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星期五一个晴朗的早晨。在迎接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勒紧裤带，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天气会带来什么。上帝是多么怜悯我们，创造阳光让我们享受，但又让我们在期盼它的时候忐忑不安；为恋人和儿童创造了月光和星光，但又让我们渴望云彩来遮挡它们。
　　大约在9时，第一次警报响了，但没有紧急警报，约11时，空袭警报解除了。我一直呆在我的办公室里，打算在听到紧急警报时立即到地下室去。由于紧急警报没有响，我才能为《传教新闻通讯》写一段有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新闻。
　　我们现在每天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答复要求使用我们校舍的各种机构。我们希望这些校舍将被用来救济普通老百姓，而不是让政府机构使用。大约有二十名“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占用了邻里中心。市立医院要求使用家庭手工学校的校舍，我们同意了。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把小小的邻里学校搬到主校园里来。我们星期天下午的礼拜也可以回到科学报告厅进行，多年来这一活动都是在那里举行的。
　　由于没有电，收音机还是无法使用。凯瑟琳在分别同吴博士、程夫人和我长时间的讨论，以及自己的长期考虑后，她终于决定星期一乘英国轮船去汉口。她原先想乘中国轮船，这样价格要便宜得多，但我们觉得风险太大。如果中国的交通工具是日本空袭目标的话，那么中国轮船是不安全的。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娱乐委员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娱乐。
　　10月2日，星期六今天早上的祈祷会刚结束，我就接到了上海纽（New）夫人的一个长途电话。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首先是对她的大学同学贻芳的关爱和邀请。然后她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她们已在上海开始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注册了。她帮助鲁丝和弗洛伦斯在韦尔路999号楼建立了一个临时总部。她们对与圣约翰大学的合作计划很热情。幸运的是要到10月18日才开学。她们计划为仅有的7名学生再进行一次入学考试。这7名学生中有6人在上海参加了我们的第二次考试，1人是在南京考的。如果我们能够招到一个小班的新生那就太好了。她们在潘亭街321号A座找到了一个带家具的小公寓。校友和以前的教师如王贵学（音译）和林赛·刘（Lindsey Lieu）等都在帮助她们，那儿有很多朋友在分担重任。
　　上午8时～10时。在我吃完早饭前，警报响了，结果没事，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上午收到了鲁丝和弗洛伦斯的两封令人鼓舞的信，信中她们讲述了校友聚会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聚会的事，有40名学生参加了聚会。学生的情绪很好，她们庆贺自己又能上学了。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学习场所确实是个问题，一个学生说，现在她家有40个人，其中许多是来自其他城市的难民。
　　看完这些信后，我们立即召集在校的招生委员会成员开了一次会，决定在10月11日考试，并在一天内考完。
　　下午5时～6时。我拜访了邻居，发现即使是菜农家，所有的年轻妇女和儿童都被送到农村去了，只有老母亲以及可能是长子的孩子还在家里。有一户人家，虽然屋内的地面是泥土，屋顶是稻草，我却发现他们花了一百多美元修建了一个防空洞。他们很大方地让穷邻居共享他们的防空洞。
　　我忘记说了，中午我去了布雷迪医生家，看看能否听到中午的广播。他们那儿还是没有电，但是我发现布雷迪、贝茨、斯迈思、米尔斯在吃中国餐。由于价格昂贵，许多外国人已经放弃了外国的食品。我听到了四次广播，而我原想只听一次。我在2时30分艰难地回到家。怎样鼓励越来越少的礼拜者？怎样帮助教会应付难民和伤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我们谈话的主题。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中国无法独自满足难民的需求。
　　吴博士收到了蒋夫人的一封信，其中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们正在同日本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的那份任务使我的每根神经都很紧张，而且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12月7日，星期二今天早上7时。我听见下关传来枪声，我的第一感觉是日本军舰到了，我们已处在被长期炮击的境地。幸运的是我错了，但我一直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校园里，我们继续把家具搬到三楼或是专门的房间。上午，一些工人还在清理中央楼、科学楼和实验学校，其他人在清理宿舍，助理注册员在写告示和牌子，而戴师傅在总务处为“引导员”指按照计划引导难民住宿者。做袖标。我完成了我们能够接纳的难民人数的估计，共为2750人（8所房子分配给难民，每16平方英尺1人）。这个数字尽我们的力量是可以办到的（后来在我们6所建筑里的难民人数实际上超过了1万人）。
　　上午10时30分。我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同他们讨论了有关可以带进安全区的物品的通知等事宜。斯迈思、米尔斯和菲奇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件事和许多其他事情上。看见英国、德国、美国的商人同传教士在一起密切合作，真是太好了。
　　自9月30日我们的家庭手工学校开学以来，今天第一次没有上课。几个星期以来，它是南京惟一开学的学校。
　　上午我带“引导员”看了有关的建筑，并向他们解释了编号方法。后来，李先生和我去核对了住房情况。
　　城里谣言四起。来自南门的数千人拥进安全区，说警察命令他们在5点钟之前离开家，否则，他们的房屋将被烧毁，他们将被视为间谍。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只有3名中国人参加，其余的人要么很忙，要么已离开了南京。
　　据报道，蒋总司令在今天早上4时离开了南京。有人认为，几天后城市就会被占领，另一些人则认为，将会有一个长时间的围困。据说，孝陵卫正在燃烧——出于军事需要被焚烧。好几个人说，国家公园的许多树被砍掉了——同样也是出于军事需要。我们听说300枚炸弹落在了淳化镇。
　　吃过晚饭后，我去了邻里中心，今晚，附近的好几户人家住在这里，包括胡大妈和她的儿子、儿媳（因为她的房屋将被拆掉），吴家（卖挂毯的）以及其他许多人家。一位78岁的老教师在我们门口停了下来，说他是被强迫离开家的，他的老伴不愿意走，因此他独自来了。今晚，南京有许多悲剧，许多人饥寒交迫。
　　12月8日，星期三上午9时。我们实地练习了接收难民的工作，为的是准备好相关的办法。我们邻里学校的学生、大王的3个孩子和程夫人的孙子都担任了“引导员”，他们带着袖标，看起来很重要。6名工人也来帮忙。F·陈和杨师傅站在大门外，让难民以家庭为单位有序地进来。我们将把当地的难民安置在宿舍里，把从无锡等城市来的难民安置在中央楼。我们允许本地的家庭住在邻里中心，现在，那里已经住得很满了。
　　今天，我们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声音似乎来自南面。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日本人就会到城里来。我担心中国军队被困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接收了第一批难民，他们讲述了令人心碎的经历。中国军队命令他们立刻离开，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就被当做汉奸，并被枪毙。大部分人来自南门附近和城市的东南地区。
　　安全区的旗帜竖了起来——红十字外加一个红色圆圈。
　　今晚，我看起来有60岁，感觉像是80岁。今天我没去记者招待会，因为要帮助接收难民。这几天很冷，但幸运的是有太阳，既没下雨，也没下雪。
　　罗小姐今天搬到了实验学校，她将帮助我们照顾难民，并管理住在实验学校的难民。
