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奥斯威辛不同，它实在没什么秘密可言。德国政府甚至煞费苦心，通过新闻报道和照片，对布拉格附近的捷克重镇特莱津市里的这个“犹太乐园”大肆吹嘘。这时候，班瑞尔听说他的堂兄就被囚禁在那里。
　　这个由纳粹创办的、非同寻常的犹太人避难所，又叫作特莱西恩巴德（即特莱津游乐胜地），在欧洲颇有名气。有声望、有财产的犹太人争先恐后设法给遣送到那儿去。德国秘密警察向他们索取巨款，把特莱津宽敞的公寓卖给他们，还保证他们终身能得到医疗，能使用旅馆和享受配给食物。每逢疾病、饥饿和向“东方”遣送把某些大城市里的犹太居民一笔勾销之后，这些城市里的犹太领袖就被遣送到这儿。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德高望重的老人、杰出的艺术家和学者、战功卓著的犹太老军人都携带家眷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下来。享有特权的荷兰和丹麦犹太人结果也住到了这儿。
　　欧洲的杂志上登载的新闻图片，显示出这些幸运的犹太人佩戴着黄星标志，安闲地坐在小咖啡馆里，出席演讲会和音乐会，在工厂或商店里快乐地工作，在鲜花盛开的公园里漫步，排练一出歌剧或是话剧，看一场当地的足球比赛，或者披着晨祷披巾 在一个设备齐全的犹太会堂里做礼拜，甚至还在拥挤的小夜总会里跳舞。其中有些人的姓名和面貌是人们所熟悉的。在纳粹欧洲以外，关于这地方只有些歪曲失实的零星消息，可是红十字会的揄扬的报告却使它的存在为外界所知。凡是还没上“东方”去的欧洲犹太人，全会欣欣然尽其所有以换取埃伦-杰斯特罗的位置。
　　欧洲当时正沉浸在一片反犹宣传声和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里。在这种局面中居然还给犹太人安排下这么一个舒适的去处，这自然引起了怨恨。戈培尔博士在一次讲话中就表达了这种情绪：
　　……特莱津的犹太人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吃蛋糕，翩翩起舞；而我们的军人却不得不承受种种苦难和匮乏，来保卫他们的祖国……
　　当然，在中立国和盟国也不乏这样的暗示，说特莱西恩施塔特不过是一个波将金村 ，是纳粹上演的一幕丑剧，因此德国红十字会的代表们应邀前去亲眼目睹一下，然后公开证实这个离奇的庇护所的确存在。德国人声称“东方”的其他犹太营地全都和特莱西恩施塔特一样，只不过没这么奢华而已。对于这一点，红十字会和全世界就只好听信他们的话了。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没有几个美国犹太人，实际上在整个纳粹欧洲随便哪儿都是如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战前就逃走了。至于留下来的少数人，有些凭着影响、声望、财富、或是运气幸存下来，像贝伦森 和格特鲁德-施泰因 ；有些躲了起来，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销声匿迹；有些已经在奥斯威辛给毒气熏死了，他们的美国国籍全成了无补于事的笑柄。娜塔丽、她叔叔，还有她的小娃娃，都来到了这个犹太乐园。
　　在人类事务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好像是个崭新的事物。它的根源是古老的，产生它的土壤也是古老的，可是它却是一个突变体。在古代世界里，斯巴达和柏拉图的理想共和国，全只是最最模糊的预兆。尽管希特勒大量借用列宁和墨索里尼推行的各种措施，现代政治中却找不出合适的比较。从亚里斯多德到马克思和尼采，没有一位哲学家曾经预见到这样的事物，没有一个能为它提出人性方面的根据来。第三帝国是历史上突然出现的一个令人惊愕的现象。它只持续了区区十二年，目前已不复存在。它遗留下来的有关人性和社会的史实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们至今还在堆积如山的遗物里结巴着，摸索着。
　　普通人宁愿忘掉它：它是欧洲衰落过程中一个十二年的肮脏插曲，最好把它扫到地毯下面去。学者们硬要对它进行学术分类：民粹主义加恐怖，资本主义复辟，波拿巴主义的翻版，右翼独裁，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成功；无穷无尽的学术标签，发展成为冗长的、沉甸甸的巨著。实际上，没有一部著作说得清第三帝国的来龙去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这个玷污了全人类的邪恶红斑，还在扩大，还在令人迷惑。在当前的人类事务中，它是比人口爆炸、核弹和能源耗竭更为根本而又为人们所回避的问题。
