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琳·科菲
　　想像一下1959年的我：22岁，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我在那里已差不多过完了我的今生），租了我第一间寓所，开始靠给《晚报》社会专页撰写头条谋生，养息着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我是所谓“沉默的一代”的成员，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默默无闻，40到50年代，在麦卡锡和朝鲜战争的余波里，无声无息。这对于一个想成为作家的女性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情形。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受到新闻和写作的训练，在校报担任政治记者，把约瑟夫·康拉德的名言“一个作家首先要让读者明白”作为自己写作的准则。我实践着观察的美的艺术，让自己处于事件的边沿，在心里把形象转化为文字；除此之外，食和色是我课外的偏好。我极为困惑的是至今我还住在内布拉斯加。那时，这个州对我来说就是虚伪和生活沉闷的象征。我相信，在习惯的中西部微笑的背后，著作出判断就像《圣经》里耶和华的判断一样苛刻，但又要依据那种判断。因此，生活似乎基本上是一个小心行事的问题，这是我尤其不能接受的，也是我最憎恨的。
　　接着我有机会读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OntheRoad）我急切地把书读完，其语言就像是从凯鲁亚克的笔端流出的一样快速地注入我的血管：一串串文字毫无停顿地流出。我读得那么快，我几乎还没有领会到其中意义的一半，但它描写的生活状态我完全理解，尽管对于一个生长在保守的中西部的青年女性来说，它是陌生的。哇！那文字就像是连发射出的子弹一样击穿了我。我完全被剥开了，变了一个人似的。我马上出去，给自己买了一瓶有稻草包装的意大利勤地酒，一支蜡烛和一叠纸。然后我回到家里，在稍有醉意的状态下，开始秉着烛光写了起来，潦草地在纸上尽可能快速写着，直觉地按照凯鲁亚克那下意识的散文风格写了下去。忘记了我在大学里的课程。这部小说解放了我，正像它解放了我这一伙中物很多人一样。那里有一种对自我的瞬间的认识。自从1948年我开始写作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可以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了。显然凯鲁亚克已经感到了这种写作的自由；我为什么不呢？在这些值得祝福的天真的前女权主义的日子里，我感到了人人平等。
　　凯鲁亚克的影响是持久的。在诸如牙洞里塞了黑色巧克力这种轻松的麻烦中，我反复研究他，最后写了一篇日记的开头：“在你对《在路上》的解释中，你出了一个错。他的人物不是逃避生活，也不是逃避某种事物。他们在探索比寻求圣杯更深层的精神。”正像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所说，凯鲁亚克是“用天使的眼睛”在看，与康拉德正相反。
　　到了9月份，正像关于他的批评家们所看到的，我对凯鲁亚克的弱点有了充分的认识。我写道：“即使凯鲁亚克只提出了一种观念——我喜欢有激情的人——我觉得我也会成为他的一个忠实的信徒。虽然我必须同意作为一个作家，凯鲁亚克的行文结构松散，材料组织欠妥；但我感到他有必须对这一代人讲的话。实际上早就应该讲出来。”
　　“听：‘人呀，有这么多事要做，这么多东西要写！怎样开始把它都写下来，毫无修改的约束，文学的戒律，语法的担心……”
