家的当天晚上，当他把他的主意告诉管家的时候，管家带着明显的高兴神情同意他那一部分话，就是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愚笨而不中用的。管家说他早就这样说过，但却不听他的话。可是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主张他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对于这个，管家只显出一种大为失望的神色，没有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见，却立刻开始谈起明天急需运走剩下的黑麦捆和派人去锄第二遍地那些事情来；因此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讨论他的计划的时候。
　　在开始和农民谈起这事，提议按新的条件把土地租让给他们的时候，他遭遇了同样的巨大困难；他们是这样忙碌地干每天的工作，他们没有余暇去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那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让他和他一家分享牧场的利益——似乎十分理解，而且完全同情这个计划。但是当列文向他提到将来的利益的时候，伊万的脸上就表露出惊异和歉疚，好像表示不能听完他要说的一切，就急急地替自己找出一件什么刻不容缓的工作：他或是拿起叉子去把干草从牲口棚里抛出来，或是跑去打水，或是去扫除牛粪。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想要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目的。他们坚信，他的真正目的（不管他对他们说些什么）总是秘而不宣的。而他们自己，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说了许多话，但也从来没有说出他们真正的心思。此外（列文感觉得那位爱动怒的地主说得很对），农民们在订立任何契约的时候，总是把不要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式耕种法，或是使用任何新式农具当作首要的坚定不移的条件。他们承认新式步犁耕得比较好，快速犁也耕得比较快，但是他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说明他们不能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虽然他已经确信不疑这样做他就得降低农业水平，可是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觉得可惜。但是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一意孤行，到秋天这个计划就开始实行，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
　　最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依照新的合作条件按照现状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是他立刻看出这是不行的，于是就决定分散经营。畜牧场、菜园、果园、草场和分成几块的耕地，分别加以处理。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在列文看来，比谁都更理解这个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一家人组成的劳动组①，承担了畜牧场的管理工作。休耕了八年的一块遥远的荒地，靠着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帮助，在新的合作条件之下，由六家农民承受下来；农民舒拉耶夫以同样的条件租下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还照老样耕种，但是这三个组是新组织的基础，占据了列文的全部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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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劳动组是当时俄国流行的工人们的一种合伙分红的组织。
　　这是事实：畜牧场的情形并没有比以前略有起色，伊万激烈反对把母牛安顿到温暖的牛棚里，反对用新鲜乳酪做奶油，断言要是母牛放在冷处，饲料可以吃得少一点，而用酸乳酪做奶油更有利，而且他要求像过去一样付给他工资，对于他领到的钱不是工资，而是预付的一份赢利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
　　这是事实：费奥多尔·列祖诺夫那一组借口时间过于仓促，没有依照契约在播种以前把土地翻耕两次。这是事实：这一组的农民，虽然同意在新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并没有把土地看做大家的共有物，却当做是为了平分收获而租借来的，而且农民们和列祖诺夫本人就不只一次地对列文说过：“要是您收地租的话，您可以省掉麻烦，而我们也比较自由一点。”而且这些农民还借着种种的口实，把契约上规定了的在农场上建筑家畜场和仓库的事尽拖延下去，一直拖延到冬天。
