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八月下旬，二十九岁的我携妻子玛丽、两个孩子、五个行李箱以及我第三部小说第一章的手稿，在南安普顿乘坐“玛丽女王”号油轮驶往纽约。当时我在伯明翰大学任讲师，讲授英国文学。那年我休假一年，获得了哈克尼斯联邦奖学金，前往美国。这个杰出的基金会允许有幸获得该奖学金的人在美国任何地方从事个人研究项目，但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至少抽出三个月去旅行。基金会向这些人提供一辆包租的轿车，供他们旅行，首先我们在罗德艾兰州普罗维登斯市的布朗大学安顿下来，我在该校从事美国文学研究；然后我们又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乘坐一辆崭新的雪佛莱轿车开始了漫长而悠闲的西进旅程。我们最后来到了旧金山。那时我已经完成了《大英博物馆在倒塌》，而且已经有出版商答应出版。
　　这显然是我写得最快的一部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摆脱了繁忙的教学工作，此外在美国的那段经历给我莫大的启迪与自由。但促使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该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信自己找到了一个大众普遍关心与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但并非只是）对罗马夫主教徒来说。据我所知，此前还没有任何作家对这个话题进行详尽的描述，更不用说采用（我打算使用的）幽默的喜剧方式了。这一话题就是天主教会有关生育控制方面的教谕对已婚天主教徒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新近始于教会内部、对上述教谕提出质疑。我想在这一话题降温之前将我的小说推出来，当然要走在其他作家意识到描写这一话题的可能性之前。
　　我不必为第一件事担心：罗马直到一九六八年才开始尝试解决该问题，教皇保罗六世在这一年发给教会的通谕《人类生活论》中表示支持禁止人工控制生育的传统做法，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辩论的核心是权威、良心与性。虽然我在最近的一部小说《你能走多远？》（一九八O年出版，书中对过去二十五年中天主教的发展与演变作了全面而综合的审视）中已经写过这一话题，我想提醒读者的是，《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的首版时间在一九六五年，比《人类生活论》早大约三年。如果不考虑最后这一事实，就难以理解这两部小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亚当与芭芭拉·埃普比并不是我与妻子的化身。我要指出的是，我们婚后的生活情况与他们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谎称在婚后头几年没有发现（如同我们大多数已婚的天主教朋友们一样）如下情况，就想到了写这本小说，那是撒谎；教会批准使用的推一的生育控制方法——所谓的“经或避孕法”或“安全或避孕法”——实际上根本不安全，绍夫妇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在《你能走多远报一书中，一群人聚集在一个酒馆中，问自己为何“这么多年来要忍受那个给人带来失败、不便、无能、焦虑与不安的政体”。他们找出了许多答案：它制约着人们的生活；神职人员压制普通人；在性问题上的负疚感；对地狱的惧怕。在此我想提出另一个原因，《你能走多远计一书中可能没有讲到这点。在从青少年到成年早期还是一名虔城天主教徒的一代人中，任何受过教育的人似乎都签订了一份生存合同：天主教玄学系统为他们消除了疑虑，使他们获得了稳定的心境，作为回报，他们便接受了相应的道德规范，即使这些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对人的要求极为苛刻，甚至有时是人类难以达到的。该系统的一大长处在于它的整一性、综。合性与不屈服性，对那些在该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对其中一部分观点提出质疑就等于怀疑其全部。在它主张的各种道德规范中挑挑拣拣，对那些让人难以履行的条规表示轻蔑简直就是伪善的行径。这种对一致性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英美两国天主教的一大特点，因为欧洲大陆各国文化在对待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时表现得比较宽容。这在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构成的天主教“贫民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一篇关于猕能走多远件的评论文章中，作者奥伯仑·沃表现得火药味极浓。他谈到基督教在性问题上的传统教义时声明，“勿庸置疑，少数认真履行这一教义的人发现它对人的压抑太大；但大多数人过着一种欢快的不服从生活。”但我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是从库姆·弗罗里·豪斯与唐塞德、而非生活在这个国家各个普普通通的教区中的大多数天主教徒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向沃先生做出保证。
　　当我和妻子在一九五九年结婚时，天主教关于禁止人工避孕的教义对我们来说就如同信经中的任何一条一样天经地义、无法更改。可以想象，如果不遵守这一教义，就意味着脱离教会。当时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既可以不遵守这一教义又可以留在教会中做一个虔诚的教徒或者教会本身会改变其观点。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人们终于可以想象上述两件事，并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导致大气候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二：首先，孕酮药的发明似乎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安全避孕的希望，而且这种方法不会受到天主教传统教义的反对。因此，有可能得到批准，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在信仰方面的一致性。第二，一九五八年被选为代理教皇的约翰二十三世鼓励天主教徒对他们信仰中某些以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方面进行重新审视。一九六二年，他号召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向现代世界重新阐释天主教信仰，并且在同一年成立了教皇委员会，研究那些与家庭、人口和生育控制有关的问题。次年接替他的教是保罗六世专门授权该委员会，参照避孕药物，对教会有关生育控制的教义进行审查。由此可见，教会最高层都承认教会教义可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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