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点，耐德拟好温菲尔德官邸安全防务的初步方案，打发助手夏蒙回办公室准备中午的会议。夏蒙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开始整理准备用反射幻灯机投放在银幕上的各种图表。这时，耐德的妻子打来电话，耐德又不在隔壁，他只好打开门，走进耐德的办公室，拿起话筒。
　　他和勒维妮结束通话，在上司办公桌上的拍纸簿上匆匆写了几句。停下来朝窗外瞥了一眼格罗夫纳广场上最后一批稀稀落落上班迟到的职员。夏蒙虽来英国不久，却早已知道星期一上午11点前或星期五午餐以后打电话到别人办公室里是白费力气，因为他们不会在那里。
　　莫里斯·夏蒙上尉远比和他同龄的其他军官注意个人风度方面的细微枝节。那些在80年代被首批调往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尉和上尉，是一些置传统礼仪于不顾的新派人物。他们漫不经心地把脚跷上桌面，说话常带脏字，还偷偷摸摸地吸毒。
　　夏蒙绝不会想到去接耐德的私人电话，除非事先得到他的指示；他也只用“弗兰契夫人”称呼勒维妮，除非她首先称呼他“莫”。这些拘泥细节的表现，也许不再是在俄亥俄州桑杜斯基镇长大成人的居民性格特征的一部分，但却一直被夏蒙一家人奉为圭臬。
　　60年代初期，易卜拉辛·夏蒙还没有离开过贝鲁特这座尚未遭受战乱的城市。他那位远在桑杜斯基经营一家小地毯厂、又无子嗣继承产业的叔叔，提出只要他移居美国，即可让他当合伙人，他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很快，他的儿子莫里斯和两个女儿相继出世。他又在桑杜斯基周围地区另外开办了11家地毯厂。接着是莱伯叔叔退休。易卜拉欣当上地毯行会主席，卫里教会委员，成为当地显赫一时的人物。他期待着儿子莫里斯从西部后备役军校毕业，并且成为当地地毯业二号人物的那一天。
　　夏蒙上尉关上耐德办公室的门，走进隔壁自己的只有一扇窗户的办公室，锁上门。他打开袖珍收音机，准备收听新闻广播。隐秘是情报工作的第一要素，锁上两扇门，听收音机，是他确信不疑的可靠做法。在他履行由命运安排的职责时，一直是这样做的。
　　他从来不敢奢望，像他现在这样穿上做工考究的军官制服，肩头缀上标志上尉军阶的两道银杠，胸佩和平时期荣获的几根勋带，就会名副其实地成为某个集体的一员。他选择这种集军人、外交官和间谍三重身份于一身的职业，是受两种动机的驱使：一种是明确的，另一种是朦胧不清的。
　　明确的动机是，他不愿在退役之后，将一卷卷绒头地毯抛在郊区寓所里的那些家庭主妇面前，然后口若悬河地向她们夸耀那蹩脚的地毯如何质量优异。朦胧不清的动机一直……朦胧不清，对他本人，对其他所有人，包括那个仔细研究过他的人，都是如此。
　　如果夏蒙能和谁无话不谈。那么这个人就是耐德，一个此间他视为唯一知己的人。他们首次相遇是在驻罗马使馆，而不是耐德来英国前工作过的驻波恩使馆。罗马，这个当时世间一切丑恶现象的孳生地，极左分子逞凶肆虐，新法西斯狂徒草菅人命，烦琐拖沓的办事程序，政府官员的欺诈行为，这一切使两人走到了一起。
　　一次，两人随意闲聊时，夏蒙闪烁其辞地提到了那个驱使他来此效力的动机。“我是桑杜斯基唯一……的黎巴嫩人，”话没说完留了半句。
　　“永远被视为外来者的黎巴嫩人，是吗？”耐德会意地问道。
　　夏蒙没有吭气。耐德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在接受对情报人员进行的甄别审查时，夏蒙却从来没有流露出外来者的失落感。那年9月，夏蒙没有像他父亲期待的那样去地毯商店工作，而是揣上所有积蓄，前往他所知道的世界上唯一不会把他当作外来者的那个地方。
