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13日　星期五
　　关于阿托姆-哈杜古墓位置的证据：在古物管理局的空闲时间给了机会，可以让我提出一个暗含深意的问题：怎么才能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古墓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提起几年前的事情，当我刚开始成为埃及考古学者的时候，或多或少受到了雨果·圣约翰·马洛维的影响。要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疯狂的杀戮中倒下，他早已是我们不景气的考古行业中声名显赫的成员之一。
　　在那个悲惨的日子之前，我们都是年轻的军官，在埃及为我们伟大的目标共同努力，并肩作战（在我去参加博斯普鲁斯海峡战役的战斗之前）。我们曾一起就读于牛津大学，雨果·马洛维和我都会说一口流利的现代阿拉伯语，也都熟悉古埃及人的风俗习惯。我们的语言天赋受到了皇家陆军的重视，结果就顺理成章地被派遣到了近东战区。由于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专长，我们驻扎在开罗郊区的一个营地内，专门负责审问犯人（有时，可疑的阿拉伯部落男子会持有德国或土耳其武器或文件）和反谍报任务（试图说服那些阿拉伯部落男子拿起土耳其武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知道现在说一战时的事情并不时髦，但那时却是我度过的最美妙的一段时光，直到我接到命令去给澳纽军团当顾问。在去任职的途中，我与土耳其人交了火，并在加里波里中弹负伤。在那次英勇负伤之前的几个月里，马洛维和我在驻地的日子是非常愉快的，只要我们能够拿到通行证，我们就会利用这段时间穿行在埃及的沙漠里；而一旦有机会，我们就会去结识仍在刻苦钻研的考古行家，即使当今世界正在遭受战争的摧残，但他们仍在不断揭开历史之谜。
　　我和马洛维骑着摩托度过了惬意自由的时光（我们享受的自由远不止你所能想象得到的，说实话，战争很少光顾这里），我们找到正当的理由去参观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甚至利用几天的时间去南部旅行，参观帝王谷和在德尔哈巴里的阿谢普苏神庙——所有这些都是我孩提时甚至是大学时期梦寐以求的地方，它们突然之间在我眼前变为了现实。从一个人性格的第一块基石被固定并加以巩固的那一刻开始就渴望某种东西，只是因为它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比其它任何东西都美丽，而使一个人真心渴望得到它，钻研和驾驭它，花费多年心血去追求，然而在突然之间，在一场毫无意义的现代战争的调解阶段，它却赤裸裸地展现在你的面前，而你则会既震惊又狂喜地认识到，原来多年研究所学到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点点皮毛而已。但是，你所顶礼膜拜的发光体是如此辽阔无边，一个人也许要贡献自己甚至是全部生命来感知其深度并让自己与其合为一体，使它感觉到爱和他的存在，让它知道一个人将永远不会体味到它所蕴藏的甚至微小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是我在这片乐土上为国王和国家效力的前几个月里的深切感受。
　　在有军事任务时，我和马洛维不能离开驻地游走在金字塔、巨像、悬崖古墓和庙宇之间；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会在帐篷和办公室里——像我们在牛津大学时所做的一样——继续探索埃及历史的洞穴。为了全世界的认知与探索，我们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走入了黑暗之地，但我们俩却全然不知。附加说明的问号是要追踪的日期和参考文献，看到这些地方，就像复仇的眼镜蛇张开大嘴吞噬对于一切必然性的曲解和疏忽——比如，“阿托姆-哈杜（？）于公元前1650年左右（？） 统治（？）着第十三王朝末期（？），他是这一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 ——学者必须尽其所能确定仍受争议的国王和王后的大体轮廓。这些曾经伟大的男人和女人靠着最后一丝希望（他们名字中一半是在他们假定死亡1000年之后才写在一张易碎的草制纸上）才获得现在来之不易的不朽。历史学家和挖掘者们正在努力建造一座由有根据的猜想构成的根基不牢固的大桥，让那些几乎消失了的英雄们跨越时间的鸿沟再次出现。
