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书中，良子谈到，她这样一个没出过什么远门、又不太会说英语的日本人，在纽约的社交聚会中发现法国和西班牙的妇女的英语也不比她好，她感到增添了不少的勇气。她还写了很多的实际经验。例如，她劝告日本妇女不要在不恰当的场合穿和服：“举行社交聚会是为了能让客人们心平气和地享用一顿美餐和相互交谈。当每个人都穿着同类的服装，就会加强和谐的气氛，如果哪怕只有一个人穿着明显的华丽衣服，就会使其他的每个人都感到不舒服，结果整个聚会就会缺乏温馨之情。”她学会了怎样用优雅而又简洁的方式来款待客人，怎样使客人感到轻松愉快。在日本，她意识到有些外国客人担心，可能会遇到吃日本餐，那就必须使用筷子，尽管我们家住的是很现代化的西式房子。如果有这样的客人，而我们要举行鸡尾酒会时，她总是早早地就把餐厅的门打开，这样客人就可以看到餐桌上放的是西式银餐具。她有一份到我们家来过的客人的名单，上面写着他们什么时候来过，喜欢什么。例如，在她的名单中注明了男中音歌手底斯卡乌只喜欢简单的烤肉；钢琴家安德鲁．瓦茨的母亲不喜欢吃鱼，指挥家列奥纳多．伯恩斯坦喜欢吃寿司和生鱼片等等。
　　她开朗的性格使与她相处的美国人很高兴，但有时却使一些日本人感到为难，这有点像我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过于坦诚直言。在纽约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时装设计师，叫宫本一清，有一天他告诉我，良子和他的另一个朋友，时装编辑戴安娜．弗莉兰大吵了一架，他感到很难堪。但过了不久戴安娜就打来电话找阿良(大家都这么叫她)。那么吵架是怎么回事？其实根本没有吵架，只是有些意见不和，这在西方人中间是很自然的事，而大部分日本人却尽量避免这样。由于日语本身的特性和结构，用日语很难吵架，事实上日语中用十分间接和非对抗的方式来表达意思，它强制你彬彬有礼，除非你有意粗鲁。大部分日本人在听到西方式的争论时，都很容易对这样的交流做出过分的反应。
　　良子对时装一直很感兴趣，通过她在纽约交的朋友，她把时装的信息带回日本。她用我们生产的最新录像机U-Matic采访了不少的时装设计师，例如比尔．布拉斯，奥斯卡．德拉仁塔，贝利．爱利斯和其他人，并录下了他们的时装。我们搬回日本后，她在电视里办了一个时装展示节目，这个节目延续了十年，她经常到国外的时装中心去，再把采访的信息带回来，把新的想法介绍给日本，那时日本的时装还落在时代的后面，不像今天这样，已经成为时装界的领导者。
　　我们原来打算在纽约住两年的，但是这个计划却由于我父亲出乎意料的去世而缩短了。他虽然免去了我在战后承担家业的责任，但我仍然是长子，现在我成了盛田家的户主，也成了家产的主人，所以我必须回东京去。我当即离开了纽约，良子在一天以内清理了公寓，赶到维诺那培训营把孩子们带回纽约，打点好所有的杂物，先将包裹发出，然后在一周内赶回了日本。孩子们不愿意离开培训营或者美国，他们说，他们刚开始感受到乐趣，并且也感到像在家里一样了。孩子们回日本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后来我们又为他们在国外找了学校，英夫和昌夫去英国，直子去瑞士。
　　家里有人去世会使你回顾自己的生活并考虑家庭的未来。在考虑到孩子们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战后日本的教育系统缺乏纪律。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教师失去了原来的威严，也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社会地位。左翼教师工会和来自父母教师协会的压力使得教学质量大大下降，为了应付考试的学习毫无意义，只不过是机械的背诵而已。
　　当我上中学的时候，纪律是非常严的，这包括对身体和脑力两个方面的训练。冬天我们的教室里很冷，甚至没有加热器，但是却不允许学生穿更多的衣服。在海军里我也受过艰苦的训练，虽然我只需要在新兵军营中接受四个月的训练，我们每天早上吃早饭之前必须跑很长一段距离。当时我的身体并不强壮，但是在那样艰苦的训练中，我发现我也并不是很弱的，对自我能力的认识使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脑力训练方面的纪律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被迫动脑筋，那就会变成懒得动脑筋，最后也就不会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潜力。
　　当我在国外旅行时，我意识到在英国还有一些这种传统的学校。大部分美国学校在我看来都太自由了。我自己曾经为学习英语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而且我认识到将来由于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通信工具不断的改善，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学会讲英语，学会在严格的自律下工作。
　　从十一年前当我第一次到美国和欧洲去旅行时，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离开美国去欧洲时，我还不太敢讲英语，但是当我来到欧洲大陆时，发现很多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旅行者也不会讲当地的语言，因此使我壮起胆子开始讲一点英语。我在火车上遇到很多人，他们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他们的英语甚至比我懂得的还要少，我感觉到由于都不会讲当地语言，例如说德语，使我们处在同样的困境中。
　　就这样，我用起了初中时学的英语，还有一点我知道的德语和法语，结果发现居然也能与人交流。突然车上的一群旅行者发现大家有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都说英语，而我的英语又非常初浅，但还是可以被人听懂，被人接受。从欧洲回到纽约以后，我开始对人说英语，这使得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我在去欧洲之前办完了晶体管许可证的交易，当时我请了一位日本朋友来当我的翻译，他看到我说英语也感到很惊奇。在离开美国之前，在所有的谈判中我对他只说日语。现在，只过了一个月，我居然可以说英语了！他想了一下，认为我在一个月内，在欧洲的非英语国家里学会了讲英语。我对他解释说，实际上只是一个获得自信的问题，而欧洲之行给了我这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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