　　大使馆来了一个通知：“随着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离开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剩余外交官今晚将去美国军舰‘帕奈号’，并在那里建立临时大使馆。预计大使馆官员将在明天白天回到岸上的大使馆里。当得知下关城门关闭的消息后，‘帕奈号’将驶离目前的三岔河锚地。用于撤离时帮助翻越城墙的外国人，绳索现在已由贝茨保管原文custory有误，根据上下文应为custody。……”12月9日，星期四今晚，城市的西南角火光冲天。在下午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西北方向外，到处浓烟滚滚。
　　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把所有妨碍他们的障碍清除掉——妨碍他们射击，并可能利于日军埋伏或成为掩护日军的屏障。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斯说，他看见火是用煤油点燃的。这些房子的主人是过去两天大批拥入城内的难民。如果这种方法能使日军延缓12～24个小时进城，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因为它给平民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
　　现在几乎无法寄出信了，邮局不再接收任何信件。上午我写了4封信，先试着让首都饭店的一个人帮忙把信带出去，然后我到英国大使馆，最后去了美国大使馆。
　　今晚，当我们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一颗巨大的炮弹落在了新街口，爆炸声使我们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些人的脸色都吓得变白了。这是我们第一次遭到大炮的轰击。今天每个小时我们都能听见飞机的声音。有一段时间，记者招待会只有2名记者和2名中国人，其余都是传教士。看起来不再会有记者招待会了。
　　当我到家时，发现爆炸的震波是如此的厉害，我的一盆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
　　今晚，校园里大约有300名难民，一些人来自无锡，另一些人来自城外，还有一些人来自附近。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已有约1500名难民了。
　　下午1时的新闻广播提到了南京被占领后的和平迹象。我不敢去了解日本将要提出的停火条件。
　　难民讲述的情况令人心碎。今天来了一名痛哭流涕的妇女，说她有事到南京来，但她12岁的孩子不能进城，她也出不了城去找她的女儿。这个小女孩在光华门，那里的战斗最激烈。另外一名来自三岔河的妇女发疯似的找她的母亲。她在我们学校没有找到她的母亲，我们把她送到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去了。
　　明天很可能将发生激烈的战斗，日本人将会尽全力攻入城内（后来从福田那里了解到，日本的先头部队的确在12月10日占领了光华门，但又被击退了）。
　　12月10日，星期五早上7时30分。我原以为入夜后会有持续的炮击，但除了偶尔有人在街上走动外，夜里出奇地安静。上午7时，空袭警报响了起来，但没来飞机。此刻，我能听见南面的机枪声。
　　天气依然温暖、晴朗，这对流浪街头的难民来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上面一段应该删除。吃早饭的时候，别人都说夜里枪炮声不断，一直持续到凌晨4时。显然我过于疲劳，没有听见。）上午难民继续拥来。旧的教师宿舍快住满了，中央大楼也开始住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斯蒂尔（Steele）早上来看了看。
　　在我们前门外，难民们在搬砖头，准备砌房子。很快，砖变成了一间间小屋——不需要瓦匠，然后再用一两张芦席盖顶，就有了自己的屋子，有了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可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他们很自豪地邀请我去参观了其中几间屋子。街上挤满了带着行李的难民，这使我想起了村庄里的庙会。
　　下午，F·陈和我去了安全区的西部边界，帮助插上安全区的界旗。我们希望明天所有的中国军队都能撤走，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交战双方发电报，说明这一情况。
　　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遇到了严重的空袭，几枚炸弹落在神学院的西面。我第一次听见了呼啸而落的炸弹声，还看见了高射炮吐出的火舌。当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的时候，我们躲在了坟地里。
　　在白天大部分时间里，枪声大作，据说日军离光华门很近了。城市周围的大火烧了很长时间。今晚，西面天空被大火映红了——正在摧毁城墙附近穷人的房屋。马吉说，他的院落指马吉在挹江门附近的住宅。看起来像是在一片余火未烬的废墟中的一座孤岛。
　　在今晚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到了在城市易手时穷人的问题。在未来的几个月中谁将照料他们？被困在城外的那个12岁小姑娘的母亲在我们大门外站了几乎一整天，她审视着人群，期待着看到她女儿娇小的身影。
　　12月11日，星期六猛烈的炮火夜以继日地轰鸣，城里城外一片枪炮声，尤其是在城市的西南部。在我们学校所处的小山谷里，炮声听起来不那么响，也不那么恐怖，但整个城市的情况却很可悲。马吉说，在福昌饭店、首都剧场门前以及新街口广场，横卧着许多尸体。入夜，城市东南部激烈的枪炮声似乎结束了。他还说，下关尚存的部分今晚将被烧毁。我对这种破坏造成的痛苦怒火满膛，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的飞机一架也没有了原文用signal（信号），但根据上下文，应为single（单一）一词。，而日本飞机却径直飞来。
　　难民们继续拥入我们的校园，到中午已达850人，除此之外，还有3户人家住在东院，约120人住在邻里中心内。我们正在北面两幢宿舍楼之间用芦席搭个棚子，让我们熟悉的人在里面卖食品。尽管我们多次施加压力，设在我们学校大门外的粥厂仍没有开张。难民们似乎对安全区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在空袭时站在马路中间也不会有事。在今晚的记者招待会上，大家催促我们要告诉难民们呆在屋里，或躲在墙后。
　　今天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写了一篇短文，还把38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雇员名单送给了美国大使馆，大使馆工作人员将为我们制作臂章。
　　下午4时。我决定到南山公寓，尽可能将值钱的东西藏到阁楼里。一些忠实的工人和我一起去了那儿，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把大多数值钱的东西搬了上去。我们打算在房门口放些东西。
　　我们将凯瑟林的钢琴留在了起居室，这架钢琴在1927年的抢劫中被损坏过，这次也许又将遭受同样的命运。
　　在今晚的记者招待会上，我们有20人——都是外国人，除了4名记者、2名德国人、1名俄国小伙子外，其余都是传教士。贝茨报告说，中国军队指挥部已经失灵，情况令人沮丧。
　　下级军官拒绝服从卫戍司令的命令，士兵与大炮没有撤出安全区。实际上，今晨我发现他们仍在校园围墙内挖战壕。
　　当我写日记的时候，城市的东南方和西北方响起了猛烈的炮声和激烈的机关枪声。人们预计敌军将在三天内进城，在日军攻占城市的过程中，将会有可怕的破坏。
　　明天是星期天，但现在每天都一样。王小姐、薛小姐和罗小组给了我们无法估量的帮助。程夫人在这种时刻的表现也很了不起。F·陈开始很害怕，今天他说很高兴在这儿，现在他已无所畏惧了。今天的祈祷做得很好，宗教就是为这种时刻创造的。
　　12月12日，星期天晚上8时30分。我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城市西南部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窗户被震得摇撼。为慎重起见，我离开了窗户。一整天轰炸不断，有人说，日军已进城了，但我无法证实。一个士兵告诉我们的守门人，日军曾数次突破光华门，但都被赶了回去。我们还听说，87师正在接替88师。但很遗憾，整天都有中国军队从安全区经过。
　　在今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听说卫戍司令唐生智已无法指挥自己的部队。除了安全区以外，城里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抢劫（从可怕的爆炸声来看，我想那古老而美丽的城墙恐怕所剩无几了）。现在日本飞机可以自由出入，投下大批炸弹，他们既没有遇到高射炮火的阻挡，也没有中国飞机的拦截。
　　我认为，把城墙外面所有的房屋以及城墙内的部分房屋烧毁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牺牲没有多少价值。谁遭受破坏的痛苦？还不是中国的穷人！为什么不把城市完好的交出？今天上午10时30分，我去了鼓楼教堂，那儿大约有六十人。教会紧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做了很好的布道。教堂院落里住了许多难民（现在枪炮声实际上已经停了下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城墙已被突破，日军进了城）。
