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自己而言，整个六十年代后期，有两件事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一是要到世界各地去出差，二是要到日本各地去视察日益扩大的生产网络和研究机构。一天到晚时间都不够用，所以公司理所当然地需要有自己的飞机，后来还有了直升飞机。这种事即使今天在日本也是少有的，日本的普通航空业比美国落后得多。但是为了提高效率，我很快就获得了自己决定乘车还是乘飞机的权力。现在我在东京有一架舒适的、蓝色的美西迪380SEL飞机，索尼公司还有两架直升飞机，是爱罗斯公司的350和380。(我们也是爱罗斯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另外，我也可以乘猎鹰喷气式飞机去中国或者别的地方，但是我还是经常搭乘民航班机。我们也是猎鹰式飞机在日本的代理商。我在美国有时乘坐猎鹰50或100。
　　虽然很久以前我就停止计算飞越太平洋的次数了，长途飞行对我来说却并不像对其他人那样令人疲倦，我在飞机上睡得很好。事实上有时候我在飞机上比在旅馆里休息得更好。我带一点寿司上飞机，也就是简单的醋饭团和生鱼，我还要喝一小瓶日本米酒。然后用毯子把自己裹成一团，告诉空姐不要因吃饭、喝饮料或者看电影而叫醒我，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就像从前阿道夫。格罗斯在看“我的好太太”时那样。
　　我经常在刚入夜的时候离开东京，在同一个夜晚到达纽约。(虽然飞行时间要12个小时，但由于飞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所以还是在同一天里。)到纽约后，我试着打一个半小时的网球，然后再睡到上午四点。我醒来后就开始阅读业务报表，这样我就可以在上班时对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我总是有时差感，因为一次的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就又要开始下一次旅行了，所以我只好尽量地多睡觉。
　　1985年我担任了日本电气工业协会(EIAJ)会长，这使得我出差不像过去那样频繁了，但是我还得想方设法安排环球跳跃式的出差旅行。例如经常会有这样的出差路线，在两周以内，从东京出发到纽约，再到伦敦，然后从伦敦到洛杉矶，再到夏威夷，夏威夷又回到洛杉矶，再去巴黎，最后从巴黎回到东京。
　　由于这样的出差，我必须想办法来完成我的工作。因为我们公司一半的业务在国外，而且我们公司的风格是当一个产品的革新者，所以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以遵循，我必须提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下我才能够“活”下去。现在由于通信系统时时刻刻都在改进，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保持联系，而我因为一天到晚都在打电话，被人称作电话迷。我们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例如当我早晨四点钟在纽约的旅馆里醒来，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正好是索尼公司的某个人上班的时间，我总可以打电话。
　　我是个热爱工作的人，但我也喜欢玩。我五十五岁开始打网球，六十岁学山坡滑雪，到了六十四岁又去玩滑水，但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大腿太吃力。我已经打了大约四十年的高尔夫球，现在仍然喜欢这项运动。每个星期二上午我们在东京召开办公会，如果我在日本，我就会设法参加，但是我先要在办公室附近的室内网球场打网球，从七点一直打到九点。我的弟弟和昭是索尼公司的副总裁，他也很喜欢这项运动，所以有时我与他或者索尼公司的其他负责人一起打网球。我喜欢与年青人一起运动，因为从他们身上我可以得到好主意，他们使我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几乎每一件事。与热情洋溢的年青人在一起，我认为这对我的精神也有好处。
　　因为我一直在打网球，所以我注意到我的反应能力有所改善，当一个人开始上年纪时，反应能力就会随之下降，脑子也会不太好使，尽管我不希望那样。我刚开始打网球时，总是失球，现在我可以接发得很快的球，当然我不再玩单打了。我注意到刚开始滑雪时，我的平衡掌握得不是很好，但现在也有所改善。每个主管人员都应该明白，他们需要这种有力的锻炼，不仅仅是为了心脏，也是为了保持脑力和自信，而保持自信是至关重要的。
　　我也很喜欢飞行。有一次我乘坐公司的直升飞机，发现飞行员的年纪比我还大，我突然想到，如果飞行时他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就会粉身碎骨。我想，一个人坐在后面干着急真是太愚蠢了。于是我拿出学员许可证，爬到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开始学习如何驾驶直升飞机。只要我与一名持有直升飞机或者固定机翼飞机教员执照的飞行员一起飞行，我就可以合法地驾驶相应的飞机，而没有必要拿到飞行执照。所以我们的飞行员都是持有教员执照的飞行员。我每年都把执照拿去更新，这并不是因为我想在哪一次旅行中驾驶直升飞机，只是为了防备万一，我还可以自己驾驶，我不太喜欢束手无策的局面。想到我自己也可以使飞机着陆，我才会有安全感。
　　有一次我坐阿罗斯350直升机从日内瓦起飞，我告诉飞行员说：“这架飞机与我们的一样，”他回答说：“当我在巴黎机场看到你时，我认为你开飞机也会与管理公司一样，干得很出色。好，你来驾驶吧。”我不想自己驾机从日内瓦机场起飞，所以我让他负责起飞，起飞以后我自己开了一会儿。我非常喜欢直升飞机，就平衡和稳定而言，它比固定机翼飞机更难掌握，但是它的灵活性比固定机翼飞机大得多，由于这个优点，驾驶它才有真正的乐趣。
　　每天我的秘书都会给我布置“作业”。我总是带着两只纤维板的箱子，一只是黑色的，另一只是浅红色的。黑色箱子里装的东西与我必须处理的国内事务有关，浅红色箱子里装的与国际事务有关。我有四个秘书，两个负责国内事务，另外两个负责国际事务。白天我没有时间阅读这些文件，因为我要接电话或者打电话，与客人交谈，参加会议，而有些人说过，日本的行政负责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不管我是否能处理完，公文和信件总是不断地寄来，所以我每天回家之前必须处理完这些箱子里的文件。黑箱子里的文件可能是索尼公司有关业务、生产、销售的报告和一些提问单，或者是我在日本电气协会的工作，还有可能是经团联的其它活动，例如我担任董事长的投资和技术委员会里的一些事情。我的国际事务箱中可能有到美国或者欧洲某个地方去演讲的邀请，市场或者广告新计划中问题的细节，下一次出差的暂定日程，还有朋友和业务协会写来的信件。
　　索尼公司里设有一个对外联络部，这个部几乎是为我一个人而工作。这个部里对我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都设有专家，例如日本电气工业协会，经团联，日本-美国商会，以及我在其中任职的各种委员会。一名专职人员负责我在经团联的事务，另一名负责日本电气协会，还有一名负责与政府部门的联络。我有一名助手，帮我起草讲稿，尽管我讲话时不太用讲稿。我的箱子里还有部下们送来的备忘录，甚至还有剪报。无论我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我的秘书都知道怎样找到我。有一次我到日本轻井泽的山上去滑雪，想在那里连续休三天假，结果未能如愿，在山坡上我的呼叫机响了。通常我的部下总是试图自己解决问题，那次他们呼叫我是因为他们不能代替我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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