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巴登—巴登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火车通过打开的栅栏门的那一刹那，一面巨大的红色e字旗在栅栏门上飘拂，用德文写的指示牌开始出现在铁轨两侧。我们当时正坐在餐车里，吃的午餐是咸鱼和烂土豆。我们周围的美国人，他们的面部表情个个都值得上画。我简直不忍心看一看我的侄女。后来她曾对我说过，她当时真是吓破了胆，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什么时候越过国界的。就是现在，她也还是这么说的。当时我所看见的她脸上的恐怖，就像是个被尼亚加拉瀑布冲走的人。
　　对我来说，倒还没有这么一种如坠悬崖的感觉。我对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怀有相当美好的回忆；举行一九三六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我因为要给一家杂志写篇文章，曾去德国逗留了几天，那时节举目所见，已是e字旗到处飘扬，我除了觉得内心不安外，并没碰到更大的问题。我认识几个犹太人，他们是为商业买卖去德国旅行的；还有少数厚颜无耻之
　　徒，则是专为寻花问柳而去的。他们也都不会碰上多大危险。德国人总是按轨道办事；这既是他们的美德，同时也是他们可怕的地方。去旅行的犹太人既是在旅游的轨道上，犹如我是在新闻采访的轨道上一样，所以也就安全无恙。我现在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条顿民族的这一特性上。有关德国人如何残暴的那些最可怕的传闻，即使确有其事，我们现在也是处在外交轨道上。我难以想象反犹主义竟会跳出它的轨道，来伤害我们这条轨道上的人，特别是，如今正在讨价还价，要拿我们去和德国间谍交换，很可能以一比五，或是一比四的比例去交换。
　　尽管如此，在我们刚到的头几天，我还是没太太平平地喘过一口气。娜塔丽连续一个星期不吃也不睡。她把儿子抱在膝上，眼里闪烁着一种要跟人家拼命的恐怖神色，看上去似乎有点神经失常。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都定下心来。有句老话说得好，最怕人的事情莫过于不知道你要碰上什么苦难。你最最害怕的事情一旦果真降临到身上，其实也不见得就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布伦纳公园旅馆里的生活当然阴森可怕，但是我们现在也已习惯了，最最主要的倒还是感到无聊腻烦到了极点。如果今后有人问我，在巴登—巴登到底是什么最使我感到压抑，是恐惧还是无聊，我将不得不这样说：“是无聊，而且远远超过恐惧。”
　　我们和当地居民完全隔绝。我们的短波收音机被没收，除了柏林的广播以外，我们听不到任何其他消息。我们仅有的报纸和杂志都是纳粹出版物，两份法国报纸上充满了最下流的德国谎言，但是使用的却是莫里哀、伏尔泰、拉马丁和雨果的语言。这简直是卖淫，这比一个可怜的法国娼妓听任德国长毛大兵蹂躏还要无耻。如果我是个法国新闻记者，我宁愿让他们把我枪毙，也绝不会如此玷污我的荣誉，玷污我的高雅的语言。至少，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阅读的东西少得可怜，听不到消息，无事可做，这使禁闭在巴登—巴登的全体美国人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我的情况可能比其他人都要来得严重。五个星期，我没写过一篇日记。我以前曾为自己的工作习惯而感到自豪，我以前曾像安东尼-特罗洛普 一样文思如涌，下笔万言，我有许多东西要写，而且没其他事情可做，但是我却听任这份日记闲搁在那里，就好像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把日记开了个头，然后就惰性发作，让那本几乎是空白的日记本躺在书桌里发霉，直到二十年后才被已经做了学生的女儿重新发现，惹得她咯咯直笑。
