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业务监督人员看来，个别商人与个别银行的损失原则上都是无关紧要的。危险的是大银行和投资公司一旦丧失支付能力，因此使整个体系陷入威胁之中。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在一夜之内会牵连损害许多别的金融机构，引起一种世界范围的多米诺效应。“然后风险蔓延到交易所，从那里影响到汇率变动，并因此影响到实际经济。”1994年初，德国储蓄银行联合会主席霍尔斯特·科勒十分担心地说，这样一种“风险转换连锁反应”是“非常可能的”。商贸活动突然停顿，整个体系陷入萎缩，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场全球性危机，就像1929年10月世界所经历的那个黑色星期五那样。
　　科勒选择原子技术工程师的基本术语“必须想到的事故极限”作了正确比喻。所谓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与核电站风险完全类似。导致紧急事件的可能性概率是很小的，然而潜在的可能的为害范围却几乎是无限的。因此，大工业国银行产业部门的官方监控机构多年来已贯彻实行强制性法规。例如自1993年以来，从东京到法兰克福都有一条基本规定，任何银行都必须从自己的资本中安排出一笔数额至少相当于所有未收回贷款总额8％的款项，如果有一笔大型贷款被拖欠不还，那么必须随时准备用这笔资本填补亏空，金融衍生物的交易使这种防御措施变成十分荒谬的东西。因为商人们的许多并不知道的贸易项目在商贸结算中大多不会出现，这样一来，如何评估风险，完全听凭金融机构自己决定。
　　自从金融丑闻和事故不断出现以来，许多观察家大声疾呼，发出警告。美国官方有价证券管理机构证券与汇兑委员会领导人阿瑟·莱维特在巴林银行事件前夕就提醒人们：“现在已经到了紧急关头。”1992年以前曾担任汉堡州中央银行总裁，兼任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的威廉·诺林迫切要求必须尽快制定“使金融机构能够自我保护”的国际政策，对于金融系统的“超级连锁反应”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而美国银行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候选人费利克斯·罗哈廷也认识到，在新的金融手段和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商贸技术的结合中隐藏着致命的破坏力量，它能够引起一种摧毁性的连锁反应，与原子武器相比，金融市场今天成了破坏稳定的更大危险。联邦德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副主席约辛·萨尼奥也持相同意见。巴林银行比较起来还只是一件小事故，如果有一位国际炒家从中介入，问题就大了。类似戈德曼·萨克斯、梅里尔·林奇式花旗银行这样的房地产商人为数不多，但是能把绝大部分金融衍生物的交易集中到它们身上。这些金融枢纽若有一个运转失灵，“整个金融网络瞬间就会经受严峻重大考晚’。萨尼奥建议说，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范围联网的“登记注册中心’，在进行大笔金融衍生物交易的时候，就像现在国内大宗贷款一样，必须要向这个中心登记。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在什么地方市场正在积累巨大风险。萨尼奥说；“推动贸易的强大力量实在是过分强大。”就连从事快速跨国货币交易的火冒险家格奥尔格·索罗斯也提醒人们要小心。1995年1月他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研讨会上对来自公司经理阶层和世界政界的3000多名听众宣布说，财政金融系统毫无防御重大危机的准备，在危机关头会面临全面崩溃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提出这么多的警告，但是迄今为止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人们要求建立的登记注册中心，就像人们对严格法规的呼吁一样，已从辩论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有一个常设协调小组的大金融市场监控机构，同银行界院外活动集团就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抵御金融风险已经讨论了两年之久。1995年12月，这场争论产生了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基本路线，让各家银行评估自己的风险，要求它们维持相当于自身资本3倍的货币总量，只有这样才能经受风险考验。
