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制品市场越是跨越国境，它就越会受到更多的限制。美国电影工业为一部娱乐影片要花费5900万美元，这个数目是欧洲或者印度电影生产中心几乎无法相比的。在技术和装备上质量持续改善的美国胶片不断达到它的竞争者很少能够实现的标准。于是好莱坞和美国流派的吸引力日益强大。
　　许诺将来每个家庭都可以接收到500个电视频道的多样化只不过是虚幻的空头支票。少数几家领导市场的公司企业在许多发射场地使它们的商品不断变换形式、反复播送，以适应各种不同目标集团的口味。此外，追逐更大的收视率进一步促进了集中化过程。重要比赛的转播权只是由于巨大的广告收入才能有钱买下，但是只有大型广播电视台或国际广告商才能获得这种转播权。只有那些处在整个转播地区内的生产厂商，首先是跨国康采恩才会对广告和插播广告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在德国仅仅几家大公司几乎买下了四分之一的电视广告。洲际之间播送的90秒一次的电视广告价格相当于一部欧洲娱乐影片的平均价格。
　　广告公司利用它的顾客们共同的梦想家园的画面。德国的群众已经赢得了纽约和蛮荒的西部的喜爱。RTL电视台在1996年5月世界足球冠军联赛最后决赛期间，利用精美的广告招贴画从这个似乎充满信任的遥远世界拉到一半以上的广告产现在“‘红太阳”不要落在意大利的开普里岛，而是同贝克啤酒一起落到金门大桥后面的海洋里。欧洲大陆轮船公司的轮胎不再在德国附近的赛车跑道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而是敏捷地行驶在美国曼哈顿摩天大楼之间狭长的街道上。
　　迅速作出反馈、努力适应这个世界的强者推动着这个发展越走越远。如纽约人、录像艺术家柯特·罗伊斯顿所预言的那样，文化领域的最终产品就是一种无聊的、全球化的统一的美国音调：“刺耳的噪音。”这个预言几乎已经被证实，多年以来，从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到维也纳、里斯本，一批大喊大叫的青年文化先锋连细节上都努力模仿20年前舞台上的纽约人，光线强得令人睁不开眼，音响震耳欲聋，戴着耳蔓、拼命喊叫——真是无聊之极。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的时代，这种刺激性十足的风格正在逐步传播开来，它可以使人暂时忘掉许多挑战性的实质性问题。
　　三位著名的男高音歌手若泽·卡雷拉、普拉西多·多明格和露西亚诺·帕瓦罗蒂1996年进行世界巡回演出时，在声音所及的范围内已接近于罗伊斯顿所批评的刺耳噪音。从慕尼黑到纽约，在火场券销售一空的体育馆内，无数观众几乎只能听到他们古典唱法的基本声调。而本来千篇一律的乐曲在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东西，买票入场的观众由此总是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种独一无二的演出。演员们努力与各地文化圈子的口味协调一致，使得四大洲的观众在加演节目时与演员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三位世界级歌手向日本人演唱岭人伤心的流畅。在维也纳的男高音演出场地普拉特尔体育馆，他们从没有再唱过（蓝色玻璃钢，面对大约10万名新富起来的德国、捷克和匈牙利听众，演唱的是流行摇滚歌曲：“维也纳，维也纳，你只有孤独。”
　　尽管他们都有敏感的民族感情，但是可以说他们的令人陶醉的美声三重唱就像在全世界是有无可比拟的消费诱惑力的可口可乐一样。这家软饮料巨人公司向中国、日本、向各种口味不同的地区提供它的褐色饮料，并根据不同的文化喜好，根据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特殊口味安排配方。在1996年奥林匹克之夏，可口可乐公司在它横跨几大洲的广告中自称是“为了体育迷们”生产的。在闷热的亚特兰大，这家富有同情心的跨国公司把推销重点转向现场观看比赛的、汗流浃背的观众，在运动员乘坐的汽车上用大字写着：“呐喊助威是令人口干舌燥的工作”。
　　就是在欧洲，体育运动这种文化财富也明显地变成向一个有固定标识的娱乐群体提供热烈宣传商品包装的机会。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若阿·阿维兰热希望，为了广告集团的利益，足球比赛应增加更多的中场休息，如同美国的足球比赛一样。德国联邦体育协会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美国全国篮球协会的新组织。对某种形象的崇尚将取代一种在文化领域培育起来的地方归属感情。慕尼黑的巴伐利亚人在汉堡要比两个当地盟友——汉堡体育协会和圣包利协会销售更多的针织品。仅仅向那些狂热球迷的推销就使这家高级俱乐部所实现的营业额大大超过90年代初包括电视转播权在内的全部收入。从传统的城市比较中越来越难于产生具有轰动效应的争执。研究体育运动的专家汉斯·施托伦韦克声称“纠纷必须人为地制造出来，让运动员反对运动员，运动员反对教练，教练反对主席团。”
