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詹尼就在楼下电话间里。”
　　这是服务台管总机的那个姑娘对我说的，尽管我还没有告诉她我是谁，也没有说明那天（星期一）晚上我到布里格斯堂来找什么人。我很快就得出结论：这意味着形势对我有利。很明显，招呼我的那个拉德克利夫女学生是《猩红报》的读者，知道我是谁。这种事情以前有过多次，那倒没什么。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詹尼说起过她跟我有约会。
　　“谢谢，”我说。“那我就在这儿等一会。”
　　“对康奈尔的那场球太气人了。《猩红报》说有四个家伙打了你。”
　　“嗯。可反倒是我被罚出了场。而且一罚就是五分钟。”
　　“就是嘛。”
　　一个朋友和一个球迷的区别就在于：同球迷交谈，话很快就说完了。
　　“詹尼的电话还没打好？”
　　她查了一下交换机，回答说：“没有。”
　　詹尼究竟在跟什么人通话，竟然不惜占用原定同我约会的时间？是不是哪一个学音乐的书呆子？我并非不知道有个名叫马丁·戴维森的，是亚当斯楼的四年级学生、巴赫乐社管弦乐队的指挥，此人自以为有赢得詹尼青睐的特权。可是想要把詹已占为己有是做梦；我看这家伙顶多只有摆弄指挥棒的本领。不管怎样，我得制止这种侵占我的时间的行为。
　　“电话间在什么地方？”
　　“在拐角那儿。”她说着朝那个方向一指。
　　我徐步走进穿堂，老远就能看见詹尼在通电话。她没有把电话间的门关上。我慢腾腾走过去，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希望她会看到我，看到我脸上的绷带，看到我伤成这样，希望她会感动得把电话砰的一扔，马上扑到我怀里来。再走过去，我已听得见通话的只言片语：
　　“对。那当然！一定这样。哦，我也一样，菲尔。我也爱你，菲尔。”
　　我站住了。她在跟谁说话？这人不是戴维森——他的姓名从头到尾都没有菲尔两个字。我早就查过哈佛的花名册：马丁·尤金·戴维森，纽约河滨大道七十号。音乐美术高级中学毕业。从他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人善感、聪明，体重大约比我轻五十磅。不过，我又何必为戴维森烦恼呢？事情明摆着：为了一个叫菲尔的什么家伙，戴维森和我都已被詹尼弗·卡维累里一脚踢开了，此刻她正在电话里给那个家伙送飞吻呢！（简直令人恶心！）
　　我和她分手才四十八小时，居然有一个叫菲尔的混蛋已经偷偷摸到詹尼床上去了（一定是那样！）。
　　“是的，菲尔，我也爱你。再见。”
　　她挂上电话，看到了我，连脸儿也不红一红，笑嘻嘻地给了我一个飞吻。她怎么能这样耍两面手法呢？
　　她在我没有受伤的那半边脸上轻轻一吻。
　　“嗨！你的样子好吓人。”
　　“我受伤了，詹。”
　　“对方那个家伙是不是更惨？”
　　“嗯。惨多了。我总是把对方搞得更惨。”
　　我尽量把话说得恶毒，话里隐隐嵌着这样一层意思：无论哪一个情敌，要是趁詹尼对我眼不见、心不想的时候偷偷摸到她床上去，我非叫他饱尝老拳不可。詹尼拽住我的衣袖，我们一道向门口走去。
　　“晚安，詹尼，”服务台那个姑娘跟她打招呼。
　　“晚安，萨拉·简，”詹尼应了一句。
　　我们走到外面，在刚要跨上我那辆MG牌跑车①时，我猛吸了一口晚间的空气，尽可能装得漫不经心似的问：
　　①这种汽车原是体育比赛用车，最早由英国Moms Geqe。公司制造，故称MG牌汽车。
　　“呃，詹……”
　　“嗯？”
　　“呃——菲尔是谁？”
　　她一面坐进汽车，一面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爸爸。”
　　我才不信这样的鬼话。
　　“你管你爸爸叫菲尔？”
　　“那是他的名字。你是怎样称呼你爸爸的？”
　　詹尼曾经告诉我。她是她父亲抚养长大的，她父亲干的大概是面包师之类的行当，在罗德艾兰州的克兰斯顿。詹尼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于车祸。这些都是她在解释为什么她没有驾驶执照时告诉我的。她父亲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一个大好人”（她的原话），可就是迷信得要命，说什么也不让他的独生女儿开车。这一点在詹尼念中学的最后几年确实曾造成不便，因为当时她跟远在普罗维登斯①的一个人学钢琴。不过，那几年她利用乘长途汽车的时间，居然把普鲁斯特②的作品全读完了。
　　①罗德艾兰州首府。
　　②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代表作为反映法国贵族沙龙生活、描写主人公潜意识活动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有七卷之多。
　　“你是怎样称呼你爸爸的？”她重复了一遍。
　　我想得走了神，因而没有听清她的问题。
　　“我的什么？”
　　“你提到令尊大人的时候使用什么名称？”
　　我答以我一直很想使用的那个名称。
　　“王八蛋。”
　　“当他的面？”詹尼问。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他戴着面具？”
　　“也可以这么说。石头面具。地地道道的石头面具。”
　　“你算了吧——他一定自豪得不得了呢。你是哈佛的体育明星嘛。”
　　我看了看詹尼，心想：她毕竟不知底细。
　　“当年他也是，詹尼。”
　　“名气比全艾维联队的边锋还大？”
　　詹尼这样欣赏我在运动场上的知名度，我是再高兴也没有了。遗憾的是，把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自己就势必得相形见绌了。
　　“他参加过一九二八年奥运会的单人双桨赛艇比赛。”
　　“天哪，”詹尼说，“他得了冠军没有？”
　　“没有，”我答道。她当时大概也看得出来：我父亲在决赛中只取得第六名，倒反而使我心情舒畅了些。
　　接着出现片刻冷场。这下詹尼也许该明白了：身为奥利弗·巴雷特第四，不仅仅意味着必须忍受哈佛园里那座灰色的石头建筑物，另外还意味着一种压力，迫使你非具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不可。我是说，前人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建树，就像一片阴云笼罩在你——应该说我——的头上。
　　“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你要骂他王八蛋？”詹尼问。
　　“强我所难，”我答道。
　　“你说什么？”
　　“强我所难，”我重复了一遍。
　　她的眼睛睁得像碟子那么大。“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乱伦什么的？”她问。
　　“你们有家丑就别抖给我听了，詹，我自己的就已经够我受了。”
　　“那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奥利弗？”詹尼问。“他究竟强迫你做什么了？”
　　“做‘应该做的事’，”我说。
　　“做‘应该做的事’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她大概觉得这种听来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况怪有趣的，所以继续追问。