　　然而，我的生活和凯鲁亚克人物的生活差别太大，我几乎都接受不了。“我必须承认我今晚处于接受男人（凯各亚克）的极佳状态”，我在9月14日写道。“今天下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老板吉尔告诉我将长期地在社会版工作。啊，我有点发晕。思想让我安静下来，即使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是太快了，太快了！我甚至还没有机会去学习市场版，名义上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去他的。在这个国家里生来有点头脑和胸怀就是一种罪过。我像以前一样情绪低落，甚至都不能工作。整个下午我都在为社会专栏写稿，梦想有一天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些枯燥、枯燥、枯燥的日常琐事。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波劳（Bourbon）大街，穿着我的蓝色的牛仔裤，重重的鞋子，带口袋的恤衫，红色的汗衫和皮手套。我是说我去旅游了。从路易斯安纳到佛罗里达，在海边盘桓，尽情地放松自己”。
　　凯鲁亚克无疑使这次冒险的旅程浪漫化了。我尽可能地追寻着他的足迹。从内布拉斯加，我去了丹佛，在灰狗公共汽车上，我转向一位女友，闭着眼睛，胳膊伸展出去，在一幅巨大的美国地图前。她指了路，我们又上路了——去新奥尔良，最后越过德克萨斯到西海岸，沿着海岸向上到了俄勒冈的波特兰，从那儿去纽约。像放弃堪萨斯去纽约的桑德斯一样，我手中带了一本《在路上》。
　　但凯鲁亚克也没有使我对金斯堡有所准备。金斯堡《嚎》（HOWI）的开头几行像一个火球在我的脑海里炸开了。又一次，素材是完全陌生的：我曾听说过海洛因这种东西可以让人上瘾。但这里的语言在另一个水平上打中了要害。难道我没有看到我这一代的优秀分子被顺从给毁掉了？难道我自己没有在天亮时分嚎叫么？在黑色的大街上，毫无疑问我了解他要描写的灵魂的黑暗。
　　接着，我又遇上了莫洛克（Moloch）；我曾查找他的资料，发现似是一个神圣的人物，有的父母愿意为了他牺牲自己的孩子。随后的文字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就像我在金斯堡那赞美诗般韵律的重复中体会到了一种魔力一样，我又深陷了一层。这次阅读就像是聆听音乐，在某些感官的水平上彻底地满足。我最后一次克制了一下，发现自己完全被迷住了。我不知道卡尔·所罗门对他来说是谁，但在另外某一更深的层次上，我知道！我知道！电流流遍我的全身，我晕了。
　　“那是圣灵来到你的身上”。如果你写，就写凯鲁亚克吧。现在我从来没有这么多地理解过他写的东西。我对着自己的圣灵放松自己，圣灵似乎会永驻我心，虽然我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从我11岁时就一直与我同在的写作的冲动似乎有了一种更明确的形式，更加热切，以各种我永远无法预见的方式在我周身涌动，穿行。我决定完全放任它。
　　但金斯堡的打动我，不仅是作为一个作家；他还以一种人的方式吸引着我。由于我曾受到既鲁亚克很深的影响，所以很难想像我想与他会见。我了解他，不管我们一起上床还是我被冷落，甚或写下来。但金斯堡就是另一种情形。一方面，他是个同性恋者，所以允许性文被置于一旁；另一方面，他似乎很容易上手，我发现他确实如此。
　　作为沉默的一代的一个分子，我曾爱上“垮掉的一代”，那群福斯塔夫式的一群小胡子的男孩。不仅有金斯堡和凯鲁亚克，还有麦克科鲁尔（Michae Mcclure），我看到后者的《小胡子》是在纽约制作的。他重新塑造了让·哈洛和比利仔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一个“明星！明星！明星！”的传统。科尔索（Gregury Corso）在舞台上那不同寻常的滑稽与幽默，没有一次不让我开怀大笑。虽然有人说他不好，我却喜欢。“诚实”是他在我眼里的形象，“反知识分子”是批评家们的指责。但与其说这些老兵反对知识分子不如说他们倡议一个新的知识界。“有激情的思想才有力量”，我在1959年写道，毫无疑问垮掉的一代的思想就很有激情。
　　我已年迈了，我已经观察到“垮掉的一代”中派生出大批的好皮士，正像放荡不羁的文化人曾经大批成为“垮掉的一代”一样，我在耐心地等待这一强烈的冲动，这一超凡的重任，在美国文学中的再一次体现。它可以回溯到惠特曼、爱默生和梭罗，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啊！多么选人！生活就是这样前行！生活就是这样拒绝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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