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从欧洲冉冉升起的文明模式曾被证明是天下无敌。充满活力、无往不胜的。然而对于未来的建设它却难以胜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1949年对世界上的穷人宣布说，通过“提高工业生产”，使“不发达国家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重大改善”，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恰恰是现在，在从波哥大到雅库茨克，通过影像世界联合起来的数十亿人努力按照西方的榜样发展，而这种发展广告的推销者正是破坏契约合同的人。他们在自己国家，在美国和欧洲已无法兑现他们的诺言，无法扼制日益扩大的社会分裂，他们又怎么能够考虑帮助第三世界实现有益于生态的经济增长和公正的财富分配呢？这种自以为是的发展教条越来越暴露出它是已往时代的武器的面目。它属于冷战的武器，按照逻辑，似乎该进博物馆了。
　　新的箴言声称：快逃命吧！谁又能够逃脱得掉呢？因为在资本主义获胜以后，历史绝对没有达到1989年北美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终点，而达到终结的只是被冒失地称作“现代主义”的方案。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时代转折正在开始。不是繁荣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态摧毁、文化蜕化，明显地决定着人类大多数的日常生活。
　　当世界精英们在旧金山开会，估计迄今为止的福利国家将发展成为一个2080的社会的时候，这种分配格局在世界范围内早已形成，并且固定下来。
　　这些数据是众所周知的。由于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它不久就会有全新的解释：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他们的公民所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有着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自1960年以来，这些最富有的国家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穷困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被贴上公子标签的发展援助已经宣布破产。
　　目前，人们对劳动岗位与社会和平的忧虑使得对环境问题的兴趣黯然失色。报纸上有关迫切环境问题通栏标题的减少绝对不意味着地球上生态状况的改善。自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轰动一时的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以来，全球自然资源消费模式依旧设有什么变化。世界上20％的享受福利的居民所消费的木材相当于世界木材消耗量的85％，他们还消耗着世界金属加工总量的75％，能源的70％。结论是老生常谈的，但又是颇为蛮横的。地球上的所有公民绝对无法共同享受这样一种以加重自然生态负担为代价的福利。地球正在限制人类的发展。
　　发电厂和内燃发动机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已使我们生态系统的能源平衡从根本上受到破坏。里约热内卢最高首脑会议的目标声明犹如遥远历史阶段的一声芦笛。这个在世界最美丽的大都市郊区召集会议的世界组织喋喋不休地宣布一种“可持续发展”，一种不要把子孙后代抛到日益恶化的环境和资源状态中的经济方针。在世纪之交以前，至少在工业国家内，煤炭采掘量要降到1990年的水平。到2005年德国煤炭业产值将下降25％。
　　纸上的许诺都是空话。到2020年世界范围的能源消耗将要增加一倍。造成温室效应的废气将增加45％至90％。在研究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小组委员会中互相交换研究成果的著名气象学学者，多年以来一直徒劳地警告人们注意“人类对于世界气候的显著影响”。
　　气候变化已经无法扼制，但无论如何应当缓解这种变化，因为它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牺牲。格尔林康采恩，德国大型工业保险公司的瓦尔特·雅各比声明说：“对于我们来说，全球气候变暖，其后果为风雨成灾，洪水泛滥已成为客观事实。’80年代保险公司必须为世界范围内每年至少50次的自然灾难赔偿损失2000万美元以上。到90年代中期，这种毁灭性的重大事件已平均每年125件。仅一次袭击美国东海岸和北欧的强大风暴，据再保险公司新近估算，损失大约是以上数字的4倍，达8000万美元。与此相应，参加保险所交纳的保险金也在提高。在受到洪水威胁的地区，房产主越来越难于缔结一项令人满意的保险契约。各国已经为气候风险支付了一笔无法估量的代价。由于受风暴伤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许多外国投资者纷纷望而却步，不再把重要款项投到孟加拉国。