　　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家里人按照巴雷特家的传统来规划我的前程——这一点她其实应当清楚，她明明看到过我不得不在姓名后面添上“第四”二字时的那副抬不起头来的样子。再说，我也不愿意每学期总得拿多少学分交账。
　　“就是，”詹尼的话明明白白是在挖苦我，“怪不得我看你考试得A也不乐意，入选全艾维联明星队也不乐意……”
　　“我不乐意的是他对我的要求总是那么高！”单是道出我久积心头（但以前从未说出过口）的感觉，我就已经别扭得要死，何况如今还不得不设法让詹尼了解这一切。“而每当我真的做到了，他偏又摆出一副压根儿不稀罕的架势。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他觉得我理应如此，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他是个大忙人呀。他不是要经营好几家银行之类吗？”
　　“天哪，詹尼，你是站在我方还是站在敌方？”
　　“难道这是打仗？”她问。
　　“一点也不错，”我回答说。
　　“真可笑，奥利弗。”
　　看来她是真的不接受我的观点。我这才第一次隐约感到我们之间在教养上存在的差异。我是说，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度过的三年半光阴，基本上已经把我们都制成了那座高等学府的传统产品——目空一切的知识分子，然而，临到要承认我父亲是石头做的这一事实的时候，她偏又坚持某种意大利地中海式的陈腐观念，认为“爸爸个个爱孩子”，而且毫无争论的余地。
　　我想举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便把对康奈尔比赛后那次无话可谈的可笑谈话搬出来。她听了以后无疑心有所动。但是，也真见鬼，这个例子帮的却是倒忙。
　　“他特地赶到伊锡卡去，难道就是为了看一场无聊的冰球比赛？”
　　我竭力解释，我父亲做事都是形式上面面俱到，实质上却什么也没有。詹尼却还是口口声声说，他毕竟风尘仆仆远道赶去看了这样一场相对说来并不足道的球赛。
　　“喂，詹尼，咱们别提这件事了，好不好？”
　　“谢天谢地，一提起你爸爸，你就不自在了，”她答道。“这说明你并不是完人。”
　　“哦，这么说，你是完人喽？”
　　“才不呢，预科生。倘若我是完人，难道我还会跟你一起出去？”
　　于是我们又言归正传，一切如常了。
　　　　　　　　　　　　　　　　　 五
　　我想谈一下我们是怎么发生肌肤之亲的。
　　说也奇怪，我们在那么长一段时间里可始终是“河水不犯井水”。大不了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几次亲吻（一次次的经过我至今都还记得点滴不漏。）这可不是我的一贯作风，因为我这人相当冲动、急躁，喜欢一蹴而就。在威尔斯利的塔院①，恐怕就有十个以上的姑娘熟悉我的脾气，要是你告诉其中任何一人，说三个星期以来奥利弗·巴雷特第四跟一位小姐天天约会，可还没有跟她睡过觉，她们一定会放声大笑，还会一本正经地追问：那位小姐究竟是不是女的。当然，实际情况也不尽如此。
　　①威尔斯利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一所私立女子大学。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干。
　　请不要误解，也不要过于咬文嚼字。全部做法，我都知道。我就是克服不了妨碍我自己干这档于事儿的心情。詹尼聪明得很，我一向自以为奥利弗·巴雷特第四具有无往而不利的浪漫主义优美风度，现在我却担心这种“风度”可能吃她笑话。对，我是怕遭到拒绝。可我也怕对方出于一些不足为训的原因而就把我接受下来。我想说又说不清的是：我对詹尼弗产生了异样的感情，而又不知道该怎么表白，甚至不知道该找谁商量（后来她对我说：“你应当找我嘛。”）我只知道我产生了这样的感情。对她。对她整个儿人。
　　“这次考试你恐怕要过不了关了，奥利弗。”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詹尼弗一起坐在我的房间里看书。
　　“奥利弗，照你这样坐在那里就一味看我读书，这次考试你恐怕要过不了关了。”
　　“我没在看你读书。我在读我自己的书。”
　　“扯淡。你在看我的腿。”
　　“只是偶尔瞟上一眼。读一章书瞟一眼。”
　　“你那本书分章分得好短哪。”
　　“听我说，你这个自作多情的婆娘，你可并没有美到那种程度！”
　　“我知道。可你要认为我已经美到了那种程度，我有什么办法？”
　　我丢下书本，走了过去，来到她坐着的地方。
　　“詹尼，看在基督份上，你说说，当我每秒钟都巴不得和你好好亲热亲热的时候，我哪还有心思读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的著作？”
　　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她皱眉蹙额。
　　“哦，奥利弗，求求你好不好？”
　　我猫腰蹲在她的椅子旁边。她又低头看她的书了。
　　“詹尼——”
　　她轻轻合上了手中的书，把书一放，伸出双手，捧住了我的脖子。
　　“奥利弗，求求你好不好？”
　　事情一下子就发生了。一切的一切。
　　我们的第一次交欢跟我们的第一次交谈恰恰相反。这一次，一切都是那么从容、那么温柔、那么委婉。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詹尼竟会是这样——竟会是这样体贴，她的抚摩是那么轻柔，那么温存。然而，真正使我震惊的还是我自己的反应。我也报之以轻怜蜜爱。那真正的奥利弗·巴雷特第四难道是这样？
　　既然“河水不犯井水”，我自然也从没见到过詹尼的羊毛衫会多解开一颗扣子。因此，当我发现她脖子上还套着个小小的金十字架时，不免有点儿感到意外。挂十字架的是那种怎么也解脱不开的链子。这就是说，在我们两情缱绻时，她仍然戴着十字架。那个销魂的下午曾有片刻歇息，就在我觉得什么都那样可心而又什么都不在我心上的那种时刻，我摸了一下那个小十字架，当时就问她：她的神父要是得知我们同卧一床等事，不知会怎么说？詹尼回答说，她没有神父。
　　“你是不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好姑娘？”
　　“唔，我是个姑娘，”她说。“而且是个好姑娘。”
　　她看着我，等我加以确认。我笑了笑，她也还我一笑。
　　“这么说，三条之中占了两条。”
　　接着我又问她为什么要戴十字架，而且链子居然还是焊死的。詹尼解释说，那是她母亲的；她戴着是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不是宗教上的原因。
　　“嗨，奥利弗，我对你说过我爱你没有？”詹尼问。
　　“没有，詹。”
　　“你为什么不问我呢？”
　　“说老实话，我没敢问。”
　　“那你现在问我吧？”
　　“你爱我吗，詹尼？”
　　她看着我，回答说：
　　“你说呢？”但她的表情却不是躲躲闪闪的。
　　“我估计是爱的。想必如此。”
　　我吻了吻她的脖子。
　　“奥利弗！”
　　“唔？？”
　　“我不光是爱你……”
　　哦，天哪，这话怎么讲？
