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了。有时候吹来清爽的和湿土气味很浓的暖风。呼吸呼吸春天的空气是多么好哇！我提前由闷热的电车里走出来了，因离家不远，我可以步行到家。
　　春不只使我一人愉快：
　　这时可以常看见行人脸上的微笑，他们的眼睛更明亮，声音也更响亮更活气了。
　　“……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在科尔多巴的进攻很顺利。”
　　我听到了谈话的片断。
　　“在埃斯特马都尔省……”
　　是啊，在所有的人的心里和嘴里全是西班牙，我们也全都想着西班牙。伊巴露丽常说的那句“立着死胜于跪着生”的话，已经飞遍了全世界，落到了每一个正直人的心里。
　　每天早晨，卓娅刚醒来就跑到信箱取报：今天在西班牙战线上怎样？
　　舒拉呢？还不满１３岁，这是使他焦心的事，他不能马上到马德里附近去。每天晚间他总是反复地谈着：他看见报上说，有一个女孩在共和国的军队里英勇地战斗着；或是他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西班牙的某一个青年，他的父母不放他到前线去，可是他终于跑去了。
　　“……结果他还是那么英勇的！一颗法西斯的炮弹破坏了他们的战壕，炸毁了他们的反坦克炮。可是这个小伙子（他的名字是埃姆切里奥·科尔聂贺）拿起手榴弹就由战壕里跳出来，他迎着坦克跑上去，把手榴弹向坦克投去，手榴弹在履带下爆炸了，坦克就在原地转起来。这时候另外的人们抬来一箱子手榴弹。科尔聂贺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投开了。一会儿第二辆坦克斜歪着倒下了，再过一会儿第三辆也翻过去了，其余的坦克就全往回逃跑。你看，啊！可是说起来好像没有比坦克更可怕的东西似的。”
　　“这个科尔聂贺多大年纪呀？”我问。
　　“１７！”舒拉回答。
　　“那么你多大呀？”
　　提这样的问题在我这方面未免太残忍啦。舒拉默默地叹息着……一次，我下班正向家走，耳边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妈妈，为什么这么晚？我们等急啦！”这是卓娅的声音。
　　“晚了吗？我答应了在７点钟回来。”
　　“可是现在差１０分８点钟了，我已经开始着急了。”卓娅搀了我的臂，比起了脚步，我们就并肩地走着。她在最近两年长了很多，很快她就要和我的身材一样高了。我有这么大的女儿，有时觉着像有些奇怪似的。裙子她穿着短了，绣花衬衫也小了，该考虑做新的了。
　　从１９３１年，就是从我把孩子们接到莫斯科来的那年起，我们差不多没离开过。
　　我们每个人，虽然离家时间不长，也都说清楚了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时候返回来。我既然答应了在８点以前下班回家来，我就尽力履行这个诺言。如果我被什么事耽误了，就像今天这样，卓娅一定着急，她就到电车站去接我，等候我。
　　如果舒拉回到家里不见姐姐，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卓娅在哪里呀？她往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她还不回来呀？”
　　卓娅也是刚一迈进门坎就问：“舒拉在哪里啦？”
　　如果我比孩子们先到家里，在没听见楼梯上的熟悉的脚步声之前，我心里也有些不习惯，总觉得不舒服。在春天，有时候我站在打开了的窗前，等待他们……好像现在我在看着：
　　他们来了，差不多永远在一起，热烈地谈着什么。这时我心里马上暖和了。
　　……卓娅由我手里轻轻地夺去皮夹和书包：
　　“你累了，我拿着吧。”
　　我们慢慢地走着，欣赏着春天的美妙的黄昏，并且彼此述说着在这一天里发生的事。
　　“你读报了没有？把西班牙的小孩子们运到阿泰克来了，”卓娅说，“法西斯们差一点没把他们坐着的那艘轮船炸沉了。能看看这些孩子才好哪！你想啊，在经过轰炸和一切苦难之后，忽然来到了阿泰克！现在那里好吗？不冷么？”
