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星期二今天天气较为晴朗、温和。又有飞机活动了，4架重型轰炸机往西北方向飞去。今天，“飞艇”又升起在浦口附近上空。为什么那么近？我们不得而知。
　　今天上午9时，我们希望在难民们回家之前，对他们的家庭情况有一个更为详尽的了解，为此，我们在6幢难民楼里进行我们自己的难民登记，每幢楼里有两名工作人员从事这项工作，这要花费两天时间才能完成。王先生和F·陈去参加难民所负责人会议。最好由王先生代替我去参加会议，因为，他们要讨论有关难民回家的重要问题。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被男女难民回家后所遭遇暴行的有关报告所占据。年轻姑娘怎么能回家？这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力。我难以理解，日军当局为什么要她们回家？因为，这些虐待和暴行的事实将会广为流传。参加会议的人们认为，由于日军一名高级军官将要来这里，所以很有可能会推迟难民返家的日期。
　　午前，一位6时30分就来的39岁的妇女讲述了她的遭遇。今天上午，她劝一个曾和她一起在一户人家干过活的男子一同回家取些剩下的东西。这个妇女被日本兵抓住，5个日本兵强奸了她，男的则被打了耳光，并被抢去9美元。这位妇女的丈夫于12月27日被抓走，至今未归。这位妇女刚走，另一位57岁的妇女进来，她和丈夫在星期天回家时，她丈夫被赶出家门，两个日本兵调戏了她。妇女们并不愿意对我讲述这些遭遇，因为，她们认为这很不光彩，难以启齿。怎么能让年轻姑娘回家呢？今天又有这样的事发生。每当我经过校园，人们就围过来恳求我尽可能让她们留下。我的心真为她们痛楚！上午，承蒙马吉借给我们车子，玛丽和程夫人带了两个老汉到姓蔡的基督徒家里，看看能否保住那别致古老的住宅里剩下的东西。虽然遭到了严重洗劫，但有些沉重的红木家具还在那儿。布兰奇·邬和我在1时30分去了位于城东的中央研究院。那真是个令人恶心的场面！各处的房屋和商店都被焚毁或洗劫一空。除了日本兵，我们实际上没有见到其他人。在中央研究院内，5幢主要建筑有3幢被烧毁，我们还能见到多年经营的标本室被烧焦的残垣。生物楼遭到洗劫，但没有被焚毁。我们去了平（Ping）博士的办公室，收集了看来是他留下的研究资料。
　　我们想让一些年老可靠的人去那里看守房屋，保护剩下的东西。我们回去后，程夫人和玛丽又去了一趟中央研究院，还去了玛丽·陈的家。这是怎样的场景啊！所有的东西均遭洗劫或被破坏。到春天时，古老的南京还能剩下些什么呢？今晚，请教职员工吃了一顿特殊的晚餐。饭后，每个人吃了半个蜜橘和一些巧克力。
　　2月2日，星期三虽然天气阴郁、寒冷，但上午，有许多飞机将死亡与伤残带到西北方向去了。
　　10时，我和福斯特及麦卡伦先去了位于城南的基督教会大院，然后去了美国基督教会。印第安那大楼外表的损坏并不严重，但被彻底洗劫了，特别是顶楼的套房。大院西部的教学楼被焚毁。我觉得中华路上80％最好的房子都被烧了。基督教男青年会的房屋首先被烧。
　　日军进城的最初几天，纵火的情况并不严重，但是一周之后，开始了蓄意的抢劫和纵火，并持续数日，我们今天上午看到的就是这些行为的结果。中国军队在撤离前除了抢些钱外，几乎没有抢劫行为，这使我们感到很意外。我们许多人都害怕长期的围攻和中国军人的抢劫，我们较为相信日军的军纪，相信他们不会抢劫和纵火。
　　美国基督教会的情况也一样。传教士的房屋虽然有美国和日本使馆公告的保护，但仍然被洗劫一空。教学楼主要是被一枚炸弹摧毁的，但教堂并未严重受损。
　　为了掩盖大肆洗劫的罪证，太平路上的商店几乎被逐一焚毁。日本军车把抢劫来的物品运走。如果日本商人以后希望占据这座城市，那将需要大批资金来修建所需的房屋。除了几家日本人开的店外，其他商店都不存在了。
　　11时15分。我到日本大使馆去见刚从上海回来的福田先生。他收到了我给他的涉及658名失踪人员——我们这里难民的丈夫或儿子的资料，其中大多数人于12月16日被抓走。他说将尽力而为，我相信他是真诚的，因为，他认识到这些失去丈夫的妇女将要依赖社会救济，而现在没有一个可依靠的社会体系。我还与他简略地谈到强迫所有难民回家的命令，以及最近3天强奸妇女的事件，他说，这需要更多的事实。此后，我去了红字会总部，报告了我们的西面还有尚未掩埋的尸体，特别是那两个池塘边被烧焦的尸体。自从日军占领以来，他们已将一千多具尸体装进棺材掩埋了。
　　5时～5时30分。我在办公室里，但不是在工作。好几位妇女来向我诉说她们遭遇的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经历，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
　　我们的工人在所有6幢大楼里对难民进行登记。工作量虽然很大，但这以后对我们将很有帮助。下午为妇女举行的祈祷会开得很好。
　　当广强（音译）和我在分发明天下午布道会的票时，年轻姑娘哀求我尽量不要强迫她们在2月4日回家，她们说，宁愿在难民所干活，也不愿离开。
　　2月3日，星期四雪下个不停，天气相当寒冷。除了两幢教学楼外，我们的登记工作都已完成。这两幢楼每幢都住有900人。斯迈思上午和下午都来了，商量如何把鱼肝油、奶粉分发给婴儿和生病的儿童。他说，安全区委员会要求我们这些难民所负责人在明天——难民被迫回家的日子，必须坚守岗位。
　　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决定啊——回到仍有严重危险的家，有被抢、被杀、遭强奸的危险。我们今天费了一番工夫，劝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回家，这尽管有危险，但将使留在这里的年轻妇女更安全一些。
　　神学院的前舍监李夫人被神学院难民所的年轻妇女派到我们这里来，向我们表示，当她们的难民所被迫解散时，她们想到我们这儿来。她们听到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谣传，说我们将用船把所有年轻姑娘送往上海。
　　福斯特先生来访，并带来了他和马吉为我们记录的广播新闻，他还告诉我们，来城里呆几天的国际出口公司的毕晓普·赖斯（Bishop Rice）先生，明天乘汽车去上海，他将用使馆封缄的信封把邮件带走。如果我们有时间写信，这又是一个送出信的机会。