　　黎巴嫩。
　　他刚刚踏上贝鲁特机场，就碰上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和长枪党民兵的激烈火并封住他的出路，他顿时意识到自己这个一时冲动下作出的决定是多么荒谬愚蠢。好在打那以后，紧张局势稍有缓解。他走在首都弹痕累累的大街上，精瘦结实的身体，黧黑的皮肤，泛着成熟橄榄色的眼睛，这一切都融入周围的景物。他对阿拉伯语的掌握仍属初级水平，主要靠听他父母亲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听懂时说的那点阿拉伯语。幸好他的发音还算纯正。
　　或者毋宁说，这是姨婆对他的安慰。姨婆向他透露了家族的秘密。莱伯叔叔是俄亥俄州桑杜斯基卫理教会的头面人物，易卜拉欣是他的继承者，夏蒙全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基督徒。而在贝鲁特，他们却是犹太人。
　　“在这里，我们没有皈依基督教的可能。”她语气肯定地说。“人们的记忆是抹煞不了的。这里，生为犹太人，永是犹太人。”
　　他觉得自己正在朝她点头：“生为犹太人，一生是外人。”
　　有人敲门。夏蒙闻声惊起，惶惶然如被猎人发现的野兽。接着，他警惕地走到门口。“谁？”
　　“开门。”这是耐德·弗兰契的声音。
　　夏蒙慢吞吞地打开门。“对不起，耐德，我桌上的这些东西……”
　　弗兰契瞟了一眼桌上的地图：“干得不错。唔，别关收音机。哦，勒维妮来过电话，什么事这样急？”
　　“她不愿说。”
　　“那就只好让她等一等了。”耐德硬邦邦地甩出一句。夏蒙看出，话刚出口，耐德就后悔自己说话不该如此尖刻。他怏怏不乐地叹了口气，坐上夏蒙的办公桌。“勒维妮是天底下最出色的军人妻子。上帝，怎么这话听起来像是墓志铭？”
　　见对方没有反应，耐德仰起脸瞅着他：“彼得·帕金斯有没有打来电话？”
　　“没有。”
　　弗兰契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面颊，竭力使自己松弛下来。“我费了不少口舌，好言劝说各处的头头支援我们一些保安人员，以应付那个乱糟糟的星期天花园酒会。可是看来情况不妙，没有几个人让我们挑。现在只有两个联邦调查局特工和一个海关人员。”
　　夏蒙做了个“真遗憾”的表情。他自己知道，这种表情居然出自那张往常总是显露超然与冷漠的脸，势必会令观者惊诧不已。他那凹陷的面颊和薄薄的嘴唇，永远赋予他一副不苟言笑、有些人认为是蕴涵嘲谑的面容。夏蒙知道这是一张外来者的脸，凝然无神，让你捉摸不透，也许对耐德·弗兰契除外。
　　“你怎么看？”耐德想掏出他的心里话。
　　“你当然已经通知了情报局。”
　　“我才不会呢。”他的声音里透出一丝酸溜溜的意味。“这帮猴崽子精得很，什么消息摸不到！”
　　“可是你得出面，单单为了表明这事不归拉里·兰德管，你也得出面。”
　　耐德长叹一声，吐出心中深藏已久的怨懑。“情报局会干预吗？”
　　“肯定。只要你抓住他们的胳膊朝后掰90度。”
　　耐德冷冷一笑。“我一定要搞到一批人。”说着，手伸向电话机。“看到我的手势，你就打开保密器。”
　　在他那间锁上房门、堆满各种电子仪器和工具的宽大的办公室里，彼得·帕金斯正坐在椅上看报纸。如栎树一般硬朗的腰板挺得笔直，在椅子上弯不下来，因此他手举报纸贴在眼前，像是眼力不济。其实他虽已年过五旬，仍然不戴眼镜，目光炯炯有神，很少有看花眼的时候。
　　桌上的电话丁零响了一声又戛然而止。帕金斯放下报纸，在椅子上挪转身子，将一根耳机线插入一个普通小黑匣子的插座，粗大的手指有条不紊、干脆利索、一着不错地忙碌着。他拨了拨录音机上的两只调谐度盘，接通电源。