　　难民继续拥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现在，艺术楼也开始接纳难民。不幸的是，由红十字会管理的粥厂仍未开张，因此，对没有带食物的难民来说，日子非常艰难。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粥厂可能明天上午9时开张，但如果今夜城市陷落，恐怕连这也做不到了。
　　在危难和恐怖之际，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我们东门街对面的那个姓管的裁缝，傻乎乎地让“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撤离南京前，将他们的一些物品存放在他家的一间屋子里。随着日军的临近，他开始担心起来。今天，我打电话叫来了菲奇先生，我俩叫他把所有的文字材料都销毁，并由我们来承担销毁的责任。整个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所有的亲戚，把一堆堆材料搬到我们的焚化炉里烧掉。他们一趟趟地搬着，累得满头大汗，及时销毁了所有的材料（从枪声可以听出，日本人已经进城了）。
　　一向精干的中央楼林管理员，由于竭力要这些难民保持地面整洁，今晚嗓子都喊哑了。下午他对看门人说，要孩子不在地板上小便比登天还难。看门人说：“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叫他们不要随地小便？”林用沙哑的声音说：“我哪能不说？！但我一回头，他们又尿了。”今天下午5时。在我去英语部时，看见紫金山上有一条着火带，环绕在山顶部的1／3处。我不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但这意味着许多松树被毁了。
　　今晚9时～10时。我和陈先生巡视了校园，洗衣房姓胡的工人和他的邻居都来了。他们担心今晚有撤退的士兵过来，因为他们家有年轻的姑娘。今晚，城里是不会有多少人睡觉的。从南山公寓，我们可以看见城南仍在燃烧，下关也一样。今夜我得和衣而睡，以便在需要时随时起床。但愿黑夜快点结束。
　　刚好一年前的今天，蒋将军在西安事变中被拘留。
　　12月13日，星期一（听说凌晨4时，日本人已从光华门入城了）。重炮彻夜轰击着城门，据说是在城南，而我听起来却像在城西。城内枪声也很激烈。一夜我都没怎么睡。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我感到日军似乎在追逐撤退的中国士兵，并向他们射击。由于担心出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脱了衣服睡觉的。
　　5时过后，我起床到学校前门，那儿一切都很平静，但看门人说，大批撤退的士兵从门前经过，有些人还乞求给他们一些老百姓的衣服。今晨，在校园里也发现了不少军装，我们的邻居也想进来，但我们试图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在安全区内就和我们一样安全，安全区任何地方应该都一样安全。
　　今天早上，我们学校门前的那个粥厂终于开张了，我们根据难民们到校园来的先后次序，依次向各幢宿舍楼发送早饭。这顿饭到10时30分结束。下午我们将再开一次饭。
　　贝茨大约在11时过来。他说国际红十字会已经得到了5万美元，用以建立伤兵医院，第一所医院将设在外交部。已经组建了一个17人的委员会。
　　下午4时。有人告诉我们，西面山头上有好几个日本兵。我去南山公寓察看，在我们的“西山”顶上果然站着几个日本兵。不久，另一名工人叫我，说有一个日本兵进了我们的家禽实验场，索要鸡和鹅。我立刻赶到那儿，我打手势告诉他，这里的鸡不是出售的，他很快就走了。碰巧，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
　　在经历了猛烈的炮击与轰炸后，城市异常平静。三种危险已经过去——士兵的抢劫、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轰击，但我们还面临着第四种危险——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取得胜利的军队手中。今晚人们都十分焦虑，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米尔斯说，到目前为止，和日本人打交道还算愉快，但是，毕竟接触还很少。
　　下午7时30分。食堂负责人报告说，日本兵正在强占我们校门对面存有大米的房子。F·陈和我试图同这批日本兵的头目取得联系，但是没有结果。门口的卫兵凶神恶煞，我真不愿意看到他。后来，我为此事见了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他们说明天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谨慎从事。
　　今晚，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不通电话和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我们与你们所有的人确实被一个无法穿透的区域隔开了。明天，我将通过美国军舰“帕奈号”，向吴博士和纽约发一个电报。迄今为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员工及建筑物均安然无恙，但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几乎在所有场合，我们都发出低沉疲倦的呻吟——周身的疲惫（今晚安全区内有许多放下武器的士兵，我还没有听说城里是否有其他士兵被捕）。
　　12月14日，星期二早上7时30分。昨夜外界似乎很平静，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天亮前似乎又有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墙——也许是在轰掉那些阻碍日军主力入城的路障，不时还夹杂有枪声，也许是日军士兵在向撤退的中国士兵开枪，或者是向抢劫者开枪。我还能听见下关方向的枪声，在我的想象中，这些子弹是射向坐在拥挤的舢板上、拼命向江北划去的中国士兵们的。可怜的人啊，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脱这些无情的子弹。
　　在我看来，如果人人都应对战争尽责的话，所有主张宣战的人们都应该志愿参战。妇女们可以在医院服务，为伤员提供衣物和安慰。在装备和维持一支部队所需的无数工作中，甚至女中学生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学或大学男生可以参加军队或是红十字会，或者去社会服务部门服务。当战争结束时，妇女或青年们将面临更繁重的任务，照顾阵亡将士的孤儿寡妇，更不用说帮助伤残士兵这一光荣的任务了。
　　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国家犯罪，是违背上帝创世精神的一种罪恶。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飞机大炮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真是上帝保佑，天气像10月份一样温和。一些被迫睡在外面山头上可怜的人们，在这种气候下还不算太受罪。
　　不少人说，昨夜他们被日本兵赶出家门，今晨又发生了抢劫，挂着美国国旗和贴有日本大使馆告示的苗先生家也被日本人闯入。我不知道他家被抢走了什么东西。他们睡在老邵家屋子外面，用柴草当褥子，老邵以及全家已搬走了。有许多年轻妇女被强奸的消息传来，但我没有机会证实。
　　下午4时。我到安全区委员会总部。委员会主席拉贝和刘易斯·斯迈思一整天都试图与日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但他们被告之司令要到明天才来。他们遇到的日本军官，有的彬彬有礼，而有的蛮横粗暴。马吉正在组织一所国际红十字医院，一整天都在外面忙碌着，他也是同样的说法，一些日本人有礼貌，而另一些人却十分可恶。他们对中国士兵残酷无情，对美国人并不太在乎。
　　4时30分。米尔斯要我与他一起到水西门去看看长老会在那里的房子。我的任务是为他看汽车。除了一些窗户玻璃被打碎外，其他情况还算不错。日军进来过，但未抢劫。我坐在汽车里，米尔斯到屋内向看门的人了解情况。
　　当我们返回时，在山谷附近看到一具尸体，考虑到南京所经历的炮击，周围的尸体还不算多。过了一会儿，我们遇见了索恩先生，并叫他上车。他说，他把车子停在门前，进去几分钟后车子就没有了，车上悬挂着美国国旗，并且上了锁。
　　许多贫穷或富有的住家门口都挂起了日本国旗，人们事先制作了日本国旗，悬挂起来，以期获得较好的对待。
　　当我们回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时，前面空地上满是日本士兵，约有八个士兵站在我们的门口。我到门口站着，直到他们离开，并找了个机会把陈师傅从他们手中夺了回来。如果我没有赶到的话，日本人将把他抓去当向导。学院送信的魏早上被派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看来被他们抓走了。当我站在门口的时候，好几个日本兵看了我的国际委员会徽章，其中一人还向我询问时间，同昨天那个凶神恶煞的日本兵相比，这些人和气多了。