　　我的一只眼睛火辣辣地疼痛，程夫人为我处理了一下，将眼睛包扎了起来。现在，我更加同情那4位盲姑娘，她们怎么会那么欢乐呢？2月4日，星期五对于可怜的妇女和姑娘们来说，今天是恐怖的日子，她们必须回家。这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希望强迫人们回家，他们要负责任。
　　今天，有5个姑娘从圣经师资培训学校来，说那个难民所昨天解散了。她们回到家后，日本兵晚上就来了。她们翻墙跑回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并想到这儿来。我们不敢收留她们，生怕会引来大批的人，给我们这儿已有的4000多难民增加危险，但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让她们来。如果以后几天，从其他难民所回家的姑娘觉得她们无法呆在家里，我们将不得不收留她们，并将承担其后果。
　　10时和12时30分。有两个宪兵来拜访，并检查了一些大楼。他们说，来看看我们是否一切都好（尽管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目的）。我们解释说，许多人已经回家了，我们这里原来有1万人，而现在只有4000人了，我们还说明有些难民是从上海、无锡和其他地方来的，路途不通，他们无法回家；另外一些人家中维持生计的丈夫或儿子被抓走，生活失去了来源；还有一些人家中房屋被焚毁，无家可归。
　　下午3时。两名大使馆的警察和一名中国人来了，要我们召集全体难民，以便向难民解释让他们回家的计划。我们建议让科学楼里的人到报告厅，他们可以先和这些人谈，然后再一幢楼一幢楼地进行。他们同意了这个计划，但在第一幢楼讲完后他们就结束了。让女难民们理解以下3个要点不是件容易的事：1薄〈蠹冶匦牖丶摇Ｏ鼙、普通警察和特别的地区组织会保护她们（城里有4个特殊区域机构）。
　　2薄∪绻丈夫被抓、房屋被焚，或极度贫困，她们应该向特别区的机构报告。
　　3薄〈哟艘院螅将不再对安全区加以保护，只有那4个地区受到保护。不准把财物带回安全区。
　　那个中国人迟走了一会儿，他低声对我们说，他认为让年轻妇女回家不安全，她们应该和我们在一起。
　　下午5时30分。米尔斯来谈论救济计划，他还报告说，各个难民所中都没有出现强行驱赶的现象。5时，约两百名年轻妇女来磕头，恳求我让她们留下来，而我们并没有强迫她们回家的想法。后来，当米尔斯走时，她们在他的汽车前哭泣和磕头。可怜的姑娘们！2月5日，星期六按照中国的阴历，春天从昨天开始。今天，阳光明媚而温暖，雪都融化了。
　　由于眼睛发炎，我一天都呆在屋里。王先生整天都在我的办公室接待客人，并把失踪的人员按职业分类。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就这件事会见日高先生。其他人员忙于将本周花了3天时间收集到的资料分门别类。国际委员会的救济金将根据我们的建议发放。在南京，受过训练并有能力处理这一问题的人员是不够的！我们5个人花了3小时为难民写推荐材料。
　　4位昨天回家的妇女今天回来了，其中一位40岁的妇女昨天出城门时，被岗哨搜去了3美元钱，走了一小段路后，她又被另一个日本兵拖到防空洞。当抓她的日本兵看到另一名20岁的妇女从田里走来时，便将她放了。即使年纪大的妇女也宁愿在我们这里挨饿，而不愿回家，确切地说，是回到只剩下断壁残垣的房子里。有人预测，一周之内，所有的人都将回到安全区。可怜的妇女们处在怎样的困境之中啊！许多年轻妇女溜了进来，连门卫都没有察觉，她们来自被解散的难民所。昨天，我们试图阻止大批从其他难民所拥到我们这儿来的人。
　　我们觉得，今天还有4000人在难民所里，绝大多数为年轻姑娘。到目前为止，我们这儿出生了37人，死亡27人，死亡者中有5个成年人。今天我们设法让艺术楼一楼大厅里的姑娘搬到楼上的屋里去，这样，我们可以清扫非打扫不可的大厅走道。还有些姑娘住在楼梯下面用玻璃围着的地方，她们是住在玻璃屋子里的人。
　　今天下午，响起了清晰的警报声。这带来什么样的回忆啊！可能是中国飞机飞往句容。
　　2月6日，星期天2月4日立春，天气暖和了一些，阳光灿烂。一些春天的小鸟在四处叽叽喳喳地叫着。即将来临的春天似乎太令人伤感。
　　由于眼睛的原因，我今天呆在屋里。如果是左手有问题的话，我至少还可以读书、写字。
　　今天只来了一个日本兵，王先生带他四处看了看。
　　据说，人们必须在2月8日离开难民所。我怀疑他们是否会对我们采取过激的行动，因为我们的难民所与众不同，现在大部分都是年轻姑娘了。
　　下午的礼拜做得很好。王小姐讲述了“浪子”的故事。年轻姑娘们是多么喜欢唱歌啊！她们恳求王小姐教她们唱歌。
　　昨天，布兰奇和麦卡伦带了两名老年难民去中央研究院住，看看他们能否使剩下的生物标本免遭破坏。这两人愿意去，由于他们年纪很大，没法指责他们是年轻的极端分子。想一想植物标本被毁的损失有多么大吧？！斯迈思上午来访，告诉我们如何给营养不良者分配奶粉和鱼肝油。不久，米尔斯来了，给了难民300美元救济款——100美元用于捐赠，200美元作为贷款资金。以后，该资金将增加到500美元。委员会认为直接救济非常急需，以至于他们无法为学校留一笔资金，尽管他们都赞同这一计划。
　　今天有很多重型轰炸机飞越城市上空。
　　2月7日，星期一上午，我们的女勤杂工开会，重新考虑我们的计划。我们在难民居住的每一幢房子里派了一个人，这个星期的任务是结识难民，安慰她们，并制定出直接救济的最佳方案。同时，非正式地与她们讨论将要开办的家政手工班，我们将其称之为“班”而不是“学校”。
　　王先生上午来报告年纪较大的妇女回家后受虐待的事件。一个已被解散的难民所负责人今天带着两个女儿来这里，他和妻子想在户部街住下，并说，昨天日本兵开卡车去把他左邻右舍所有较好的被褥都抢走了，幸亏他们的被褥既不新也不干净，所以没有被抢去。好像在西华门附近的一户人家，日本兵找不到年轻姑娘，就找十来岁的男孩。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里妇女报告的所有失踪男子的分类统计为：　商人390人，园丁、农民和苦力123人，工匠、裁缝、木匠、瓦匠、厨师、织工等193人，警察7人，消防队员1人，年轻男子（14～20岁）9人，共计723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12月16日被抓走，至今未归。