　　“我还非常非常爱你，奥利弗。”
　　　　　　　　　　　　　　　　　 六
　　我喜欢雷·斯特拉顿。
　　他也许不是个天才，也不是个了不起的橄榄球运动员（他传球的动作比较慢），但他一直是我同房间的好伙伴和忠实的朋友。在我们念“大四”那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也真够难为这可怜虫的。每当他看到我们房间的门把上挂着领带时（这是表示“内有活动”的传统暗号），你叫他上哪儿去学习呢？诚然，他学习并不太用功，但有时候总也得抱一下佛脚吧。就算他可以利用本系的阅览室，或拉蒙特图书馆，甚或上皮埃塔俱乐部去看书。但是，有好些个周末的晚上，詹尼和我决定违反校规在一起过夜，那时叫可怜的雷睡到哪儿去呢？他只得东奔西走找地方凑合一宿，譬如权且躺在邻室的沙发上等等（假定邻室朋友自己不用的话）。好在那时橄榄球赛季已经过去。再说，要是为了他，我也会作出这样的牺牲的。
　　然而，雷得到了什么报答呢？想当初，我每次在情场上得手，就会把全部细节一五一十统统告诉他。到如今，他的这种作为室友照例不可剥夺的权利非但得不到承认，连詹尼已是我的情人我都从来不老老实实认账。我只告诉他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占用房间，或者要如何如何，如此而已。斯特拉顿心里爱怎么想，就让他去想吧。
　　“我说，巴雷特，你他妈的到底干上了没有？”他有好几次这样问过。
　　“雷蒙德，作为朋友，我要求你别问。”
　　“可是，妈的，你说说，巴雷特，已经有多少个下午、多少个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晚上了！你他妈的一定干上了。”
　　“那你又何必再问我呢，雷？”
　　“因为这不正常。”
　　“什么不正常？”
　　“这个局面压根儿就不正常，奥尔。我是说，过去可从来不是这个样子。我是说，像这样对我老雷封锁消息，一点细节也不透露，实在没有道理。不正常。妈的，她到底有些什么魔法，这样厉害？’”
　　“听我说，雷，成熟的爱情……”
　　“爱情？”
　　“你不要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好像这是个脏字儿似的。”
　　“你这点年纪？爱情？妈的，我可实在为你担心，老弟。”
　　“担心什么？担心我神经错乱？”
　　“担心你的光棍儿还打得成不。担心你能不能自由自在。担心你的日子还过不过！”
　　可怜的雷。他确实并非说说而已。
　　“担心你将失去一个室友，是不是？”
　　“扯淡，说起来我倒还多了一个呢！她不是整天泡在这儿吗？”
　　我正在打扮自己，准备去听一场音乐会，因此得赶快结束这次对话。
　　“别着急，雷蒙德。将来咱们到纽约去租上那么一套房间。妞儿夜夜换。咱们玩儿个痛快！”
　　“你还要我别着急呢，巴雷特。那个姑娘把你给迷昏了。”
　　“情况一切正常，”我答道。“别紧张。”我边整领带，边向门口走去。斯特拉顿还是将信将疑。
　　“嗨，奥利！”
　　“嗯？”
　　“你们准是干上了，是吧？”
　　“去你的，斯特拉顿！”
　　我不是约詹尼一起去听这场音乐会；我是去看她演出的。巴赫乐社在丹斯特堂演奏第五勃兰登堡协奏曲，由詹尼担任古钢琴独奏。当然，詹尼弹琴我已听过多次，但是从来没有听过她参加集体演奏或公开演出。上帝呀，我真感到自豪极了。我实在挑不出她在演奏中有什么毛病。
　　“我简直不能相信你有这样伟大，”音乐会结束以后，我对她说。
　　“这说明你对音乐懂得就这么多，预科生。”
　　“我懂得也不能算少。”
　　我们是在丹斯特堂的院子里。那是四月份的一个下午，那种天气使人觉得春天终于要来到坎布里奇了。她的乐友们都在附近散步（其中也有马丁·戴维森，他不时向我这边投来无形的憎恨的“炸弹”），因此我不能跟詹尼展开键盘乐器方面的专题讨论。
　　我们穿过纪念大道，沿着河边漫步。
　　“巴雷特，别说傻话了好不好？我弹得还可以，但算不上伟大。甚至够不上‘全艾维联’的水平。只是还可以。就这样，OK？”
　　既然她要贬低自己，我又有什么可争的？
　　“OK。你弹得可以。我只是说，你得一直坚持下去，别松劲。”
　　“我的老天爷，谁说我不想坚持下去啦？我还打算去师从纳迪亚·布朗热①呢，你不知道？”
　　①纳迪亚·布朗热（1887—1979），法国女作曲家、指挥家、巴黎音乐学院教授。
　　她在说什么混帐话？看她陡地把话煞住的样子，我意识到这是她本来不想提及的。
　　“师从谁？”我问。
　　“纳迪亚·布朗热。一位著名的音乐教师。在巴黎。”最后那句话她说得相当快。
　　“在巴黎？”我问的语调却拖得相当长。
　　“她很少收美国学生。我运气好。我还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
　　“詹尼弗，你要去巴黎？”
　　“我从来没有到过欧洲。我真想尽快去看看。”
　　我抓住她的双肩。当时我可能太粗暴了些，这也难说。
　　“嗨，这事你藏在心里有多久了？”
　　詹尼生平第一次不敢跟我四日对视。
　　“奥利，别傻了，”她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什么不可避兔？”
　　“咱们毕业以后总要分道扬镳的。你要进法学院——”
　　“等一下，你在说些什么呀？”
　　现在她和我四目对视了。她的神色悒郁。
　　“奥利，你是个候补百万富翁，而我在社会上的身价却等于零。”
　　我还紧紧抓住她的肩膀不放。
　　“那又怎么样呢？干吗要扯到分道扬镳上去？现在咱们在一块儿，不是挺幸福吗。”
　　“奥利，别傻了，”她又说了一遍。“哈佛就像圣诞老人的百宝袋。什么稀奇古怪的玩具都可以往里边塞。可是等过完了节，人家就会把你抖出来……”她迟疑了一下。
　　“……你原来是哪儿的，还得回哪儿去。”
　　“你是说，你要到罗德艾兰州的克兰斯顿去烤大饼？”
　　我一时情急，说话不顾分寸。
　　“做糕点，”她说。“你别拿我的父亲开心。”
　　“那你就别离开我，詹尼。我请求你。”
　　“我的奖学金还要不要？我自出娘胎以来还没去过的巴黎还去不去？”
　　“咱们的婚事还办不办？”
　　这话是我说的，可是乍一听来，我真不敢相信这话真是出之于我的口。
　　“谁说过要办婚事啦？”
　　“我。是我这会儿在说。”
　　“你要跟我结婚？”
　　“对。”
　　她把头抬起一点点，并不笑，只是问：
　　“理由呢？”
　　我直盯着她的眼睛。
　　“当然有我的理由，”我说。
　　“哦，”她说。“这倒是个很充分的理由。”
　　她挎住我的胳臂（这回没有拽我的衣袖），于是我们就沿着河边走去。说真的，此刻我们已经用不到再说什么了。
　　　　　　　　　　　　　　　　　 七
　　从米斯提克河大桥到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镇，汽车大约要开四十分钟，可那也要看天气好坏，看驾驶技术如何而定。事实上，我有时只开二十九分钟就到了。波士顿赫赫有名的银行家某公说他开得还要快，不过，谁要是说从大桥驱车到巴雷特公馆用不到三十分钟，那到底是事实还是幻想，也就很难辨别了。我可认为二十九分钟已经是极限了。我是说，对一号公路①上的那些红绿灯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①一号公路：北起美加边境、南迄佛罗里达最南端的美国东部一条公路干线，贯穿十四个州，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
