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星期六我已经有一个星期不想写日记了。我真的累坏了，以至于觉得没有什么趣事值得写。感到累的原因之一是天气寒冷。2月28日～29日1940年为闰二月。下了一场暴风雪，到现在雪还没有融化，而此前的几个星期一直温暖如春。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正在开花，春梅也含苞欲放。由于天气骤变，今年可能结不了果实了。这种天气更令人放心不下因物价飞涨而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穷人。一想到这些穷人将来怎么生活就使人忧心忡忡。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
　　现在，我又要安排这一学期的工作了——勤工俭学计划等等。上周六下午1时～3时以及今天的同一时间，我都在监督学生进行教室大扫除。被选出来协助我工作的6位女学生很负责，她们因此得到了锻炼。我得挑选一位对此事很感兴趣的人，明年接替我做这项工作，在我看来，这项工作非常有益于培养人品。
　　昨天，那两个人从庐州回来了，身上背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棉花胎，实际上是一条装满了羊毛的白色被罩。羊毛是从古尔特家剪来的。现在，我们准备教学生织毛线和染毛线。我们希望教会许多学生做这种活儿，然后，她们可以回家教其他人。我们精力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手。
　　芬兰节节败退使我们感到悲哀，然而，我们必须坚信战火的灰烬将孕育出一个更坚强、更纯洁的国家，因为，真正高尚的人经历苦难之后，会变得更加纯粹。
　　这星期，我和瑟斯顿夫人吵了好几次，这使我感到疲惫不堪。我承认，这些天我脾气急躁，而且也很累，但也确实是她惹火了我。她话里有话地说，很多事情是在过去的几年间就应该做完的，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和力量做这些事。我们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工作，因为，我们一直人手不够，而且，我们有规范的课程表，再花时间去收集教师的个人课程表就显得没有必要——这将浪费我们已经排满的时间。但是，我确实也不该为此发脾气。
　　上个星期一晚上，我太累了，6时30分就上床睡觉了，因此，错过了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场气氛热烈的音乐晚会。
　　我们想为邻里30个吃不饱饭的孩子开办救济班，但是，我们买不到足够的大米给孩子们吃。
　　程夫人对买米的问题一筹莫展。我们的米只够捱过3月份了，她拿不定主意，不知是现在买还是再等等看。她侥幸地认为，也许汪精卫来南京时，米价就会降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不会来的，即使他来的话，也不会久留。真是一团糟！3月22日，星期五我已经有近3个星期没在日记上写一行字了。为什么呢？原因不止一个，而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筋疲力尽了。
　　3月7日（星期四）～3月15日（星期五），我一直在上海，其中有4天参加全国基督教教育年会，大概有20人出席了会议，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有来自敌占区的，也有上海本地的。遇到这些在教会教育领域颇有建树的人士，听他们报告主要面向中学制定的教育计划，我感到很有意义。
　　来自北平的代表对北平人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穷人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在上海的其余几天，我为我们的手工课程买材料，也为我自己买了一些东西。几天来，我一直为自己购物花掉的钱而感到心中不安，那么多人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亟须救济，而我却为自己花掉那么多钱，这样做对吗？上海的情形也令我心里不是滋味。大商店和影剧院里挤满了衣着华贵的中国人，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国难当头，看到他们，我真受不了。他们不是在买生活必需品，而在买奢侈品。
