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工业中的变化以实例显示了全球一体化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速度。工厂人员的削减，80年代的生产的收缩，这一切还只不过是开端。汽车工业把迄今为止不断扩大的各道工序迁移到配件供应者所在地那里去，在这些地方可以就地安装完整的现成组件，如车轴系统、空调设备或仪表盘等。目前，在美国最新的汽车制造厂中，几乎只有三分之一的制造工序是在本厂完成，其余生产部分是由供货者承担，而后者在它们的用户出价的压力下也不断推进合理化。在最新的强大生产力的推动下，如今劳动越出一切界限发生相互交错和不断简化的过程，一国是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
　　德国的汽车只在豪华级范围内还有地位。大众汽车制造公司的新型车“POI。”，虽然是在沃尔夫斯堡组装的，但是几乎有一半部件来自国外。供货者的名单从捷克开始，经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直到墨西哥和美国。丰田公司在海外生产的部分，已大于在日本本土的生产，反过来，如果美国汽车工业被迫放弃日本厂家的供货，它就会垮台。但是，“德国制造”的厂标改为“梅塞德斯制造”或“福特制造”的厂标，这也造成了混乱。在激烈的竞争中，汽车设计师们早已发现，如果超出公司范围来联合生产一些部件，那会节省许多钱。今天，在德国各牌号的汽车上，装配的已不是上百种不同的汽车发电机，而只是十来种微型发电机。生产交错化和简化甚至不仅仅限于动力部分或甚至整部汽车。“沃尔沃”牌汽车使用的“奥迪”型柴油发动机是匈牙利制造的。梅塞德斯公司购买六缸发动机用于大众汽车公司的新型微型车“Viano”上，甚至显赫的罗尔斯一罗伊斯公司也把宝马的发动机装配在它自己的传统的贵宾车上。
　　同时，各大公司不可阻挡地实行联合、联合经营和合并，使效益发挥到顶点。大众汽车公司除奥迪公司外，还吃掉了西班牙的赛特公司和东欧的市场名牌厂家斯科达公司。宝马公司收购了英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罗韦尔公司，福特公司则接管了日本第四大汽车制造厂商马自达公司的经营权。福特公司联合大众公司在里斯本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大型轿车制造厂，只不过是以两个不同的牌号名称经营的。福特公司把所生产的汽车称之为“Galaxy”，大众汽车公司则以“Sharan”的牌号出售这种汽车。菲亚特公司和标致公司也有类似的做法。克莱斯勒公司也让三菱公司在泰国为自己生产小轿车，运到美国装上美国牌子，而在荷兰，三菱公司同沃尔沃公司联合进行生产。
　　可见，汽车工业已织成一个综合性的覆盖全球的网络，其产品因颇具灵活性和机动性而受到赞誉。现在生产者本身只是一个成本要素，无权的棋子，可以随时被挤到一边去。单是在德国汽车制造部门中，从1991年到1995年，就失去了30万个工作岗位，而同一时期汽车的年生产量几乎保持不变。这一趋势目前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福特公司的欧洲分公司经理阿伯特·卡斯佩斯表示，‘到2000年为止，我们计划每年将效益提高六至七个百分点”。“现在，我们要用25小时才能生产一辆警卫车。到2000年，这个时间将降到17个半小时。”大众汽车公司的口号则是：“汽车更多，用工更少”。在四年内，生产率应提高30个百分点，该公司财务经理布鲁诺·阿德耳特曾如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汽车公司将逐年裁减七千到八千名工人。该公司董事会却向它的股票持有者保证，在同一时期内，销售利润将增长四倍。
　　由于生产的跨国交错化，失业更带有威胁性。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各国社会经济政策的从前的对抗战略目前已经松动。在90年代之前，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创造了终身雇用制。适应过程中的牺牲救平均加以分摊。集体的社会保证不仅在社会价值层次上，而且在企业的实践活动中，都被看得重于谋取更多的利润。在法国，专家治国论者推行一种民族的工业政策，而且往往获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一政策确立了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却没有使一般的生活标准降低。德国曾以其高度发展的教育体系和特有的劳资合作关系而光辉照人。技术、人力和社会氛围的高超水平，补偿了要求并不那么高的一些部门的损失。