　　这声音真妙，帕金斯想道。大楼里只要有人接通保密器，他的电话就会丁零响一声，提醒他注意。这条窃听线路并不难装、因为楼里没有多少只保密器，而且大多是老掉牙的货色，简单的电动机械装置，而不是最新式的电子装置。
　　“……你能给我多少人？”弗兰契上校的声音。
　　“我不玩没把握赢的游戏。”片刻之后响起另一人的声音，帕金斯听出是劳伦斯·兰德，他有理由相信此人现任美国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站长。
　　“拉里，你是在散布悲观情绪。”
　　“别胡扯了，耐德，我在跟你谈正经事。趁早取消花园酒会，就说要防止爱滋病流行，疱疹流行，腮腺炎流行，说得越玄越好。发挥你的想象力。”
　　“我俩谁在胡扯？”
　　帕金斯心中窃喜。他最爱听美国佬这样互不相让地斗嘴抬杠，觉得可以从中增长不少见识。
　　“这不可能成功，耐德。中止这个计划得了。”
　　“来不及了。”
　　“绝对来得及。”兰德不客气地反驳。“赶快让潘多娜服下镇静剂，她那热得发昏的脑袋就会冷静下来。再简单不过的事。”
　　“现在我算明白了，谁在异想天开，指望用一根装有微型炸弹的雪茄就能使卡斯特罗政府垮台。你们这号人太迷信高科技了，很难得到别人信任。听我说，我准备供应香槟，烟熏鲑鱼，稍后还有正宗的田纳西猪肉烧烤。给我派些姑娘小伙来吧。”
　　“给他们吃猪肉？高招。这下那些穆斯林、犹太佬就会躲得远远的啦。”
　　“拉里，难道你非得逼我行使职权不可吗？”
　　“职权？我不归你管，上校。”
　　帕金斯从兰德说话的腔调里听出他有满腹牢骚，正在找茬发泄。在他看来，这是使馆内部人员常有的妒忌。
　　“拉里，别跟我过不去。这项任命不是我争来的，是上面的意思，连同103号总统令下发的。”
　　兰德口里骂骂咧咧。“你拿着那份任命书见鬼去吧，耐德。使馆里只有那几个混蛋才承认它，我压根儿就不把它放在眼里。”
　　“你这个白痴。”弗兰契终于憋不住了。
　　“去你的，傻大兵。”
　　“难道一定要我告诉你，”弗兰契竭力使自己的语气缓和些。“福尔默夫妇与总统关系有多密切？他们是多么想不折不扣地执行103号总统令？你到底想要什么？白宫直接发来的口头命令？你若是丝毫不肯通融，我只好这样为你安排啰。”
　　“门外汉，”兰德嘟囔着，“这个该死的大使馆有这么多蠢得出奇的门外汉。什么时候华盛顿才会了解它不能——？”他说着说着突然闭上了嘴。
　　“说下去，拉里。”
　　迟迟听不见兰德的反应，帕金斯开始怀疑自己的窃听器是否出了故障。“我给你派八个男的，六个女的来。”他终于打破了沉默。“不过你得保证——”
　　“让他们中午来这里报到，”耐德生硬地打断他的话，“我们要召开第一次会议。噢，谢谢，拉里，谢谢贵站一贯和有益的合作。”他挂上电话。
　　帕金斯拔下插头，倒回磁带，贴上一张标有几个数字和字母的胶带作为记号，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内部号码。
　　“信息中心。”
　　“我是帕金斯，给我派个送信的来，好吗，小伙子？默考克得空就让他来一下。”
　　帕金斯草草写了一张便条，裹住磁带，扎上一根橡皮筋。有人敲门，帕金斯起身让进一个年约30岁的信差。
　　“早安，帕金斯少校。”
　　“默考克，你这个傻小子。”
　　“帕金斯先生，先生，请原谅。”
　　“把这交给5号。”
　　信差刚离开，帕金斯拨了一个外线电话号码，只听另一端传出一个苏格兰男人浑厚的嗓音：“什么事？”
　　“我派人送去一件东西。”
　　“现在有什么事？”苏格兰人没好气地问。
　　帕金斯坐回椅子上。“今天早晨大约7点30分在贝克街马瑞列蓬百货店以北发生的一起车祸有没有调查清楚，汽车撞上一个行人的那件事故？”
　　“就这事？”苏格兰人问话的语气带着明显的嘲讽。