　　“不冷，４月在南方完全暖和了，玫瑰也开了。你看看自己：你在莫斯科也晒得这样，鼻子脱皮啦。”
　　“我们已经开始围着学校种树了。半天在露天里，所以晒得这样子。你知道么？
　　每一个人都应该栽一棵树。我可能栽一棵杨树，我喜欢天空飞杨花。杨树的气味也好，是不是？很鲜很鲜的，还有一点若味儿……呶，咱们现在到家了！你快洗脸，我马上把饭温好。”
　　我洗着脸，不看卓娅我也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点煤油炉子温菜，穿着布鞋在屋里无声地走着，迅速灵巧地往桌上放置食具。屋里很洁净，有些新刷地板的气味。在窗台上，在细高的玻璃杯里放着两枝红柳，枝上的芽苞好像带绒毛的小蜂子在上面睡觉一般。
　　我们家里清洁和舒适都是卓娅的功劳。她担任着全部家务：打扫，购买食品。
　　在冬季里她还生火炉。舒拉也有些责任：他提水，劈木柴，买煤油。可是他不高兴干零碎事，他和许多男孩子们一样，只是干“男子”的事，他确信扫地、跑商店是不适于他的身分的，“这是每个丫头都能做的事”。
　　啊，他也回来了！
　　屋门并不是平常地被推开了，而是带着崩裂的响声被打开了，舒拉站在门口：
　　两颊赤红，双手到肘都是泥，在一只眼下，可惜，又有一块青。
　　“赛球啦！”他高兴地说，“晚安，妈妈！你已经洗完了？
　　这是你的椅子。我马上也洗脸。”
　　他撩了很长时间水，打鼻嚏，同时那样醉心地述说着足球，好像在世界上除了足球再没有什么东西似的。
　　“什么时候翻译德文呀？”卓娅问。
　　“我吃完了就翻译。”
　　我开始吃自己迟误了的中饭，孩子们吃晚饭。现在所有的谈话全不离学校的校园，谈论着将来校园是什么样。听他们谈话我了解了：孩子们打算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树木全围绕着自己的学校栽种起来。
　　“为什么你说棕树不能生长啊？我在《火星杂志》上看见照片了：棕树，周围是雪，这就是说它们很能抗寒哪。”
　　“你怎么把克里米亚的冬季比我们这里的冬季。”卓娅心平气和反驳了他。然后她转身向我说：“妈妈，你给我带回什么书来了吗？”
　　我默默地由皮夹子里取出了《牛虻》。卓娅欢喜得脸红了。
　　她说：“谢谢你！”马上就情不自禁地、小心地翻了几页，可是随即又放在一旁了。以后她迅速地收拾了饭桌，洗净了食具，就坐下做功课了。
　　舒拉叹了一口气，唠叨了一会儿（明天早晨就没有时间做了么？）然后就挨着她坐下了。
　　卓娅由对她最难的数学开始。舒拉打开了德文课本，把算题放在最后：他做算题很容易。
　　半小时之后舒拉乓地一声合上了课本，并轰隆地拉开了椅子：
　　“完啦！算题明天早晨再做。”
　　卓娅连头也不转。她完全沉没在工作里了。旁边放着很早以前她就要求我给她带来的《牛虻》。可是我知道：卓娅在没做完功课之前绝不开始读这本书。
　　我说：“给我看你的翻译，舒拉。嗯，……这莫非是与格吗？来，你看看这里。”
　　“是，错了。”他说。
　　“唉，这里应该是‘ｕ’而不是‘ü’。还有Ｇａｒｔｅｎ（花园）是名词呀，为什么用小字母开始写呀？３个错误，请你坐下，全重新抄一遍吧。”
　　舒拉叹息着往窗外张望：他的朋友们在台阶上坐着等待他出去哪。时间并不很晚，还可以玩一会儿呀。但是事实是顽固的东西：３个错误，这是无法争辩的！舒拉就叹息着重新在桌旁坐下了。
　　……夜间我带着模糊的感觉醒了：屋里有些和往常不同。
　　正是如此，台灯点着，用报纸遮着；卓娅用两拳托着腮，低头读着《牛虻》。两颊，手，似乎还有书的扉页，全被泪沾湿了。
　　卓娅感觉到我在看她的时候，她抬起眼睛默默地含泪微笑了。我们彼此什么也不说，可是二人全回忆起卓娅非难我的话来了：“这么大，还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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