　　就像一把围绕地球耕作的铁犁，对于全球化商品潮的需求由于在全世界所有城市开辟出商业街而增长了数十亿倍。如社会批评家伊万·伊里希讽刺形容的那样：“就连口渴也被演变成对可口可乐的需求。”著名作家克拉文·克莱因、科达克、路易斯·武伊通的写作风格统治着大都市的文坛。思想和产品都追随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电影院所上演的电影和音乐风格。它们在适应潮流，而且适应速度之快使土生土长的本国的供货者无法与之竞争。
　　最近的牺牲者是原来曾为帝国首都的维也纳。维也纳市区无数小商店凭借橱窗内带有地方特点的商品花色品种，展示出一种赏心悦目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然而自从1995年初奥地利加入欧洲联盟以后，这些特色不得不放弃。因为与停蹄世界旅行者俱乐部的先锋成员。如同在汉斯一狄特里希·根舍那里几个忙得片刻不停的朋友开玩笑所说：“注意！不要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碰上自己，以为自己又回来了。”但是，他们正是由于自己的灵活性、收入，以及了解世界上许多事情而受到许多人的羡慕。
　　然而在最著名的饭店酒吧间，在新加坡的莱佛士、莫斯科的萨沃伊，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瓦纳宫，忙碌一天的饭店仆役深夜在这些全球大腕面前痛哭流涕，因为他们在街上偶然碰到了来自故乡的老同学，这些同学每几年一次作为旅游者到这个遥远世界来冒险，令人吃惊地长期占据他们的廉价床位。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令人茫然的空虚感和孤独感，这种感受最迟是在一年中所进行的第八次州际旅行之后产生的。最后就连那个无聊的，躺在上面可以使无休无止的频繁飞行获得片刻安宁的椅垫也全球化了。围绕地球转圈的同时，他们把自己也关进了确实令人讨厌的，千篇一律的机场、连锁旅馆和连锁饭店。在装有空调的、很好的旅馆房间里，被迫对录相带作着同样的选择。这些片刻不闲的大忙人的灵魂追不上他们四处奔波的身体，他们从来没有精力去过问其他陌生的但确实是新的东西，或者说，他们还来不及过问新的东西就早已坐飞机走了。一个人就是这样到处都走遍了，然而都是住在类似的地方，一切都看到了，但却只看到那些早已熟悉的东西——就像那些长期滞留在故乡的人积攒他的电话卡、邮票和啤酒瓶盖一样，他积攒着在航空公司那里能够享受特殊补贴的里程数目。
　　然而他们的川流不息的旅行具有方向性的意义，至少他们是坐在超音速喷气式飞机上奔向未来，从这种川流不息的旅行中会产生出新的世界结构。电子通讯网、数控卫星电话。高效率的飞机场、免税的工业园区，所有这些织成的密集网络在世纪之交之后将使大约30多个地域广阔的大城市地区彼此紧密联结在一起，其中每个城市大约有800万至2500万居民。这些大都市犹如偶然洒落的光斑映照在地球仪上。它们的居民虽然相隔千里之外，但却感觉彼此关系要比迄今为止一直决定他们历史的本国内地居民更亲切得多。
　　意大利未来学学者里卡多·彼德拉估计说：“权力将落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商人与各城市政府之间所缔结的联盟手中。这种城市政府首先将促进它所包含的全球公司的竞争能力。”现在亚洲中心国家到处都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超车线上。各大洲的年轻人都是在一种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完全不同的全球城市形象中成长起来的。巴黎、伦敦和纽约，还有莫斯科和芝加哥，都不再受到人们的夸张赞美而光芒四射。自1996年3月起，世界最高建筑将屹立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目前，柏林楼房的屋顶绝对超不过多数建筑起重机的高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却远远超过了它。
　　在巴基斯坦与日本之间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大批繁荣地区，作为全球竞争舞台上的新竞争者，争着扮演西方城市世界在以往几十年所扮演的那种发挥巨大影响的角色。曼谷希望把底特律部分地区作为它的汽车中心。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五十铃等汽车生产企业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泰国装配它的汽车。克莱斯勒公司与福特公司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分公司，作为康采恩业务的支柱。