　　“那些喜欢找麻烦的傻瓜胃口太大，吃得都快撑不下肚了。”帕金斯放心大胆地跟对方聊了一通——通过这条也许是整座办公楼唯一没有被他装上窃听器的外线。
　　简·威尔坐在位于格罗夫纳广场上的办公楼地下会议厅的后排座位上。
　　12时01分，夏蒙关上会议厅的所有门，拉上窗帘。人们平时隔窗看见的不是广场上绿毯似的草坪，而是向会议厅投来朦胧光线的一个排气孔，现在就连这也被窗帘遮蔽了。
　　按照简的估计，男男女女约有30人坐在黑暗里。耐德站在讲台上，身后的大幅银幕影影绰绰地衬出他们的身体轮廓。夏蒙走到简附近的反射幻灯机旁，打开光源开关，一幅温菲尔德官邸及周围地形的俯视图顿时出现在银幕上。
　　简竭力想分辨出耐德的侧影。她嗓子有些痛，吃东西也不能缓解。“那一定是爱……”她轻轻地哼起了歌。
　　简觉得自己的身体蜷缩成一小团，恍若一只身材瘦长、柔软轻巧的黑猫执意要变成一只猫崽。耐德在讲台上单调乏味、没完没了地阐述自己的方案。简一句也听不进去，唯一能使她动心的，是他那中西部人特有的干涩的音质、声调和节奏。
　　她在这里本来没什么正经事，安全防卫不属于她的职责范围。可是罗伊斯·科耐尔吩咐她监视福尔默夫人的日常行动。这件事给她办糟了，糟得不可收拾，致使耐德和他的手下的人承担了一项更加棘手、成功希望十分渺茫的任务。
　　没有人为此指责简，罗伊斯更是只字不提。倘若他存心诘难，只需微蹙眉峰，便足可令她悲极而泣。无论你什么时候问简，她最近两年的种种隐衷、牵挂、爱慕、痴念——肉体接触以外的所有美好的情愫——因谁生发时，她会坦诚直言：在她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时，她就狂热地爱上了罗伊斯·科耐尔。
　　她现在对罗依斯的温热的情感，不像当年涌上心田的那股滚烫的热流。而耐德心中对她的爱恋，她知道，仍如当初那样炽热。
　　她扮了个怪相，努力把分散的思绪集中到耐德的发言上。“如果我们当初用增强金属网，围成12英尺高的周边栅栏，情况就会好得多。”他用手指着银幕上的一排阴影。“可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些分散立着的铁条，像软百叶窗帘一样容易突破。考虑到这点……”
　　像是跟谁怄气似地，简开始喜欢起因爱情而陷入的这种本来会令她老大不舒服的处境。她苦苦思索一个女人到了三十大几的年纪，是否一定会遭遇这样的冒险经历。她工作干得很卖力。她的下一个由国会全权批准和任命的外交官职务，肯定是去卢森堡这样的小国或法国的阿尔卑斯滨海省任领事。当然，前提是现任工作中不能出纰漏。
　　只要她保持现在的形象，朴素端庄的形象：穿着平跟鞋仍然高挑苗条的身材，那张像吉普赛女郎一样气韵生动的脸蛋，鼻梁上架着一副学者型眼镜，身穿衬衣式连衣裙或是从国内买来的廉价衣衫和裙裤。自打她先后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学习以来，她始终保持着这种简朴的着装风格。
　　她在外交部门能够步步高升，不是靠姿色博取男人欢心，而是凭借自己锲而不舍的努力，此外，她还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国务院内一些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裔资深官员的帮助。他们发起并实施了一项旨在鼓励少数民族中的精英出人头地的“赞助性行动计划”。简·威尔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法学院并获得律师资格，从业等级是“女性”和“犹太人”，这意味着她不能去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工作。不过这并没有多少妨碍，因为她能去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很多。