　　这是事实：舒拉耶夫只想把他租下的菜园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他显然完全误解了，而且很明显是故意误解了把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这也是事实：在他和农民们谈话，对他们说明计划的一切利益的时候，列文常常感到农民们只听了他说话的声音，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上当。当他和农民中最聪明的那个列祖诺夫谈话的时候，他格外痛切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列祖诺夫的眼睛里觉察出一种光辉，那光辉那么明显地表示出嘲笑列文的神情，表示出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心，好像是说，尽管有人上当受骗，但决不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如此，列文仍然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而且由于严格核算和坚持己见，他将来总会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那时，这办法就会自然而然地推行起来。
　　这些事情，加上农场上未了的事务，还有他在书斋内的著述工作，在整个夏天这样地占据了列文的心，使他很少出去打猎。在八月末，他从那个送回女用马鞍的仆人口里听到奥布隆斯基一家人都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由于没有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由于这种他现在一想起来就要羞得脸红的无礼举动，他已经破釜沉舟，再也不会去看望她们了。他对于斯维亚日斯基家也是同样无礼：不辞而别。但是他也再不会去看望他们了。现在这些他都不在乎了。他的农业改造问题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他又读了一遍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手头没有的材料，他又读了一遍有关这个题目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像他预料到的那样，找不到和他所着手的计划有关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臂如在米勒①的著作里，他最早曾经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过的，时时刻刻希望从中得到盘据在他心头的许多问题的解答，他找到了从欧洲的农业状况得来的规律；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为什么一定会具有普遍性。他在社会主义的书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不论是在学生时代曾迷惑过他的那种美妙的但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者是改良和补救欧洲经济状况的措施，都和俄国农业毫无共同之点。政治经济学告诉他欧洲的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的、不变的。社会主义却告诉他，沿着这种路线发展只会引向灭亡。他，列文和所有的俄国农民和地主，怎样处理他们的千百万人手和千百万亩土地，使他们提高生产来增进公共福利，对于这个问题，两种书籍都没有答案，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既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就细心地阅读了所有与此有关的书籍，而且打算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一番，为的是避免在这问题上遇到像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常遇到的困难。常常，当他开始理解对方心里的思想，而且开始说明他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对方会突然地对他说：“但是考夫曼和琼斯、久布阿、米歇尔②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吗？读读吧；他们已把那个问题研究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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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米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作者。
　　②这些都是虚构的名字。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歇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他知道他需要的东西。他知道俄国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某些场合，就像去斯维亚日斯基家半路上那个农家，劳动者和土地能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但在大多数场合，当资本是以欧洲的方式使用的时候，产量就很少，而这完全是因为：只有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法，劳动者才愿意劳动，而且才劳动得好，这种敌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久的，是人民本性中根深蒂固的现象。他想，俄国人民负有占据和开垦广漠的、荒无人烟的土地的使命，他们有意识地坚持袭用合乎需要的方法，直到所有的土地开垦完了为止，而他们的这个方法也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坏。他要以他的著作从理论上，以他的农事从实际上来证明这点。三十