　　特莱西恩施塔特阐明了它，因为这个犹太乐园不像奥斯威辛，并不是深奥莫测的。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件劣迹，但是因为它还有一丝理智的痕迹，我们只要运用一下想像力，还能够理解它。它只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一个大国政府在它上面耗费了精力，它于是发挥了作用。说来奇怪，娜塔丽-亨利和她孩子生存下去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德国人精心策划上演的这个巨大的骗局上。
　　对于希特勒和他的少数心腹说来，把欧洲的犹太人斩尽杀绝——并且在德国开疆拓土后，把全世界的犹太人斩尽杀绝——这个目标始终是无庸置疑的。它具体表现在战争初期的行动和文件之中。但是从文字上我们很难找出多少痕迹，希特勒显然始终没签署过什么东西，不过由他下达的、将他在《我的奋斗》中的威胁付诸实行的那项命令却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德国以外世界上的种种旧观念，却造成了困难：慈悲啊、正义啊、人人有生存和获得安全保障的权利啊、屠杀妇孺的暴行啊，以及诸如此类的看法。但是对于国家社会党人说来，战争的性质就是屠杀，德国的妇女儿童正在轰炸下死亡，而敌人的定义是要由政府去决定的。犹太人是德国最大的敌人，这一条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核心。到一九四四年，德国已经开始崩溃的时候，重要的作战资源继续给用去杀害犹太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用批判的军事眼光来看，这样做毫无意义。可是就是德国民族狂热地追随到底的那班领袖说来，这样做完全有意义。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中把自己打得脑浆迸裂之前，写下了他的遗嘱。在遗嘱里，他吹嘘自己对犹太人的“人道的”屠杀——他用的正是这个词——并且还鼓动战败的德国人继续对他们进行杀戮。
　　至于在这场大屠杀期间蒙在鼓里的外界所表现的种种软心肠的偏见，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主要对策是欺骗。战争时期的保密使得对实际屠杀进行掩盖有了可能。没有一个记者曾经跟着特别行动队旅行过，也没有一个进入过奥斯威辛。问题是：第一，要制止有关屠杀的不断增多的泄密和流言；第二，要销毁一切证据。保罗-布洛贝尔的焚尸队和特莱津的犹太乐园，就是这场大骗局里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特莱西恩施塔特可以说明根本不存在什么屠杀。焚尸队则可以把屠杀实际存在的一切证据销毁掉。
　　今天，要想永远掩盖起对千百万人的屠杀，这种想法似乎是荒唐透顶的。但在当时，整个德国民族的精力和创造才能都在希特勒的支配之下。德国人还在为他建立许多其他惊人的、狂妄的“功绩”。
　　这场骗局里最最成功的部分，是针对犹太人本身进行的。在进行这场大屠杀的整整四年中，他们大部分人始终毫不知情，很少有人感到怀疑，更没什么人真的相信火车是把他们送到死路上去。德国人对于他们去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到达后应该做些什么，煞费苦心地编出形形色色的谎话安他们的心。这种欺骗一直进行到他们生命的最后几秒钟前，到他们被脱光衣服、押进实际上是毒气室的“消毒淋浴间”去的时候。
　　今天看来，千百万惨遭厄运的犹太人竟会相信这个骗局，像牛群走向屠宰场那样走去，这似乎头脑简单得出奇。但是，如同病人不愿意相信自己生了白血病、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消除疑虑的稻草那样，欧洲的犹太人就是不肯相信德国人要把他们斩尽杀绝这种甚嚣尘上的消息和传说。
　　说到头来，他们要是相信这一点，就不得不相信德国的合法政府正在有组织地、冠冕堂皇地干着一个庞大得难以想象的诈骗杀人勾当。他们就不得不相信，人类社会为了保护自身而创造的国家的职能，在一个先进的西方国家里竟然改变了性质，事先不发出警告，不进行任何诉讼，也不经过任何审判，就把千百万无辜的男女和儿童秘密地处决。这恰恰是事实。但是直到最后，大多数死去的犹太人都无法理解这个事实。就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也无法完全责怪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明明白白的事实也觉得根本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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