　　那为什么偏要让耐德和她一起冒风险呢？
　　最近几星期，简不止一次地盼着能找个说说心里话的人。她在家里是老大，她那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学校当教师的母亲，一心指望全家人能够平安度日，指望丈夫能当上工厂主。无论是生活拮据的岁月，还是家境宽裕的年代，简一直循规蹈矩，对母亲非常信赖。人们总说她俩更像一对亲姐妹，而简的妹妹爱米莉反倒和她迥然不同。长成大姑娘的两姐妹，简肤色黝黑，身材高挑，爱米莉金发碧眼，皮肤白皙，举止轻浮。简为人严谨，学习用功；爱米莉头脑迟钝，只对男孩子感兴趣。
　　和其他家庭一样，威尔家也是不成器的孩子花钱多。爱米莉碰到的麻烦越来越大——吸毒和男人花去父母亲大量时间和精力。后来，一叠叠的钞票源源不断地付给医生、精神分析学家、戒毒所……
　　“西部的这段运河可以阻挡步兵袭击。”耐德仍在侃侃而谈。“不过谁都能利用高科技，不能排除敌人利用遥控发射的导弹袭击我们的可能性，不论是红外线自导还是电视遥控。另外还可以利用直升飞机，甚至有可能驾驶装满炸弹的神风式卡车突破周边防线，或者投入自毁式飞机。然而，这是……”
　　他们的个人奋斗，始于不同的起点，最后一起来到这个隐伏危机的地方会面。耐德是从部队开始走上人生旅途的。军方出资供他上学，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而她到达今天这一步完全是通过一介平民的努力、学习、考试，开始男上司仇视她，最后成了她的亲密朋友和保护人。耐德是战争造就的男人，她却是和平培育的女人。
　　命运的嘲弄是如此尖刻，恰似一把利刃紧紧抵住她的胸脯。两个经历截然不同的人相会于这个被称作美国大使馆的战场，迫在眉睫的威胁令她激动不已。
　　“当今时代，绑架勒索的事件时有发生，次数之多，为以往任何时候所不及。为了找到集中在某地的一些身价最高，可以榨出大量油水的绑架对象——这些人都与政府、报社、政党、公司、电影厂、电视台有关系，肯出成千上百万元以保住性命——这些人……”
　　简紧紧盯着映在银幕上的方案。她知道，设想每一种难以想象的情况，千方百计阻止它发生，正是耐德的工作职责。不过，不可能有哪个恐怖组织会被这个机会撩拨得心痒难熬，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集结起一支为攻占温菲尔德官邸并扣押人质所必需的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部队。
　　“我想，诸位大概都在考虑，哪些人有多大能耐，多大胆量，敢于冒此风险。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有哪个组织能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组织这次进攻，并且按照战略战术的原则，有望获得成功。”
　　他停了停，简感到在他作出这个似乎很乐观的分析以后，屋里凝滞的空气顿时缓和下来。
　　“从另一方面讲，”耐德补充说，“我们不知道有哪个恐怖组织愿意遵循一般的战略原则。我们对付的是一些做事不循常规的人。搞砸了，他们不会损失什么；成功了，就能大捞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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