　　“你这车简直开得像发疯一样，”詹尼说。
　　“这儿是波士顿，”我答道。“谁的车都开得像发疯一样。”就在这时一号公路上亮起了红灯，我们的车停了下来。
　　“你爸妈还没有来得及要咱们的命，看你先要把咱们的命给送了。”
　　“听我说，詹，我的爸妈都是和气人。”
　　换绿灯了。不到十秒钟，我这辆MG牌跑车就已开到了时速六十英里。
　　“连那个王八蛋也是？”她问道。
　　“谁？”
　　“奥利弗·巴雷特第三呀。”
　　“噢，他可是个好人。你一定会打心里喜欢他的。”
　　“你怎么知道？”
　　“大家都喜欢他，”我答道。
　　“那你怎么不喜欢他？”
　　“就因为大家都喜欢他啦，”我说。
　　说真的，我又干吗要带詹去见他们呢？我是说，难道我就真有必要一定要去求得老石面人的祝福什么的？她自己要去，当然是一个原因（“那是世道常情啊，奥利弗”），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说来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奥利弗第三是我那个最最广义的所谓经济后盾：我那要命的学费得由他来支付。
　　要去总得在星期天吃晚饭的时候去吧？我是说，这样才合乎礼仪，对不对？星期天，偏偏那些不会开汽车的家伙都挤在一号公路上，挡了我的道儿。从大路上一拐弯，我转到了格罗顿街上。我从十三岁起。拐这个弯一直是不减速的。
　　“这儿怎么没有房子，”詹尼说，“只看见树。”
　　“房子都在树的后面哪。”
　　在格罗顿街上行驶一定要非常小心，否则就会错过通往我们家的那条小路。事实上，那天下午我自己就错过了。我冲出了三百码远，才咯吱一声把车煞住。
　　“我们到了哪儿啦？”她问道。
　　“开过头了，”我咕哝了一声，少不得还骂了几句。
　　我倒过车来，开了三百码回头路，才到我们家的大门口，这是不是有一点象征的味道呢？总之，一踏上巴雷特家的土地，我就把车速放慢了。从格罗顿街转角到多弗庄正宅至少也有半英里路。一路上你还得经过一些其他的……楼堂之类吧！我想，要是你第一次看到的话，你一定会觉得那是相当有气派的。
　　“乖乖，我的天哪！”詹尼说。
　　“怎么回事，詹？”
　　“往路边靠靠，奥利弗。不跟你开玩笑。快把车停下。”
　　我把车停下。她显得紧张极了。
　　“嘿，真没想到府上是这样的气派。”
　　“什么气派？”
　　“这样的富贵气派。我是说，住这么个地方，你们准还有奴隶侍候吧！”
　　我想伸过手去抚抚她，可是我的手掌心是汗津津的（这种情况确实少见），所以我就只好用话来安慰她了。
　　“别这样，詹。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知道，可不知怎么，我突然觉得，要是我名字叫艾比格尔·亚当斯①，或者是个名门闺秀，那就好了。”
　　①艾比格尔·亚当斯（1744—1818）：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妻子，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母亲。
　　我们默默无言地驶完了剩下的一段路，停好了车，走到前门口。在按过门铃等候开门的时候，詹尼挺不住，终于在这最后关头慌起来了。
　　“咱们还是逃吧，”她说。
　　“咱们要留下来战斗，”我说。
　　我们俩是不是有哪一个在说笑话呢？
　　开门的是弗洛伦斯，她是巴雷特家的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仆人。
　　“啊，是奥利弗少爷，”她招呼我说。
　　天哪，叫我奥利弗少爷，我真恨死了！我恨透了这种把我和老石面人截然分清的隐隐含有贬意的称呼。
　　弗洛伦斯告诉我们，爸爸妈妈正在书房里等着。一路往里走得经过不少肖像，詹尼看到一些肖像吃了一惊。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有些是约翰·辛格·萨金特①的作品（特别是奥利弗·巴雷特第二的那幅画像，有时还在波士顿博物馆里展出呢），主要还是因为她这才明白：我家的祖先并不全都是姓巴雷特的。巴雷特家还出过一些了不起的女流，许配给了好人家，生下过巴雷特·温思罗普、理查德·巴雷特·修厄尔一类的人物，甚至还有个艾博特·劳伦斯·莱曼，他凭着一股冲劲闯过了艰难的世途（也闯过了那与之隐约相似的哈佛），成了个化学家，得了奖，而他的姓名当中就压根儿没有嵌上一个巴雷特！
　　①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美国肖像画家，以画英、美社会上层人士的肖像著名。
　　“我的天，”詹尼说。“哈佛那些大楼上的名字，倒有一半在这儿呢！”
　　“不值一个屁，”我对她说。
　　“我没想到修厄尔船馆①跟你们也有关系，”她说。
　　①“船馆”是哈佛本学校园内的一座建筑。此词又有“造船世家”之意。“修厄尔造船世家”疑即指美国造船商阿瑟·修厄尔（1835—1900）家族。
　　“是啊。我家的祖上世世代代反正不是木头也就是石头。”
　　在那一长排画像的尽头，就在进书房的拐角那儿，摆着一只玻璃柜子。柜子里都是奖品。体育比赛的奖品。
　　“真漂亮，”詹尼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活像真金、真银的奖品呢。”
　　“那都是真金真银的。”
　　“唷。是你的？”
　　“不。是他的。”
　　奥利弗·巴雷特第三在阿姆斯特丹的奥运会上没有得奖，这是有案可查、无可争辩的。不过，他在其他一些运动会上取得过划船比赛的重大胜利，那也一点不假。还不止一两次呢。不，次数可多了。这一切的证据，如今都擦得亮亮的，展现在詹尼弗的眼前，看得她眼花缭乱。
　　“克兰斯顿保龄球联赛发的玩意儿哪有这样好啊！”
　　接着，她大概是为了安抚我：
　　“你也有奖品吗，奥利弗？”
　　“有。”
　　“也放在个柜子里？”
　　“在楼上我自己房里。都塞在床底下。”
　　她对我做了个标准的“詹尼式”迷人表情，悄声说：
　　“回头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也还没来得及揣摩一下詹尼要上我卧房去看看的真正动机到底何在，就有人来打岔了。
　　“啊，你们好！”
　　王八蛋！是那个王八蛋！
　　“哦，你好，爸爸。这位是詹尼弗——”
　　“啊，你好！”
　　我还没来得及介绍完，他已经在跟她握手了。我注意到他今天并没有穿他那种“银行家服”。可不，奥利弗第三身上穿的是一件花哨的开司米猎装。平日板得像岩石一样的脸上，还带着狡诈的笑容。
　　“请进来见见巴雷特太太。”
　　又是个平生只此一遭的紧张时刻在等待着詹尼弗：要见见“醉姑娘”艾莉森·福布斯·巴雷特。（我有时碰到心里不痛快，就会想：要不是她混到像今天这样，成了个专门热心做“好事”的博物馆理事，她这个寄宿生时代的绰号真不知会给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只要查一查履历，就可以知道“醉姑娘”福布斯根本没有念完大学。在念二年级的那年，她离开了史密斯学院，在父母的大力赞助下，嫁给了奥利弗·巴雷特第三。
　　“那是我妻子艾莉森，这位是詹尼弗——”
　　他已经把介绍的任务抢过去了。
　　“卡累维里（Calliveri），”我接口说，因为老石面人不知道她姓什么。