　　在九月末尾，为了在租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上建筑家畜场，运来了大批木材，黄油卖掉了，利润也分了。实际上，农场上的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或者至少在列文看来是这样。要从理论上说明问题，完成他的著作——照他的梦想，那著作不但要在政治经济学上卷起一场革命，而且要根本消灭那门科学，奠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新的科学基础——那就只有出国走一遭，实地考察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列文只等小麦出售，可以拿到一笔钱，就到外国去。但是开始下雨了，影响了残留在田里的谷物和马铃薯的收割，使一切工作，连出售小麦的事在内，都陷于停顿了。路上泥泞难行；两架风车被大水冲走了，天气越来越恶劣。
　　九月三十日，太阳在早晨露了面，列文希望天气会放晴，开始坚决忙着做动身的准备。他吩咐动手装运小麦，并且派管家到商人那里去取卖出小麦的钱，自己骑了马到各处去，在动身之前对农场上的事务作最后一次安排。
　　列文办完了一切事务，全身被沿着皮外套流进他的脖颈和长统靴里的雨水浸透，但却怀着最紧张兴奋的心情，在傍晚回家去。傍晚，天气更坏了；雹子这样无情地打着那湿透的母马，使得它侧着身子走着，抖动着头和两耳。但是列文戴着风帽，所以觉得很舒适，他只顾愉快地向周围眺望，时而望着沿着车辙流过的浊水，时而望着从树叶落尽的细枝上垂下的水滴，时而望着桥板上没有融化的雹子的斑斑白点，时而望着在赤裸裸的榆树周围厚厚地堆积起的还是汁液饱满的、肥厚的落叶。尽管四周的景物很阴暗，他仍然感到异常兴奋。他和较远村落里的农民们的谈话显示出他们已开始习惯于新的状况了。他曾走到一个看管房屋的老头家里去烤干衣服，那个老头显然就很赞成列文的计划，并且自动请求入伙购买家畜。
　　“我只要坚定不移地向我的目标前进，我就一定会达到目的，”列文想，“而且这是值得努力去做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公共福利的事。整个农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非根本改变不可。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和谐和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因为正确的思想是一定会取得成果的。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我，科斯佳·列文，曾系着黑领带去赴舞会，曾遭到谢尔巴茨基家小姐的拒绝，而且自己觉得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用的一个人，居然会是这种事业的创始人——那也没有什么。我相信佛兰克林①想起自己的过去时，也一定觉得自己无用，他也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而且他一定也有一个他可以推心置腹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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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佛兰克林（1706—1790），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在七年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美国反抗法国斗争的组织，战后奋起反抗英国，捍卫移民的政治权利。他是《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之一，并参加了保证美国独立的英美媾和条约的谈判。在内政上，他主张广泛的地方分权和解放黑奴。
　　这样想着，列文在薄暮时分回到家里。
　　到商人那里去的管家回来了，拿到一部分卖出小麦得来的钱。和那个看管房屋的老头订了合同，在路上管家看见到处麦子还摊在田里，所以他那没有运走的一百六十堆麦子比起别人的损失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晚饭后，列文照常拿着一本书坐在圈手椅里，他一面读，一面想着眼前与他的著作有关的旅行。今天他的著作的全部意义格外鲜明地浮现在他的心头，说明他的理论的整段整段的文句也在他的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我要写下来，”他想。“那一定可以成为一篇简短的序言，我从前以为那是不必要的。”他起身向写字台走去，卧在他脚旁的拉斯卡也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望着他，好像是在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一样。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把它写下来，因为农民的头头们来到了，列文走到前厅去接见他们。
　　在他接见了那些有事与他相商的农民，安排了明天的工作之后，列文就回到书房，坐下来工作。拉斯卡卧在桌子底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着袜子坐在她平日常坐的位子上。
　　刚写了不一会儿，列文突然历历在目地想起了基蒂，想起了她的拒绝和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他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烦闷有什么用呢？”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为什么要老坐在家里啊？您该到什么温泉去住一住，反正您现在准备要出门了。”