　　今晚，人们很害怕，但我认为情况将会比昨天好一些。似乎日本兵已经进驻了安全区的东部。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原来想出城，要到上海去，但被阻挡了回来。他说，成千上万的日本兵正在进城的路上。
　　今天，我们的难民吃了两顿饭，他们对此很感激。我们原以为今天弄不到米了，因为日本兵呆在储存大米的房子里。
　　我决定把前天晚上撤退的士兵丢在我们校园内的军装埋掉，但当我到木工房时，发现我们的花匠更聪明，他们把军装全部烧掉了，把手榴弹都扔到塘里。陈先生把丢弃的枪藏了起来。
　　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12月15日，星期三今天一定是12月15日，星期三了，现在很难记住日期，一个星期内不再有任何规律。
　　除了中午吃饭外，从早上8时30分到晚上6时，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拥入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恐怖。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索恩先生今晨过来告诉我们水西门那边的情况。此后，我们就让妇女儿童自由地进入我们校园。同时尽可能地请求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呆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许多人恳求只要草坪上有一个坐的位置就行了。我想，今夜一定进来了三千多人。来了几批日本兵，没有带来麻烦，也没有强行进入校园。今晚索恩和里格斯先生睡在南山的房子里，刘易斯·斯迈思和F·陈先生睡在门房，我住在下面的实验学校。我们还让我们的两名警察穿便衣巡逻，守夜人也将整夜巡逻。
　　晚上7时。我带了一队男女难民到金陵大学，其中一位妇女说，她是她四口之家的惟一幸存者。我们仍不接收男性难民，不过，我们还是让许多老年男子住在中央楼的教工食堂里。
　　昨天和今天，日本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摧毁学校、杀害市民、强奸妇女。国际委员会试图拯救的一千多名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日本人强行带走了，此刻可能已被枪杀或刺死。在我们南山公寓，日本人破门而入，抢走了一些果汁和其他东西（真是门户开放政策！）。
　　拉贝和刘易斯·斯迈思先生与日军司令取得了联系，那人刚到，还不算坏。他们认为，明天情况就会改善。今天，四名外国记者搭乘日本驱逐舰到了上海。我们既得不到外界的消息，又无法向外界传递消息。人们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
　　12月16日，星期四今夜我问菲奇情况怎样，在恢复正常秩序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他回答说：“今天简直是地狱，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昨夜很平静，我们3个外国人没有受到什么打扰，但白天情况却糟糕透了。
　　上午10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历了一次官方视察——彻底地搜查中国士兵。一百多名日本兵来到校园，首先搜查了一幢大楼。他们要求我们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如一时找不到钥匙，日本人就很不耐烦，其中一人备有一把斧头，以便强行劈门。当彻底搜查开始时，我的心便沉了下来，因为我知道，在楼上地理系办公室里放着数百件为伤兵做的棉衣，这些棉衣是妇救会做的。我们还来不及处理这些棉衣，我们不想把它烧掉，因为我们知道，今冬许多穷人非常需要棉衣。我把日本兵带到那个危险房间的西面房间，日本人想从一个相邻的门进去，但我没有钥匙。幸运的是我把他们带到阁楼上，阁楼里有二百多名妇女和儿童，这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天黑后，我们把这些衣物全部烧掉了，陈先生也把他的一支枪扔到塘里去了）。
　　有两次，日本兵抓住我们的工人，说他们是士兵，要把他们带走。但我说：“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他们才得以逃脱被枪杀或是被刺死的命运。他们搜查了我们所有住有难民的大楼。4个日本兵，其中还有一个低级军官想要点喝的，我们把他们带到程夫人的宿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校园里架着6挺机枪，还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并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如果有人逃跑就开枪。当那个级别最高的军官离开时，他写了一个证明，说我们这里只有妇女和儿童，这帮助我们在今天其余的时间里，将其他小股日军挡在了校门外。
　　中午刚过，一小股日本兵从原医务室的边门进来，如果我不在的话，他们将会把唐的兄弟抓走。后来他们沿路而上，要求从洗衣房的门进来，我也及时赶到了。如果日本人怀疑哪个人，那么其命运将与在他们身后被捆着的4个中国人一样。日本人把那4个人带到西山　，我听到那儿响起了枪声。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12岁。日本人还抢食物、床上用品和钱。李先生被抢去55美元。我估计这座城市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被打开过，并被反复抢劫。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上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一些人的悲惨命运，而且他们很可能不是中国士兵。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今晚，我们南山公寓的工人程师傅过来说，房子里的灯都亮着。我的心一沉，我想一定是被日本兵占据了。我上去后发现，瑟尔·贝茨和里格斯先生昨晚忘记关灯了。
　　科学楼管理员蒋师傅的儿子今天早上被抓走了，还有一个姓魏的也至今未归。我们想做点什么，但不知如何做。因为城里没有秩序，我不能离开学校。
　　拉贝先生告诉日本司令官，他能够帮助恢复市内电、水和电话服务，但这只能在城市恢复正常秩序后才能办到。南京今夜成了一个可悲而破碎的空壳，街上空无一人，所有的房子一片黑暗，充满了恐怖。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这将破坏未来与中国的友好与合作，而且将永远失去今天居住在南京的居民的尊敬。
　　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就好了！噢，上帝！阻止日军凶残的兽性，安慰今天无辜被屠杀者的父母们破碎的心，保护在漫漫长夜中备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和姑娘吧！愿没有战争的日子早日到来！正如你在天国所为，你也一定会恩泽芸芸众生。
　　12月17日，星期五我7时30分到校门口，给与F·陈在一起的索恩先生捎了个信，红十字会的粥厂必须有煤和米。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但愿这里有人有时间写下每一件可悲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抹黑脸庞、剪掉头发的年轻女子的遭遇。看门人说，她们从早上6时30分就开始进来了。
　　整个上午我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时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3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整个下午都在校门口，管理交通，阻止难民的父亲、兄弟和其他携带了食物和日用品的人进入校园。
　　校园内原有四千多名难民，现在又来了四千多人，食物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对进来的人必须谨慎选择。
　　人群不断拥入，我们简直无法应付。即使有房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我们与金陵大学联系，开放了他们的一个宿舍，他们将派一名外国人在那儿整夜守卫。下午4时～6时，我接受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这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惊恐的年轻姑娘、疲惫的妇女拖儿带女，背着铺盖和衣物，拖着沉重的步履走来。我很高兴我和她们一道走，因为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好几批日本兵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他们身上背着各种各样抢来的东西。