　　“卡维累里（Cavilleri），”詹尼彬彬有礼地纠正说。原来我把这个姓念错了——从来不念错的，偏偏就错了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就跟《卡伐累里·罗斯蒂卡那》（Cavalleria Rusticana）的第一个词一样①？”我母亲问道，大概是要证明她虽然没有大学毕业资格，可还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
　　①《卡伐累里·罗斯蒂卡那》系歌剧名《乡村骑士》的音译。《乡村骑士》是意大利作曲家皮埃特罗·玛斯卡尼（1863—1945）的代表作。詹尼的姓氏与这部歌剧的意大利文原名第一个词只是近似，实际并不是一个词。
　　“对。”詹尼对她笑笑。“不过扯不上关系①。”
　　①詹尼这里用的，是她初次遇见奥利弗时奥利弗对她说的原话。当时她问奥利弗是不是跟诗人巴雷特同姓，奥利弗就用这话回答了她。因为作乡村骑士讲是个人名，所以詹尼这话带一些玩笑的意思。
　　“啊，”我母亲说。
　　“啊，”我父亲说。
　　我一直在捉摸他们是不是领会了詹尼的那份幽默，这时只好也跟着应了一声：“啊？”
　　母亲和詹尼握了手，彼此照例客套了一番（我家里的人总是脱不出这个俗套，永远没有一点长进），之后我们就坐了下来。大家都沉默无言。我暗暗体察了一下当时的形势。不用说，母亲一定是在品评詹尼弗，细细观察她的服饰（今天下午可不是那么落拓了）、她的仪态、她的风度、她的口音。可是糟糕，即使是她最斯文的谈吐，也难免露出了克兰斯顿的腔调。詹尼大概也在品评母亲。我听说，姑娘家都是这样的。据说，要知未来的丈夫如何，只要先看看婆婆。说不定她还在品评奥利弗第三。她注意到父亲长得比我还高吗？她喜欢他的开司米猎装吗？
　　奥利弗第三的火力，不用说，还是集中在我的身上，就跟往常一样。
　　“你这一阵子过得怎么样啊，孩子？”
　　别看他还得过罗得斯奖学金①，他谈话的本领可实在差劲。
　　①根据英国人塞西尔·罗得斯（1853—1902）的遗嘱设立的奖学金，获得该项奖学金的学生可入英国牛津大学读书。
　　“很好，爸爸。很好。”
　　作为机会均等的一种表示，母亲则招呼詹尼弗。
　　“一路上坐车还舒服吧？”
　　“是的，”詹尼答道，“又舒服又快。”
　　“奥利弗车开得挺快，”老石面人插进来说。
　　“还没有你开得快呢，爸爸，”我顶了一句。
　　看他怎样回答？
　　“嗯——也是。你说得也是。”
　　不是才见鬼呢，爸爸。
　　母亲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向着他的，于是她就把话转到一个比较容易引起大家兴趣的话题上——大概不是音乐，就是美术吧。我没有仔细听。后来，一杯茶递到了我的手里。
　　“谢谢，”我说，接着又补了一句：“我们马上得走了。”
　　“哦？”詹尼说。看样子他们在谈论普契尼①什么的，听到我的话，觉得有点突兀。母亲看了我一眼（这是难得的）。
　　①普契尼（1858—1924），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可你们不是来吃晚饭的吗？”
　　“呃——我们不吃了，”我说。
　　“是来吃晚饭的，”詹尼几乎也就在同时说了出来。
　　“我可得回去，”我一本正经地对詹说。
　　詹尼看了我一眼，那意思似乎是说：“你在胡扯些啥呀？”这时候老石面人发表意见了：
　　“你们留下吃饭。这是命令。”
　　他脸上那种虚假的笑容丝毫也没能减轻这道命令的分量。可我才不吃这一套屁话呢，哪怕对方是参加过奥运会决赛的选手我也不吃他这一套。
　　“我们不吃了，爸爸，”这是我的答复。
　　“我们得留下，奥利弗，”詹尼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肚子饿了，”她说。
　　我们遵从奥利弗第三的意思，坐下吃饭了。他低下了头。母亲和詹尼也都照办。我只是略微伸了伸脑袋。
　　“上帝啊，蒙您赐这食物给我们使用，让我们得以服侍您，愿您让我们时刻不忘他人的贫困和匿乏。我们凭着您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向您祈求，阿门！”
　　天哪，我都羞死了。这套祷告今天难道就不能豁免一次吗？詹尼会怎样想呢？老天，这真是倒退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了。
　　“阿门！”母亲说（詹尼也讲了，很轻很轻）。
　　“开球啦！”我带点打趣的口吻说。
　　谁也没有给逗乐。尤其是詹尼。她避开了我的眼光。奥利弗第三从桌子对面瞟了我一眼。
　　“打球要讲合作，为人又何尝不然，奥利弗。”
　　多亏母亲有闲话家常的非凡本领，大家吃饭时才不至于完全默不作声。
　　“这么说，你们家是克兰斯顿人唆，詹尼？”
　　“多半是那儿的。我母亲是福耳河城人。”
　　“巴雷特家在福耳河城也有纱厂，”奥利弗第三说道。
　　“在那里世世代代剥削穷人，”奥利弗第四补上一句。
　　“那是十九世纪的事了，”奥利弗第三接着说。
　　母亲听了笑笑，她显然认为她的奥利弗已经胜了这一局，因此感到很满意。可是没有那么容易。
　　“那些工厂的自动化计划又怎么说呢？”我回他一枪。
　　沉默了片刻。我等着他来个狠命的反扑。
　　“喝点咖啡怎么样？”“醉姑娘”艾莉森·福布斯·巴雷特说道。
　　我们回到书房里准备再战。这势必是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了：詹尼和我第二天还有课，石面人还有银行等等的业务要料理，“醉姑娘”肯定也有一些功德无量的事要在第二天清早去办。
　　“加点糖吗，奥利弗？”母亲问。
　　“亲爱的，奥利弗喝咖啡一向是加糖的，”父亲说。
　　“谢谢，今儿晚上不加了，”我说。“我就喝清的，妈妈。”
　　这样我们就都端了咖啡，舒舒服服坐在那儿，彼此根本无话可谈。我因此找了个话题。
　　“告诉我，詹尼弗，”我当下便问，“你对和平队是怎么个看法？”
　　她对我皱皱眉头，拒绝合作。
　　“哎，你告诉了他们没有，奥·巴？”母亲对父亲说。
　　“还没到时候呢，亲爱的，”奥利弗第三说，那种虚伪的谦逊口气，分明是在表示：“来问我吧，来问我吧！”于是，我就只好问他了：
　　“什么事啊，爸爸？”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孩子。”
　　“我真不明白，你这话怎么能那样说呢，”母亲说着，转过身来神气十足地向我发布消息（我说过母亲是向着他的）：
　　“你爸爸要担任和平队的总干事了。”
　　“喔。”
　　詹尼也“喔”了一声，但是口气不同，有点高兴的样子。
　　父亲装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母亲似乎是在等我行个礼什么的。可我的意思是，他又不是去当国务卿！
　　“恭喜你，巴雷特先生。”詹尼带了头。
　　“是啊。恭喜你，爸爸。”
　　母亲巴不得谈谈这件事。
　　“我看这倒确实是个增长学识的好机会，”她说。
　　“嗳，是这样，”詹尼也同意。
　　“是啊，”我话也说得不大硬气了。“呃——对不起，请把糖缸递给我。”
　　　　　　　　　　　　　　　　　 八
　　“詹尼，他又不是去当国务卿！”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又驾车回坎布里奇去了。
　　“不过，奥利弗，你刚才应该再热情点儿才对。”
　　“我不是给他道喜了吗。”
　　“你的器量也真大。”
