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一股称作毛主义自发者（Maospontex）的非清算主义分子建立了一个叫“无产阶级左派”的组织，同时，一份名为《人民事业》（CDP）的报纸开始出版。“无产阶级左派”成为最有攻击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行动队，而《人民事业》报便成为它的大众的信息队。
　　前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左派”，在开始时并没有吸收很多人。但它得到了一次在数量和力量上壮大的机会，1969年2月和3月间，南泰尔“3·22运动”的一些激进分子加入到它的行列。“3·22运动”在1968年巴黎大学南泰尔校区的起义中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虽然它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倾向毛主义和法兰克福派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同情者的人们的联盟，但其主要声音和公众形象主要是由丹尼尔·科思一本迪特，著名的“红色丹尼”）和他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一起建立的。有一些骑墙派，他们在清算主义和自发的毛主义的争论中，决定加入无产阶级左派。
　　60年代的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无产阶级左派和《人民事业》引起了法国权力机构的极大不满，于是被宣布为非法，报纸编辑被起诉并被投入了监狱。这一次，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与有伤风化并无关系，完全是政治方面的指控。
　　在成立的最初两年里，无产阶级左派试图调和“反权力主义的青年暴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分歧。它派其成员深入到费林斯的雷诺汽车制造厂，因为这个厂在1968年曾发生革命。政府和这个国有工厂的管理层以及法国总工会设在当地的机构都对这个工厂的政治工作很敏感。冲突转化为暴力斗争，这个在1968年起义中被警方镇压过的工厂又一次出现警察的行动。
　　中学的组织和发展也被放在优先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地下气象”组织的方式一样。无产阶级左派采取了一种不定型的二战形象，鼓励高中学生加入无产阶级左派非武装的暴力斗争中去。”不仅到贫林斯和其他工厂，也深入到移民区和工人阶级的郊区。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生活在最初两年里代表了运动组织结构的顶点。这一阶段，在国家、地区，以及局部层面上都没有一个委员会的机构。委员会召集和协调阶段性的“工人大会”以做出各项决议。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们相信，他们正在致力于消除群众与领导人之间在决议制定方面的差别，工人大会被认为达到了最大的政治平等。虽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目标，但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比别人更有影响的人物，这些“领导人”的性别比例很不协调，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无产阶级左派中的人并没有与“革命万岁”中的人显示出同样的敏感性。
　　政府越来越厌烦毛主义分子在工厂里制造出来的麻烦。但是解雇和逮捕激进工人并不管用，因为总是还有激进工人取而代之。即使运动早期组织得比后来更严密一些，但仍然有些过于杂乱，政府要直接攻击并非易事。
　　因此，1970年3月，政府决定打击无产阶级左派组织的最显眼也最够得上手的机构——报纸。《人民事业》的两名编辑勒布里（Le Bris）和勒当泰科（Le Dantec）被逮捕并被告上法庭。警方还开始控制这份报纸，攻击和逮捕卖这家报纸的报贩。单只是卖报就会被判一年监禁和永久失去公民权。
　　在勒布里和勒当泰科被逮捕后，一位名叫阿兰·吉斯玛的前大学教师——教授联合会的领导人，也是1968年起义中三个最著名人物之一（另外两个是科恩·本迪特和学生会领袖雅克·桑法日）——成为《人民事业》报的编辑。由于参加1968年的起义活动被从教学岗位上解雇了，他先靠拢到“3·22”组织的周围，后于1969年上半年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1968年起义爆发后，戴高乐主义者通过了“反破坏分子法”（Lot Ant一Gasseur），按照这一法律，吉斯玛遭到逮捕。根据这一法律的条款，任何参加示威游行的人，任何参与组织示威游行的人，都要对其行为负责。那是在审讯勒当泰科的前两天，一些团体组织集会。吉斯玛发表了演说。审判那天肯定也会有一次示威活动。警察禁止了这次示威活动——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但不管怎样，示威活动还是举行了；警察强行驱散了群众；有近490人被捕；吉斯玛以煽动罪被指控，虽然他当时并不在场。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人被杀或被指控谋杀，政府逮捕吉斯玛的过程与芝加哥过去抓捕和惩罚无政府主义者的手法是相同的，当时，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在秣市大屠杀（the Haymarket Massacre）现场。
　　不过，与那些人中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吉斯玛并不是被吊死的。自由民主显示了它较为人性的一面。他被判并执行18个月的监禁，其中有5个月要单独关押。勒布里已经被判了8个月监禁，勒当泰科被判了一年。这两个人被判服刑仅仅因为他们编辑《人民事业人除了对《人民事业》的编辑处以监禁外，政府还在吉斯玛的审判期间通过行政命令禁止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无产阶级左派并没有消失，它改名为“前无产阶级左派”。《人民事业》报也没有停止出版。相反，在吉斯玛被捕后，萨特再次担当了一份出版物的名誉指导，这一次是《人民事业人出版人马斯佩洛（Francois Fran－cois Maspero）也走上街头加入到卖报的行列。这是公开地向政府挑战，逮捕和审讯这些世界知名的人士显然不能用逮捕和审讯不怎么知名的年轻激进分子的办法。马斯佩洛被逮捕，但只是以无证营业的轻罪勒令停止；至于萨特，政府就根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无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相信，有一种内在辩证正在发生作用，因而运动在某些时刻“自然地”到达了某些阶段，而这是一种他们和政府都完全控制不了的辩证逻辑。所以，虽然坚信高度自愿主义的“行动政治”观念，运动仍然有一种强大的非自愿主义的成分。例如：政府对无产阶级左派的禁令会使下一个“自然的”地下阶段到来。即使政府没有禁止无产阶级左派，在环境和运动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动力中，还会有其他因素促使这一阶段的到来。
　　1970－1971年的主题变成了“扩大抵制”，重点放在地方、边远组织的行动上。这些组织有的已经存在；有些就必须从零开始。工厂的基层委员会还是原来的范畴。但1971年春天，新激进分子的罢工力量正在工厂里建立起来，以便切实可行地对付压制基层委员会工作的企图，惩罚那些虐待工人的老板和管理人员。委员会还在中学里组织起来。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的组织也建立起来，最后，一个支持无产阶级左派的广泛的组织网络建立了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红色救援者”（SecourRouge），由马斯佩洛领导，参与和积极的支持着中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萨特。还有“人民事业之友”，这一组织的人卖报以扩大《人民事业》的支持者队伍。“真理与公平委员会”有一些不同。它并不像前二者那样从事非法的行动。他们调查、确定并公有资产阶级法律不公平的实例，它们如何被扭曲使用来损害被剥削者、维护富人和有权阶级的利益。他们用来评价统治政权的方法是统治阶级不会也不可能用来评判自己的方法。
　　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现在遵从肯尼思·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对“运动”的界定，而不是遵从一种形式组织。“根据内在的转变及其针对外在环境的行动，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都是法国左派方面最有活力的人们。他们的行动几乎总是戏剧性的。他们有时甚至就是故事影片中的素材，尤其是在毛主义或同传毛主义的导演们手里，例如让一百克·戈达尔，他执导的《中国人》并与他的合作者让一皮埃尔·格林合导的更广为人知的《一切都好》。“此外，由于萨特、马斯佩洛和其他文艺界名人的支持，由于，吉斯玛的号召力和1968年特殊的氛围，人们便不难理解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的戏剧及其勉力。现在让我们从四个不同方面更近距离地审视被禁前后无产阶级毛主义分子的具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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