　　好在玛丽·特威纳姆在校园里，因此，我认为我能够离开一会儿。我返回时她告诉我，下午5时，两个日本兵进来，看见草坪中央那面很大的美国国旗，他们把它从旗杆上扯了下来，企图把它带走，但旗帜太重，放在自行车上太累赘，于是就把旗帜扔在科学楼前的一个土堆上。玛丽在配电房找到了他们。当她与他们交涉时，他们脸红了，因为知道自己干了坏事。
　　我们吃完晚饭时，中央楼的那个男孩跑来说，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我看见两个日本兵在中央楼前推门，坚持要求把门打开。我说没有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坚持要开门。我指了指侧门，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在楼上楼下到处看，似乎在找中国士兵，当我们出来时，看到另外两个日本兵绑着我们的3个工人出来。他们说：“中国士兵。”我说：“不是士兵，是工人和花匠。”他们确实是工人和花匠。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前面，我也跟着去了。当我到前门时，看到一大批中国人被迫跪在路旁，包括陈先生、夏先生以及我们的一些工人在内。一名日军中士及他手下的一些人在那儿。很快，在日军的押送下，程夫人和玛丽也来了。他们问谁是学校的负责人，我说我是，然后他们让我来指认每一个人。不幸的是，有些新人是最近刚雇来帮忙的，其中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士兵，他被粗暴地带到路的左边，并被仔细地审查。当我来指认工人时，陈先生开口说话，想帮助我，他被日本兵狠狠地揍了一顿，并被带到路的右边，强迫他跪在那里。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真诚地祈祷，求主保佑。这时一辆车开来，上面坐着菲奇、斯迈思和米尔斯。后来，米尔斯留下来和我们呆了一夜。日本兵强迫他们下车站成一排，脱下他们的帽子，并且搜身，检查他们有没有手枪。幸好菲奇和那个中士能说一点法语，那位中士同他手下的人讨论了好几次。起先，他们坚持要求所有的外国人以及程夫人和玛丽离开，当我说这是我的家不能离开时，他们终于改变了主意，随后，他们让男性外国人坐车离开。当这些被抓的人站着或是跪在那里时，我们听到尖叫声和哭喊声，并看见有人从侧门出来，我猜想是日本兵把大批的男性帮工带走了。事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　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当这一勾当干完后，日本兵带着陈先生从前门出去，我们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走后，我们还不敢肯定日本兵确已离开，而是以为他们还守在外面，并准备向任何敢动的人开枪。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　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当我们默默地站在那儿时，“大王”过来说，有两名在东院的妇女被抓走了。我们叫他赶快回去。我们为陈先生和其他被抓走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获释，我肯定以前从来没做过祈祷的人，那一夜也做了祈祷。
　　时间似乎凝固了，在恐惧中我们长时间没敢动，到10时45分，我们才决定离开。看门的杜偷偷地向门外看了看，没有人在那里。他悄悄走到边门，边门似乎也关上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离开了那里。程夫人、玛丽和我到东南宿舍，那里没有人，程夫人的儿媳及所有的孙子都不在了。我被吓坏了，但程夫人平静地说，他们一定和难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她的房间里，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是被抢劫过了。接着，我们到了中央楼，程夫人的一家、王小姐、何小姐和布兰奇·邬都在那里。后来，我和玛丽到实验学校，令我吃惊的是，陈先生和罗小姐正静静地坐在我的客厅里。当陈先生告诉我们他的经历后，我想真是奇迹救了他的命。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感恩会，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祈祷。后来我们到门房，在门房隔壁的陈先生家呆了一夜。我上床时肯定是午夜了，恐怕大家都没睡。
　　12月18日，星期六现在几乎每天都一样，整天都听到各种各样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悲剧发生。一大早，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的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涌了进来。我们只能让她们进来，但没有地方安置她们。我们告诉她们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不幸的是，天气现在冷多了，她们又得忍受另一种新的痛苦。我们必须尽更大的努力，劝说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和已婚带着孩子的妇女回家，以便腾出地方给年轻未婚的女子。
　　这些天，我整天都在校园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大声地说：“这是美国学校！”大多数情况下，这足以让日本人离开，但有时他们不理会，并凶狠地盯着我，有时还对我挥舞刺刀。今天，当我们到南山公寓去阻止日军抢劫时，其中一个日本兵用枪对着我和与我在一起的守夜人。
　　由于昨夜的可怕经历，我带着现在是我私人秘书的大王一起走，我们决定到日本使馆去报告情况，看看是否能够得到帮助。当我们到了汉口路与上海路交界处时，我停了下来，不知是否应该叫瑟尔·贝茨和我一道去，还是我独自去，或是先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我们很幸运，在美国大使馆找到了一位非常有用的中国秘书或是职员，他叫J·C·谭。他给我写了两封信，并用大使馆的车把我们送去。我们立即来到日本使馆，报告了我们的困难、经历以及星期五晚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要了一封可以带在身上的信，以便用它将进入校园的日本兵赶走。我还要求在学校门口贴上告示。这两个要求他们都答应了。回来时我高兴得难以形容。日本使馆的田中副领事还说，他将去找两个日本宪兵在夜里站岗。他是一个善解人意和稍带忧郁的人。当一切都办妥，我准备给大使馆司机小费时，他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如果对这些毁灭和残忍没有任何限制的话，将会是什么样呢？由于有米尔斯先生和两名宪兵在大门口守卫，数日来我第一次安静地上床睡觉，并认为一切都将会好起来。
　　当我在办公室里写这些日记时，我希望你们能听到我门外的喧闹与嘈杂声。我猜想，仅这一栋楼房里就有600多人，我估计，今晚校园里一定有5000人。由于缺少住所，今晚他们只能睡在水泥路上。所有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我们不再分配房间，开始时，我们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曾试图这么做过，但现在他们能够挤在哪里，我们就让他们挤在哪里。
　　玛丽和布兰奇·邬都搬到实验学校来了。
　　12月19日，星期天今天又有大批惊恐万状的妇女和年轻姑娘拥入校园。昨晚又是一个恐怖之夜。许多人跪下请求让她们进来。我们让她们进来了，但不知今夜她们将在何处睡觉。
　　8时。一个日本人同日本使馆的一位官员一起来了。由于我们已经知道难民的米不够了，我要求他把我带到安全区总部，他同意了。在总部，一辆德国车送我去见索恩先生，他负责大米的分配。他许诺9时把大米送到学校。随后，我坐这辆车回宁海路5号。现在惟一能保护汽车的办法就是有外国人在场。在我走回学校的路上，许多父母亲和兄弟们一再请求我，要我把他们的女儿、姐妹带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有一位母亲，她的女儿是中华中学的学生，她说，昨天她家被反复抢劫，她已无法保护自己的女儿了。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都从校园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赶走。我去了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在楼上538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在我内心深处，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接着，我又被叫到西北宿舍，发现两个日本兵正在偷吃饼干。看到我时，他们匆忙离开了。下午晚些时候，分别来了两批军官，我有机会对他们讲述了星期五晚上的经历和今天发生的事。