　　今天下午，马吉给我带来了打印出来的广播新闻。好像合肥处于危险之中。真想知道农村的情况啊！2月8日，星期二为什么如此美好的时光会令人伤感？这很难解释。我窗外的松树和玫瑰枝上，缀满闪烁的露珠。不知为什么，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叫着。虽然天气寒冷，却给我一种春天已经到来或即将来临的感觉。然而，谁会在此欣赏春天的美丽景色？！一枝枝迎春花、野瑞香、水仙花和玫瑰花，只会勾起我们对一年前还与我们在一起，而现在已各奔东西的朋友的思念；只能使我回想起那些幸福岁月中的工作和娱乐，这些幸福的时光已经消失，并很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再回来了。
　　10时，一个工人来告诉我，南山上有日本兵。我急忙穿上外衣和球鞋赶去，发现一个日本兵和一个姑娘在伊娃家平房的后面。我试图弄清他的番号，但没有成功。于是，我命令他离开。他目光凶狠地盯着我，但还是走了。后来，那位姑娘说，她和4名姑娘在学校南面围墙附近的池塘边洗衣服，那4名姑娘逃走了，而她被抓住。日本兵用刺刀对着她，并划破她的衣服。无奈之下，她不情愿地解开了纽扣，正在这时，我出现了。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要抓住他的刺刀，我的确有这样的机会，并叫已经聚集过来的工人设法抓住他，但我很快意识到那样做不太明智，于是就叫他爬篱笆走了。
　　11时。我带着一份报告去日本大使馆见代理大使日高，幸好在代理大使去上海前5分种见到了他。我代表738名尚未归来的男子——我们难民的丈夫、儿子、父亲，请求大使协助查找。
　　1时20分。3个日本兵来了，他们四处看了看，没干别的，只是给孩子拍了照片。2时30分，又来了一个军官和一名宪兵，他们还带了一个中国话讲得很好的日本兵。很难使他们相信10时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相信。
　　2时45分。拉贝和斯迈思来带我去参加在日本大使馆举行的吹奏音乐会。我们无心听音乐，但觉得应该去。20人的乐队在指挥的安排下演奏了很好的节目，但我无法沉湎于音乐之中。
　　当他们演奏序曲《轻骑兵进行曲》时，我的思绪却离不开12月14日路过我们大门口的队伍——那群手被绑着、在日军骑兵押解下行进的一百多位平民，这群人一去不复返了。当他们自豪地演奏《我们的军队》时，被摧毁的城市、荒芜的乡村、遭强奸的妇女和小姑娘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并没有听到音乐。大约有二十名分别代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西方人出席了音乐会，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想帮我们忘掉那一幕。
　　英国军舰“蜜蜂号”今天下午驶来，并带来了一名荷兰官员。我期待着邮件。
　　2月9日，星期三上午为美国大使馆准备了一份报告，记述了昨天在校园发生的事情，下午将这份报告送去了。在此之前，老邵来说，日本兵去了他的家，比平时更加凶狠。他想知道能否再搬下来。上午，齐先生和福斯特先生来呆了很长时间，福斯特给我们带来了2月4日发自上海的信件，还有一些水果，这令我们十分感激。齐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他作为难民所负责人的苦衷，这听起来很熟悉。
　　在大使馆，我得不到有关海伦的进一步情况，我们很为她担心。他们也没有庐州的消息。在我的想象中，见到了那片广袤的内陆平原遭受蹂躏——抢劫、纵火、大肆屠杀和不分老幼地强奸妇女，这就是赢得友谊与合作的战争？！我第一次查看从美国军舰“帕奈号”中打捞上来的珍贵物品。必须说，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凄惨，但是，比我们想象中在长江里浸泡数周后的物品要好一些。钞票和其他文件都已干了，钞票尚可使用。阿利森似乎较为沮丧，因为，南京情况的改善如此之慢。
　　同盟社的经理松本来了一会儿，他打算飞回上海，所以不能耽搁。我应该与他认识一下。
　　下午5时。我从大使馆回家时，两次遇到了妇女，第一次是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她说，她们两天前回家，但无法忍受。日本兵频频地来找年轻姑娘，她们得时时刻刻躲藏。自然，我们让她们进来了，但我们不知道她们要呆多久。另一个人的经历使我非常悲哀和沮丧，她丈夫以前在南京一所很大的学校当教师，她出身书香门第。灾难来临之前，他们逃到乡间，盘缠用完了，决定不论南京情况如何都要回来。他们的归途是个多么可怕的故事啊：14岁的女儿和同龄的侄女脱掉鞋袜，跑到田野里，试图躲避日本兵，尽管如此，在他们进城门的时候，他们的侄女被强奸了3次，女儿被强奸了1次。14岁的姑娘啊！做母亲的脑子已记不清时间了，苦难竟如此接连不断。她并没有要求到我们这里来，说自己能忍受，但恳求我们允许小姑娘进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又一次敞开了，如果能为她们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
　　2月10日，星期四我们男教工宿舍和邻里中心真是一片凄惨的景象，那里仍挤满了难民。今天上午，陈先生和我去调查，再次恳求一些年纪大的人为了年轻妇女回到安全区外的家中，但她们只是说：“好，好。”却就是不走。两栋两层楼的住宅都挤满了难民，一间屋子里就挤了几户人家。地板上、墙上一塌糊涂。更糟的是，一间屋子里还住了个鸦片烟鬼和他的妻子，他们还收取高额的房租原文rant有误，根据上下文应为rent。，说是我们叫他们为学校收的。对付鸦片烟鬼，我们都不够聪明。
　　今天下午有4个人来访：　马吉来送广播新闻；贝茨先生到这里来找斯迈思，后者在这里讨论用奶粉喂养婴儿问题。斯迈思有很多奶粉，但没有足够的人来教会妇女如何用奶粉喂婴儿。
　　唐博士在下午的布道会后也来了。