　　我还去看了黄梦泽，她们一家让我感到欣慰。她和丈夫、孩子从中国西部回来已经一年了。
　　他们穿的是普通的棉袄，吃的也很简单，3个儿子都决定不去看电影，把省下的钱捐给西部的穷人。
　　旅行并不比一年前方便，虽然人们可以从旅行社买到车票，但是，现在已没有“红帽子”负责把旅客的行李送到站台上了，因此，自己拿不了的行李必须托运。火车到站前15分钟才开始检票，旅客蜂拥而过——孩子们可惨了。现在火车上共有三等车厢，普通傀儡和日本人坐二等车厢，高官和大傀儡坐一等车厢。我感觉坐三等车厢更舒服。
　　从上海回来以后，我一直感到浑身乏力，现在还没完全从旅行的疲惫中恢复过来。我觉得吃简单的中国饭菜，再喝点牛奶，比吃西餐有营养。
　　这一周就要过复活节了。瑟斯顿夫人早就建议过我们多读《圣经》，多唱赞美诗，以庆祝这一节日，而不像去年那样每天诵经布道，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昨天晚上，我们没吃圣餐，而是开了祈祷会。两个学生宗教团体本周的5天都在学校的大礼拜堂聚会。我们不知道人们对本周的重大意义理解多少，我们热切盼望能有一位虔诚的中国高官来主持本周的活动。我们今年没有举行大型活动，只是在复活节那天早晨举行了一次简朴的晨祷。
　　过去的一星期有许多因素使我情绪低落，可能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劳累至极。此外，令我感到压抑的原因首先是新政府的成员（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正在南京，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像模像样地亮出了党旗和国旗。看来“新中国”将在3月30日宣布成立。真是手段高明，可以分裂国家、蒙蔽民众了。汪精卫这样做，完全是由于他争权夺利，还是由于他憎恨蒋介石，或是由于他真的认为这样做对中国有好处？令人痛心的是，许多人虽然对国家一片忠心，但是，迫于生计不得不沦为汪的党羽。第二个令我情绪低落的原因是我的工作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来找我，有那么多的信件寄来，让我深陷其中。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对休假感到无望，无论是休假还是工作，我都必须事先做好两手准备，而同事中没有一位中国人可以统管全局。
　　3月23日，星期六今天寒冷、多云。下午1时～3时，我监督勤工俭学工作，然后，和监理助理一起评分。接着，我和凯瑟琳出去散步。我们首先拜访了科拉，这个苏联小伙子在南京经营了一家生意红火的汽车修理厂。他主要为日本人修车，自然也就了解他们的心态。他认为，日本人很灰心，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控制局势。他说，他感到美国将要加强对东方的控制，这就是萨姆纳·威尔士出访欧洲的原因。
　　南京街头的小汽车突然增加了许多，坐者都是“将要成立的”政府官员。许多官邸正在修复。米价稍有回落。
　　3月24日，星期天又是一个阴冷的天气。人们还期盼着复活节会春意盎然呢。我们仍然生着炉子，不能不生火。
　　今天校园里接连举行了几场礼拜。早上7时，林弥励主持了复活节的早礼拜。在上午10时的礼拜上，瑟斯顿夫人做了题为《觉醒·奋起·生存》的布道。7时15分，我主持了青年学生教徒的礼拜，伯奇先生做了一场训导性的布道，哈丽雅特唱了赞美诗。10时，做礼拜的学生不如我期望的多。
　　下午6时，我和伯奇一家吃中式晚餐，然后，高三的学生来喝茶、吃点心。4时30分的基督教各派联合礼拜，参加的人更多，因为，美国学校的美国学生也赶来了。普赖西斯博士主持了这次礼拜。
　　人的记性真差——也许应该说我的记忆很差。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1927年的3月24日，正好是13年前的3月25日，我们遇上了“南京事件”。这一事件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记得13年前的今晚，我们几个人在贝利大厅（the Bailey Hall）阁楼上朝西的小屋里向外眺望，只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里一片黑暗。教友会的医院即大学医院，或称鼓楼医院。还在燃烧，人们能看见威尔逊家被烧毁后的余灰，我们在南京进行了数年的传教工作不得不结束了。6个月后，我们有些人重返南京继续坚持传教工作。13年前的3月25日，是所有外国人离开南京的日子。
　　昨天，一位邻居告诉我们，重庆政府一年后将迁回南京。