　　“你倒说说看，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唉，老天，”她回答说，“这种事，我见了就恶心。”
　　“我还不是一样，”我接着说。
　　车子开了好一会儿，两人没说一句话。可是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大对头。
　　“究竟什么事叫你见了就恶心，詹？”我回味了好久，才问。
　　“你待你爸爸的那种讨厌样子。”
　　“他待我的那种讨厌样子又怎么说呢？”
　　我就像打开了一罐豆于，说得更恰当点，是一罐意大利式的辣酱油①。因为詹尼在父爱问题上向我发动了全面进攻。她身上那种意大利地中海毛病全发作了。在她看来，我是多么无礼啊。
　　①本句中“豆子”（beans）还有个意思是“申斥”；“辣酱油”（sauce）还有个意思是“顶撞”。
　　“你对他老是刺呀，刺呀，刺个没完，”她说。
　　“有来有往嘛，詹。你难道没看见？”
　　“为了要惹你的老头子伤心，你简直什么都做得出来。”
　　“要叫奥利弗·巴雷特第三伤心，谁也休想。”
　　保持了片刻奇怪的沉默，她才回答说：
　　“不见得，你要是跟詹尼弗·卡维累里一结婚恐怕就难说……”
　　我竭力沉住气，好容易才把车子驶到了就近一家海味餐厅的停车场上。这时我才转过身来瞅着詹尼弗，气得像发了疯。
　　“那就是你的想法了？”我声势汹汹地问。
　　“这至少是一条吧，”她非常沉着地说。
　　“詹尼，你不信我爱你吗？”我嚷了起来。
　　“我信，”她回答说，还是那么沉着，“可是你还莫名其妙地爱我那个带有负号的社会地位。”
　　我想不出怎么说好，只能一口咬定说“不”。我一说再说，语气也一变再变。我是说，那时我已经心乱如麻，我甚至还考虑了她那个可怕的暗示里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丁点儿道理。
　　不过她也不大沉得住气了。
　　“我怎么好怪你呢，奥利。那还不过是其中的一条呢。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爱的不仅是你这个人。我还爱你那个姓名。还有你姓名后面的那‘第四’二字。”
　　她转过脸去，我以为她大概要哭了。但是她没有哭；她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
　　“可不管怎么说。这些也都是跟你分不开的。”
　　我愣在那儿好一会，看着一个“蛤蜊牡蛎’的霓虹灯招牌一明一灭。在詹尼身上有一点真叫我爱煞，那就是她能够看透我的心思，有些事情用不着我煞费苦心说出口来，她自能一目了然。这一次不也是这样吗？我确实不是十全十美的，可是我自己有勇气承认吗？天哪天哪，她可不但早已正视了我的缺点，而且也正视了她自己的缺点。天哪天哪，我感到多么渺小哇！
　　我真不知道究竟该说些什么好。
　　“去吃一客蛤用或者牡螨好不好，詹？”
　　“你嘴巴子吃我一拳好不好，预科生？”
　　“好，”我说。
　　她握起拳头，轻轻地顶着我的腮帮。我把她的拳头亲了亲，正要伸手去搂她，她一伸胳膊挡住了我，像个电影里的带枪女强盗一样大吼：
　　“快开车，预科生。把住方向盘，加快速度开！”
　　我开。我开。
　　父亲的主要意见，是他所谓速度过快的问题。仓促。轻率。确切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我很明白，我们在哈佛俱乐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那一篇说教的主题就是说我做事太急。为了给他那一套话作铺垫，他先提醒我吃饭不要急急匆匆，囫囵吞下。我也很有礼貌地提出我是个大人了，我的一举一动无需他再指正，甚至也无需他再评头品足。他表示，连世界性的领袖有时还需要听听建设性的批评呢。我领会他这句话有一层不太隐晦的言外之意，表示他在第一届罗斯福政府时代也在华盛顿于过一阵子。但是我不打算让他谈起罗斯福的旧事，也不打算让他谈起他在美国银行改革中担任了怎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就不吭声。
　　我前面说了，我们当时是在波士顿的哈佛俱乐部里吃午饭。（同意我父亲看法的话，应该承认我当时是吃得太快了点。）在那种场合，周围都是他那方面的人。他的同学、客户、崇拜者，等等。我想，如果世上真有所谓圈套的话，这就是一个圈套了。你如果认真细听，说不定还会听见有些人在喊喊喳喳说“奥利弗·巴雷特在那边”，或者“那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运动员巴雷特”一类的话。
　　我们之间话不投机的谈话，又进行了一轮。不过这次谈话却根本是扯东拉西，不着一点边际，这是显而易见的。
　　“爸爸，你对詹尼弗怎么就只字不提呢？”
　　“有什么可说的呢？你早已端给了我们一个既成事实，不是吗？”
　　“可你的意见又怎么样呢，爸爸？”
　　“我觉得詹尼弗是挺不错的。而且像她这样出身的姑娘，能够一直读到拉德克利夫学院……”
　　他是用这些假装同情的屁话来回避正题。
　　“不要回避问题嘛，爸爸！”
　　“问题根本不在这位小姐，”他说，“问题在你。”
　　“哦？”我说。
　　“在你这种叛逆的行径，”他又接着说。“你造反啦，孩子。”
　　“爸爸，我真不明白，娶个聪明美丽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女学生，怎么也够得上叫造反。要知道，她又不是个邪门歪道的喀皮士——”
　　“她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啊，到了。到了那个要命的节骨眼儿上了。
　　“爸爸，你感到她最不称你心的到底是什么——是因为她信天主教呢，还是因为她穷？”
　　他略微向我凑近点儿，以近乎耳语一样的声音答道：
　　“你最喜欢她的到底又是什么？”
　　我可要站起来走了。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了他。
　　“给我留在这儿，谈话要像个男子汉的样，”他说。
　　“像个男子汉的样”，是对什么而言呢？一个毛孩子？一个小姑娘？一只耗子？反正，我是留下来了。
　　王八蛋见我还坐在座位上，颇为满意。我是说，我看得出来，他一定认为他已经战胜过我多次，这一回又把我给打败了。
　　“我只要求你再等上一阵子，”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说。
　　“请说明白什么叫‘一阵子’。”
　　“在法学院念完研究生的课程。是真心相爱，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本来就是一片真心，何必还要受什么专横的考验呢？”
　　我想我的含义是很清楚的。我要挺起腰杆来同他对抗。对抗他的专横。对抗他那种要控制、要支配我生活的压力。
　　“奥利弗！”他又部署了新的攻势。“你还是个小——”
　　“小什么？”我快要按捺不住了，他妈的！
　　“你还不满二十一岁。按法律还不是个成年人。”
　　“别借法律来挑毛拣刺了，去你的吧！”
　　邻桌有些顾客恐怕也听见了这句话。仿佛是对我大声嚷嚷的回敬，奥利弗第三故意以刺人的耳语冲着我说出了这样一句：
　　“要是你这就跟她结婚，那我就不认你。”给人听见就听见吧，也顾不得了。
　　“爸爸，你这脑袋瓜子能认得个屁！”
　　我跟他一刀两断，从此就开始了我自己的生活。