　　5时～6时。魏师傅和我到西面的广州路去。自从12月11日我们去插安全区界旗以来，我还没有去过那儿。那里的情况是战争破坏的一个无言而生动的证词。甚至小棚屋也大都荒芜了，有些则被烧毁。只有几间屋子里还有人住，并且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我们问他们情况怎么样？他们说，日本兵并不是经常来，有些日本兵体面一些，而有些则抢劫钱财，还有的硬要花姑娘。我们在路上遇到许多回安全区过夜的人。
　　在一间屋子里有4个人。他们不必承认，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靠到无人居住的水西门一带拆房屋的门和地板，并劈成一捆捆柴火卖给难民为生的人。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年轻人，他的麻袋里有许多布匹，他说是买的，也许是，但这是赃物。
　　2月11日，星期五这是一个美丽、晴朗的日子，春天离我们不远了。今天早上，隆隆的轰炸机声萦绕在我耳际，我仿佛看见在徐州附近的战场上，数百名肢体残缺的士兵躺在战壕里，没有医护人员照顾他们，直到死亡，他们才得以解脱巨大的痛苦。可怜的人啊！愿男大学生能平安地在大学里读书！愿人们能听见这些伤员的呼唤！志愿者能帮助他们，因为志愿者能做许多事情。我们非常担心海伦·鲍登（Helen Baughton），有关她被绑架的情况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在没有安全区而只有两三名外国人的蚌埠和怀远的情况如何？合肥一定是一个战场的中心。我一直在思念那里的朋友。愿上帝给他们额外的力量与勇气，愿他们习惯过保护和安慰别人的生活！卡尼（Kearnry）神甫乘法国炮舰回到了南京，他将在这里呆几天。好像炮舰立刻就又回上海了。
　　在美国大使馆，我发现他们在储存大量的煤。似乎汉西门附近的那个煤贩子的煤还没有遭抢劫。他敦促美国大使馆接管煤场，以防止别人抢劫他的煤。在可怜的南京似乎正在进行一场比赛，看谁能首先得到大米和煤炭。
　　5时。我去医院看布兰奇，发现她住在三等病房里，很痛苦。医院很拥挤，但医生护士少得可怜，仍然只有两名外国医生，我想还有位中国医生。
　　大约下午2时30分，日本大使馆的警察和两名军警来访，看看我们是否受到士兵的骚扰。他们还询问了我们的难民人数，我们不由得想到，这是否是他们来的真实目的？我说，有一段时间我们这里的难民多达1万人，现在只有3000人了，他们对此似乎很满意。
　　2月12日，星期六今天是林肯的生日，但我们没有举行庆祝活动。好天气在持续着。
　　菲奇今天乘美国军舰“瓦胡号”回来了。我非常急切地想从他那儿得到消息。听说，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包裹，这些东西是我们在上海的好朋友捎来的。
　　4时～6时。我们在实验学校举行了一次聚会。其间，我们吃了从上海带来的橘子和爆米花，以庆祝F·陈生了个儿子。他收到了来自沙头圩的信，得知了这一消息。
　　下午6时30分，马吉带着大包小包来了——菲奇从上海为我们带来的东西。玛丽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她非常高兴。
　　除了常看到飞机活动，使我们意识到轰炸还在持续外，我们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今天下午，听见了高射炮的射击声，也许是在演习。各种谣言不断，因此，我们不知道芜湖和汉口在谁手中。
　　今天没有任何日本人来访。
　　今天，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非常漂亮的年轻妇女来看我，在过去两个月里，她一直住在普通生物实验室里的一张桌子上。她说，她丈夫在上海有一家古玩店，但自己现在没钱，在这里一直靠免费大米生活。她是贵格会女子学校的毕业生。她说，她想回家。她觉得日本士兵不会骚扰她，因为她家附近有不少男子。我有点担心，她回去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2月13日，星期天今天上午雨很大。终于听不见重型轰炸机的声音了。由于咳嗽、喉咙疼，我今天将呆在家里。
　　今天，有人向我们报告说，昨晚午夜时分，4～6名日本士兵来到住在我们洗衣房附近的苏姓农民家，用力敲门，要花姑娘，但门没开，他们最后走了。我猜想今晚姑娘们又要搬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了。
　　大约下午3时。2名军官、1名士兵和“自治委员会”的4名中国人来到学校，问我们能否为他们找4名洗衣妇。他们想要30～40岁的妇女，报酬是大米。他们明天早上来领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为他们找人。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的洗衣工，他说，如果晚上能回家的话，他也很愿意去。说来奇怪，在我回实验学校之前，一位妇女来申请这份工作，我碰巧知道她曾被3名日本士兵强奸过，她当然有这份勇气。
　　菲奇回来了，并得到了救济组织提供20万美元的承诺。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地分配这笔钱。
　　今天收到了更多的信和来自上海的包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太好了。如果我们要他们帮我们购物的话，他们就把物品当做礼物寄来。邮路正在恢复。想一想昨天，我必须为难民寄20封信——大部分是寄给在上海的亲戚的，而且都是要钱。
　　今天收到了吴贻芳从成都寄来的一封信，日期为1月27日，还有凯瑟琳1月28日从武汉寄来的信。
　　2月14日，星期一早上多云，没有飞机声。苏姓农民今天来报告昨夜1时日本士兵去他家的情况：　共来了七八个人敲门，但他没让他们进来。后来，他们到隔壁的杨家，用刺刀把门撬开，一定要花姑娘。当主人告诉他们没有花姑娘时，他们很生气，挥舞着刺刀。这时，有人说要去报告，他们就离开了，并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他们要报告。”中午12时。或者下午1时左右，洗衣工的妻子跑来说，他们家有日本士兵。当我们赶到那里时，日本士兵已经走了，他们也在找花姑娘。洗衣工想给他们倒茶，但他们没有等。