　　在牛津时，我和马洛维经常取笑那些不计后果的历史学家们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过于自由地培植古草制纸，而且很有爱心地将他们幻想的结果编入历史年代表，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被传说中的第十三王朝的英雄——诗人——国王阿托姆-哈杜的不确定性光环所吸引。我们彻夜在贝列尔学院低年级的普通宿舍里钻研前两个阿托姆-哈杜片段的图像或绘制的复制品。我们会争论各种可能性，按时间年代顺序上的种种暗示制表，翻译出诗文的隐含意思，当然最后要嘲笑早前的两个译者：含糊其辞的哈里曼和以华丽词藻诱人的瓦萨尔。
　　我的读者，你能理解我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探险者的内心世界吗？请不要顾及我的童年时代，尽管我深受父亲的影响并且我的家庭安逸，但真的与此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我的热情并理解我如何开始去探索阿托姆-哈杜古墓，请你特别留意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光。现在看来，那些充满热情去追求学术的时光影响了我，塑造了我。他们给予我历史的厚重感和立体感。在牛津的冬天，当黎明时分一丝微弱的光线悄悄透过窗户玻璃时，马洛维和我——从19岁、20岁到21岁——一直对古埃及的神秘之谜争论不休，尤其是关于阿托姆-哈杜古墓的种种可能。我们近乎疯狂的争论严肃而不僵化，就像是场接力赛，时刻准备互相传递带着疑问的接力棒，然后在赛场上全力奔跑去点亮证据的隐隙，也就是各种可能性背后被忽视的隐蔽处。如果他确实存在，因为他的名字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现的国王名单上尚未有最终定论（捉弄人的是，这个名单并不完整），那么阿托姆-哈杜究竟符合哪个历史年代呢？
　　在那段日子里，你可能毫不费力地就能亲眼见到更多的东西，某个声音的出现，这个行业的红色黎明。马洛维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只是简单地用语言或是手写象形文字记忆知识，他有一种在古墓深处的驾驭能力，就像人们看到在战场上的精英部队有意识、有能力控制战场上的形势一样。即使你让他们注意到自己的力量，这样的人也不会相信，他们不明白你的意思，甚至他们好像根本不在乎。但对于其他人，那些不断奋斗的人，不管他们怎样练习技术和积累经验，总会感觉少了些什么。无论自己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他们还是缺少潜意识，缺少怀疑和烦恼，缺少去发现可能性的某种能力，更加缺少彻底完成任务的态度，这些是他们永远也不会得到的。当真正的大师工作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小人物，即使是熟练工人，也会对困难与挫折不以为然。
　　在牛津就读期间，我和马洛维（在克莱蒙特·“我怀疑”·韦克斯勒那商标式的怀疑主义的影响下）仍对阿托姆-哈杜是否存在的问题持不可知论观点。毋庸置疑，两个关于阿托姆-哈杜的片断——片断A由F·莱特·哈里曼在《尼罗河上的雅典》中翻译并公开发表，片断B是由让-米歇尔·瓦萨尔在《国王的情人》中翻译并发表——是被单独发现的，但它们的内容是重叠的，因为是从同一原版本上拷贝下来的。人们容易受到诱惑并同意哈里曼和瓦萨尔的观点，他们说在一些诗文里提到的“国王”，叙述者——诗人——故事的主角“阿托姆-哈杜”，事实上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文学上虚构的。但我们并不是“阿托姆-哈杜”的狂热分子。