　　现在，这一切似乎不再有多大价值。突然，日本的一些公司经理们也醉心于简化管理和货品外购，他们就好像是他们美国同行的异姓兄弟一样。在难以解雇人员的地方，他们就把他们的员工降低为收入较差的档次，降低工资或者调遣员工到小的分支机构中工作，或委派以代理岗位，以迫使自行辞职。甚至公然解雇的做法，用日本武士的隐喻语言来说也就是“砍头”行为，也不再被社会宣布为禁忌。首先遭此命运的还只是临时工，未婚妇女和年轻的辅助工。间或也轮到资深的中层管理人员，有时整个工厂和管理中心都停止活动。一家电子公司的经理牛尾次郎指出，“从前，我们有苦同当，并且信赖政府。”“往后，支配一切的将是市场规则了。”这种结果政府还试图加以掩饰。据公开报道，失业者占就业人数的4．5％，不会再多，但这只是统计上的骗人数字。谁寻找工作超过六个月，就不再列入名册。只须按美国的方法进行统计（这种方法也并非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失业率将达8．9％，这是大藏省1994年的一份内部研究材料所得出的结果。据一位批评者估算，现在在日本已达就业年龄的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寻找工作。从前充当社会团结保护者的政府，如今自己就向前推进上述这种过程。非调控化和贸易自由化，已使得整个整个的部门变得软弱无力。从前的贸易盈余已缩小为一个很小的部分。对此，富士公司的经理石很正忠作了看来十分浅显的说明：日本的体制“脱离国际的平均状况是太远了”，所以现在应当有所改变。
　　这个论据也为我们星球的另一端的人们所接受。法国各大公司五年来也不断裁减人员。令人焦忧的不仅仅是高达12个多百分点的异常的失业率。此外，就业者中有大约45％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不稳定的工作状况，严如一名临时工，在解雇方面没有任何保障。
　　1994年，有70％的招雇是临时性的。同时，工会会员减少，影响降低，特别是前景不妙。跨国市场毁坏了工会的力量基础。欧洲联盟各国几乎家家如此，只有英国是例外，因为在那里，还在撒切尔时代，政府和企业家们就共同把工资和劳动条件压低到今日葡萄牙的水平。
　　在富裕的德国，体制转变带来了极明显的后果。德国收益最好的工业部门即化学工业部门的一些董事会就展示了这一点，并且给人以深刻印象。就1995年这个营业年来说，三家最大公司即赫斯特公司、拜尔公司和巴斯弗公司宣布获得三家公司历史上最高盈利。同时，它们预告要在国内进一步裁减人员，虽然上一年它们已削减了15万个工作岗位。拜尔公司总经理曼弗雷德·施奈德透露说：“我们知道，人们会感到这是矛盾的。”但是，公司的高额利润不应当让人看不到这样的真相：“拜尔公司在德国是处于压力之下的”。
　　施奈德用这短短两句话就清楚说明了公司的前景。因为，拜尔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一样，由于传统的原因并且由于公司中心所在地的关系，仍是一家德国企业。而后来者1．G．法本染料工业公司平均有80％的销售额是实现在国外，并且只有三分之一的员工在德国本土工作。法兰克福的那家大化学公司的高层经理尤尔根·德尔曼问道：“在赫斯特公司中，还有什么是德国的？”“我们最大的零售市场是美国，我们的科威特的股票持有者所占份额比我公司全德股票持有者加在一起所占份额还要多，我们要研究的是国际性课题。”不能正常运转的，只是德国的证券公司，因为人们再也挣不到钱了。这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比较而言也许适用于该公司的美国分部或亚洲分部。同时德尔曼又保证说，他的公司在德国自然负有一种“社会使命，因为我们也把自己当作德国的国家公民”。只不过从前人们总是“有些夸大爱国主义的意义”。一个全球性公司的高层经理如今恰好没有可能再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不仅仅是德尔曼个人的问题。德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财产得承担义务”，并“为公共福利服务”，然而，这一条款看来是他的大多数同行都再也无法执行的。从前，只是在美国经理们才以利润为中心来划分他们的各个机构，这些机构或者获得最大盈利，或者被清理了事。如今，赫斯特公司也逐渐淘汰老的化学工厂，拜尔公司的爱克发集团则陷入改组陷阱，后者虽然获得利润，但只占销售额的3％。于是，德国股份公司的陈！日的构想被打破，并且一种新的、但又完全是老面孔的企业文化开始行时：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在德国许多大公司中成了把握时刻的咒语，归根到底这无非意味着要像历史上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去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以造福股票持有者。1996年5月，药业巨子希巴一盖奇公司和桑多兹公司决定实行合并，它们当时抱定的是同样的目的，这一行动因威胁要大批裁减人员而激怒许多瑞士人。甚至维也纳大主教克里斯托夫·舍特尔恩，这位长期在弗里堡大学任教的人土，也卷进了争论。他说：“世界上两家最大的化学公司，虽然它们经营得是最好的，却要实行合并，并且为此要‘解放’15000个工作岗位。这决不是全能的上帝‘自由市场’所强加于人的事情，而只不过是少数人追逐红利的贪欲所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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