　　今天上午，我们只为他们找到了一名年龄在30～40岁、自己愿意去日军总部做洗衣工的妇女。我们的洗衣工和另外一名助手也愿意去，但不幸的是日本军官没有带他们去。
　　大约在3时。大王和我去了模范监狱。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了解监狱里是否有平民。但我们意外地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北门桥尽头的唱经楼附近原是条熙熙攘攘的商业街，但现在看起来很凄凉。我们偶尔看到几个勇敢的人已回到了铺子和饭店里——一个钟表工、两个开饭店的、一个做烧饼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住残存的饭店和铺子。街道几乎空无一人。所有商店都遭到彻底抢劫，更糟糕的是被烧毁了。那里实际上已没有商业活动了。再向东去一点，我们发现了一位65岁的老太太，她说，差不多有两个月，她每天白天都回到自己家里。日本人首先抢劫了值钱的东西，但她的存在能防止老百姓拿走她的其他财产。我们还遇到一个3口之家：　丈夫、妻子和儿子。妻子向我们哀叹道，中国军队把她的3个儿子带走了，她丈夫试图安慰她说，他们还有回来的机会，而大部分被日本兵抓走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在我们经过的两幢房子里有日本妇女，我猜是艺妓。
　　在证实了模范监狱里有平民的报告后，我们去见了拉贝先生，并把监狱里的人写的请愿书交给了他。为他们做点事很不容易，因为稍微出点差错，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
　　自12月12日以来，我第二次看到黄包车。我不知道所有拉黄包车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下午买了一些猪肉原文为port（港口），显然应为pork。，价格是每斤045元。
　　2月15日，星期二报春鸟来了。我起居室里的迎春花正在开放。上午，我们让一些难民把报纸和杂志搬回图书馆的阁楼上——所有打扫阁楼的工作都白干了。搬报纸的原因是我们需要书架，而书架上堆满了报纸。后来，李先生和我在中央楼里呆了一个小时，设法以一种更好的办法来清除夜间的粪便。
　　一条壕沟接一条壕沟被粪便填满了——到处都是粪便，这已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但人们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比其他难民所都要好。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弄来石灰的话，在夏天结束前我们都将死于疾病。
　　昨天，我买猪肉花了1元钱，今天午饭我们吃了猪肉。天啊，味道好极了！人们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国士兵在守卫南京中牺牲了。今天早上我收到报告，红字会估计，在下关有3万人被打死。今天中午我又听到另外一个报告，数万名中国士兵被困在燕子矶，没有船送他们过江。可怜的人啊！几星期前，我告诉你们上海路两边几乎在一夜间出现了许多店铺、茶馆和饭店，就像雨后春笋。今天它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有命令说，如果在晚上之前他们自己不走的话，所有的店铺将被拆除。性格温驯的人们将这些店铺拆了，并将拆下的材料带走。我看见“幸福人茶馆”消失了。这些店铺里卖的东西大部分是赃物，我们一部分人认为，本来就不应该允许他们在安全区里做买卖。
　　为了把街道打扫干净，我愿意当一两个月的城市卫生负责人，由我来指挥大批的苦力。
　　我们听说南京邮局的前董事里奇先生已回到南京，正在恢复南京的邮政服务。我们现在同外界的惟一联系就是炮舰。
　　玛丽和我计划在星期四为拉贝先生举行一次告别茶会。我的起居室只能容纳8个人，因此，我们只能邀请5位客人，至于茶会上的点心，我们发现还缺少许多重要的东西。
　　2月16日，星期三今天刮起了寒风。朴和老吴开始栽树，因为现在是栽树的季节。上午9时，李先生和我再次检查了卫生。卫生问题是如此严重，而且解决无望，我们的努力如同杯水车薪。
　　但愿你们能够看见中央楼后面山上的状况，并闻到那里的气味。
　　王小姐和她的助手完成了用新的黄标记更换红标记的任务。现在有653人能得到免费大米。
　　我们是否在分发领免费大米的标记时过于谨慎了？要是我们不这么谨慎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呆在这里。我们还从国际委员会得到一笔钱用于借贷和救济，但是，如何合理地借贷与救济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们贷出两笔款，并收了戒指和手表作为担保。
　　Y·G·袁先生5时～6时之间来访，我们曾听说他被打死了，但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他听说，在南京被占领的初期有1万人在三汊河被屠杀，燕子矶有2万～3万人被屠杀，下关也有1万人被屠杀。他很肯定，许多妇女的丈夫和儿子永远回不来了。不少妇女常来询问我们的请愿是否有回音，我现在越来越确信她们的丈夫永远也回不来了，但我如何对她们说？阿利森先生从上海给我带来了一个包裹、两封信和关于斯托拉（Stalla）的电报。美国人不知道现在来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
　　布兰奇还在医院，罗小姐也病了。现在很难保持健康而不生病。
　　包裹里是2月5日的《字林西报》，这是自1937年11月14日以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份报纸。我必须写2月份的报告，但是什么时候写？焦先生自愿要办理图书馆的借书业务。我们要是有更多的好书供出借就好了！他正在准备，很快就要开始了。