我们认为这只可能是两种可能中的一种——要么阿托姆-哈杜是真实存在的，要么他是复仇小说里的虚构人物，是属于第二个中王国时期被驱逐者的创作，是那些被驱逐者、奴隶、异教徒或者怀乡者传说中的英雄，这些人梦想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是征服者，至少也是一个为逝去的辉煌岁月战死沙场的勇士，就像托马斯·马洛里爵士想象的亚瑟王一样。这个阿托姆-哈杜有他吸引人的地方，让人陶醉的吸引力：他自大、好色、鲁莽、残暴，骄傲地随意创造他想象的世界，并按他神圣的旨意控制世界。他那个不俗而有趣的名字（阿托姆-哈杜!）及形成此名的象形文字（参考卷首插画）的确使我和马洛维浮想联翩，但我们都不是（因为《古埃及的欲望与欺骗》的跛脚评论家是这样称呼我的）“痴心妄想的空想家、无以言喻的梦想家和分散学者注意力并且自甘堕落的业余爱好者。”
　　1856年召集，被认为是阿托姆-哈杜的《训诫》的片断A刚刚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而那张灰白色的草制纸碎片是在F·莱特·哈里曼“纯洁”的双手上发现的。作为一个曾与母亲一起探险埃及并受过不完整宗教训练的苏格兰单身汉，人们在说起哈里曼时总是要从他的腰带开始，这个精致的物件把他短小的身材和比例完美的臀部做了很好的处理，并使他在阿拉伯世界中赢得了很多雅号。
　　哈里曼——像许多渴望达到不朽的人一样——被子孙热情地拥抱，他们是因为某种东西才这样做的，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在埃及寻找玛丽亚、圣约瑟和耶稣逃亡时寄居点的证据的事业上。他在格拉斯哥的家里曾写过一首短诗，混杂着强烈的苏格兰宗教色彩，并带有苍白的讽刺意味：
　　无神论，我猜，也是一种信仰
　　这就需要信徒的奉献。
　　因为他们在世界上步履艰难，脸色苍白如鬼魂
　　安静地向地狱游走！
　　但是，相反，哈里曼却因具有偶然发现珍宝的卓越才能而不朽：他追逐耶稣, 却无意中发现了遗失已久的将性虐狂、双性恋者及勇猛斗士融为一体的毁灭与不朽的象征，阿托姆-哈杜国王。
　　在挖掘地点，哈里曼坚持所有的当地工人都要参加基督教课程。一天下午，当他正用演说刺激打瞌睡的穆斯林教徒们时，一个工人——显然认为他最好把时间用在工作上——从工地上跑回来，用粗糙的双手虔诚地捧着一个奇特的东西。哈里曼停下演讲并从那个兴奋的工人手中拿走了卷轴，然后立刻解雇了这个不幸的工人，理由是他应该在祈祷而不是去挖掘东西（这样就巧妙地节省了微不足道的赏钱，这是工人因自己的发现而应得的现金奖励），哈里曼把古物放在茶杯旁边，然后结束了他的说教。此时，那些穆斯林男孩和老人们正在打盹或者虔诚地面向东方作揖。最后，他们又被赶回了工地，有了被解雇同伴的前车之鉴，他们肯定不会卖力干活了。
　　由于身边缺少伟大的学者而且自身对象形文字感到陌生，哈里曼开始了整夜的忙碌，试图记录这个易碎古物上的标记，抄写他不理解的以及由于不懂得保存技术而损坏的标记（他发现的所有东西只是一些受潮的布条。）
　　我们要唤醒一个光辉的人物：阿托姆-哈杜国王在午夜时分又回到了我们的世界。哈里曼在他的回忆录中羞涩地承认，七个歉收年，原文提到他的某些举动，说当他的手被迫一再重复拷贝我最喜爱的象形文字时，他只能频繁地停下来，洗凉水澡，作祈祷。当这个兴奋过度的古传教士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26篇诗文或部分诗文，阿托姆-哈杜的名字是在一个标牌里发现的。这个全新怪异的皇族名字的出现，尽管是那么吸引人，但却缺乏说服力，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原文的作者和主题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在埃及考古学中仍未有其它任何文献提到过这个君主的名字。但哈里曼这个白痴却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他翻译了这些诗文（翻得很糟糕）并就此发表文章，在文章中他轻率地但又正确地确认了作者和国王阿托姆-哈杜是一个人，声称阿托姆-哈杜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是他仅仅以潦草的象形文字碎片为依据在1858年做出的大胆断言。他无法证明其正确，但确实又是正确的。