　　这项建议在3年以后也许会变成法律规定，目前辩论已暂时安静下来，但是它肯定不是一种真正有效的安全措施。就连埃德加·迈斯特尔也间接承认，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在接受对银行业务的监督。1996年1月他在陶努斯山上一个戒备森严的会议大楼中向“欧洲风险控制圆桌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当时正是巴塞尔建议通过6周以后。报告对参加会议的研究金融行业风险的专家们流行使用的计算方法的许多缺点提出批评，许多模式包含“过于简单化的例外”，没有把“汇率的极端波动”考虑在内，使人无法从过去推断出将来的情形。最后，几乎没有考虑到“流动资金短缺”的情况，五金公司和巴林银行事件就是如此。换句话说，自我组织的风险管理恰恰是在最迫切需要的时候，也就是在发生预测不到的大规模市场运动的时候失灵。曾于1995年夏以前在德意志银行负责金融衍生物交易的托马斯·费舍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位普通交易员解释说：“糟糕的是，人们根本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要向外抛售，只有少数人想要——市场已无支付能力。”在这种形势下所有计算模式都已不再适用，3秒钟内，商人们的损失达到极限，陷入破产。
　　这种危机风险由于在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爆炸性薄弱环节而进一步加剧。对于这个薄弱环节，人们大都尴尬地进而不谈。电子化金融交易市场的高科技建构并非一切都十全十美。在谈判桌上或在交易所大厅内迅速成交的，还不是生意的完成。缔结有法律约束力的贸易协定，划拨交易款项，有价证券所有权实际过户转让登记注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一大群在所谓的“后面的办公室”中的助手们组织完成的。他们的系统与交易员系统不同，工作十分缓慢——对于一个在几小时之内能把整个世界推向破产的行业来说，实在是过分缓慢。
　　他们最重要的工具是“世界银行金融交流协会’。这个组织推动着最有效率的、世界范围内的私人通讯网络，已经有5000多家金融机构进入这个网络。通过几十个区域性连接站和设在阿姆斯特丹和华盛顿附近秘密地点的两台大型电子计算机，这个交流协会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发布5亿多条指令。在这里，首先是各家银行用符合军事要求的理想密码，为自己，为自己的顾客交换各种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件。在交流协会的消息被双方确认以后，就开始进行真正交易，办理在各自的帐户上记入借方和贷方的手续。这始终是通过各国的划汇网络进行的，在德国，是通过各州中央银行控制系统进行的。联邦德国从来没有放弃用马克结存款项，而只是在各个被批准的银行的户头上改变所有者。谁要想始终用德国马克进行交易，他就需要在德国一家银行或一个分支机构上开设户头。由于时区不同，所有交易都要持续2天，有时甚至持续3天才能完成，而且这还只是一种普通的外汇交易。在危机情况下，银行经理们都感到，等到掌握交易总额的真正数字都已经为时太晚。
　　在国际有价证券交易中，交易过程日益复杂化。这是欧洲划汇结算机构的生意。这个机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贾奎梅大街上，它是唯一从事这种业务的组织。门口没有挂公司招牌，在一个由花岗岩和玻璃建成的无名的门面背后，隐藏着一个世界金融体系最敏感的流通枢纽。在95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0个人能够进入高度戒备的计算机中心。它靠在屋顶上的自己的发电机和大型备用水池来运行，在紧急情况下，发电机和备用水池能够自动地向这个系统提供电流和冷水。而且在一个十分秘密的地方同时安装了另外一套设备。当主要计算机突然失灵的时候，这套备用设备可以立即承担全部运转工作。利用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一个私人电讯网络每天用电子计算机为43000项商业交易传达指令。白天接受各种消息，夜里进行数据处理。但是从没有一张股票、或一张债务证书送到布鲁塞尔。欧洲划汇结算机构创建一种凌驾于系统之上的系统，它在各国进行金融交易的组织机构之间从事中介调节工作。在联邦德国，这个系统之上的系统是总部设在杜塞尔多夫的德国银行联合会，大多数德国有价证券都在那里保管。仅仅一笔交易，参与者很快就会达到10个，来自不同的地点——除了真正的贸易伙伴以外，还有经纪人，各国有价证券储存中心及银行，人们必须在银行的户头上登记上一笔相应的付款。尽管有卓越的电子设备和世界范围的网络，这笔交易的手续总计需要3天才能办完。
　　在紧急时刻，这种拖延可以使整个金融世界走向灾难。因为在商人利用很久以后才能得到的预期收入继续进行交易的时候，在另外地方这笔价值达几亿美元的数据也许还没有被输入电脑计算系统。“在运作链条上的一个大漏洞可以使系统的大部分陷入停顿。”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国际投资首席战略专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任总裁杰拉尔德·科里报曾这样警告人们：“然后会出现的封锁，在这种封锁中市场的参与者可能会得出结论，最安全的是什么事也不要做，不再支付，把贸易伙伴交存的保证金据为己有，售出的股票不再有效。”以这种方式封锁的结存款项可能非常庞大。科里根说，交易总量和与此相关的风险迅速增长，“远远超过了银行的承受能力。