　　2月17日，星期四今天春光明媚。天上不时有飞机飞过。高射炮也在演习。今天是那个可怕的12月17日的纪念日即1937年12月17日，日军以搜捕中国士兵为名，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搜寻中国妇女，并殴打了魏特琳。见魏特琳1937年12月17日日记。。
　　今天，我再次同李先生巡视校园，并设法让人将校园后面清扫干净。中央楼后面的西南角污秽不堪，但索恩说，同其他难民所相比，我们这儿还算干净。304房间进行了彻底打扫，妇女们把所有的被褥都拿了出去，并擦窗户和拖地板。希望这将影响其他的房间。
　　今天下午，两名军官、一名士兵和一名翻译来访，说是来看看。这很容易使我们怀疑每位来访者都暗藏着险恶动机。
　　今天上午，我花了两小时整理账目，自从12月1日以来我就没有过问过它们了。幸运的是，这期间没有买多少东西，因此账目不多。
　　今天下午，玛丽和我为拉贝举行了告别茶会，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客人有拉贝先生、罗森（Rosen）博士、阿利森先生、菲奇、里奇先生和贝茨。程夫人也来帮助我们。我们吃了色拉、巧克力糖和橘子。蛋糕也不错，是一种水果蛋糕，但用的是肉糜，而不是水果，肉糜是从埃斯特那儿弄来的。还没有一家中国商店开门，因此，菜单必须根据即将耗尽的食品储藏室里所剩食物，或是根据好朋友的家中的食物储备情况来定。
　　阿利森是由日本卫兵陪同来的，因此，我们建议他先走。程夫人听说我们的女难民想见见拉贝先生，并恳求他留下。当我们到科学楼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会见到这样的一幕：　在拉贝先生走过去的时候，两三千名妇女都跪了下来，并开始哭泣和请求。拉贝说了几句话，然后玛丽从小路把他带走了。我努力让妇女们让开，这样，罗森博士和里奇先生才能够离开，但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我分散她们的注意力，把她们领到操场的另一边时，玛丽带着罗森等人步行离开了。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把他们的汽车弄出了校园，但此时，这些先生们一定在回家的路上走了好一会儿了。
　　2月18日，星期五这是个晴朗的春日。许多轰炸机向西北方向飞去。当我想到一些城市将被摧毁、许多士兵将遭轰炸时，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讨论圣经班的开课问题，圣经班将在下个星期开学。有646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想加入我们的班。南京现在买不到《圣经》、铅笔和笔记本。雷切尔·王小姐将负责这一工作，我们的3位难民将协助这项工作。明德中学毕业的杨小姐和吴小姐将教课。玛丽上午到难民所，鼓励儿童服用鱼肝油和牛奶，程夫人负责我们学校难民所的分发工作，3位女难民当她的帮手。
　　今天没有日本人来访。
　　里奇先生没能按计划去上海，他希望明天动身。大使馆同意他们离开的决定似乎被取消了。
　　今天，一位从农村来的妇女来看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是这里的难民。这位妇女说，昨天，在她家附近有许多妇女作为慰安妇被带走。我们听说，明天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使男子离开安全区。我怀疑妇女会被强行赶出安全区，日本人可能通过关闭我们红十字会粥厂的方式，用饥饿把难民们赶出去。
　　2月19日，星期六今天天气非常好，春天来临了。当我们想起往日此时的欢乐和工作时，春天反而使我们感到非常难过。在艺术楼里，一些难民在打扫房间。住在入口处玻璃隔间里的姑娘们也搬走了。
　　现在艺术楼、科学楼和中央楼的大厅里已无人居住了，剩下的难民搬到房间里去了。我们确实不知道还有多少难民，估计约三千人。许多人白天回家，晚上再回来。这样一来，门锁、捆扎物和屏风都派上用场了。
　　听，警报器又响了！我们不知这警报的意思。近来高射炮常常演习。昨天，江北上空有一只飞艇。
　　上午和下午的部分时间用来准备明天的礼拜——由我主讲。现在很难静下心来学习。
　　马吉来喝茶，他说，他去了位于栖霞山的难民所，有两名丹麦人一直在那儿，他们为1万名农村的难民做了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福斯特先生将搬到白下路的圣公会教堂去住。如果南京所有的教会都让他们外国和中国的牧师回到各自的教堂，这将是件大好事。每个教堂都将成为一个安全、宽慰和教育的避难所。
　　我很遗憾，米尔斯和麦卡伦陷于事务性的工作中，无法回到他们教会的工作岗位上去。现在，门和心都是敞开着的这里指在经过这场浩劫后，人们渴望得到某种宗教的安慰和信仰。。
　　今天，我们看到了辛勤劳动的成果：　中央楼西面山上挖了一个新的大坑，用来装夜里的粪便。堆在那里的所有垃圾都被埋掉了。保持卫生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那里的味道一直很难闻。即使去抢，我们也要弄些石灰来，否则天气转暖后，可能会发生传染病。由于大部分工人已离开了南京，现在很难找到好的工人。
　　2月20日，星期天今天春光明媚。天上飞机仍在不断地飞。
　　玛丽去鼓楼教堂做礼拜，我留在家里。中午过后不久，曾在我们生物实验室里住了两个月的难民秦太太来参加下午的礼拜，她的小儿子想回来看我们。她说，他们几家住在一起，包括一些年轻妇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日本兵的骚扰。我们从贷款基金中借给她15美元，她用这笔钱购买了大米和燃料。她丈夫在上海有一家古玩店。但愿我们所有难民的情况都像她这样。她是个友善、知恩必报的人。她说，她的许多邻居都是我们这里的难民，如果我们有空去作客的话，我们将会受到热情的欢迎。
　　我主持了今天下午4时30分的英文礼拜。我很遗憾，今天的礼拜我没有太多的新内容，因为最近不常有学习和思考的时间。
　　晚上，我留在平仓巷3号吃了饭。现在菲奇已离开，布雷迪医生也要走了。这儿虽有电，但干扰太厉害，我们收听不到广播。