　　台北认为自己取代了硅谷，无论如何台湾在监控器、电子计算机鼠标、电视图像扫描器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希望借助高科技产品出口带来繁荣，就像当年鲁尔地区得益于它的钢铁加工业一样。孟买再度恢复了每年生产800部娱乐影片的纪录，数量之多已是好莱坞的4倍。当地办公楼的租金超过了日本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
　　力争作为亚洲新的超级城市神经中枢，扮演主要角色，从而成为东京和纽约的主要对手，这是上海追求的目标。这个城市计划委员会领导，经济学家胡阳兆（音译）声称：“至2010年以前我们希望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国际金融商业中心。”自从19世纪豪斯曼男爵重建巴黎以来，这恐怕是规模最大、最有章法的城市改造，旧上海几乎被完全拆掉——在上面建设起一座崭新城市。25万户家庭已经离开市内，还有60万户也将搬迁，为的是能够使100家最大型跨国公司中的40家能在上海办公。西门子公司参与了地铁建设，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生产流水线在这一年制造22万辆私人小汽车，到2000年以前将生产200万辆。英国皇家殖民地香港1997年将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想持反对立场。大银行家克林特·马尔斯哈尔论证说：“地理学站在我们这一边。”“仅仅一个新飞机场建设项目就花掉200亿美元。现在距此仅有20公里的中国繁荣省份广东已经在向这个全球性市场供货。”
　　关于中国的经济起飞现在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它背后却隐藏着又酸又甜的惊人事实。由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约到2000年左右这个国家将上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跑到日本与德国前面。60年代欧洲的中学文科教师向学生大谈所谓“黄祸威胁”，现在不少中国人来到欧洲，并没有带来什么危险。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上海梅山冶金康采恩的工人几乎日夜不停地工作。他们在意大利巴格诺利钢铁康采恩关闭企业的100公顷厂房内拆卸一套重达24000吨的铸钢设备。1997年夏天将把部分设备运到14000公里以外的长江沿岸港口南京市，再重新安装在那里。德国蒂森钢铁公司拆毁了一个还没有报废的高炉，出口运到印度。奥地利的弗斯特·阿尔皮纳把整个一个LD第二钢铁厂从林茨卖到马来西亚。来自远东的买主追求高质量的设备，他们是最后从数十年来给予欧洲钢铁工业的数十亿补贴中获取好处的人。
　　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瓦克对这个新世纪曾作如下描写：这种全球化以几乎无法捕捉的速度前进——“它把乡村的、省区、地区的，以至全国经济的江河湖海联结成一个唯一的全球经济的汪洋大海，它使狭小领域也会掀起经济竞争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细浪和平静潮汐。
　　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唯一的市场，和平贸易似乎欣欣向荣。一个人类梦想难道不是正在因此而得以实现吗？我们，迄今为止享受福利的工业国家居民难道不应该为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兴高采烈吗？全球和平难道不是已经唾手可得了吗？
　　不。
　　加拿大未来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描绘的“全球村”，即把整个世界看作和谐村落的幻景绝对没有实现。在评论家和政治家过分频繁地使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事实表明，现实世界并没有亲密地融合在一起。1996年7月大约有10亿多电视观众几乎同时观看在多特蒙德威斯特法论体育馆举行的阿克基尔。舒尔茨与迈克尔模尔之间的拳击比赛。亚特兰大举行的奥林匹克世纪性比赛的开幕式至少也有35亿电视观众同时观看，这是本世纪联结世界的电视网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长期以来，从报导拳击比赛和体育比赛的全球影像世界中并没有出现各方之间的相互思想交流，也没有出现相互的谅解。媒介所造成的空间上的接近和时间上的同时性还远没有创造出文化联系，也没有导致经济上的相互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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