　　　　　　　　　　　　　　　　　 九
　　剩下的就是罗德艾兰州克兰斯顿城那边的事了。克兰斯顿位于波士顿之南，而伊普斯威奇则在波士顿之北，相比之下克兰斯顿离波士顿稍微远些。我把詹尼弗介绍给她未来的公婆，事情砸了（她说：“那我不是要叫他们匪公匪婆①了吗？”），自此以后我一想起我还得去拜见她的父亲，心里就直打鼓。因为，这次会面我还得跟那种多情的意大利地中海毛病进行搏斗，再说詹尼又是独苗，更何况她又没有母亲，她同她父亲的关系肯定亲密到反常的程度。心理学书上写着的那种种感情的力量，统统要我去对付。
　　①原文为outlaws，在此处是双关语，含“非公非婆”、“匪公匪婆”两种意思。
　　再加上一点，就是我没有一个子儿。
　　我是说：假设另外有那么一个奥利弗罗·巴雷托①，是罗德艾兰州克兰斯顿城里邻近街坊的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小伙子。他来见卡维累里先生——卡维累里先生是城里一个挣钱过活的糕点大师傅。小伙子说了：“我想跟你的独生女儿詹尼弗结婚。”那老头子头一句话会怎么问呢？（对巴雷托的爱情他是不会怀疑的，因为既然同詹尼要好了，就一定是爱詹尼的，这是个普遍真理。）不，卡维累里先生会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巴雷托，你靠什么来养她呀？”
　　①“罗”、“托”是意大利化的词尾。
　　假如巴雷托告诉他说：情况正好相反，至少在今后三年里，倒是他的女儿得来养他的女婿，请想想那位善良的卡维累里先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善良的卡维累里先生岂不是要把巴雷托赶出去？如果巴雷托够不上我这样的身材，岂不是要被他揍一顿？
　　不这样才怪呢。
　　也许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五月里的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我们沿着九十五号公路往南驶去的时候，我对路标上标明的速限就都一一遵守不误了。可是詹尼早已喜欢上了我开惯的那种飞车，因此有一回她就埋怨说，我在限速四十五英里的地段只开到了四十英里。我告诉她车子需要检修了，她根本不信。
　　“再给我讲一遍吧，詹。”
　　耐性可不是詹尼的长处，她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傻问题，却不肯多说一遍来增强我的信心。
　　“再讲一遍吧，詹尼，求求你。”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了他。他说OK。是用英语说的；因为，我不是给你讲了吗？你听了好像还是不大相信：他半句意大利话也不懂，顶多只会骂几句。”
　　“可OK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说，哈佛法学院收的研究生连OK的意思都不懂？”
　　“这可不是个法律名词，詹尼。”
　　她摸摸我的胳膊。感谢上帝，这下子我就明白了。不过，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澄清。我一定要知道我会碰到些什么样的难题。
　　“OK也可以表示‘我认了’。”
　　她于是就大发慈悲，把她同父亲对话的细节重复了无数次。她父亲很高兴。可高兴呢。他送女儿上拉德克利夫的时候，本来就不希望女儿将来还回克兰斯顿来嫁给邻家的那个小伙子（顺便说一句，那个小伙子就在她离家前向她求过婚）。他起初不敢相信女儿的未婚夫真是奥利弗·巴雷特第四。后来他还警告女儿可不要违犯第十一诫①。
　　①“十诫”是基督教的基本城命，这里胡诌的所谓“第十一诫”即由来于此。
　　“十一诫？是哪一条？”我问她。
　　“不可对你的父亲胡说，”她说。
　　“喔唷。”
　　“说完了，奥利弗。不骗你。”
　　“他知道我穷吗？”
　　“知道。”
　　“他没意见？”
　　“他和你至少有这么个共同点吧。”
　　“不过我要是有俩钱儿的话，他还会更高兴些，是不是？”
　　“换了你难道就不会？”
　　我不响了，一路上再没有说过话。
　　詹尼住在一条叫做汉密尔顿路的街上，沿街长长的一排尽是木房，屋前有许多孩子，还有几棵稀稀拉拉的树。我就顺着这条街驶去，打算找一个停车的地方，心里却只觉得像到了异国他乡。首先，这里人多极了。不但孩子在玩儿，大人也都全家坐在门廊上，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看来也无事可做，所以就都看着我把那辆MG牌跑车停好。
　　詹尼先跳下车。一到克兰斯顿，她的反应就灵敏得惊人，真像一只活泼的小蚱蜢。在门廊上闲望的人，看到了来的是谁，只差没来个齐声欢呼。原来就是卡维累里家的好姑娘啊！我听见迎接她的这一片招呼声，羞得几乎都不敢下车了。我是说，我哪有一丝一毫配做那个想象中的奥利弗罗·巴雷托呀。
　　“嗨，詹尼！”我听见一个标准的胖大娘兴高采烈地喊道。
　　“嗨，卡波迪卢波太太，”我听见詹尼大声回答。我下了车，觉察到人们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嗨——这个小伙子是谁呀？”卡波迪卢波太太嚷道。这儿的人好像都没有很多心眼儿，是不是？
　　“他呀，没啥了不起的！”詹尼大声回答。这句话对增强我的信心却颇有奇效。
　　“是吗，”卡波迪卢波太太这话是冲着我大声说的，“可跟他一起的这位姑娘，人品实在是没说的！”
　　“他都知道，”詹尼答道。
　　接着她又转过身去应付另一边的街坊。
　　“他都知道。”那一边的热情街坊也是好大一片。她牵着我的手（我是天堂里的生客），领我上楼，来到了汉密尔顿路一百八十九号的A室。
　　这真是个尴尬的时刻。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只听詹尼说了声：“这是我的爸爸，”菲尔·卡维累里的手便伸到了我的跟前。他是一个快近五十岁的罗德艾兰型粗犷汉子，身高约有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估计一百六十五磅。
　　我们握了握手，他握起手来手劲很足。
　　“先生，你好！”
　　“叫菲尔，”他纠正我说，“我叫菲尔。”
　　“是，菲尔，”我一边回答，一边还继续跟他握手。
　　这又是个吓人的时刻。因为接下来卡维累里先生就把我的手一放，转身向他的女儿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叫喊：
　　“詹尼弗！”
　　一时间什么动静也没有。可是转眼他们就已经拥抱在一起了。抱得很紧。很紧很紧。还使劲地摇。卡维累里先生再也说不出话，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现在是很轻很轻地）唤着他女儿的名字：“詹尼弗”。他那个即将在拉德克利夫学院以优等成绩毕业的女儿，也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菲尔。”
　　我倒真成了个多余的人了。
　　那天下午，我受过的优良教养有一点帮了我的大忙。我从小就受到训诫，说是嘴里吃东西不可说话。既然菲尔父女俩一致行动把东西尽往我嘴里送，我当然可以不必说话了。那天我吃下的意大利糕点，份量之大肯定是破纪录的。后来我还发表了长篇议论，谈了我最喜爱的是哪一些糕点（为了哪一方都不得罪，我每种糕点都至少吃了双份），卡维累里父女俩都听得高兴极了。
