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分裂产生了两个关键的组织：Chukaku－ha（中央核心党）和Kakumaru －ha（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他们互相攻击。核心党是根据下面的思想而攻击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他们认为：一切社会革命必须在执掌政权之前解决其激进派别的问题，否则就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他们从德国纳粹历史学来的一个教训）。1978年，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杀害了核心党的领袖（名字叫本田），而核心党已经杀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党34名高层领导人；在这些历时十一年多的斗争中，双方共有大约77人被杀害。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有大约4000多名成员，核心党有大约5500人，这些派别都没参与山林佐贺运动。但是，因为这场战争，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不被允许在现场参加山林佐贺（Sanrizuka）反机场运动。今天，据说在现场参加斗争的有17个党派。本来1967年有22个党派。最初支持农民斗争和反机场运动斗争的日本共产党，1967年被农民从现场驱逐出去。全日学生联合会被一个简朴的基督教激进分子邀请参加，此人是一个年老的反机场联盟的领导，一个很有趣的家伙，一个有些名气的雕塑家，还拥有一个农具商店，他的名字叫井皈友村（Issaku Tomura）。下面是我前面提到的他与原激进新教徒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的父亲和祖父曾是早期的新教徒，他继承了反战的传统，是一个有很强个性的人。在被警察击败之后，他邀请学生会加入。这意味着外部支持，最重要的是核心党，但也有其他派别。每一派别必须同意遵守农民制定的纪律，组成一个联盟，反机场联盟称之为反机场大联盟。他们筑起堡垒、团结的小屋，后来是真正的除御工事，以在机场附近建立一个无人区。那地带变得充满敌意，使国家即机场孤立于其他社会。那时阶级斗争是在社会与这个在斗争中封闭起来的“国家”进行的，处于一个“活动”的空间，也是一个“符号的”空间。大约有36个这样的小屋和防御工事。有些派别保留了一些，住了人，外部来的派别付的钱。核心党是最重要的，与来自于Bundu的第四国际一道成为两个重要的力量，虽相互怀有敌意，却也能相互合作。机场的各派组织都在某种范围内互相合作。毛主义分子已经分散。
　　当1966年在这一地区建设机场的决定很突然地做上的时候，这一花带便转变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也成为各种各样问题汇聚的地方。内阁本来决定在别的地方建机场，但是那个地方的农民进行反对并取得了成功。一周后，政府出于各种考虑决定把机场改在山林佐贺。山林位贸是帝国马场所在地，天皇曾在此地建有一个小别墅（现在还有，正走向破败）。马场的大部分现在被征为机场跑道，马场早在德川时期就是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的许多人最初都是马场的佃户。山林佐贺的交叉路四是游人们愿意停留的地方，从那里路向小屋和村在延伸出去。有一家历史悠久的宾馆可供他们遗留居住，还有美丽的木兰花和15000棵樱桃树。
　　政府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可以取得进入这块土地的便利，像是公有的土地；但当地人被激怒了。这些农民都是以前的士兵，有些还参加过“满洲运动”。大多数人都为他们在战争中做过的事感到震惊，为天皇以这种方式欺骗他们面恼火，发誓再也不会如此不加思考地接受权威。这些早期的经历促使他们倾向抵制。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一世界的事务如此重要：通过拒绝过去，他们也拒绝了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在战后与国家的主要联系在于合作运动，这一运动稳定了米价，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支持，通过自民党政府为扩大粮食生产的政策，也给他们带来了好处。因此你面对的是这些以前当过兵的人，他们生了气，因为政府曾经愚弄他们，而现在又来了第二次。