　　“哦，我后天就走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我得先做完我的工作。”
　　“啊，啊，又是您的工作！好像您赐给农民们的还不够哩！实在，他们都这样说：‘你们老爷这样做，会得到皇帝的嘉奖咧。’真的，这是怪事：您为什么要为农民们操心呀？”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于列文的农事上的计划，是一点一滴都知道的。列文时常把他的思想不厌其烦地向她说明，而且也常常和她辩论，不同意她的解释。但是这一回她却完全误解了他所说的话。
　　“对于自己的灵魂自然应该看得顶要紧喽，”她叹着气说。“那个帕尔芬·杰尼瑟奇，他虽说不识字，他死得可真清白，但愿大家都像他一样，”她提到最近死去的一个仆人这样说。
　　“他领了圣餐，也受了涂油礼呢。”
　　“我说的不是这个，”他说。“我只是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做的。要是农民们干活勤快一些，我的利益也就多一些。”
　　“哦，不管您怎样做，如果他是一个懒汉，一切都会弄得乱七八糟。要是他有良心，他就会干活，要是没有，您才拿他没有办法哩。”
　　“您自己也说伊万把家畜看管得比以前好了。”
　　“我要说的只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回答，显然不是信口说出的，而是严密思考的结果，“您该娶亲了，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提及他刚才想的事刺伤了他的心，使他难过。列文皱着眉头，没有回答她，他又坐下工作，在心里重温着他所想到的那工作的全部意义。只是偶尔在寂静中他听到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织针的声音，他想起了他不愿想起的事，又皱起眉头。
　　九点钟的时候他听到了铃声和马车在泥地上驶过的沉重响声。
　　“哦，有客人来了，您不会闷气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是列文超过了她。他的工作正不顺利，他高兴有客人来，不管是谁都好。三十一
　　跑下一半楼梯的时候，列文听到门口传来他非常熟悉的咳嗽声；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脚步声，他没有听清楚，而且他希望他弄错了。随即他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瘦骨嶙嶙的、熟悉的身材，现在看来好像是没有弄错的余地了；但是他还在希望他是看错了，希望这位一面咳嗽，一面脱下毛皮外套的高大男子不是他的尼古拉哥哥。
　　列文爱他的哥哥，但是和他在一道却始终是一桩苦事。尤其现在，当列文由于受了袭上心头的思想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暗示的影响，正心绪不宁的时候，他觉得和他哥哥眼前的会面是特别难受的。他得会见的，不是一个健康快活的陌生客人，可以指望他来排遣他的彷徨不定的心绪，却是他的哥哥，那个最了解他，会唤起他内心深处的思想，会使他吐露一切真情人的，而这正是他不愿意的。
　　因为这种卑劣的感情而生自己的气，列文跑到前厅去；他一近看他的哥哥，这种自私的失望情绪就立刻消失，而被怜悯心所代替了。尼古拉哥哥的消瘦和病容，以前就够可怕的，现在显得更憔悴和疲惫了。这是一个皮包骨的骷髅。
　　他站在前厅里，扭了扭他的瘦长的脖颈，摘下围巾，浮着一丝异样的凄恻的微笑。当他看见那温顺而谦卑的微笑的时候，列文感到有什么东西扼住了他的喉咙。
　　“你看，我到你这里来了，”尼古拉用喑哑的声音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弟弟的面孔。“我老早就想来的，但是我一直身体不大好。现在我算是好多了，”他说，用他的瘦削的大手抚摸着他的胡须。
　　“是，是！”列文回答。当他吻着他，自己的嘴唇感觉到他哥哥的干枯的皮肤，逼近地看到他那双洋溢着奇异光辉的大眼睛的时候，他就更加恐惧了。
　　两三个星期以前，康斯坦丁·列文写了封信给他哥哥，告诉他还没有分开的那一小部分财产已经变卖了，他可以分到约莫二千卢布。
　　尼古拉说他现在就是来取这笔钱的，而更重要的，是到老巢来小住一下，接触故乡的土地，为的是要像古时的勇士一样养精蓄锐来应付当前的工作。尽管他腰弯背驼得很厉害。尽管因为他身材高大，他的憔悴身躯显得格外触目，但他的动作还和从前一样敏捷和急遽。列文领他走进书房。
　　哥哥特别细心地换了衣服，他是轻易不这样的，梳了梳他的又稀又直的头发，就微笑着走上楼去。
　　他怀着最亲切的愉快心情，正像列文常常想起的他幼年的时候一样，他甚至提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不带一点愤恨的意思。当他看见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时候，他和她说笑，探问老仆人们的状况。帕尔芬·杰尼瑟奇死去的消息给了他很痛苦的影响。恐惧的神色流露在他的脸上，但是他立刻恢复了平静。
　　“自然他很老了，”他说，随即改变话题。“哦，我要在你这里住一两个月，然后去莫斯科。你知道，米亚赫科夫答应了替我在那里谋个位置，我快要有差使了。现在我要把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他继续说。“你知道我甩掉了那个女人。”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吗？怎么的，为了什么事？”
　　“啊，她是一个可恶的女人！她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哩。”至于是什么麻烦他却没有说。他不能说他抛弃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因为茶泡得太淡，尤其是因为她照顾他，像照顾病人一样。“而且，现在我要完全改变我的生活。自然我像大家一样做过许多蠢事。财产倒是小事，我并不吝惜钱。只要健康在，而我的健康，谢谢上帝，完全恢复了。”