　　让我们先来了解让-米歇尔·瓦萨尔，这位法国业余爱好者把家里的钱都花在了沙漠和城堡里，他曾在1898年把一些石灰石碎片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片断。片断B是在片断A挖掘现场附近发现的，它包括了14篇相同的诗文以及18篇“新”诗文，但它却并未明确提到阿托姆-哈杜是一个作家，也没有提到其他任何作家。
　　最后，具有传奇色彩的片断C出现了，它拥有完整的48篇诗文，其中16篇均未在先前的片断中出现；有10篇曾出现在片断A上，但却未出现在片断B上；有12篇曾出现在片断B上，而未出现在片断A上；还有10篇三个片断上都有。（内在证据表明，至少有80篇诗文存在）。片断C更加清楚地指出这些诗文由“阿托姆-哈杜国王”所作，但这仍然充满历史的谜团：这些诗文表明一个国王统治于混乱时期，这使得中王国的灭亡时间模糊不清，标准的年代记载上均未包括有关“阿托姆-哈杜”的任何信息，尽管在他包含了5个象形文字的名字中的前两个字——组成阿托姆神的名字，或者阿托姆-哈杜国王名字的前半部分——确实出现了，而且令人心动的是，就在草制纸的一角即将被人遗忘之前，它的确出现在了一个国王名单上一个段落的最后部分，这也许可以说明点什么。
　　关于发现片断C的故事对于我个人来讲意义非凡。
　　早在1915年，我和马洛维就同时拿到了为期6天去南部旅行的通行证。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去探索古迹遗址丰富的底比斯河西岸。但从职责上讲，我们找到放长假的理由是打算与游牧部落男子进行情报沟通。我们从未想去找过他们，所以换言之，那就是天堂：这是献给考古的日子，就假装那时没有战争吧。
　　第三天早上，我关上摩托车的发动机，马洛维跳出跨斗去卸设备，我记得他还曾抱怨他的许多女人中的一位对他提出的要求。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曾周旋于在开罗的法国女歌手和亚历山大的俄国伯爵夫人之间，不过更多地时候是他与数不清的当地铜色皮肤美人厮混在一起。其中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一直要求他阅读古兰经，皈依伊斯兰教，然后成为她的丈夫。突然间，这样一个想法让他大笑不止，结果他咬破了舌头。他开始咒骂并拿出手帕捂住流血的嘴。我相信，我当时可能正要告诉他，等战争结束后整修特里利普什庄园的计划。
　　很快我们就开始工作了，先是调查德尔巴哈里，它位于传说中的帝王谷悬崖峭壁的正对面（如果我看地图的方法是正确的话）, 从阿谢普苏神庙开始翻山越谷到达沙漠深处，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些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地区。我们很少去挖掘，只是浏览地面和峭壁表面是否有人为破坏过的痕迹。我们正在寻找阿托姆-哈杜吗？是的，我们希望在这个地区（继我们在容易进入的洞穴和沟壑间徘徊并在徒劳无功之后）发现某种东西，它能够进一步证实哈里曼和瓦萨尔的说法。但我们也可以否认正在寻找阿托姆-哈杜，因为我们仍不相信他曾经存在过。唯一认可的是，如果他曾经存在，那么他的坟墓就有理由藏在他的首都底比斯（？）附近（？）。因为帝王谷在托特美斯一世统治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被作为国家大墓地投入使用，因为这里距哈里曼和瓦萨尔的发现不远，离我们所站之处很近，所以德尔巴哈里似乎是最有希望的地方。
　　经过几个小时的精心漫步，我在小路的最左边发现了一块看似光滑的沙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块沙地与众不同，很快便显示出了真面目，那是一块光滑的石头。当我们擦去它表面的沙子时，它的面积变大了，就好像是刚浮出表面的头顶，而下面埋着的就是我们可爱而操劳的古墓。当我们继续剥去沙子，它又变成了一个直径约有两英尺的圆形石头。天气变得难以忍受，马洛维走到了一个阴凉处，呷口水喝，而且他把手放在眼前保持警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人类的本能，一个人会变得安静和多疑。我开始带着我们职业本能的思考在石头附近慢慢摸索，当然这对于不理解为什么匆忙会酿成大祸的人来说，是枯燥乏味的，但就是这样一种让人催眠的节奏才能够发现不朽的神奇，这样释放情绪的举动在人的一生中难得一见。