所有的人都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即1921一1926年的那一代人，是激进派祖父辈的那一代人，这一代人很重要，因为年轻的激进派已被“收养”，有时甚至挤出农民的孩子（引起了相当大的内在张力）。这种“包容”也为激进派丢掉教条的年龄等级制度提供了一种方式——如果你不上学，不以这一标准行事，不进工厂工作，不在那儿打发其他时间，你简直就不是日本人，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你的位置。这是一个如此高度控制的社会，有着如此不可相信的自我控制，如果制度崩溃了，或你脱离了这种制度，那么人们就会暴躁、发火。根据一个人寻求“真诚”生活方式的信仰，这一左派的传统可以把一个人引向极端的孤立。它给个人以极大的压力。因此通过被这些农民吸纳，激进派以某种方式回到了日本社会，以一种恐怖主义分子永远也不会接受的方式。
　　更改机场地址的决定于1966年出台的时候，农民们首先开始攻击政府，以捍卫他们的土地，拒绝勘察员来到这块土地。妇女是当中最为激烈的，她们把自己绑在树上和推土机上，年老的妇女就收集粪便向警察漫撒，这些都是她们从保卫富士运动的那些母亲身上学来的办法。一旦这些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全日学生联合会派出学生并出现真正的暴力，运动便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冲击波。对于激进分子来说，农民就是农民，就是像越南农民一样的人。这儿是日本的越战，农民在混凝土的地窖里储存了大量的马铃薯，激进分子在地下筑起了地堡，表达着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他们也在地堡之上筑起了碉堡，结构像马铃薯窖，在推土机试图要推倒碉堡的时候，可以退到地堡当中去。这是越南人地道战的方法。这正符合反机场联盟的要求。要建新机场的原因是东京机场已停满了美国飞机，堆满了军需品。新机场之所以选在山林佐贺是因为这是惟一不会影响到现有航空线路的地方，蓝天一14和美国人控制下的整个空中航线已经纵横交错。选定这一地点没有适当考虑已在当地生活的人们。基本斗争结合了越南的斗争、阶级斗争、原始积累、双重产业储备军的建立、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东南亚的农民。机场象征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在石井被他田取代的时候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池田政府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支持农业转向支持工业。当石油运来的时候，机场所在的那个省发生的事基本上反映了日本正在发生的事情。过去美丽的农场，现在被可恶地污染了。自从海中消失了。机场地址的选择现在损害到农业的最后一些不大的地区。因此，机场就成为反映下一阶段政府政策的象征，政府精心制定的目标把1954－1960年间作为原始积累的基础阶段，呼吁要把收入提高一倍。让农场主积累资本，然后把所有没有能力的农民赶走——包括所有这些小农场主。有一些家族已在这里种植收获，从事农业生产一千多年了。那些当过兵的人，战后来到这里，把荒地开垦成今日报好的农田。所以，这种政策被农民和激进分子看成是资本主义正在摧毁日本。所有的问题都一起出现了。水侯市的人们与广岛和平游行者联合起来。每一个人都聚拢到了现场。据估计，防御工事里的激进分子——指挥这些工事的干部与各大学、各个工会和公民委员会都有联系——据警方的统计（警方是很准确的）可能达到几万人到100万人：这还只是真正走出来与使用推土机和吊车摧毁工事的警察展开直接斗争的人。警察戴着头盔，用护网罩住脖子，几乎是中世纪的打扮。手上戴着沉重的防护手套，拿着硕大的盾牌，他们用盾牌打那些把自己绑在栅栏上和树上的老妇人的脸。小松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机场的第一阶段工程就从这里开始。村子里还有最后一棵孤独的树，成了村里的圣像。有几个人把自己绑在上面，绑在这片原始森林里剩下的最后一棵松树上。警察先是用水枪向他们喷射，接着吊车操下头来，有人带着锯对着树从空中锯了下来。当然，同时针锋相对的战斗就开始了。这一次战斗中数以千计的人受了伤，有五个人死亡。现在，人们冲出来，占领了碉堡，好让警察不能摧毁这些建筑物，不能够铲平这块土地。
　　记者：今天警方还想摧毁这些碉堡吗？