　　在人们提出上述警告的背景下，在没有政府参与的世界金融网络空间中的这种超级连锁反应远远超出世界金融活动家愚弄自己、蒙骗顾客的估计。监控人员和风险控制人员设置了大量安全机制。因此，多数商人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规定，几乎到处都只允许他们同那些以前接受过信贷声誉审查的伙伴进行交易。划汇结算中心，如欧洲划汇结算机构已随时准备好内部信贷缓冲机制和有价证券后备基金，以弥补可能出现的清偿能力短缺。但是无论是利用技术还是进行审查，世界金融机器的安全专家们都无法阻止类似其他大规模技术系统管理人员所害怕出现的那种事情，即人的失灵。在具体个别事件中，在谈判桌前，交易所大厅内，这种事故几乎毫无意义，一个人的金钱损失就是另一个人的利润。但是在争夺利润的全球比赛中，错误就具有了传染性。如果一家著名大银行或投资基金组织的行业著名商人遭遇重大风险，很快地到处都会出现随大流的局面。不是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被贪婪压倒理智，往常在许许多多安全规章中所规定的冷静思考战略，现在都失去效力。
　　在“我们新的全球化市场世界第一次大危机”以后，除了危机木会是别的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唐德苏和美国政府于1995年1月曾努力抵抗这场危机。当时墨西哥政府先是使比索贬值，此后不久就失去了支付能力。许多美国货币管理人员抱怨说，他们低估了墨西哥美元赤字的规模。长期以来，墨西哥对真正的金融数据严格保密。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把数十亿美元借给这个从前被看作大有前途的国家。这类说法至多不过证明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或者是直接欺骗别人。穆迪通讯社和其它受欢迎的通讯社掌握所有数据，1994年全年墨西哥国家债券投资就已经具有很高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大型投资基金机构的管理者就连本行业自己的看家犬也不肯相信。一位参股商人承认：“利润简直具有色情吸引力。”对于储蓄特别津贴这种以美元命名的、不曾经历过贬值威胁的国家公债，墨西哥财政部在危机爆发以前的很长时间内提供两位数的利率，从而使美国投资者把140亿美元送到这个国家。根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公众基金机构，即管理着几百万美国储蓄者的存款的忠诚投资集团当时成了墨西哥的最大债权人。但是当墨西哥城的政府暴露出毫无支付能力的时候，美国金融行业惊慌失措地作出反应。
　　往常人们喜欢谈论的对于国家的控制病和造成通货膨胀的财政赤字的愤怒现在突然之间烟消云散。在美国国会议员中，在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会晤时，所有市场代言人都反过来宣布，一种世界范围的多米诺效应会产生系统破坏的后果，并宣布给予数百亿美元的援助。康德苏和财政部长鲁宾最终在他们的夜间行动和雾中行动中从征税收入中拼凑出这笔钱。
　　比索危机不仅暴露了国家对于失控的投机活动的软弱，而且还显示出市场首领们对于自身弱点的无能为力。对于资本流动的指挥者来说，一旦他们要消除自己造成的各种事故，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国家的思想就总是会转向反面。市场应当被管制，但只能实行有限专政。处理金融危机始终应是国际上的国家共同体的职权。但是这个共同体又能应付多少类似墨西哥危机事件呢？早就传说还会出现另一次危机事件。日本政府为了整顿疲惫不堪的金融产业部门，自1995年初以来大量向全世界贷出几乎不要利息的日元，向头脑灵活的投资者分赠财源滚滚的惊人好运。全世界的投资基金机构和银行借来数十亿廉价日元，然后兑换成美元，赚取高达6％的利率差额。这样，来源于日本的3000亿美元都流入了购买美国债券的生袁中。在丰厚利润之后就是对于倒霉的恐惧。如何重新消除这种货币华尔兹？如果日本经济开始繁荣，货币发行银行再度提高利率的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直到1996年8月，这种日元赏赐还在进行，日元利率始终比较低。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分析家和银行家都在绞尽脑汁苦想，证券交易市场是否可能面临一场像1994年春天那样的新的地震？这次地震的中心是东京，而不是华盛顿。
　　而能够引起市场骚乱的还有巴西交易所的形势。1996年6月，美国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警告说，巴西面临着发生类似墨西哥事件的危险。巴西政府为本国货币规定了一种很不现实的美元汇率，用过高的利率把过多的外国投机资本引入巴西国内市场。多恩布什嘲笑说，巴西“正在驾车逆行，但期待着对面永远不会有车辆过来”。
　　发生各种可能变故的概率在年复一年地增长，变得十分野蛮的金融机器引发着世界范围的危机浪潮，仅仅凭借对市场秩序力量的迷信是无法控制局势的。向国家发出的呼吁很快地也会一无所获。因为高级金融国际正在挖掉危机形势下自己迫切需要依赖的基础，民族国家和它的国际机构的行动能力。
　　当然，金融行业并不是独往独来。在全球化标志下，还有另一个新的、自封为世界杠杆的集团。涉及所有领域的跨国康采恩的指挥者们也正在同样地剥夺国家行动能力。由于1989年的时代巨变，他们开始了一场胜利进军，这场进军比以往任何一个帝国，或者任何一种政治运动都更迅速、更激烈地改变了世界。但是这场胜利的味道是苦涩的，而且这种胜利凯旋的局面也不会长久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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