　　今天下午，哈丽雅特、瑟斯顿夫人和我设宴款待斯坦利·史密斯。席间我们谈了许多问题，包括基督教教育的未来。在这个领域我们做出了什么意义深远的贡献呢？斯坦利说，中国的某一所基督教大学过去10年没有培养出一位牧师，然而，我们的主要职能之一仍是培养教堂的领导者。
　　今天上午，在南门教堂有39人接受洗礼，鼓楼教堂有29人接受洗礼（去年复活节南门教堂有164人接受洗礼，去年秋天有25人接受洗礼）。这就是宗教的乐趣。
　　3月25日，星期一13年前的这个下午我们离开了南京，13年前的这个夜晚，这座大城市里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了。短短几年发生了多少变化！如果日本人得逞的话，那么，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将没有一个西方人。
　　现在很少听到轰炸机飞过，只是偶尔有几架飞机飞到附近的村庄去吓唬游击队。邮政飞机和客机已有所增加，有定期航班飞往上海和北平。
　　今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考虑实验班的课程表。我单独承担这项工作，因为，对此她们谁都不感兴趣，而且谁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似乎谁也难担此任。我觉得这是我的失败。
　　我们教职员工之间的猜忌越来越多。我看这是我3年中所面临的最让人灰心的事情——由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的忌恨使我们无法合作。对明年秋天的工作计划我还没有一点概念，然而，我坚信一切都会好的。
　　今晚，中国教徒设宴庆祝普赖西斯博士来到上海50周年。过去这么多年，他目睹了多少世事变幻啊！3月26日，星期二新政府本周六的成立大典正在筹备之中，不过仍有许多事难以预料。新政府是否能成立是一个问题，成立后能维持多久又是一个问题。一个争权夺利、彼此忌恨的政府是不可能有什么凝聚力的。
　　上午11时，我去南京教会委员会参加投票，决定是否为600名穷孩子开办几所半日制的特别学校，保证他们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
　　今天下午4时30分，我去艾伯特·斯图尔德家，参加为普赖西斯博士夫妇举行的招待会。舒厄兹家现在住的房子已重新修复好，这令他们很高兴。
　　学校奉命本周六必须放假。我们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让她们周五晚上就回家。
　　米价已经降到了每担25美元。
　　3月30日，星期六今天“新”中央政府成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
　　哈罗德·费伊（Harodl Fey）今天下午来拜访我，他上午参加了典礼。他昨天来到南京，旅费由日本政府提供。他获此优待是因为他被当成了一家报社的记者（他即将成为《基督教世纪》的编辑）。
　　他简单地对我讲述了以下情况：　典礼是今天上午在前贡院的一幢大楼里举行的，大约有75名中国官员宣誓就职。那个大房间空空如也，只有地板上画了5个圆圈，那些官员们就站在里面，新闻记者被指定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没多少日本人露面——只有几个海军代表和报界代表。在这个房间的前方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党旗和国旗，没挂日本国旗。在拍照处有许多穿着新制服的中国士兵，而外面有许多日本兵。典礼开始时，盖在画像上的布帘被拉开，孙中山的画像展现在人们面前。汪精卫讲了几句话，他说，他确信孙中山是赞同他们的行动的（哈罗德说，从那75名官员的表情看，如果房间里有椅子的话，他们肯定羞得钻到椅子下面了）。接下来是拍照，那个主要角色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实际上他可能没什么病。
　　下午有一个大型游行，这座城市的5个区都按指定人数派代表参加。学校也派了代表团（我们照常上课，就当没接到通知。绝大多数教会学校为了避免麻烦都放假了）。今天晚上放了好长时间五彩缤纷的焰火。
　　昨天晚上从上海开来的一列火车出了事，车头和4节车厢出轨了。据报道，没有人员伤亡。
　　今晚我们没收到报纸，因此，看来今天似乎也有火车出事了。我没有听说这座城市里有恐怖活动。
　　吉米·王（Jimmie Wang）以前盘下了一个店铺。过去两年，他有许多机会扩充店面，而且，他确实也不顾廉耻地这样干了。最近，他一直在囤积大米，据说，他昨天被砍了头（不真实）。
