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公开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败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道路。本文的出发点是，历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样地发生，其机遇和失败相互交错，不可分割，带着一种特定历史情境的客观制约和种种机遇，对此，我希望能在以下的概述里提出一个推测性的描绘模式。
　　然而，要谈用年代的“情境”，必然要从历史时期的角度去思考，且要运用眼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已经不再时兴的历史分或模式。60年代的老战士们目睹了大量事物年复一年的戏剧性的变化，思考程问题来要比其前辈更具历史意识，这一存在事实，我们且不去管它；以代分类对我们的意义现在已经变得像对19世纪晚期的那些俄国人一样了（他们依照十年一段来划分人物类型）。某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们现在发现以一种历史叙述来维护他们当下的立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于是阿尔图塞主义的局限便开始呈现了出来”，等等）。好了，这里不是从理论上为历史写作中的分期进行辩护的场合。但是，有那么一些人认为作文化分期便意味着在一个特定时期里存在着某种广泛的近似和同质性或同一，对于他们。我们可以很快答曰，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先搞清历史上所谓主导或统识为何物的前提下，特异——雷蒙·威廉斯称之为“残存”或“崛起”——的全部价值才能得以评估。在此，所谓的“时期”无论如何不可解作某种无处不在且统一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个相同的客观情境，因此也才有了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反应和创新，但这一切总是在那情境的结构范围之内发生的。
　　然而，林林总总彼此颇有不同的对立理论也会影响到这样一种历史叙述的选择上。如果历史分期批判对历时性之种种潜能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些潜能使牵涉到共时性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要在挑选出来加以关注的历史变化的不同层面间建立联系的问题。实际上，本篇叙述所称要就60年代说些有意义的话，就是要对其中的仅仅四个层面做一简要的勾勒：哲学史，革命政治理论与实践，文化生产以及经济循环（基本限于美国、法国和第三世界的背景之内）。这种选择似乎不仅是要不加区别地赋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同的历史分量，而且也是要唤起那至少自斯宾格勒以来已被认为是滥用的建立同构关系出的实践幽灵——这种类比平行论（ana－logical Parallelism）在某种程度上把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创作“等同”于切·格瓦拉的政治实践。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像诗歌写作这样特殊且高级的现象就不能像“现实生活”那样同等生动地显现历史的潮流和趋势——也许，由于诗歌创作是在孤立和半自律的状态下进行，近似一种实验室的情状，它或者更具揭示力。不管怎么说，那些对于一个旧式有机历史的叙述是通过在远为不同的社会生活层面间建立起相似和同构关系来求得“表现性的”统一，这与本叙述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认为这种种层面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我在此要加以申述的是，在那些形式的断裂（break）和其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同构关系。于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断言60年代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而是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层次在其间按各自内在的规律而发展）的节奏和推动力提出一个假设。
　　在此，那些看上去像是这种历史的或叙述程序里的弱点，结果却展示了意外的力量，尤其是它让人能够对组成叙述的单个线条作某种“核实”。我们有时感到——尤其在文化和文化史以及文化批判的领域——对历史可作无限多样的叙述阐释，推一的限制是来自实践者（其所谓的原创性取决于其推出的新史学理论的新颖度）的慧眼机巧。于是，更加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发现针对一种活动领域（如认识、美学或革命）提出的假定规则竟然在一个远为不同、似乎毫不相干的领域又再现了出来，从而戏剧性地、令人吃惊地得以“证实”。本文中将要论及的经济层面就是这种情形。
　　无论如何，下文将会表明，这里要给出的完全不是传统叙述意义上的60年代史。然而历史再现正像其远亲线性小说一样，确实处在危机之中，原因也极其相像。“解决”这一危机最聪明的方法不是把历史写作同时当作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和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予以全盘抛弃，而是——如在现代主义的美学中那样——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重新组织其传统的手法。阿尔图塞的提议似乎是这种局面下最为明智的办法；鉴于老式的叙述或“现实主义的”历史写作成了问题，史学家就应该重新表述其天职，即不再是“像真情实境那样”生动地再现历史，而是要去创造出历史的概念，至少这将是本文的冒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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