　　2月21日，星期一圣经班今天开课了。10时30分，初、高中的女生在大教堂开始上课，六年级在南画室，五年级在科学楼。下午2时，福音布道在南画室继续进行（有170人参加），三年级在科学楼上课。
　　很自然，人数将会减少，但这些女孩子很渴望学习。我们将继续开设宗教课，直到难民全部离开。我们要是有更多的老师就好了！我们仍然有个梦想，那就是为那些完全失去生活来源的妇女开设某种家政课和技能培训班。
　　今天坐了黄包车，这是自去年12月12日以来，我第四次看见黄包车。我还听说有100辆这样的车子已经注册，并被允许上街。宁海路、汉口路和上海路上曾一度迅速涌现出的店铺已被清除。据说，这些店铺现在集中在安全区南面的街道上。顺便说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不复存在，而是变成了南京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
　　下午4时。我参加了在宁海路5号为拉贝先生举行的告别招待会。我只参加了招待会的前半段，玛丽和程夫人后半段才出席，遗憾的是，聊天是从后半段时间进行的。人们向拉贝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他无私地帮助了南京的难民。贝茨代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向拉贝致谢。一份由全体委员签名的声明交给了拉贝、德国大使馆以及西门子公司。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商人，是在无意之中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朋友的那种人。
　　晚上8时。我在平仓巷3号参加了为拉贝先生举行的另一个招待会，大使馆的成员也出席了招待会，包括日本大使馆的福井、田中和安井。人们发表了演说，拉贝也致了辞，他的讲话得体、谦虚和真诚，并表达了为了南京的难民而进一步合作的愿望（罗森博士在忍了又忍的情况下，才对日本人表现出了最低限度的礼貌，今晚，他为了不见日本人而情愿呆在壁橱里）。
　　2月22日，星期二今天是华盛顿的生日，但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招待会。
　　整个上午，以及下午的几个小时，我都用来为在上海的教师找书，并把一些书包好，送到大使馆，英国皇家海军的“蟋蟀号”军舰明天早上动身去上海。大使馆似乎不辞辛劳、毫无抱怨地为我们传递一包包的书、食物和信件。实际上，每当难民听说有船要去上海的时候，他们也有一大捆信要捎去。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中国人才能去上海——许多人迫切想离开南京。我听说，仅有两人离开，而且代价很高，据我所知，一个富有的人支付了1500美元才成行。
　　我参加了在罗森博士家为拉贝举行的午餐会，又一次感受到了正常的生活，真是太好了！罗森博士虽然对日本军队及官方的行为直言不讳地表示不满，但他却公开购买日本的货物。然而，不购买日本货，是我和为数不多的人的一种抗议日本行为的方式，我还会继续这样做。
　　据说，城里已开了几家日本商店，但是，只对日本人而不对中国人开放。
　　2月23日，星期三今天上午，拉贝先生离开了南京，并带走了一名中国佣人。据我所知，这个佣人是第三名被允许离开南京的中国人。
　　今天下午，一位母亲领着3个女孩子来了，请求我们收留她们。一名是她的女儿，去年12月初曾到农村去避难，另外两名女孩子来自农村。她们说，农村情况非常糟糕，女人不得不躲进地洞里。日本兵常常以脚踏地，看看下面是否有地洞，企图找到她们的藏身之处。她们说，自去年12月12日以来，她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洞里度过的。
　　下午5时～6时。F·陈和我到我们学校周围转了转，我们行走的路线是从汉口路、虎踞关到广州路，路上遇见了一些晚上回安全区过夜的老人，他们说，白天抢劫仍在继续。
　　由于我们担心会遇到相同的情况，我把陈先生的钱放在我的口袋里。在虎踞关，我看见仅有4人留在那里过夜，大多数房屋仍然上着门板，这看起来确实荒凉和凄惨。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年轻人，所有正常的生活都陷入停顿。
　　上午9时。两名年轻姑娘沿着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间的路跑到我们校园来，说日本士兵闯入她们家，她们逃了出来。碰巧斯迈思在我们学校，因此，我俩开着他的汽车到那所房子里去。当我们到达时，日本士兵已经离开了，在他们走之前，其中一个士兵抢走了一个穷人的7美元。
　　飞机继续从我们的头顶往西北方向飞去。
　　我们校园里的植树和清扫工作仍在继续着。我们在山后挖了一条巨大的壕沟，还将在图书馆北面的山上再挖一条。
　　程夫人、F·陈和我在估计难民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造成的损失，这一估计还不包括房屋的损失，我肯定仅房屋的损失就超过了2？000美元。我们的学校在许多方面还算是幸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仅收容妇女和儿童，还因为我们的难民无需在自己的房间里做饭。
　　2月24日，星期四天气仍然晴朗。我们的难民每天早上都在忙着洗头、洗衣裳，能有充足的水真是她们的福气。
　　今天上午，又有4名化装成老太婆的姑娘从农村来到我们这里。她们在柴火堆里躲了好几个星期。她们长相不错，也十分坚强，但情绪很悲伤。下午，她们已梳洗干净，并参加了下午的聚会。当她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好像在想什么。
　　11时。马吉、福斯特和其他4名定期来布道的牧师来开会，他们十分乐意做这样的工作。他们在这里吃了饭，多么丰富的午餐啊！有鸡、糖醋鱼和虾子。我们打算每天在小教堂聚会一次，愿意来的妇女可以参加每天的活动。我们将模仿耶稣的生活，直到复活节前这一周结束。