　　列文倾听着，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说什么才好。尼古拉大概也有同感吧；他开始询问他弟弟农事的情况；而列文也高兴谈他自己的事，因为那样他可以毫不虚伪地说话。他把他的计划和活动告诉他哥哥。
　　他哥哥听着，但是对此显然不感兴趣。
　　两人是这样相亲相近，连最细微的动作和声调，在他们之间也都能表达出比言语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
　　现在他们两人只有一个念头——尼古拉的疾病和死期的逼近——那念头压倒所有其余的念头。但是两人都不敢说出来，所以不论他们说什么都是虚伪的，除非说出盘据在他们心头的那个念头。列文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晚间终于过去，就寝的时刻到来。随便和什么外人一起，随便什么正式访问，他都没有像今晚这样不自然和虚伪。意识到这种不自然，而且为此感到遗憾，就使得他越发不自然了。他真要为他的快要死去的、亲爱的哥哥大哭，但他却不能不倾听而且尽在谈论他打算如何生活。
　　因为屋子潮湿，而只有一间寝室生火，所以列文就让他哥哥睡在他自己的寝室里，和他只隔着一道屏风。
　　哥哥上了床——不知道他是睡着了呢，还是没有睡着，像病人一样辗转反侧着，不住地咳嗽，当他咳不出来的时候，就抱怨一句什么。有时他的呼吸非常困难，他就说：‘啊，我的上帝！”有时他给痰堵住了，他就愤怒地埋怨说：“噢，真见鬼！”列文很久睡不着，听着他的动静。列文的思绪万千，但是一切思想只归结到一点——死。
　　死，万物不可逃避的终结，第一次势不可挡地出现在他面前。而死——就在这位亲爱的哥哥的身体里，他半睡半醒地呻吟着，而且由于习惯混淆不清地时而呼唤上帝，时而诅咒魔鬼——对于他已不像从前那么遥远了。他感到死也存在于他自己的身体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那么就是三十年以后，难道还不是一样？这不可逃避的死到底是什么——他不但不知道，不但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也没有力量，没有勇气去想。
　　“我工作，我要做点什么事，但是我却忘记了一切都要终结，我忘记了——死。”
　　他在黑暗中坐在床上，蜷缩着身体，抱着两膝，由于思想紧张而屏息静气，他在沉思。但他越是紧张地思想，他就越看得明白：无疑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他在人生中遗忘了和忽视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死会到来，一切都会完结，没有什么事值得开头，反正是毫无办法。是的，这是可怕的，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我还活着。现在怎样办才好呢？怎样办才好呢？”他绝望地说。他点上蜡烛，小心地起了床，走到镜子面前照照他的面孔和头发。是的，他的两鬓已有了白发。他张开嘴。他的臼齿已开始坏了。他露出筋肉丰满的臂膀。是的，很强壮。可是躺在那里用残肺呼吸的尼古拉也曾有过强壮健康的身体呀。于是他突然回想起他们小的时候怎样一道上床，又怎样只等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一走出房间就互相投掷枕头，哈哈大笑，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就连他们畏惧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的心理也抑止不住那沸腾盈溢的人生的幸福之感。
　　“现在，那塌陷的、空洞的胸膛……而我，也不知道将来怎样……”
　　“咳，咳！该死！你为什么老折腾，你为什么还不睡呢？”
　　哥哥的声音向他叫喊。
　　“唉，我不知道，我失眠了呢。”
　　“我倒睡得很好，现在我不出汗了。你来看看，摸摸我的衬衫。没有湿吧？”
　　列文摸了摸，就退到屏风后面，吹熄了蜡烛，但是他却很久没有睡着。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他刚变得明朗一点，就平地出现一个新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死。
　　“哦，他快要死了——是的，他恐怕活不到春天了，怎么帮助他呢！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关于这事，我知道什么呢？我甚至忘了有这么回事。”三十二
　　列文早已观察到，当人们过分随和温顺而使人感到不安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一下子变得过分苛刻和吹毛求疵到令人难堪的地步。他觉得他哥哥就会这样。而他的尼古拉哥哥的温和态度的确没有维持多久。在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暴躁起来，好像拚命和弟弟为难似的，专触他的最痛的地方。
　　列文感到过错在自己，而又不能改正。他感觉得如果他们两人都不装模作样，而说了所谓的真心话——就是照实说出他们所想的，所感到的——的时候，他们是只会面面相觑，而康斯坦丁就只能说：“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而尼古拉就只能回答：“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但是我怕，我怕，我怕呀！”假如他们只说真心话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能说别的什么了。但是那样就不能生活了，所以康斯坦丁极力想做他这一生一直想要做、可是不会做的事情，那种事情，照他观察，许多人都会做，而且非如此就不能生活：他极力想说些不是他心里所想的话，但是他又总感觉得那听起来很虚伪，感觉得哥哥会看穿他的心思，而且会生气。
