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表明的是我们面临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误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总是提倡世界各国的工商界领导人保持更多的个人接触。律师经常劝我们不要聚在一起，他们担心这样的聚会可能让我们卷入反托拉斯的官司中去。我当然很欣赏他们的劝告，但是却没有哪一条反托拉斯的法律会说工商界领导人不能和不应该通过聚会来增进相互了解。提供适当的人身保卫，由政府出面主持，将会议记录公布于众，这样的会议将创造增进理解的基础，而且应该得到鼓励。英国和日本电子工业协会之间连续举行的年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已经到了第十九年。在这种所谓“智者集团”的会议以及后来的日美商人会议和1984年的美日顾问委员会中，都采取了进一步发展相互了解的重要措施。
　　但是为了扩大了解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1985年，也就是第四次宣布所谓“自愿”限制汽车出口量的那一年，我颇有兴趣地看到美国人采取的粗暴行动。日本的制造商连续三年减少了运往美国的汽车，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包括贸易秘书，都表示在第四年里已经没有必要再加以限制，因为美国的工业已经“喘过气”来了。美国的汽车厂已经做了改进，他们的汽车已经有了竞争力。
　　1984年美国汽车公司的领导人得到的奖金数目巨大，以致报纸上发表社论，把这件事说成丑闻。但是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却要求增加打着他们的牌子在美国销售的日本汽车。在原有的限制条件下，一些较小的日本公司得到的出口份额很小，他们急切地希望取消限制，以便他们向美国的用户出口更多的汽车。通产省的有识之士看到，如果完全没有限制，每家公司都会尽可能多地出口汽车，结果就会搞得乱七八糟，当出口汽车形成洪水猛兽的时候，又会在美国引起公愤。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再实施一年的限制，但是将限额增加24%。这是相当大的增额，但是他们知道日本人的竞争天性，如果完全不加以限制那么运出的汽车将会更多。这次增额给了那些小公司更多的份额，他们的汽车是以所谓“替他人做嫁衣裳”的形式卖给那些美国公司的，例如三菱、马自达和五十铃公司分别为克利斯勒、福特和通用公司生产汽车。
　　日本政府的声明在底特律和中西部工业区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和愤怒。有些美国报纸发表社论说，日本人即使在没有正式约束的条件下也应该继续遵守原有的限制额。国会议员们气急败坏地大叫大喊。他们不了解日本人的竞争精神。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有些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却开始抱怨，不是因为日本人运来了太多的汽车，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买得到的日本汽车增加得太少！由于限额的增多，克利斯勒公司进口的三菱汽车比前一年增加了70%，通用公司的铃木汽车增加了211。8%，而五十铃汽车增加了141%。这两家公司和福特公司都提高了他们向美国用户供应日本汽车的能力。这一下轮到日本人莫明其妙了。为什么就在国会议员和其他人都在抱怨日本人的竞争时，美国的汽车公司却在增加进口，而且甚至还在抱怨进口得不够？
　　通过市场竞争，我们懂得了，日本公司，也包括我们自己，有时错误地应用“卡脖子”战术。公司为了追求市场占有额的增加，拼命地降低价格，有时低到这样的地步，搞得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产品上盈利。在市场占有额的竞争中，只有那些经受得起赔本到底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的工商界中引起了误会和恶感，特别是在东南亚，日本公司不顾当地的体制，把他们的竞争战术带到了那里。然而在汽车行业里，美国人也加入了日本人的行动，但是如果说他们不是最了解市场和消费者的人，那么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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