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赫尔穆特·科尔的伟大还能掩盖几乎所有其他迄今的工业国家中再也无法忽视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选民疏远自己传统的代表。就像被看不见的手牵着一样，他们抽回了对中间党派的支持，转而在右翼民众主义者那里寻找安慰。旧的政治机构在衰落，这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公民参加选举向来不大积极，即使在1960年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举行引起巨大轰动的总统竞选辩论时，也不过只吸引了60．7％的选民。而在1992年的选举中，投票支持胜利者比尔·克林顿的选民仅占全体有选举权的公民的24．2％，右翼民众主义者罗斯·佩罗第一次出马竞选就得到了10．6％的选票，由此赢得了全部有效选举人票的19％。
　　1996年夏，佩罗像4年前一样在民意调查中远远地落在后面，但是这一次他已经能够依靠他所创建的改革党的受到严格管理的机构，该党甚至通过因特网督促它的党员投票。此外，绿党人士在对克林顿的敌视少数和反生态的民众主义感到失望后，也第一次正式提名消费者律师拉尔夫·纳德作为自己的竞选人，他打算推动“建立一支未来的进攻性的政治力量”。
　　随着这些候选人在选举中取得成绩，美国两大政党的主张取消种族歧视的力量进一步减弱——为明显非理性的决策者和决策让出了许多地盘。共产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在排斥移民方面一个比一个更激烈，这种事仅在几年前在这个世界头号移民国家中还是无法想像的。而在1996年8月，受欢迎的前足球运动员杰克·肯普被提名为鲍勃·多尔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作为这一提名的代价，他不得不像一个悔过的叛教者那样修正自己从前在不歧视非法外国人方面所持的比较宽容的立场。
　　敏感的政治观察家们在评论这个世界上迄今最稳固的议会民主制目前发生的变化时，以报警式的口吻发出警告：“我们正处于一种准法西斯主义的状态”，已不再表现出社会政治判断力的华盛顿知名记者和作家威廉·格雷德说。早在1987年他就已经在《圣殿的秘密》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怎样“统治这个国家”，1992年他又发表了后来被《纽约时报》评为畅销书的《谁将告诉人民》，论述本国成问题的政治制度，该书的副标题是“对美国民主制的背叛”。
　　同形形色色的新纳粹组织和放置炸弹的自命的“民兵”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极右翼共和党人，此外还有各种所谓的“疯子”，他们在例如怀俄明宣布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来对抗华盛顿的中央权力，这些人常常不过是些富裕社会中被遗弃的失败者，再加上包括被专家们归类为“新型政治极端主义”的科学论派在内的一些教派——在这种情况下灾难即将来临。
　　“法西斯主义源于某些经济的和财政政策的倾向。任何一个权威的美国政客，只要他能表现出一点儿可信性并向人民许诺为他们搞到面包，即使他讲话带有种族主义腔调，他也会很快赢得大量支持者”，格雷德预言道。
　　当民族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言人帕特·布坎南在1996年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预选中起初迅速地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这一预言差一点儿就变成了现实。目前在纽约大学任教的来自吉森的政治学家克劳斯·莱格维认为，“说在布坎南的纲领中可以找到许多与从前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相类似的东西，这不是夸大其词。”布坎南的竞选之所以受挫，主要是由于他对大企业的同样也表现出反犹和排外情绪的一些做法的民众主义的攻击，对于共和党核心集团和因拥有170万盟员而成为共和党的一支核。动力量的组织严密的基督教联盟来说，他的攻击毕竟走得太远了。
　　但是，“‘布坎南运动’使人想起当前欧洲的民族民众主义者，如约尔克·海德尔、翁贝托·博西和让一玛丽·勒庞，他们同样是以政治阶级的局外人和对手的身份出现，同样都反对移民并为激进的非国有化和道德净化而斗争”，莱格维类比道。“布坎南对华盛顿的看法与他们对维也纳、罗马、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看法是一样的，而且他也同样提出了抗税的思想。”这些新右派的力量还不是在于到处都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更确切地说是在他们的思想的蛊惑力。当1996年的美国竞选斗争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市坎南作为个人已不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但是他提出的论点却起了突出的作用。
　　权威主义作为对做过头的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像荒野上的燎原烈火一样燃遍世界。譬如新西兰，它很早以前就已经向主张解除调控的人敞开了大门，现在又不得不同一个非理性的、种族主义的防卫运动作斗争，该运动自称“新西兰第一”，其首领温斯顿·彼得斯恐怕不久就会成为政府首脑。邻国澳大利亚通常很少引起全世界的注意，1996年8月中旬它却在各国报刊上引起了轰动，因为新的保守党政府计划出台严厉的新劳动法并削减公共开支，致使土著居民、工人和大学生抢占了议会。甚至在从前如此对外开放的瑞典，排外分子也在胜利进军，如同在瑞士、意大利、法国或比利时一样。
　　这些例子证明，原教旨主义确实不是一个只有伊斯兰教才有的问题。《国际先驱论坛报》以俄国主张倒退的共产党人根纳季·久加诺夫为靶子评论道：“我们都有自己的久加诺夫。”声势搞得最大的又是奥地利人：自1986年以来，极右翼民众主义者约尔格·海德尔就在政治舞台上驰骋，不仅他本人自吹自擂，而且舆论也认为，这将使他在千年之交到来以前入主维也纳的总理府。只是他在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唤起人们对千年王国的回忆的不当言词，此前给他造成了损害，但这向来只是短时间的。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志同道合者们不同，这位40多岁仍然朝气蓬勃的职业民众主义者得益于本国特别文雅的世外桃园般的环境。1995年1月，奥地利在无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加入了欧洲联盟，而海德尔则坚决反对加入。由于加入欧盟，这个阿尔卑斯山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主观上难以承受的适应性休克。与此同时，人们还要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后果，这些后果给整个欧盟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对于在有疑惑时总是倾向于排斥和逃避的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这是一个双重的挑战，对此挑战他根本无法适应。‘我们被这个天生善于思考的民族所选中”，海德尔说——而此话却没有讲明，这位被选中的人只会使他的选民更深地陷入困境。因为这位蛊惑者也是一位市场至上论者，他自吹从哈佛大学的新自由主义者杰弗里·萨克斯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如怎样使经济对全球性的挑战作好准备”。然而在1996年秋季大选中，他却让人沿着维也纳的大街小巷张贴海报：“维也纳不应成为芝加哥”。——为了“让维也纳永远是我们的家园”，适用的口号是：“选举日是算帐目”。社会民主党全国书记卡尔·施勒格尔承认：“我们处于危险的局势中，”前红党中央书记彼得·马利齐预言：“将要发生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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