　　但是，快吹响你的喇叭吧！昨天，红十字会送来的首批食品到达，人人变得兴高采烈，沉闷空气一扫而光。罐头火腿！玉米粉牛肉！奶酪！罐头鲑鱼！罐头沙丁鱼！罐头菠萝！罐头桃子！鸡蛋粉！速溶咖啡！白糖！人造奶油！单单是写下这些字眼，我也感到高兴。这些美国日常食品看起来赏心说目，吃起来美味可口，对于我们的苟延残喘的体质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这些德国人天天吃的是土豆、黑面包、烂疏菜，怎么竟能打一场大战？当然，有点儿好的东西都给士兵吃了，但是老百姓呢？！据说，我们的配给比一般德国人多一半。淀粉和纤维素当然也能填饱肚皮，但是光吃这些东西，就连狗也长不大。至于这家著名旅馆里的烹调，那就更不必提了，简直叫人难以下咽。瑞士代表安慰我们说，我们并没受到苛待，全德国的旅馆这些日子供应的饭菜要比我们这儿糟得多。至于我们的饮食情况、餐厅里的奇怪安排、质地低劣的酒、黑市上买来的土豆烧酒、我们在德国“主人”照料下的整个生活情况，我以后会详加叙述。这些情况都值得记载下来。但是，现在我想首先补叙一下这些天来应该记下的事情。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天气很冷。我围裹得严严实实，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暗淡的阳光，写下这篇日记。红十字会送来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此时在我周身循环流通，我又变得和以前一样，贪婪地享受着阳光和新鲜空气，摇动我的笔杆。感谢上帝！
　　自从离开马赛以来，我一直消化不良。在卢尔德的时候，我以为不过是一时神经紧张的
　　缘故。但是在火车上吃了那顿糟糕透顶的午餐之后，我便病得很重，自那以来大便一直很不正常。但是今天，我却感到非常健康，简直像个年轻小伙子。我畅畅快快地大便了一次（这样的事情也写下，实在荒谬可笑，但是这是事实），高兴得就想跟一只刚刚下了蛋的母鸡那样咯咯叫上几声。我敢肯定，我的身体之所以这样奇迹般突然好转，决不仅仅是因为营养的关系，此外还有心理因素，我的胃认得出美国食品。对于它的政治敏感，我应表示庆幸。
　　关于路易斯。
　　他是全旅馆的宠儿。他一天比一天聪明伶俐，一天比一天会说话，越来越讨人喜欢。他是在火车上开始把大家给迷住的。在卢尔德的时候，大家很少见到他，但是在车站上，有人给了他一只精巧会叫的玩具猴子，到了车上，他就跌跌撞撞地跑来跑去，拿着这只猴子叫大人捏，尽管车厢摇摇晃晃，可是他却能够保持平衡，惹得大家赞叹不已。娜塔丽见他玩得这么高兴，也就由他跑来跑去。因为他的缘故，车上的气氛也不那么阴郁沉闷了。他甚至还拿着那只猴子，走到我们那位穿着制服的德国秘密警察跟前，那德国秘密警察起初犹豫了一下，后来竟也接过那只猴子，紧绷着面孔捏得它吱地叫了一声！
　　车厢里的人个个爆发出一阵笑声，至于大家为什么会笑，要想说清楚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专门写一篇类似梅瑞狄斯 论述喜剧精神的论文。德国秘密警察非常尴尬地朝四周看看，然后也哈哈大笑起来；在这一瞬之间，我们大家，甚至也包括那个德国秘密警察，看来都很强烈地感到，这场战争实在荒谬绝伦。这件事情成了车上全体乘客的话题，这个手里拿着一只玩具猴子的小娃娃也就成了我们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第一号大人物。
　　或许，我不该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描写这样的区区小事，借以说明这个孩子给人慰藉的
　　天性。最近几个星期我生了好几场病（有几次非常严重），我之所以没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
　　态度，完全是因为我心怀一件大事：在娜塔丽和路易斯安全脱险之前，我不能，也决不甘心就此垮掉。如果有必要，我将拼死保护他们，为了能够保护他们，我决心同颓丧和疾病作斗争。我们的不牢靠的记者证所依仗的就是我那几篇杂志上的文章。我们所受到的特殊照顾——高楼上面几层的一套两个房间带阳台的套间，俯瞰旅馆的花园和一个公园——只能是由于我的不过如此的文人地位。我们的生死存亡，到头来也许要取决于我那本被读书俱乐部选中的著作能否使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术工作者一跃而成为有点儿名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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