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担保人认为更加严重的事情是我们依赖传统日本系统中的短期贷款的财务方法。依靠大量的九十天可展期贷款经营一家公司，这在日本已经成为习惯。有人问：“你怎么能依靠这么多的短期贷款来做生意？一旦银行要收回，你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们解释说，银行不会收回的，这是传统的最便宜的筹资办法。它给日本的公司带来很大的灵活性，如果继续需要可以展期，如果不再需要就可以还款。银行非常关注他们支持的公司，在开始贷款的时候就十分谨慎。但是我们的美国同事还是要看到银行写在纸上的贷款可以展期的保证。我解释了银行与公司之间存在的相互信任，他们还是希望看到书面的东西。最后他们总算理解和接受了我们的做法。我们也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经过三个月日以继夜的工作，我们认为在东京本部的事情都已办好，然后转到纽约去处理最后的细节，直至注册。东京股票交易所下午三点关门，这时在纽约却是凌晨两点。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东京的股市，因为如果股价浮动得太多，我们就可能会在SEC遇到麻烦，这样一来，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在野村证券公司纽约办事处至少工作到两点钟，在那里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与东京通话，核查股市情况。下班后我乘地铁回公寓旅馆，它正好在五十六街东段的汽灯俱乐部马路对面，每天凌晨大约2：30的时候我精疲力尽地回来，总是发现大门已经上了锁，不得不去按看门人的门铃。我在那里住的时间长达几个星期后，他开始对我的精力感到奇怪，每天早晨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时，他看着我，暗自流露出佩服的神情。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我真地不知道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精力，每天晚上在汽灯俱乐部玩到两点。”
　　当时我们累得要命，事情办完后大家都站不起来了。最后的一天来到了，我们必须决定股价。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纽约时间凌晨2：00时得到东京的最近价格，还要获得担保方，也就是厄尼(厄尼斯的昵称——译者注)．西瓦兹巴赫的批准，把股价填入发起书中，再把它立即印出来。然后一名律师乘上午6：00的火车去华盛顿(当时还没有早晨的来往班机。)，9：00时把发起书递交给SEC。如果申报得以批准，这名律师必须在SEC用公用电话通知纽约，我们就可以把ADR投入市场了。但是最后的一天，厄尼．西瓦兹巴赫却坚持不住了。因为只差股价没有定，而定价的程式都准备好了，于是他决定回家去休息一下。他向我们建议说：“你们决定了股价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我可以从家里发出批复，用不着在这里等了。”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西瓦兹巴赫回到家里，他躺到长沙发上，把电话放在身边后马上就睡着了。当我们给他打电话时，他睡得太沉了，怎么也叫不醒。我们打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音。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野村证券、东京本部和我对发行股价已达成一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定的股价是一ADR为17．50美元，相当于10股，我们必须得到西瓦兹巴赫的批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他还在格雷特．勒克镇家中的起居室里鼾睡，我们不停地看手表，考虑对策。山姆．哈特威尔，厄尼的助手，想出了一个办法，因为西瓦兹巴赫是格雷特．勒克的镇长，我们可以给该镇的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派警车去他家把他叫醒。这真是个好办法！不凑巧的是一个星期以前，格雷特．勒克的几个坏家伙用电话骚扰过镇长和警察局长，所以哈特威尔打电话时，那边的人并不热心。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对山姆的请求发出了讥讽的笑声。山姆花了很长时间向他们解释，最后他们总算相信了，派出一名警察去叫醒镇长。
　　一切事情全都办完后，我累倒了。但是结果却令人喜出望外：海外发行的股票提供了一张四百万美元的支票。我以前还没有见过这么大数目的支票。我回到家里，累得我两个星期几乎起不了床。后来我们出版了一本很详细的书，这本书成为想在美国市场上发行股票的日本公司的“圣经”和课本，十分流行。1966年西瓦兹巴赫从史密斯．巴尼公司退休后，我抓住这个机会聘请他担任索尼美国公司的总裁，接替我的职位，而我自己升任董事长。他在经历了我们发行股票的过程之后，变得和我一样了解索尼了，他担任总裁职务，直至1968年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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