　　今晚，我们校园有4名宪兵站岗，明天还来1名。入夜，城里至少有3处燃起了熊熊大火。
　　12月20日，星期一晴朗的天气似乎是这些悲哀与痛苦的日子里惟一令人欣慰的事。
　　8时～9时。我在大门口，试图劝说年长的妇女回家，腾出地方来保护她们的女儿。她们原则上都同意，但还是不愿意回家。她们说，日本兵白天不断地到家里来抢所有的东西。
　　10时～12时。我在办公室写一封有关日本兵在我们校园所作所为的正式报告，准备交给日本使馆，但没有写成，因为，我不断地被叫到校园的这边或是那边去驱赶一批批日本兵。
　　在南山公寓里，又有两名日本兵正在抢劫吴博士的五斗橱和手提箱。吃午饭时，玛丽和我到学校的3个地方去赶走日本兵。他们似乎很喜欢在吃午饭时来。我们正在设法要一名宪兵白天在校园里站岗。
　　下午3时。来了一位高级军官和其他一些日本人。他想视察大楼和难民工作。我真希望他在校园时来几个干坏事的日本兵。当我们看过拥挤着难民的中楼后，西南宿舍的一名工人报告说，那儿有两个日本兵正要带走5名妇女。我们匆匆赶到那里，这两个日本兵看到我们时急忙逃走。一名妇女跑过来跪在我面前，求我救她。我回过去正好挡住一个日本兵，不让他逃走，并故意拖延时间，等那位日本军官的到来。那位日本军官训斥了他，然后就让他走了，没有给他应有的严惩，以避免这类无耻行径再次发生。
　　4时。大王和我去了我们的大使馆，大使馆的人带着我们去了日本使馆，再一次报告了我们的情况，要求交还我们的两名工人，并要求他们白天也派宪兵来站岗。艾奇逊的厨师报告说，他的父亲被日本人打死了，但没有人敢回去埋葬他。
　　出乎我的意料，刚吃完晚饭，25名宪兵被派来守夜，显然中午发生的事起了作用。通过地图，我向他们指出了学校的危险地点，特别是西北角，日本兵常从那里进来。
　　今晚，我们大约有六千多名难民，校园内的路上全是人。夜里，东边的天空很亮，城市里的抢劫还在继续着。
　　12月21日，星期二现在日子似乎很漫长，每天早上都在想这一天如何度过。
　　早饭后，我们开始收集有关昨晚25名宪兵所干坏事的材料（两名妇女被强奸）。但我们知道，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必须小心谨慎，要讲策略，否则，可能引起这些士兵的仇恨。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比我们目前遇到的麻烦更糟。
　　玛丽和程夫人要求女难民吃饭时排队，如果她们有耐心的话，这倒是需要的。我们的米饭总是不够，但有些人拿了超过她们需要的数量。
　　11时。王先生和我到我们的大使馆去预定一辆车，下午送我们去日本使馆。
　　下午1时30分。我和艾奇逊的厨师坐着使馆的车向西开去。他听说他75岁的老父亲被打死了，急着要去看一看。我们看到那位老人躺在路中央。我们把他的尸体抬到一个小竹林里，用席子裹好。据说，这位老人拒绝到大使馆接受保护，说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
　　当我们2时到达日本使馆时，领事不在，因此我们准备4时再来，幸运的是，当我们出门时看见了领事的车，于是，我们就回去与他见面，并告诉他我们很抱歉，无法为25名宪兵提供木炭、茶和点心，能否晚上安排两名宪兵，白天安排一名。他很聪明，猜到昨晚25名宪兵在我们那里表现不佳。
　　今天下午，南京所有的外国人给日本使馆送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为了20万南京居民以及日本军队的自身形象，恢复南京的和平。由于我刚去过日本使馆，所以我没有同他们一起去。
　　离开日本使馆后，我和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起到三牌楼詹金（Jenkin）先生家。尽管他的房子有美国国旗和日本使馆的告示，以及致东京特别电报的保护，但仍然被彻底洗劫。在车库里，我们看到了他信任的佣人的尸体。在这以前，他拒绝离开主人的房子到大使馆躲避。
　　你们曾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像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安全区内的街上挤满了人，而在区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
　　不管悬挂哪国国旗，只要没有外国人在场，任何小汽车停在街上都是不安全的，于是，我们把使馆的汽车开回使馆。我同大王、老邵一起走回学校（我不愿独自一人行走）。这时，一名神情黯伤的男子走了过来，问我们能否帮助他。他27岁的妻子刚刚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家，就碰上了3个日本兵来到他家，这3个日本兵逼迫他离开，而现在他的妻子还在日本兵的手中。
　　今晚，校园里一定有6000或7000（也许是9000～10000）名难民。由我们这几个人管理，简直累坏了。我们不知道在高度紧张下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现在大火映红了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天空。每晚大火都把天空照得通亮，白天浓烟滚滚，这表明日本人的抢劫和破坏还在继续着。战争的结果是死亡和凄凉。
　　我们与世隔绝，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也发不出去信件或消息。今晚，我到前门去视察时，守门人说，现在度日如年，生活已没有什么意义。这是实话。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未来。这个曾经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首都，现在几乎是一个空壳，可怜与令人心碎。
　　还没能把我几天前写好的电报发出去。
　　12月22日，星期三今晨响起了剧烈的机关枪和步枪声。这是演习还是更多的无辜者被打死？我突然感到没有力气了，这些天的紧张与悲伤使我精力耗尽。除了早上与日本使馆警官会晤，下午与福田先生会晤，晚上与我们卫兵的负责人会晤外，今天我什么也没干。白天尽可能多休息。有玛丽·特威纳姆和“大王”在这儿帮忙，真是上帝的恩赐。程夫人的许多意见都非常明智、有价值，但她也是疲劳至极。
　　今天，我们没有向难民们提供米饭，原因仅仅是管理问题。我们重新安排了供应的办法，在真正穷得买不起食物的人身上缝了个红标记，以后他们将首先得到食物。我们还准备了票给当天没有领到米的人——每次还没发遍，米就没有了，下次分发时将首先照顾到这些人。我不敢估计现在我们有多少难民，有人认为大约1万人。科学楼只开放了两个房间，一个大厅和一个阁楼，里面就住了1000人，因此，在艺术楼里一定有1200人，他们说，仅仅阁楼里面就住了1000人。在水泥路上，夜里一共有1000人。今晚，菲奇先生过来问我们，是否愿意开放汇文楼，我们说当然愿意。
　　下午，美国教会团的欧内斯特·福斯特（Earnest H。　Forster）先生来了，他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日本使馆想把电厂修好，以便恢复供电。于是，拉贝先生找了50名雇员，把他们带到电厂。今天下午，他们中的43人被日本兵枪杀了，理由是他们过去是政府雇员。福斯特还想知道，我们星期天能否在这里举行英语圣诞礼拜。玛丽和我认为，把所有的外国人聚在一起是不明智的，这会引起太大的注意。
　　现在，日本方面每晚都派25名宪兵到我们这里来。他们第一晚来时就发生了几起不愉快的事件。昨晚一切正常、平静。今晚，我们策略地建议采取昨晚的办法，即让他们守卫在外面，里面由我们来守卫。人们说，城里的情况稍许好了一些，当然火是少了些，不过还是有。我们与外界仍没有联系。
　　12月23日，星期四离圣诞节只有两天了。今天的情况与以往这时的校园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啊！那时一切都很繁忙：　节前的准备、美好的期待和欢乐，而现在拥有的只是恐惧和悲哀，不知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校园今天和昨天还算平安。昨天来了三批日本兵，今天只来了一批。过去的两个晚上也还平静。卫兵一天一换，每次新的来时，王先生和我都尽一切努力解释，要他们守卫在校门外，而我们守在里面。今天下午2时，1位高级军事顾问和3位军官来了，他们想视察难民住的房子。我们反复说，一旦城市恢复和平，我们就敦促难民回家。他们说，城里的情况好多了，并认为难民很快就能回家。
　　住在我们东院的邻居孙说，昨晚有60～100人，大多数是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卡车运到金陵寺南面的小山谷里，用机枪打死，然后把尸体拖入一间房子里，连同草房一起烧掉。我一直在怀疑，我们晚上看到的那些火是用来掩盖抢劫与杀人的。我现在越来越担心，替我们送信的男孩以及生物系工人的儿子都被日本人杀掉了。