　　海平面的明显上升恐怕是无法阻止的。几乎还没有开始的城市时代到2050年可能就要突然终结。因为人口在50万以上的居民聚集区有十分之四是在沿海地带，其中包括全世界五分之三的大都市。孟买、曼谷、伊斯坦布尔、纽约，它们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胁，但它们无法像荷兰那样建立起很高的拦洪堤阻挡海水的侵袭。
　　中国也不得不为下个世纪的洪水泛滥而担心。上海、香港和其他几十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面临大海。毛的继承人考虑的主要是本世纪的事情，在获得特许或没有特许的情况下学习模仿西方的成果。一个原则的方向性决策已经作出，十亿人民列队长征奔向汽车社会。实用主义的考虑声称，世界气温升温总比国内不满情绪升温要好得多，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就像鸦片一样，会使人安静下来。
　　华盛顿交通专家奥迪尔·图纳里注意到：“在中国，目前骑自行车被人们当作不发达的反映，是受到鄙视的。”目前在道路上仅有180万辆汽车，相当于德国汽车数量的5％；恐怕用不了历年将会达到2000万辆。国际市场上的大型汽车生产厂商像发现黄金一样激动。在上海的大众汽车公司估计，仅它一家将提供所有新汽车的三分之一。而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梅塞德斯·奔驰公司、标致股份有限公司、雪铁龙公司、马自达公司、尼桑公司、韩国的大宇集团纷纷利用生产协议和开设分厂参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这种令人吃惊的新时代长征。
　　东京大学汽车工业专家藤本高广预言说：“整个亚洲市场以每年2000万辆新汽车的速度很快就会赶上欧洲北美汽车市场的规模。即使是拉丁美洲和原来东方集团国家也报告出令人吃惊的增长比例。在巴西，1990年小汽车产量增加了一倍，莫斯科大街上的交通流量也增加了一倍。东方居民所期盼的无非是与他的西方邻居一样。拥有自己小汽车的魅力在我们这里正缓慢衰退，而在这些新市场中却持续上升。小汽车绝对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首先是社会地位、财富、权力和臆想的个人自由的象征。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汽车废气已失去任何控制，到2020年大概有10亿辆汽车，是今天的2倍。那时恐怕要把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全球交通阻塞问题了。
　　现在欧洲联盟的公民要在堵车中损失他们的社会总生产产值的1．5％，这个数字在曼谷为2．1％。驾车经过交通瘫痪的曾号称“东方威尼斯”的泰国首都，延误时间之长，迫使驾车人在赶赴生意约会的路上，为谨慎起见，在汽车中安装便携式厕所。在日本，公司按照经验要派出三辆载重汽车走不同的路为它的客户送货，这样，尽管高速公路上堵车长达数小时之久，依然能够遵守原定货时间。
　　怎么样？梦想依旧是梦想，因为它很早以前就被证明是一条错误道路。无法遏止的汽车化与似乎无法避免的后果一起走向一个最后的、巨大的巅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节约能源使用、抑制小汽车交通，力求至少可以抑制气候变暖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乌有。80年代工业化国家关于运输价格和汽油价格的辩论并没有进行到底，公正的生态税也没有认真坚持。结果受到惩罚。现在的发展已把他们抛在后面。一直处于偏远地带，刚刚进入全球市场的新手从石油的低廉价格中大获其利。只要环境成本不起任何作用，中国商人们就会拉着大量玩具环绕半个地球航行，向欧洲联盟提供价格越来越低廉的玩具，甚至压倒了捷克低薪工厂的产品，至于欧洲联盟的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同生态问题的可怕无知一起不断向前推进。中国城市喷吐一种强大的有毒云层，它能够绵延1700公里，越过太平洋。上海居民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在一种深橙色的城市烟雾笼罩下醒来。在成都，几千家石灰窑和砖瓦厂排出来的未经过滤的白色的、黑色的浓烟可以飘到数十公里以外。比尼泊尔声名狼藉的加德满都峡谷还要糟糕，那里的空气使人鼻涕痰喘，犹如置身于大城市的火炉烟道之中。英国建筑学家约翰·西甘特在经历一次漫长的远东旅行之后总结他的印象说：“我看到太平洋空间大部分地区的未来，简直吓得要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居民正在改变他们的生活标准，并且把地球上很重要的一部分毁灭掉。”
　　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社会中，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自己也生活在很好的社会中。尽管由于全球变暖而带来越来越多的不适，迄今为止福利国家的多数居民还是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然而这种生态困境进一步推动了即将来临的20：80的社会。因为紧张而昂贵的自然财富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享受。只有支配它的人才能获取附加利润。
