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鲁特听说有两位外交官在往返于苏格兰和蒙特利尔之间横渡大西洋空运指挥部的轰炸机飞行中失踪了。北大西洋的空中航线并不是人们喜欢的路线，在隆冬天气中就更其不是了。舒服的大客机都在南方的航线上，南下到达喀尔后，一家伙飞越阳光和煦的海面直达巴西突出部，然后北上百慕大，再向前就是巴尔的摩了。但这条航线是供大官们走的。只有两条路线让他选择，在护航舰队里作十天航行，或者是皇家空军横渡大西洋空运指挥部的飞机。
　　在去苏格兰飞机场的火车上，他碰上了一位同路去美国的美国横渡大西洋驾驶员，此人中等身材，瘦长结实，是一位陆军航空兵上尉，留着牙刷般的小胡子，有一双骨碌转的眼睛。卡其上衣上镶着三排勋标，开口便是脏话，一肚子的飞行故事。他们两人共坐一个小间。这位驾驶员不停地呷着白兰地，他说他要喝得醉醺醺的，并且保持这种醉意，直到远远离开普雷斯特韦克机场的跑道。在普雷斯特韦克机场起飞有坠毁的危险。他曾参加过几次为摔死在机场跑道上的驾驶员举行的集体葬礼。向西飞进北大西洋的飓风时，就不得不冒险超载汽油。空运指挥部不得不把一批又一批的驾驶员运回去，因为经海路运输拆开装运的飞机既要多花时间，又要多费手脚。而且德国潜艇也把它们摘掉太多了。所以各战区的盟国空军实际上都是依靠这些横渡大西洋的驾驶员们集结力量的。虽然没人把他们放在眼里，但他们却在整个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列尘土飞扬的旧火车哐啷哐啷地慢慢穿过白雪茫茫的田野。驾驶员一路上打开话匣，斯鲁特耳福不浅，饱听了他的毕生事迹。他名叫比尔-芬顿，战前就以驾机飞行为业。一九三七年以来，他曾为许多国家的政府干过民间的和军事的飞行工作。他曾在印度—中国航线上驾驶过运输机（他说是“飞越驼峰”）。起飞时，要用响着喇叭的吉普车赶走跑道上的黄牛、水牛，然后升到五英里多的高空，越过高高地旋转在埃佛勒斯峰上空的冰雪风暴。他曾参加过加拿大皇家空军飞到英国。现在他在为陆军航空兵空运轰炸机，经南美洲到非洲，然后越过非洲到波斯和苏联。他曾在沙漠迫降过；也曾在爱尔兰海面上依靠橡皮救生筏漂浮过两天；还曾用降落伞落到缅甸的日本占领区内，然后徒步长途跋涉走到印度。
　　他们在暴风雪中抵达普雷斯特韦克，斯鲁特不仅精疲力竭，昏昏欲睡，分享了比尔-芬顿的白兰地之后已醉意醺醺；他还对战争具有了全新的视野。在他昏昏沉沉的头脑里闪过了一幅幅图景：各种各样的飞机，成千上万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在地球上空南北东西穿梭飞行，同天气搏斗，和敌人鏖战；轰炸城市、铁路和行军的纵队；越过海洋、沙漠和高山；这是一场修昔底德 所无法想象的战争，一场由像比尔-芬顿这帮子人驾驶的飞行器在这个星球上满天横冲直撞的战争。直到今天为止，他从未想到空中的战争。至少是在此刻，他念念不忘的那份《万湖会议纪要》、那画着三个黑圈圈的波兰地图和那每日一列一列载着千千万万犹太人去屠场的欧洲列车，算是从他脑海中消失了。而他对这次飞行也就更加感到心惊肉跳，害怕得差一点走不下火车。
　　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飞机正在做起飞前的准备。他们穿着臃肿笨拙的飞行服、救生背心，戴着厚厚的手套，降落伞在背后荡到膝盖以下，步履蹒跚地走出报到室。室外大雪纷飞，他们没能一下子看清飞机。芬顿领着斯鲁特朝飞机马达声响处走去。飞机能在这样的天气起飞，对莱斯里-斯鲁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架四引擎的轰炸机，里面没有座位。机舱的地板上，有十多个返回去的渡运驾驶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垫货板上。飞机艰难地起飞了，斯鲁特的腋窝里直淌冷汗，芬顿冲着他的耳朵大声嘶喊着，说根据天气预报，逆风风速每小时一百英里。他们也许不得不在格陵兰那个北极的鬼屁眼里着陆。
　　莱斯里-斯鲁特是个胆小鬼。他知道这一点，并且早就不再想克服它了。甚至乘坐一辆爱开快车的人驾驶的小汽车，他也会神经高度紧张。每次乘飞机，哪怕是乘DC-3型飞机作一小时的短途飞行，在他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此人现在自己就坐在一架拆掉了全部设备的四引擎轰炸机里，在隆冬十二月里越过大西洋向西飞行；这架嚎叫着吱吱咯咯响的旧飞机，冷风通过漏气的空隙不断钻进舱内，像啼饥嚎寒般的响声一直不停。飞机迎着冰雹在上升，冰雹打在机身上像机枪一样噼噼啪啪，它颠簸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似一只风筝。借着从结了冰的窗口透进来的朦胧亮光，斯鲁特能够看到那些躺着的驾驶员发青的面孔，布满汗珠的额头，也可以看到一只只颤抖着的手把香烟或酒瓶挪近紧闭着的嘴唇。这些飞行员看上去跟他完全一样，也已吓得魂不附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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