　　我们认为，外国人一起参加圣诞节不安全，因为，当我们都不在时，校园里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玛丽和我还担心聚会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现在食品越来越少，我们已有好多天没有吃过肉了，现在街上根本买不到任何东西，就连鸡蛋和鸡也买不到。
　　今晚8时30分电灯就熄灭了。连日来，我们仅在实验学校里点蜡烛，以免引人注意。
　　一旦交通通畅，我将让F·陈、李先生和陈先生离开南京，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在这里非常不安全。今天，玛丽的家被彻底抢劫，大多数住家都被抢劫过，除非有外国人在场，否则很难幸免，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如此地忙。
　　今天下雨了，所有睡在走廊上的人，无论如何必须挤进屋里。过去几个星期的好天气是天公最大的恩赐。
　　12月24日，星期五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日本人认为，姑娘们听到这一消息后会躲起来。许多姑娘来问我，日本人会不会从她们中间再挑选另外79名？我所能回答的是，如果我能阻止的话，应该不会。
　　今天下午，玛丽一直在装饰圣诞树和用于圣诞礼拜的房间。我们选择了楼上一间朝北的房间，房间的一面窗子上有厚厚的绿色窗帘。现在这间房间很可爱，有如从天堂来的竹子、圣诞树和红色的圣诞飘带。
　　晚上6时30分。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圣诞礼拜，程夫人的儿媳及4个孙子也参加了。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们的简单礼物。尽管他们的奶奶不同意，我们还是为他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明天有其他4批人来使用这个房间。
　　下午4时30分。我去了金陵大学。在这之前，有一批哭哭啼啼的妇女告诉我，她们听说日本人从难民中挑选出一些男子，如果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将被杀死。
　　许多妇女面临着可怕的困境：　和丈夫呆在家里，日本兵来时用刺刀将丈夫逼走，她们遭到强奸；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躲避，把丈夫留在家里，丈夫又有可能被当做士兵抓走，并被枪杀。
　　自从校门口有宪兵站岗、巡逻以来，零星的士兵几乎不再来了，这减轻了我们不少负担。
　　大火仍然映照着南面与东面的天空，很明显，所有的商店都被抢劫，然后放火焚烧。我不想看南京，因为我肯定它已是一片废墟。人们说情况现在好了一点，但我们与外界仍然无法联系，这是我今天从美国大使馆了解到的。
　　12月25日，星期六今天在吃圣诞午餐时，瑟尔·贝茨说他一直准备写一篇题为《地狱里的圣诞》的文章。然而，对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人来说，情况还没有那么糟。实际上，我们校园里多少还有一点天堂的味道。当然，今天和我以前在这儿度过的圣诞节大不相同。
　　今夜又是一个平安之夜，25名宪兵在大门外、在宁海路和汉口路巡逻。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安稳地睡了一夜。
　　今晨7时30分。在南面的音乐教室，F·陈为我们主持了一次非常好的祈祷。我们唱的每一首赞美诗，现在对我们都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非常热切地接受它给我们的安慰和力量。包括大王在内，我们共有9个人在场，这些天来，没有人想到事先准备祷文，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祈祷。
　　8时30分～9时30分。来了两批日本兵，但没有找什么麻烦，他们主要对发电厂感兴趣。
　　12时30分。布兰奇和我到巴克家吃饭，格蕾斯·鲍尔也来做客。瑟尔·贝茨和里格斯不时被叫出去，或是到金陵大学，或是到住所；要么就是去保护一辆卡车，要么是去救一批男人或女人，他们现在每天都做这些事。
　　再说说我的一次有趣的经历。我们刚出大门，一名妇女过来要我救救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刚从家里被抓走。我们向她指的方向跑去。我们往南走，到了上海路，但被告之他们向北去了。正当我们准备往北去时，看见米尔斯在一辆汽车里，便把他拦下，然后同那位母亲及布兰奇一起上车。很快，我们看见两个日本兵带着那个女孩。她一看见我就转身喊救命，当她看见她的母亲也在车上时，便径直跑进汽车。那个士兵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坚持认为我们亏待了他，赖在米尔斯的座位上不肯下车。一个懂一点英语的军官走过来，用一种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必要的温和方式，把那个日本兵请出来，然后再让我们继续陈述。直到米尔斯说很抱歉，我们必须带走那个女孩时，他才让我们走。
　　下午2时。在学校的小圣诞节教堂，王小姐成功地为学校员工举行了一次圣诞祈祷。3时，罗小姐为附近的女基督徒以及校园里的一些难民家庭主持了圣诞祈祷。薛小姐为白日制小学生以及其他在服务团帮助过她的学生举行了一次圣诞祈祷。至于大多数难民，因为人数太多无法进行这一活动。
　　今晚我们没有宪兵，大使馆给我们派来了一名警察。日本兵正在从城里撤走，一些难民回家了。不过贝茨说，就劫持妇女而言，今天对金陵大学来说不是一个好日子。
　　12月26日，星期天又是一夜平静，前门只有一名使馆的警察，但他的存在给人一种安全感。人们说美国大使馆是宪兵的总部。
　　今天早上来了几批日本兵，但不像以前那么讨厌。一队宪兵来视察，当然，他们要优于一般士兵。
　　早晨7时30分。我们举行了小组祈祷。下午2时，我们为校园里的中国员工做了礼拜。我很遗憾不能去鼓楼教堂，不知他们这两天有没有做礼拜。很可惜牧师撤离了。
　　学校的信使魏今天回来了，由于过度疲劳，没有讲述他的经历。
　　今天下午，我又一次觉得没有力气，我休息了。今天，对住在金陵大学校园里的难民进行了登记，一两天后，我们或许也要这样做。因此，今晚我让陈先生开始准备花名册。
　　白天天气晴朗、温暖。除了日本的《读卖新闻》提供的一些情况外，我们还没有外界的消息，外界也没有我们的消息。这将是没有圣诞节的一年，甚至没有时间来想念朋友。
　　12月27日，星期一今天对我来说是个休息日。这两天有些不舒服，因此，朋友们坚持要我躺在床上。玛丽在这儿，这使我能够安下心来休息。我很高兴有一个休息的借口。今夜又是平安无事，大门口还是只有一名使馆警察。一个外国人也过来和F·陈住在一起。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实验学校的狗夜里叫个不停，我认为或许有小偷。我真不知道狗是怎么逃脱日本兵的刺刀的。宪兵白天来检查，一切平静。他们似乎是一些清白和守纪律的人，大多数人的面相和善。
　　下午有一些官方电话，一名日军军官明天上午要来找我。破坏仍在城里继续着，大概在北门桥一带，因为我们仍能在那一方向看到滚滚浓烟和大火。我猜想，从南门到北门桥之间的商店都被抢劫和焚烧了。现在，日本兵抢劫时动用卡车，大的东西，如床和地毯等都用卡车装运。他们说，这些赃物被送到溧阳。今天早上，一位妇女来说，抢劫仍在私人家中进行，而且连一个铜钱这样的小钱也不放过。
　　玛丽说，今天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的日本士兵向我们要3名姑娘，当她给他们看了日本使馆的信后，他们走开了。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所的状况如何？这需要更严格的纪律来约束，然而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不用说，它是不会因为环境卫生而获得蓝绶带英国最高荣誉。的。起先我们只有400名难民时，我们设想过每天打扫房间与大厅，随时捡起废纸，而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有1万名或更多的难民在这儿，除了劝说难民们不要把校园当做厕所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哈丽雅特所谓“草坪上可以行人”的理想在这里得到了如此充分的体现，以至于现在不再有任何草坪了。许多地方，尤其是打饭的地方则是泥土和卵石。树木和灌木丛也严重毁坏，有些灌木被踩得无影无踪。一到晴天，树上、灌木上、篱笆上、围栏上，到处都挂着各种颜色的尿布、裤子等东西，当外国人来时，他们都笑了起来，并说从未见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如此绚丽多彩。
　　到目前为止，难民所里共出生了14名婴儿，死亡4人，程夫人是惟一的护士，她每天超负荷地工作。
　　12月28日，星期二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登记阶段。今天早上8时开始登记。我们这里是安全区第五区的登记点，男性首先登记。我们把自己的人集中在一起，通过翻译，他们首批接受训话。