　　第三天，尼古拉又引他弟弟向他说出他的计划，开始不但对它吹毛求疵，而且故意把它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你只是采用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却歪曲了它，极力想把它应用在不能应用它的地方。”
　　“可是我对你说这两者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否认财产、资本、遗产的正当性，而我，却不否认这种重要的刺激因素，（列文本来讨厌用这种字眼，但是自从他潜心著作以来，他就不自觉地更加频繁地使用这种外国词汇。）我需要的只是调节劳动。”
　　“那就是说，你采用了别人的思想，去掉了构成它的核心实质的全部要素，而且想使人相信这是什么新的东西，”尼古拉说，忿怒地扭动着打着领带的脖颈。
　　“但是我的思想与此毫无共同之处……”
　　“那边，至少，”尼古拉说，浮着一丝讥刺的微笑，他的眼睛恶意地闪烁着，“有一种所谓几何学的明确和清晰的魅力。那也许是乌托邦。但是一旦承认可能把过去的一切变成tabularasa①：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家族，那么劳动就自然地会调整好。可是你呢，你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混淆黑白呢？我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
　　“可是我从前倒是，而且我认为它虽然为时尚早，但却是合理的，它正像初期的基督教一样，是有前途的。”
　　“我只是主张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分析劳动力；那就是说，应该研究它，承认它的特性……”
　　“但那完全是白费劲。劳动力会按照它的发展阶段而自动地找到一定的活动形式的。最初到处是奴隶，后来是metayerBs②；而我们却有收获平分制、地租和雇农，——你到底要探求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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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丁语：光板（意即把过去的一切都抹掉）。
　　②英语：佃农。
　　列文一听到这话就突然冒起火来，因为在他的心底里，他惟恐这是真的——惟恐真的是他极力想在共产主义和现存的生活方式之间保持平衡，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想探求一种对于我自己和对于劳动者都有利的劳动方法。我想要组织……”他激烈地回答说。
　　“你并不想要组织什么；这不过是你一贯地想要标新立异，想要表示你并不只是在剥削农民，而且还抱着什么理想哩。”
　　“啊，好的，你既然这样想，——就不要管我吧！”列文回答说，感觉到他左颊的筋肉在抑制不住地抽搐着。
　　“你从来没有过，而且也没有信念；你只不过是想要满足你的自尊心罢了。”
　　“啊，好极了，那么就不要管我吧！”
　　“我是不管你！而且早就是时候了，你滚吧！我真懊悔不该来！”
　　不管列文后来如何费尽苦心去劝慰哥哥，尼古拉一句也不听，声言还是大家分手的好，康斯坦丁明白这只是因为生活对于他是太难以忍受的缘故。
　　当康斯坦丁又走到他面前，有点不自然地说如果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就请他原谅的时候，尼古拉已经准备动身了。
　　“噢，好宽宏大量！”尼古拉说着，微微一笑。“假如你希望自己是对的，我可以满足你这种愿望。你是对的，可是我还是要走。”
　　仅仅在临走的时候，尼古拉才吻了吻他，突然带着异样的严肃神情望了望弟弟，这样说道：
　　“无论怎样，不要怀恨我吧，科斯佳！”说着，他的声音颤抖了。
　　这是他们之间所说的唯一的真心话。列文明白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而且知道我身体很坏，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列文明白这意思，他的眼睛里流出眼泪。他又吻了吻他哥哥，但是他说不出话来，而且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哥哥走后第三天，列文也动身出国去了。恰巧在火车站遇见基蒂的堂兄谢尔巴茨基，列文的忧郁神情使他大为惊异。
　　“你怎么了？”谢尔巴茨基问他。
　　“啊，没有什么，人生中快乐的事本来不多。”
　　“不多？你最好不要去牟罗兹①，和我一道到巴黎去吧。你来看看有多么快乐呀。”
　　“不，我已经完了。是我该死的时候了。”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谢尔巴茨基说，大笑起来。
　　“我还刚刚准备开始哩。”
　　“是的，我不久以前也这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是离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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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牟罗兹，法国东部的城市。
　　列文说出了他最近真地在想的事。他在一切事情上只看到死或死的逼近。但是他想的计划却越来越占据了他的心。在死到来之前，总得生活下去。在他看来，一切都被黑暗笼罩住了；但也正因为黑暗，所以他感觉得黑暗中唯一的引路线索就是他的工作，于是他就竭尽全力抓住它，牢牢地抓住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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