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德国：有600万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劳动职位——数目之多是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西德人的平均净收入近5年以来持续下降。来自政府、科学界和公司企业界的预言家宣布，这仅仅是个开端。联邦共和国高级企业顾问罗兰德·贝格尔预言说，在未来10年内仅在工业中至少将有150万劳动岗位被继续消灭掉。“此外，在中级行政管理机构中大概有二分之一的劳动岗位被消灭。”①他的同事，麦金西咨询公司德国分公司经理赫伯特·亨茨勒走得更远，他预言说：“工业将沿袭农业的发展道路。”在未来，商品生产只向百分之见的少数就业居民提供工资和面包根据奥地利官方机构的消息，就业数目也越来越少了，平均每年有1万个工业劳动岗位被消灭，1997年失业率为8％，几乎是1994年的2倍。
　　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于这种衰落现象的普遍解释可快被高度凝缩为一个词汇：全球化。这个不断被重复的份题举例，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衣容易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唯一贿赂激烈的全球竞争，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德国公司只在劳动力低廉的国外创造新的劳动岗位。从康采恩老板到劳动部长，这些领导共和国的统治者只知道有一个答案：向下调整。公民们不断被一种放弃福利要求的嘈杂的禁欲宣传所包围。由工会干部、经济学家、专家鉴定委员会成员和部长们组成的大合唱声称，德国人——还有奥地利人——工作干得太少，收入太高，休假太多，并且经常由于节日狂欢而患病。报刊电视的新闻“助手们”也来添油加醋地多嘴多舌。《法兰克福总汇报泻道：“西方的福利享受社会与雄心勃勃的亚洲禁欲社会是截然相反的”，社会福利国家已变成“未来的威胁”。“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将是不可避免的”。在奥地利，统治舆论市场的《新皇冠报》则醒目的大字标题煽动起轰动性的报刊大战：做洲大陆过着入不敷出的挥霍生活，新的紧缩浪潮使欧洲目瞪口呆》。联邦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在对人民的定调讲话中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转折“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
　　然而，他的理解有些错误。这绝对不是在危机时刻为了大家而作的必要牺牲。削减患病期间继续支付的工资；废除进队解雇的保护性法令；尽管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还是要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和降低工资。所有这些都不再是治理危机措施。打着全球化旗号的改革者宣布解除共和国一项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即通过自上而下的再分配对社会不平等进行限制。他们宣传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已经过时，在世界范围内，文盲的比价过分昂贵。而受到打击的人的理解却往往是正确的。工会和社会福利团体的愤怒呐喊响彻全国。就连一向很保守的化学工业工会也以大规模罢工相威胁。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迪特尔·舒尔特警告人们注意“当前的情况”。与当前的情况相比，1995年12月法国群众的大规模反抗只不过是“火山爆发前的一次小的喷发”。
　　处于无望境地的社会福利国家捍卫者进行着绝望的斗争。而他们的敌人的许多论据都是非常错误的。归根结底，德国康采恩在国外几乎没有创造什么附加劳动岗位。大多只是收购当地企业，以便接着裁减职工，供应当地市场。而德国国内的社会福利负担绝对没有爆炸性地增长。1995年它在全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例比20年前还要低。但是，实际做的时候却总是参考迄今为止的其它工业国家的政策。削减国家开支、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从瑞典、奥地利直至西班牙，这个纲领到处都成为各国政府政策的核心。而抗议活动到处都在无可奈何中结束。
　　国际主义，最初是反对资本主义战争贩子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领袖的发明，长期以来它已转到相反方面，成为资方的国际主义。世界范围内4万家拥有大规模职工队伍的跨国公司，犹如许多国家，彼此间相互比赛。在德国资本收益的40％不是要作为税收上交吗？太多了！爱尔兰缴纳10％政府就很满意了。马来西亚和美国的一些州甚至5年或10年内完全放弃征税。德国专业工人的小时工资不是45马克吗？太昂贵了！英国人正在为不及此数一半的工资努力工作，捷克人的工资是此数的十分之一。在意大利，对新工厂的投资补贴不是仅仅为33％吗？太少了！在德国东部，国家甚至愿意补贴80％。
　　在一种全球的钳型运动中，新的资本国际使得一系列国家及其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一条阵线上，新的资本国际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以抽走资本相威胁，迫使政府大幅度减少税收，提供数十亿的补贴，或者无偿提供基础设施。凡是这种威胁不起作用的地方，都是慷慨的税收计划帮了忙：只有在那些税率确实很低的的国家才能获取利润。在世界范围内资本所有者和财富占有者在国家为完成任务而筹集的资金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另一方面，全球资本流动的指挥者不断向下压低本公司缴税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工资率，即工薪人员的薪金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在下降。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单独对抗这种压力。美国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评论说，在跨国竞争中，德国模式已经被“完全煮烂了”。
　　在工资薪金不断下降的时候，交易所汇率和康采恩利润却以两位数的比例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失业率和国家财政预算赤字都在并排增长。为了理解所出现的以下事实，并不需要人们必须具备特殊的经济知识：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13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位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正确描述的那个方向上。例如1865年他在伦敦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作报告时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他没有料到，原始资本主义有朝一日会受到民主的驯化和驾驭。在社会民主主义世纪改革之后，一种历史规模的相反的改革开始出现。这是即将发生于将来的倒退。获胜者，如世界康采恩西门子公司老板海因里希·冯·皮勒尔得意洋洋地说：“竞争已成为一股狂风，我们即将面临真正的风暴。”
　　皮勒尔和其他新全球主义的倡导者的用词是要使人们相信，似乎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它们的决定消除了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外汇交易的解除约束，到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形成，到世界贸易协定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的不断扩大，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系统地造成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对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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