　　阿尔贝尔格山前豪华的莱西滑雪场大约可以暗自高兴了，因为气象学家最近预言说，奥地利冬季旅游活动将最终结束。在海拔1450米高山上一旦不再有深雪覆盖，当地的村庄很快就会富裕起来。这以后，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就像英国马球比赛一样变成少数人的奢侈运动。目前有些旅店老板，动用了大笔投资进行投机，债务已经堆积如山。1380名莱西居民正富于远见地对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进行丈量、核实成u界，封锁了每一个路口。他们的子孙们等着大发横财。到2060年，他们再也不会使用昂贵的滑雪设备把克里格峰和摩南崖下的滑雪人都染成白色。那时大家都成了百万富翁，他们靠自己的资本收益生活，或者说可以毫不费力地安排另外的生存方式。
　　这个例子听起来可能令人讨厌，但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结成广泛政治战线反对地球变暖的斗争之所以进展缓慢，就是因为有数百万人可以从气候变化中获取好处。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即认为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用的。各种不祥的厄运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结论只会怂恿抑制人们的斗争，不过是无所作为的一种遁词，让人们就这么舒舒服服地静等着世界的没落。
　　但是，这种消除一切冲突的一了百了式的毁灭并不会发生。人类还要、而且不得不长期生存下去。问题只是如何生存，有百分之见的人接近于幸福生活，又有多少人陷入极大贫困，即使在迄今为止的工业国家也是如此。正如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首领蒂罗·博德所强调的：“在亚洲将决定人类的生态命运。”但是对于破坏环境的变化首先应承担责任的，相反地倒是那些树起商品神殿，并把商品的形象像神灵一样紧紧抓住不放的人。
　　在这里必须放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伍用塔尔研究所所长埃伦斯特·乌尔利希·冯·魏茨泽克论证说，在作出一切必要的放弃的时候，绝对不是“在向贫困悲惨进军”，而是要获取一种全新形式的幸福成果。作为这个经受住考验的未来学实验室的一名领导人，他与北美的能源专家阿莫里·洛文斯和亨特·洛文斯一起提出了他们的详细方案：《四个因素：双倍福利一减半的自然消耗》。至少在德国，这本书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征订数量。
　　当欧洲核心地区已经全面小汽车化，所有家庭都弄到电视机的时候，首先是有思想的城市公民明显地摆脱了这些现代化的圣像。社会本身正在两极分化。自从寻找停车场的焦虑超过了开车的乐趣以来，一个平等主义的汽车社会的理想就开始破产。即使是大规模堵车现象也没有使所有的人都平等。以前谁拥有电视机和小汽车就拥有了一种等级地位，而今天无论是拥有一辆汽车还是对电视形成依赖，都不再属于新的奢侈享受。买得起汽车和电视机的人现在都喜欢在安静的、离停车场很近的市内居住，而不是在离停车场很远的郊外居住。谁正过着一种紧张生活，就会自觉放弃闪闪发光的电视屏幕上的虚假世界——就会对“靠喂奶过日子”不屑一顾。
　　这样一种小小的、少数优秀分子的逃避并不能取代面临的社会转折。从丹尼斯·梅多斯《以增长的极限》，（1972年）到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以《濒临失衡的地球》，（1992年）等思想先驱们很早以来就勾画了这场社会转折。1989年初夏，环境问题与气候灾难第一次被列入西方七个最富裕国家的首脑高级经济会谈的日程——这似乎是西方执掌权柄的人改变思想的信号。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思想库，华盛顿世界资源研究所在一份权威性的表态文件中声明说：“90年代将是关键性的十年。”华盛顿史密森国立博物馆的生物学家托玛斯·洛夫乔伊赞同说：“到下一个十年就太晚了，关键性斗争将在90年代决定胜负。”
　　几个月以后，柏林墙倒塌了。持乐观态度的人们相信，拯救这个星球的战斗将取代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开始，这个设想还颇有说服力地产生很大影响。无论如何，冷战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狂热进行的。这些能量现在突然被闲置下来。固然反共主义把锋芒指向一个明确的外部敌人，并且可以依靠数千年来人的求生本能的支持。“但是，今天的威胁是看不见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罗马俱乐部的贝特兰·施奈德曾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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