　　大卫：是的，让我来解释一下今天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暴力冲突爆发于1967年。政府宣布要这块土地，并开始了勘测工作。为了勘测，他们得先把清理工作做好，因为当地很多地方都是森林。农民马上来制止他们这样做。他们先向政府请愿，没有得到答复。政府决定让警察进驻此地，向农民显示一下力量。这时妇女们行动起来了。要知道日本妇女还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农民的妻子是这些小农场里的苦力，要做农场里所有的重活。她们是第一批使用激进手段的人。然后，逐渐地，反机场联盟组织起来了，以村为基础，每村一名代表，全村的人都很嫉妒那个被选中得到这一特权的人。如果一个村子决定向机场公司出卖土地，那就谁也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但是因为警方是如此粗暴——这个地区大约有27个村子，有七八个村子实际上在机场原来选址的时候就已经卷入了——大部分村庄，即使那些开始被机场分化了的村子，也变为亲反机场联盟的了。对于农民来说，部分问题是他们对家庭和村庄的义务，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反机场联盟，永远都不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讲，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原则而不是政治组织。农民的生活完全不同于激进分子，激进分子是从全区招来的，他们要一直生活在一起。生活以一个厨房为中心，通常很脏，几乎不怎么整理，这么说吧，到处都是以各种各样的电器、头盔、牛角、几百人的睡垫、煮米饭的特大号锅——一切都相当简陋。防御工事内由沉重的木头筑成，有钢门，铁丝网——有时，指挥中心会设在一所老房子里，但是主要建在那些日本人用来作仓库的小木屋附近，屋外是支架，屋内由胶合板构成。通常有一间漂亮的小屋供领导人居住，人们要进这个房间通常要脱掉鞋子。一旦下了两，到处都是泥巴。很多战斗就发生在这个多雨的季节。各派还是以各派为单位行动，很少有哪个派会提到另一个派。内部的生活是紧张的。
　　警察和机场当局在这个机场建设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在建设第一阶段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冲突都发生过。例如，在4000米标识处——国际法要求喷气机起飞必备的标识——激进分子在三层水泥地堡上建起了一座庞大的钢塔。地堡仍然存在，部分钢塔也还留在那里。70年代初，当警察进来拆毁那座钢塔时，你可以想像那是什么情景。成千上万的人出来保护钢塔。他们从日本各地收集来橡胶轮胎，浇上汽油，点燃它们——投掷燃烧瓶，使一些警察竟变成了人的火炬。每次瞥察成功地把钢塔拆毁之后，它很快又被重建了起来。至今仍然有一大部分钢塔留在那里，如果你走到那里去看看，你会看到跑道已不足4000米。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由于激进分子和农民可以随时不作警告便发起斗争，所以它不仅使政府大为懊恼——国际航班进入这种武装的军营——而且还迫使警察和政府建了双层防护栏，周围布上高大的岗楼，结果看上去伊然像个集中营——上面建了永久性的房子，探照灯不停地搜索，警察用望远镜等早已过时的装备进行巡视。堡垒包围着机场，只有一面没有，那里是一些旅馆。
　　这只是机场的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还没有兴建。政府从农民手中成功地购买了大量土地，价格甚高，但有十二个农民，十二个鼓动者，拒绝出卖他们的土地，因而使第二期工稷搁浅。多美皈代的工作是深认有足够的家庭主义和村庄主义与这十二人相联系，阻止他们向政府出售土地。
　　村民生活的亲密关系是多美皈代的最大力量。堡垒的紧密联系是各派别的力量。与此相对的是官僚统治的非个人性，是由机场象征的政府机器以及它所有的装备和机构。实际上，山林佐贺这个在帝国地产上的道路交叉地，本身仍然相当简单，非常平静。有一段时间，我住在路口小教堂的顶层。我发现山林佐贺具有一个乡间小城的种种便利，即使它被机场的护栏和一个巨大的岗楼切断。这地方有三处被激进分子围困起来，他们坚实的小屋和堡垒以其高大的岗楼注视着另一边警察的岗楼。因此这是绝好的象征。激进分子戴着头盔，白色头盔代表中心党，红的或黑的头盔代表其他党派（根据颜色有时他们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但并不真正如此）。你可以根据头盔的颜色区分有关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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