　　“他这个人OK，”菲尔·卡维累里对女儿说。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OK的含义已经不需要再作解释了；我想要知道的只是，我就只有那么几个谨慎小心的动作，到底是哪一点替我博得了如此充满爱意的评价？
　　是我说喜欢哪几种糕点说对了吗？是因为我握手的手劲足吗？还是别的什么呢？
　　“菲尔，我早就跟你说过他这个人OK，”卡维累里先生的女儿说。
　　“是啊，是OK，”她爸爸说，“不过我总得自己亲眼看看。现在我看到了。奥利弗？”
　　他跟我说话了。
　　“什么事，先生？”
　　“叫菲尔。”
　　“是，菲尔，什么事？”
　　“你这个人OK。”
　　“谢谢你，先生。我真感激。实在感激。先生，你也知道我对令媛多么有感情。还有对你，先生。”
　　“奥利弗，”詹尼插嘴进来，“别这样啰里巴唆的，快把你预科生的那副该死的蠢样子收起来——”
　　“詹尼弗，”卡维累里先生打断了她的话，“你别骂人好不好？这兔崽子可是个客人！”
　　到吃晚饭的时候（那么多糕点原来只算一顿点心），菲尔想同我认真谈谈了，谈的当然就是那个话题了。也不知他凭的是哪一条古怪道理，他认为他有办法可以使奥利弗第三和第四言归于好。
　　“我打个电话跟他谈谈，老爷子对老爷子，”他说。
　　“别打了，菲尔，那是浪费时间。”
　　“我不能坐在这儿眼看着一个做父亲的不认儿子。我不能不管。”
　　“对。可我也不认他了呀，菲尔。”
　　“你这种话我不要听，”他这一下真有点生气了。“父爱是应当珍惜，应当尊重的。那是很难能可贵的。”
　　“尤其在我家里，”我说。
　　詹尼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不停地忙着端菜，所以这些谈话她大半没有参加。
　　“你去给他挂电话，”菲尔又说了一遍。“我来跟他谈。”
　　“不了，菲尔。我和爸爸之间安的是一条冷线。”
　　“哎，我说，奥利弗，他会心软的。听我的没错儿，他会心软的。等将来上教堂的时候——”
　　詹尼这时正端上餐后甜食，一听到这句话，就以极其严肃的口气向她父亲喊了一声：
　　“菲尔……？”
　　“怎么，詹？”
　　“说到那上教堂的事儿……”
　　“怎么？”
　　“嗯——有点相反的意见，菲尔。”
　　“哦？”卡维累里先生应了一声，立刻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于是就带着歉意转过身来向我说：
　　“我——呃——也不是一定说非要上天主堂不可，奥利弗。我是说，詹尼弗肯定也跟你说过的，我们是信天主教的。不过我的意思是，上你们的教堂去也一样，奥利弗。我敢担保，这件婚事无论在哪个教堂里办，上帝都会降福的。”
　　我望了望詹尼，詹尼在通电话的时候显然没有谈过这个关键问题。
　　“奥利弗，”她解释道，“那么一大堆的事，不能一下子都跟他谈，怕打击太大了。”
　　“是怎么回事？”那个一向和蔼可亲的卡维累里先生问。“孩子，别怕打击，说吧，说吧。我不怕打击，你们有什么心事就统统倒出来吧。”
　　怎么偏偏就在这个当儿，我的眼睛会瞟见了卡维累里先生餐室壁架上那个圣母马利亚的瓷像呢？
　　“是那个上帝降福的事儿，菲尔，”詹尼避开了他的眼光说。
　　“怎么，詹，怎么？”菲尔问道，他担心他最担心的情况就要发生。
　　“呃——有点相反的意见，菲尔，”她说。这时她看了看我，向我求援——我也竭力用眼光给她支援。
　　“上帝也不要？谁家的上帝也不要？”
　　詹尼点点头表示“是”。
　　“我来解释一下好吗，菲尔？”我问道。
　　“请吧。”
　　“我们俩谁也不信教，菲尔。我们也不愿意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我想，这话是我说的，所以他才忍受了。如果是詹尼说的，他也许就会给她一拳头。可是现在他孤立了，成了外人了。他抬不起眼来，对谁也不看。
　　“那好吧，”好久好久以后他才说。“那么可不可以告诉我，婚礼由谁来办呢？”
　　“我们来办，”我说。
　　他看了看女儿，想要证实一下。她点点头。足见我所言不虚。
　　又经过了好长一阵沉默，他才又说了声：“那好吧。”接下来他就问我，我是将来要做律师的，那么请问这样的婚事算不算——该怎么说？——对，算不算合法呢？
　　詹尼解释说，我们计划中的婚礼将由大学里的唯一神教派牧帅来主持（菲尔小声说。“啊，牧师！”），到时候新郎和新娘要当着牧师的面相互说几句话。
　　“新娘也要说话？”他问，那模样儿简直就像这一条——别的事倒无所谓，可就是这一条——会要了他的命似的。
　　“菲利普，”他的女儿说，“你想想我到哪儿能憋得住不说话啊？”
　　“这话也是，宝贝儿，”他说着，脸上勉强露出了微微的笑容。“我看你是总得说两句。”
　　我们驱车回坎布里奇时，我问詹尼依她看今天的情况如何。
　　“OK，”她说。
　　　　　　　　　　　　　　　　　 十
　　哈佛法学院的副院长威廉·汤普森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我没有听错吧，巴雷特先生？”
　　“没错，汤普森院长。”
　　说第一遍不容易。讲第二遍也一样困难。
　　“先生，我要申请下学年的奖学金。”
　　“真的？”
　　“先生，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汤普森院长，经济补助是你负责的吧？”
　　“是啊，不过事情有点奇怪。令尊——”
　　“他已经不相干了，先生。”
　　“你说什么？”汤普森院长摘下眼镜，用领带擦了擦。
　　“我和他发生了一点矛盾。”
　　院长重新戴上眼镜，朝我看看，脸上是一副毫无表情的表情，你不当院长就别想有这样的功夫。
　　“那真是不幸，巴雷特先生，”他说。是谁的不幸？我真想问。这家伙惹得我渐渐火起来了。
　　“是啊，先生，”我说。“真是不幸。可这也就是我所以要来找你的原因，先生。我下个月就要结婚。暑假我们打算都去干点事。以后詹尼——就是我的妻子——打算到一所私立学校去教书。生活是可以解决了，可是学费还是没有着落。贵校的学费是相当贵的，汤普森院长。”
　　“嗯——对，”他回答说。可是没有下文了。这家伙听懂了我话的意思没有？他到底以为我是干什么来的？
　　“汤普森院长，我想申请一份奖学金。”我直截了当说了。这是第三遍了。“我的银行存款是个零，可学院已经同意收我做研究生了。”
　　“哎，对了，”汤普森先生想出了对策。“申请经济补助的最后期限早已过了。”
　　这狗杂种，到底要怎样才能满意？莫非他是要把那些不愉快的细节摸清楚？难道他还想套出点什么丑闻？他到底要什么？
　　“汤普森院长，我报名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话是不错，巴雷特先生，不过我也必须奉告，我认为学校当局绝对不应介入家庭纠纷。何况又是一场相当使人为难的家庭纠纷。”
　　“好吧，院长先生，”我说着就站了起来。“我懂你的意思了。不过，你们法学院想添一座巴雷特堂，要我去向我爸爸摇尾乞怜，对不起，这是休想。”
　　我转身就走，临走还听见汤普森院长在那里咕哝：“太不像话了。”
　　他说得对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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