　　3月31日，星期天本指望几位日本客人昨晚抵南京，但结果没来，他们来电报说不来南京了。
　　下午做礼拜的妇女，每次都要讲述一个个悲惨的故事。这些妇女久久不愿离去，向我们倾诉自己的遭遇。今天，我又听到一些人在讲述她们的遭遇。
　　面带悲伤的那位乡下老奶奶也做了礼拜，她惟一活着的儿子正在坐牢，据说，他备受折磨，日本人硬说他是游击队员。没有劳动力，地也荒了，年迈的父母心都碎了。
　　黄大妈也在场，她靠出租两辆黄包车为生，现在，两辆车都被那些流氓抢去了，她的生活没了着落。她没地方讨公道。
　　4月6日，星期六这星期有五十多架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飞越这座城市上空。有报道说，今天早晨有许多伤兵被送进了城。
　　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大概都是新贵的。许多民宅、官邸和办公楼正在修复。米价曾下降到每担24美元，现在又涨到了近30美元。我今天上街时看到好几群小孩，我跟他们聊了几句，得知他们好多天只靠喝粥填肚子。
　　今天下午，我们几个人去国家公园观赏樱花和桃花，看到的一切都很可爱，但也有大杀风景之处：　有些建筑物被战火摧毁了；明孝陵的墓丘上曾种满了美丽的古橡树，但现在几乎被砍光了——是官方下令砍的，用来当柴烧。
　　今晚，我参加了一场非常愉快的学生晚会。我们应该多举行这样的活动。
　　4月7日，星期天今天天气很好，风和日丽。绣线菊和紫丁香开花了，香气扑鼻。今天，几批重型轰炸机掠过南京上空。晚上，探照灯搜索着天空。多么糟糕的晚上，晚饭后，一位学生跑来告诉我，3名学生明天将出发去西部——步行去“自由之土”。她们今天下午离家（家长以为她们回校了，我们自然以为她们还在家）。下午1时，程夫人、王先生和我分别去了这3名学生家，我去了第三个学生的家。家访后，有两位家长来到学校，我们焦急地谈了很久。明天清晨，这几位家长将去两个火车站，如果找不到这几名学生，他们就派人去芜湖，他们认为，孩子将取道那里。想想看，这几名任性的学生要长途跋涉上千英里！她们身上只带了不到100美元的钱！4月8日，星期一上午7时45分。一名学生的父亲今晨来到学校，说他的女儿昨晚一直在一位亲戚家，另一名学生也在那儿。今天下午，第三名学生的父亲也来了，说她女儿一直和他在一起。很显然，这些家长是怕我们开除他们的女儿，所以竭力袒护她们。但是，昨天晚上大家确实被这几个年轻人急坏了。今天上午和下午，这3名学生陆续出现在校园里了。因为这件事，她们看上去无精打采的。她们的出城通行证都被父母收去了。晚上，我看到这3名学生都躺在床上，头蒙在被子里哭泣，同学们焦急地站在周围。校方安排大王分别和她们谈话，尽量帮助她们认识到爱国就是要坚持学习，至少今年是如此。他会像慈父一样和她们交谈，我相信他不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我们希望会有收效。
　　4月10日，星期三今天中午，豪·帕克斯顿、我、凯瑟琳及她的客人一起吃中式午餐，帕克斯顿告诉我们德国侵略丹麦和挪威的消息。这支疯狂的军队极具破坏力，极度仇视其他民族，不知道德军到底想干什么。
　　今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处理在上生物课时几名学生不守纪律的问题。学生们感到老师对他们责备太多，让她们做得太辛苦，使许多学生失去了兴趣。
　　4月11日，星期四我在海伦·丹尼尔斯家参加了为多萝西（Dorothy）和罗伯茨主教举办的晚宴，刚刚才回来。
　　整个晚上我都在收听来自宝岛电台的广播，大部分节目报道了挪威的局势和正在进行的激烈海战。战争将在何处、以何种方式结束呢？我为英国朋友感到难过，也为盟军和德军阵亡的青年们难过。不知道今晚拉贝先生在什么地方，我很想知道他的看法。
　　4月14日，星期天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但是，谁来为实验班的事操心呢？有时我想，最好停办实验班，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办一个更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上哪儿去找教师呢？今天下午，弗朗西斯·库姆斯（Francis Coombs）来信说她来不了了，对此，我感到很伤心，因为，她富有中学教学经验。是我把事情耽搁了，才与她失之交臂的……不知为什么，今天没收到报纸，也没有关于欧洲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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