　　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轮到我挖的时候，我从里面挖出了一个圆罐，其实几个小时前我就注意到了它的盖子。我把罐子放在我们中间，我们先是盯着它看，然后就在马洛维想要试着拾起它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马蹄声，突然之间又传来了一声枪响。马洛维丢掉了罐子，罐子掉在地上砸破了，然后迅速去拿他的韦伯利手枪。我拿起破碎的罐子翻看，从里面取出了大张的草制纸。我心里暗自咒骂它竟然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于是便尽可能小心地（枪声越来越密了）将它藏在衬衫里并夹在腰间。“快离开这儿，伙计，它比我们的生命更
　　重要，”马洛维用镇定的语气跟我说。当我还没来得及阻止他时，他已经沿着小路向上走去，离摩托车越来越远了，这样他会不时地暴露自己，吸引注意力。很快，四个骑兵（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土匪，还是德国特工）朝西边追去，就这样，我在东边的出口就安全了。“快走! 老朋友，我能想办法出去，我们还要指望它呢。”我跑向摩托车，贴身带着阿托姆-哈杜的《训诫》片断C。
　　我骑着摩托车绕了一圈，一直绕到西北部，看到马洛维的身影从岩石上露了出来。我加速向他驶去，子弹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横飞，他一个箭步跳上了跨斗。我迅速转弯，细沙随之飞起，就这样我们逃离了那个危险的地方。两个人喜极而泣，马洛维唱起了在贝列尔时的老歌。
　　在卢克索停下之后，我们都强烈地渴望快点打开那卷草纸，但更强的纪律性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于是，我们用湿布将草制纸卷起来，用聊天挨过痛苦的不眠之夜。当觉得已经安全了，我们检查了卷轴的第一面，刚看到一行字，我们就立刻明白了这个卷轴是什么：阿托姆-哈杜《训诫》的三个片断现均已在德尔巴哈里被发现。一天后，我们很早就返回了驻地，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接到了离开埃及（去加里波里，尽管那时我尚未知晓）的命令。所以必然的是，我们达成一致：将我们的珍藏留给马洛维保管，不告诉任何人，只是等待。我想，在我们两人心中，我们都认为我们在等待我在战争中的牺牲。
　　我再次见到片断C是在三年以后。当我意外并幸运地从土耳其独自返回后，其实是徒步走回来的，在1918年12月我又回到了我们在埃及当时已经缩编了的驻地，那是在停战一个月之后。不料，我竟然发现我的好友在我回来之前就突然消失了，而且很可能已经死了。极度伤心的我发誓要将我的一生致力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和发现。我来到他的帐篷，把片断C保护起来并随身带着。不久之后，我复员了。
　　马洛维死了，而我却在加里波里幸存的事实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聪明的守护天使，这根本不能让我接受，除非这是命运之神一时糊涂所犯下的错误，要选择我去完成一项更加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也许对马洛维来说并不胜任。这是从他的悲惨结局中我能想到的惟一安慰。
　　在我既悲伤又雄心勃勃的时候，我决定到新的地方去看看，改变一切，并切断我在英格兰的一切援助线。因久仰哈佛大学的盛名，我去了美国，希望把我痛苦的战争记忆在异乡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向我故去的好友致敬，并继续我们共同的事业，不过我只能用自己的智慧来帮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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