　　日本人称，如果是中国士兵，应该自首，他们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并被送去干活。我不明白他们所说的士兵是指现役还是曾经当过兵的人。第一个承认的是给Y·H·陈干活的工人。
　　我知道他不是现役军人，我正努力让日本人放了他。接着，那些承认自己是士兵的人四个一排，每人发了一张登记表，然后走到校园的东北角。我仔细看了这些人的脸，他们大多数是老弱伤残者，因为所有的年轻人都到校园的西面去了。这时，昨天打电话的那个日军军官来了，他坚持说，他在上海时就许诺保护所有的美国人，他要求我们住到一个地方去。我告诉他，我们不能离开各自负责的地方。我们既客气、礼貌，同时又坚决不同意离开，因此，我们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中午前，我们的教工回来了，但没有登记上，因为人太多。现在开始下雪了，这一带看起来很凄惨，但比起城南来要好得多。
　　今天下午，米尔斯来报告说，事实上，所有国家在城南的财产以及中国人的财产都被抢劫过，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这里的损失还比较轻，如果我同时可以去四个地方的话，这些损失甚至还可以避免。因此，我们这儿发生的抢劫完全应该怪我，因为我的动作太慢。
　　但愿你们熟悉南山公寓的人能看到这些。你们还记得暑假时所有的家具要么堆在阁楼，要么堆在大食堂，这样漆匠就可以油漆地板和墙面了。至少有4个五斗橱和一个大衣柜放在食堂。
　　这些东西就像花蜜吸引蜜蜂一样吸引着日本人，他们一批批地到那个房间，我不得不多次阻止他们翻抽屉。我们没有将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储藏室的门上有一个洞，上锁显然是徒劳的，一些食品和罐头被拿走了。
　　他们说“艾尔楼”成了一个景点，3层楼所有的地板上堆了约一英尺厚乱七八糟的东西。
　　最近，两张床和床垫也被抢走了。
　　说来奇怪，实验学校仅被光顾过两次。在12月17日那个致命的夜晚，来了一个日本人，工人在起居室里给他倒了茶。据我所知，他没有抢什么东西。从那以后，又来了一个日本人，但到了厨房就没有再往里走。我认为，我们的狗起了很大的作用，再就是我们晚上不开灯，仅用蜡烛。
　　12月29日，星期三　这个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男子登记工作还在继续。早在9时以前，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大门外很远的地方。今天，日本人比昨天厉害得多。昨天，他们叫当过兵的人自己承认，并许诺给他们工作和工资。今天，日本人检查他们的手，并把他们认为可怀疑的人挑出来。当然，被挑出来的许多人从未当过兵。无数母亲和妻子要我为她们的儿子或丈夫说情，他们是裁缝、做烧饼的、商人。不幸的是，我无能为力。
　　王先生、夏先生和焦先生7时前就去登记了，到10时才登记完。其余的人明天6时30分去。他们似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据说，许多普通的日本兵不把登记证当回事，好几次他们把登记证撕得粉碎。
　　今天下午，我到美国大使馆，还没有外国人返回南京，使馆人员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返回。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与外界隔绝，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从外面进来——无论回到大使馆或是公司。自南京陷落以来已有两个星期了，据说，到上海的火车已通车了，但只运军需品。
　　今天早上，我和一些在校园里出售热水的人一起出去，目的是帮他们弄一车煤。他们不敢独自外出，怕被抓或车子被抢。我站在煤店门前等着车子装完煤，这时过来了一名妇女，她说她来自孝陵卫，在城外国家体育馆附近。她说孝陵卫被彻底烧毁了，先是中国军队烧了一部分，接着被日军彻底烧毁。她家10口人中仅剩下她与丈夫及一个孙子，她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媳及一个孙子都走散了，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这只是每天从外面听到的许多悲剧中的一个。
　　现在城里的日本兵少了一些，因此抢劫也少了一些，不过抢劫、放火还在继续。
　　外面难民的人数现在稍有减少，由于登记，今天只能开一顿饭。校园成了一片烂泥地。今夜，我们仍然只有一名来自使馆的警察。我们3个守夜人也在值班。
　　12月30日，星期四男人的登记仍在继续。清晨5时以前，我就听到人们在宁海路排队的声音。我6时30分起床，接着去了男教工排队的地方，他们6时就开始在外面排队了。詹荣光先生日本使馆的中国翻译，后担任伪自治委员会的负责人。善意地把我们的人早早带进去，这样就可以早一点回来为难民们工作。由于这个缘故，他们8时就回来了。登记的队伍4人一排，一直延伸到汉口路那边，第一排的人说，他们5时就来了。
　　今天下午，我又一次去了我们大使馆，看看能否向纽约及吴博士发一份电报，但仍然不行。
　　他们希望艾奇逊能在几天后返回南京。你们应该看看上海路。如果安全区之外的地方已经冷落成“无人区”的话，那么安全区内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热闹的“大市场”——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买卖。据说，上海路形成一个正规的自由市场了，当没有日本兵时老百姓就很多。
　　从大使馆回学校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小伙子，他刚刚登记过，他的号码是28700，我猜想，在过去的3天里，许多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进行了登记。
　　当我进入学校大门时，一个母亲跪在我面前说，今天在校园值班的一个日本兵把她24岁的女儿抓走了。我立刻同那位母亲一道去了詹先生家，报告了这件事。詹先生和日本官员都说，今晚不可能找到那个姑娘，但如果明天能够认出那名士兵的话，将对他予以严惩。这位官员说，他手下已有6个人被严惩。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指“枪毙”，但我不敢肯定。
　　今天为年龄在17～30岁的妇女登记，我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据说是要了解这个年龄层的妇女，因为她们从事反日宣传最积极。妇女们对此都很害怕，但我不敢肯定。
　　我们希望市场很快开放。现在买不到肉，买不到鸡蛋，更买不到水果。我们今天中午和晚上吃的仅仅是蔬菜与米饭。
　　下午，王先生和焦先生到日本使馆参加了一个会议。似乎在新年要举办一个招待会或欢迎会，要求人们对此表现出热情。他们说每个区都要有所表示。“自治政府”正在筹备中。我们听说要使用过去的五色旗。明天得把那面旧旗子找出来。
　　12月31日，星期五今天早上进行登记的不是学院的260名妇女，而是年龄在17～30岁的约1000名女难民。
　　到9时，她们排队站在中央楼前听训话。首先由一名日本军官训话，接着是詹荣光先生，他们都讲中文。他们说了一些事情，我没听清，我听到的是：“你们在婚姻方面必须遵循风俗，让父母作主，不要上剧院，不要学英语，中国和日本必须融为一体，这样国家将会强大”等等。训话结束后，她们单列排成两队，沿着我们卖饭处的栏杆，一队向南、一队向北走去。大多数妇女和姑娘一次就登记上了，大约有二十名妇女被挑选出来，因为，她们看上去与众不同，要么烫发，要么穿得太好。后来，这些人也都被释放了，因为有母亲或是别的人为她们担保。我不时地能“得到上帝的赐福”。
　　妇女们登记完后，又开始登记男子，看门的杜说，今天凌晨2时，男人们就开始排队了。5时，我听到他们在宁海路排队的声音，队伍一直延伸到实验学校。现在登记暂时停止了，要到1月3日再进行。
　　今天下午，我没有到办公室，除了捻了一些线外，别的什么也没干，但这似乎和我这几天所做的事一样费神。
　　瑟尔·贝茨今天下午来了，并带来一些消息，据说，已要求人们撤离牯岭，蒋介石命令在撤离广州前，在那里实行“焦土政策”。科拉先生（一位年轻的白俄）今天去了太平路，说那里什么也不剩了，两边的大商店先被彻底抢劫一空，然后被烧毁。
　　今晚7时。我们在楼上房间进行了一次祈祷，用宽慰和感恩的祈祷来辞旧迎新，因为在苦难和悲哀中也有福佑和奇迹，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祷告以后，我们到楼下的起居室吃了菠萝罐头。
　　今天上午，有位名叫远藤的日本人来访，他的司令部在大都市饭店。我很喜欢他及与他一起来的宪兵。他们表情友善，且善解人意。远藤先生说，他对难民工作很感兴趣，后来，他还提出要帮助我们。中午，一个少佐来访，他就是12月13日以后不久某午夜来访的那个人。
　　新的一年将给中国、南京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带来什么？我们一定不能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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