　　晚上，我们起草了2月份难民开支的报表以及3月份的预算。马吉、福斯特几乎每天都向我们提供广播新闻，我们这个区还没有电，因此我们听不到广播。
　　今天下午，一个小男孩来到我们这里，他的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他的父母、外婆和小妹妹都被日本士兵杀害了，他目睹了屠杀的场面。当他和一个盲人妇女听说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后，便来到了这里。
　　今天上午，一位来自金陵大学的女难民问我是否能帮助她，让日本当局释放她的丈夫，她认为她的丈夫在下关。她的丈夫是在12月13日被抓走的，她的兄弟可能也是在同一天被刺死的。她是位穷苦的农村妇女，有3个年幼的子女。
　　2月25日，星期五温暖的天气还在持续着。春苗悄悄地探出头来，花园里没有遭践踏的迎春花正在盛开。
　　我花了一个上午为难民所制定新的计划。由于缺乏人手，所以工作进展缓慢。
　　为儿童接种疫苗的工作从下午2时开始，持续到5时20分，共　？117人接种了疫苗。布雷迪医生和3名助手承担了这一工作，地点是在户外的阳光下（南面的宿舍之间）。我们应该强迫所有的人都接种疫苗吗？下午3时。我在鼓楼医院的小教堂参加了南京基督教工作人员的会议。圣公会有5名男性、3名女性福音传教士出席，这同其他的传教组织相比，他们的出勤率不错。所有与会者都认为，现在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期，人们都真诚地渴望听布道和做礼拜，但不幸的是，城里的一些教堂没有牧师。
　　米尔斯说，南京似乎安定了下来。现在莫愁路变成了商业街，而以前的商业街还没有恢复，因为许多店铺都被毁坏了，如果恢复要花许多时间。
　　下午，我去参加会议的途中，在路过安徽墓地时，看见红字会的人正在忙着埋葬无人认领的尸体，这些尸体大多数是日军占领初期的受害者，他们被芦席裹着拖进壕沟。尸体的气味非常难闻，埋尸者不得不戴上口罩。
　　2月26日，星期六又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春苗出土，燕子归来。
　　今天，花匠们在栽黄水仙和植树。这似乎有点奇怪，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已变得很正常，而另一些方面却是如此的不正常。
　　上午，我在为准备发往纽约的电报收集损失的数据，在没有承包商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估算出维修房屋所需的费用？我们知道的惟一建筑师齐先生，现在正忙于难民工作，我们不忍心去打扰他。另外，当我们不知道箱子和衣柜里装着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如何估计出个人的损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损失很小，把这点损失报上去似乎有点可笑。
　　今天，接种疫苗的工作仍在继续，有700人在排队。玛丽得了重感冒，并发烧。
　　邻居的3个小男孩和我去了校园的西面。他们很乐意去，我也喜欢带他们去，这有利于互相保护。在我们学校的西面，我看到了一些政府机构花了许多钱建造的防空洞，战争是多么浪费啊！一顶钢盔的价值相当两个月的食物，一个仅用了几个月的防空洞相当于一所小学的造价。我们看见许多穷人的房屋和一些机关的房屋都遭到抢劫，门、窗和地板都没有了，有的房屋除了屋顶，什么也没有剩下。我想，这些抢劫是老百姓干的——在日本人抢劫之后。
　　附近的人对我们都很友好。
　　2月27日，星期天上午，第一场礼拜在南门基督教教堂举行，有近60人参加；第二场在圣保罗教堂举行，大约有40人参加，一名日本基督徒参加了第二场礼拜。要是这两个教堂有妇女工作者去家访就好了！我们下午的礼拜在小教堂进行，有350人参加，由王明德先生布道。看见许多年轻人，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种挑战！年轻人喜欢唱歌。下一次　颐堑糜么蠼烫美唇行下午的礼拜。课颐茄请神学院的女舍监李夫人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住，但她无法离开她现在住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工作很快就要开始了。
　　米尔斯主持了平仓巷3号的礼拜，题目是：《在一个更好世界里的信仰问题》。
　　我们当中有多人生病了，玛丽和吴小姐卧床，布兰奇住院，王小姐也不太舒服。
　　春天的好天气仍在持续着。据说日本兵换防了，这是否意味着情况要改善了？2月28日，星期一好天气继续着。阳光下，难民们喜欢到外面去四处挖野菜。花匠们把折断和被踩坏的灌木挖出来，然后栽上新树。艺术楼的屋顶也正在维修。
　　唐老板花了一整天来评估因难民居住而造成的损失，6幢建筑的损失总数约为6800美元。所有的木制结构、地板需要重新油漆，大多数墙需要粉刷，一些五金配件，如窗户插销等，受到了人为损坏。
　　我今天大部分时间用来起草一份给纽约的报告，下午5时我把这份报告送到大使馆。我还起草了一份日军所造成损失的清单。但愿其他人的损失也像我们一样轻！由于重感冒和咳嗽，玛丽今天去了医院。布兰奇·邬在医院住了8天，今天回来了。她坚持要住在科学楼大厅里，无论我如何反对都是徒劳的。
　　下午1时30分。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来查看难民所的情况，他们询问了难民的人数。我借此机会向他们讲述了许多女难民的丈夫和儿子至今未归的问题，那位军官说，在模范监狱有1000多名俘虏，但都是士兵和军官，没有平民。
　　约下午3时，4名士兵来观光，他们很友好，对图书馆感兴趣，最聪明的那个士兵手上拿着一张地图，显然他是想游览南京的景点。
　　红字会一位负责掩埋平民和军人尸体的人说，被扔进长江的尸体现在浮出水面了，他答应给我一份有关死亡人数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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