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们扩大了在布里津德的工厂，增加了显像管车间，我们再次邀请了王子殿下。他说他的日程已经排满，但是可以让威尔士公主戴安娜王妃来。当时她正怀着小威廉王子，听说她要来的消息，我们感到非常激动。因为车间里有带压力的玻璃制品，所以每个参观者都必须戴上坚硬的头盔和保护眼镜。我们还将头盔和眼镜都送到伦敦去认可。当王妃来访时，她戴着头盔在厂里走了一圈，头盔上写着很大的索尼厂名，而所有的摄影师都把影头对准了她。我承认这种商业化的打扮有点令人难堪，但是好像没人在意，至少戴安娜王妃没在意。她很迷人，温和，善于合作，而且还很热情。当然我们事后为此又树了一块纪念牌。
　　我决不是报怨英国皇家对我们公司的进展太感兴趣，而是为此感到荣幸，有点受宠若惊。我提起这段经历是为了指出，一个政府对商业感兴趣是自然的、健康的，有助于国家改善其就业环境。然而在美国好像流行着一种思想，政府官员是生意人的敌人，最多是中立的。我很喜欢英国政府那样的参预。
　　从很多方面来讲，英国人对我都是非常友好的。1982年我到伦敦去接受皇家艺术学会的阿尔伯特奖章，这是对我“在技术以及实业中的创新、管理、工业设计、产业关系、音像系统和增进世界贸易关系等诸方面做出的贡献”的奖励。当我意识到阿尔伯特奖曾经颁发给一些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例如托马斯．阿尔凡．爱迪生，玛丽．居里夫人和路易．巴斯德，我感到自己实难副此盛名。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学会还为我的英语水平颁发了一张证书，此举开创了一个慷慨的记录。事情是这样的，在皇家学会颁发阿尔伯特奖章的仪式之后，我做东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在欢迎他们时，我说索尼和我一直都是创新者，我们不仅创造了产品，还创造了新的英语词汇。为了证明这个论点，我向他们提出了“Walkman”这个品名和我们独特的公司名称。大家对我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几位主管人员写了一张“高级英语口语荣誉证书”，并把它送给我。
　　我们与法国公司之间的事却很难办。为了撤消与原来在法国的代理商之间的协议，谈判花费了几年的时间，以后我们成立了索尼法国公司。我们的代理商既是财政部长的好友又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打猎的人，他有一架私人飞机。他经常带着财政部长出游打猎。当我们想撤消与他的代理协议、建立自己的下属公司时，财政部没有给与批准。我们通过律师长期与之斡旋，最后政府很不情愿地批准了，但是只能成立一个各占一半股份的合资公司。我们接受了这个办法，并选择了一家银行——斯维兹银行，来作为我们的合伙人。后来我们还是得到许可，买下了他们的股份，结束了合伙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在董事会里让那家银行保留了一名代表。
　　与在法国的艰难历程相比，我们在德国很容易就建立了一家下属公司。因为我不愿意我们的公司和职员卷入到日本人的圈子里去，他们主要集中在杜塞尔多夫，所以我们把索尼德国公司建在科隆，通过高速公路到那里去是很容易的，但是又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以致职员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只能跟德国人打交道，而不是跟海外的日本人混在一起。我总是强调，我们的人应该集中时间和精力与东道国的人打交道。我们移居美国时我在家里也是这样规定的。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了解美国和美国人。我告诫过良子，她必须避免与日本人的社团交往，她对日本已经非常了解了。虽然回到日本人的社交圈中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坚持公司和家庭必须真正做到国际化。
　　1971年，我们在巴黎的索尼展示室正式开张，正如我所希望的，它开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当时我们已经成立了索尼夏威夷公司、索尼巴拿马公司和索尼英国公司。我们还在谈判成立CBS(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索尼唱片公司并想在日本建立一家新的研究中心。1969年，我应邀成为摩根担保信托公司国际委员会的成员，这家公司是我们在美国的ADR股份受托人。
　　虽然我们当时认定在美国开一家工厂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这一步骤要付诸实施却并不轻松。回顾1963年，我刚搬到美国去时，一家日本化学公司决定在美国开办工厂，我曾与这家公司的总裁进行过一次录音对话，那次谈话后来在东京发表在一家有影响的杂志《文艺春秋》上。在谈话中我发表了自己的的观点，在国外事先没有建立销售系统、没有充分了解当地的市场行情就开办工厂，那只是一种错误。我认为必须先了解市场，学会怎样把产品销售出去，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建立信心。一旦有了信心就应该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没过几年，那家化学公司感到销售情况并不满意，竞争又非常激烈，所以他们还是从美国退了出来。他们当初有点操之过急。
　　我一直很想在美国生产我们的产品，但是我觉得只有在已经占有很大的市场、了解到怎样销售并且可以提供售后服务的情况下才能开始这样做。这些条件都具备之后，我们就可以从就地取材中获得利益。1971年，这个时机来到了。我们的销售量很大，我们将较大的整机运到美国来。这使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船运的运费是按体积计算的，而电视机中最大的零件是显像管，显像管其实是一种玻璃容器，里面是真空。也就是说为了把“真空”运过太平洋我们付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样的做法看来太不合理了。
　　另外，在大市场的当地办厂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我们可以随时根据市场的趋势来调整生产，使得我们的设计更加容易及时满足市场的需要。当时我的妹夫岩间和夫很赞成这个想法，他是索尼美国公司的总裁，住在纽约，他已经找到了好几个厂址，也包括后来我们在兰科．伯纳多选中的那个座落在圣迭各工业园中的厂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工厂里把从日本运来的部件组装起来，但是到现在，我们只需要从日本发运电子枪和一些特殊的集成电路。为了最大可能地采用美国零件，我们总是尽量地在当地采购，结果我们的产品中使用的美国零件比一些美国名牌电视机的还要多，这些电视机是在中东的美国公司和它们的下属工厂生产的，然后再运回美国来。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今天的情况是这样的，几乎所有的“美国”电视机都有80%的日本零件，而我们的产品却比他们的更加美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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